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先祖為明代的女真)為什麼能在很短時間內占據遼東，並以此為根據地，進而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為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長期以來卻一直為人們所忽視。那就是，作為清王朝的奠基人——努爾哈赤，他所強制推行的滿漢一體化政策，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和 影響 。本文試圖就努爾哈赤入居遼瀋以後，所推行的滿漢一體政策，略作鈎稽和探索，以期引起對這一 問題 的 研究 和討論。
入居遼東之初，努爾哈赤一再申諭：「今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國人」1。正是從這滿漢一體的思想出發，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 政治 強制手段來促進滿漢民族間的互相滲透。
其一，強制滿漢人民遷居雜處，同耕共食。
明天啟元年，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滿漢軍民風塵僕僕地來到遼東，居無定處，亟須安置。努爾哈赤為了穩定人心，首先對滿漢人等實行了「計丁授田」，即「一男種糧田五垧，種棉田一垧」2，在牛錄額真統一管理下進行以戶為單位的獨立生產，並且納糧當差，「每三男耕種一垧貢賦的田，二十男當中一人當兵，同時二十男中一人應出差」3。這樣，不僅解決了軍餉、兵源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將滿族人丁和漢族人民一起固著在遼東土地上，使滿漢人民處於雜居共處之中。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又源源不斷地遷徙大批女真人進入遼東，「以其部屬分屯開(原)、鐵(嶺)、遼(陽)、沈(陽)」4。為了解決這些大量內遷的滿族人民的吃住問題，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遼東地方的尼堪(指漢人)的房屋與諸申(即女真人)合住，糧食同吃，分田耕種」5。這種強制滿漢人同住、同食、同耕的辦法，實際上是要漢人民戶供奉滿人的吃住，要將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糧)如實報告。按諸申的人口 計算 ，一個月每人給四升糧」6。這樣勢必大大加重了漢族人民的負擔，激起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為了控制、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努爾哈赤採取將部分新征服地區的漢人遷離故土的辦法。其中一部分漢人被遷移到滿族的故鄉。因為大量女真人隨軍或遷移到遼東，這樣就需要大量的漢人去填補。因此，努爾哈赤下令，已經入居遼東的「諸申的房屋、田地、糧食，全部交給移來的尼堪」7，用以安置這些遷離故土而來塞外的漢人。另外一些漢人則被遷到滿人居住比較集中、或者其統治勢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爾哈赤在遼東的腳跟尚未站穩，鎮江、湯站、險山諸堡的漢人就開始叛逃，投奔據守遼東沿海諸島的明將毛文龍，引起了努爾哈赤的警覺。於是，他立即下令「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遷金州民於復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領廣寧城後，「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遼東(此指遼陽一帶)」9。這時的遼陽已成為後金的統治中心，把大量漢人遷來遼陽，是為了便於控制，有利於鞏固後金政權的統治。天命八年(1623年)復州的漢人叛逃，先是大規模屠殺，然後又將這一帶漢人遷到早已遷居了大量滿人的海城、鞍山，再將這一帶的部分滿人遷到復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貝勒發給的文書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戶」的漢人住到滿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莊等城鎮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備管轄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戶」10，屬於有特殊技藝專作記載外，其他漢人身份不明。但據1624年正月，努爾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寧營的城的周圍十里、十五里有糧的人都進城居住」11的指令，我們可以據此推斷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戶」的漢人中絕大多數都是「有糧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於滿人、得到滿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順、吳揚凱那兩戶漢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蘭泰牛錄的諸申住的趙家莊」12，無疑屬於後者。
總之，強制滿漢人民互相遷居雜處的結果，加強了滿州貴族的統治，但在當時 歷史 條件下，在客觀上有利於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
