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度， 中國 的先民是以農業的開發經營作為基本的生存方式和 社會 經濟 發展 的主要途徑。農業開發是一個 歷史 進程，在這一過程中 自然 而然地產生了一定的生態 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應切實注意其歷史性、區域性以及產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則即會誇大或延伸歷史時期的生態問題，不僅背離歷史 研究 的本質，而且亦無助於對當前嚴峻生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真正解決。
關鍵詞：生態問題；農業開發；環境變遷；傳統農業
隨著當今人類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也漸趨於白熱化。在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 目前 人類所面臨的諸種危機，諸如生態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氣候問題、物種問題等的日趨嚴重，實際上是以「天災」方式而表現出的「人禍」，即是人類自己所親手釀造的惡果。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們對歷史時期人類自身開發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為一個農業素稱發達的傳統農業大國，中國的許多學者在追溯生態環境問題歷史根源的時候，也自然對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有所關注，甚至遠溯至傳統農業技術體系奠基形成 時代 ，認為此即禍患之始也。這些認識的產生，在當前生態問題空前嚴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當的警示意義；但仔細推究，這一結論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實依據，而其研究問題的方式與思路也似乎與歷史研究的本質存在一定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種結論與思路的產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人們對生態問題產生主要原因與時代的關注視線，雖然減輕了今人的內疚與自責，但卻無助於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
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依託
正確地認識與估價某一歷史時段或某一歷史事件的地位與作用，不能孤立地從其某一個方面簡單地臆測或武斷，而是要系統地、全面地 分析 考察，即需建立一種「整體史觀」。對於古代農業開發經營中的生態問題的認知，也同樣需要如是視角。在古代社會，在農業生產作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經營方式的條件下，認識農業經營開發的積極意義或消極 影響 ，必須把其放在一個長時段下系統地考察。也就是說，我們在注意農業開發經營所產生的諸如生態問題、人口問題等消極影響同時，還有必要充分地認識其積極的意義與作用，尤其是從社會時間這一角度權衡把握二者的關係。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認為傳統時期的農業開發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其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先民賴以生存延繼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為天」，生存是人類誕生以來首先面臨的問題之一。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在人類誕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經濟方式是採集與漁獵，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茹毛飲血，生存條件相當的惡劣，故此，探尋新的生產方式就成為了人們的共同願望；而農業這一生產方式的產生，也正是在這一探尋過程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完成的。應該說農業的誕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不僅使先民在解決生存問題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別」的歷史進程，也因為如此，其在傳統社會一直是絕大多數民眾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這一點也是農本觀念最基本的含義。以之為基點，還衍生、引申出許多的涵義：「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諧輯睦於是乎興，財用番殖於是乎始，敦龐憧純固於是乎成。」[1]
其二，農業開發經營是中華民族興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紐帶。中華民族不僅源遠流長，而且以輝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成就的獲取，不能不說與農業的開發經營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繫。反顧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看出，炎黃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於對農業的關注，而此後中華民族形成發展也是以傳統時期農業的開發經營為主要載體與途徑的一個逐漸凝聚的過程，應該說，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與農業開發經營結下了不解之緣。
其三，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與文明發展的基礎。正是以農業技術、農業經濟、農業文化的發展邁進為基礎，我們的先民不僅率先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而且創造了一系列的燦爛輝煌，使得古代中國的社會與經濟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國的農業文化還是構築中國傳統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與基礎，正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的 哲學 理論 、價值觀念、 科學 思維以及 藝術 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2]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農業與農業文化的確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根基。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忽略和否認的事實，也應該成為我們探討歷史時期農業開發經營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
二、農業開發經營中生態問題的歷史性
