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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出路分析
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在國際政治學和經濟學界眾說紛紜。發展中國家又稱第三世界國家，兩者在外延上大體一致，涵蓋亞、非、拉美及其他地區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個國際政治概念，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個國際經濟概念。現在通行一種劃分國家的方法，將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變化中的世界分為三種類型的國家，即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蘇聯東歐國家）。本文使用「發展中國家」
概念主要是從世界經濟層面分析問題。
發展中國家在本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生物，也是當代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現實狀況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經濟和政治舞台上日益邊緣化了。發展中國家要力爭讓２１世紀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變得符合自身利益，促進全球化朝著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就需要對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只有準確把握髮展中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程，才能找到實現共贏共存的全球化、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現實路徑。
一、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
西方已開發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巧妙地進行了全球布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有著準確論述。西方已開發國家之所以推動全球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１］（Ｐ３８８）。全球化絕非自然產生，「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２］（Ｐ２８）。因而，經濟全球化出現這樣的結果也不意外：「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３］（５７８－５７９）這種被西方已開發國家建構的全球化進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開。
（一）借重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議程維繫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利益。
跨國公司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有祖國，它們在全球性的商業活動中一般都得到母國的資金支持以及商業的、政治的甚至軍事政策的庇護。它們憑藉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攜手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以最新的形式連接起來，以達到通過塑造和控制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需求和慾望來影響全球市場和魚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農業領域，它們竊取甚至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種子資源，控制糧種，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種子產業，操控全球的穀物貿易，利用轉基因食品打壓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市場。在工業領域，它們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或部門，同時利用國際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場，打壓發展中國家有競爭力的民族產業；利用「轉移生產線戰略」，有意將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社會生活領域，它們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沆瀣一氣，壓制人民追求民主權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種努力；有意將母國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西方的價值觀念作為普世價值輸入到發展中國家以進行文化滲透，等等。總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議程形成了西方已開發國家開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利潤回流西方的單行道，推動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
（二）利用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維護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整體利益。
迄今為止的主要國際性經濟組織的規則由已開發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處在被動接受的處境之中。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操控著不合理的多邊貿易體制，這為已開發國家搜刮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打壓發展中國家某些產業提供了極大便利。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中發揮著支配性的作用，美國的原則是不允許世界貿易組織干預美國的立法程序，ＷＴＯ成了實現西方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美國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最大的股東和擁有否決權的唯一國家，美國等西方七國壟斷了幾乎一半的投票權，根據成員國提供的資金數額來分配投票權的機制意味著富國在投票權上擁有絕對的支配地位。［４］（Ｐ４５）ＩＭＦ的領導人通常由美國指定一個代表擔任，所有ＩＭＦ的執行主管都是歐洲人，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管理層之外。世界銀行（ＷＢ）成立以來的九任行長都是與洛克菲勒家族或者與美國的幾大公司有著聯繫的美國人擔任。［５］（Ｐ１６９－１７０）ＷＢ和ＩＭＦ都代表著已開發國家的利益，它們相互協調、保護髮達國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頭利益是從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６］（Ｐ１６９）而資金和人力資源的缺乏，制約著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困國家在這些組織中的話語權。
（三）通過「國家瘦身運動」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自主權。
西方已開發國家通過鼓譟「民族國家過時論」和國家主權「弱化論」，建立起服務於資本全球化利潤至上邏輯的政治戰略。為此，它們在國內取消西歐式福利國家制度，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精簡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有意保持一定的失業率；在國際上取消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政策，將資金主要不是投向生產領域，而是投向信貸和金融領域。這些做法不僅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政府調控本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難度，而且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這說明，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通過所謂的民主化進程保障資本的跨國流動暢行無阻，因為追逐資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７］（ＰＸＩＶ）西方已開發國家還依靠國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經濟發展不易受到來自弱勢力量的競爭對手的挑戰。
