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是目前我國的一個熱門話題，全國上下、各行各業都在談論它、關心它；西部的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更是滿懷著希望在行動——希望在較短的時間裡從根本上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但是，這個希望能夠實現嗎？不能。
因為西部大開發有著許多並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在本文中，筆者將對這些困難做一些分析，意圖是為決策者們提供一些思考問題的有用的資料。
一、從開發的戰略目標來看，西部大開發同80年代的東部開發有了重大的區別：東部沿海地區的開發，至少在其前期（20世紀80年代）是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為單一的目標，而西部大開發則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把戰略目標確定為要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很明顯，實現西部開發的戰略目標要困難得多。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開始出現高速增長，這正是我國政府實施東部開發戰略的結果。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東部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依靠資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來實現的；而資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又是政府通過政策進行引導的結果。
在一系列優惠政策的誘導下，不僅大量的外資流入東部地區，而且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的資本、物質和人力資源也爭先恐後地湧入東部地區。在短時間內集聚起大量社會經濟資源可供使用的條件下，東部地區的經濟得以高速增長；而這種靠大量投入和消耗資源來實現的增長，必然意味著： 資源大量浪費，經濟效益不高； 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被破壞； 勞動者被迫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基本權益常常得不到保障；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很明顯，這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能持久的。當然，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不僅存在於東部，而且事實上全國都是如此。
因此，在199 年，黨中央提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西部大開發從一開始就確定了與東部開發相比有重大差別的戰略目標：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科技教育，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這樣的戰略目標，當然不是簡單地通過打資源消耗戰就可以實現的，不是只要把工農業總產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翻幾番就可以實現的；甚至，即使勞動生產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利稅率這些衡量經濟效益的指標有了較大的提高，也並不意外著這樣的戰略目標就自然實現了。用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東部開發是以經濟增長為目標，而西部大開發是以經濟發展為目標。
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基本途徑，但實現了經濟增長並不等於也就是實現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內涵要豐富得多，實現的難度也就要大得多。
二、西部大開發所處的市場環境要嚴峻得多。東部地區開發處於短缺經濟時代，市場環境從總體上看屬於賣方市場，「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因而企業的生存環境比較寬鬆。
但是，現在的西部大開發，企業面對的市場環境卻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1、我國大多數產品已經出現相對過剩，買方市場已經形成。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的資料顯示，1995年，我國的285種工業產品中： 生產能力利用率大於90%的，只有13種，占4.6%；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80%--90%的，只有34種，占11.9%；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70%--80%的，有36種，占12.6%；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50%--70%的，有112種，占39.3%； 生產能力利用率低於50%的，有90種，占31.6%。
生產能力閒置最嚴重的是家用電器和機械加工行業，一些主要產品如空調器、洗衣機 、電冰箱、微波爐、彩色電視機、複印機等，其設備閒置率均在50%以上。 另據有關資料，1998年上半年，我國供大於求的產品已達到25.%，供求平衡的產品占74.2%，而供不應求的產品已幾乎不存在。
誰都知道，增加生產、發展經濟，最主要的制約條件就是市場需求。在存在著巨大的有效市場需求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供不應求的市場形式下，發展經濟這篇文章是比較好做的。
因為，與市場需求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比較而言，原材料缺乏、資本不足、人才缺乏這些困難都要容易解決得多。因為，原材料、資本、人才這些資源是流動的，缺乏這些資源的地方可以通過從其他地方獲得。
一個資源十分缺乏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也可以有高速的增長。日本、香港和深圳的經濟發展歷史，不就是最好的例證嗎？但是，市場需求不足卻很難以通過這種方法解決。
因為這意味著要向其他地方輸出商品和勞務，而這種做法會遭到其他地方的頑強抵抗。 對西部來說，不僅大開發戰略是在從總量上來講的供過於求的市場形勢下開始的，而且，從結構上看，我國生產的相對過剩狀況也已經擴展到能源、鋼鐵、建材以及其他的資源產品。
這種情況對西部大開發來說尤其不利。1998年開始，我國的能源供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首次出現煤炭、電力、石油市場全面供應過剩的現象。
由於煤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國務院已實施了在1999年底以前關閉2.58萬處煤礦、壓減煤炭產量2.5億噸的政策。繼煤炭供應過剩之後，我國電力市場的供需形勢也出現根本性轉折，從多年以來的供不應求變為需求不足。
1997年發電量增長率從前幾年的8%--9%一下子降到4.74%。國家電力總公司決定對電源建設實行總量控制，三年內原則上不再開工常規火電站，同時關閉180萬千瓦的小火電機組。
在鋼鐵行業，國家決定實行總量控制，適當壓縮鋼產量，三年內不再批准新建煉鋼、煉鐵、軋鋼項目，嚴格控制國內能夠生產的鋼材進口。在石化行業，近幾年內不再建新的煉油廠和擴大一次加工能力，同時壓縮過剩的生產能力，淘汰一批質量低劣沒有市場前途的產品。
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主要在於自然資源的優勢，特別是能源。西南地區水能資源的理論蘊藏量占全國的70%，可開發蘊藏量占全國的77%。
西部地區把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開發利用作為實施西部開發的重頭戲，應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但是，嚴峻的市場形勢卻使這樣的計劃遇到了嚴重的挑戰。
由於工業特別是加工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企業開工不足，勢必減少對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產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已有一大批採掘和原材料工業企業、特別是煤礦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一些水電站的電賣不出去。
這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境內的二灘電站。二灘電站總裝機容量330萬千瓦，年發電能力170億千瓦時，是我國已建成的總裝機容量最大的水電站。
但就是這個總投資285.5億元人民幣建成的水電站，卻從一開始就面臨電賣不出去的難題。1999年實際發電量僅49.84億小時，占發電能力的29.3%；2000年經國家計委多次協調，安排的售電量也只有83億千瓦時，占年發電能力的48.8%，而實際執行的情況更差。
在如此嚴峻的市場形勢下如何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不僅對於西部來講是一個難題，就是對於黨中央、國務院來講，也不是一個容易完成的課題。
