高等農業教育是我國近代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我國高等農業教育發端於清末，經過模仿、轉換、調適等複雜曲折的過程，到 20世紀 30 年代初步建立起近代意義上的高等農業教育體制。無數高等教育界的農學前輩為我國近代高等農業教育體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鄒秉文 ( 1893—1985 年) 即是其中之一。作為農學專家，他主持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農業病蟲害防治機構———江蘇崑蟲局，與商人合辦了我國第一家化學肥料廠———永利硫酸銨廠，受命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自主商品檢驗檢疫機構———上海商檢局…… 其在我國農業科技方面的貢獻舉世矚目，早已引起學者關注。然而，較之其在農業科技上的貢獻，鄒秉文的高等農業教育思想及實踐較少受人關注。鄒秉文早歲留學美國，獲農學學士學位。歸國後，先後執教金陵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 以下簡稱 “南京高師”) 和國立東南大學等國內頂尖高等學府，而且一度擔任農科主任等重要職務，前後達十餘年，為國家培養大批農業人才，是 “我國近代高等農業教育事業的重要奠基人”。
［1］鑒於其在擔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主任時的巨大貢獻，周恩來將他與該校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楊杏佛合稱為 “東南三傑”。
一、高等農業教育肩負振興農業的重要使命
在鄒秉文看來，農業是振興我國各項事業的基礎，對於民族復興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口眾多而務農者尤多，絕大多數國民過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中國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已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2］農業與人民關係最密切，這就要求必須充分重視農業發展。農產品出口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他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經費多賴農業提供。農業又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料，工業的發達離不開農業的振興。要發展我國工業，實現以工強國，必須首先振興農業。
20 世紀初，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半邊緣化程度日益加深，對外大量出口農業初級產品，進口工業製成品。貿易 “剪刀差”的存在加上國內封建主義和軍閥的盤剝，中國農村經濟日益凋敝。鄒秉文認為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貧、弱、散、愚，而且這四大病症具有連環性。要徹底根治這四大病症，必須進行農村和農業的改良。這種改良要靠高等農業教育，首先要通過教育喚醒國人的重農意識，特別是大學生的重農意識，進而逐步推廣。鄒秉文諄諄告誡大學生 “一種普通農業知識，實為全國公民所必須”，更不要說作為社會精英的大學生了!
農業復興的關鍵是人才，特別是高端農業人才，這更離不開高等農業教育。
西方英美等國家，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同時，均重視農業發展。在近代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諸多困境。政府對於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缺乏有力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在舊中國，農民往往成為盤剝的對象; 農業出口雖占重要地位，但是農產品的品質卻比較低劣，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農業教育發展落後，不能適應本國實際需要。好多大學生學習農科，僅僅是為了 “學而優則仕”。舊中國農業落後的狀況既是高等農業教育發展的機遇，更是一種挑戰。鄒秉文滿懷 “教育救國” “農業救國”的熱情，投身於發展高等農業教育的實踐中，培養農業人才，開展農業科研，推廣農業科技成果。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 “全國農業生產自給自足，增加全國農民收入，發展農產品出口貿易以爭取外匯”［4］的目的。