例如，在長達２００多頁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文件中，只有一頁談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談特談美國資本主義不容許受到競爭對手的挑戰。歐盟堅持要發展中國家接受它們的工業品，而它們自己卻對本國的農產品進行補貼並不斷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徵收重稅。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動輒指控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８］（Ｐ２９）西方已開發國家還在民主和****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指手畫腳。它們還通過「顏色革命」培植對國際壟斷資本言聽計從的政府。總之，在新自由主義政治戰略的背後，暗含著已開發國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國壟斷資本的鐵蹄下，假借他國政府之手豪奪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勞動成果。
（四）推行「媒體帝國主義」，構築阻隔發展中國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已開發國家大力蠶食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陣地，試圖從根基上銷蝕發展中國家人民對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感。西方已開發國家通過電影、電視、廣播、網際網路、書籍、刊物、廣告等手段進行文化產品的傾銷，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其社會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發展中國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文化消費傾向。同時，鍛造隱形的信息交互網絡，向發展中國家「傾銷」信息，如數家美國的跨國公司把持這些信息交互網路的主要埠；西方的商業公司是主要的新聞提供者和購買者；傳媒產品的趨同化和數字化又強化了西方媒體的強勢地位。這種信息交互的「單行道」協助西方搞「圖像外交」，結果使新聞報道過程出現失衡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很難被聽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還有意塑造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形象。美國媒體對穆斯林世界的報道向來有失公正，這使得美國６４。９％的人對伊斯蘭教一無所知。［９］（Ｐ３６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被媒體競相炒作；「種族清洗」
被西方媒體用來描繪波赫的種族衝突；中國的台灣地區被西方媒體定格為「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中國、古巴、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常常被西方媒體進行妖魔化報道，等等，都達到了扭曲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形象、掩蓋西方國家的政治圖謀的目的。總之，西方媒體動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於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地區的輿論氛圍，同時消解資本主義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的抵制情緒，以達到延緩資本主義壽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國的軍事機器維繫西方列強的整體利益。
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強化在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存在，絕非只為維護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維繫西方已開發國家資本家的利益。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在不發達地區的表現就像是個戰爭罪犯。資本主義使用驅逐、大屠殺、強迫勞動和販賣奴隸等方法來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如果說跨國公司打開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的大門是以「自由貿易」為旗號的話，那麼美國動用軍隊開拓全球市場，其戰略意圖就圖窮匕見了。美國軍隊在維護西方列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制和威懾方面發揮著獨特作用。２０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屢次採取「殺雞儆猴」的軍事行動就是證明。西方列強通過戰爭將一些地區強制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再通過代理人深化對這些地區的剝削。在中東，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強在發展中國家的心臟地帶建立的一個資本主義飛地。埃及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將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馬」［１０］（Ｐ９０－９３）。美國的軍隊征服行動是造成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動盪、貧困的根源之一。
總之，由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精巧布局經濟全球化，在事實上造成了生活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低於西方工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繼續擴大。這促使我們進一步研究由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帶給發展中國家的真實境遇。
二、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嚴重後果。
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考察幾百年全球化進程，我們發現，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主要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第一，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整體上下降了。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用三個著名的「從屬於」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階段，全球化對不同國家的影響：「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１１］（Ｐ２７７）發生於２０世紀中葉的民族解放運動讓資本主義世界感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追求民族獨立和尋求多種發展道路的呼聲。在當時的國際舞台上，隨著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發展中國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發端於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的不結盟運動聯合自強，改變了由超級大國和西方大國決定世界事務的局面；維護髮展中國家集體權益的７７國集團在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聯合國成為當時發展中國家抗擊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舞台。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回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數增加了，但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發展中國家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的難度也相應增加了。聯合國長期受制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特別是最近２０多年來，聯合國要產生有利於維護髮展中國家權益的決議已變得相當困難，產生強有力的譴責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決議更是難上加難。結果，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被邊緣化，他們的權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人民在生活機會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了。