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建立在 中國 古代文明 研究 中占有重要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夏王朝開始建立的年代，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沒有形成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統一的說法。「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了建立夏代年代學基本框架的目標，為達到此目標設計了「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研究」、「《尚書》仲康日食再研究」和「《夏小正》星象和年代研究」四個專題。此外，與此相關尚有 文獻 學領域的有關文獻記載可信性研究和 歷史 學領域的文獻中夏代積年和各王年代研究等專題。希望以 自然 科學 和人文、 社會 科學相結合，兼用考古學和 現代 科技 手段，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提出一個科學有據的令人信服的結論。
建立夏代年代學的基本框架，推定夏代的始年，最重要的莫過於從考古學上找到夏文化，確認夏、商文化的分界和何種考古學遺存是早期夏文化，這是解決夏年代 問題 的前提。
通過考古工作者幾十年的辛勤工作，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對二里頭等相關遺址新的發掘和研究，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可以作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標，基本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關於何種考古學遺存是早期夏文化，仍存在著分歧。我曾經提出過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後形成的夏文化的觀點，並表示贊同主張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是早期夏文化的意見。我認為，以登封王城崗晚期遺存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後形成的夏文化、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始建是夏商分界的界標應該成為夏王朝始年推定的考古學基礎。
當然，誰都知道，考古學只能解決相對年代，現代測年技術和其它學科才有可能提出絕對年代。十分可喜的是，測年學家通過對鄭州商城、偃師商城、二里頭遺址及登封王城崗遺址採集的含碳樣品的判定，提供出了一大批對研究夏年有重要 參考 意義的數據，將這些數據與文獻學及天文學研究成果相結合，對夏王朝始年提出一個有傾向性的意見是完全可能的。
夏王朝從禹開始共有十四世十七王，這在《竹書紀年》和《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很清楚，而且向無疑義。關於夏代的總積年，古代文獻也有記載，主要有兩說：一說以《古本竹書紀年》為代表，「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另一說以《易緯·稽覽圖》為代表，「禹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兩說相差整40年。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古本竹書紀年》可能包括了少康在野亡命致使王位空缺的所謂「無王」時期，而《易緯·稽覽圖》則不包括這一時段。從禹受舜禪至桀亡的夏代總積年為471年說可作為推定夏代始年的重要參考。
商王朝從湯到紂共17世30王，如含未立而卒的湯之子大丁則為31王。《史記·殷本紀》及《竹書紀年》所記商世系已基本為甲骨卜辭所證實。關於商代的總積年，古文獻明確提到的確切年數的有三說：《漢書·律曆志》引《世經》：「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鬻子》：「湯之治天下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史記·殷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而近於六百年說的有《左傳》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近於五百餘年說的有《孟子·盡心下》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世經》之629年說，乃劉歆據《三統曆》推得，不見於先秦文獻，又無可靠根據，難以憑信。
496年說出於《古本竹書紀年》，可信度理應較大，但其明言29王，則與已為地下出土甲骨文證實的商有30王（含湯子大丁為31王）相矛盾。況且，同樣據《古本竹書紀年》商後期8代273年與商前期9代僅有223年（496年減去273年）亦太過懸殊，其真實性自然很可懷疑。
《鬻子》在《漢書·藝文志》雖列為小說家類，但比較起來，其所記之576年則很可能更接近於事實。這不僅是因為有《孟子·盡心下》之「五百有餘歲」的支持，而且576年除以17世所得的每世平均年數也與取夏積年471年除以14世所得之平均年數及商後期273年除以8世所得之平均年數相接近。
研究商年的學者，多傾向認為商積年在550年左右較為合理。陳夢家先生在《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一文中，懷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中之「湯滅夏以至於受」很可能是引述《紀年》者所加的說明，他認為《紀年》的原文可能如《通鑑外紀》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而「自湯數至文丁是二十九王，沒有帝乙、帝辛。」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商末三王年代的推定，帝乙約26年，帝辛約30年。果如此，則商代總積年約為496年加上56年所得之552年，這與《鬻子》之576年相差只有24年。
建立夏代年代學的基本框架，推定夏代的始年，最重要的莫過於從考古學上找到夏文化，確認夏、商文化的分界和何種考古學遺存是早期夏文化，這是解決夏年代 問題 的前提。
通過考古工作者幾十年的辛勤工作，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來對二里頭等相關遺址新的發掘和研究，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可以作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標，基本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關於何種考古學遺存是早期夏文化，仍存在著分歧。我曾經提出過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後形成的夏文化的觀點，並表示贊同主張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是早期夏文化的意見。我認為，以登封王城崗晚期遺存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後形成的夏文化、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的始建是夏商分界的界標應該成為夏王朝始年推定的考古學基礎。
當然，誰都知道，考古學只能解決相對年代，現代測年技術和其它學科才有可能提出絕對年代。十分可喜的是，測年學家通過對鄭州商城、偃師商城、二里頭遺址及登封王城崗遺址採集的含碳樣品的判定，提供出了一大批對研究夏年有重要 參考 意義的數據，將這些數據與文獻學及天文學研究成果相結合，對夏王朝始年提出一個有傾向性的意見是完全可能的。
夏王朝從禹開始共有十四世十七王，這在《竹書紀年》和《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很清楚，而且向無疑義。關於夏代的總積年，古代文獻也有記載，主要有兩說：一說以《古本竹書紀年》為代表，「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另一說以《易緯·稽覽圖》為代表，「禹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兩說相差整40年。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古本竹書紀年》可能包括了少康在野亡命致使王位空缺的所謂「無王」時期，而《易緯·稽覽圖》則不包括這一時段。從禹受舜禪至桀亡的夏代總積年為471年說可作為推定夏代始年的重要參考。
商王朝從湯到紂共17世30王，如含未立而卒的湯之子大丁則為31王。《史記·殷本紀》及《竹書紀年》所記商世系已基本為甲骨卜辭所證實。關於商代的總積年，古文獻明確提到的確切年數的有三說：《漢書·律曆志》引《世經》：「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鬻子》：「湯之治天下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史記·殷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而近於六百年說的有《左傳》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近於五百餘年說的有《孟子·盡心下》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世經》之629年說，乃劉歆據《三統曆》推得，不見於先秦文獻，又無可靠根據，難以憑信。
496年說出於《古本竹書紀年》，可信度理應較大，但其明言29王，則與已為地下出土甲骨文證實的商有30王（含湯子大丁為31王）相矛盾。況且，同樣據《古本竹書紀年》商後期8代273年與商前期9代僅有223年（496年減去273年）亦太過懸殊，其真實性自然很可懷疑。
《鬻子》在《漢書·藝文志》雖列為小說家類，但比較起來，其所記之576年則很可能更接近於事實。這不僅是因為有《孟子·盡心下》之「五百有餘歲」的支持，而且576年除以17世所得的每世平均年數也與取夏積年471年除以14世所得之平均年數及商後期273年除以8世所得之平均年數相接近。
研究商年的學者，多傾向認為商積年在550年左右較為合理。陳夢家先生在《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一文中，懷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中之「湯滅夏以至於受」很可能是引述《紀年》者所加的說明，他認為《紀年》的原文可能如《通鑑外紀》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而「自湯數至文丁是二十九王，沒有帝乙、帝辛。」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商末三王年代的推定，帝乙約26年，帝辛約30年。果如此，則商代總積年約為496年加上56年所得之552年，這與《鬻子》之576年相差只有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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