隨著被征服地區的擴大，俘獲人口的激增，努爾哈赤開始進一步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他把大部分遼東漢人及黑龍江流域歸附而來的女真人，通過強制手段，將一部分戶口納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員統領，一部分漢民編制八旗的情況，從現存的官書 文獻 資料來看，《清實錄》、《滿洲實錄》幾無記載，惟《滿漢老檔》偶有涉及。從《滿文老檔》記載來看，當時遼東漢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漢人戶口是被編入八旗之中的。努爾哈赤進入遼東以後，根據「拒者俘之，降者編為民戶」(《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的原則，除了俘虜作滿人奴隸外，所有歸降漢人，大部分還被編為民戶，有一部分被納入八旗的牛錄之中，在牛錄額真監督下勞動。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令：「把在撫西獲得的尼堪們給各自的貝勒、各自的額真考察後，可以任命領催人。把遼東(指遼陽)獲得的養豬的尼堪、繡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庫(漢語：管領下食口糧人)牛錄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貝勒莊合住的尼堪，給牛錄的人。牛錄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數內」13。「領催」是牛錄屬下的低級官員，一般每牛錄下設五個領催人。顯然那些撫順最先歸降的漢人，以及和八貝勒莊合住的漢人的戶口，無疑是編入八旗的。遼陽歸降的漢人養豬、繡匠這些「有用的」即有技藝特長的漢人也是被編入八旗的。當時在蓋州沿海一帶還有「八旗煮鹽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屬於這種情況被編入八旗的。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另一個情況，即原來居住遼東的漢人戶中的「有糧的人」，一部分隸於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漢官進行管理，而那些沒有糧的窮人，努爾哈赤採取了收捕和屠殺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爾哈赤對去蓋州、威寧營一帶清查戶口和糧食數字五牛錄額真說：「要全面調查五牛錄的漢人，……將沒有糧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沒糧的窮人，後來努爾哈赤竟然下令屠殺了。那些免於屠戮的倖存者後來也都作了滿人的「包衣」，亦稱「阿哈」(即奴僕)。他們對於主人處於嚴格的依附地位。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永遠被剝奪了應試的權利，亦可被主人轉贈和買賣，他們處於滿族 社會 的最低層。
對於那些強制隸入八旗的漢人，儘管他們的戶口隸於八旗，但他們與入居遼東以前的八旗中的漢人不一樣。對於戶口編入八旗的遼東廣大漢區的漢人民戶，努爾哈赤規定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爾哈赤命「在各旗分駐的地方，任命該旗的人為官員；原來在那城管轄下的地方的人，無論什麼消息，都要聽從任命的官員，兵僅服從該管的額真」16。按照過去八旗制度規定，兵、民同屬一個額真管理。八旗屬下戶口，既是兵戶，又是民戶。而現在兵丁和民戶是分開管理的，兵丁仍歸原額真管理，而戶口隸於八旗的漢人民戶，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儘管如此，但遼東的廣大漢人和滿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員的統領之下，同一個政令，努爾哈赤政治體制一體化的目的是達到了。
其三，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政策。
努爾哈赤在1621年進入遼東地區以後，頒布了「計丁授田」，實行「按丁編莊」，這是對女真社會生產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也是在生產方式上滿漢一體化政策的重要步驟。
努爾哈赤早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據明朝遼東地區的屯田制，在女真社會中，局部地推行牛錄屯田制，以每牛錄出丁男10人、牛4頭，專門在空曠土地上墾荒耕種，以收穫的糧食儲於官倉，以備食用。這種牛錄屯田制是帶有封建農奴制性質的。這說明在進入遼瀋以前，女真奴隸制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制的因素。
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攻掠撫順，得歸附漢人千餘戶。如何處理這些封建制度下的漢人民戶?對於處在兩種生產方式岔道口的努爾哈赤來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選擇。努爾哈赤採取了明智的抉擇，沒有按照慣例，把他們降作阿哈(奴隸)，而是「命安插撫順所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並全給以田廬、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舊明制設大小官屬」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設置官屬，令漢民從事農業生產，維持原來遼瀋地區的封建制生產方式。
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了遼瀋，實行「計丁授田」，即將遼陽、海城一帶三十萬日(每日約合6畝)土地，以及遼東五衛及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四衛交出的無主田地三十萬日，按照丁口授於滿漢人戶。當時並規定，每l丁男，種糧田五日、種棉田一日，每3個丁男種官田一日，每20個丁男征l丁當兵，以l丁應公差。「計丁授田」，把土地分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為勞役地租，奉獻給後金國家。而份田所收則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從此出」18，即為滿漢人戶衣食來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又實行「按丁編莊」，即將「每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編為一莊，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每備御給與一莊」，「一莊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納官糧，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納官糧的土地，是莊丁用自己的生產工具耕種八旗各級首領的土地，產品也是作為勞役地租奉獻給各級統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莊丁自己經營，為其全家衣食來源。