生態問題的產生由來已久，不可辯駁地說，今天所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問題，與歷史時期若干生態問題的逐漸積累密不可分；而當時生態問題的產生也是與農業這一生產經營方式密切相聯繫。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壞，即與原始農業時期「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3] 這一刀耕火種式的農作方式相關，與傳統時期農業區域性拓展過程中的與山爭田、「斬伐林木亡有時禁」[4] 相聯繫。再譬如生態脆弱地帶的土壤荒漠化問題，也是與歷史時期農業發開之觸角延及諸多生態脆弱地帶，破壞其植被相關。考究史冊我們也不難發現，由於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已經對當時的生產與生活產生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們的警覺。如秦漢時期的貢禹在探究當時災患頻仍原因時的「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之謂、劉向在《別錄》中的「唇亡而齒寒，河水崩而其壞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時期類似的記載與言論則更為豐富。對於這一點，不僅已為眾多的學者所充分地證明，而且也可以從歷史 文獻 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中找到蹤跡，故此不再贅述。
再具體到中國古代歷史內部來看，我們也同樣不難發現，真正的、整體性生態問題的凸顯也是始之於明清時期[6]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明代以後人口的激增超過了生產力供給水平與自然的承載能力，迫使人們從各個角度、各種途徑千方百計探尋增加糧食總量的方式與 方法 。人們一方面從提高單產的角度發掘農業內在潛力：如引種諸如番薯、玉米、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進一步提升精耕細作程度，這是使得傳統的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在這一時期迅速達到了巔峰狀態的基本動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開發之高潮，改善農業生產的基本設施與環境……等等。但是，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縱深的、內涵式發展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也遠不能滿足社會的巨大需求。因此，農業橫向的、外延性開發，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新的高潮。同時，由於宜農之地早在歷史時期就已經開發殆盡，所以其觸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嶺、草原牧場、水澤湖泊，宋元而始的與山要地、與水爭田之趨勢至此而達到高峰：長江中下遊河湖縱橫地區，人們圍墾湖面及濱江瀕湖之洲灘，以致出現了「江右產谷，全仗圩田。從前民奪湖以為田，近則湖奪民以為魚」[7] 之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則大量圍墾盪地，至明中葉已是「草盪多被勢豪侵占，開墾為田」（朱廷立《鹽政志》卷7）；在北方的農牧交匯地帶，大規模的農業墾殖再掀高潮，如寧夏花馬池一帶，先前「全無耕牧」，但「自築外大邊以後」，「數百裡間，荒地盡耕，孽牧遍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54）；人煙稀少乃至人跡罕至的山區更是當時開發之重點區域，「國家承平，二百年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8] ，尤以鄂豫陝交界山區之開發最盛，「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17），以致於「深林剪伐殆盡，巨阜危峰，一望皆包穀也」（師承瀛：《浙西水利備考》杭嘉湖三府三道總說），「棚民租山墾種，阡陌相連。」（清·嘉慶《建始縣誌》）
明清時期的大規模農業墾殖，雖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緩解需求壓力之利，但又因其重點區域大都為生態脆弱之地帶，且開發經營也往往缺乏規劃、不計後果，所以也產生嚴重的生態問題。其表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9] ：一是森林縮減。西北的許多山嶺在此前大都「林木蔥茂」，但由於明清時期的不斷墾殖樵採，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連山脈的黑松堡，「昔則松柏丸丸，於今牛山濯濯」（乾隆《五涼全志》卷4）；秦巴山區「比年來開墾過多，山漸為童」（同治《房縣誌》卷4），「群獸遠跡，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光緒《紫陽縣誌》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於當時對山嶺的墾殖多以刀耕火種之粗放形式為主，故導致了水土的嚴重流失。如秦巴山區，「老林開墾，山地挖松，每當夏秋之時，山水暴漲，挾沙擁石而行」（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於山區墾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則由於對河湖灘地的圍墾影響了調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後期以後，許多河流「水道漸隘，洪流衝突，無復疏導，則勢不得不潰堤而入」（萬曆《荊州府志》卷3）；江南地區瀕江瀕湖去處，勢豪之家「不分河港寬狹，即種茭蒲、蘆葦，占為菱盪、蓮盪」，以致「水道日隘，為下流數十州縣之害」（乾隆《蘇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擴張。明清時期，由於不合理的土地墾殖破壞了植被，使得沙漠擴張的趨勢日益加快。如寧夏鐵柱泉城始建於嘉靖年間，當時泉眼「水涌甘冽」，「日飲數萬騎弗之涸，幅員約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寧夏新志》卷3），築城後將「四周空閒肥沃地土」撥給軍士，「聽其盡力開墾」（張萱《西園聞見錄》卷65），遂致其逐漸沙漠化。明後期，在長城沿線，「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是很常見的現象。到清代，特別是清後期，由於漢人大量進入蒙古草原墾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為沙漠。
總而言之，與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相適應，傳統農業經營時期的生態問題總體上不宜過分地誇大；而在其內部，也經歷了由區域性到整體性、由簡單到複雜、由輕微到漸次嚴峻這樣的過程；是明清以降，這一問題才真正顯現，並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三、農業開發中生態 問題 的區域性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的地理、氣候、資源等 自然 條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有不同的自然帶之劃分；而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環境，又與一定是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形成了不同的 經濟 帶。因此，作為自然再生產與 社會 再生產結合的農業生產，其開發經營所引發的環境問題不僅具有一定的 歷史 性，也明顯表現出一定的區域性。也就說，農業經營方式與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是否相適應、和諧，這是最終是否導致生態環境問題或生態問題之大小的關鍵。具體到 中國 古代社會，也同樣是如此，農業經營在一些地區引發了生態問題，在另外一些地區則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地帶，農業的過度開發的確帶來嚴峻的生態問題，甚至有些真是所謂萬劫而不復。眾所周知，農業生產區域的不斷拓進、即其橫向性的 發展 ，是中國農業歷史發展中最為主要的內涵之一。可以看出，在這一進程之中，中原農業民族以農業技術體系的率先成熟為動力，以農業經濟的發展為依託，以體系強勁的政權為後盾，使得農業這一生產方式得到不斷的拓展，不僅在各核心農區內大致呈現出一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的發展趨勢，而且也很早即把開發之觸角延伸到了諸多非宜農地區，實質上歷史時期以農牧分界線迭移為標誌的、農進牧退之歷史巨劇，即是這一進程的反映表征。