2、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日益加速，使西部面對的市場形勢更加嚴峻。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在當今時代的表現，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市場的全球化、投資的全球化、消費形式的全球化和競爭的全球化，生產要素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和日益擴大的規模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流動，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種條件下，市場競爭必然會突破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出現「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的現象，國內競爭與國際競爭日益融合為一體。
對國內的任何一個購買者來講，他採購時面對的不僅是國內的大市場，而且面對的是全世界這樣一個更大的市場。在這種新的競爭環境中，西部地區在自然資源方面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將會日益削弱，而另外一些不具有優勢、甚至處於劣勢的因素，如信息、技術、人才和制度創新等，其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卻會日益突出。
以有的例證是：由於目前國際市場上石油、煤炭、鐵礦石有色金屬礦等資源型產品的價格較為低廉，許多產品的到岸價格都低於我國中西部地區產品的價格，因此，沿海地區憑藉港口優勢，加快了利用國外資源的步伐，興建了一批大型臨海發展的能源、原材料工業企業，如鋼鐵、石油化工、火電等，從而大大減少了我國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能源和原材料產品的需求。經濟全球化對西部地區大開發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還要看到，我國加入WTO的機會成本可能主要由西部地區來承擔。 無庸諱言，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發展是既有機遇又有挑戰，但在應對WTO的挑戰方面，我國東部沿海省市的競爭力較強，而西部地區由於基礎設施和投資的軟硬環境都較差，產業結構處於低級水平，人才和信息不足，對市場經濟的操作經驗缺乏，創新能力較弱，因而在應對WTO的挑戰方面，其應變能力、競爭能力比起東部地區來要弱得多。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加入WTO的機會成本恐怕主要是由西部地區來承擔。這對於西部地區來講，自然又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題。
三、我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從計劃方式向市場方式的轉變，是造成西部開發的難度增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東部沿海地區開發時，我國的經濟體制從總體上講計劃經濟的成分還比較重，計劃調節的範圍還比較大，對外開放的限制還比較多，國家對我國產業和企業的管制和保護還很多，政策的力度大、效應明顯。這正是國家建立經濟特區的戰略安排、國家要讓東部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
但是，到了現在——國家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時候，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變化。從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過近10年的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市場已經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力量。
這個變化從多方面對西部開發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投融資體制實現的重大改革，使西部地區大規模籌集和使用各類開發建設資金的難度大大增加。 這些年來，我國投融資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投融資的主渠道由財政變為銀行，在全社會投融資總量中，金融機構的投融資比重大為提高，在這種體制下，開發建設所需要的投資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獲得。
與此同時，我國也在進行金融體制的改革，國家專業銀行已經實現向商業銀行的轉變，它們的經營目標已經轉變為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防範風險的意識大大增強，在發放貸款時必然要把資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放在首位，而西部地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承擔風險的能力比東部小，在西部地區投資的風險大於東部，所以，金融機構的貸款不可避免地會向東部地區傾斜。據統計，西部地區從國家銀行獲得的貸款占國家銀行對全國貸款的比重，1988年僅為14.09%，1990年下降為13.02%，1991—1995年期間一直保持 在15%多一點的水平上，1996年增加到16.05%，但是在1997年又下降為15.62%。
不僅商業銀行的資金呈現出「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情況，就是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也不可能都向西部地區投入。首先，從總的戰略方針來講，國家目前還是要繼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 公平」的原則，首先考慮的還是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增強綜合國力、縮小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是要在這個大前提下來解決東中西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因而國家不會以放慢東部的發展速度、犧牲東部的利益為代價來開發西部。
其次，政策性銀行雖然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是其貸款也要求還本付息，它們也必須承擔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責任，因此，在提供貸款時也要儘可能規避風險。再次，和商業銀行一樣，政策性銀行發放貸款也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相關項目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資本金支持，而西部地區的不少建設項目由於籌集不到符合規定比例的資本金，因而貸款難以落實。
再從利用外資的情況來看，為了吸引外資，西部地區各省、區、市採取了許多積極措施，但是由於自身的投資軟硬環境都比東部地區差，而外資是絕對的「唯利是圖」的，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來的外資還是絕大部分流向了東部，而投向西部的僅有3.28%。見表1。
2、中央政府掌握的財力不斷削弱，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我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過程中，利益多元化、分散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國家財政集中的國民收入越來越相對減少。
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現在中央政府掌握的經濟資源在全社會所占的份額很低；並且國家預算的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的比重，只有5％－6％。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政府把手中的資金全部投向西部地區，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西部地區的資金不足的困難。近年來，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安排了一大批農業、林業、水利、交通、城建、環保等基礎設施和資源開發型項目，中央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投向了中西部地區。
1998年中央財政增加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用於中西部地區的比重達到62％，新增財政債券資金總額的三分之二安排中西部。儘管如此，由於其他社會投資並沒有多少吸引到中西部，中西部固定資產投資（不包括城鄉集體和個人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37．9％，不但比1992年下降了6．5個百分點，而且還比1995年減少了0．4個百分點。
單從西部地區來看，近年來，中央財政對西部的支持力度不斷增強，中央預算內投入西部地區的資金從1993年的77．76億元增加到1998年的20618億元，五年間增加了1．65倍，但與西部地區的實際需要比較起來，仍然相去甚遠。見表3。
