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環境問題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環境問題給全球的 經濟 和生活帶來了許多的障礙,日益惡化的環境形勢已經將人類逼上了危險的境地。要更好地實行可持續 發展 戰略,必須很好地解決環境問題。
關鍵詞:環境問題;經濟學;生態技術
一、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只有當這些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時,就出現市場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環境問題上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和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
(一)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環境既包括生物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環境實物資源,也包括環境容量、生態平衡和調節、空氣品質等環境質量資源。其中一些資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資源被一部分人共用,還有一些資源被私人利用。這就涉及到環境的物品屬性分析。經濟學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把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共有資源是具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物品。將物品屬性分析引入環境領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環境質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像清新空氣就是最純粹的公共物品,既無消費的競爭性和也無排他性。即一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同一環境物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一個人不論付費與否,都不能從這一環境物品的消費中被排除出去,即環境質量作為公共物品,使得無法、很難或不必對其進行收費,私人 企業 賺不到利潤,市場機制就無法激勵其減少空氣中污染物的排放來提供清新空氣這一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必須政府干預,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
2、環境資源的共有資源屬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動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資源,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由於共用資源產權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難向使用共用資源的人收費,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負擔成本,必然導致環境資源消費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濫用環境資源。以我國的草場為例,由於草場屬於共有資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隨時到牧場免費使用牧草,牧民們為了從牧場上獲取最大收益,競相增加畜牧數量,結果導致出現過度放牧現象,導致草場退化,甚至毀滅性破壞,這就是「公地的悲劇」。經濟學分析認為,當今社會,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與共有資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關係。
(二)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環境污染是指經濟活動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質量惡化。「外部性指的是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利益。」經濟學認為,「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率的運作,是因為價格向生產者和消費者雙向傳遞了信息。然而,有時市場價格並不反映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到市場價格中的效應時,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內涵包括以下主要內容:(1)當企業或個人的行為不是通過影響價格而影響另一個企業或個人的環境時,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與社會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於外部性的存在,價值 規律 無法發揮作用,導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這種非市場性的影響,對社會有利的稱為正外部性,對社會不利的稱為負外部性。將外部性理論引入環境領域,實質是把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放到環境-經濟復合系統中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環境污染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產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場交易價格中去的額外社會成本。如上游化工廠向河流中倒入廢酸液,使下游的遊樂場所不能用於游泳或釣魚。由於無須向任何人賠償損失,從而導致外部不經濟的產生。由於環境污染並不構成私人生產成本,必然出現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這一差異被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外部性成本的順利轉嫁,必然導致這種帶有負外部效應的物品的過度供給行為,使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社會福利損失。
二、環境政策的創新:與市場的整合
(一)國際的啟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環境問題既要用足市場機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預,但政府的干預應以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為前提,以彌補市場的功能缺陷。近10年來,西方國家環境政策手段已經開始由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於市場的經濟手段轉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1991年提出的《關於在環境政策中使用經濟手段的建議》,建議成員國更加廣泛、堅定地採用經濟手段,以作為其他政策手段的補充或替代。該建議提出了4類經濟手段供成員國 參考 :一是環境稅和收費;二是許可證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財政補貼。該建議推動了經濟手段在歐美國家的應用。
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已有許多國家徵收環境稅,尤其是歐盟一些國家,已將環境稅作為優先使用的環境政策工具。環境稅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與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而憑藉其主權權力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開發、利用 自然 資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程度徵收的一個新稅種。它主要有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稅和有污染的產品稅兩種。前者如開發、利用森林資源稅;後者如含鉛汽油稅、含氯氟化碳產品稅。已開發國家現在應用最廣泛的環境稅是燃料環境稅,如對含鉛、無鉛汽油實行差別稅,對含硫、含碳燃料徵收硫稅、碳稅等。
對我國來說,應借鑑已開發國家對污染大戶課徵高額環境稅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待條件成熟再逐步向環境稅過渡。排污收費標準的提高和收費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內可能會給企業的經營帶來負面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對社會、對整個城市的發展是有利的,可以促進企業積極開動腦筋來控制污染,降低環境成本,最終也能使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得以提高。
(二)環境政策的經濟學基礎。環境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起源於20世紀初關於福利經濟學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為代表,即為了消除外部效應,對產生負外部效應的單位徵稅或收費,對產生外部正效應的單位給予補貼,這就是「庇古手段」。雖然這種環境經濟政策需要政府對費額、稅率制定的 科學 性,但對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會產生動態有效的刺激,促使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為每一單位的污染削減,都將以節稅的形式得到回報。隨著20世紀七十年代著名學者科斯的「產權理論」的興起,運用「科斯定律」來創新環境經濟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很大發展。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指出,污染問題是相互的,因為制止污染也會給企業造成損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換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利(產權)的交換,那麼污染權也能夠交換,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使污染問題達到最有效率的解決。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排污權交易、自願協商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權交易的主要內容是:充分利用市場主體的自發的趨利避害本能和市場交易工具,在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進行環境保護。即政府向企業發放排污許可證,企業根據排污許可證向特定地點排放特定數量的污染物,排污權是可以買賣的,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市場上買進或賣出排污權。「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於刺激企業革新技術,減少污染排放,以多餘的排污權在市場交易而獲得利潤回報。
綜上所述,環境經濟政策與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決定污染控制,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強制性,以政府行為為主;而環境經濟政策是為污染控制提供財政上的激勵,不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誘導性,以經濟主體參與為主。通過要麼在污染者與公眾之間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如環境稅收或收費、財政補貼和產品稅等;要麼創建一個新的市場,如排污許可權交易,使經濟主體以他們認為最有利的方式對財政刺激作出自主反應,從而達到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兩者關係的目的。