在農業經營方式擴展的進程中，由於生態意識的缺乏和經營中的某種無序性，自然帶來了諸多的生態環境問題。上文我們所提到的明清時期山地開發所引發的森林縮減、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尤其是在廣袤的西北地區，其生態環境總體上就相當地脆弱，而過度的農業開發又很容易對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典型如秦漢時期盛極一時的河套平原開發，當時通過大規模的移民、屯墾等舉措，很快將陰山以南、烏蘭布和沙漠以東的廣大農牧交錯地帶發展成為了新的農區，「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10] ，富庶幾欲關中相媲美，故號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這裡則是黃沙漫漫，昔日的繁盛與輝煌早已成為了歷史遙遠的回憶。類似的例子在這一地區還有很多，都無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慘痛的教訓。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由於農業具有自然再生產因素的這一特殊性，也使得農業經營在諸多宜農地區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環境。譬如水利的興修，其 影響 不僅僅局限於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生態效益也是相當的顯著，甚至可以說，水利從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著名如大禹治水、關中水利網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興修……等等，其在帶來巨大經濟、社會效益的同時，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載鄭國渠渠就之時，「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後，「水旱從人，不知飢謹」，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國」之謂。除此之外，具體到農業技術體系內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觀生態環境的措施與意識，對於這一點，本文將在後面做專題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四、生態問題產生原因的多元性
諸多的事實表明，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包含多個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類生產、生存方式對自然環境的改變或破壞而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時也包括了自然環境自身的變遷所引發的環境問題，如地質變遷、氣候乾濕變化、氣溫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發一定的生態環境問題。可以說生態問題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相互激盪、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形成了惡性循環之後的結果。
首先，從長時段來看，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生態問題產生的基礎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對脆弱的環境基礎是產生生態問題的基本前提。 研究 表明，西北地區的沙漠化問題，就與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範圍廣大的古沙源相聯繫，雖然其在全新世適宜期發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卻相當脆弱。正是因為這種固有基礎的脆弱性，所以當農業開發的觸角延及這一地區之後，便會很容易破壞這種區域性的生態平衡，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生態問題，而且其恢復也往往是相當的困難。另一方面，所謂的滄海桑田這樣的巨大變遷，實質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為的因素是間接的、細微的。眾所周知，與人類歷史發展演替一樣，大自然也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變化過程，這其中包括了氣候的冷暖乾濕變化、地質變遷等諸多方面，其勢必會對生態環境產生深刻的影響。回顧歷史時期諸多的生態問題，實質上很大程度的與這些自然因素變遷相聯繫。典型如樓蘭古國的突然湮沒，世人就有諸多的推理與猜測，如戰爭說、過度開發說、氣候變遷說、冰川說、沙漠風暴說、河流改道說……等等[12] ，其中大都歸因於自然因素變遷。有些學者還運用 現代 衛星遙感考古資料從環境地質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考察 分析 ，認為樓蘭古國消亡的原因是由於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後出現過兩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斷供水源而導致[13] 。另外，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西北的氣候環境在經歷了距今４000年前的氣候惡化事件之後，就大致呈現出一個由暖濕而乾冷的變化過程，這一點也似乎已為學術界所公認，而這一變化發展事實上與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應該有必然的聯繫[14] 。
其次，人為因素是諸種生態問題產生的主導，在自然變遷的基礎上加速了環境的惡化進程。從歷史時期生態問題的產生、發展來看，的確大都如此。如上文我們所談到的西北地區沙漠化發展問題，就是因為人類的諸種活動破壞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發，並伴隨人類活動的深入而加劇的；而這一進程似乎又以農業的開發與發展為其最主要誘因。史籍記載中反映農業開發過程中伐木毀林的史料就相當地多，如居延漢簡中的所見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記載，就是一個例證。也因為如此，「加大了對植被的破壞程度，導致歷史時期西北生態狀況每況愈下，呈逐漸惡化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區後來出現的大沙漠即肇始於此。」[15]
但是我們也同樣知道，在導致生態問題產生的諸種人為因素中，除了農業生產方式影響的長期積累之外，也包括了諸如戰爭、建築興修、城市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而且從歷史記載來看，似乎諸多文明的隕落更多地與戰亂直接相關，典型如東漢時期西域屯田的「三興三絕」，即具體反映了這一特點。西北農牧交錯地帶，自秦漢始即為戰亂紛爭之地，因此，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農業開發的破壞外，可能也與戰亂戕害聯繫。應該說，戰爭的破壞作用，除了表現在 政治 、經濟以及文化領域之外，還應該包括生態領域。此外，與農業經營相聯繫的生活方式，如歷代的大興土木，即對森林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關於這一點，史籍中同樣有相當集中地反映，如《鹽鐵論·散不足》所謂：「宮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學者閻繩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競為居室，南山之木，采無虛歲」，以致於「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於南山，而夕即達於平壤，延漲衝決，流無定所。」總而言之，對生態環境問題致因的詮釋，不能僅僅關注於某一點，而應該多維度、多層次的分析。
五、農業經營中的生態思想與經驗