3．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西部地區採取的優惠政策不容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我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在東部地區加以實施，以刺激和支持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廣東省經濟特區勞動工資管理暫行規定》、《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廣東省經濟特區企業登記管理暫行規定》，1984年11月15日國務院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中外合資企業專利法》、《中外合資企業個人所得稅法》等。另外，截至1990年，除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以外，各經濟特區還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相應制定了65項地方性法規。
這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在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首先，從對外貿易來看，國家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東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使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額在1980年-1995年間不斷擴大，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金額分別為178.2億美元、1972.1美元，而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額分別為3.8億美元、14.8億美元、37.0億美元、112.8億美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分別多出174.4億美元、245億美元、468.1億美元、1859.3億美元。
其次，從利用外資方面來看，國家給東部地區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使其進入中國的外資更加集中地湧入東部地區，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雖然在1985-1997年間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都在增加，但二者差距卻在不斷增大。
1985年、1990年、1995年、1997年，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分別為14億美元、48.2億美元、332.7億美元、398.1億美元，而西部地區卻分別只有0.7億美元、1.7億美元、15億美元、17.7億美元，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差額從1985年的13.3億美元逐漸增大為1990年的46.5億美元、1995年的317.7億美元和1997年的380.4億美元；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在1985年為西部地區的20倍，1990年擴大為28.35倍，1995年縮小為22.18倍，1997年擴大為22.50倍；從1985-1997年十三年間，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總計為2077.4億美元，西部地區總計僅為97.9億美元，東部為西部的21.22倍。 在國家實施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誘導下，東部地區對外貿易迅速擴張，利用外資的數額急劇增長，這對於推動東部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這應該是眾所公認的。
因此，在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後，一些人提出國家也應當仿效當年在東部地區的做法，對西部地區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西部地區的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廣大幹部更是對此寄予厚望。筆者認為，在西部大開發中實施一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完全是應該的、必要的，而且中央也已經出台了一些這方面有關的政策和措施，預計今年後還會有新的優惠政策措施和特殊辦法出台。
但是，對這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期望不能過高。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經濟體制下，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已不可能像當年在東部地區那樣發揮很大的作用了。
因為，東部地區投資的軟、硬環境都比西部地區好，投資風險也西部地區小，因而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比西部地區大；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價格比西部地區高，因而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比西部地區大。這些差距在20年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20年前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促使資金和人才流向東部，就是從落後地區向先進地區流動，是與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種「順向調節」；而現在國家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意欲促使資金和人才向西部地區流動，是一種「逆向調節」。換句話說，20年前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來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好比是「順水行舟」，自然會一去千里；而現在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來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好比是「逆水行舟」，自然是困難重重。
所以，對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作用不能期望過高。 還應當看到的是，過去了的20年是我國經濟體制逐漸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調節的範圍和力度逐漸變小，而市場調節的力度和範圍逐漸增大。
在前一段時間，即在計劃調節還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時候，採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去改變資源的地區配置，使之從中、西部向東部流動，這應該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意；在後一段時間，即在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但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市場機制還不可能協調運轉的時候，國家繼續採用一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以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也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今天，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不論是宏觀經濟活動還是微觀經濟活動都應該按市場經濟的規則辦事。
而市場經濟規則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平等競爭。因此，讓一部分經濟行為主體享受特殊待遇、在競爭中擁有特殊權利，在市場競爭中不受一般規律的約束，這本身就是與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規律相悖的。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將會逐漸減少使用這種特殊的做法。從這個角度講，西部地區也不能對國家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寄予太多的的希望了。
四、PPE怪圈的約束，是西部大開發面對的最大困難。 PPE怪圈（「貧窮――人口――環境」怪圈）是指貧困（Poverty）、人口 (Population)和環境（Environment）三者形成的一種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關係，即人口增加導致貧窮和環境惡化；貧窮又導致人口增加和環境惡化，環境惡化又導致貧窮。
千百年以來，我國西部地區就一直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艱難地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1．在我國，西部地區歷史上就是我國的貧窮地區；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十分明顯，但是東部地區較為富裕、西部地區較為貧窮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甚至差距越拉越大。
首先，從GDP占全國的比重來看，東部地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西部地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西部地區GDP占全國GDP總額的比重大大小於其人口占全國總數的比重（23％）見表6。
