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本論文主體計劃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緒論部分主要對 70 後作家的出場及其命名的由來進行梳理，從文化人類學角度論證代際研究的合理性，並對 70 後長篇小說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現狀進行說明，起到引出論題的作用。
第一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
第一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發生的文化語境分析
“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生存空間和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在單純的文學現象背後其實都無一例外地隱藏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釋。”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正是在九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下，多種力量“合力”的結果。
1990 年代在當代中國發展史上堪稱波詭雲譎。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的解體宣告著冷戰的結束，世界由兩極格局向多極化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由此發生巨大的變化。跨國公司和資本的全球擴張使得商品化在文化領域全面滲透。在文化領域，後現代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人們開始對現代文明的發展根基和價值取向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和反思，這一切都不斷衝擊著中國自五四以來對民族現代化的美好暢想。如果說 1980 年代的核心話語是“改革”、“現代”，那麼 1990 年代的核心話語則是“保守”、“後現代”。現代性的時間神話開始瓦解，在後現代主義的視角下全球都處於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之下：“深度”變為“平面”，“中心”走向“邊緣”，“空間”取代“時間”。“經濟的激進、政治的漸進與文化的保守，在 90 年代相互影響、相互交流、相互衝突，由此形成了與 80 年代不同的文化語境。”具體而言，文化語境主要在文學發生學和文學闡釋學兩個層面上對文學產生影響。從文學發生學角度上說即文學生成的文化語境，從文學闡釋學角度則指閱讀文化語境。文化語境作為一個巨大的“場”對寫作和閱讀產生了同樣重要的效應，它讓文本闡釋變得多義和多維。作為在文化語境中生成的產物，文學作品也自然涉及和反映了所處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而長篇小說創作的高潮期往往也是時代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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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如何
發生發生學是一種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形式發展、演化的歷史階段、形態和規律的方法，它的邏輯和方法論是馬克思據以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所謂的發生學研究，就是找出某種事物或現象發生的端點以及作為端點，它的內在發生機制是什麼。文學創造，作為“一種旨在創造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的藝術生產活動，其過程十分複雜和細微。它不但包括每一作品的具體創造過程(即特殊性)，也包括文學創造的一般過程(即一般性)”。童慶炳先生認為，文學創造的一般過程可劃分為發生、構思和物化三個階段。③要明晰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就是 70 後作家是在什麼基礎上開始創作長篇小說？他們的長篇小說為什麼創作？其長篇小說從“形之於心”到“形之於手”，成為流通於市場上可為讀者所欣賞、消費的物態化產品又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與九十年代文學生態有很大關係。90 年代以來文學的“邊緣化”使得文學期刊和純文學出版“黯然失色”。“斷奶”政策使得各大純文學刊物財務紛紛告急，刊物為了“謀生”也不得不進行各種“改革”，或是降低刊物“品味”，或是重新定位讀者群。《收穫》《天涯》、《作家雜誌》、《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等雜誌在此時紛紛改版，刊物為尋求資助開始在雜誌內植入各種廣告。《人民文學》等刊物也以尋找商業贊助的方式與企業聯名舉辦各種評獎活動，“茅台杯·人民文學獎”即是一例。但改版成功的還是少數，各大文學刊物沉浸在“不改等死，一改准死”的魔咒中。1998 年《灕江》、《崑崙》、《小說》的相繼停刊就被稱為“天鵝之死”，一些出版社甚至淪落到靠賣書號為生的地步。世紀末的文學處境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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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敘事主題分析
第一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中的成長主題
成長，是一切事物從稚嫩走向成熟的必然過程，也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成長的關鍵時期即人的青少年時期，相較於懵懂幼稚的童年時期，青年時期的成長之路則充滿了困惑、迷茫、神秘與憧憬。在這一過程中成長個體不僅面臨著身體、心理與精神的變化，還要不斷接受嚴酷的生活向他們展示的世界的本真狀態：殘酷、暴力、醜陋、骯髒、爾虞我詐，以及種種人性的陰暗與卑劣，瓦解童年“凈土論”（曹文軒語）。同時，個體內在的自我也常常處於激烈的矛盾衝突之中。這一過程中的快樂、憂傷、焦慮、不安與痛楚，都將沉澱為一個人走向成熟後的精神底色，影響其一生的道路選擇與人生走向。
成長小說”一詞出自德語“Bildungsroman”，也譯為“教育小說”。成長小說在西方有著幾個世紀的傳統，在中國則是“舶來品”，清末民初時傳入中國。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成長小說”早已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但研究者對此概念的闡釋卻各不相同。
