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網際網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我國已步入新媒體時代。我國近兩年新媒體發展迅速，但政府公信力卻面臨各種挑戰。政府本身的管理缺陷、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和新媒體自身的特質等是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要提高我國政府公信力就需要建立“整體政府”、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和信息公開制度。
[關鍵詞】新媒體;政府;公信力。
隨著網際網路和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網際網路及無線網絡為傳播平台，以電腦、手機及其他無線設備為終端的新媒體發展迅速。2010年被稱為微博元年，201 1年更被稱為政務微博元年。作為新媒體的一種，政務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網民溝通、傾聽民眾呼聲的平台和重要渠道。但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也給我國政府公信力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一、新媒體和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現狀。
(一)新媒體發展現狀。
新媒體指的是20世紀後期在世界科學技術發生巨大進步的背景下，社會信息傳播領域出現的建立在數位技術基礎上的能使信息傳播大大擴展、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傳播方式不斷豐富而與傳統媒體迥然不同的新型媒體。主要包括計算機通信網、大型電腦資料庫通信系統、手機、高畫質電視、網際網路和多媒體信息互動平台等。新媒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信息量大、受眾量多。新媒體採用電子化模式，信息存儲量更大、時效性更強，同時新媒體大大突破了地點和沒備的限制，極大增加了信息傳播的受眾量。
信息傳播快。同舊的媒體不同，人們想得到一個消息不用在固定的地點、用固定的設備，很多新媒體不受設備和地點的限制，特別是社交網絡的興起使得人與人的交流範圍、速度和頻率大大提高。Facebook與米蘭大學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任何兩個陌生人要建立聯繫，平均所需的中轉聯繫人並非6個，而是4.74個，這也顛覆了著名的“六度分割理論”。一條微博經轉發就可能在幾秒鐘擴散到成千上萬人。
互動性更強。由於技術不斷進步，新媒體的操作更為簡潔、展示方式更直觀。隨著網絡在新媒體設備上的廣泛應用，使得新媒體使用起來地點不受限制，易搜索，檢索效率高。以雲服務及蘋果SIRI語音功能為例，新媒體還具備了隨時隨地儲存、複製和查找信息的功能以及語音識別獲得信息的功能。埃萬斯在預測未來改變世界的十大技術趨勢時提到，到2020年，1/3的數據將通過雲端進行存儲或傳播。全球雲服務營收將每年增長20%。到2014年，創新和雲計算方面的IT支出費用將超過l萬億美元。他認為，第五大技術趨勢將是社交網絡的發展和無縫連接。在未來十年內，任何人將能夠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設備上播送信息，從而提供史無前例的透明度。
目前全球網際網路用戶已超過20億，手機用戶已超過50億。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9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網際網路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近期，新媒體對西亞北非動盪的影響、美國網絡外交的動向以及西方對網際網路管理的加強均從不同側面印證了新媒體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從用戶規模上看，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媒體第一大國。
(二)我國政府公信力現狀分析。
所謂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信守對公眾的承諾，從而獲得公眾內心上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政府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以及與政府行為相關的整個社會制度的理解和信任。從根本上講。政府公信力就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反映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進而影響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影響力。政府公信力是衡量現代政府是不是有效政府的重要指標，與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和推進服務性政府建設息息相關。