綜觀發展中國家，不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費方面，而且在幾乎關乎全球發展的每一個顯示器上都可以找到這種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區的９億人消費量占世界消費總量的８６％，他們的收入占世界總收入的７９％，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５８％，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４７％，擁有的電話總量占世界電話總量的７４％。相比之下，世界最窮的１２億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費總額的１。３％、世界能源消費總額的４％、世界魚和肉消費總額的５％和世界電話擁有總量的１。５％。［１２］（Ｐ７７）已開發國家還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環境危機，結果造成大多數人的生存環境全面惡化；全球資本流動顯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的資本流動多，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則少很多。實施貿易開放政策的結果差異很大：在非經合組織國家，貿易開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穩定性，而在經合組織國家，貿易開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穩定性。［１３］（Ｐ４１）可見，同在「地球村」，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不平等現象成了發展中國家減少貧窮和實現發展的關鍵性障礙。
第三，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承受的剝削程度加深了。２０世紀中葉以來，已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西方已開發國家進入信息化和高科技發展時期，為了繼續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進行跨國採購和生產以獲取巨大收益，西方已開發國家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部分商品的生產鏈。而西方已開發國家憑藉其在經濟、貿易和科技上的強大優勢掌握著全球商品生產鏈中最能獲取利潤的部分，結果導致「生產遍及全球，利潤流回西方」。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推行生產全球化的邏輯里，利潤至上才是最主要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承受著深重的剝削和壓迫。例如，一雙耐克鞋的生產成本在印度尼西亞大約是１２美元，公司支付的勞動工資是每雙１２美分，而經過公司倒手後的銷售價是每雙１３０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２。２６美元，每周的工作時間超過６０小時，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抱怨工作條件差或者沒有完成定額就可能挨罵或被剋扣工資。［１４］（Ｐ１５８）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剝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蘇聯東歐地區勞工，已成普遍現象。
第四，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對西方已開發國家農業跨國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當今世界的種子市場牢牢把控在近十個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除了通過收取專利許可費的方式直接剝削外，還披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外衣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基因資源，剽竊發展中國家的優質農產品的智慧財產權。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幾家農業跨國公司巨頭控制著全球農業生產鏈的上游，操控著全球糧食價格和食物供給，致使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處於受制於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於糧食跨國公司巨頭操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市場，進而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小規模農戶對種子公司的深度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如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亞發生糧食騷亂以及隨後引發暴亂，２００５年以來因糧食價格上漲在發展中國家數十個國家發生糧食騷亂。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依賴還易受本國貨幣貶值的影響而誘發糧食恐慌，直接威脅到農民的生計，從而引起社會不穩定，這又會加速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
第五，發展中國家的資財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被西方劫掠了。２０世紀中葉，金融資本逐漸登上歷史舞台並展現了肆虐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功能。６０年代，重新獲得政治獨立的非洲國家啟動的國家發展計劃因各種原因破產之後，西方已開發國家以及它們的跨國公司乘機給非洲的經濟套上各種「金鎖鏈」。其中，附加了多種條件的經濟發展型對外援助最終給非洲人民帶來災難性結果———政局動盪、經濟衰退、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７０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強化金融霸權機制，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力度；國際金融市場機制由已開發國家制定，這種機制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脆弱性；金融深化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帶入全球金融體系中來，諸多發展中國家被迫開放資本項目賬戶，這大大增加了本國資本流動不穩定的巨大風險和損害，特別是增加了轉型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結構脆弱性；對發展中國家大量放債直接進行剝削，這使得債務國不得不承擔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和遭受資本外流的威脅———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８％到１９８２年增加到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２２％。在這一時期，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債務將近占第三世界債務的７５％。［１５］（Ｐ４１－４４）坦尚尼亞償還債務的支出是其基本醫療保健支出的９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４倍。［１６］（Ｐ２３）８０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速控制和占領轉型國家與新興國家的金融市場，金融操縱成為聚斂發展中國家財富的新剝奪手段。
已開發國家的金融壟斷資本控制著國際能源、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現貨和期貨市場，發展中國家辛苦勞動或者出賣資源所取得的財富，藉助國際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已開發國家。９０年代以來，西方已開發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使發展中國家通過艱苦努力獲得的經濟成果遭蠶食。非洲的索馬里、剛果、蘇丹、利比亞、盧安達的經濟水平退回到３０年前的狀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國、印度、馬來西亞、俄羅斯等都是結構調整計劃中的失敗者。
總之，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嚴峻的發展環境，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對此無所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行動起來，努力進行調整，才能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實現共贏共存的全球化。
三、發展中國家實現共贏共存的經濟全球化目標。