二、倡導實地考察，培養高級農業人才
20 世紀初，風雨飄搖中的晚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妄圖力挽狂瀾於既倒，農業教育是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1903 年頒布的 《學制》規定農科為大學科類之一，同時採取措施推動我國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然而，由於農業人才奇缺，很多地區的農業教育機構都是由政府官員兼職，專業化水平極低。此時的農業教育規模很小，發展緩慢。民國建基，在蔡元培等人的精心謀划下，教育事業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高等農業教育也得到一定擴充。然而，由於 《學制》等方面的限制，高等農業教育狀況不盡如人意。首先，課程設置太泛，不利於高級農業專門人才的培養。農業涉及範圍極廣，諸如畜牧、肥料、土壤等方面，一個人的精力卻是有限的。“世界上無論何種人類，無論何種人類之最聰明人物只能精於農業中之一二門，而不能精於農業中之各門”。
［5］然而，當時中國農科學生在三年左右的時間裡，要學習多種專業課程，還要接受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礎課和思想教育，學生每周演習專修課的時間非常少。其次，教育內容亟待本土化。
近代中國大學的產生主要是一種 “橫向的移植”，而不是 “縱向的繼承”。［6］大學所用教材幾乎全部直接從歐美等國家引進，教材內容和中國現實國情脫節，高等農業教育也存在這種弊端。
教學方法存在嚴重缺陷，教師過分重視書本知識的傳授，忽略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這種農學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不了解中國國情，不能滿足我國農業發展之需要。
在由各級農業教育機構組成的農業教育金字塔格局中，高等農業教育處於塔尖，肩負著“造就農業領袖人才”［7］的重任。舊中國經濟衰敗，經費有限，在鄒秉文看來，優先發展農業高等教育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教育發展途徑，他極力主張建好農科大學，培養高級人才。
首先，要注重農科大學師資建設。在主持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的時候，鄒秉文利用曾在美留學的有利背景，時刻注意為農科延攬優秀留學人才。後來在任職聯合國糧農組織期間，為造就高端師資，他積極奔走聯繫，爭取機會派遣國內農科學生赴美深造。其次，大量引進辦學資金。近代中國多災多難，戰亂頻繁，經費成為困擾各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鄒秉文任職的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雖然是公立學校，但是辦學經費依然困難。“20 年代中葉，東大農科每年支出 21 萬餘元，其中國家撥發者僅 7 萬元”，［8］缺口達 2/3，所缺經費均由鄒秉文東奔西走募捐而來。只有經費充足，才能吸引優秀師資，擴充農業教育設施。再次，建立實驗基地，注重實地調查。針對農業教育中存在的洋化現象，鄒秉文力主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一定要結合中國實際國情，並初步進行了本土化的有效嘗試。借鑑美國高等農校注重實際考察的做法，鄒秉文積極創辦實驗基地。在他看來，沒有合格的實驗基地，高等農業教育就無從談起。在鄒秉文的倡導和努力之下，南京高師農科在 1917 年設置第一座試驗場; 1920 年，設置第二座試驗場，專門用於小麥實驗; 1921 年，成立第三座試驗場，致力於桑蠶改進。通過購置、租用等不同方式，農科最終設立試驗場 9 處。試驗場的設立為學生實習提供了方便，農科大學生必須在求學期間根據學校規定至少實習兩個暑假，每次持續 8 周，每周48 小時。［9］一系列試驗場的設立，改變了我國高等農業教育食 “洋”不化的現象，教師和學生利用試驗場開展廣泛的調查和實習工作，積累了豐厚的本土農業知識，逐漸改變了高等農業教育內容依賴外國和學生動手能力差的弊病。良好的師資、充足的經費、健全的實驗設施……一系列措施為優秀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鄒秉文培養的農科畢業生廣受社會歡迎。
三、面向地區實際，加強農業科研
