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中，日本獲勝， 中國 戰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對此，論者多有論列，見仁見智，各有說辭，皆給人以啟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對戰爭結局與制海權的關係 問題 ，則鮮有論者。本文擬作初步探索，權當引玉之磚。
戰前中日海權觀念之比較
海軍戰略的 理論 核心，是海權問題。對於中日兩國來說，對奪取海上控制權的重要性的認識，都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便開始認識到，「取勝外洋，破浪乘風」為西洋「長技」（註：《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76頁。），並主張建立一支能夠縱橫海上的「船炮水軍」（註：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頁。），以奪敵人之所長。魏源繼承和發揚了林則徐的海防思想，強調「必使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于海外，可以戰洋夷于海中」（註：《魏源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0頁。）。林、魏的樸素海權觀在當時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議軍務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長，故不與水戰，而專於陸守」（註：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頁。），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紀中期、特別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後，海防問題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視。當時總理衙門有切籌海防之奏請，清廷發給沿江沿海督撫將軍詳細籌議。在他們的復奏中，觀點歧異之處甚多，甚至針鋒相對，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陸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並重，不一而足。這些論者雖觀點互異，各從不同的角度立論，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張海陸之防不可偏廢，而尤側重陸守。如兩江總督李宗羲提出：若論籌防，「仍以水陸兼練為主」，「尤以急練陸兵之法」。（註：寶ｙúｎ＠①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宮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頁。）李鴻章是當時海防論者的重量級代表人物，他主張在「北、東、南三洋須各有鐵甲大船二號」，「專為洋面游擊之師，而以余船附麗之」。這與「專於守陸」的主張相比， 自然 是很大的進步。但他主張設置外海水師鐵甲船的目的是「隨時游擊，可以防敵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彆強調：「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本。」（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頁。）可見，他的海軍戰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頁。），也就是說專為「防敵兵沿海登岸」，實際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義的窠臼。
在近代中國，最早主張海軍須採取攻勢戰略者是鄭觀應。他在1875年寫成的《論水師》一文，即主張海岸炮台與海外水師相為表里，更要特別重視鐵甲船的作用。此主張不無道理。「夫權者，無形之物也，視國力之強弱而已。力強則權大，力弱則權小，此一定之勢，實無可爭。」（註：《重興海軍議》，《時報》乙巳七月十七日；《東方雜誌》2卷10期（1905年），第323頁。）無形的海權是建立在有形的海軍實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戰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當言海戰」，必須發揮大隊水師在海外的「衝突控駛」作用，以「爭雄於域外」（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頁。）。其見解比當時的海防論者更勝一籌，惜乎未見有響應者。
1879年發生的日本吞併琉球事件，再次喚起了朝野對海防問題的極大關注。是年秋，剛從外國 學習 歸來的兩位海軍留學生劉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條陳，更進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鐵甲等船自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譯署函稿卷10，第7頁。）此條陳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 影響 。內閣學士梅啟照奏稱：「戰、守、和」三字一以貫之，能戰是根本，而「戰則必須大鐵甲船」（註：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頁。）。候補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將來出征剿，必須鐵甲船數十號，以備戰攻。」（註：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77頁。）這些言論頗受李鴻章讚賞，也使他的海防戰略思想向前進了一步。他在《議復梅啟照條陳折》中認為，外海水師「所以不能不設者，以其化呆著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經營，將來可漸拓遠島為藩籬，化門戶為堂奧，北洋三省皆在捍衛之中。」（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頁。）「化門戶為堂奧」是什麼意思？對此，薛福成於1881年夏所草《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作了具體的說明：「北洋水師成軍以後，……一旦有警，則以鐵甲及大兵輪船分排橫亘於旅順、北隍城島之間，扼截敵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闖越者，彼接濟既斷，又懼我師之襲其後，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則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齊遼碣之間，周圍洋面數千里竟成內海，化門戶為堂奧，莫善於此。」