總之，努爾哈赤進入遼瀋地區以後，所實行的「計丁授田」，「按丁編莊」，都是八旗各級統治者占有土地，而作為勞動者的滿漢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們向各級統治者繳納租稅，負擔徭役。滿漢人丁與八旗各級統治者的人身依附關係，也不像奴隸那樣有嚴格的人身隸屬關係。與以往那種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關係有根本的不同。再就產品的分配形式來說，滿漢丁戶，已經有自己經營和支配的份地，對於國家和各級統治者，他們奉獻出勞役地租。因此，無論是從土地的占有形式，還是從人與人之問的關係，以及產品的分配形式，都發生了與原來根本不同的變革。即基本採取了原來遼東地區封建制的生產方式。當然，這種變革是很不徹底的。在這種封建制的生產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隸制的殘餘。但不管怎樣說，這種生產方式的變革，使得本來在不同生產方式下生活的滿漢人民，基本上統一到同一個生產方式之下，同步前進。隨著封建制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在努爾哈赤時期，基本上實現了。
其四，語言習俗方面的一體化。
語言是人類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滿漢人民同居共室，沒有共同語言是不行的。滿人是征服者，滿族是統治民族。所以滿族統治者把滿語作為主要語言(稱為國語)，強制在漢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漢人的存在，數量眾多的漢人仍舊使用漢語，作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漢語經過幾千年的提煉，語彙是極其豐富的。所以努爾哈赤在進入遼瀋以後，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語，都依從漢語。甚至滿族人之間互相交往，亦有用漢語的。所以漢語在當時並不是禁用的語言。特別是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滿族統治者不得不 學習 漢語。努爾哈赤本人，就熟諳漢語，而且十分注重學習漢語。所以儘管滿語是強制推行於滿漢之間的主要語言，但漢語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語言。兩種語言並行不悖，促進了滿漢之間的互相溝通和互相滲透。
其次，強制剃髮(即男子剃去周圍頭髮，頂上留髮結辮垂在腦後)，是努爾哈赤人居遼瀋以後，習俗方面的又一一體化措施。努爾哈赤攻城掠地之後的第一項政令，就是剃髮留辮。事實上剃髮在當時已超出了一般的習俗範圍，而是作為一條擁護還是反對後金統治的政治標準。這項有損漢民族尊嚴的措施，曾經引起遼東漢人的強烈反抗，這是努爾哈赤的失策之處。但是，它畢竟用強烈地手段使滿漢民族在主要習俗上趨向一體化。
入居遼東之初，努爾哈赤一再申諭：「今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國人」1。正是從這滿漢一體的思想出發，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 政治 強制手段來促進滿漢民族間的互相滲透。
其一，強制滿漢人民遷居雜處，同耕共食。
明天啟元年，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滿漢軍民風塵僕僕地來到遼東，居無定處，亟須安置。努爾哈赤為了穩定人心，首先對滿漢人等實行了「計丁授田」，即「一男種糧田五垧，種棉田一垧」2，在牛錄額真統一管理下進行以戶為單位的獨立生產，並且納糧當差，「每三男耕種一垧貢賦的田，二十男當中一人當兵，同時二十男中一人應出差」3。這樣，不僅解決了軍餉、兵源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將滿族人丁和漢族人民一起固著在遼東土地上，使滿漢人民處於雜居共處之中。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又源源不斷地遷徙大批女真人進入遼東，「以其部屬分屯開(原)、鐵(嶺)、遼(陽)、沈(陽)」4。為了解決這些大量內遷的滿族人民的吃住問題，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遼東地方的尼堪(指漢人)的房屋與諸申(即女真人)合住，糧食同吃，分田耕種」5。這種強制滿漢人同住、同食、同耕的辦法，實際上是要漢人民戶供奉滿人的吃住，要將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糧)如實報告。按諸申的人口 計算 ，一個月每人給四升糧」6。這樣勢必大大加重了漢族人民的負擔，激起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為了控制、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努爾哈赤採取將部分新征服地區的漢人遷離故土的辦法。其中一部分漢人被遷移到滿族的故鄉。因為大量女真人隨軍或遷移到遼東，這樣就需要大量的漢人去填補。因此，努爾哈赤下令，已經入居遼東的「諸申的房屋、田地、糧食，全部交給移來的尼堪」7，用以安置這些遷離故土而來塞外的漢人。另外一些漢人則被遷到滿人居住比較集中、或者其統治勢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爾哈赤在遼東的腳跟尚未站穩，鎮江、湯站、險山諸堡的漢人就開始叛逃，投奔據守遼東沿海諸島的明將毛文龍，引起了努爾哈赤的警覺。於是，他立即下令「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遷金州民於復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領廣寧城後，「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遼東(此指遼陽一帶)」9。