關鍵詞:環境問題;經濟學;生態技術
一、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只有當這些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時,就出現市場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環境問題上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和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
(一)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環境既包括生物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環境實物資源,也包括環境容量、生態平衡和調節、空氣品質等環境質量資源。其中一些資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資源被一部分人共用,還有一些資源被私人利用。這就涉及到環境的物品屬性分析。經濟學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把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共有資源是具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物品。將物品屬性分析引入環境領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環境質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像清新空氣就是最純粹的公共物品,既無消費的競爭性和也無排他性。即一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同一環境物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一個人不論付費與否,都不能從這一環境物品的消費中被排除出去,即環境質量作為公共物品,使得無法、很難或不必對其進行收費,私人 企業 賺不到利潤,市場機制就無法激勵其減少空氣中污染物的排放來提供清新空氣這一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必須政府干預,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
2、環境資源的共有資源屬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動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資源,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由於共用資源產權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難向使用共用資源的人收費,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負擔成本,必然導致環境資源消費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濫用環境資源。以我國的草場為例,由於草場屬於共有資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隨時到牧場免費使用牧草,牧民們為了從牧場上獲取最大收益,競相增加畜牧數量,結果導致出現過度放牧現象,導致草場退化,甚至毀滅性破壞,這就是「公地的悲劇」。經濟學分析認為,當今社會,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與共有資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關係。
(二)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環境污染是指經濟活動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質量惡化。「外部性指的是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利益。」經濟學認為,「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率的運作,是因為價格向生產者和消費者雙向傳遞了信息。然而,有時市場價格並不反映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到市場價格中的效應時,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內涵包括以下主要內容:(1)當企業或個人的行為不是通過影響價格而影響另一個企業或個人的環境時,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與社會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於外部性的存在,價值 規律 無法發揮作用,導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這種非市場性的影響,對社會有利的稱為正外部性,對社會不利的稱為負外部性。將外部性理論引入環境領域,實質是把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放到環境-經濟復合系統中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環境污染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產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場交易價格中去的額外社會成本。如上游化工廠向河流中倒入廢酸液,使下游的遊樂場所不能用於游泳或釣魚。由於無須向任何人賠償損失,從而導致外部不經濟的產生。由於環境污染並不構成私人生產成本,必然出現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這一差異被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外部性成本的順利轉嫁,必然導致這種帶有負外部效應的物品的過度供給行為,使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社會福利損失。
二、環境政策的創新:與市場的整合
(一)國際的啟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環境問題既要用足市場機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預,但政府的干預應以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為前提,以彌補市場的功能缺陷。近10年來,西方國家環境政策手段已經開始由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於市場的經濟手段轉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於1991年提出的《關於在環境政策中使用經濟手段的建議》,建議成員國更加廣泛、堅定地採用經濟手段,以作為其他政策手段的補充或替代。該建議提出了4類經濟手段供成員國 參考 :一是環境稅和收費;二是許可證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財政補貼。該建議推動了經濟手段在歐美國家的應用。
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已有許多國家徵收環境稅,尤其是歐盟一些國家,已將環境稅作為優先使用的環境政策工具。環境稅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與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而憑藉其主權權力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開發、利用 自然 資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程度徵收的一個新稅種。它主要有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稅和有污染的產品稅兩種。前者如開發、利用森林資源稅;後者如含鉛汽油稅、含氯氟化碳產品稅。已開發國家現在應用最廣泛的環境稅是燃料環境稅,如對含鉛、無鉛汽油實行差別稅,對含硫、含碳燃料徵收硫稅、碳稅等。
對我國來說,應借鑑已開發國家對污染大戶課徵高額環境稅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待條件成熟再逐步向環境稅過渡。排污收費標準的提高和收費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內可能會給企業的經營帶來負面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對社會、對整個城市的發展是有利的,可以促進企業積極開動腦筋來控制污染,降低環境成本,最終也能使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得以提高。
(二)環境政策的經濟學基礎。環境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起源於20世紀初關於福利經濟學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為代表,即為了消除外部效應,對產生負外部效應的單位徵稅或收費,對產生外部正效應的單位給予補貼,這就是「庇古手段」。雖然這種環境經濟政策需要政府對費額、稅率制定的 科學 性,但對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會產生動態有效的刺激,促使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為每一單位的污染削減,都將以節稅的形式得到回報。隨著20世紀七十年代著名學者科斯的「產權理論」的興起,運用「科斯定律」來創新環境經濟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很大發展。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指出,污染問題是相互的,因為制止污染也會給企業造成損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換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利(產權)的交換,那麼污染權也能夠交換,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使污染問題達到最有效率的解決。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排污權交易、自願協商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權交易的主要內容是:充分利用市場主體的自發的趨利避害本能和市場交易工具,在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進行環境保護。即政府向企業發放排污許可證,企業根據排污許可證向特定地點排放特定數量的污染物,排污權是可以買賣的,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市場上買進或賣出排污權。「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於刺激企業革新技術,減少污染排放,以多餘的排污權在市場交易而獲得利潤回報。
綜上所述,環境經濟政策與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決定污染控制,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強制性,以政府行為為主;而環境經濟政策是為污染控制提供財政上的激勵,不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誘導性,以經濟主體參與為主。通過要麼在污染者與公眾之間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如環境稅收或收費、財政補貼和產品稅等;要麼創建一個新的市場,如排污許可權交易,使經濟主體以他們認為最有利的方式對財政刺激作出自主反應,從而達到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兩者關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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