（註：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頁。）李鴻章認識到海軍的機動作戰能力，且可將海防領域由海口拓展到遠島，自是一大進步，但他卻不敢去想制海權的問題。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以後，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張增置戰艦，將來海上作戰須採取攻勢。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鮮全羅道西南角的長直路一帶進行過探測，考慮到一旦中日發生戰爭即可以此處為艦隊之根據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他致電李鴻章：「各艦齊作準備，俟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戰，決一雌雄。」（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電稿卷15，第56頁。）及至日本海軍在豐島海上襲擊中國軍艦後，左翼總兵鎮遠管帶林泰曾又力「主執攻擊論，將以清國全艦隊扼制仁川港，進與日本艦隊決勝負」（註：橋本海關：《清日戰爭實記》卷7，刊年不詳，第245頁。）。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也認為：「凡兩國戰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為勝。」「先得海面者」，奪取制海權之謂也。故他指斥：「藉口守防，使海軍逍遙無事」為「失機」，主張「嚴飭海軍選擇勇將，令在海面與倭決戰」（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冊，第105頁。）。但是，李鴻章對這些意見皆未予採納。消極的「保船」思想成為北洋海軍作戰的指導方針。在此情況下，就根本談不上奪取制海權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雖大力 發展 海軍，但海權觀念相當薄弱。在發動甲午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參謀本部對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意義也是認識不足的。當時，以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代表的「陸軍萬能」論者，相信「果遇戰爭，但有陸軍，已足言戰」。至於海軍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權的必要性，則未被重視。海軍省主事海軍大佐山本權兵衛對此提出質疑：「姑無論陸軍如何精銳，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軍取得海上絕對安全，終必歸於敗降，……夫海軍之主要任務，則在掌握制海權，進而迫近敵地以壓服之，或組陸戰隊登陸，占領據點，或掩護陸軍前進，與敵抗戰，或炮擊敵國重鎮，或杜塞敵國物資，或破其謀，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務複雜，若專視海軍為陸軍輸送補助機關，是不知海軍使命，不足與言國防用兵也。」（註：世界日報海事編譯局編：《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頁。）
山本權兵衛的意見受到日本軍政首腦的高度重視。於是，參謀本部即根據山本的意見制定了海防統籌兼顧的作戰計劃，即所謂「作戰大方針」。其主要 內容 是：第一，如海戰大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則長驅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艦隊維護海峽的制海權，從事陸軍增遣隊的運輸工作；第三，如日本艦隊大敗時，陸軍則全部撤離朝鮮，海軍守衛沿海。（註：藤村道生著、米慶余譯：《日清戰爭》，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頁。）並以爭取實現第一項為基本戰略方針。
戰爭未起，而僅從中日雙方海軍戰略的制定看，其優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戰爭初期中日雙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發生的豐島海戰，是日本海軍為實施「作戰大方針」而對北洋艦隊進行的海上襲擊。這只是小規模的海戰，一般不足以影響戰爭的全局，更不能以此決定製海權究竟屬誰。所謂制海權，就是艦隊在海上行動的自由權。這正是艦隊的命脈所在。惟其如此，作戰雙方都要力爭主動。
日本為爭得海上行動的主動權，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為貫徹既定的戰略方針，日本軍事當局著重抓了兩件事：一是對日本艦隊進行整備，先將常備艦隊與西海艦隊合編為聯合艦隊，以便於統一指揮。繼之進行內部改編，下轄本隊和三個游擊隊，以適應隨時機動之需要；二是相機謀取艦隊之前進根據地，即隨著戰局的發展，不斷將前進根據地從朝鮮西海岸北移，以擴大對朝鮮半島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權，從而掩護陸軍陸續登岸，以實現「從海上應援陸軍，使其完成進擊平壤之功」（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冊，第239頁。）。
與此同時，日本聯合艦隊還採取了謀取海上主動權的各種手段。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掛第三國艦旗。這曾是一個疑案。據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黃海之戰打響前日艦先「懸美國旗」，及至兩軍愈近始「盡易倭旗」（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冊，第66頁。）。論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鴻章電稿，內有旅順及威海營務處致李電，皆稱：「頃見日船在島外游弋，間有掛英旗者。」（註：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電稿二，第876頁。）再覽總理衙門檔，又發現兩封電報，一是煙台統將孫金彪致李鴻章稱：「昨德商自韓來謂，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致李鴻章稱：「查倭人狡計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國旗幟，往來朝鮮海面，幸圖影射。且借用他國旗號，時刻無定，見德船則升英旗，見英船或升法旗。」（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冊，32～52頁。）