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世界各國 工業 化過程中都普遍存在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動克服這種收入差距，需要保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因此，必須通過政府行為來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針對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進行了 分析 ，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
[關鍵詞] 居民收入；收入差距；城市化；農民收入
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 經濟 迅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也不同幅度地增長，但收入差距也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的1．9：1，逐步擴大到90年代末期的2．6：1，直至 目前 的3．23：1，如果考慮到墟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收入差距則約達5：1，甚至更高。這種過大的收入差距，已成為保持 社會 穩定和國民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 所面臨的重大 問題 。
一、墟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1．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是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了收入水平的高低，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由於我國長期實行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方針，將堀市和 農村 割裂開來，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未被充分利用，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和購買力受到限制。在勞動力市場上，農村勞動者受歧視，與堀市勞動者相比在受 教育 條件和個體素質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差異，導致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即使進墟務工，由於沒有墟市戶口，在就業機會及社會地位等方面幾乎不可能與城市居民同等。另外，城市人所享有的文化教育、勞動保護、福利補貼、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及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等對大部分農民來說也是一種奢望，使堀鄉居民收入差距處於相對剛性狀態。
2．城鄉資本存量和勞動力要素的不平等
由於 歷史 原因和工業化發展的戰略，造成我國城鄉資本份額相差懸殊，而且結構不合理。城市勞動生產率大大高於農村，在產品交換中處於有利地位，再加上國家政策的傾斜，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業產品中提取實現工業化發展所需資金，從1952年至1986年間，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抽走5823．74億元資金，外加農業稅1044．38億元，共計6868．12億元巨額資金，極大地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村，生產性消費能力不足，集體經濟的薄弱又使農村有限的資本存量難於積聚，農村投資環境較差，導致資本存量不斷向城市流動，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3．農民負擔重，收入增長緩慢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多項政策和規定，農民負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農民繳納的稅收仍高於墟市居民，如耕地占用稅、農業特產收入稅等等．按國家規定，農民上繳的提留和統籌不得超過當地農民純收入的5％。而實際上，據農業部統計，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現象仍較嚴重。農民的隱形負擔也較重，如近年來化肥、農藥、種子價格上漲較快，儘管農產晶價格有所上漲，但不及生產資料的增幅，致使農民獲利甚微，甚至虧損。農村人多地少，生產規模小，專業分工差，難以開展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出現「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益」的局面，農民人均收入很難有大幅度的提高。
4．城市化水平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36％。從橫向來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42個百分點。農村城市化進程緩慢，城市化水平低決定了大量從農村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將滯留在農村， 影響 了勞動力的轉移。在我國，城鎮居民雖然人均收入高，由於人口規模較小，沒能形成對農副產品真正有效的總消費需求，使得農產晶過剩；農村人口規模很大，因收入過低不能形成對城鎮工業晶的強勁需求，從而使工業品遭遇了產品過剩的挑戰。
5．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因素的影響
二元的社會結構必然帶來二元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級制度和身份制度把農民捧斥於城市就業大門以外，廣大農民基本未納入社會保障的範圍，大量進緘務工的農民也未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標準的社會保障待遇。目前，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 企業 和部分大型集體企業職工享受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而對於那些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來說，享受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只能是一種奢望。城鄉居民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平等，使堀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1．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有利於城鄉的統籌發展
「十一五」期間，解決好「三農」問題仍然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以人為本、統籌協調的 科學 發展觀的指導下，統籌城鄉發展被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並推出一系列扶持農業和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政策，加大對農業和農民收入的支持保護程度。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引導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稅負，提高糧食的政府購買價格，對糧食主產區農產實施糧食生產直接補貼，增加農業投入總量，使農民增收有資金和物質保障。另外，從已開發國家經驗看，政府對農民收入的直接支付，是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現實的行為選擇，也是工業化中期階段對政府行為的必然要求。日本農民收入中政府支付達63％，而韓國高達66％。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多年來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致力於啟動龐大的公共開支，保護農業，支持農民收入增長，使城鄉居民收入差別變得微不足道，社會公平程度很高。