20 世紀 20 年代，北京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是中國大學的雙子星，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兩校辦學各有特色: 前者以文史哲見長，後者則以科學名世。國立東南大學之所以能以科學名世，首先應該歸功於校長的辦學理念和實踐，其次還因為國立東南大學是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鄒秉文作為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在其辦學實踐中非常注重農科科研建設。
“世界之有農業，實自有生人始。惟科學的農業，則百年內事耳”。［10］科學的發展程度與農業教育的發展程度息息相關，進而影響該國農業發展水平。鄒秉文非常強調 “科學的農業”。在其辦學實踐中，他要求農科必須結合自身實際，從事一定的科學研究，解決農業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而改良農業。為鼓勵農科師生從事科研，鄒秉文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強化教師的科研意識。在鄒秉文的精心籌劃之下，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師資可謂極一時之選，留學歸國人員占絕大部分，而且還有一定數量的外籍專家，教師均以專任為主。高素質的師資和充足的時間為開展科研提供了基礎。為了營造有利的科研環境，農科並未對教師的教學時間做出明確的要求，但是對其科研要求較高。教員往往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農業科研。為了加強農科的科研工作，鄒秉文親自主持制定 《農科事業報告會章程》 《農科教職員章程》等系列規章制度，前者要求農科教師定期彙報自己的學術科研情況以便與同行交流，後者則對教員的研究任務做出明確規定以便及時進行考核、監督。鼓勵學生參與科研，倡導成立農業研究組織，出版農業研究刊物。除了注重發揮教師的科研作用外，鄒秉文還時刻注意培養和發現科研新秀，倡導學生參與科學研究工作。農科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確定某一研究選題，學校會安排教師進行專門輔導。一些優秀的農科學生在求學時就有科研文章發表，足見學生參與科研的熱情之高。鄒秉文鼓勵教師、學生成立和參加農業研究組織，創辦研究刊物。比較有名的農業研究組織有農業研究會等，農業刊物則種類較多，如 《農業叢刊》 《農學》 《農村年報》 《農科通訊》等。不僅如此，為了加強國內外農學界的交流，農科還出版英文刊物。這些刊物為繁榮學術、百家爭鳴提供了理論平台。
成立專業的科學研究機構。科研機構是現代大學從事科學研究的重要組織形式，開展科學研究必須健全組織機構。為了實現資源整合、發揮團隊優勢，鄒秉文積極提倡建立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從組織形式上看，這些專業科研機構有的是由農科單獨建立，有的則是與企業、政府、社會團體合作設立，組織形式非常靈活。在近代農業科學研究發展史上，由鄒秉文主持成立的農業科學研究機構開創了若干個第一。鄒秉文主持成立了生物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後對農業病蟲害防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該所也是我國高校設置的首個農業研究機構。1922 年，蘇北鹽墾農場棉花發生嚴重病蟲害，鄒秉文組織農科師生員工進行防治工作。基於滅蟲工作的需要，他積極奔走，號召成立江蘇崑蟲局，該局成立後就設在國立東南大學，是我國首個專門研究治蟲的機構。
四、注重農業推廣，致力鄉村改造
“大學作為一個組織，要想存在和發展，必須具有服務社會的內在功能”。［11］19 世紀末 20世紀初的美國大學將這一內在功能發揚光大。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留美生的大量回歸併且任職國內高等教育界，我國大學發展模式逐漸借鑑美國，日益建立和完善了大學的管理機制、教學機制和職能機制。其中，大學職能機制的轉變突破了大學單純教學和科研的局限，賦予大學直接為社會服務的職能，從而形成了教學、科研和推廣三結合的辦學體系。鄒秉文是這種機制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主持下的農科，在強調科學研究的同時，還積極致力於農業推廣以造福於民。
( 一) 宣傳美國的農業推廣理念
早在任職金陵大學農科時，鄒秉文就大力介紹美國農業推廣的做法與經驗。鄒秉文認為“振興農業之事有三，一曰農業教育，二曰農業試驗，三曰農業推廣”。［12］農業教育以造就農業人才，農業試驗以發明農業新理，農業推廣就是農業人才把試驗所得的新理普及到一般的人民，以求農業之改進和農村之發達。鄒秉文對於美國大學農業推廣的四種類型，即文字推廣、演講推廣、試驗推廣和俱樂部推廣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說明。針對農業高等教育在美國國家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鄒秉文主張大力發展我國農科大學，以圖全國農業之改良。1922 年，在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壬戌學制》得以出台。較之先前的學制，這一學制更加強調教育和社會之間的聯繫。