孫、丁所報情況是否屬實？當時，總理衙門曾以此照會各中立國駐華公使。英國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O''Conor)復照認為：「查冒用他國旗號，所犯匪輕，該船應科以重罪。」但又稱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難以確知」（註：《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頁。）。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幾年從日本防衛 研究 所圖書館發現的《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未刊稿，終於揭開了這個謎。未刊稿中幾次提到冒掛第三國旗事，如其一稱：「為不使敵人覺察我們的偵察行動，特懸掛外國軍艦旗幟，即12月8日和9日掛美軍艦旗，10日掛英軍艦旗。」（註：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纂：《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未刊稿，日本防衛所圖書館館藏），卷4，第3頁。轉引自中ｚｈǒｎｇ＠②明《關於日本海軍的〈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載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至此，疑案始成為鐵案。靠冒掛第三國旗的手段來逃避中國軍艦的攔截，雖屬侵犯第三國利益的不法行為，卻使日本軍艦能夠渾水摸魚，毫無顧忌地航行於黃海海域。
其二，擾襲北洋海軍的基地。在戰爭初期，中日海軍力量在總體上大致旗鼓相當，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則占有一定的優勢。儘管如此，並不意味著日本海軍就具有戰略優勢，其海上主動權的發揮是受到相當限制的。因此，監控北洋艦隊的行蹤並打亂其部署，便成為日本海軍此時的首要任務。為此，早在日本挑起戰爭之前，其海軍當局便急調老牌間諜宗方小太郎到煙台，以擔此重任。他曾兩次潛入威海衛軍港，又多次命所收買的姦細頻繁往來於旅順、威海、天津與煙台之間，隨時掌握北洋艦隊的動向，以經由上海轉報日本國內。如在8月6日，他就將一份關於北洋艦隊動靜的密函，托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帶給上海的潛伏間諜黑井悌次郎轉報東京。此報告斷定中國海軍「已捨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建議以艦隊「突入渤海海口」，將北洋艦隊「誘出海面」，然後伺機「一決雌雄」（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冊，第114～115頁。）。日本海軍當局對此建議十分重視，決定命各游擊隊不時游弋於渤海海口內外，並伺機對要港進行擾襲。從此，旅順、大連、秦皇島、成山、威海衛等處海面常見日艦的蹤跡，使清政府難測日軍之意圖所在。8月10日，日本軍艦突然對威海衛發動襲擊，當地告急電報紛至沓來，清廷大為震驚。（註：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頁；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866～867頁。）此時，丁汝昌正率北洋艦隊主力到達朝鮮大同江口，清廷當即降旨命其速回。這樣一來，北洋艦隊反而處處被日本牽著鼻子走，海上行動的主動權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戰前中日海權觀念之比較
海軍戰略的 理論 核心，是海權問題。對於中日兩國來說，對奪取海上控制權的重要性的認識，都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便開始認識到，「取勝外洋，破浪乘風」為西洋「長技」（註：《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76頁。），並主張建立一支能夠縱橫海上的「船炮水軍」（註：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頁。），以奪敵人之所長。魏源繼承和發揚了林則徐的海防思想，強調「必使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于海外，可以戰洋夷于海中」（註：《魏源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0頁。）。林、魏的樸素海權觀在當時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議軍務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長，故不與水戰，而專於陸守」（註：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頁。），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紀中期、特別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後，海防問題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視。當時總理衙門有切籌海防之奏請，清廷發給沿江沿海督撫將軍詳細籌議。在他們的復奏中，觀點歧異之處甚多，甚至針鋒相對，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陸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並重，不一而足。這些論者雖觀點互異，各從不同的角度立論，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張海陸之防不可偏廢，而尤側重陸守。如兩江總督李宗羲提出：若論籌防，「仍以水陸兼練為主」，「尤以急練陸兵之法」。（註：寶ｙúｎ＠①等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宮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頁。）李鴻章是當時海防論者的重量級代表人物，他主張在「北、東、南三洋須各有鐵甲大船二號」，「專為洋面游擊之師，而以余船附麗之」。這與「專於守陸」的主張相比， 自然 是很大的進步。但他主張設置外海水師鐵甲船的目的是「隨時游擊，可以防敵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彆強調：「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本。」（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頁。）可見，他的海軍戰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頁。），也就是說專為「防敵兵沿海登岸」，實際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義的窠臼。