我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新媒體在我國各項建設事業中的重要影響。作為新媒體形式之一的政務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網民溝通、傾聽民眾呼聲的平台和重要渠道。2012年2月，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權威發布((201 1年中國政務微博客評估》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政務微博客總數達到50561個，較2011年初增長了776.58%。僅在新浪網認證的黨政機構微博12103個，黨政幹部微博10652個，政務微博總數22755個。僅從數字看，表明我國各級政府部門也加入了微博熱潮當中。政務微博的廣泛建立是我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亮點，但是實施的效率和效果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2011年的藥家鑫案、7·23甬溫線動車事故、小悅悅事件等，之所以事情發生後第一時間就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是與新媒體分不開的，也正是藉助新媒體的平台，廣大民眾可以隨時了解事情的真實情況。如7·23甬溫線動車事故發生後，公眾對事故死傷人數、原因以及救援情況等存在質疑。201 1年9月舉行的註冊會計師考試、司法考試、醫師考試、國家建造師考試等四大國家級資格考試接連在網上曝出泄題事件，公眾和媒體廣泛呼籲政府徹查真相，給出明確的調查結果。近期的三亞旅遊宰客事件最初即由遊客的微博曝光，之後迅速引起公眾的共鳴。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三亞政府開始介入調查。但是地方政府為何在事情曝光前不採取積極的規範措施呢?在眾多遊客已經遭受損失的情況下，在受到廣大民眾質疑之後再採取措施無疑使政府陷入被動。這些事件也再次反應出政府管理、回應機制的欠缺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二、新媒體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一)政府監管不利、政府官員****、缺乏責任感。
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礦難等，充分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政府行政不作為、行為缺位。一些政府官員缺乏危機意識。自身缺乏責任感和公德心。一些政府官員把人民賦予自己的權利作為自己牟利的工具，濫用職權，貪污受賄，作風低下。在新媒體時代，醜聞一經爆出則迅速引起公眾的不滿，同時使公眾嚴重質疑政府的公信力。
(二)政府信息公開不到位，回應效率低。
政府信息公開是保障公民知情權、促進政府與公眾交流互動、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礎。但一些政府沒有切實做到信息的陽光、透明，往往對自己有利的信息才公開，不利的信息則刻意隱瞞或者偽報。當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後，往往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是廣大公眾，通過新媒體，這些事件會第一時間播報出來，政府的回應卻往往要等到事件已引起熱議後才進行。這種信息公開的不充分以及回應的效率低下不但會導致事件的負面影響及事態嚴重性擴大，而且會導致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普遍質疑。
(三)新媒體帶來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
新媒體使公眾不再完全被動接受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輸，而讓自己站在信息發布的源頭，通過新媒體獲取和發布各種信息資源。公眾也不再是相對孤立的個體，而是可以通過新媒體進行意見交換。在新媒體的作用下，公眾的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表達意見的訴求更為明顯。新媒體可以使尋常百姓成為意見領袖，可以讓公眾的任何意見都可以自行表達出來並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些因素給政府公信力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四)公共輿論具有不穩定性。
由新媒體延伸出的自媒體，使得普通大眾都可以提供與分享他們自身的事實、他們自己的新聞。以微博為例，它是自媒體的一種形式，在微博上，用戶可以隨意發帖、轉發、評論，但是微博上的信息真假難辨。從輿情信息收集研判的對象上看，信息量大幅攀升，微博用戶“重體驗、輕真相”的個性易使謠言易在微博平台上泛濫成災，加上信息把關權利的下移，信息無限量遞增並被“節點擴散式”轉發，這給主管部門或者當事者收集與研判網絡輿情信息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公共輿論有不穩定的趨勢。有時候，大眾對某一特殊事件持某種觀點的理由非常薄弱。當一個事件以後再被問及同樣的問題時，許多回答者根本記不起他們早先的回答，並給予民意測驗者完全相反的回答。近年發生的如“郭美美事件”、“搶鹽風波”、“汽車內存放的水會致癌”等都是典型的公眾被特殊信息吸引便大肆傳播，給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後卻被證實是虛假信息。
(五)法律法規不健全。
近期，環保組織申請公開雲南鉻污染企業融資信息被拒。鉻污染事件已經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但是在‘商業秘密’、‘政府職能範圍’、‘信息網絡技術限制’築起的保護網下，公民對鉻渣污染事件仍然沒有更多知情的權利。這也反應出在法律法規層面，我國很多制度不健全。很多方面法律法規沒有明確指出是否應該公開信息，對於不公開也沒有給出相應的處理方案，因此，特別是在涉及到政府或政府官員自身的負面新聞時，政府和官員往往刻意阻攔信息公開或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甚至在公眾利用新媒體各種資源找出事實真相後，還企圖辯解、搪塞或“踢皮球”。此外，自媒體之所以易導致謠言泛濫也是因為公眾一方面缺乏法律意識，不明白傳播謠言的危害和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因此，我國的法律法規亟待完善。保證政府公信力必須從法制上進行約束。
