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素稟賦論的變化對國際產業轉移的 影響
(一)生產要素稟賦論與國際產業轉移的內在機理 最早的生產要素論是從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說起，其 理論 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勞動是惟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但是，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更著重於 分析 國際分工，很少或者沒有涉及國際產業轉移。
20世紀30年代，瑞典 經濟 學家伯爾蒂爾·俄林在《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用在相互依賴的生產結構中的多種生產要素理論，代替李嘉圖的單一生產要素理論，生產要素理論也被稱為赫克歇爾——俄林模型。
所謂生產要素稟賦，指的是各國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的擁有狀況。一般而言，一個國家較富裕的生產要素的相關價格就較便宜，反之，一個國家稀缺的生產要素其相對價格就會較高。各國生產要素稟賦比率不同，是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重要決定因素。俄林論述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說明生產要素比率不同是產生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如al／bl1、b1、a2、b2分別表示國家l和國家2不同要素密集行業的生產成本)，國家l出口的應是在生產上大量使用該國比較充裕的生產要素bl的產品，而進口的是他在生產上大量使用該國比較稀缺的生產要素al的產品。「簡言之，進口那些含有較大比例生產要素昂貴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較大比率生產要素便宜的商品。」
具有不同生產要素稟賦的兩國開展貿易後的短時期內，由於只發生商品價格的變動而沒有發生生產要素在進出口部門的流動，各國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開展貿易後的長時間內，貿易自由化使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的生產因獲得穩定的出口市場和出口市場的擴大而獲得更大的 發展 ，有助於該產業實現規模經濟，同時，鼓勵國內其他資源從其他部門流向出口擴張部門，從而承接了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的轉移。生產要素的國內流動是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原因，資本總是趨利的，總會流動到能夠帶來最大收益的地方，要素總會轉移到能夠給一國帶來最大收益的產業，也就是一國最有比較優勢的行業。
(二)動態比較優勢論與國際產業轉移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傳統的生產要素稟賦論是從短期的靜態的角度來評述要素稟賦對國際分工的影響的話，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從長期內 研究 國際分工格局與演進。從動態比較優勢闡述國際產業轉移理論的主要是新古典學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魯格(Krueger，1977)、迪爾多夫(Deardorff，1980)和伯拉沙(Balassa，1979)等三人。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轉移。
克魯格在生產要素理論的基礎上，擴展了兩種生產要素，n種產品，m個國家的模型。他的模型不再假定各國僅擁有積累下來的要素稟賦，而是強調要素比例的變化和國際分工的動態化。克魯格對傳統要素稟賦論的突破是在要素稟賦中強調了技術創新的作用，他認為，技術創新提高了某一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促進了生產要素的積累，進而引發產業鏈性的轉移。
迪爾多夫也認為國際間的分工和比較優勢是呈鏈形分布的。正常情況下，一國的生產要素豐富及含量高的產品具有競爭優勢，各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國際分工鏈形。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國際生產要素的比價決定國際間產業和貿易分工的類型，並實現國際產業競爭力的動態變換。
伯拉沙提出階梯比較優勢論，認為各國在生產要素積累上的差異，導致了國際間產業和貿易分工的動態變化。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而非中斷的過程，在此基礎上，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在階梯式發展格局中，已開發國家和新興 工業 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創新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伯拉沙的思路相似， 中國 經濟學家林毅夫通過解釋「東亞奇蹟」提出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假說。他認為，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來看，他們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不是實行趕超戰略的結果，他們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而進行趕超。這些國家在其20世紀以來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由於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優勢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導產業也是不一樣的。其中的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這裡的每一階段都遵循了經濟學中所說的比較優勢原則。違背比較優勢或者是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趕超戰略，會造成沉重的代價。
不管是傳統的生產要素稟賦論還是以後的動態比較優勢論，都認為由要素稟賦狀況構成的各國的比較優勢決定了國際產業結構，國際產業轉移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結果，唯一不同的是，傳統生產要素稟賦論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在於靜態的先天的 自然 稟賦(如勞動、土地、資本以及地理位置等等)，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向是各國自然稟賦衡量的結果。而作為動態比較優勢論的鏈形比較論和階梯比較優勢論，都強調 科技 創新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根本動力。在他們的理論中，一般都承認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根本動力不再是傳統的生產要素變化，而是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新型生產要素或由此帶來的傳統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科技進步通過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進而推動國際產業的升級和轉移，而科技進步或者說技術創新能力，應該取決於各國人力資本存量和質量以及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能力的高低。
