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個老婆婆，她雙目失明，卻無所不曉。」或許是從前有一個老頭子，一位智叟?或是一位能讓坐立不定的孩子安靜下來的說書人。我從不止一種文化中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或與此相仿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老婆婆，她雙目失明，卻無所不曉。」
在我所知道的那個故事裡，老婆婆是一個奴隸的女兒，是個黑人，美國人，她孑身一人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裡。她智慧過人，聞名遐邇，在她周圍的那些人中，她說是就是，她說非就非，什麼都由她說了算。她的聲望，以及人們對她的敬畏，一直流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一直流傳到民間智慧和預言被當作種種笑話的城裡頭。
有一天，老婆婆的門下來了一幫年輕人，他們似乎決意要證明她並沒有那種神力，他們相信她是在行騙，要讓她的騙局大白於天下。他們的計劃很簡單： 他們走進她的屋子，只想問一個問題，問題的答案完全建立在她和他們的區別之上，即她是一個瞎子。他們認為這是她最根本的缺陷。他們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人說道：「老婆婆，我手裡有一隻鳥，你能告訴我它是活的還是死的嗎?」她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問：「我手裡這隻鳥是活的還是死的?」她還是沒有回答。她雙目失明，看不見來人，更別說他們手裡拿的是什麼。他們皮膚的顏色，是男是女，來自何方，她都一無所知，她只知道他們的動機。
老婆婆的沉默實在太久了，年輕人忍不住笑出聲來。
她終於開口說話，聲音輕輕的，卻很嚴厲。「我不知道，」她說，「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她的回答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它是死的，它要麼原來就是死的，或是你弄死的。如果它是活的，你還可以把它弄死。它究竟是死是活，則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
年輕人想要顯示他們的能力和她的可憐，結果反受到一頓訓斥，她教訓他們說，他們不僅要為嘲弄別人的行為負責，而且要為他們所用心計而白白浪費的那點生命負責。這樣，失明老嫗把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
我將故事中的鳥看作是語言，而那位老嫗則是訓練有素的作家。她總是擔心，她自呱呱墜地之日起就獲得的、用於幻想的語言，究竟應該如何擺弄，如何讓它好好地服務，而避免用於某些邪惡的目的。作為一個作家，她一方面把語言看成是一個系統，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為人所控制的一個活物，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動力——一種產生後果的行為。
因此，孩子們向她提出的問題——「它是活是死?」——就不再是一個不現實的問題，因為她把語言看成是會死亡，會被抹去的;它是死是活，完全取決於人的意志。她相信，如果來訪者手中的鳥是死的，那麼持鳥人應該負責。對她來說，死去的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不再被人說寫的語言，它再也不會產生任何語言內容來讚許其自身的僵死狀態，諸如統計學所用語言，鋒芒和稜角全無，卻專門吹毛求疵。它在履行監督職責方面鐵面無私，除了在維護其麻木不仁的自我觀照、絕對的排他性和壟斷性方面沒有限制以外，再無其他的願望和目的。
但是，說它是僵死的，它卻還將產生影響，它將阻塞人的心智，扼殺人的良知，壓制人的潛能。由於它還受質詢，所以它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不能容忍新的思想，不能與別的思想相互砥礪，不能講述另一個故事，不能填充令人困惑的沉默。那久經錘鍊的、用以鼓勵愚昧和維護特權的官方語言，是一具鎧甲，被打磨得光可鑑人，然而，騎士早已離去，只留下一具空殼。就這樣，它擱在那裡，默默的，虎視眈眈，充滿感傷色彩。它讓學童們肅然起敬，它為暴君強人提供庇護，它在公眾中能喚起對穩定和諧的虛假回憶。