本著這一學制的精神，鄒秉文更是積極提倡農科大學面向各自區域辦學，“主持各省農業推廣事業，並提倡各省鄉村教育及農業組合”。［13］總之，在鄒秉文看來，農業推廣是農科大學重要的職能，是農科大學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 二) 積極進行農業推廣實踐活動
鄒秉文不僅是大學農業推廣理念的宣傳者和倡導者，也是這一理念的實踐者。1917 年，南京高師農業專修科成立，鄒秉文擔任首任主任。
在任職期間，由於新成立的農科辦學條件有限，鄒秉文只能進行一些簡單的農業推廣工作。1919年鄒秉文在暑假期間組織南京高師棉花種植培訓班，對來自全國各地的 140 多名學員進行了為期一個半月的培訓。培訓班可謂名師薈萃、專家雲集，除了鄒秉文外，還有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碩士過探先教授、作物學教授原頌周等人，在全國引起不小的反響。從 1920 年開始，南京高師 ( 後由東南大學組織辦理) 連續舉辦了四屆暑期學校，鄒秉文積極組織農科師生參與。1921 年，為了推廣質地優良、適應地區更廣的脫籽棉，農科專門成立了委員會，組織師生奔赴各地進行技術推廣工作。此時的農業推廣大多由農科下的各系負責，各自為政，整體性不強，不利於發揮學校的綜合優勢。
1921 年，南京高師改組為國立東南大學，鄒秉文繼續擔任農科主任。為了加強學校的推廣事業，國立東南大學專門成立推廣教育委員會，各科也成立了相應的調查、推廣機構。在國立東南大學的各科中，鄒秉文領導的農科推廣事業最引人矚目。為了改變此前各系農業推廣單兵作戰的弊端，農科專門成立了農業推广部，具體組織、負責農業推廣事業。該部下設農村借貸、農村教育、總務、編輯等小組，每個小組各司其職，同時又鼎力合作。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日益成為全國農業改良的總指導機關，農業推廣活動邁上一個新台階。推廣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進行講演、舉辦展覽會、播放農業科技電影等形式深得人心; 推廣的內容更加廣泛，涉及良種培育、農具改良等諸多方面。還能結合農業生產中出現的一些突發情況，及時提供相應的農業應急服務。比如，1926 年江蘇出現蝗災，農作物損失嚴重，鄒秉文派員進行滅蟲工作。 “歷 70 余日，發現 產 蝗 集 中 點 200 余 處，斃 蝗 4 090 余石”。
［14］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孕育了光輝燦爛的農業文明。從18 世紀開始，我國農業日漸呈現頹勢。一些學者在分析中國糧食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變化後，認為近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做出 “停滯與衰落”的判斷與估計［15］。農業的衰敗更加劇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衰敗。鄒秉文克服重重苦難，造就了大批農業人才，為化解舊中國的農村危機做出巨大的貢獻。受到美國大學模式的影響，鄒秉文在其高等農業教育實踐過程中非常注重通過農業科研、推廣等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
他領導下的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較早確立了教學、科研與推廣三者有機結合的職能機制。鄒秉文注重社會服務的辦學理念和實踐對國立東南大學其他各系科產生了重要影響。國立東南大學的社會服務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並且較早將社會服務納入自己的組織大綱和辦學原則之中。國立東南大學的先進做法與經驗迅速被其他大學借鑑和吸收，對它們的社會服務實踐起到了示範與樣板的作用。在其影響下，近代中國大學普遍結合自身實際，積極面向社會，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服務活動。大學社會服務亦紛紛被寫入各大學的辦學章程之中。近代中國大學逐漸確立起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相結合的完整的現代大學職能體系。從這一方面來看，鄒秉文的高等農業教育辦學實踐開創了近代中國大學發展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周邦任 . 鄒秉文在中國近代農業科技史上的傑出作用［J］.中國農史，1993 ( 4) : 71 －74.