不僅從GDP的總量上看東西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從表示人民富裕程度的指標人均GDP來看，東西部地區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的。見表7。
再從居民的最終消費來看，也明顯的呈現出東部地區較富、西部地區較窮的差距。見表8。
東西部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請看下列指標： 農民人均純收入。
1980年，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1．28∶1，而到了1998年，東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54元，而西部地區只有1474元，比例擴大為1．94∶1。 城鎮居民收入。
1981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與最低的省份山西分別為599元和370元，其比例為1．62∶1，到1997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廣東與收入最低的省份甘肅分別為8562元和3592元，其比例為：2．38∶1。 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8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為20245元；全國人均收入最低的城市是西寧市，為4245元。前者是後者的4．77倍。
2．由於貧窮，人口的死亡率高，從而導致出生率高；由於貧窮，「多生兒女多享福」的思想觀念得以普遍傳播，人們普遍以多生養兒女的辦法來防病養老。這就必然導致貧窮地區的人口較富裕地區增長得更快。
見表9。
3、由於經濟不發達，西部地區用於教育事業的投入也就比較少，教育事業也比較落後。見表10。
1998年，東部地區的總人口為50739萬人，西部地區的總人口為28510萬人，前者是後者的1.78倍；但是從上表可以看出，東部地區1998年的教育經費為16371001萬元，西部地區為4858567萬元，前者是後者的3.37倍。上表還告訴我們，東部地區由於經濟比較發達，所以來自國家財政以外的教育經費所占的比例較大，為32.63%；而西部地區由於經濟較為落後，來自國家財政以外的教育經費只占23.05%。
因為教育經費比東部地區少得多，所以西部地區的學校也比東部地區少得多。見表11。
由於教育事業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所以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就存在較大的差距，見表12。 西部地區 的文盲和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也比東部地區要大得多，見表13。
從上面的表12和表13的數據可以看出，在6歲及6歲以上的人口中，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要低大約8個百分點；而在每100個15歲以上的人口中，西部地區的文盲和半文盲要比東部地區多13人。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這種差別，正是西部地區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區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者，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東部，最近20餘年來尤其如此。如今在西部地區的農村，留在本地的勞動者大多數是老弱病殘者。
4、西部地區的自然環境日益惡化，極大地制約著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西部的許多地區如黃土高原、西南的喀斯特山區、長江黃河上游及青藏高原和西北戈壁沙漠等地區，自然條件本來就十分惡劣。 黃土高原地區地表破碎不堪，較大的沖溝180多萬條，小溝不計其數。
椐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考察隊研究，黃土高原大部分區域的溝壑密度在3-6公里/平方公里之間。這無數的沖溝把整個黃土高原切割得支離破碎。
破碎的地貌加上疏鬆的土質，使水土流失極易發生，黃土高原成為舉世聞名的水土流失區。椐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考察隊遙感調查計算，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面積約為34萬平方公里，占整個黃土高原地區總面積（62.37萬平方公里）的54.5%。
黃土高原還是著名的氣候乾旱、水資源缺乏地區。降水量較多的東南部其年降水量也不過600毫米左右，而西北部則只有200毫米左右。
並且，全年降水量的70-80%又集中在6-9月。因此，全區有效灌溉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20.4%。
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有相當大一部分面積屬於石灰岩山地（四川約為14.3%，雲南約為28.8%，貴州約為73.6%）。這裡土層普遍淺薄，肥力先天不足。
土層厚度一般不足30厘米，且分布十分零散。由於地面崎嶇不平、土層淺薄、雨水容易滲漏，所以這些地區雖然年降水量還是比較多的（在1000毫米以上），但缺水問題仍很突出；同時，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化嚴重，自然災害頻繁。
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了西部的貧窮，而貧窮又反過來加劇了西部地區人民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惡化。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們，為了實現「吃飽穿暖」的最基本生存要求，只有進一步強化對大自然的索取。
亂墾（荒）、亂伐（林木）、亂挖（草）、亂采（礦）、亂放（牧）、亂灌（溉），千百年來成為他們十分普遍的生產活動。但又正是這種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利用，進一步惡化了人們自己的生存條件。
首先是荒漠化日益加劇。荒漠化是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在風力侵蝕和人類不合理經濟活動雙重作用下形成的草原退化、耕地退化和林地退化過程。
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現有荒漠化土地262.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9.3%，涉及18個省（區、市），而且荒漠化土地面積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展。西北五省、區是荒漠化的重災區。
新疆的荒漠化土地已經達到7692.1萬 公頃，占全國荒漠化土地總面積的46%。甘肅河西走廊北部的沙漠已經向南擴展，風沙線每年向前推進8-10米。
近30年來，因沙害而棄耕的農田達12.7萬公頃，尚有40多萬公頃處於沙害的威脅之中，在風沙線上有679個村鎮時刻處在被流沙淹沒的危險之中。青海省沙化土地面積，由解放初期的533萬 公頃，擴大到1994年普查時的1252萬公頃，近年來還在以每年13.3萬公頃的速度擴大。
甚至西藏高原雅魯藏布江上中游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沙化問題。發生土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數量激增和掠奪式的人類行為以及非持續發展模式。
椐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研究，造成沙漠化不斷擴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過度農墾占25.4%，過度放牧占25.3%，過度采樵占31.8，水資源利用不當占9%，其它占8.5%。 其次是水資源加速枯竭。
從總體上看，除了四川盆地和少數零星地區，西部大部分地區嚴重缺水。在西北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年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年蒸發量卻高達1200毫米以上。
在氣候乾旱和人口增長的壓力下，西部地區河水斷流、湖泊縮小甚至乾涸、冰川雪線退縮的現象日益嚴重。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從1972年開始發生斷流，之後愈演愈烈，1997年發生斷流13次，斷流時間長達226天，最長一次斷流河道長度達到704公里。
全長1321公里的塔里木河河道以縮短200公里以上，下游近1/4的河道已經乾涸。新疆的湖泊總面積在50年代為9700平方公里，到1975年末已銳減為4748平方公里，減少了51%。
羅布泊、瑪納斯湖、艾丁湖、台特馬湖等都相繼乾涸。素有「千湖之縣」美稱的黃河源頭第一縣瑪多，境內有大小湖泊4077個，而今有2000多個已經乾涸。
冰川是寶貴的淡水資源。祁連山區有大小冰川2859條，總面積1972平方公里，儲量954.38億立方米，河川年徑流量為72.6億 立方米，是維繫河西走廊67萬公頃耕地、130萬公頃可耕地、400萬人口、數百個工礦企業、500萬頭牲畜生存發展的「固體水庫」。
但是來自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的報告卻令我們嚴重不安：祁連山的冰川大部分處於退縮狀態，而且退縮速度在加快：年平均退縮速度東部為16.8米/年，中部為3.3米/年，西部為2.2米/年。 再次是森林和草地植被銳減，水土流失嚴重。
西北地區的平均森林覆蓋率為5%，只相當於全國水平的1/3。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360多萬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區就占80%。
