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改革穩步推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我國在經濟上實行的是在公有制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明確規定了國家經濟的性質，也指明了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一、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早期探索
建國之後，尤其是 1956 年以後，我們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經濟的部分正確做法都當成了資本主義的東西來看，並對之一一否定。但從另一個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沒有完全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而且也從來沒有否定和排斥過商品經濟，而是特定地否定和排斥了私有制經濟。首先，有人認為十年建設時期的計劃經濟是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的，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水火相隔、互不相容。其次，認為那個時期人民物質生活資料匱乏、缺衣少食的現象都是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造成的，而不是那個時期國家一窮二白的家底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導致的。再次，把發展個體經濟看成是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些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問題上，毛澤東把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商品生產聯繫起來看待，這樣不僅超越了蘇聯史達林時期將商品生產自身的問題當作是兩種所有制存在的認識，而且大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識到: 現階段只要還是兩種所有制的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不可或缺。同時，他認為蘇聯關於商品生產的前提條件，論證的不是很清楚。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第一個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後還是要看它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密切程度。由此觀之，我們社會即便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整個社會物質產品還不是很豐富的話，某些範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存在。
在我們能否徹底取消全部商品經濟從而實現產品經濟的問題上，有兩個條件必須認真對待: 一是國家占有全部社會生產資料，二是產品經濟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後，國家有權支配所有產品。毛澤東認為: 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部門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從一定意義上說，物質產品的豐富程度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與否的必備條件。毛澤東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了社會歷史進程，之後又提出通過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提高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出
改革開放時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實踐，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產品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也不應該是單一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制首先得把之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完全對立的認識否定掉，重新充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自覺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運用價值規律。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黨明確提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對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行計劃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因為我們國家實行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的，因此，社會經濟中存在著全社會範圍內按計劃分配社會總勞動和因社會勞動無法直接計算而必須藉助價值來間接計算這兩種客觀必然性，這使得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具備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雙重屬性，可以看成是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指出現階段國家經濟建設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表明我們黨改變了之前在經濟建設中將計劃經濟跟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片面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必然對國家宏觀經濟決策和企業微觀經濟活動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必須充分尊重價值規律，逐步形成計劃與市場相互結合的調控方式，運用計劃和市場兩個調節的雙重功能。這樣既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又可以讓國民經濟有序協調發展。隨著全國思想解放的大討論，有計劃商品經濟應運而生，應時而出，它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到1992 年初，鄧小平南方視察時在深圳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到了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關係，指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這次重要講話使國家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重新有了新的認識，為黨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提供了明確的方向。
三、有計劃商品經濟提出的意義
有計劃商品經濟為我們党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命題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準備和理論前提; 進一步改善了國家在經濟建設中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促進了我國經濟更好、更快地健康發展，逐步適應了現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滿足了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新要求，對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具有雙重意義。在思想層面上，它改變了以前我們黨在經濟建設中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完全對立起來的片面認識，規定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指出搞經濟建設應該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運用價值規律為經濟發展服務，實現商品經濟的充分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不可跳過的環節。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 實施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和開放政策，以城市為中心，促進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進方向，讓城市成為改革的先行者、領頭雁和排頭兵，使之成為中國現階段經濟形勢發展的新要求，促進國家生產力的大發展和大繁榮。在實踐層面上，它應對的是現階段我們建立充滿活力與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真正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如何增強企業發展的動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應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企業發展的活力; 在解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面臨的相關問題上，我們應自覺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充分運用價值規律，發揮價格機能的導向作用，實現經濟槓桿功能的最大化; 積極探索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繼續深化改革，擴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經濟技術交流，服務於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
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出在理論上解放了思想，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改革的中心從農村轉到城市和企業，改革的方向開始明確指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以後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早期探索
建國之後，尤其是 1956 年以後，我們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經濟的部分正確做法都當成了資本主義的東西來看，並對之一一否定。但從另一個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那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沒有完全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而且也從來沒有否定和排斥過商品經濟，而是特定地否定和排斥了私有制經濟。首先，有人認為十年建設時期的計劃經濟是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的，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水火相隔、互不相容。其次，認為那個時期人民物質生活資料匱乏、缺衣少食的現象都是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造成的，而不是那個時期國家一窮二白的家底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導致的。再次，把發展個體經濟看成是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些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問題上，毛澤東把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商品生產聯繫起來看待，這樣不僅超越了蘇聯史達林時期將商品生產自身的問題當作是兩種所有制存在的認識，而且大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識到: 現階段只要還是兩種所有制的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不可或缺。同時，他認為蘇聯關於商品生產的前提條件，論證的不是很清楚。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第一個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後還是要看它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密切程度。由此觀之，我們社會即便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整個社會物質產品還不是很豐富的話，某些範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存在。
在我們能否徹底取消全部商品經濟從而實現產品經濟的問題上，有兩個條件必須認真對待: 一是國家占有全部社會生產資料，二是產品經濟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後，國家有權支配所有產品。毛澤東認為: 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部門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從一定意義上說，物質產品的豐富程度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與否的必備條件。毛澤東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了社會歷史進程，之後又提出通過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提高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出
改革開放時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實踐，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產品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也不應該是單一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制首先得把之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完全對立的認識否定掉，重新充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自覺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運用價值規律。
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我們黨明確提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對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行計劃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因為我們國家實行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的，因此，社會經濟中存在著全社會範圍內按計劃分配社會總勞動和因社會勞動無法直接計算而必須藉助價值來間接計算這兩種客觀必然性，這使得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具備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雙重屬性，可以看成是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或者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第一次指出現階段國家經濟建設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表明我們黨改變了之前在經濟建設中將計劃經濟跟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片面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必然對國家宏觀經濟決策和企業微觀經濟活動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必須充分尊重價值規律，逐步形成計劃與市場相互結合的調控方式，運用計劃和市場兩個調節的雙重功能。這樣既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又可以讓國民經濟有序協調發展。隨著全國思想解放的大討論，有計劃商品經濟應運而生，應時而出，它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到1992 年初，鄧小平南方視察時在深圳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到了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關係，指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這次重要講話使國家在計劃與市場關係問題上重新有了新的認識，為黨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提供了明確的方向。
三、有計劃商品經濟提出的意義
有計劃商品經濟為我們党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命題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準備和理論前提; 進一步改善了國家在經濟建設中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促進了我國經濟更好、更快地健康發展，逐步適應了現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滿足了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新要求，對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具有雙重意義。在思想層面上，它改變了以前我們黨在經濟建設中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完全對立起來的片面認識，規定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指出搞經濟建設應該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運用價值規律為經濟發展服務，實現商品經濟的充分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不可跳過的環節。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 實施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和開放政策，以城市為中心，促進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進方向，讓城市成為改革的先行者、領頭雁和排頭兵，使之成為中國現階段經濟形勢發展的新要求，促進國家生產力的大發展和大繁榮。在實踐層面上，它應對的是現階段我們建立充滿活力與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真正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如何增強企業發展的動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應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企業發展的活力; 在解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面臨的相關問題上，我們應自覺遵守和依據價值規律，充分運用價值規律，發揮價格機能的導向作用，實現經濟槓桿功能的最大化; 積極探索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繼續深化改革，擴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經濟技術交流，服務於國家的經濟健康發展。
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出在理論上解放了思想，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改革的中心從農村轉到城市和企業，改革的方向開始明確指向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以後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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