三、提升我國政府公信力的建議。
(一)建立整體政府和整體性回應機制。
波利特指出，整體政府是一種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以實現預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此理論強調信息技術的運用、跨部門的合作、目標的一致和一站式服務。要確保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政府各部門要整合各自職責，在遇到突發問題時能夠協同一致，互相配合，能夠共享信息資源。另一方面，政府要進行公私合作，建立跨機構信息處理機制。政府可聯合社會團體、意見領袖、各新媒體終端組織等對社會問題及時調查、及時公開、及時處理，把事實真相告訴廣大公眾。在新媒體時代，政府還要多與一些“網絡打假精英”合作，可以是機構或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針對網絡上發布的各種信息，在有科學或事實依據的基礎上進行真假區分，澄清各種謠言，維護網絡的穩定，給公眾一個明確可信的答覆。通過跨界的合作和溝通，實現政府在新媒體時代的整體性治理模式。
(二)加強法律法規建設。
我國要儘快完善基於新媒體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政府、企業、公民個人的網絡行為都進行明確的界定和說明。目前很多網站實行了實名制註冊，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可擴大實名制的應用範圍。另一方面要嚴格實名認證。在信息公開的制度上，要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可公開的範圍，同時明確沒有依法信息公開的處罰措施。對於個人利用新媒體發布各種信息的行為，法律要進一步對是否發布謠言、侵權、泄密等進行明確解釋，對不法行為的處罰也要嚴格和明確。此外，政府要加大對於新媒體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力度，讓每個公民了解身處新媒體時代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為維護政府公信力打好基礎。
(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政府要樹立良好的公信力，就要讓社會各界和公眾對自己進行有效的監督。首先，政府要利用好新媒體設備，如官方網站、微博、移動電視等，建立專門的監督通道，及時接收群眾的反饋，並在第一時間給出答覆，不能讓這些新媒體資源成為擺設。其次，政府要鼓勵媒體和公眾進行監督，政府不能過多干涉媒體的報道和宣傳，由過去“封”、“堵”、“壓”的模式，轉變為鼓勵、溝通、協作的模式。新媒體時代，政府、媒體、公眾和組織的互相監督關係可以用下圖表示。這裡的組織僅表示除政府以外的企業、公益機構、群眾團體等。政府要接受來自不同渠道的監督，公眾要發揮主要監督功能，監督政府、媒體和組織的運作。媒體一方面監督政府，另一方面對組織進行監督;而組織要監督公眾的網絡行為，特別是甄別散布謠言的公民以及發表惡意言論對國家和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個別公民，同時組織還要監督政府和媒體。
(四)建立有效的信息公開制度。
首先，要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發布要及時、常態。政府要掌握信息發布的前沿性、權威性，掌握議程設置的原則。正如托馬斯·R·戴伊所認為，擁有決定哪些將成為政策問題的權力在決策過程中是一個關鍵。決定哪些問題將成為政策問題甚至於比決定哪些將成為解決方案還要重要。因此，政府要主動出擊，在突發事件發生後，政府要在第一時間主動發布信息，不能等事件已經產生廣泛影響或謠言四起後再發布，從而使政府陷入被動境地。新聞發布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突發重大事件上，政府要經常對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進行答疑解惑。其次，要進～步加強聽證制度。我國的聽證制度起步較晚，目前主要存在的公眾參與度不高、聽證面過窄、聽證結果不公開、信息回應不及時等問題在新媒體時代已成為影響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國要把加強、完善聽證制度納入決策範圍。
[參考文獻】
[I]聶伯葵。新媒體在我國政府危機管理中的作用分析[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
Feeebook研究顛覆六度分割理論， [EB/OL]
思科預測未來改變世界的十大技術趨勢。 [EB/OL】
CNNIC發布《第29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 [EB/OL]
葉南客：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內涵與提升路徑，[EB/OL]
“微博同政”要加強。效率“探索，[EB/OL]
微博輿情：碎片鏈上的龍捲風， [EB/OL]
[8】[美]托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9】環保組織申請公開雲南鉻污染企業融資信息被拒， 【EB/OL】
[10]高紅玲：網絡輿情與社會穩定[M].北京：新華出版社，20lI.