不斷完善社會生產方式，這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前提。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展現了社會主義這一生產方式變革帶給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和廣闊前景，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經驗。中國從被動拖入全球化到主動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深刻變革。正是因為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成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使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和社會生產資料的主人，這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中國近３０年分階段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都伴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不斷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獨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許多國家，正是錯過了進行生產關係變革的最佳時機，這導致後來生產力的發展總是難以擺脫生產關係的掣肘，甚至出現有增長無發展的尷尬局面。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部分轉型國家由於錯誤變革了社會生產方式，社會制度蛻變到資本主義，至今沒有帶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發展願景。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的左翼領導人雖然主張通過推動國家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但對變革社會生產方式的重要性認識不深，再加上缺乏變革舊的生產關係的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措施，這使得拉丁美洲的發展既受到資本主義舊的生產關係的掣肘，又受到具體發展體制的羈絆。
把握參與全球化和規制全球化這兩個基本點，是發展中國家努力走出困境的當務之急。全球化是歷史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全面應對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在政治上，發展中國家要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已開發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在經濟上，要堅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漸進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特別注意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在文化上，要保護民族的語言和文字，發展文化生產力，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特別是美國文化霸權。同時，發展中國家還要不斷積累參與、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遊戲規則，打破西方大國和國家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權的實際本領，學會利用制度保護自身利益。在國際貿易領域，走出ＷＴＯ框架內多邊貿易體制的現實困境，需要廣大發展中國家致力於完善ＷＴＯ的現行機制，做世貿組織的推進者；強化ＷＴＯ爭端解決機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並完善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機制；改進並加強網絡在線活動，特別是促進ＷＴＯ秘書處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協商與對話，同時把一部分議事程序對公眾開放，接受成員國共同監督；依靠集體的力量改變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操縱多邊貿易體制決策程序的局面。在國際貨幣領域，反對美元在該體系中的霸權，繼續反對石油美元；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投票權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組織的管理層結構、大幅度增加ＩＭＦ的基本投票權並建立使基本投票權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機制）；繼續反對ＩＭＦ為成員國提供貸款時要附加條件等做法；在國際金融領域，敦促世界銀行將貸款計劃與其發展目標吻合起來［１７］（Ｐ３）；繼續推進改革國際金融組織決策層產生機制；反對世界銀行議程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獨斷專行的行為［１８］（Ｐ４５），特別是反對世界銀行要求受援國減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等做法。總之，只有學會用「兩條腿」走路，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才會有光明的前景。
逐步改變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遊戲規則，這是沖除發展中國家發展障礙的關鍵之舉。發展中國家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著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內在動力，因而始終存在改變現行遊戲規則的積極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的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１９］（Ｐ６１７－６１８）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無論是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還是國際投資領域，有利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遊戲規則的存在，不僅為已開發國家在金融危機到來時對發展中國家轉移金融危機的後果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依賴。當今世界三大主要國際性金融和經濟組織操控於西方已開發國家政府之手，現行的遊戲規則維繫著西方跨國公司以及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各種花樣翻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明目張胆的經濟霸權主義、遍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實用主義，都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在全球化的邊緣地帶，交往方式的落後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對那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來說仍然是夢想。因此，唯有循序漸進地採取針對性措施，探求能夠融合多國國內規則的國際新規則，才能改變國際經濟交往中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現象，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南北差距。
全面推動南南合作，這是發展中國家破解發展困境的務實之策。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們進行合作的堅實政治基礎，「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需要不斷加強自身合作」［２０］（Ｐ８１７）。
只有進行廣泛全面的合作，在生產、貿易、資本、市場、科技、文化、教育、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諸多領域進行合作，抓住南南經濟合作這一關鍵，才能夠做到優勢互補，逐步增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發展能力和實力，才能實質性地重新啟動南北談判和推動南北合作早日走向正軌。為此，要夯實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經濟合作；要利用發展中國家首腦會議（如「７７國集團」、「２４國集團」、「２１國集團」、亞非峰會）這些平台強化「各種文明的對話」這一世界重大問題爭端解決機制；要利用「Ｇ２０」這個現今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切實加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監管改革方面的合作，逐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發展中國家要用一個聲音說話，敦促聯合國及其常設機構（如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在目前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要舉集體之力，爭取讓已開發國家在公平貿易、債務問題、發展援助、環境保護等亟須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上做更大讓步。
總之，需要全球社會共同努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公平、正義、合作與和平的全球秩序，最終實現共存共贏的經濟全球化願景。