西北的陝西、寧夏、青海、甘肅四省（區）境內的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面積達到21.43萬平方公里（張天曾：《黃土高原論綱》，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3年）。每年被雨水沖走的土層厚度達0.2—1厘米，嚴重的可達2—3厘米（而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200—400年）。
水土流失帶走了大量的氮、磷、鉀，使土壤的有機質下降到1%以下。甘肅、寧夏兩省區流失的氮磷鉀，相當於損失化肥2222萬噸，大約相當於全國一年生產的化肥總量。
陝西是我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省份，水土流失面積達13.75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積的2/3，年均輸沙量9.2億噸，占全國水土流失總量的1/5，其中黃泥沙達8億噸。青海全省水土流失面積達3340萬公頃，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46%。
長江中上游地區同樣存在著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問題。長期以來執行的森林工業政策導致了長江中上游流域的森林遭到嚴重破壞。
從50年代到8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蓋率從20%下降為13%，雲南省從50%下降為20%。森林資源的破壞，導致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山地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少數地方已喪失生存條件。
乾旱、洪澇、低溫和冰雹等災害的發生頻率顯著增加。 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是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們非理性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結果，而且又反過來成為加劇人們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生態環境的惡化造成了生產潛力的降低，即使在這樣的土地上投入與自然條件較優越地區同樣多的勞動與資金，但收穫卻要少得多。椐有關部門研究，農業生產潛力長江三角洲為3250-3750公斤/畝，黃淮平原為1750-2250公斤/畝，黃土高原為750-1750公斤/畝，青藏高原為250-750公斤/畝，乾旱盆地為50公斤/畝（資料來源：《中國農業年鑑》，農業出版社，1989年）。
不僅生產潛力低，實際的單位產量水平西部地區也要低得多。見表14。
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惡化不僅嚴重製約著西部地區的農業生產，使之遠遠落後於東部，而且，還對西部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方面，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上不去，吃飯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就不可能有較多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金投放到第
二、三產業。另一方面，惡劣的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也直接是發展第
二、三產業的不利因素。地形地貌複雜、山高坡陡、溝河遍布造成修築公路（特別是高等級路）、鐵路的極大困難，不僅技術上難度大，所需的成本也很高。
這就造成西部地區交通事業的落後。交通不發達使得其它一切部門的發展都受到嚴重的阻礙：原材料、機器設備遠不進來，產品遠不出去；外部願意來的投資者很少；旅遊業也發展不起來；吸引人才和技術更是困難重重······。
既然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速度也就不可能較快。這樣，又進一步拉大了西部與東部的貧富差距，使西部地區處於更加嚴重的相對貧窮之中。
因為西部大開發有著許多並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在本文中，筆者將對這些困難做一些分析，意圖是為決策者們提供一些思考問題的有用的資料。
一、從開發的戰略目標來看，西部大開發同80年代的東部開發有了重大的區別：東部沿海地區的開發，至少在其前期（20世紀80年代）是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為單一的目標，而西部大開發則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把戰略目標確定為要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很明顯，實現西部開發的戰略目標要困難得多。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開始出現高速增長，這正是我國政府實施東部開發戰略的結果。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東部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依靠資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來實現的；而資源的大量集聚和投入又是政府通過政策進行引導的結果。
在一系列優惠政策的誘導下，不僅大量的外資流入東部地區，而且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的資本、物質和人力資源也爭先恐後地湧入東部地區。在短時間內集聚起大量社會經濟資源可供使用的條件下，東部地區的經濟得以高速增長；而這種靠大量投入和消耗資源來實現的增長，必然意味著： 資源大量浪費，經濟效益不高； 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被破壞； 勞動者被迫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基本權益常常得不到保障；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很明顯，這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能持久的。當然，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不僅存在於東部，而且事實上全國都是如此。
因此，在199 年，黨中央提出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西部大開發從一開始就確定了與東部開發相比有重大差別的戰略目標：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科技教育，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這樣的戰略目標，當然不是簡單地通過打資源消耗戰就可以實現的，不是只要把工農業總產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翻幾番就可以實現的；甚至，即使勞動生產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利稅率這些衡量經濟效益的指標有了較大的提高，也並不意外著這樣的戰略目標就自然實現了。用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東部開發是以經濟增長為目標，而西部大開發是以經濟發展為目標。
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基本途徑，但實現了經濟增長並不等於也就是實現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內涵要豐富得多，實現的難度也就要大得多。
二、西部大開發所處的市場環境要嚴峻得多。東部地區開發處於短缺經濟時代，市場環境從總體上看屬於賣方市場，「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因而企業的生存環境比較寬鬆。
但是，現在的西部大開發，企業面對的市場環境卻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1、我國大多數產品已經出現相對過剩，買方市場已經形成。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的資料顯示，1995年，我國的285種工業產品中： 生產能力利用率大於90%的，只有13種，占4.6%；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80%--90%的，只有34種，占11.9%；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70%--80%的，有36種，占12.6%； 生產能力利用率在50%--70%的，有112種，占39.3%； 生產能力利用率低於50%的，有90種，占31.6%。
生產能力閒置最嚴重的是家用電器和機械加工行業，一些主要產品如空調器、洗衣機 、電冰箱、微波爐、彩色電視機、複印機等，其設備閒置率均在50%以上。 另據有關資料，1998年上半年，我國供大於求的產品已達到25.%，供求平衡的產品占74.2%，而供不應求的產品已幾乎不存在。
誰都知道，增加生產、發展經濟，最主要的制約條件就是市場需求。在存在著巨大的有效市場需求的條件下，特別是在供不應求的市場形式下，發展經濟這篇文章是比較好做的。
因為，與市場需求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比較而言，原材料缺乏、資本不足、人才缺乏這些困難都要容易解決得多。因為，原材料、資本、人才這些資源是流動的，缺乏這些資源的地方可以通過從其他地方獲得。