[關鍵詞] 居民收入；收入差距；城市化；農民收入
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 經濟 迅速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也不同幅度地增長，但收入差距也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的1．9：1，逐步擴大到90年代末期的2．6：1，直至 目前 的3．23：1，如果考慮到墟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收入差距則約達5：1，甚至更高。這種過大的收入差距，已成為保持 社會 穩定和國民經濟持續健康 發展 所面臨的重大 問題 。
一、墟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1．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是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了收入水平的高低，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由於我國長期實行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方針，將堀市和 農村 割裂開來，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未被充分利用，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和購買力受到限制。在勞動力市場上，農村勞動者受歧視，與堀市勞動者相比在受 教育 條件和個體素質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差異，導致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即使進墟務工，由於沒有墟市戶口，在就業機會及社會地位等方面幾乎不可能與城市居民同等。另外，城市人所享有的文化教育、勞動保護、福利補貼、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及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等對大部分農民來說也是一種奢望，使堀鄉居民收入差距處於相對剛性狀態。
2．城鄉資本存量和勞動力要素的不平等
由於 歷史 原因和工業化發展的戰略，造成我國城鄉資本份額相差懸殊，而且結構不合理。城市勞動生產率大大高於農村，在產品交換中處於有利地位，再加上國家政策的傾斜，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業產品中提取實現工業化發展所需資金，從1952年至1986年間，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抽走5823．74億元資金，外加農業稅1044．38億元，共計6868．12億元巨額資金，極大地促進了工業發展。在農村，生產性消費能力不足，集體經濟的薄弱又使農村有限的資本存量難於積聚，農村投資環境較差，導致資本存量不斷向城市流動，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3．農民負擔重，收入增長緩慢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多項政策和規定，農民負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農民繳納的稅收仍高於墟市居民，如耕地占用稅、農業特產收入稅等等．按國家規定，農民上繳的提留和統籌不得超過當地農民純收入的5％。而實際上，據農業部統計，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現象仍較嚴重。農民的隱形負擔也較重，如近年來化肥、農藥、種子價格上漲較快，儘管農產晶價格有所上漲，但不及生產資料的增幅，致使農民獲利甚微，甚至虧損。農村人多地少，生產規模小，專業分工差，難以開展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出現「高投入，高產出，低效益」的局面，農民人均收入很難有大幅度的提高。
4．城市化水平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有一定的提高，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36％。從橫向來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42個百分點。農村城市化進程緩慢，城市化水平低決定了大量從農村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將滯留在農村， 影響 了勞動力的轉移。在我國，城鎮居民雖然人均收入高，由於人口規模較小，沒能形成對農副產品真正有效的總消費需求，使得農產晶過剩；農村人口規模很大，因收入過低不能形成對城鎮工業晶的強勁需求，從而使工業品遭遇了產品過剩的挑戰。
5．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因素的影響
二元的社會結構必然帶來二元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級制度和身份制度把農民捧斥於城市就業大門以外，廣大農民基本未納入社會保障的範圍，大量進緘務工的農民也未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標準的社會保障待遇。目前，只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 企業 和部分大型集體企業職工享受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而對於那些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來說，享受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只能是一種奢望。城鄉居民在享受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平等，使堀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1．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有利於城鄉的統籌發展
「十一五」期間，解決好「三農」問題仍然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以人為本、統籌協調的 科學 發展觀的指導下，統籌城鄉發展被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並推出一系列扶持農業和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政策，加大對農業和農民收入的支持保護程度。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引導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稅負，提高糧食的政府購買價格，對糧食主產區農產實施糧食生產直接補貼，增加農業投入總量，使農民增收有資金和物質保障。另外，從已開發國家經驗看，政府對農民收入的直接支付，是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現實的行為選擇，也是工業化中期階段對政府行為的必然要求。日本農民收入中政府支付達63％，而韓國高達66％。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多年來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致力於啟動龐大的公共開支，保護農業，支持農民收入增長，使城鄉居民收入差別變得微不足道，社會公平程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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