莫迪凱•馬克斯認為：“成長小說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之後，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而有之。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並最終把他引向了一個真實而複雜的成人世界。”英國學者弗朗西斯•約斯特認為:“成長小說是描寫青春期即成年初期的小說，描寫少年變為成人，也即成人心中童心漸次消失的時期的小說。它是長大成人的小說。”①巴赫金則將成長小說的源頭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認為：“除了這一占統治地位的、數量眾多的小說類型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鮮為人見的小說類型，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這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上述觀點，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成長小說”的內涵，也為我們理解厘定“成長”的概念與要素提供了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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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中的城市主題
城市是人類聚落形態之一，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中所包含，並隨傳統而流傳的那些統一思想和感情所構成的整體。換言之，城市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絕非簡單的人工構築物……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城市文學則是反映上述諸多變化與複雜現象的載體，成熟的城市文學依賴於成熟的城市文化。
中國的城市發展曾居世界領先地位，“無論是元代來中國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還是明代來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還是清代在中國南部旅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伯來拉、克路士、拉達等，在中國城市面前都露出了驚詫的目光。”但中國古代的城市實際上是“城”與“市”的組合，更多的是作為軍事、政治的中心，與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並不相同，馬克思·韋伯也因此得出中國古代沒有城市的結論。儘管中國古代的城市形態與西方不同，但中國卻有著源遠流長的城市文學傳統。《詩經》中的“雅”和“頌”多是歌頌宮廷宴享、貴族生活的作品。楊雄的《蜀都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左思的《魏都賦》、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柳永的詞以及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也都展現了中國古代都市的繁華和市民文學的發達。
12 世紀以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慢了下來，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更是徹底落後了。中國人忽然成了“鄉下人”，西方人成了“城裡人”。在近百年中國文學譜系中，城市文學的發展更顯薄弱，以至於魯迅感慨：“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中國城市文學發展的緩慢一方面是由於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遲緩，另一方面是由深層的文化心理和傳統制約。陳平原曾將中國文學分為“感時與憂國”、“隱逸與超越”、“現世與慾望”三種傾向，而前兩者所得到的掌聲遠遠超過第三者。出世的理想、隱士的傳統與田園山水審美趣味決定了中國文人“揚鄉抑城”的傾向，城市文學因此處於“被壓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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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藝術探索分析...................... 69
第一節 70 後作家日常生活微觀化寫作.................. 70
第二節 70 後作家“後先鋒”式書寫.................. 81
第三節 70 後作家“小長篇”的獨特性及其審美價值............... 87
第三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藝術探索分析
第一節 70 後作家日常生活微觀化寫作
“日常生活”的興起是 20 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轉向。胡塞爾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回歸日常“生活世界”的命題，指出要挽救歐洲科學危機和人性危機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回歸生活世界，回到真正的理性精神。語言哲學的奠基人維根斯坦也發現了“日常生活”語言的本真性，提出了“意義即用法”的意義理論，將語言的形上學用法帶回到了日常生活的用法之中。海德格爾從存在主義角度提出了“日常共在的世界”這一命題。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對“日常生活”這一論題深入發揮。盧卡奇認為在人的各種對象化形式中，“日常生活”處於本體論的位置。
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和文化工業生產整體構成的日常生活機制對人的“宰制”和“異化”，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機械化、區隔化的日常生活使人喪失了本真的主體性。列斐伏爾正是從“異化”的角度來闡釋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布羅代爾則主張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納入歷史的範圍”，“日常生活無非是些瑣事，在時空範圍內微不足道”，但同時日常生活又“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命題最早由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M.Featherstong)在 1988 年的一次會議中提出，意指當前社會存在的對“藝術與日常生活加以區分的觀念正在消解”，審美活動逐漸超出所謂純藝術、文學的範圍，滲透到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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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參考文獻（略）