農業生產是 自然 再生產與 社會 再生產相結合的一個生產過程，因此其與自然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一方面，農業生產與 發展 勢必對自然環境產生諸種 影響 ，客觀上改變著生態環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對農業生產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就是說，農業生產作為一種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種活動，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不斷地面臨著環境 問題 。從這一特點出發，農業生產者必然會在主觀上產生改善環境以促進生產的某些意識，並以之為指導而注意把握自然 規律 、 總結 生產經驗。探究 中國 傳統的農業技術與文化體系內涵，實質上也的確不乏類似的諸多 內容 。
首先就是思想層次上的「三才」 理論 。「三才」理論是我國先民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所逐漸形成的一種自然觀，即《呂氏春秋·審時》所謂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農業生產看作「天」（氣候、季節）、「地」（土壤、地形）、「人」（農業生產主體）、「稼」（農作物）等各種因素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深刻地體現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依相親、協調統一的關係[16] 。這一認識，不僅是中國傳統農學思想的核心內涵，而且也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是先秦 時代 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淵源。因此，以之為指導和基本出發點，即有了所謂的「時禁」與「三宜」，即不僅要求開發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而且還有必要樹立一定的生態保護觀念、明確一定的生態環境保護措施[17] ，以達到永續性利用的目的。鄭玄注《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時說這是「順陽養物」，可謂深得其旨。這一天人觀，實質上就是一種生態思想。
其次，在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中也包含了諸多改善生態環境的具體技術與環節，典型如改土肥壤技術、農田水利環節。伴隨農業從起源地向四周的擴展，農業生產的環境必然發生很大的變化，必然會面臨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適合農業生產的需要就成為一個焦點問題[18] 。圍繞這一問題，我國先民不僅很早就認識到土壤性質的多樣性，構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類體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關於改土肥壤的觀念和技術措施，如觀念層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說、「地力常新壯說」；如技術層面上以恢復地力為宗旨的輪作制度、用肥技術等等。這些技術措施與環節，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土地資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此外，我們上文所涉及的農田水利之興修，其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同樣是相當顯著的。
再次，我們就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體系整體的發展趨向而言，實質上也是在朝著對環境有利的方向發展，耕作制度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回顧中國農業 科技 史之演進進程可以發現，耕作制度大致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時期的休閒耕作制——春秋戰國時期的連種制度——秦漢魏晉以降的複種制度、套作制度、輪作制度。與耕作制度變遷的這一取向相適應，實質上還包含了耕作技術發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漸向精耕細作邁進，這些無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因此，繼承發揚這些優良的傳統，對於我們今天建設生態農業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與借鑑。
結 語
總而言之， 歷史 時期農業開發經營與生態問題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對其的 分析 與認識，應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並放置在一個較長歷史時段下系統的考察：既要關注其消極影響，也要尊重其重大貢獻，有必要權衡比較二者在謀求人類的生存及生存條件改善這一內在統一中的關係；既要注意歷史時期生態環境問題存在這一客觀事實，同時也要適度考慮傳統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其對環境影響的力度與程度；既要注意農業開發在生態環境問題產生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不能忽略生態問題的產生從來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的這一基本事實；既要看到開發與生態之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係，也必須注意二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某種互動統一關係，等等。只有這樣歷史的、系統地考察這一問題，而不是一味地歸因於歷史、歸罪於先民，這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對歷史時期農業開發中的生態問題給予 科學 的分析與評價，也才能真正地直面 目前 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並最終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與途徑。
注釋
[1] 《國語·周語》．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9．[3] 《鹽鐵論》卷一。
[4] 《漢書·禹貢傳》。
[5] 包茂宏：《環境史： 歷史 、 理論 和 方法 》，《史學理論 研究 》2000年第4期。
[6] 確切地講，早在宋元時期，由於 社會 與 經濟 發展 的不平衡、尤其是區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 影響 ，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區已經出現了「與水爭地、與山要田」的這種不計後果的農業開發趨勢，但其規模化、持久性的發展則是真正始之於明清兩季，尤以清代最為顯著。
[7] 包世臣：《安吳四種·齊民四術·留致江西新撫部陳玉生書》卷27。
[8] 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9] 高壽仙：《明清時期的農業墾殖與環境惡化》，《光明日報》2003年2月25日。
[10] 《漢書·匈奴傳》。
[11] 《史記·河渠書》。