她堅信，當語言由於疏忽、擱置、缺乏尊重、淡忘，或被強令扼殺而死亡時，不僅她本人，而且所有的語言的使用者和創造者都負有責任。在她的國家裡，孩子們將舌頭咬去，代之以子彈發出無語之聲，發出那完全失效並造成混亂的語言的聲音，那種語言是成人們在把握意義、提供諮詢指導或表達愛情時根本不用的。然而她知道，言語器官的自戕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選擇，在那些頭腦幼稚的國家首腦和商賈巨子們當中，也比比皆是，徒有空殼的語言不給他們留下任何訴諸其僅剩的人類本性的可能，因為他們只要對俯首聽命者說話，或只要強迫別人服從就行。
語言被系統地剝奪還可以從這樣一個傾向中看出。使用者為了威脅，為了使對方就範而往往放棄語言多層次的、複雜的、生髮性的特性。壓制性的語言遠不止於再現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遠不止於再現知識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識的界限。無論是模稜兩可的官方語言，還是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無論是盛氣凌人卻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還是商品化的科學語言，無論是只言法律不談道德的莫予毒的語言，還是那種將種族主義的用心隱藏在文學修辭的背後、旨在使少數民族疏離的語言，都必須統統摒棄、改變和揭露。這種語言是吸吮人血的語言，給人傷口上抹鹽的語言，它將其法西斯的大皮靴藏在體面和愛國主義的飾殼背後，然後便毫不留情地踏向思想的不設防的腹地。性別歧視的語言，種族主義的語言，有神論者的語言——所有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制和監督使命的語言，它們不允許，也不可能允許新的知識，它們也不會鼓勵思想的交流。
這位老婦也清醒地知道，凡是受僱於人的知識分子、貪得無厭的獨裁者、被人豢養的政客、蠱惑人心的煽動家，或冒牌的記者報人，沒有一個人會同意她的想法。現在和將來都會有煽動民眾的語言，不斷將他們武裝起來;讓他們在購物中心，在法院，在郵局，在操場，在臥室，在林蔭道上被屠殺，讓他們相互屠殺;作令人激動、充滿緬懷情思的語言，將無謂犧牲的傷感和污穢遮掩起來。將有更多的外交辭令把強姦、刑罰和暗殺包裹起來。將有更多變著花樣的、充滿誘惑力的語言把女人們制服，按照他們自己說不出口的罪名，把她們的喉嚨碼齊，就像那一溜等待宰殺取肝的鵝一樣。將有更多以科研名目出現的監督性的語言，更多的政治性的語言，歷史性的語言，目的則是為了遏止千百萬人痛苦的呻吟;更多的具有迷惑性的語言，讓心懷不滿者，被人剝奪者向他們的鄰居發起攻擊;更多傲慢的、貌似經驗之談的語言，把充滿創造性的人們困鎖在自卑無望的囚籠中。
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沉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像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像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麼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裡曾經做過些什麼。」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他的這番話，無意樹碑立傳，亦鄙視作「終極之語」，即所謂精確的「歸納」，它承認了他們「極其有限地增減其意義的能力」，因此表達了一種對於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這種哀思令她感動，使她認識到語言永遠無法與生命相提並論。而且不應該相提並論。語言永遠不能將奴隸制、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戰爭「說透」。而且也不應該有這樣的奢望。語言的力量，措詞的得體，僅在於指向那不可言說之意。
斟酌再三的詞語，有意的沉默，不受任何干擾的語言等，無論粗獷還是婉約，無論深處求意，渲染誇張，還是拒絕認可，無論放聲大笑，還是無言的哭泣，它總是要向知識，而不是向知識的毀滅推進，可誰人不知文學因其散布疑問而遭禁，因其批判時政而遭貶，因風氣的輪轉而遭廢呢?而多少人一想到這自我糟踐的舌頭不就暴跳如雷嗎?