［2］鄒秉文 . 江蘇農業教育之方針及進行步驟［J］. 農學雜誌，1924 ( 8) : 1 － 5.
［3］鄒秉文 . 農業與公民［J］. 東方雜誌，1922 ( 16) : 1 －7.
［4］鄒秉文 . 中國農業建設之政策與計劃［J］. 智慧半月刊，1947 ( 16) : 4 － 8.
［5］鄒秉文 . 改善吾國農業專門學校辦法之商榷［J］. 湖北省農會農報，1921 ( 3) : 7 －12.
［1］鑒於其在擔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主任時的巨大貢獻，周恩來將他與該校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楊杏佛合稱為 “東南三傑”。
一、高等農業教育肩負振興農業的重要使命
在鄒秉文看來，農業是振興我國各項事業的基礎，對於民族復興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口眾多而務農者尤多，絕大多數國民過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中國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已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2］農業與人民關係最密切，這就要求必須充分重視農業發展。農產品出口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他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經費多賴農業提供。農業又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料，工業的發達離不開農業的振興。要發展我國工業，實現以工強國，必須首先振興農業。
20 世紀初，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半邊緣化程度日益加深，對外大量出口農業初級產品，進口工業製成品。貿易 “剪刀差”的存在加上國內封建主義和軍閥的盤剝，中國農村經濟日益凋敝。鄒秉文認為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貧、弱、散、愚，而且這四大病症具有連環性。要徹底根治這四大病症，必須進行農村和農業的改良。這種改良要靠高等農業教育，首先要通過教育喚醒國人的重農意識，特別是大學生的重農意識，進而逐步推廣。鄒秉文諄諄告誡大學生 “一種普通農業知識，實為全國公民所必須”，更不要說作為社會精英的大學生了!
農業復興的關鍵是人才，特別是高端農業人才，這更離不開高等農業教育。
西方英美等國家，在工商業高度發達的同時，均重視農業發展。在近代我國社會轉型時期，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諸多困境。政府對於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缺乏有力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在舊中國，農民往往成為盤剝的對象; 農業出口雖占重要地位，但是農產品的品質卻比較低劣，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農業教育發展落後，不能適應本國實際需要。好多大學生學習農科，僅僅是為了 “學而優則仕”。舊中國農業落後的狀況既是高等農業教育發展的機遇，更是一種挑戰。鄒秉文滿懷 “教育救國” “農業救國”的熱情，投身於發展高等農業教育的實踐中，培養農業人才，開展農業科研，推廣農業科技成果。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 “全國農業生產自給自足，增加全國農民收入，發展農產品出口貿易以爭取外匯”［4］的目的。
二、倡導實地考察，培養高級農業人才
20 世紀初，風雨飄搖中的晚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妄圖力挽狂瀾於既倒，農業教育是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1903 年頒布的 《學制》規定農科為大學科類之一，同時採取措施推動我國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然而，由於農業人才奇缺，很多地區的農業教育機構都是由政府官員兼職，專業化水平極低。此時的農業教育規模很小，發展緩慢。民國建基，在蔡元培等人的精心謀划下，教育事業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高等農業教育也得到一定擴充。然而，由於 《學制》等方面的限制，高等農業教育狀況不盡如人意。首先，課程設置太泛，不利於高級農業專門人才的培養。農業涉及範圍極廣，諸如畜牧、肥料、土壤等方面，一個人的精力卻是有限的。“世界上無論何種人類，無論何種人類之最聰明人物只能精於農業中之一二門，而不能精於農業中之各門”。