一個資源十分缺乏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也可以有高速的增長。日本、香港和深圳的經濟發展歷史，不就是最好的例證嗎？但是，市場需求不足卻很難以通過這種方法解決。
因為這意味著要向其他地方輸出商品和勞務，而這種做法會遭到其他地方的頑強抵抗。 對西部來說，不僅大開發戰略是在從總量上來講的供過於求的市場形勢下開始的，而且，從結構上看，我國生產的相對過剩狀況也已經擴展到能源、鋼鐵、建材以及其他的資源產品。
這種情況對西部大開發來說尤其不利。1998年開始，我國的能源供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首次出現煤炭、電力、石油市場全面供應過剩的現象。
由於煤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國務院已實施了在1999年底以前關閉2.58萬處煤礦、壓減煤炭產量2.5億噸的政策。繼煤炭供應過剩之後，我國電力市場的供需形勢也出現根本性轉折，從多年以來的供不應求變為需求不足。
1997年發電量增長率從前幾年的8%--9%一下子降到4.74%。國家電力總公司決定對電源建設實行總量控制，三年內原則上不再開工常規火電站，同時關閉180萬千瓦的小火電機組。
在鋼鐵行業，國家決定實行總量控制，適當壓縮鋼產量，三年內不再批准新建煉鋼、煉鐵、軋鋼項目，嚴格控制國內能夠生產的鋼材進口。在石化行業，近幾年內不再建新的煉油廠和擴大一次加工能力，同時壓縮過剩的生產能力，淘汰一批質量低劣沒有市場前途的產品。
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主要在於自然資源的優勢，特別是能源。西南地區水能資源的理論蘊藏量占全國的70%，可開發蘊藏量占全國的77%。
西部地區把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開發利用作為實施西部開發的重頭戲，應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但是，嚴峻的市場形勢卻使這樣的計劃遇到了嚴重的挑戰。
由於工業特別是加工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企業開工不足，勢必減少對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產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已有一大批採掘和原材料工業企業、特別是煤礦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一些水電站的電賣不出去。
這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境內的二灘電站。二灘電站總裝機容量330萬千瓦，年發電能力170億千瓦時，是我國已建成的總裝機容量最大的水電站。
但就是這個總投資285.5億元人民幣建成的水電站，卻從一開始就面臨電賣不出去的難題。1999年實際發電量僅49.84億小時，占發電能力的29.3%；2000年經國家計委多次協調，安排的售電量也只有83億千瓦時，占年發電能力的48.8%，而實際執行的情況更差。
在如此嚴峻的市場形勢下如何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這不僅對於西部來講是一個難題，就是對於黨中央、國務院來講，也不是一個容易完成的課題。
2、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日益加速，使西部面對的市場形勢更加嚴峻。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在當今時代的表現，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市場的全球化、投資的全球化、消費形式的全球化和競爭的全球化，生產要素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和日益擴大的規模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流動，是這個過程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種條件下，市場競爭必然會突破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限，出現「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的現象，國內競爭與國際競爭日益融合為一體。
對國內的任何一個購買者來講，他採購時面對的不僅是國內的大市場，而且面對的是全世界這樣一個更大的市場。在這種新的競爭環境中，西部地區在自然資源方面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將會日益削弱，而另外一些不具有優勢、甚至處於劣勢的因素，如信息、技術、人才和制度創新等，其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卻會日益突出。
以有的例證是：由於目前國際市場上石油、煤炭、鐵礦石有色金屬礦等資源型產品的價格較為低廉，許多產品的到岸價格都低於我國中西部地區產品的價格，因此，沿海地區憑藉港口優勢，加快了利用國外資源的步伐，興建了一批大型臨海發展的能源、原材料工業企業，如鋼鐵、石油化工、火電等，從而大大減少了我國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能源和原材料產品的需求。經濟全球化對西部地區大開發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還要看到，我國加入WTO的機會成本可能主要由西部地區來承擔。 無庸諱言，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發展是既有機遇又有挑戰，但在應對WTO的挑戰方面，我國東部沿海省市的競爭力較強，而西部地區由於基礎設施和投資的軟硬環境都較差，產業結構處於低級水平，人才和信息不足，對市場經濟的操作經驗缺乏，創新能力較弱，因而在應對WTO的挑戰方面，其應變能力、競爭能力比起東部地區來要弱得多。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加入WTO的機會成本恐怕主要是由西部地區來承擔。這對於西部地區來講，自然又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題。
三、我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從計劃方式向市場方式的轉變，是造成西部開發的難度增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東部沿海地區開發時，我國的經濟體制從總體上講計劃經濟的成分還比較重，計劃調節的範圍還比較大，對外開放的限制還比較多，國家對我國產業和企業的管制和保護還很多，政策的力度大、效應明顯。這正是國家建立經濟特區的戰略安排、國家要讓東部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在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
但是，到了現在——國家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時候，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變化。從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過近10年的改革，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市場已經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力量。
這個變化從多方面對西部開發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投融資體制實現的重大改革，使西部地區大規模籌集和使用各類開發建設資金的難度大大增加。 這些年來，我國投融資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投融資的主渠道由財政變為銀行，在全社會投融資總量中，金融機構的投融資比重大為提高，在這種體制下，開發建設所需要的投資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獲得。
與此同時，我國也在進行金融體制的改革，國家專業銀行已經實現向商業銀行的轉變，它們的經營目標已經轉變為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防範風險的意識大大增強，在發放貸款時必然要把資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放在首位，而西部地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承擔風險的能力比東部小，在西部地區投資的風險大於東部，所以，金融機構的貸款不可避免地會向東部地區傾斜。據統計，西部地區從國家銀行獲得的貸款占國家銀行對全國貸款的比重，1988年僅為14.09%，1990年下降為13.02%，1991—1995年期間一直保持 在15%多一點的水平上，1996年增加到16.05%，但是在1997年又下降為15.62%。
不僅商業銀行的資金呈現出「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情況，就是政策性銀行的資金，也不可能都向西部地區投入。首先，從總的戰略方針來講，國家目前還是要繼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 公平」的原則，首先考慮的還是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增強綜合國力、縮小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是要在這個大前提下來解決東中西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因而國家不會以放慢東部的發展速度、犧牲東部的利益為代價來開發西部。