在近代中國，最早主張海軍須採取攻勢戰略者是鄭觀應。他在1875年寫成的《論水師》一文，即主張海岸炮台與海外水師相為表里，更要特別重視鐵甲船的作用。此主張不無道理。「夫權者，無形之物也，視國力之強弱而已。力強則權大，力弱則權小，此一定之勢，實無可爭。」（註：《重興海軍議》，《時報》乙巳七月十七日；《東方雜誌》2卷10期（1905年），第323頁。）無形的海權是建立在有形的海軍實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戰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當言海戰」，必須發揮大隊水師在海外的「衝突控駛」作用，以「爭雄於域外」（註：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頁。）。其見解比當時的海防論者更勝一籌，惜乎未見有響應者。
1879年發生的日本吞併琉球事件，再次喚起了朝野對海防問題的極大關注。是年秋，剛從外國 學習 歸來的兩位海軍留學生劉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條陳，更進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鐵甲等船自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譯署函稿卷10，第7頁。）此條陳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 影響 。內閣學士梅啟照奏稱：「戰、守、和」三字一以貫之，能戰是根本，而「戰則必須大鐵甲船」（註：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頁。）。候補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將來出征剿，必須鐵甲船數十號，以備戰攻。」（註：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77頁。）這些言論頗受李鴻章讚賞，也使他的海防戰略思想向前進了一步。他在《議復梅啟照條陳折》中認為，外海水師「所以不能不設者，以其化呆著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經營，將來可漸拓遠島為藩籬，化門戶為堂奧，北洋三省皆在捍衛之中。」（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頁。）「化門戶為堂奧」是什麼意思？對此，薛福成於1881年夏所草《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作了具體的說明：「北洋水師成軍以後，……一旦有警，則以鐵甲及大兵輪船分排橫亘於旅順、北隍城島之間，扼截敵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闖越者，彼接濟既斷，又懼我師之襲其後，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則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齊遼碣之間，周圍洋面數千里竟成內海，化門戶為堂奧，莫善於此。」（註：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頁。）李鴻章認識到海軍的機動作戰能力，且可將海防領域由海口拓展到遠島，自是一大進步，但他卻不敢去想制海權的問題。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以後，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張增置戰艦，將來海上作戰須採取攻勢。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鮮全羅道西南角的長直路一帶進行過探測，考慮到一旦中日發生戰爭即可以此處為艦隊之根據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他致電李鴻章：「各艦齊作準備，俟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戰，決一雌雄。」（註：《李鴻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電稿卷15，第56頁。）及至日本海軍在豐島海上襲擊中國軍艦後，左翼總兵鎮遠管帶林泰曾又力「主執攻擊論，將以清國全艦隊扼制仁川港，進與日本艦隊決勝負」（註：橋本海關：《清日戰爭實記》卷7，刊年不詳，第245頁。）。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也認為：「凡兩國戰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為勝。」「先得海面者」，奪取制海權之謂也。故他指斥：「藉口守防，使海軍逍遙無事」為「失機」，主張「嚴飭海軍選擇勇將，令在海面與倭決戰」（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冊，第105頁。）。但是，李鴻章對這些意見皆未予採納。消極的「保船」思想成為北洋海軍作戰的指導方針。在此情況下，就根本談不上奪取制海權了。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雖大力 發展 海軍，但海權觀念相當薄弱。在發動甲午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參謀本部對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意義也是認識不足的。當時，以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川上操六為代表的「陸軍萬能」論者，相信「果遇戰爭，但有陸軍，已足言戰」。至於海軍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權的必要性，則未被重視。海軍省主事海軍大佐山本權兵衛對此提出質疑：「姑無論陸軍如何精銳，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軍取得海上絕對安全，終必歸於敗降，……夫海軍之主要任務，則在掌握制海權，進而迫近敵地以壓服之，或組陸戰隊登陸，占領據點，或掩護陸軍前進，與敵抗戰，或炮擊敵國重鎮，或杜塞敵國物資，或破其謀，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務複雜，若專視海軍為陸軍輸送補助機關，是不知海軍使命，不足與言國防用兵也。」（註：世界日報海事編譯局編：《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頁。）
