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性的公司財務報告舞弊行為日益猖獗。為遏制這種行為，全美反舞弊財務報告委員會建議採取四道防線：高層管理理念、業務經營中的內部控制、內部審計和外部獨立審計。我國企業財務報告的舞弊行為也較為嚴重，為此，新的《會計法》特別制定防止財務報告舞弊的條款，規定了企業、社會和政府三位一體的監管體系。針對財務報告的舞弊行為，不論是美國的四道防線還是我國的三位一體，從理論上說還是較完整的，邏輯也比較嚴謹。但是，在實踐中受到諸多的阻力，效果並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從社會角度來研究財務報告舞弊的根源、動機、使財務監督能有的放矢。
一、經濟利益矛盾是產生企業財務報告舞弊的根源
企業與國家的關係不僅存在同意，也存在矛盾。從物質上分析，這種矛盾是社會資本運動中經濟利益分配的矛盾。國家和企業所追求的發展都具有迫切性，但是，發展的目標是主觀的設計，往往與客觀實際存在差異。國家總是憑藉權力得到發展的物質基礎稅收；企業總是想獲得生存的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利潤。稅收和利潤都來自社會的資本運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當有限的剩餘價值不能滿足兩者主觀目標需求時，國家和企業開始了不斷舉債。稅收、利潤、舉債貫穿於資本運動過程之中，高額舉債的壓力又促使雙方加劇了對剩餘價值的享有和對社會閒散資金的占用。因此，資本運動的過程也就成為國家與企業產生利益分配矛盾的過程。同時，這種矛盾隨著資本構成的多元化而變得越來越複雜，隨著資本運動的加速而變得越來越劇烈，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更重要的是：社會債務資本的數量與企業財務報告舞弊數額隱隱約約勾畫出一條正比例線，雖然暫時不能從理論上進行論證，但從我國企業債務的有關數據可以看出這條線的痕跡：全國企業之間的三角債，1991年3 523億元；1996年9 269億元；2000年12 000億元。1998年銀行收息率60％。這些數字不僅是社會信用狀況的寫照，它也與企業財務報告舞弊案件的增加不謀而和。
國家通過法律、制度和規定來維持社會經濟秩序，要求企業真實、完整、公允地提供有關會計資料，從而監督資本運動安全循環。不論國家頒布的法律、制度、規定是否公平、合理，企業都要執行。企業處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它們儘量尋找法律、制度及規定之間的縫隙缺陷來處理會計資料。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故意的輕率的虛報或漏列會計資料”，以達到隱瞞和變更資本運動的真實過程。其目的：一是占有不該屬於自己的經濟利益；二是對國家經濟利益分配製度不公平性的一種牴觸。因此，企業的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完整性成為企業與國家經濟利益矛盾的焦點。
企業與國家的經濟利益矛盾是客觀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矛盾還帶有普遍性，存在財務報告舞弊動機的不是個別企業而是所有的企業。另外，即使有的企業歷史上沒有財務報告舞弊行為，也不能否認其現在和將來就沒有舞弊的可能，財務報告舞弊行為是隨著企業的需要而在不同會計期間上的任意選擇。因此，為遏制這種行為，國家面臨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不斷調整法律、制度、規定、稅率，增強經濟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減少與企業的矛盾；另一方面不斷自我控制發展的迫切性，降低社會債務資本總量，適時調整利率、匯率，減輕社會資本運動中的利息轉嫁給企業的負擔。國家與企業經濟利益矛盾的淡化，是減少財務報告舞弊的前提。“淡化矛盾”並不意味著國家利益的讓步，而是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最佳選擇。
二、市場政治是產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添加劑
財務報告舞弊產生於經濟領域但卻深深地打著市場政治的烙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作為資本的代言人，金錢與權力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繫。從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揭露出來的經費籌集交易，德國總理競爭中披露的受賄內幕，以及在台灣地區選舉中的金圓券選票等現象中可見一斑。市場政治侵蝕著市場公平。在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限制，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活躍，金錢與權力也逐步的親密起來。財務報告的舞弊往往透視著一種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有錢就可以通過搞贊助、搞捐贈來提高社會地位。於是，在財務報告舞弊上開拓出一條升官發財的便捷通道。