[12] 中國社會 科學 院新疆分院考察隊：《羅布勃地區考察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87。[14] 關於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 問題 ，學術界已經取得了相當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認為歷史時期氣候大致經歷一個由暖濕而乾涼的過程。[16] 李根蟠：《先秦保護和合理利用 自然 資源的理論及其基礎：兼論傳統農學在 現代 化中的價值》，《中國傳統經濟與現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8] 曾雄生：《 適應和改造：中國傳統農學理論與實踐中的天人關係略論》，《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係」》，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12月。
關鍵詞：生態問題；農業開發；環境變遷；傳統農業
隨著當今人類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也漸趨於白熱化。在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 目前 人類所面臨的諸種危機，諸如生態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氣候問題、物種問題等的日趨嚴重，實際上是以「天災」方式而表現出的「人禍」，即是人類自己所親手釀造的惡果。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們對歷史時期人類自身開發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為一個農業素稱發達的傳統農業大國，中國的許多學者在追溯生態環境問題歷史根源的時候，也自然對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有所關注，甚至遠溯至傳統農業技術體系奠基形成 時代 ，認為此即禍患之始也。這些認識的產生，在當前生態問題空前嚴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當的警示意義；但仔細推究，這一結論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實依據，而其研究問題的方式與思路也似乎與歷史研究的本質存在一定的差距；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種結論與思路的產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人們對生態問題產生主要原因與時代的關注視線，雖然減輕了今人的內疚與自責，但卻無助於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
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依託
正確地認識與估價某一歷史時段或某一歷史事件的地位與作用，不能孤立地從其某一個方面簡單地臆測或武斷，而是要系統地、全面地 分析 考察，即需建立一種「整體史觀」。對於古代農業開發經營中的生態問題的認知，也同樣需要如是視角。在古代社會，在農業生產作為社會最主要的生產經營方式的條件下，認識農業經營開發的積極意義或消極 影響 ，必須把其放在一個長時段下系統地考察。也就是說，我們在注意農業開發經營所產生的諸如生態問題、人口問題等消極影響同時，還有必要充分地認識其積極的意義與作用，尤其是從社會時間這一角度權衡把握二者的關係。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認為傳統時期的農業開發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其一，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先民賴以生存延繼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為天」，生存是人類誕生以來首先面臨的問題之一。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在人類誕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經濟方式是採集與漁獵，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茹毛飲血，生存條件相當的惡劣，故此，探尋新的生產方式就成為了人們的共同願望；而農業這一生產方式的產生，也正是在這一探尋過程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完成的。應該說農業的誕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不僅使先民在解決生存問題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別」的歷史進程，也因為如此，其在傳統社會一直是絕大多數民眾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這一點也是農本觀念最基本的含義。以之為基點，還衍生、引申出許多的涵義：「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諧輯睦於是乎興，財用番殖於是乎始，敦龐憧純固於是乎成。」[1]
其二，農業開發經營是中華民族興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紐帶。中華民族不僅源遠流長，而且以輝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成就的獲取，不能不說與農業的開發經營具有極為密切的聯繫。反顧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歷史我們不難看出，炎黃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於對農業的關注，而此後中華民族形成發展也是以傳統時期農業的開發經營為主要載體與途徑的一個逐漸凝聚的過程，應該說，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與農業開發經營結下了不解之緣。
其三，農業開發經營是中國古代社會與文明發展的基礎。正是以農業技術、農業經濟、農業文化的發展邁進為基礎，我們的先民不僅率先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而且創造了一系列的燦爛輝煌，使得古代中國的社會與經濟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國的農業文化還是構築中國傳統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與基礎，正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的 哲學 理論 、價值觀念、 科學 思維以及 藝術 傳統，大都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2]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農業與農業文化的確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根基。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忽略和否認的事實，也應該成為我們探討歷史時期農業開發經營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
二、農業開發經營中生態問題的歷史性
生態問題的產生由來已久，不可辯駁地說，今天所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問題，與歷史時期若干生態問題的逐漸積累密不可分；而當時生態問題的產生也是與農業這一生產經營方式密切相聯繫。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壞，即與原始農業時期「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3] 這一刀耕火種式的農作方式相關，與傳統時期農業區域性拓展過程中的與山爭田、「斬伐林木亡有時禁」[4] 相聯繫。再譬如生態脆弱地帶的土壤荒漠化問題，也是與歷史時期農業發開之觸角延及諸多生態脆弱地帶，破壞其植被相關。考究史冊我們也不難發現，由於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已經對當時的生產與生活產生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們的警覺。如秦漢時期的貢禹在探究當時災患頻仍原因時的「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之謂、劉向在《別錄》中的「唇亡而齒寒，河水崩而其壞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時期類似的記載與言論則更為豐富。對於這一點，不僅已為眾多的學者所充分地證明，而且也可以從歷史 文獻 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中找到蹤跡，故此不再贅述。