其次，政策性銀行雖然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是其貸款也要求還本付息，它們也必須承擔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責任，因此，在提供貸款時也要儘可能規避風險。再次，和商業銀行一樣，政策性銀行發放貸款也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相關項目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資本金支持，而西部地區的不少建設項目由於籌集不到符合規定比例的資本金，因而貸款難以落實。
再從利用外資的情況來看，為了吸引外資，西部地區各省、區、市採取了許多積極措施，但是由於自身的投資軟硬環境都比東部地區差，而外資是絕對的「唯利是圖」的，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來的外資還是絕大部分流向了東部，而投向西部的僅有3.28%。見表1。
2、中央政府掌握的財力不斷削弱，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我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過程中，利益多元化、分散化的趨勢日益增強，國家財政集中的國民收入越來越相對減少。
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現在中央政府掌握的經濟資源在全社會所占的份額很低；並且國家預算的投資在社會總投資中的比重，只有5％－6％。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政府把手中的資金全部投向西部地區，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西部地區的資金不足的困難。近年來，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安排了一大批農業、林業、水利、交通、城建、環保等基礎設施和資源開發型項目，中央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中的三分之二左右投向了中西部地區。
1998年中央財政增加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用於中西部地區的比重達到62％，新增財政債券資金總額的三分之二安排中西部。儘管如此，由於其他社會投資並沒有多少吸引到中西部，中西部固定資產投資（不包括城鄉集體和個人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37．9％，不但比1992年下降了6．5個百分點，而且還比1995年減少了0．4個百分點。
單從西部地區來看，近年來，中央財政對西部的支持力度不斷增強，中央預算內投入西部地區的資金從1993年的77．76億元增加到1998年的20618億元，五年間增加了1．65倍，但與西部地區的實際需要比較起來，仍然相去甚遠。見表3。
3．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西部地區採取的優惠政策不容易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我國政府自1980年以來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在東部地區加以實施，以刺激和支持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廣東省經濟特區勞動工資管理暫行規定》、《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廣東省經濟特區企業登記管理暫行規定》，1984年11月15日國務院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中外合資企業專利法》、《中外合資企業個人所得稅法》等。另外，截至1990年，除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以外，各經濟特區還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相應制定了65項地方性法規。
這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在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首先，從對外貿易來看，國家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東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使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額在1980年-1995年間不斷擴大，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金額分別為178.2億美元、1972.1美元，而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額分別為3.8億美元、14.8億美元、37.0億美元、112.8億美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分別多出174.4億美元、245億美元、468.1億美元、1859.3億美元。
其次，從利用外資方面來看，國家給東部地區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使其進入中國的外資更加集中地湧入東部地區，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雖然在1985-1997年間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都在增加，但二者差距卻在不斷增大。
1985年、1990年、1995年、1997年，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分別為14億美元、48.2億美元、332.7億美元、398.1億美元，而西部地區卻分別只有0.7億美元、1.7億美元、15億美元、17.7億美元，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差額從1985年的13.3億美元逐漸增大為1990年的46.5億美元、1995年的317.7億美元和1997年的380.4億美元；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數量在1985年為西部地區的20倍，1990年擴大為28.35倍，1995年縮小為22.18倍，1997年擴大為22.50倍；從1985-1997年十三年間，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總計為2077.4億美元，西部地區總計僅為97.9億美元，東部為西部的21.22倍。 在國家實施的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誘導下，東部地區對外貿易迅速擴張，利用外資的數額急劇增長，這對於推動東部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這應該是眾所公認的。
因此，在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後，一些人提出國家也應當仿效當年在東部地區的做法，對西部地區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西部地區的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廣大幹部更是對此寄予厚望。筆者認為，在西部大開發中實施一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完全是應該的、必要的，而且中央也已經出台了一些這方面有關的政策和措施，預計今年後還會有新的優惠政策措施和特殊辦法出台。
但是，對這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期望不能過高。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的經濟體制下，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已不可能像當年在東部地區那樣發揮很大的作用了。
因為，東部地區投資的軟、硬環境都比西部地區好，投資風險也西部地區小，因而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比西部地區大；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價格比西部地區高，因而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比西部地區大。這些差距在20年前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20年前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促使資金和人才流向東部，就是從落後地區向先進地區流動，是與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種「順向調節」；而現在國家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意欲促使資金和人才向西部地區流動，是一種「逆向調節」。換句話說，20年前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來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好比是「順水行舟」，自然會一去千里；而現在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來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好比是「逆水行舟」，自然是困難重重。
所以，對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作用不能期望過高。 還應當看到的是，過去了的20年是我國經濟體制逐漸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計劃調節的範圍和力度逐漸變小，而市場調節的力度和範圍逐漸增大。