三、企業負責人是財務報告舞弊的導演
企業的現實狀況與企業負責人的預期值休戚相關，在利潤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驅使下，企業負責人不惜飲鴆止渴，通過財務報告舞弊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我國上市公司一連串的財務報告舞弊案件，像銀廣夏事件，也讓世人領略到企業負責人在財務報告舞弊上的雄才大略。
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量化的法律沒有威力。我們知道美國的法律多如牛毛，而且量化的多抽象的少，實際上是市場經濟造就的。我國在經濟法律的制定上也應該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增加量化標準減少原則性、抽象性的條款。財務報告信息具有經濟後果，通過財務報告舞弊製造虛假信息，占有侵吞他人財產和強盜搶銀行從動機上並沒有區別，實際上是一種犯罪行為，不存在“構成犯罪”和“不構成犯罪”之分，只有輕重之別。因此，凡屬財務報告舞弊案件一律交法院審判，在法律上界定是起訴還是免於起訴，被起訴的犯罪者按照造成的經濟後果量刑。
四、企業內部財務監督是被動的，防弊效力取決於國家財務監督
很多人認為，財務報告舞弊是由於會計人員業務素質低，職業道德素質差、法律意識淡薄導致的。筆者認為，作為一種經濟人，人們的任何一種行動發生之前，都必須考慮到這種行動是否值得（即價值合理性），同時還要估計它的可行性（即工具合理性）。不論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決定了單位會計人員必須為企業目標服務。從政治上，單位會計人員沒有與企業負責人爭論是非的能力；從法律上“有權拒絕”的成本，會計人員難以承受，舉報的“果”子比做假賬的“果”子還難吞；從經濟上單位會計也能夠享受一份財務報告舞弊帶來的短期利益。因此，企業會計監督只是一種被動的監督形式，企業會計執行《會計法》、會計規章制度的能動性取決於國家財務監督的有效性。一方面施行會計監督，使單位會計人員增強對會計法規威懾力量的感覺，從而提高會計人員自覺執行會計法規的認真性；另一方面獎勵會計舉報，財務報告舞弊的知情者莫過於會計，會計舉報獲得利益大於舉報成本的時候，財務報告舞弊就遇上了致命的攔路虎。
一、經濟利益矛盾是產生企業財務報告舞弊的根源
企業與國家的關係不僅存在同意，也存在矛盾。從物質上分析，這種矛盾是社會資本運動中經濟利益分配的矛盾。國家和企業所追求的發展都具有迫切性，但是，發展的目標是主觀的設計，往往與客觀實際存在差異。國家總是憑藉權力得到發展的物質基礎稅收；企業總是想獲得生存的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利潤。稅收和利潤都來自社會的資本運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當有限的剩餘價值不能滿足兩者主觀目標需求時，國家和企業開始了不斷舉債。稅收、利潤、舉債貫穿於資本運動過程之中，高額舉債的壓力又促使雙方加劇了對剩餘價值的享有和對社會閒散資金的占用。因此，資本運動的過程也就成為國家與企業產生利益分配矛盾的過程。同時，這種矛盾隨著資本構成的多元化而變得越來越複雜，隨著資本運動的加速而變得越來越劇烈，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更重要的是：社會債務資本的數量與企業財務報告舞弊數額隱隱約約勾畫出一條正比例線，雖然暫時不能從理論上進行論證，但從我國企業債務的有關數據可以看出這條線的痕跡：全國企業之間的三角債，1991年3 523億元；1996年9 269億元；2000年12 000億元。1998年銀行收息率60％。這些數字不僅是社會信用狀況的寫照，它也與企業財務報告舞弊案件的增加不謀而和。
國家通過法律、制度和規定來維持社會經濟秩序，要求企業真實、完整、公允地提供有關會計資料，從而監督資本運動安全循環。不論國家頒布的法律、制度、規定是否公平、合理，企業都要執行。企業處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它們儘量尋找法律、制度及規定之間的縫隙缺陷來處理會計資料。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故意的輕率的虛報或漏列會計資料”，以達到隱瞞和變更資本運動的真實過程。其目的：一是占有不該屬於自己的經濟利益；二是對國家經濟利益分配製度不公平性的一種牴觸。因此，企業的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完整性成為企業與國家經濟利益矛盾的焦點。