這時的遼陽已成為後金的統治中心，把大量漢人遷來遼陽，是為了便於控制，有利於鞏固後金政權的統治。天命八年(1623年)復州的漢人叛逃，先是大規模屠殺，然後又將這一帶漢人遷到早已遷居了大量滿人的海城、鞍山，再將這一帶的部分滿人遷到復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貝勒發給的文書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戶」的漢人住到滿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莊等城鎮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備管轄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戶」10，屬於有特殊技藝專作記載外，其他漢人身份不明。但據1624年正月，努爾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寧營的城的周圍十里、十五里有糧的人都進城居住」11的指令，我們可以據此推斷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戶」的漢人中絕大多數都是「有糧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於滿人、得到滿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順、吳揚凱那兩戶漢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蘭泰牛錄的諸申住的趙家莊」12，無疑屬於後者。
總之，強制滿漢人民互相遷居雜處的結果，加強了滿州貴族的統治，但在當時 歷史 條件下，在客觀上有利於不同民族間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
隨著被征服地區的擴大，俘獲人口的激增，努爾哈赤開始進一步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他把大部分遼東漢人及黑龍江流域歸附而來的女真人，通過強制手段，將一部分戶口納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員統領，一部分漢民編制八旗的情況，從現存的官書 文獻 資料來看，《清實錄》、《滿洲實錄》幾無記載，惟《滿漢老檔》偶有涉及。從《滿文老檔》記載來看，當時遼東漢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漢人戶口是被編入八旗之中的。努爾哈赤進入遼東以後，根據「拒者俘之，降者編為民戶」(《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的原則，除了俘虜作滿人奴隸外，所有歸降漢人，大部分還被編為民戶，有一部分被納入八旗的牛錄之中，在牛錄額真監督下勞動。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令：「把在撫西獲得的尼堪們給各自的貝勒、各自的額真考察後，可以任命領催人。把遼東(指遼陽)獲得的養豬的尼堪、繡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庫(漢語：管領下食口糧人)牛錄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貝勒莊合住的尼堪，給牛錄的人。牛錄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數內」13。「領催」是牛錄屬下的低級官員，一般每牛錄下設五個領催人。顯然那些撫順最先歸降的漢人，以及和八貝勒莊合住的漢人的戶口，無疑是編入八旗的。遼陽歸降的漢人養豬、繡匠這些「有用的」即有技藝特長的漢人也是被編入八旗的。當時在蓋州沿海一帶還有「八旗煮鹽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屬於這種情況被編入八旗的。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另一個情況，即原來居住遼東的漢人戶中的「有糧的人」，一部分隸於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漢官進行管理，而那些沒有糧的窮人，努爾哈赤採取了收捕和屠殺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爾哈赤對去蓋州、威寧營一帶清查戶口和糧食數字五牛錄額真說：「要全面調查五牛錄的漢人，……將沒有糧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沒糧的窮人，後來努爾哈赤竟然下令屠殺了。那些免於屠戮的倖存者後來也都作了滿人的「包衣」，亦稱「阿哈」(即奴僕)。他們對於主人處於嚴格的依附地位。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永遠被剝奪了應試的權利，亦可被主人轉贈和買賣，他們處於滿族 社會 的最低層。
對於那些強制隸入八旗的漢人，儘管他們的戶口隸於八旗，但他們與入居遼東以前的八旗中的漢人不一樣。對於戶口編入八旗的遼東廣大漢區的漢人民戶，努爾哈赤規定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爾哈赤命「在各旗分駐的地方，任命該旗的人為官員；原來在那城管轄下的地方的人，無論什麼消息，都要聽從任命的官員，兵僅服從該管的額真」16。按照過去八旗制度規定，兵、民同屬一個額真管理。八旗屬下戶口，既是兵戶，又是民戶。而現在兵丁和民戶是分開管理的，兵丁仍歸原額真管理，而戶口隸於八旗的漢人民戶，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儘管如此，但遼東的廣大漢人和滿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員的統領之下，同一個政令，努爾哈赤政治體制一體化的目的是達到了。
其三，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政策。
努爾哈赤在1621年進入遼東地區以後，頒布了「計丁授田」，實行「按丁編莊」，這是對女真社會生產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也是在生產方式上滿漢一體化政策的重要步驟。