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困境與出路分析
關於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在國際政治學和經濟學界眾說紛紜。發展中國家又稱第三世界國家，兩者在外延上大體一致，涵蓋亞、非、拉美及其他地區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個國際政治概念，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個國際經濟概念。現在通行一種劃分國家的方法，將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變化中的世界分為三種類型的國家，即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蘇聯東歐國家）。本文使用「發展中國家」
概念主要是從世界經濟層面分析問題。
發展中國家在本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生物，也是當代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現實狀況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經濟和政治舞台上日益邊緣化了。發展中國家要力爭讓２１世紀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變得符合自身利益，促進全球化朝著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就需要對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只有準確把握髮展中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歷程，才能找到實現共贏共存的全球化、建設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現實路徑。
一、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
西方已開發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巧妙地進行了全球布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有著準確論述。西方已開發國家之所以推動全球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１］（Ｐ３８８）。全球化絕非自然產生，「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２］（Ｐ２８）。因而，經濟全球化出現這樣的結果也不意外：「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３］（５７８－５７９）這種被西方已開發國家建構的全球化進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開。
（一）借重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議程維繫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利益。
跨國公司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有祖國，它們在全球性的商業活動中一般都得到母國的資金支持以及商業的、政治的甚至軍事政策的庇護。它們憑藉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攜手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以最新的形式連接起來，以達到通過塑造和控制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需求和慾望來影響全球市場和魚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農業領域，它們竊取甚至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種子資源，控制糧種，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種子產業，操控全球的穀物貿易，利用轉基因食品打壓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市場。在工業領域，它們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或部門，同時利用國際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場，打壓發展中國家有競爭力的民族產業；利用「轉移生產線戰略」，有意將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社會生活領域，它們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沆瀣一氣，壓制人民追求民主權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種努力；有意將母國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西方的價值觀念作為普世價值輸入到發展中國家以進行文化滲透，等等。總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議程形成了西方已開發國家開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利潤回流西方的單行道，推動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
（二）利用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維護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整體利益。
迄今為止的主要國際性經濟組織的規則由已開發國家制定，發展中國家處在被動接受的處境之中。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操控著不合理的多邊貿易體制，這為已開發國家搜刮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打壓發展中國家某些產業提供了極大便利。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中發揮著支配性的作用，美國的原則是不允許世界貿易組織干預美國的立法程序，ＷＴＯ成了實現西方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美國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最大的股東和擁有否決權的唯一國家，美國等西方七國壟斷了幾乎一半的投票權，根據成員國提供的資金數額來分配投票權的機制意味著富國在投票權上擁有絕對的支配地位。［４］（Ｐ４５）ＩＭＦ的領導人通常由美國指定一個代表擔任，所有ＩＭＦ的執行主管都是歐洲人，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管理層之外。世界銀行（ＷＢ）成立以來的九任行長都是與洛克菲勒家族或者與美國的幾大公司有著聯繫的美國人擔任。［５］（Ｐ１６９－１７０）ＷＢ和ＩＭＦ都代表著已開發國家的利益，它們相互協調、保護髮達國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頭利益是從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６］（Ｐ１６９）而資金和人力資源的缺乏，制約著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困國家在這些組織中的話語權。
（三）通過「國家瘦身運動」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自主權。
西方已開發國家通過鼓譟「民族國家過時論」和國家主權「弱化論」，建立起服務於資本全球化利潤至上邏輯的政治戰略。為此，它們在國內取消西歐式福利國家制度，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精簡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有意保持一定的失業率；在國際上取消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政策，將資金主要不是投向生產領域，而是投向信貸和金融領域。這些做法不僅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政府調控本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難度，而且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這說明，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通過所謂的民主化進程保障資本的跨國流動暢行無阻，因為追逐資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７］（ＰＸＩＶ）西方已開發國家還依靠國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經濟發展不易受到來自弱勢力量的競爭對手的挑戰。