她覺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為它具有再生性;它產生意義，使我們的差異，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差異得以確定——使我們與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們總是要死的。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用語言。這也許就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
【賞析】
莫里森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藍領之家，父親是一家造船廠的電焊工，為了養家餬口曾經在17年內兼職三份工作。貧寒的家境使得莫里森從小便擁有對大眾的關懷，而日後讀書和南下的經歷，更加深了她對女性、對種族和權利問題的思考。她用文字和小說不斷探討的，正是掩蓋在紛繁複雜表象之下的種種不平等和矛盾。她用智慧的筆鋒為我們奉獻了一部部傑作。1993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她，她也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這篇《剝奪的語言與語言的剝奪》正是作家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的發言。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語言問題。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轉向語言中心論。在語言論閃亮登場之前，本體論、認識論都曾經占據哲學講壇的中心地位。通過歷代哲學家對紛繁世界進行過抽象和規整之後，人們普遍相信，世界存在著四個維度： 人——語言——現象——本質。在這個圖示中我們看到，人與本質距離最遠，因此在哲學演進的過程中，本體論最先遭到淘汰;認識論的式微和衰亡在於人們逐漸明白，即便是現象也不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東西，因為人和現象之間仍然橫亘著語言，並且，它們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語言。語言存在的客觀事實摧毀了直接認識論。但是，由於語言在人類認知領域裡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只好承認，雖然語言有時候會阻礙人類的認識，可現階段，它都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哲學家們相信，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寓所;他們更加相信，語言論是人類繼續追尋本質的唯一途徑，也是唯一一條救贖之路。哲學家們認識到，對語言的操用，彰顯了一種權威。因為語言天然地與文字、與文明、與知識聯繫在一起;而對知識的占有，正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力範式。
莫里森洞察了這一點。
本文以寓言發端，場景首先設置在老嫗和青年們之間的差異上。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失衡的，甚至毫無可比性。而最後這個失衡的秩序被打破和扭轉，其間的轉捩點便在於老嫗看到並一語道破了隱藏在青年背後的權力：「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誠如作者所解釋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她的回答： 它究竟是死是活，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失明老嫗「將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恰恰因為老嫗明白，掌握權力的人才能操控語言。那麼，在人與現象之間橫亘著的語言，就只能在各種操縱之下，或者僵死或者鮮活。顯而易見，在作者關於「老嫗——青年——鳥」的比喻當中，老婦人身上寄寓了作者個人對語言問題的憂慮。作者期冀更多人關注並且抵制各種對語言的媚化操控——因為這實在是對語言的一種褻瀆。
就當今這個各種各樣「話語」雜陳的世界而言，本質不過是通過文本而進行的權力敘事。「模稜兩可的官方語言」，「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盛氣凌人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被商品化了的科學語言」——這些被「剝奪」了的語言充斥了整個世界，不斷擠壓語言真實的生存空間;而有能力有願望讓語言保持在一種鮮活狀態的知識分子，卻一再被剝奪這種話語權。這對知識分子來說，不啻為殘酷宰殺。扼殺語言，從而掌控權力。面對如此局面，作者難掩焦慮。