第一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
第一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發生的文化語境分析
“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生存空間和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在單純的文學現象背後其實都無一例外地隱藏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釋。”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正是在九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下，多種力量“合力”的結果。
1990 年代在當代中國發展史上堪稱波詭雲譎。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的解體宣告著冷戰的結束，世界由兩極格局向多極化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由此發生巨大的變化。跨國公司和資本的全球擴張使得商品化在文化領域全面滲透。在文化領域，後現代主義思潮席捲全球，人們開始對現代文明的發展根基和價值取向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和反思，這一切都不斷衝擊著中國自五四以來對民族現代化的美好暢想。如果說 1980 年代的核心話語是“改革”、“現代”，那麼 1990 年代的核心話語則是“保守”、“後現代”。現代性的時間神話開始瓦解，在後現代主義的視角下全球都處於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之下：“深度”變為“平面”，“中心”走向“邊緣”，“空間”取代“時間”。“經濟的激進、政治的漸進與文化的保守，在 90 年代相互影響、相互交流、相互衝突，由此形成了與 80 年代不同的文化語境。”具體而言，文化語境主要在文學發生學和文學闡釋學兩個層面上對文學產生影響。從文學發生學角度上說即文學生成的文化語境，從文學闡釋學角度則指閱讀文化語境。文化語境作為一個巨大的“場”對寫作和閱讀產生了同樣重要的效應，它讓文本闡釋變得多義和多維。作為在文化語境中生成的產物，文學作品也自然涉及和反映了所處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而長篇小說創作的高潮期往往也是時代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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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如何
發生發生學是一種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形式發展、演化的歷史階段、形態和規律的方法，它的邏輯和方法論是馬克思據以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所謂的發生學研究，就是找出某種事物或現象發生的端點以及作為端點，它的內在發生機制是什麼。文學創造，作為“一種旨在創造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的藝術生產活動，其過程十分複雜和細微。它不但包括每一作品的具體創造過程(即特殊性)，也包括文學創造的一般過程(即一般性)”。童慶炳先生認為，文學創造的一般過程可劃分為發生、構思和物化三個階段。③要明晰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就是 70 後作家是在什麼基礎上開始創作長篇小說？他們的長篇小說為什麼創作？其長篇小說從“形之於心”到“形之於手”，成為流通於市場上可為讀者所欣賞、消費的物態化產品又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的發生與九十年代文學生態有很大關係。90 年代以來文學的“邊緣化”使得文學期刊和純文學出版“黯然失色”。“斷奶”政策使得各大純文學刊物財務紛紛告急，刊物為了“謀生”也不得不進行各種“改革”，或是降低刊物“品味”，或是重新定位讀者群。《收穫》《天涯》、《作家雜誌》、《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等雜誌在此時紛紛改版，刊物為尋求資助開始在雜誌內植入各種廣告。《人民文學》等刊物也以尋找商業贊助的方式與企業聯名舉辦各種評獎活動，“茅台杯·人民文學獎”即是一例。但改版成功的還是少數，各大文學刊物沉浸在“不改等死，一改准死”的魔咒中。1998 年《灕江》、《崑崙》、《小說》的相繼停刊就被稱為“天鵝之死”，一些出版社甚至淪落到靠賣書號為生的地步。世紀末的文學處境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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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敘事主題分析
第一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中的成長主題
成長，是一切事物從稚嫩走向成熟的必然過程，也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階段。成長的關鍵時期即人的青少年時期，相較於懵懂幼稚的童年時期，青年時期的成長之路則充滿了困惑、迷茫、神秘與憧憬。在這一過程中成長個體不僅面臨著身體、心理與精神的變化，還要不斷接受嚴酷的生活向他們展示的世界的本真狀態：殘酷、暴力、醜陋、骯髒、爾虞我詐，以及種種人性的陰暗與卑劣，瓦解童年“凈土論”（曹文軒語）。同時，個體內在的自我也常常處於激烈的矛盾衝突之中。這一過程中的快樂、憂傷、焦慮、不安與痛楚，都將沉澱為一個人走向成熟後的精神底色，影響其一生的道路選擇與人生走向。
成長小說”一詞出自德語“Bildungsroman”，也譯為“教育小說”。成長小說在西方有著幾個世紀的傳統，在中國則是“舶來品”，清末民初時傳入中國。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成長小說”早已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但研究者對此概念的闡釋卻各不相同。