例如，在長達２００多頁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文件中，只有一頁談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談特談美國資本主義不容許受到競爭對手的挑戰。歐盟堅持要發展中國家接受它們的工業品，而它們自己卻對本國的農產品進行補貼並不斷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徵收重稅。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動輒指控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８］（Ｐ２９）西方已開發國家還在民主和****問題上對發展中國家指手畫腳。它們還通過「顏色革命」培植對國際壟斷資本言聽計從的政府。總之，在新自由主義政治戰略的背後，暗含著已開發國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國壟斷資本的鐵蹄下，假借他國政府之手豪奪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勞動成果。
（四）推行「媒體帝國主義」，構築阻隔發展中國家的屏障。
一些西方已開發國家大力蠶食其他國家的傳統文化陣地，試圖從根基上銷蝕發展中國家人民對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感。西方已開發國家通過電影、電視、廣播、網際網路、書籍、刊物、廣告等手段進行文化產品的傾銷，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其社會政治理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發展中國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文化消費傾向。同時，鍛造隱形的信息交互網絡，向發展中國家「傾銷」信息，如數家美國的跨國公司把持這些信息交互網路的主要埠；西方的商業公司是主要的新聞提供者和購買者；傳媒產品的趨同化和數字化又強化了西方媒體的強勢地位。這種信息交互的「單行道」協助西方搞「圖像外交」，結果使新聞報道過程出現失衡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很難被聽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還有意塑造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形象。美國媒體對穆斯林世界的報道向來有失公正，這使得美國６４。９％的人對伊斯蘭教一無所知。［９］（Ｐ３６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被媒體競相炒作；「種族清洗」
被西方媒體用來描繪波赫的種族衝突；中國的台灣地區被西方媒體定格為「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中國、古巴、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常常被西方媒體進行妖魔化報道，等等，都達到了扭曲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形象、掩蓋西方國家的政治圖謀的目的。總之，西方媒體動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於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地區的輿論氛圍，同時消解資本主義邊緣地區對中心地區的抵制情緒，以達到延緩資本主義壽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國的軍事機器維繫西方列強的整體利益。
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強化在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存在，絕非只為維護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維繫西方已開發國家資本家的利益。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在不發達地區的表現就像是個戰爭罪犯。資本主義使用驅逐、大屠殺、強迫勞動和販賣奴隸等方法來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如果說跨國公司打開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的大門是以「自由貿易」為旗號的話，那麼美國動用軍隊開拓全球市場，其戰略意圖就圖窮匕見了。美國軍隊在維護西方列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制和威懾方面發揮著獨特作用。２０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屢次採取「殺雞儆猴」的軍事行動就是證明。西方列強通過戰爭將一些地區強制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再通過代理人深化對這些地區的剝削。在中東，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強在發展中國家的心臟地帶建立的一個資本主義飛地。埃及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將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馬」［１０］（Ｐ９０－９３）。美國的軍隊征服行動是造成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動盪、貧困的根源之一。
總之，由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精巧布局經濟全球化，在事實上造成了生活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低於西方工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繼續擴大。這促使我們進一步研究由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帶給發展中國家的真實境遇。
二、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嚴重後果。
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考察幾百年全球化進程，我們發現，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主要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第一，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整體上下降了。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用三個著名的「從屬於」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階段，全球化對不同國家的影響：「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１１］（Ｐ２７７）發生於２０世紀中葉的民族解放運動讓資本主義世界感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追求民族獨立和尋求多種發展道路的呼聲。在當時的國際舞台上，隨著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發展中國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發端於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的不結盟運動聯合自強，改變了由超級大國和西方大國決定世界事務的局面；維護髮展中國家集體權益的７７國集團在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末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聯合國成為當時發展中國家抗擊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舞台。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回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數增加了，但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發展中國家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的難度也相應增加了。聯合國長期受制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特別是最近２０多年來，聯合國要產生有利於維護髮展中國家權益的決議已變得相當困難，產生強有力的譴責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決議更是難上加難。結果，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來越被邊緣化，他們的權益常常「被代表」。