痛苦還在於知識分子的失落。我們不難理解擁有知識、充滿關懷並且自動保持與主流話語距離的知識分子本該擁有權力駕馭語言並且影響社會。可是在媒體操控語言的大眾時代，世界卻越來越走向其對立面。各種獨立的有價值的思想淹沒在空洞無聊的話語之下，消解在權力機制偽飾遮掩、自欺欺人的運作之中，失去了在社會上本該具有的主導作用。知識分子試圖發出獨立的聲音越發艱難。羅蘭·巴特說「權力」無處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由於權力是一種超越社會有機體的寄生物。它和人類的整個歷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歷史學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在人類長存的歷史中，權力寄寓在其中的東西就是語言。掌握了語言，就能夠掌控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語言的爭奪，便不僅僅是小節而是「大義」了。
在青年們挑釁的質問過後，老嫗以長時間的沉默對抗語言霸權的冒犯。我們從文中盲眼老婦人的身上注意到了作者寄寓的某種希望，也願意看到這種理想的實現。被置於權力之下的小鳥畢竟是我們人類把握世界的途徑，它所承載的是一組希望與危機並存的辯證關係。善待語言，猶如激活人類唯一自由的空間。只有語言能夠把握認知，思想依靠語言生存;在「主體——他者」的兩極之間，語言是唯一的通傳者。假如剝奪了語言的透明性——假如語言的透明性被權力所掩蓋，那麼，人類超越自身的微渺希望也將徹底瓦解。作家之所以執著於對「語言——權力」的解剖，正是由於她不得不注視這嚴峻的事實。
如果你也存有莫里森一樣的憂患感，那麼，請善待語言。
「從前有一個老婆婆，她雙目失明，卻無所不曉。」
在我所知道的那個故事裡，老婆婆是一個奴隸的女兒，是個黑人，美國人，她孑身一人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裡。她智慧過人，聞名遐邇，在她周圍的那些人中，她說是就是，她說非就非，什麼都由她說了算。她的聲望，以及人們對她的敬畏，一直流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一直流傳到民間智慧和預言被當作種種笑話的城裡頭。
有一天，老婆婆的門下來了一幫年輕人，他們似乎決意要證明她並沒有那種神力，他們相信她是在行騙，要讓她的騙局大白於天下。他們的計劃很簡單： 他們走進她的屋子，只想問一個問題，問題的答案完全建立在她和他們的區別之上，即她是一個瞎子。他們認為這是她最根本的缺陷。他們站在她面前，其中一人說道：「老婆婆，我手裡有一隻鳥，你能告訴我它是活的還是死的嗎?」她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問：「我手裡這隻鳥是活的還是死的?」她還是沒有回答。她雙目失明，看不見來人，更別說他們手裡拿的是什麼。他們皮膚的顏色，是男是女，來自何方，她都一無所知，她只知道他們的動機。
老婆婆的沉默實在太久了，年輕人忍不住笑出聲來。
她終於開口說話，聲音輕輕的，卻很嚴厲。「我不知道，」她說，「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她的回答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它是死的，它要麼原來就是死的，或是你弄死的。如果它是活的，你還可以把它弄死。它究竟是死是活，則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
年輕人想要顯示他們的能力和她的可憐，結果反受到一頓訓斥，她教訓他們說，他們不僅要為嘲弄別人的行為負責，而且要為他們所用心計而白白浪費的那點生命負責。這樣，失明老嫗把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
我將故事中的鳥看作是語言，而那位老嫗則是訓練有素的作家。她總是擔心，她自呱呱墜地之日起就獲得的、用於幻想的語言，究竟應該如何擺弄，如何讓它好好地服務，而避免用於某些邪惡的目的。作為一個作家，她一方面把語言看成是一個系統，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為人所控制的一個活物，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動力——一種產生後果的行為。
因此，孩子們向她提出的問題——「它是活是死?」——就不再是一個不現實的問題，因為她把語言看成是會死亡，會被抹去的;它是死是活，完全取決於人的意志。她相信，如果來訪者手中的鳥是死的，那麼持鳥人應該負責。對她來說，死去的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不再被人說寫的語言，它再也不會產生任何語言內容來讚許其自身的僵死狀態，諸如統計學所用語言，鋒芒和稜角全無，卻專門吹毛求疵。它在履行監督職責方面鐵面無私，除了在維護其麻木不仁的自我觀照、絕對的排他性和壟斷性方面沒有限制以外，再無其他的願望和目的。