努爾哈赤早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據明朝遼東地區的屯田制，在女真社會中，局部地推行牛錄屯田制，以每牛錄出丁男10人、牛4頭，專門在空曠土地上墾荒耕種，以收穫的糧食儲於官倉，以備食用。這種牛錄屯田制是帶有封建農奴制性質的。這說明在進入遼瀋以前，女真奴隸制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制的因素。
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攻掠撫順，得歸附漢人千餘戶。如何處理這些封建制度下的漢人民戶?對於處在兩種生產方式岔道口的努爾哈赤來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選擇。努爾哈赤採取了明智的抉擇，沒有按照慣例，把他們降作阿哈(奴隸)，而是「命安插撫順所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並全給以田廬、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舊明制設大小官屬」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設置官屬，令漢民從事農業生產，維持原來遼瀋地區的封建制生產方式。
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了遼瀋，實行「計丁授田」，即將遼陽、海城一帶三十萬日(每日約合6畝)土地，以及遼東五衛及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四衛交出的無主田地三十萬日，按照丁口授於滿漢人戶。當時並規定，每l丁男，種糧田五日、種棉田一日，每3個丁男種官田一日，每20個丁男征l丁當兵，以l丁應公差。「計丁授田」，把土地分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為勞役地租，奉獻給後金國家。而份田所收則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從此出」18，即為滿漢人戶衣食來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又實行「按丁編莊」，即將「每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編為一莊，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每備御給與一莊」，「一莊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納官糧，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納官糧的土地，是莊丁用自己的生產工具耕種八旗各級首領的土地，產品也是作為勞役地租奉獻給各級統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莊丁自己經營，為其全家衣食來源。
總之，努爾哈赤進入遼瀋地區以後，所實行的「計丁授田」，「按丁編莊」，都是八旗各級統治者占有土地，而作為勞動者的滿漢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們向各級統治者繳納租稅，負擔徭役。滿漢人丁與八旗各級統治者的人身依附關係，也不像奴隸那樣有嚴格的人身隸屬關係。與以往那種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關係有根本的不同。再就產品的分配形式來說，滿漢丁戶，已經有自己經營和支配的份地，對於國家和各級統治者，他們奉獻出勞役地租。因此，無論是從土地的占有形式，還是從人與人之問的關係，以及產品的分配形式，都發生了與原來根本不同的變革。即基本採取了原來遼東地區封建制的生產方式。當然，這種變革是很不徹底的。在這種封建制的生產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隸制的殘餘。但不管怎樣說，這種生產方式的變革，使得本來在不同生產方式下生活的滿漢人民，基本上統一到同一個生產方式之下，同步前進。隨著封建制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在努爾哈赤時期，基本上實現了。
其四，語言習俗方面的一體化。
語言是人類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滿漢人民同居共室，沒有共同語言是不行的。滿人是征服者，滿族是統治民族。所以滿族統治者把滿語作為主要語言(稱為國語)，強制在漢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漢人的存在，數量眾多的漢人仍舊使用漢語，作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漢語經過幾千年的提煉，語彙是極其豐富的。所以努爾哈赤在進入遼瀋以後，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語，都依從漢語。甚至滿族人之間互相交往，亦有用漢語的。所以漢語在當時並不是禁用的語言。特別是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滿族統治者不得不 學習 漢語。努爾哈赤本人，就熟諳漢語，而且十分注重學習漢語。所以儘管滿語是強制推行於滿漢之間的主要語言，但漢語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語言。兩種語言並行不悖，促進了滿漢之間的互相溝通和互相滲透。
其次，強制剃髮(即男子剃去周圍頭髮，頂上留髮結辮垂在腦後)，是努爾哈赤人居遼瀋以後，習俗方面的又一一體化措施。努爾哈赤攻城掠地之後的第一項政令，就是剃髮留辮。事實上剃髮在當時已超出了一般的習俗範圍，而是作為一條擁護還是反對後金統治的政治標準。這項有損漢民族尊嚴的措施，曾經引起遼東漢人的強烈反抗，這是努爾哈赤的失策之處。但是，它畢竟用強烈地手段使滿漢民族在主要習俗上趨向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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