再具體到中國古代歷史內部來看，我們也同樣不難發現，真正的、整體性生態問題的凸顯也是始之於明清時期[6]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明代以後人口的激增超過了生產力供給水平與自然的承載能力，迫使人們從各個角度、各種途徑千方百計探尋增加糧食總量的方式與 方法 。人們一方面從提高單產的角度發掘農業內在潛力：如引種諸如番薯、玉米、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進一步提升精耕細作程度，這是使得傳統的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在這一時期迅速達到了巔峰狀態的基本動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開發之高潮，改善農業生產的基本設施與環境……等等。但是，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縱深的、內涵式發展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也遠不能滿足社會的巨大需求。因此，農業橫向的、外延性開發，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這一時期進入了新的高潮。同時，由於宜農之地早在歷史時期就已經開發殆盡，所以其觸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嶺、草原牧場、水澤湖泊，宋元而始的與山要地、與水爭田之趨勢至此而達到高峰：長江中下遊河湖縱橫地區，人們圍墾湖面及濱江瀕湖之洲灘，以致出現了「江右產谷，全仗圩田。從前民奪湖以為田，近則湖奪民以為魚」[7] 之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則大量圍墾盪地，至明中葉已是「草盪多被勢豪侵占，開墾為田」（朱廷立《鹽政志》卷7）；在北方的農牧交匯地帶，大規模的農業墾殖再掀高潮，如寧夏花馬池一帶，先前「全無耕牧」，但「自築外大邊以後」，「數百裡間，荒地盡耕，孽牧遍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54）；人煙稀少乃至人跡罕至的山區更是當時開發之重點區域，「國家承平，二百年茲矣，各省生齒繁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開墾」[8] ，尤以鄂豫陝交界山區之開發最盛，「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17），以致於「深林剪伐殆盡，巨阜危峰，一望皆包穀也」（師承瀛：《浙西水利備考》杭嘉湖三府三道總說），「棚民租山墾種，阡陌相連。」（清·嘉慶《建始縣誌》）
明清時期的大規模農業墾殖，雖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緩解需求壓力之利，但又因其重點區域大都為生態脆弱之地帶，且開發經營也往往缺乏規劃、不計後果，所以也產生嚴重的生態問題。其表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9] ：一是森林縮減。西北的許多山嶺在此前大都「林木蔥茂」，但由於明清時期的不斷墾殖樵採，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連山脈的黑松堡，「昔則松柏丸丸，於今牛山濯濯」（乾隆《五涼全志》卷4）；秦巴山區「比年來開墾過多，山漸為童」（同治《房縣誌》卷4），「群獸遠跡，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光緒《紫陽縣誌》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於當時對山嶺的墾殖多以刀耕火種之粗放形式為主，故導致了水土的嚴重流失。如秦巴山區，「老林開墾，山地挖松，每當夏秋之時，山水暴漲，挾沙擁石而行」（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於山區墾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則由於對河湖灘地的圍墾影響了調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後期以後，許多河流「水道漸隘，洪流衝突，無復疏導，則勢不得不潰堤而入」（萬曆《荊州府志》卷3）；江南地區瀕江瀕湖去處，勢豪之家「不分河港寬狹，即種茭蒲、蘆葦，占為菱盪、蓮盪」，以致「水道日隘，為下流數十州縣之害」（乾隆《蘇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擴張。明清時期，由於不合理的土地墾殖破壞了植被，使得沙漠擴張的趨勢日益加快。如寧夏鐵柱泉城始建於嘉靖年間，當時泉眼「水涌甘冽」，「日飲數萬騎弗之涸，幅員約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寧夏新志》卷3），築城後將「四周空閒肥沃地土」撥給軍士，「聽其盡力開墾」（張萱《西園聞見錄》卷65），遂致其逐漸沙漠化。明後期，在長城沿線，「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是很常見的現象。到清代，特別是清後期，由於漢人大量進入蒙古草原墾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為沙漠。
總而言之，與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相適應，傳統農業經營時期的生態問題總體上不宜過分地誇大；而在其內部，也經歷了由區域性到整體性、由簡單到複雜、由輕微到漸次嚴峻這樣的過程；是明清以降，這一問題才真正顯現，並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三、農業開發中生態 問題 的區域性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的地理、氣候、資源等 自然 條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有不同的自然帶之劃分；而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環境，又與一定是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形成了不同的 經濟 帶。因此，作為自然再生產與 社會 再生產結合的農業生產，其開發經營所引發的環境問題不僅具有一定的 歷史 性，也明顯表現出一定的區域性。也就說，農業經營方式與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是否相適應、和諧，這是最終是否導致生態環境問題或生態問題之大小的關鍵。具體到 中國 古代社會，也同樣是如此，農業經營在一些地區引發了生態問題，在另外一些地區則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的地帶，農業的過度開發的確帶來嚴峻的生態問題，甚至有些真是所謂萬劫而不復。眾所周知，農業生產區域的不斷拓進、即其橫向性的 發展 ，是中國農業歷史發展中最為主要的內涵之一。可以看出，在這一進程之中，中原農業民族以農業技術體系的率先成熟為動力，以農業經濟的發展為依託，以體系強勁的政權為後盾，使得農業這一生產方式得到不斷的拓展，不僅在各核心農區內大致呈現出一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的發展趨勢，而且也很早即把開發之觸角延伸到了諸多非宜農地區，實質上歷史時期以農牧分界線迭移為標誌的、農進牧退之歷史巨劇，即是這一進程的反映表征。在農業經營方式擴展的進程中，由於生態意識的缺乏和經營中的某種無序性，自然帶來了諸多的生態環境問題。