［5］然而，當時中國農科學生在三年左右的時間裡，要學習多種專業課程，還要接受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礎課和思想教育，學生每周演習專修課的時間非常少。其次，教育內容亟待本土化。
近代中國大學的產生主要是一種 “橫向的移植”，而不是 “縱向的繼承”。［6］大學所用教材幾乎全部直接從歐美等國家引進，教材內容和中國現實國情脫節，高等農業教育也存在這種弊端。
教學方法存在嚴重缺陷，教師過分重視書本知識的傳授，忽略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這種農學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不了解中國國情，不能滿足我國農業發展之需要。
在由各級農業教育機構組成的農業教育金字塔格局中，高等農業教育處於塔尖，肩負著“造就農業領袖人才”［7］的重任。舊中國經濟衰敗，經費有限，在鄒秉文看來，優先發展農業高等教育是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教育發展途徑，他極力主張建好農科大學，培養高級人才。
首先，要注重農科大學師資建設。在主持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的時候，鄒秉文利用曾在美留學的有利背景，時刻注意為農科延攬優秀留學人才。後來在任職聯合國糧農組織期間，為造就高端師資，他積極奔走聯繫，爭取機會派遣國內農科學生赴美深造。其次，大量引進辦學資金。近代中國多災多難，戰亂頻繁，經費成為困擾各高校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鄒秉文任職的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雖然是公立學校，但是辦學經費依然困難。“20 年代中葉，東大農科每年支出 21 萬餘元，其中國家撥發者僅 7 萬元”，［8］缺口達 2/3，所缺經費均由鄒秉文東奔西走募捐而來。只有經費充足，才能吸引優秀師資，擴充農業教育設施。再次，建立實驗基地，注重實地調查。針對農業教育中存在的洋化現象，鄒秉文力主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一定要結合中國實際國情，並初步進行了本土化的有效嘗試。借鑑美國高等農校注重實際考察的做法，鄒秉文積極創辦實驗基地。在他看來，沒有合格的實驗基地，高等農業教育就無從談起。在鄒秉文的倡導和努力之下，南京高師農科在 1917 年設置第一座試驗場; 1920 年，設置第二座試驗場，專門用於小麥實驗; 1921 年，成立第三座試驗場，致力於桑蠶改進。通過購置、租用等不同方式，農科最終設立試驗場 9 處。試驗場的設立為學生實習提供了方便，農科大學生必須在求學期間根據學校規定至少實習兩個暑假，每次持續 8 周，每周48 小時。［9］一系列試驗場的設立，改變了我國高等農業教育食 “洋”不化的現象，教師和學生利用試驗場開展廣泛的調查和實習工作，積累了豐厚的本土農業知識，逐漸改變了高等農業教育內容依賴外國和學生動手能力差的弊病。良好的師資、充足的經費、健全的實驗設施……一系列措施為優秀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鄒秉文培養的農科畢業生廣受社會歡迎。
三、面向地區實際，加強農業科研
20 世紀 20 年代，北京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是中國大學的雙子星，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兩校辦學各有特色: 前者以文史哲見長，後者則以科學名世。國立東南大學之所以能以科學名世，首先應該歸功於校長的辦學理念和實踐，其次還因為國立東南大學是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鄒秉文作為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在其辦學實踐中非常注重農科科研建設。