(三)新要素稟賦論與國際產業轉移之間的關係
國際貿易新要素理論認為，應賦予生產要素以新的含義，擴展生產要素的範圍。生產要素不僅僅是比較成本所說的勞動，也不僅僅是生產要素稟賦理論所說的勞動、資本和土地，技術、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產要素，這些「新」要素對於說明國際貿易和分工格局，都有重要作用。新要素稟賦論下，國際產業轉移有了新的趨勢。知識經濟的興起，國際產業轉移結構日益高度化，服務業投資成為國際產業轉移中新的熱點，且出現組團化、產業鏈整體轉移趨勢，跨國公司成為產業國際轉移的主體趨勢也更加明顯。
二、要素稟賦與國際產業轉移剛性、機遇與趨勢
(一)要素稟賦與國際產業轉移的剛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稟賦決定了各國的比較優勢，由此也決定了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向，不管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但是在實際的經濟運行中，國際產業的轉移是存在剛性的，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產要素的異質性。在舊的貿易理論和「要素稟賦論」中，都假定要素是同質的，沒有任何差異，可以轉移的(儘管土地不會搬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氣候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旦一個國家之間的要素稟賦發生變化，國際產業結構也隨之轉移。然而每種要素實際上都不是同一的，它包含著許多小類和亞種，他們的組合千差萬別，因此，各國的生產要素稟賦不僅有數量上的差異，還有質量上的差異。忽略生產要素稟賦質的差異，就難以對貿易格局做出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因為要素質的差異，國際產業的轉移具有一定的剛性。
2．產業集聚特性。就是在「新要素稟賦論」看來，信息能力的轉移也是有著極大困難的。IT產業的軟、硬體生產領域，都存在很高的進入壁壘。並且最領先的信息技術，越來越與整個 社會 環境有關，至少與風險資本的形成能力和人才環境有關。另外新的產業(如信息產業)具有極強的外部性，產業集聚效應將會強化某一地區的產業能力，而不是產業外移。這就促使新興產業趨於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智慧中心」(如矽谷)，而不是隨市場而轉移。
3．完全專業化本身的剛性。如果要素稟賦論要求的前提條件不能滿足，如一國生產完全專業化，就不可能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假如，在有限的時期內，兩國生產兩種商品X和Y，其中，X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商品，Y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產品，使用和兩種生產要素K(資本)和L(勞動)，K／L為一國要素的擁有比率，KX／LX，KY／LY為X和Y兩種產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一國KLKY／LY，則其勞動將全部是用於Y的生產，因此，一國若完全實行專業化生產，就談不上要素在不同部門間的流動，也就談不上產業的跨國界轉移了。因此，一國在參與國際分工貿易的情況下完全實行非專業化生產的制約條件是KX／LX 4．貿易障礙。要素稟賦決定了各國的比較優勢，實行自由貿易、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必然使本國具有現實的或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得到發展或者承受國際產業轉移，使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在競爭中淘汰，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因而不斷得到調整，產業結構逐步優化。但是如果不能自由貿易，國內價格不能正確反映要素稟賦的豐缺與否，則國際產業轉移就失去了平台。另外，它也沒有考慮國際生產關係和國際 政治 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中普遍存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的情況下，極易導致國際產業分工失真，比較優勢動態調整出現障礙，國際產業轉移不能正常進行。
(一)生產要素稟賦論與國際產業轉移的內在機理 最早的生產要素論是從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相對比較優勢論說起，其 理論 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勞動是惟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但是，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優勢更著重於 分析 國際分工，很少或者沒有涉及國際產業轉移。
20世紀30年代，瑞典 經濟 學家伯爾蒂爾·俄林在《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用在相互依賴的生產結構中的多種生產要素理論，代替李嘉圖的單一生產要素理論，生產要素理論也被稱為赫克歇爾——俄林模型。
所謂生產要素稟賦，指的是各國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技術、土地等)的擁有狀況。一般而言，一個國家較富裕的生產要素的相關價格就較便宜，反之，一個國家稀缺的生產要素其相對價格就會較高。各國生產要素稟賦比率不同，是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重要決定因素。俄林論述生產要素稟賦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說明生產要素比率不同是產生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如al／bl1、b1、a2、b2分別表示國家l和國家2不同要素密集行業的生產成本)，國家l出口的應是在生產上大量使用該國比較充裕的生產要素bl的產品，而進口的是他在生產上大量使用該國比較稀缺的生產要素al的產品。「簡言之，進口那些含有較大比例生產要素昂貴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較大比率生產要素便宜的商品。」
具有不同生產要素稟賦的兩國開展貿易後的短時期內，由於只發生商品價格的變動而沒有發生生產要素在進出口部門的流動，各國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開展貿易後的長時間內，貿易自由化使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的生產因獲得穩定的出口市場和出口市場的擴大而獲得更大的 發展 ，有助於該產業實現規模經濟，同時，鼓勵國內其他資源從其他部門流向出口擴張部門，從而承接了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的轉移。生產要素的國內流動是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原因，資本總是趨利的，總會流動到能夠帶來最大收益的地方，要素總會轉移到能夠給一國帶來最大收益的產業，也就是一國最有比較優勢的行業。
(二)動態比較優勢論與國際產業轉移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傳統的生產要素稟賦論是從短期的靜態的角度來評述要素稟賦對國際分工的影響的話，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從長期內 研究 國際分工格局與演進。從動態比較優勢闡述國際產業轉移理論的主要是新古典學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魯格(Krueger，1977)、迪爾多夫(Deardorff，1980)和伯拉沙(Balassa，1979)等三人。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轉移。
