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 經濟 增長的高速度不容置疑，但從全要素生產效率的角度 分析 ，這種高速度並不代表高效率。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結構調整的一次性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技術進展的表現並不顯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資源配置效率的貢獻減弱後，投資增加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而勞動增長的貢獻則較為有限。從長期均衡的動態角度分析，這表現為資本的迅速積累導致我國經濟處於動態無效率區域。由於技術進展的作用有限，這種增長調整起來幾乎是單位彈性的。因此，轉變增長的方式、改善經濟增長的調整彈性是中國經濟下一步必須解決的 問題 。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效率 動態效率 調整彈性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幾乎是不容置疑的。以GDP的增長率衡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其年均增長速度幾乎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可謂創造了經濟奇蹟。然而從效率角度分析，努力的空間還十分巨大。單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作為占全球總人口1/5的中國，2004年GDP只占全球GDP的4%，但單位產值能耗是已開發國家的3至4倍，主要產品能耗比國外平均高出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電力消耗了10%、鋁19%、銅20%、煤炭31%、鋼材30%。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這些數據意味著改革開放20多年來，雖然中國經濟總量一直以接近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經濟質量和效益卻不盡人意，我們這些年費盡心機取得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付出了極大能耗成本和承擔了極大技術安全風險的。如果再加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更低。
依據增長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外乎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和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是指資本、 自然 資源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增加；後者一般用全要素生產效率來衡量，以扣除各種生產要素貢獻之後的餘項表示。顯然，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與高效率是兩回事，如果全要素生產效率不高，哪怕增長率再高，經濟增長也不能說是高效率的。但全要素生產率也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其中不僅包括技術知識的進步，還包括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要素投入所沒有包括的 內容 。這樣，即使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效率，也不能說明中國具有較高的純技術意義上的知識進展。對於以漸進主義為轉軌政策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勵新興 工業 部門的橫向進入，可能會改善部門間的資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能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中國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要素結構的優化配置效率不容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從均衡增長路徑的動態角度考慮，按照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如果兩國經濟具有相同的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無論初始點如何，人均產出增長率相同，且與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一致。然而，對於兩個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率的國家而言，如果儲蓄率不同，那麼均衡增長路徑上單位有效勞動的消費水平也會不同。在均衡增長路徑上，有一個使得家庭總效用最大的儲蓄率和資本存量的黃金率水平，在該水平上，經濟處於動態效率最佳的增長軌道。而中國的儲蓄率恰恰是非常高的，這使得中國的投資水平很高，而消費需求不足。由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增長推動，消費需求的貢獻相對較少。
二、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分解
假設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為：
Y（t）=A（t）F［Ｘ1（t），Ｘ2（t）…Ｘn（t）］。
其中：［Ｘ1（t），Ｘ2（t）…Ｘn（t）］為各種生產要素在t時刻的存量向量；A（t）表示除要素數量以外的 影響 產出增長的因素，即全要素生產效率。關於A（t），戴維·羅默（2001）認為，它可以解釋為勞動與資本之外的影響產出的其他因素的雜物袋，其他可能的解釋是勞動力的 教育 與技能、產權的力量、基礎設施的力量、對 企業 家精神與工作的文化態度等。丹尼森認為，全要素生產效率取決於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對中國當前的轉型經濟而言，由於制度變革導致了資源的重新配置，因而資源配置效率是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中必須考察的重要內容。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設該生產函數採取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形式，故可以通過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分析資源配置效率。
中國經濟的轉型過程既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也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以新興產業為突破口，通過新增資源的合理配置，使k1，k2之間及其內部達到最優比例。不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趨於下降，也就是說，資源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收益部門的轉移所推動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