[關鍵詞】新媒體;政府;公信力。
隨著網際網路和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網際網路及無線網絡為傳播平台，以電腦、手機及其他無線設備為終端的新媒體發展迅速。2010年被稱為微博元年，201 1年更被稱為政務微博元年。作為新媒體的一種，政務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網民溝通、傾聽民眾呼聲的平台和重要渠道。但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也給我國政府公信力帶來了嚴峻的考驗。
一、新媒體和我國政府公信力的現狀。
(一)新媒體發展現狀。
新媒體指的是20世紀後期在世界科學技術發生巨大進步的背景下，社會信息傳播領域出現的建立在數位技術基礎上的能使信息傳播大大擴展、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傳播方式不斷豐富而與傳統媒體迥然不同的新型媒體。主要包括計算機通信網、大型電腦資料庫通信系統、手機、高畫質電視、網際網路和多媒體信息互動平台等。新媒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信息量大、受眾量多。新媒體採用電子化模式，信息存儲量更大、時效性更強，同時新媒體大大突破了地點和沒備的限制，極大增加了信息傳播的受眾量。
信息傳播快。同舊的媒體不同，人們想得到一個消息不用在固定的地點、用固定的設備，很多新媒體不受設備和地點的限制，特別是社交網絡的興起使得人與人的交流範圍、速度和頻率大大提高。Facebook與米蘭大學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任何兩個陌生人要建立聯繫，平均所需的中轉聯繫人並非6個，而是4.74個，這也顛覆了著名的“六度分割理論”。一條微博經轉發就可能在幾秒鐘擴散到成千上萬人。
互動性更強。由於技術不斷進步，新媒體的操作更為簡潔、展示方式更直觀。隨著網絡在新媒體設備上的廣泛應用，使得新媒體使用起來地點不受限制，易搜索，檢索效率高。以雲服務及蘋果SIRI語音功能為例，新媒體還具備了隨時隨地儲存、複製和查找信息的功能以及語音識別獲得信息的功能。埃萬斯在預測未來改變世界的十大技術趨勢時提到，到2020年，1/3的數據將通過雲端進行存儲或傳播。全球雲服務營收將每年增長20%。到2014年，創新和雲計算方面的IT支出費用將超過l萬億美元。他認為，第五大技術趨勢將是社交網絡的發展和無縫連接。在未來十年內，任何人將能夠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設備上播送信息，從而提供史無前例的透明度。
目前全球網際網路用戶已超過20億，手機用戶已超過50億。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9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網際網路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近期，新媒體對西亞北非動盪的影響、美國網絡外交的動向以及西方對網際網路管理的加強均從不同側面印證了新媒體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從用戶規模上看，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新媒體第一大國。
(二)我國政府公信力現狀分析。
所謂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信守對公眾的承諾，從而獲得公眾內心上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政府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以及與政府行為相關的整個社會制度的理解和信任。從根本上講。政府公信力就是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反映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進而影響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影響力。政府公信力是衡量現代政府是不是有效政府的重要指標，與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和推進服務性政府建設息息相關。