莫迪凱•馬克斯認為：“成長小說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歷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之後，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而有之。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並最終把他引向了一個真實而複雜的成人世界。”英國學者弗朗西斯•約斯特認為:“成長小說是描寫青春期即成年初期的小說，描寫少年變為成人，也即成人心中童心漸次消失的時期的小說。它是長大成人的小說。”①巴赫金則將成長小說的源頭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認為：“除了這一占統治地位的、數量眾多的小說類型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鮮為人見的小說類型，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這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上述觀點，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成長小說”的內涵，也為我們理解厘定“成長”的概念與要素提供了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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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中的城市主題
城市是人類聚落形態之一，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也“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中所包含，並隨傳統而流傳的那些統一思想和感情所構成的整體。換言之，城市絕非簡單的物質現象，絕非簡單的人工構築物……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城市文學則是反映上述諸多變化與複雜現象的載體，成熟的城市文學依賴於成熟的城市文化。
中國的城市發展曾居世界領先地位，“無論是元代來中國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還是明代來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還是清代在中國南部旅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伯來拉、克路士、拉達等，在中國城市面前都露出了驚詫的目光。”但中國古代的城市實際上是“城”與“市”的組合，更多的是作為軍事、政治的中心，與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並不相同，馬克思·韋伯也因此得出中國古代沒有城市的結論。儘管中國古代的城市形態與西方不同，但中國卻有著源遠流長的城市文學傳統。《詩經》中的“雅”和“頌”多是歌頌宮廷宴享、貴族生活的作品。楊雄的《蜀都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左思的《魏都賦》、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柳永的詞以及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也都展現了中國古代都市的繁華和市民文學的發達。
12 世紀以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慢了下來，西方工業革命以後更是徹底落後了。中國人忽然成了“鄉下人”，西方人成了“城裡人”。在近百年中國文學譜系中，城市文學的發展更顯薄弱，以至於魯迅感慨：“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中國城市文學發展的緩慢一方面是由於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遲緩，另一方面是由深層的文化心理和傳統制約。陳平原曾將中國文學分為“感時與憂國”、“隱逸與超越”、“現世與慾望”三種傾向，而前兩者所得到的掌聲遠遠超過第三者。出世的理想、隱士的傳統與田園山水審美趣味決定了中國文人“揚鄉抑城”的傾向，城市文學因此處於“被壓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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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藝術探索分析...................... 69
第一節 70 後作家日常生活微觀化寫作.................. 70
第二節 70 後作家“後先鋒”式書寫.................. 81
第三節 70 後作家“小長篇”的獨特性及其審美價值............... 87
第三章 70 後作家長篇小說藝術探索分析
第一節 70 後作家日常生活微觀化寫作
“日常生活”的興起是 20 世紀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轉向。胡塞爾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回歸日常“生活世界”的命題，指出要挽救歐洲科學危機和人性危機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回歸生活世界，回到真正的理性精神。語言哲學的奠基人維根斯坦也發現了“日常生活”語言的本真性，提出了“意義即用法”的意義理論，將語言的形上學用法帶回到了日常生活的用法之中。海德格爾從存在主義角度提出了“日常共在的世界”這一命題。西方馬克思主義也對“日常生活”這一論題深入發揮。盧卡奇認為在人的各種對象化形式中，“日常生活”處於本體論的位置。
法蘭克福學派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和文化工業生產整體構成的日常生活機制對人的“宰制”和“異化”，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機械化、區隔化的日常生活使人喪失了本真的主體性。列斐伏爾正是從“異化”的角度來闡釋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布羅代爾則主張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納入歷史的範圍”，“日常生活無非是些瑣事，在時空範圍內微不足道”，但同時日常生活又“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命題最早由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M.Featherstong)在 1988 年的一次會議中提出，意指當前社會存在的對“藝術與日常生活加以區分的觀念正在消解”，審美活動逐漸超出所謂純藝術、文學的範圍，滲透到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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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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