克魯格在生產要素理論的基礎上，擴展了兩種生產要素，n種產品，m個國家的模型。他的模型不再假定各國僅擁有積累下來的要素稟賦，而是強調要素比例的變化和國際分工的動態化。克魯格對傳統要素稟賦論的突破是在要素稟賦中強調了技術創新的作用，他認為，技術創新提高了某一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促進了生產要素的積累，進而引發產業鏈性的轉移。
迪爾多夫也認為國際間的分工和比較優勢是呈鏈形分布的。正常情況下，一國的生產要素豐富及含量高的產品具有競爭優勢，各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國際分工鏈形。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國際生產要素的比價決定國際間產業和貿易分工的類型，並實現國際產業競爭力的動態變換。
伯拉沙提出階梯比較優勢論，認為各國在生產要素積累上的差異，導致了國際間產業和貿易分工的動態變化。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而非中斷的過程，在此基礎上，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在階梯式發展格局中，已開發國家和新興 工業 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技術創新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伯拉沙的思路相似， 中國 經濟學家林毅夫通過解釋「東亞奇蹟」提出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假說。他認為，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來看，他們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不是實行趕超戰略的結果，他們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而進行趕超。這些國家在其20世紀以來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由於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優勢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導產業也是不一樣的。其中的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這裡的每一階段都遵循了經濟學中所說的比較優勢原則。違背比較優勢或者是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趕超戰略，會造成沉重的代價。
不管是傳統的生產要素稟賦論還是以後的動態比較優勢論，都認為由要素稟賦狀況構成的各國的比較優勢決定了國際產業結構，國際產業轉移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結果，唯一不同的是，傳統生產要素稟賦論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在於靜態的先天的 自然 稟賦(如勞動、土地、資本以及地理位置等等)，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向是各國自然稟賦衡量的結果。而作為動態比較優勢論的鏈形比較論和階梯比較優勢論，都強調 科技 創新是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根本動力。在他們的理論中，一般都承認各國比較優勢變動的根本動力不再是傳統的生產要素變化，而是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新型生產要素或由此帶來的傳統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科技進步通過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進而推動國際產業的升級和轉移，而科技進步或者說技術創新能力，應該取決於各國人力資本存量和質量以及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能力的高低。
(三)新要素稟賦論與國際產業轉移之間的關係
國際貿易新要素理論認為，應賦予生產要素以新的含義，擴展生產要素的範圍。生產要素不僅僅是比較成本所說的勞動，也不僅僅是生產要素稟賦理論所說的勞動、資本和土地，技術、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產要素，這些「新」要素對於說明國際貿易和分工格局，都有重要作用。新要素稟賦論下，國際產業轉移有了新的趨勢。知識經濟的興起，國際產業轉移結構日益高度化，服務業投資成為國際產業轉移中新的熱點，且出現組團化、產業鏈整體轉移趨勢，跨國公司成為產業國際轉移的主體趨勢也更加明顯。
二、要素稟賦與國際產業轉移剛性、機遇與趨勢
(一)要素稟賦與國際產業轉移的剛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稟賦決定了各國的比較優勢，由此也決定了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向，不管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但是在實際的經濟運行中，國際產業的轉移是存在剛性的，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產要素的異質性。在舊的貿易理論和「要素稟賦論」中，都假定要素是同質的，沒有任何差異，可以轉移的(儘管土地不會搬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氣候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旦一個國家之間的要素稟賦發生變化，國際產業結構也隨之轉移。然而每種要素實際上都不是同一的，它包含著許多小類和亞種，他們的組合千差萬別，因此，各國的生產要素稟賦不僅有數量上的差異，還有質量上的差異。忽略生產要素稟賦質的差異，就難以對貿易格局做出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因為要素質的差異，國際產業的轉移具有一定的剛性。
2．產業集聚特性。就是在「新要素稟賦論」看來，信息能力的轉移也是有著極大困難的。IT產業的軟、硬體生產領域，都存在很高的進入壁壘。並且最領先的信息技術，越來越與整個 社會 環境有關，至少與風險資本的形成能力和人才環境有關。另外新的產業(如信息產業)具有極強的外部性，產業集聚效應將會強化某一地區的產業能力，而不是產業外移。這就促使新興產業趨於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智慧中心」(如矽谷)，而不是隨市場而轉移。
3．完全專業化本身的剛性。如果要素稟賦論要求的前提條件不能滿足，如一國生產完全專業化，就不可能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假如，在有限的時期內，兩國生產兩種商品X和Y，其中，X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商品，Y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產品，使用和兩種生產要素K(資本)和L(勞動)，K／L為一國要素的擁有比率，KX／LX，KY／LY為X和Y兩種產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一國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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