“世界之有農業，實自有生人始。惟科學的農業，則百年內事耳”。［10］科學的發展程度與農業教育的發展程度息息相關，進而影響該國農業發展水平。鄒秉文非常強調 “科學的農業”。在其辦學實踐中，他要求農科必須結合自身實際，從事一定的科學研究，解決農業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而改良農業。為鼓勵農科師生從事科研，鄒秉文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強化教師的科研意識。在鄒秉文的精心籌劃之下，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師資可謂極一時之選，留學歸國人員占絕大部分，而且還有一定數量的外籍專家，教師均以專任為主。高素質的師資和充足的時間為開展科研提供了基礎。為了營造有利的科研環境，農科並未對教師的教學時間做出明確的要求，但是對其科研要求較高。教員往往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農業科研。為了加強農科的科研工作，鄒秉文親自主持制定 《農科事業報告會章程》 《農科教職員章程》等系列規章制度，前者要求農科教師定期彙報自己的學術科研情況以便與同行交流，後者則對教員的研究任務做出明確規定以便及時進行考核、監督。鼓勵學生參與科研，倡導成立農業研究組織，出版農業研究刊物。除了注重發揮教師的科研作用外，鄒秉文還時刻注意培養和發現科研新秀，倡導學生參與科學研究工作。農科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確定某一研究選題，學校會安排教師進行專門輔導。一些優秀的農科學生在求學時就有科研文章發表，足見學生參與科研的熱情之高。鄒秉文鼓勵教師、學生成立和參加農業研究組織，創辦研究刊物。比較有名的農業研究組織有農業研究會等，農業刊物則種類較多，如 《農業叢刊》 《農學》 《農村年報》 《農科通訊》等。不僅如此，為了加強國內外農學界的交流，農科還出版英文刊物。這些刊物為繁榮學術、百家爭鳴提供了理論平台。
成立專業的科學研究機構。科研機構是現代大學從事科學研究的重要組織形式，開展科學研究必須健全組織機構。為了實現資源整合、發揮團隊優勢，鄒秉文積極提倡建立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從組織形式上看，這些專業科研機構有的是由農科單獨建立，有的則是與企業、政府、社會團體合作設立，組織形式非常靈活。在近代農業科學研究發展史上，由鄒秉文主持成立的農業科學研究機構開創了若干個第一。鄒秉文主持成立了生物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後對農業病蟲害防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該所也是我國高校設置的首個農業研究機構。1922 年，蘇北鹽墾農場棉花發生嚴重病蟲害，鄒秉文組織農科師生員工進行防治工作。基於滅蟲工作的需要，他積極奔走，號召成立江蘇崑蟲局，該局成立後就設在國立東南大學，是我國首個專門研究治蟲的機構。
四、注重農業推廣，致力鄉村改造
“大學作為一個組織，要想存在和發展，必須具有服務社會的內在功能”。［11］19 世紀末 20世紀初的美國大學將這一內在功能發揚光大。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留美生的大量回歸併且任職國內高等教育界，我國大學發展模式逐漸借鑑美國，日益建立和完善了大學的管理機制、教學機制和職能機制。其中，大學職能機制的轉變突破了大學單純教學和科研的局限，賦予大學直接為社會服務的職能，從而形成了教學、科研和推廣三結合的辦學體系。鄒秉文是這種機制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主持下的農科，在強調科學研究的同時，還積極致力於農業推廣以造福於民。
( 一) 宣傳美國的農業推廣理念
早在任職金陵大學農科時，鄒秉文就大力介紹美國農業推廣的做法與經驗。鄒秉文認為“振興農業之事有三，一曰農業教育，二曰農業試驗，三曰農業推廣”。［12］農業教育以造就農業人才，農業試驗以發明農業新理，農業推廣就是農業人才把試驗所得的新理普及到一般的人民，以求農業之改進和農村之發達。鄒秉文對於美國大學農業推廣的四種類型，即文字推廣、演講推廣、試驗推廣和俱樂部推廣做了詳細的介紹和說明。針對農業高等教育在美國國家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鄒秉文主張大力發展我國農科大學，以圖全國農業之改良。1922 年，在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壬戌學制》得以出台。較之先前的學制，這一學制更加強調教育和社會之間的聯繫。
本著這一學制的精神，鄒秉文更是積極提倡農科大學面向各自區域辦學，“主持各省農業推廣事業，並提倡各省鄉村教育及農業組合”。［13］總之，在鄒秉文看來，農業推廣是農科大學重要的職能，是農科大學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 二) 積極進行農業推廣實踐活動
鄒秉文不僅是大學農業推廣理念的宣傳者和倡導者，也是這一理念的實踐者。1917 年，南京高師農業專修科成立，鄒秉文擔任首任主任。