但是，說它是僵死的，它卻還將產生影響，它將阻塞人的心智，扼殺人的良知，壓制人的潛能。由於它還受質詢，所以它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不能容忍新的思想，不能與別的思想相互砥礪，不能講述另一個故事，不能填充令人困惑的沉默。那久經錘鍊的、用以鼓勵愚昧和維護特權的官方語言，是一具鎧甲，被打磨得光可鑑人，然而，騎士早已離去，只留下一具空殼。就這樣，它擱在那裡，默默的，虎視眈眈，充滿感傷色彩。它讓學童們肅然起敬，它為暴君強人提供庇護，它在公眾中能喚起對穩定和諧的虛假回憶。
她堅信，當語言由於疏忽、擱置、缺乏尊重、淡忘，或被強令扼殺而死亡時，不僅她本人，而且所有的語言的使用者和創造者都負有責任。在她的國家裡，孩子們將舌頭咬去，代之以子彈發出無語之聲，發出那完全失效並造成混亂的語言的聲音，那種語言是成人們在把握意義、提供諮詢指導或表達愛情時根本不用的。然而她知道，言語器官的自戕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選擇，在那些頭腦幼稚的國家首腦和商賈巨子們當中，也比比皆是，徒有空殼的語言不給他們留下任何訴諸其僅剩的人類本性的可能，因為他們只要對俯首聽命者說話，或只要強迫別人服從就行。
語言被系統地剝奪還可以從這樣一個傾向中看出。使用者為了威脅，為了使對方就範而往往放棄語言多層次的、複雜的、生髮性的特性。壓制性的語言遠不止於再現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遠不止於再現知識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識的界限。無論是模稜兩可的官方語言，還是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無論是盛氣凌人卻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還是商品化的科學語言，無論是只言法律不談道德的莫予毒的語言，還是那種將種族主義的用心隱藏在文學修辭的背後、旨在使少數民族疏離的語言，都必須統統摒棄、改變和揭露。這種語言是吸吮人血的語言，給人傷口上抹鹽的語言，它將其法西斯的大皮靴藏在體面和愛國主義的飾殼背後，然後便毫不留情地踏向思想的不設防的腹地。性別歧視的語言，種族主義的語言，有神論者的語言——所有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制和監督使命的語言，它們不允許，也不可能允許新的知識，它們也不會鼓勵思想的交流。
這位老婦也清醒地知道，凡是受僱於人的知識分子、貪得無厭的獨裁者、被人豢養的政客、蠱惑人心的煽動家，或冒牌的記者報人，沒有一個人會同意她的想法。現在和將來都會有煽動民眾的語言，不斷將他們武裝起來;讓他們在購物中心，在法院，在郵局，在操場，在臥室，在林蔭道上被屠殺，讓他們相互屠殺;作令人激動、充滿緬懷情思的語言，將無謂犧牲的傷感和污穢遮掩起來。將有更多的外交辭令把強姦、刑罰和暗殺包裹起來。將有更多變著花樣的、充滿誘惑力的語言把女人們制服，按照他們自己說不出口的罪名，把她們的喉嚨碼齊，就像那一溜等待宰殺取肝的鵝一樣。將有更多以科研名目出現的監督性的語言，更多的政治性的語言，歷史性的語言，目的則是為了遏止千百萬人痛苦的呻吟;更多的具有迷惑性的語言，讓心懷不滿者，被人剝奪者向他們的鄰居發起攻擊;更多傲慢的、貌似經驗之談的語言，把充滿創造性的人們困鎖在自卑無望的囚籠中。
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沉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像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像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麼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裡曾經做過些什麼。」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他的這番話，無意樹碑立傳，亦鄙視作「終極之語」，即所謂精確的「歸納」，它承認了他們「極其有限地增減其意義的能力」，因此表達了一種對於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這種哀思令她感動，使她認識到語言永遠無法與生命相提並論。而且不應該相提並論。語言永遠不能將奴隸制、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戰爭「說透」。而且也不應該有這樣的奢望。語言的力量，措詞的得體，僅在於指向那不可言說之意。
斟酌再三的詞語，有意的沉默，不受任何干擾的語言等，無論粗獷還是婉約，無論深處求意，渲染誇張，還是拒絕認可，無論放聲大笑，還是無言的哭泣，它總是要向知識，而不是向知識的毀滅推進，可誰人不知文學因其散布疑問而遭禁，因其批判時政而遭貶，因風氣的輪轉而遭廢呢?而多少人一想到這自我糟踐的舌頭不就暴跳如雷嗎?