上文我們所提到的明清時期山地開發所引發的森林縮減、水土流失等生態問題，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尤其是在廣袤的西北地區，其生態環境總體上就相當地脆弱，而過度的農業開發又很容易對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典型如秦漢時期盛極一時的河套平原開發，當時通過大規模的移民、屯墾等舉措，很快將陰山以南、烏蘭布和沙漠以東的廣大農牧交錯地帶發展成為了新的農區，「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10] ，富庶幾欲關中相媲美，故號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這裡則是黃沙漫漫，昔日的繁盛與輝煌早已成為了歷史遙遠的回憶。類似的例子在這一地區還有很多，都無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慘痛的教訓。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由於農業具有自然再生產因素的這一特殊性，也使得農業經營在諸多宜農地區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環境。譬如水利的興修，其 影響 不僅僅局限於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生態效益也是相當的顯著，甚至可以說，水利從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著名如大禹治水、關中水利網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興修……等等，其在帶來巨大經濟、社會效益的同時，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載鄭國渠渠就之時，「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後，「水旱從人，不知飢謹」，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國」之謂。除此之外，具體到農業技術體系內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觀生態環境的措施與意識，對於這一點，本文將在後面做專題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四、生態問題產生原因的多元性
諸多的事實表明，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包含多個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類生產、生存方式對自然環境的改變或破壞而產生的消極影響，同時也包括了自然環境自身的變遷所引發的環境問題，如地質變遷、氣候乾濕變化、氣溫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發一定的生態環境問題。可以說生態問題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相互激盪、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自然因素與人為因素形成了惡性循環之後的結果。
首先，從長時段來看，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是生態問題產生的基礎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對脆弱的環境基礎是產生生態問題的基本前提。 研究 表明，西北地區的沙漠化問題，就與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範圍廣大的古沙源相聯繫，雖然其在全新世適宜期發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卻相當脆弱。正是因為這種固有基礎的脆弱性，所以當農業開發的觸角延及這一地區之後，便會很容易破壞這種區域性的生態平衡，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生態問題，而且其恢復也往往是相當的困難。另一方面，所謂的滄海桑田這樣的巨大變遷，實質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為的因素是間接的、細微的。眾所周知，與人類歷史發展演替一樣，大自然也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變化過程，這其中包括了氣候的冷暖乾濕變化、地質變遷等諸多方面，其勢必會對生態環境產生深刻的影響。回顧歷史時期諸多的生態問題，實質上很大程度的與這些自然因素變遷相聯繫。典型如樓蘭古國的突然湮沒，世人就有諸多的推理與猜測，如戰爭說、過度開發說、氣候變遷說、冰川說、沙漠風暴說、河流改道說……等等[12] ，其中大都歸因於自然因素變遷。有些學者還運用 現代 衛星遙感考古資料從環境地質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考察 分析 ，認為樓蘭古國消亡的原因是由於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後出現過兩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斷供水源而導致[13] 。另外，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西北的氣候環境在經歷了距今４000年前的氣候惡化事件之後，就大致呈現出一個由暖濕而乾冷的變化過程，這一點也似乎已為學術界所公認，而這一變化發展事實上與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應該有必然的聯繫[14] 。
其次，人為因素是諸種生態問題產生的主導，在自然變遷的基礎上加速了環境的惡化進程。從歷史時期生態問題的產生、發展來看，的確大都如此。如上文我們所談到的西北地區沙漠化發展問題，就是因為人類的諸種活動破壞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發，並伴隨人類活動的深入而加劇的；而這一進程似乎又以農業的開發與發展為其最主要誘因。史籍記載中反映農業開發過程中伐木毀林的史料就相當地多，如居延漢簡中的所見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記載，就是一個例證。也因為如此，「加大了對植被的破壞程度，導致歷史時期西北生態狀況每況愈下，呈逐漸惡化的趨勢，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區後來出現的大沙漠即肇始於此。」[15]
但是我們也同樣知道，在導致生態問題產生的諸種人為因素中，除了農業生產方式影響的長期積累之外，也包括了諸如戰爭、建築興修、城市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而且從歷史記載來看，似乎諸多文明的隕落更多地與戰亂直接相關，典型如東漢時期西域屯田的「三興三絕」，即具體反映了這一特點。西北農牧交錯地帶，自秦漢始即為戰亂紛爭之地，因此，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農業開發的破壞外，可能也與戰亂戕害聯繫。應該說，戰爭的破壞作用，除了表現在 政治 、經濟以及文化領域之外，還應該包括生態領域。此外，與農業經營相聯繫的生活方式，如歷代的大興土木，即對森林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關於這一點，史籍中同樣有相當集中地反映，如《鹽鐵論·散不足》所謂：「宮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學者閻繩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競為居室，南山之木，采無虛歲」，以致於「天若暴雨，水無所礙，朝落於南山，而夕即達於平壤，延漲衝決，流無定所。」總而言之，對生態環境問題致因的詮釋，不能僅僅關注於某一點，而應該多維度、多層次的分析。
五、農業經營中的生態思想與經驗