我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新媒體在我國各項建設事業中的重要影響。作為新媒體形式之一的政務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網民溝通、傾聽民眾呼聲的平台和重要渠道。2012年2月，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權威發布((201 1年中國政務微博客評估》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政務微博客總數達到50561個，較2011年初增長了776.58%。僅在新浪網認證的黨政機構微博12103個，黨政幹部微博10652個，政務微博總數22755個。僅從數字看，表明我國各級政府部門也加入了微博熱潮當中。政務微博的廣泛建立是我國推進民主化進程中的亮點，但是實施的效率和效果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2011年的藥家鑫案、7·23甬溫線動車事故、小悅悅事件等，之所以事情發生後第一時間就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是與新媒體分不開的，也正是藉助新媒體的平台，廣大民眾可以隨時了解事情的真實情況。如7·23甬溫線動車事故發生後，公眾對事故死傷人數、原因以及救援情況等存在質疑。201 1年9月舉行的註冊會計師考試、司法考試、醫師考試、國家建造師考試等四大國家級資格考試接連在網上曝出泄題事件，公眾和媒體廣泛呼籲政府徹查真相，給出明確的調查結果。近期的三亞旅遊宰客事件最初即由遊客的微博曝光，之後迅速引起公眾的共鳴。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三亞政府開始介入調查。但是地方政府為何在事情曝光前不採取積極的規範措施呢?在眾多遊客已經遭受損失的情況下，在受到廣大民眾質疑之後再採取措施無疑使政府陷入被動。這些事件也再次反應出政府管理、回應機制的欠缺和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二、新媒體背景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一)政府監管不利、政府官員****、缺乏責任感。
接連不斷的食品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礦難等，充分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政府行政不作為、行為缺位。一些政府官員缺乏危機意識。自身缺乏責任感和公德心。一些政府官員把人民賦予自己的權利作為自己牟利的工具，濫用職權，貪污受賄，作風低下。在新媒體時代，醜聞一經爆出則迅速引起公眾的不滿，同時使公眾嚴重質疑政府的公信力。
(二)政府信息公開不到位，回應效率低。
政府信息公開是保障公民知情權、促進政府與公眾交流互動、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礎。但一些政府沒有切實做到信息的陽光、透明，往往對自己有利的信息才公開，不利的信息則刻意隱瞞或者偽報。當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後，往往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是廣大公眾，通過新媒體，這些事件會第一時間播報出來，政府的回應卻往往要等到事件已引起熱議後才進行。這種信息公開的不充分以及回應的效率低下不但會導致事件的負面影響及事態嚴重性擴大，而且會導致公眾對政府公信力的普遍質疑。
(三)新媒體帶來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
新媒體使公眾不再完全被動接受自上而下的信息灌輸，而讓自己站在信息發布的源頭，通過新媒體獲取和發布各種信息資源。公眾也不再是相對孤立的個體，而是可以通過新媒體進行意見交換。在新媒體的作用下，公眾的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表達意見的訴求更為明顯。新媒體可以使尋常百姓成為意見領袖，可以讓公眾的任何意見都可以自行表達出來並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些因素給政府公信力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四)公共輿論具有不穩定性。
由新媒體延伸出的自媒體，使得普通大眾都可以提供與分享他們自身的事實、他們自己的新聞。以微博為例，它是自媒體的一種形式，在微博上，用戶可以隨意發帖、轉發、評論，但是微博上的信息真假難辨。從輿情信息收集研判的對象上看，信息量大幅攀升，微博用戶“重體驗、輕真相”的個性易使謠言易在微博平台上泛濫成災，加上信息把關權利的下移，信息無限量遞增並被“節點擴散式”轉發，這給主管部門或者當事者收集與研判網絡輿情信息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公共輿論有不穩定的趨勢。有時候，大眾對某一特殊事件持某種觀點的理由非常薄弱。當一個事件以後再被問及同樣的問題時，許多回答者根本記不起他們早先的回答，並給予民意測驗者完全相反的回答。近年發生的如“郭美美事件”、“搶鹽風波”、“汽車內存放的水會致癌”等都是典型的公眾被特殊信息吸引便大肆傳播，給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後卻被證實是虛假信息。
(五)法律法規不健全。
近期，環保組織申請公開雲南鉻污染企業融資信息被拒。鉻污染事件已經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但是在‘商業秘密’、‘政府職能範圍’、‘信息網絡技術限制’築起的保護網下，公民對鉻渣污染事件仍然沒有更多知情的權利。這也反應出在法律法規層面，我國很多制度不健全。很多方面法律法規沒有明確指出是否應該公開信息，對於不公開也沒有給出相應的處理方案，因此，特別是在涉及到政府或政府官員自身的負面新聞時，政府和官員往往刻意阻攔信息公開或企圖掩蓋事實真相，甚至在公眾利用新媒體各種資源找出事實真相後，還企圖辯解、搪塞或“踢皮球”。此外，自媒體之所以易導致謠言泛濫也是因為公眾一方面缺乏法律意識，不明白傳播謠言的危害和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因此，我國的法律法規亟待完善。保證政府公信力必須從法制上進行約束。