庫茲涅茨認為，已開發國家的增長過程實際上也是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從部門來看，資源先是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活動，後又從工業活動轉移到服務行業。從生產單位的平均規模來看，是從家庭或獨資企業 發展 到全國性，甚至跨國性的大公司。從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業生產部門的配置來看，已開發國家增長時期的總體增長率和生產結構的轉變速度都比它們在 現代 化以前高得多。而在經濟結構優化後的現代化時期，經濟增長率則相對低得多。考慮到作為全生產要素生產率內容之一的資源配置效率的「一次性」特性，在中國經濟結構改革潛力釋放後，要保持中國經濟今後的高速增長，就必須快速提升中國知識進展的速度，否則就只能依賴於資本的積累，走外延式的增長道路，而這條道路將會受到資源與環境的嚴重製約。
從（1）式和（2）式可以得出，在支付給資本的收入份額?琢k一定的條件下，人均產出增長率在短期內是由兩種因素推動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或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全要素生產效率增長率。
張軍（2002，2003）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資本—產出比率，發現中國年平均增長率為-0.89%。但在不同時期，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情況是不一樣的：大概在1994年以後，資本—產出比率開始出現顯著而持續的上升趨勢，其中在1995-1998年以後，資本—產出比率為1.92%。相比之下，1979-1998年間全生產要素的增長率為2.81%，到1992年以後出現明顯的遞減趨勢。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實際資本—勞動比率一直在穩定上升，而且越到後期上升速度越快。這些數據說明，在1994年以前的改革期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效率具有高增長率，這顯然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關，否則1994年以後，隨著資源配置結構調整的逐步到位，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增長減緩就無法解釋。但是，當全要素生產效率減緩以後，中國的GDP增長率卻並沒有明顯地下降，這更明顯意味著投資推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根據索洛模型，在長期均衡增長軌道上，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將趨於零，人均產出增長率將僅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決定。這意味著以資本積累的快速擴張來推動人均產出的增長是不能長期起作用的。Young（1994）的一些實證分析也支持了這一結論。這意味著，中國 目前 的經濟增長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如果不能增加知識進展的推動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由資本積累所推動的增長遲早會走到盡頭。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無效率
經濟的動態無效意味著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本積累過度。正如第二部分所分析的，這是資本—勞動比率不斷快速上升的直接結果。資本積累過度所對應的動態無效本身是一個相對的經濟學概念：一是指總資本存量與有效勞動之比的值過高；二是指單位有效勞動的資本存量積累到它的邊際生產率與折舊之差相對小於經濟增長率時的狀態。圖1顯示的k?鄢點處於動態無效區域，在A點的切線斜率小於持平投資線斜率n+g+?啄。中國的資本—勞動比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速上升到k?鄢後所導致的資本邊際產出率的迅速下降是造成我國經濟動態無效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效率 動態效率 調整彈性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幾乎是不容置疑的。以GDP的增長率衡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其年均增長速度幾乎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可謂創造了經濟奇蹟。然而從效率角度分析，努力的空間還十分巨大。單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作為占全球總人口1/5的中國，2004年GDP只占全球GDP的4%，但單位產值能耗是已開發國家的3至4倍，主要產品能耗比國外平均高出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電力消耗了10%、鋁19%、銅20%、煤炭31%、鋼材30%。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這些數據意味著改革開放20多年來，雖然中國經濟總量一直以接近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經濟質量和效益卻不盡人意，我們這些年費盡心機取得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付出了極大能耗成本和承擔了極大技術安全風險的。如果再加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更低。
依據增長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外乎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和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是指資本、 自然 資源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增加；後者一般用全要素生產效率來衡量，以扣除各種生產要素貢獻之後的餘項表示。顯然，中國經濟增長的高速與高效率是兩回事，如果全要素生產效率不高，哪怕增長率再高，經濟增長也不能說是高效率的。但全要素生產率也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其中不僅包括技術知識的進步，還包括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要素投入所沒有包括的 內容 。這樣，即使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效率，也不能說明中國具有較高的純技術意義上的知識進展。對於以漸進主義為轉軌政策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勵新興 工業 部門的橫向進入，可能會改善部門間的資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能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中國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原動力，要素結構的優化配置效率不容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從均衡增長路徑的動態角度考慮，按照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如果兩國經濟具有相同的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無論初始點如何，人均產出增長率相同，且與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一致。然而，對於兩個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率的國家而言，如果儲蓄率不同，那麼均衡增長路徑上單位有效勞動的消費水平也會不同。在均衡增長路徑上，有一個使得家庭總效用最大的儲蓄率和資本存量的黃金率水平，在該水平上，經濟處於動態效率最佳的增長軌道。而中國的儲蓄率恰恰是非常高的，這使得中國的投資水平很高，而消費需求不足。由此，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增長推動，消費需求的貢獻相對較少。