第二，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人民在生活機會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了。綜觀發展中國家，不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費方面，而且在幾乎關乎全球發展的每一個顯示器上都可以找到這種差距。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區的９億人消費量占世界消費總量的８６％，他們的收入占世界總收入的７９％，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５８％，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４７％，擁有的電話總量占世界電話總量的７４％。相比之下，世界最窮的１２億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費總額的１。３％、世界能源消費總額的４％、世界魚和肉消費總額的５％和世界電話擁有總量的１。５％。［１２］（Ｐ７７）已開發國家還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環境危機，結果造成大多數人的生存環境全面惡化；全球資本流動顯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的資本流動多，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則少很多。實施貿易開放政策的結果差異很大：在非經合組織國家，貿易開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穩定性，而在經合組織國家，貿易開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穩定性。［１３］（Ｐ４１）可見，同在「地球村」，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不平等現象成了發展中國家減少貧窮和實現發展的關鍵性障礙。
第三，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承受的剝削程度加深了。２０世紀中葉以來，已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西方已開發國家進入信息化和高科技發展時期，為了繼續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進行跨國採購和生產以獲取巨大收益，西方已開發國家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部分商品的生產鏈。而西方已開發國家憑藉其在經濟、貿易和科技上的強大優勢掌握著全球商品生產鏈中最能獲取利潤的部分，結果導致「生產遍及全球，利潤流回西方」。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推行生產全球化的邏輯里，利潤至上才是最主要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承受著深重的剝削和壓迫。例如，一雙耐克鞋的生產成本在印度尼西亞大約是１２美元，公司支付的勞動工資是每雙１２美分，而經過公司倒手後的銷售價是每雙１３０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２。２６美元，每周的工作時間超過６０小時，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抱怨工作條件差或者沒有完成定額就可能挨罵或被剋扣工資。［１４］（Ｐ１５８）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剝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蘇聯東歐地區勞工，已成普遍現象。
第四，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對西方已開發國家農業跨國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當今世界的種子市場牢牢把控在近十個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除了通過收取專利許可費的方式直接剝削外，還披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外衣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基因資源，剽竊發展中國家的優質農產品的智慧財產權。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幾家農業跨國公司巨頭控制著全球農業生產鏈的上游，操控著全球糧食價格和食物供給，致使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處於受制於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於糧食跨國公司巨頭操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市場，進而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小規模農戶對種子公司的深度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如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亞發生糧食騷亂以及隨後引發暴亂，２００５年以來因糧食價格上漲在發展中國家數十個國家發生糧食騷亂。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依賴還易受本國貨幣貶值的影響而誘發糧食恐慌，直接威脅到農民的生計，從而引起社會不穩定，這又會加速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
第五，發展中國家的資財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被西方劫掠了。２０世紀中葉，金融資本逐漸登上歷史舞台並展現了肆虐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功能。６０年代，重新獲得政治獨立的非洲國家啟動的國家發展計劃因各種原因破產之後，西方已開發國家以及它們的跨國公司乘機給非洲的經濟套上各種「金鎖鏈」。其中，附加了多種條件的經濟發展型對外援助最終給非洲人民帶來災難性結果———政局動盪、經濟衰退、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７０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強化金融霸權機制，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力度；國際金融市場機制由已開發國家制定，這種機制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脆弱性；金融深化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帶入全球金融體系中來，諸多發展中國家被迫開放資本項目賬戶，這大大增加了本國資本流動不穩定的巨大風險和損害，特別是增加了轉型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結構脆弱性；對發展中國家大量放債直接進行剝削，這使得債務國不得不承擔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和遭受資本外流的威脅———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８％到１９８２年增加到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２２％。在這一時期，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債務將近占第三世界債務的７５％。［１５］（Ｐ４１－４４）坦尚尼亞償還債務的支出是其基本醫療保健支出的９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４倍。［１６］（Ｐ２３）８０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速控制和占領轉型國家與新興國家的金融市場，金融操縱成為聚斂發展中國家財富的新剝奪手段。
已開發國家的金融壟斷資本控制著國際能源、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現貨和期貨市場，發展中國家辛苦勞動或者出賣資源所取得的財富，藉助國際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已開發國家。９０年代以來，西方已開發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使發展中國家通過艱苦努力獲得的經濟成果遭蠶食。非洲的索馬里、剛果、蘇丹、利比亞、盧安達的經濟水平退回到３０年前的狀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國、印度、馬來西亞、俄羅斯等都是結構調整計劃中的失敗者。
總之，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嚴峻的發展環境，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對此無所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行動起來，努力進行調整，才能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實現共贏共存的全球化。
三、發展中國家實現共贏共存的經濟全球化目標。