企業與國家的經濟利益矛盾是客觀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矛盾還帶有普遍性，存在財務報告舞弊動機的不是個別企業而是所有的企業。另外，即使有的企業歷史上沒有財務報告舞弊行為，也不能否認其現在和將來就沒有舞弊的可能，財務報告舞弊行為是隨著企業的需要而在不同會計期間上的任意選擇。因此，為遏制這種行為，國家面臨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不斷調整法律、制度、規定、稅率，增強經濟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減少與企業的矛盾；另一方面不斷自我控制發展的迫切性，降低社會債務資本總量，適時調整利率、匯率，減輕社會資本運動中的利息轉嫁給企業的負擔。國家與企業經濟利益矛盾的淡化，是減少財務報告舞弊的前提。“淡化矛盾”並不意味著國家利益的讓步，而是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最佳選擇。
二、市場政治是產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添加劑
財務報告舞弊產生於經濟領域但卻深深地打著市場政治的烙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作為資本的代言人，金錢與權力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繫。從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揭露出來的經費籌集交易，德國總理競爭中披露的受賄內幕，以及在台灣地區選舉中的金圓券選票等現象中可見一斑。市場政治侵蝕著市場公平。在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限制，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活躍，金錢與權力也逐步的親密起來。財務報告的舞弊往往透視著一種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有錢就可以通過搞贊助、搞捐贈來提高社會地位。於是，在財務報告舞弊上開拓出一條升官發財的便捷通道。
三、企業負責人是財務報告舞弊的導演
企業的現實狀況與企業負責人的預期值休戚相關，在利潤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驅使下，企業負責人不惜飲鴆止渴，通過財務報告舞弊來滿足自己的慾望。我國上市公司一連串的財務報告舞弊案件，像銀廣夏事件，也讓世人領略到企業負責人在財務報告舞弊上的雄才大略。
產生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量化的法律沒有威力。我們知道美國的法律多如牛毛，而且量化的多抽象的少，實際上是市場經濟造就的。我國在經濟法律的制定上也應該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增加量化標準減少原則性、抽象性的條款。財務報告信息具有經濟後果，通過財務報告舞弊製造虛假信息，占有侵吞他人財產和強盜搶銀行從動機上並沒有區別，實際上是一種犯罪行為，不存在“構成犯罪”和“不構成犯罪”之分，只有輕重之別。因此，凡屬財務報告舞弊案件一律交法院審判，在法律上界定是起訴還是免於起訴，被起訴的犯罪者按照造成的經濟後果量刑。
四、企業內部財務監督是被動的，防弊效力取決於國家財務監督
很多人認為，財務報告舞弊是由於會計人員業務素質低，職業道德素質差、法律意識淡薄導致的。筆者認為，作為一種經濟人，人們的任何一種行動發生之前，都必須考慮到這種行動是否值得（即價值合理性），同時還要估計它的可行性（即工具合理性）。不論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決定了單位會計人員必須為企業目標服務。從政治上，單位會計人員沒有與企業負責人爭論是非的能力；從法律上“有權拒絕”的成本，會計人員難以承受，舉報的“果”子比做假賬的“果”子還難吞；從經濟上單位會計也能夠享受一份財務報告舞弊帶來的短期利益。因此，企業會計監督只是一種被動的監督形式，企業會計執行《會計法》、會計規章制度的能動性取決於國家財務監督的有效性。一方面施行會計監督，使單位會計人員增強對會計法規威懾力量的感覺，從而提高會計人員自覺執行會計法規的認真性；另一方面獎勵會計舉報，財務報告舞弊的知情者莫過於會計，會計舉報獲得利益大於舉報成本的時候，財務報告舞弊就遇上了致命的攔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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