二、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分解
假設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為：
Y（t）=A（t）F［Ｘ1（t），Ｘ2（t）…Ｘn（t）］。
其中：［Ｘ1（t），Ｘ2（t）…Ｘn（t）］為各種生產要素在t時刻的存量向量；A（t）表示除要素數量以外的 影響 產出增長的因素，即全要素生產效率。關於A（t），戴維·羅默（2001）認為，它可以解釋為勞動與資本之外的影響產出的其他因素的雜物袋，其他可能的解釋是勞動力的 教育 與技能、產權的力量、基礎設施的力量、對 企業 家精神與工作的文化態度等。丹尼森認為，全要素生產效率取決於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對中國當前的轉型經濟而言，由於制度變革導致了資源的重新配置，因而資源配置效率是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中必須考察的重要內容。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假設該生產函數採取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形式，故可以通過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分析資源配置效率。
中國經濟的轉型過程既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也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這一過程主要是以新興產業為突破口，通過新增資源的合理配置，使k1，k2之間及其內部達到最優比例。不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趨於下降，也就是說，資源從低收益部門向高收益部門的轉移所推動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
庫茲涅茨認為，已開發國家的增長過程實際上也是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從部門來看，資源先是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活動，後又從工業活動轉移到服務行業。從生產單位的平均規模來看，是從家庭或獨資企業 發展 到全國性，甚至跨國性的大公司。從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業生產部門的配置來看，已開發國家增長時期的總體增長率和生產結構的轉變速度都比它們在 現代 化以前高得多。而在經濟結構優化後的現代化時期，經濟增長率則相對低得多。考慮到作為全生產要素生產率內容之一的資源配置效率的「一次性」特性，在中國經濟結構改革潛力釋放後，要保持中國經濟今後的高速增長，就必須快速提升中國知識進展的速度，否則就只能依賴於資本的積累，走外延式的增長道路，而這條道路將會受到資源與環境的嚴重製約。
從（1）式和（2）式可以得出，在支付給資本的收入份額?琢k一定的條件下，人均產出增長率在短期內是由兩種因素推動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或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全要素生產效率增長率。
張軍（2002，2003）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資本—產出比率，發現中國年平均增長率為-0.89%。但在不同時期，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情況是不一樣的：大概在1994年以後，資本—產出比率開始出現顯著而持續的上升趨勢，其中在1995-1998年以後，資本—產出比率為1.92%。相比之下，1979-1998年間全生產要素的增長率為2.81%，到1992年以後出現明顯的遞減趨勢。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實際資本—勞動比率一直在穩定上升，而且越到後期上升速度越快。這些數據說明，在1994年以前的改革期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效率具有高增長率，這顯然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關，否則1994年以後，隨著資源配置結構調整的逐步到位，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增長減緩就無法解釋。但是，當全要素生產效率減緩以後，中國的GDP增長率卻並沒有明顯地下降，這更明顯意味著投資推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
根據索洛模型，在長期均衡增長軌道上，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將趨於零，人均產出增長率將僅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決定。這意味著以資本積累的快速擴張來推動人均產出的增長是不能長期起作用的。Young（1994）的一些實證分析也支持了這一結論。這意味著，中國 目前 的經濟增長已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如果不能增加知識進展的推動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由資本積累所推動的增長遲早會走到盡頭。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動態無效率
經濟的動態無效意味著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本積累過度。正如第二部分所分析的，這是資本—勞動比率不斷快速上升的直接結果。資本積累過度所對應的動態無效本身是一個相對的經濟學概念：一是指總資本存量與有效勞動之比的值過高；二是指單位有效勞動的資本存量積累到它的邊際生產率與折舊之差相對小於經濟增長率時的狀態。圖1顯示的k?鄢點處於動態無效區域，在A點的切線斜率小於持平投資線斜率n+g+?啄。中國的資本—勞動比率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速上升到k?鄢後所導致的資本邊際產出率的迅速下降是造成我國經濟動態無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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