她覺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為它具有再生性;它產生意義，使我們的差異，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差異得以確定——使我們與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們總是要死的。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用語言。這也許就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
【賞析】
莫里森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藍領之家，父親是一家造船廠的電焊工，為了養家餬口曾經在17年內兼職三份工作。貧寒的家境使得莫里森從小便擁有對大眾的關懷，而日後讀書和南下的經歷，更加深了她對女性、對種族和權利問題的思考。她用文字和小說不斷探討的，正是掩蓋在紛繁複雜表象之下的種種不平等和矛盾。她用智慧的筆鋒為我們奉獻了一部部傑作。1993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她，她也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這篇《剝奪的語言與語言的剝奪》正是作家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的發言。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語言問題。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轉向語言中心論。在語言論閃亮登場之前，本體論、認識論都曾經占據哲學講壇的中心地位。通過歷代哲學家對紛繁世界進行過抽象和規整之後，人們普遍相信，世界存在著四個維度： 人——語言——現象——本質。在這個圖示中我們看到，人與本質距離最遠，因此在哲學演進的過程中，本體論最先遭到淘汰;認識論的式微和衰亡在於人們逐漸明白，即便是現象也不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東西，因為人和現象之間仍然橫亘著語言，並且，它們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語言。語言存在的客觀事實摧毀了直接認識論。但是，由於語言在人類認知領域裡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只好承認，雖然語言有時候會阻礙人類的認識，可現階段，它都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哲學家們相信，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寓所;他們更加相信，語言論是人類繼續追尋本質的唯一途徑，也是唯一一條救贖之路。哲學家們認識到，對語言的操用，彰顯了一種權威。因為語言天然地與文字、與文明、與知識聯繫在一起;而對知識的占有，正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力範式。
莫里森洞察了這一點。
本文以寓言發端，場景首先設置在老嫗和青年們之間的差異上。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失衡的，甚至毫無可比性。而最後這個失衡的秩序被打破和扭轉，其間的轉捩點便在於老嫗看到並一語道破了隱藏在青年背後的權力：「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誠如作者所解釋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她的回答： 它究竟是死是活，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失明老嫗「將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恰恰因為老嫗明白，掌握權力的人才能操控語言。那麼，在人與現象之間橫亘著的語言，就只能在各種操縱之下，或者僵死或者鮮活。顯而易見，在作者關於「老嫗——青年——鳥」的比喻當中，老婦人身上寄寓了作者個人對語言問題的憂慮。作者期冀更多人關注並且抵制各種對語言的媚化操控——因為這實在是對語言的一種褻瀆。
就當今這個各種各樣「話語」雜陳的世界而言，本質不過是通過文本而進行的權力敘事。「模稜兩可的官方語言」，「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盛氣凌人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被商品化了的科學語言」——這些被「剝奪」了的語言充斥了整個世界，不斷擠壓語言真實的生存空間;而有能力有願望讓語言保持在一種鮮活狀態的知識分子，卻一再被剝奪這種話語權。這對知識分子來說，不啻為殘酷宰殺。扼殺語言，從而掌控權力。面對如此局面，作者難掩焦慮。
痛苦還在於知識分子的失落。我們不難理解擁有知識、充滿關懷並且自動保持與主流話語距離的知識分子本該擁有權力駕馭語言並且影響社會。可是在媒體操控語言的大眾時代，世界卻越來越走向其對立面。各種獨立的有價值的思想淹沒在空洞無聊的話語之下，消解在權力機制偽飾遮掩、自欺欺人的運作之中，失去了在社會上本該具有的主導作用。知識分子試圖發出獨立的聲音越發艱難。羅蘭·巴特說「權力」無處不在、永久延存的原因是由於權力是一種超越社會有機體的寄生物。它和人類的整個歷史，而不止是和政治的、歷史學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在人類長存的歷史中，權力寄寓在其中的東西就是語言。掌握了語言，就能夠掌控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語言的爭奪，便不僅僅是小節而是「大義」了。
在青年們挑釁的質問過後，老嫗以長時間的沉默對抗語言霸權的冒犯。我們從文中盲眼老婦人的身上注意到了作者寄寓的某種希望，也願意看到這種理想的實現。被置於權力之下的小鳥畢竟是我們人類把握世界的途徑，它所承載的是一組希望與危機並存的辯證關係。善待語言，猶如激活人類唯一自由的空間。只有語言能夠把握認知，思想依靠語言生存;在「主體——他者」的兩極之間，語言是唯一的通傳者。假如剝奪了語言的透明性——假如語言的透明性被權力所掩蓋，那麼，人類超越自身的微渺希望也將徹底瓦解。作家之所以執著於對「語言——權力」的解剖，正是由於她不得不注視這嚴峻的事實。
如果你也存有莫里森一樣的憂患感，那麼，請善待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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