不斷完善社會生產方式，這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前提。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展現了社會主義這一生產方式變革帶給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和廣闊前景，這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經驗。中國從被動拖入全球化到主動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深刻變革。正是因為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成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使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和社會生產資料的主人，這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中國近３０年分階段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都伴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不斷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獨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許多國家，正是錯過了進行生產關係變革的最佳時機，這導致後來生產力的發展總是難以擺脫生產關係的掣肘，甚至出現有增長無發展的尷尬局面。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部分轉型國家由於錯誤變革了社會生產方式，社會制度蛻變到資本主義，至今沒有帶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發展願景。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的左翼領導人雖然主張通過推動國家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但對變革社會生產方式的重要性認識不深，再加上缺乏變革舊的生產關係的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措施，這使得拉丁美洲的發展既受到資本主義舊的生產關係的掣肘，又受到具體發展體制的羈絆。
把握參與全球化和規制全球化這兩個基本點，是發展中國家努力走出困境的當務之急。全球化是歷史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全面應對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在政治上，發展中國家要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已開發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在經濟上，要堅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漸進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特別注意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在文化上，要保護民族的語言和文字，發展文化生產力，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特別是美國文化霸權。同時，發展中國家還要不斷積累參與、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遊戲規則，打破西方大國和國家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權的實際本領，學會利用制度保護自身利益。在國際貿易領域，走出ＷＴＯ框架內多邊貿易體制的現實困境，需要廣大發展中國家致力於完善ＷＴＯ的現行機制，做世貿組織的推進者；強化ＷＴＯ爭端解決機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並完善對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機制；改進並加強網絡在線活動，特別是促進ＷＴＯ秘書處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協商與對話，同時把一部分議事程序對公眾開放，接受成員國共同監督；依靠集體的力量改變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操縱多邊貿易體制決策程序的局面。在國際貨幣領域，反對美元在該體系中的霸權，繼續反對石油美元；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投票權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組織的管理層結構、大幅度增加ＩＭＦ的基本投票權並建立使基本投票權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機制）；繼續反對ＩＭＦ為成員國提供貸款時要附加條件等做法；在國際金融領域，敦促世界銀行將貸款計劃與其發展目標吻合起來［１７］（Ｐ３）；繼續推進改革國際金融組織決策層產生機制；反對世界銀行議程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獨斷專行的行為［１８］（Ｐ４５），特別是反對世界銀行要求受援國減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等做法。總之，只有學會用「兩條腿」走路，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才會有光明的前景。
逐步改變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遊戲規則，這是沖除發展中國家發展障礙的關鍵之舉。發展中國家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著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內在動力，因而始終存在改變現行遊戲規則的積極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的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１９］（Ｐ６１７－６１８）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無論是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還是國際投資領域，有利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遊戲規則的存在，不僅為已開發國家在金融危機到來時對發展中國家轉移金融危機的後果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依賴。當今世界三大主要國際性金融和經濟組織操控於西方已開發國家政府之手，現行的遊戲規則維繫著西方跨國公司以及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利益。各種花樣翻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明目張胆的經濟霸權主義、遍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實用主義，都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在全球化的邊緣地帶，交往方式的落後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對那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來說仍然是夢想。因此，唯有循序漸進地採取針對性措施，探求能夠融合多國國內規則的國際新規則，才能改變國際經濟交往中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現象，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南北差距。
全面推動南南合作，這是發展中國家破解發展困境的務實之策。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們進行合作的堅實政治基礎，「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需要不斷加強自身合作」［２０］（Ｐ８１７）。
只有進行廣泛全面的合作，在生產、貿易、資本、市場、科技、文化、教育、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諸多領域進行合作，抓住南南經濟合作這一關鍵，才能夠做到優勢互補，逐步增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發展能力和實力，才能實質性地重新啟動南北談判和推動南北合作早日走向正軌。為此，要夯實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經濟合作；要利用發展中國家首腦會議（如「７７國集團」、「２４國集團」、「２１國集團」、亞非峰會）這些平台強化「各種文明的對話」這一世界重大問題爭端解決機制；要利用「Ｇ２０」這個現今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台，切實加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監管改革方面的合作，逐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發展中國家要用一個聲音說話，敦促聯合國及其常設機構（如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在目前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要舉集體之力，爭取讓已開發國家在公平貿易、債務問題、發展援助、環境保護等亟須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上做更大讓步。
總之，需要全球社會共同努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公平、正義、合作與和平的全球秩序，最終實現共存共贏的經濟全球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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