農業生產是 自然 再生產與 社會 再生產相結合的一個生產過程，因此其與自然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一方面，農業生產與 發展 勢必對自然環境產生諸種 影響 ，客觀上改變著生態環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對農業生產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就是說，農業生產作為一種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種活動，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不斷地面臨著環境 問題 。從這一特點出發，農業生產者必然會在主觀上產生改善環境以促進生產的某些意識，並以之為指導而注意把握自然 規律 、 總結 生產經驗。探究 中國 傳統的農業技術與文化體系內涵，實質上也的確不乏類似的諸多 內容 。
首先就是思想層次上的「三才」 理論 。「三才」理論是我國先民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所逐漸形成的一種自然觀，即《呂氏春秋·審時》所謂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農業生產看作「天」（氣候、季節）、「地」（土壤、地形）、「人」（農業生產主體）、「稼」（農作物）等各種因素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深刻地體現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依相親、協調統一的關係[16] 。這一認識，不僅是中國傳統農學思想的核心內涵，而且也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是先秦 時代 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思想淵源。因此，以之為指導和基本出發點，即有了所謂的「時禁」與「三宜」，即不僅要求開發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而且還有必要樹立一定的生態保護觀念、明確一定的生態環境保護措施[17] ，以達到永續性利用的目的。鄭玄注《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時說這是「順陽養物」，可謂深得其旨。這一天人觀，實質上就是一種生態思想。
其次，在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中也包含了諸多改善生態環境的具體技術與環節，典型如改土肥壤技術、農田水利環節。伴隨農業從起源地向四周的擴展，農業生產的環境必然發生很大的變化，必然會面臨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適合農業生產的需要就成為一個焦點問題[18] 。圍繞這一問題，我國先民不僅很早就認識到土壤性質的多樣性，構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類體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關於改土肥壤的觀念和技術措施，如觀念層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說、「地力常新壯說」；如技術層面上以恢復地力為宗旨的輪作制度、用肥技術等等。這些技術措施與環節，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土地資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此外，我們上文所涉及的農田水利之興修，其所產生的生態效益也同樣是相當顯著的。
再次，我們就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體系整體的發展趨向而言，實質上也是在朝著對環境有利的方向發展，耕作制度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回顧中國農業 科技 史之演進進程可以發現，耕作制度大致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時期的休閒耕作制——春秋戰國時期的連種制度——秦漢魏晉以降的複種制度、套作制度、輪作制度。與耕作制度變遷的這一取向相適應，實質上還包含了耕作技術發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漸向精耕細作邁進，這些無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態意義。因此，繼承發揚這些優良的傳統，對於我們今天建設生態農業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啟迪與借鑑。
結 語
總而言之， 歷史 時期農業開發經營與生態問題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對其的 分析 與認識，應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並放置在一個較長歷史時段下系統的考察：既要關注其消極影響，也要尊重其重大貢獻，有必要權衡比較二者在謀求人類的生存及生存條件改善這一內在統一中的關係；既要注意歷史時期生態環境問題存在這一客觀事實，同時也要適度考慮傳統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其對環境影響的力度與程度；既要注意農業開發在生態環境問題產生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不能忽略生態問題的產生從來就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的這一基本事實；既要看到開發與生態之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係，也必須注意二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某種互動統一關係，等等。只有這樣歷史的、系統地考察這一問題，而不是一味地歸因於歷史、歸罪於先民，這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對歷史時期農業開發中的生態問題給予 科學 的分析與評價，也才能真正地直面 目前 日益嚴峻的生態問題，並最終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與途徑。
注釋
[1] 《國語·周語》．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9．[3] 《鹽鐵論》卷一。
[4] 《漢書·禹貢傳》。
[5] 包茂宏：《環境史： 歷史 、 理論 和 方法 》，《史學理論 研究 》2000年第4期。
[6] 確切地講，早在宋元時期，由於 社會 與 經濟 發展 的不平衡、尤其是區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 影響 ，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區已經出現了「與水爭地、與山要田」的這種不計後果的農業開發趨勢，但其規模化、持久性的發展則是真正始之於明清兩季，尤以清代最為顯著。
[7] 包世臣：《安吳四種·齊民四術·留致江西新撫部陳玉生書》卷27。
[8] 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9] 高壽仙：《明清時期的農業墾殖與環境惡化》，《光明日報》2003年2月25日。
[10] 《漢書·匈奴傳》。
[11] 《史記·河渠書》。
[12] 中國社會 科學 院新疆分院考察隊：《羅布勃地區考察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87。[14] 關於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 問題 ，學術界已經取得了相當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認為歷史時期氣候大致經歷一個由暖濕而乾涼的過程。[16] 李根蟠：《先秦保護和合理利用 自然 資源的理論及其基礎：兼論傳統農學在 現代 化中的價值》，《中國傳統經濟與現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8] 曾雄生：《 適應和改造：中國傳統農學理論與實踐中的天人關係略論》，《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係」》，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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