在任職期間，由於新成立的農科辦學條件有限，鄒秉文只能進行一些簡單的農業推廣工作。1919年鄒秉文在暑假期間組織南京高師棉花種植培訓班，對來自全國各地的 140 多名學員進行了為期一個半月的培訓。培訓班可謂名師薈萃、專家雲集，除了鄒秉文外，還有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碩士過探先教授、作物學教授原頌周等人，在全國引起不小的反響。從 1920 年開始，南京高師 ( 後由東南大學組織辦理) 連續舉辦了四屆暑期學校，鄒秉文積極組織農科師生參與。1921 年，為了推廣質地優良、適應地區更廣的脫籽棉，農科專門成立了委員會，組織師生奔赴各地進行技術推廣工作。此時的農業推廣大多由農科下的各系負責，各自為政，整體性不強，不利於發揮學校的綜合優勢。
1921 年，南京高師改組為國立東南大學，鄒秉文繼續擔任農科主任。為了加強學校的推廣事業，國立東南大學專門成立推廣教育委員會，各科也成立了相應的調查、推廣機構。在國立東南大學的各科中，鄒秉文領導的農科推廣事業最引人矚目。為了改變此前各系農業推廣單兵作戰的弊端，農科專門成立了農業推广部，具體組織、負責農業推廣事業。該部下設農村借貸、農村教育、總務、編輯等小組，每個小組各司其職，同時又鼎力合作。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日益成為全國農業改良的總指導機關，農業推廣活動邁上一個新台階。推廣的形式更加靈活多樣。進行講演、舉辦展覽會、播放農業科技電影等形式深得人心; 推廣的內容更加廣泛，涉及良種培育、農具改良等諸多方面。還能結合農業生產中出現的一些突發情況，及時提供相應的農業應急服務。比如，1926 年江蘇出現蝗災，農作物損失嚴重，鄒秉文派員進行滅蟲工作。 “歷 70 余日，發現 產 蝗 集 中 點 200 余 處，斃 蝗 4 090 余石”。
［14］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孕育了光輝燦爛的農業文明。從18 世紀開始，我國農業日漸呈現頹勢。一些學者在分析中國糧食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變化後，認為近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做出 “停滯與衰落”的判斷與估計［15］。農業的衰敗更加劇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衰敗。鄒秉文克服重重苦難，造就了大批農業人才，為化解舊中國的農村危機做出巨大的貢獻。受到美國大學模式的影響，鄒秉文在其高等農業教育實踐過程中非常注重通過農業科研、推廣等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
他領導下的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較早確立了教學、科研與推廣三者有機結合的職能機制。鄒秉文注重社會服務的辦學理念和實踐對國立東南大學其他各系科產生了重要影響。國立東南大學的社會服務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並且較早將社會服務納入自己的組織大綱和辦學原則之中。國立東南大學的先進做法與經驗迅速被其他大學借鑑和吸收，對它們的社會服務實踐起到了示範與樣板的作用。在其影響下，近代中國大學普遍結合自身實際，積極面向社會，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服務活動。大學社會服務亦紛紛被寫入各大學的辦學章程之中。近代中國大學逐漸確立起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相結合的完整的現代大學職能體系。從這一方面來看，鄒秉文的高等農業教育辦學實踐開創了近代中國大學發展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周邦任 . 鄒秉文在中國近代農業科技史上的傑出作用［J］.中國農史，1993 ( 4) : 71 －74.
［2］鄒秉文 . 江蘇農業教育之方針及進行步驟［J］. 農學雜誌，1924 ( 8) : 1 － 5.
［3］鄒秉文 . 農業與公民［J］. 東方雜誌，1922 ( 16) : 1 －7.
［4］鄒秉文 . 中國農業建設之政策與計劃［J］. 智慧半月刊，1947 ( 16) : 4 － 8.
［5］鄒秉文 . 改善吾國農業專門學校辦法之商榷［J］. 湖北省農會農報，1921 ( 3) :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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