三、提升我國政府公信力的建議。
(一)建立整體政府和整體性回應機制。
波利特指出，整體政府是一種通過橫向和縱向協調的思想與行動以實現預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此理論強調信息技術的運用、跨部門的合作、目標的一致和一站式服務。要確保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政府各部門要整合各自職責，在遇到突發問題時能夠協同一致，互相配合，能夠共享信息資源。另一方面，政府要進行公私合作，建立跨機構信息處理機制。政府可聯合社會團體、意見領袖、各新媒體終端組織等對社會問題及時調查、及時公開、及時處理，把事實真相告訴廣大公眾。在新媒體時代，政府還要多與一些“網絡打假精英”合作，可以是機構或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針對網絡上發布的各種信息，在有科學或事實依據的基礎上進行真假區分，澄清各種謠言，維護網絡的穩定，給公眾一個明確可信的答覆。通過跨界的合作和溝通，實現政府在新媒體時代的整體性治理模式。
(二)加強法律法規建設。
我國要儘快完善基於新媒體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政府、企業、公民個人的網絡行為都進行明確的界定和說明。目前很多網站實行了實名制註冊，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可擴大實名制的應用範圍。另一方面要嚴格實名認證。在信息公開的制度上，要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可公開的範圍，同時明確沒有依法信息公開的處罰措施。對於個人利用新媒體發布各種信息的行為，法律要進一步對是否發布謠言、侵權、泄密等進行明確解釋，對不法行為的處罰也要嚴格和明確。此外，政府要加大對於新媒體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力度，讓每個公民了解身處新媒體時代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為維護政府公信力打好基礎。
(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政府要樹立良好的公信力，就要讓社會各界和公眾對自己進行有效的監督。首先，政府要利用好新媒體設備，如官方網站、微博、移動電視等，建立專門的監督通道，及時接收群眾的反饋，並在第一時間給出答覆，不能讓這些新媒體資源成為擺設。其次，政府要鼓勵媒體和公眾進行監督，政府不能過多干涉媒體的報道和宣傳，由過去“封”、“堵”、“壓”的模式，轉變為鼓勵、溝通、協作的模式。新媒體時代，政府、媒體、公眾和組織的互相監督關係可以用下圖表示。這裡的組織僅表示除政府以外的企業、公益機構、群眾團體等。政府要接受來自不同渠道的監督，公眾要發揮主要監督功能，監督政府、媒體和組織的運作。媒體一方面監督政府，另一方面對組織進行監督;而組織要監督公眾的網絡行為，特別是甄別散布謠言的公民以及發表惡意言論對國家和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個別公民，同時組織還要監督政府和媒體。
(四)建立有效的信息公開制度。
首先，要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發布要及時、常態。政府要掌握信息發布的前沿性、權威性，掌握議程設置的原則。正如托馬斯·R·戴伊所認為，擁有決定哪些將成為政策問題的權力在決策過程中是一個關鍵。決定哪些問題將成為政策問題甚至於比決定哪些將成為解決方案還要重要。因此，政府要主動出擊，在突發事件發生後，政府要在第一時間主動發布信息，不能等事件已經產生廣泛影響或謠言四起後再發布，從而使政府陷入被動境地。新聞發布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突發重大事件上，政府要經常對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進行答疑解惑。其次，要進～步加強聽證制度。我國的聽證制度起步較晚，目前主要存在的公眾參與度不高、聽證面過窄、聽證結果不公開、信息回應不及時等問題在新媒體時代已成為影響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國要把加強、完善聽證制度納入決策範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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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托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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