山本權兵衛的意見受到日本軍政首腦的高度重視。於是，參謀本部即根據山本的意見制定了海防統籌兼顧的作戰計劃，即所謂「作戰大方針」。其主要 內容 是：第一，如海戰大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則長驅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戰勝負未決，陸軍則固守平壤，艦隊維護海峽的制海權，從事陸軍增遣隊的運輸工作；第三，如日本艦隊大敗時，陸軍則全部撤離朝鮮，海軍守衛沿海。（註：藤村道生著、米慶余譯：《日清戰爭》，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頁。）並以爭取實現第一項為基本戰略方針。
戰爭未起，而僅從中日雙方海軍戰略的制定看，其優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戰爭初期中日雙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發生的豐島海戰，是日本海軍為實施「作戰大方針」而對北洋艦隊進行的海上襲擊。這只是小規模的海戰，一般不足以影響戰爭的全局，更不能以此決定製海權究竟屬誰。所謂制海權，就是艦隊在海上行動的自由權。這正是艦隊的命脈所在。惟其如此，作戰雙方都要力爭主動。
日本為爭得海上行動的主動權，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為貫徹既定的戰略方針，日本軍事當局著重抓了兩件事：一是對日本艦隊進行整備，先將常備艦隊與西海艦隊合編為聯合艦隊，以便於統一指揮。繼之進行內部改編，下轄本隊和三個游擊隊，以適應隨時機動之需要；二是相機謀取艦隊之前進根據地，即隨著戰局的發展，不斷將前進根據地從朝鮮西海岸北移，以擴大對朝鮮半島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權，從而掩護陸軍陸續登岸，以實現「從海上應援陸軍，使其完成進擊平壤之功」（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冊，第239頁。）。
與此同時，日本聯合艦隊還採取了謀取海上主動權的各種手段。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掛第三國艦旗。這曾是一個疑案。據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黃海之戰打響前日艦先「懸美國旗」，及至兩軍愈近始「盡易倭旗」（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冊，第66頁。）。論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鴻章電稿，內有旅順及威海營務處致李電，皆稱：「頃見日船在島外游弋，間有掛英旗者。」（註：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電稿二，第876頁。）再覽總理衙門檔，又發現兩封電報，一是煙台統將孫金彪致李鴻章稱：「昨德商自韓來謂，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致李鴻章稱：「查倭人狡計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國旗幟，往來朝鮮海面，幸圖影射。且借用他國旗號，時刻無定，見德船則升英旗，見英船或升法旗。」（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冊，32～52頁。）孫、丁所報情況是否屬實？當時，總理衙門曾以此照會各中立國駐華公使。英國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O''Conor)復照認為：「查冒用他國旗號，所犯匪輕，該船應科以重罪。」但又稱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難以確知」（註：《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頁。）。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幾年從日本防衛 研究 所圖書館發現的《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未刊稿，終於揭開了這個謎。未刊稿中幾次提到冒掛第三國旗事，如其一稱：「為不使敵人覺察我們的偵察行動，特懸掛外國軍艦旗幟，即12月8日和9日掛美軍艦旗，10日掛英軍艦旗。」（註：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纂：《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未刊稿，日本防衛所圖書館館藏），卷4，第3頁。轉引自中ｚｈǒｎｇ＠②明《關於日本海軍的〈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載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至此，疑案始成為鐵案。靠冒掛第三國旗的手段來逃避中國軍艦的攔截，雖屬侵犯第三國利益的不法行為，卻使日本軍艦能夠渾水摸魚，毫無顧忌地航行於黃海海域。
其二，擾襲北洋海軍的基地。在戰爭初期，中日海軍力量在總體上大致旗鼓相當，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則占有一定的優勢。儘管如此，並不意味著日本海軍就具有戰略優勢，其海上主動權的發揮是受到相當限制的。因此，監控北洋艦隊的行蹤並打亂其部署，便成為日本海軍此時的首要任務。為此，早在日本挑起戰爭之前，其海軍當局便急調老牌間諜宗方小太郎到煙台，以擔此重任。他曾兩次潛入威海衛軍港，又多次命所收買的姦細頻繁往來於旅順、威海、天津與煙台之間，隨時掌握北洋艦隊的動向，以經由上海轉報日本國內。如在8月6日，他就將一份關於北洋艦隊動靜的密函，托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帶給上海的潛伏間諜黑井悌次郎轉報東京。此報告斷定中國海軍「已捨去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建議以艦隊「突入渤海海口」，將北洋艦隊「誘出海面」，然後伺機「一決雌雄」（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冊，第114～115頁。）。日本海軍當局對此建議十分重視，決定命各游擊隊不時游弋於渤海海口內外，並伺機對要港進行擾襲。從此，旅順、大連、秦皇島、成山、威海衛等處海面常見日艦的蹤跡，使清政府難測日軍之意圖所在。8月10日，日本軍艦突然對威海衛發動襲擊，當地告急電報紛至沓來，清廷大為震驚。（註：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頁；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二，第866～867頁。）此時，丁汝昌正率北洋艦隊主力到達朝鮮大同江口，清廷當即降旨命其速回。這樣一來，北洋艦隊反而處處被日本牽著鼻子走，海上行動的主動權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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