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中國 社會 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 影響 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誇大了的話，那麼，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 問題 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在判斷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時，固然不能簡單運用某個指標如基尼係數的具體狀況來得出整體性的評估。比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將購買力的參數考慮進去，中國 目前 的貧富差距沒有那麼嚴重，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被誇大了。不能否認，這種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參數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緩解貧富差距的參數，即：同規模較小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人群之間和地區之間隔離程度較高的國家，對於同等程度的基尼係數的承受力相對來說比較強。
問題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誇大了的話，那麼，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這些對於貧富差距現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響的因素(參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過大。目前，由於規則體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 經濟 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比如，稅務專家的 研究 顯示：2002年根據中國含稅GDP倒算， 企業 有3000-4000億元該交納的稅沒有收上來。於是，這樣一項巨額的本應屬於公共資源的資金便流向了少數群體和個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納入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的地下經濟、各種公益事業的亂收費、權力尋租等現象，中國現階段的灰色經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大量的灰色經濟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當中，人數少卻居於優勢位置的社會群體必定會占據一個高比例的份額。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必定會被加重。現在公布的中國基尼係數一般為0.46左右。如果再將灰色收入的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當在0.5以上。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所指出的那樣，已公布的基尼係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範、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 計算 在內，則基尼係數又會加大，在原來0.4-0.5之間又升高0.1左右，即比現在公布的基尼係數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 科技 大學的合作調查也顯示，大陸的基尼係數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會群體資產之間的差距擴大速度過快。現在人們對於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多是從收入差距的角度著眼，幾乎將貧富差距等同於收入差距。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般來說，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後，對於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的需求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對於中低收入者來說，購買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著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對於高收入者來說，在住房等固定資產方面的優勢，雖然也意味著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時更意味著其資產收益的增加和資產變現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社會當中，居民之間如果在資產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那麼，對於這個社會長期的不公正態勢將起著一種明顯的維持和加重的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同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現象相比，中國居民在資產方面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更快。根據經濟學家趙人偉和李實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係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如果我們再將2002-2005年房價急劇上漲的因素一併考慮進去，那麼中國現在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毫無疑問地就更加嚴重。
第三，大量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底線保障的缺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涉及到社會成員生存和 發展 是否具有最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問題。對於大量的低收入者來說，它屬於兜底性的社會保護，可以確保其基本生存狀態不至於惡化到難以生存的地步。同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我國香港、東歐、俄羅斯以及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國恰恰缺少這樣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從前蘇聯時期開始，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因為如此，所以，儘管俄羅斯在急劇轉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貧困者，但是，這些貧困者在基本生活資料、義務 教育 、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至於惡化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從而也保證了這些貧困者不至於變成激烈的反社會力量。在這方面，我們國家的具體狀況不容樂觀。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位，財政收入突飛猛進，外匯儲備更是居於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為世界倒數第一。我國現在只有15%的社會成員享受到公共衛生保障；大量的社會成員缺少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額的、政策所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為中國最大社會群體的農民從總體上來說沒有社會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購買不起起碼的住房。「就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應對風險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十分脆弱。正是由於社會對貧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所以，對於大批的貧困者來說，其基本生存狀況惡化到什麼地步，向下變化的空間有多大，沒有限度，難以預期。進一步看，這就使得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加嚴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難以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難以達到；更有甚者，大量社會成員對於改革發展的認同程度難以明顯提高，社會團結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誘發社會動盪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會整體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嚴重降低。顯然，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中國就難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難以渡過改革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
在判斷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時，固然不能簡單運用某個指標如基尼係數的具體狀況來得出整體性的評估。比如，有學者認為，如果將購買力的參數考慮進去，中國 目前 的貧富差距沒有那麼嚴重，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被誇大了。不能否認，這種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參數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緩解貧富差距的參數，即：同規模較小的國家或地區相比，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人群之間和地區之間隔離程度較高的國家，對於同等程度的基尼係數的承受力相對來說比較強。
問題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來說，還有著更多的、不可忽視的、加重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參數)。正是這些加重性重要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現象更加嚴重。客觀、全面地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貧富差距現象在某種條件下被誇大了的話，那麼，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現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被人們明顯地低估或掩蓋了。
這些對於貧富差距現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響的因素(參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過大。目前，由於規則體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 經濟 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比如，稅務專家的 研究 顯示：2002年根據中國含稅GDP倒算， 企業 有3000-4000億元該交納的稅沒有收上來。於是，這樣一項巨額的本應屬於公共資源的資金便流向了少數群體和個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納入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體系的地下經濟、各種公益事業的亂收費、權力尋租等現象，中國現階段的灰色經濟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大量的灰色經濟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當中，人數少卻居於優勢位置的社會群體必定會占據一個高比例的份額。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必定會被加重。現在公布的中國基尼係數一般為0.46左右。如果再將灰色收入的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當在0.5以上。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所指出的那樣，已公布的基尼係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不滿的不合理、非規範、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 計算 在內，則基尼係數又會加大，在原來0.4-0.5之間又升高0.1左右，即比現在公布的基尼係數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 科技 大學的合作調查也顯示，大陸的基尼係數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會群體資產之間的差距擴大速度過快。現在人們對於貧富差距問題的關注，多是從收入差距的角度著眼，幾乎將貧富差距等同於收入差距。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般來說，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後，對於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的需求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對於中低收入者來說，購買日常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資產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著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對於高收入者來說，在住房等固定資產方面的優勢，雖然也意味著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時更意味著其資產收益的增加和資產變現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社會當中，居民之間如果在資產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那麼，對於這個社會長期的不公正態勢將起著一種明顯的維持和加重的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同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現象相比，中國居民在資產方面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更快。根據經濟學家趙人偉和李實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係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如果我們再將2002-2005年房價急劇上漲的因素一併考慮進去，那麼中國現在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毫無疑問地就更加嚴重。
第三，大量社會成員基本生存底線保障的缺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涉及到社會成員生存和 發展 是否具有最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問題。對於大量的低收入者來說，它屬於兜底性的社會保護，可以確保其基本生存狀態不至於惡化到難以生存的地步。同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我國香港、東歐、俄羅斯以及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國恰恰缺少這樣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以俄羅斯為例。俄羅斯從前蘇聯時期開始，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因為如此，所以，儘管俄羅斯在急劇轉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貧困者，但是，這些貧困者在基本生活資料、義務 教育 、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至於惡化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從而也保證了這些貧困者不至於變成激烈的反社會力量。在這方面，我們國家的具體狀況不容樂觀。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位，財政收入突飛猛進，外匯儲備更是居於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為世界倒數第一。我國現在只有15%的社會成員享受到公共衛生保障；大量的社會成員缺少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額的、政策所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為中國最大社會群體的農民從總體上來說沒有社會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購買不起起碼的住房。「就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應對風險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會成員的生存條件十分脆弱。正是由於社會對貧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所以，對於大批的貧困者來說，其基本生存狀況惡化到什麼地步，向下變化的空間有多大，沒有限度，難以預期。進一步看，這就使得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更加嚴重：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難以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難以達到；更有甚者，大量社會成員對於改革發展的認同程度難以明顯提高，社會團結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誘發社會動盪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會整體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嚴重降低。顯然，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中國就難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難以渡過改革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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