在前一段時間，即在計劃調節還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時候，採用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去改變資源的地區配置，使之從中、西部向東部流動，這應該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意；在後一段時間，即在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但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市場機制還不可能協調運轉的時候，國家繼續採用一些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以彌補市場調節之不足，也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今天，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不論是宏觀經濟活動還是微觀經濟活動都應該按市場經濟的規則辦事。
而市場經濟規則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平等競爭。因此，讓一部分經濟行為主體享受特殊待遇、在競爭中擁有特殊權利，在市場競爭中不受一般規律的約束，這本身就是與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規律相悖的。
可以肯定，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將會逐漸減少使用這種特殊的做法。從這個角度講，西部地區也不能對國家採取優惠政策和特殊政策的寄予太多的的希望了。
四、PPE怪圈的約束，是西部大開發面對的最大困難。 PPE怪圈（「貧窮――人口――環境」怪圈）是指貧困（Poverty）、人口 (Population)和環境（Environment）三者形成的一種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關係，即人口增加導致貧窮和環境惡化；貧窮又導致人口增加和環境惡化，環境惡化又導致貧窮。
千百年以來，我國西部地區就一直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艱難地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1．在我國，西部地區歷史上就是我國的貧窮地區；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十分明顯，但是東部地區較為富裕、西部地區較為貧窮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甚至差距越拉越大。
首先，從GDP占全國的比重來看，東部地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西部地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西部地區GDP占全國GDP總額的比重大大小於其人口占全國總數的比重（23％）見表6。
不僅從GDP的總量上看東西部地區的差距在拉大，從表示人民富裕程度的指標人均GDP來看，東西部地區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的。見表7。
再從居民的最終消費來看，也明顯的呈現出東部地區較富、西部地區較窮的差距。見表8。
東西部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請看下列指標： 農民人均純收入。
1980年，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1．28∶1，而到了1998年，東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54元，而西部地區只有1474元，比例擴大為1．94∶1。 城鎮居民收入。
1981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與最低的省份山西分別為599元和370元，其比例為1．62∶1，到1997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份廣東與收入最低的省份甘肅分別為8562元和3592元，其比例為：2．38∶1。 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8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為20245元；全國人均收入最低的城市是西寧市，為4245元。前者是後者的4．77倍。
2．由於貧窮，人口的死亡率高，從而導致出生率高；由於貧窮，「多生兒女多享福」的思想觀念得以普遍傳播，人們普遍以多生養兒女的辦法來防病養老。這就必然導致貧窮地區的人口較富裕地區增長得更快。
見表9。
3、由於經濟不發達，西部地區用於教育事業的投入也就比較少，教育事業也比較落後。見表10。
1998年，東部地區的總人口為50739萬人，西部地區的總人口為28510萬人，前者是後者的1.78倍；但是從上表可以看出，東部地區1998年的教育經費為16371001萬元，西部地區為4858567萬元，前者是後者的3.37倍。上表還告訴我們，東部地區由於經濟比較發達，所以來自國家財政以外的教育經費所占的比例較大，為32.63%；而西部地區由於經濟較為落後，來自國家財政以外的教育經費只占23.05%。
因為教育經費比東部地區少得多，所以西部地區的學校也比東部地區少得多。見表11。
由於教育事業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所以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就存在較大的差距，見表12。 西部地區 的文盲和半文盲所占的比例也比東部地區要大得多，見表13。
從上面的表12和表13的數據可以看出，在6歲及6歲以上的人口中，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所占的比例，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要低大約8個百分點；而在每100個15歲以上的人口中，西部地區的文盲和半文盲要比東部地區多13人。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這種差別，正是西部地區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區受過較高教育的勞動者，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東部，最近20餘年來尤其如此。如今在西部地區的農村，留在本地的勞動者大多數是老弱病殘者。
4、西部地區的自然環境日益惡化，極大地制約著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西部的許多地區如黃土高原、西南的喀斯特山區、長江黃河上游及青藏高原和西北戈壁沙漠等地區，自然條件本來就十分惡劣。 黃土高原地區地表破碎不堪，較大的沖溝180多萬條，小溝不計其數。
椐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考察隊研究，黃土高原大部分區域的溝壑密度在3-6公里/平方公里之間。這無數的沖溝把整個黃土高原切割得支離破碎。
破碎的地貌加上疏鬆的土質，使水土流失極易發生，黃土高原成為舉世聞名的水土流失區。椐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考察隊遙感調查計算，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面積約為34萬平方公里，占整個黃土高原地區總面積（62.37萬平方公里）的54.5%。
黃土高原還是著名的氣候乾旱、水資源缺乏地區。降水量較多的東南部其年降水量也不過600毫米左右，而西北部則只有200毫米左右。
並且，全年降水量的70-80%又集中在6-9月。因此，全區有效灌溉面積僅占耕地面積的20.4%。
西南的川、滇、黔三省有相當大一部分面積屬於石灰岩山地（四川約為14.3%，雲南約為28.8%，貴州約為73.6%）。這裡土層普遍淺薄，肥力先天不足。
土層厚度一般不足30厘米，且分布十分零散。由於地面崎嶇不平、土層淺薄、雨水容易滲漏，所以這些地區雖然年降水量還是比較多的（在1000毫米以上），但缺水問題仍很突出；同時，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化嚴重，自然災害頻繁。
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了西部的貧窮，而貧窮又反過來加劇了西部地區人民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惡化。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們，為了實現「吃飽穿暖」的最基本生存要求，只有進一步強化對大自然的索取。
亂墾（荒）、亂伐（林木）、亂挖（草）、亂采（礦）、亂放（牧）、亂灌（溉），千百年來成為他們十分普遍的生產活動。但又正是這種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利用，進一步惡化了人們自己的生存條件。
首先是荒漠化日益加劇。荒漠化是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在風力侵蝕和人類不合理經濟活動雙重作用下形成的草原退化、耕地退化和林地退化過程。
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現有荒漠化土地262.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29.3%，涉及18個省（區、市），而且荒漠化土地面積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展。西北五省、區是荒漠化的重災區。
新疆的荒漠化土地已經達到7692.1萬 公頃，占全國荒漠化土地總面積的46%。甘肅河西走廊北部的沙漠已經向南擴展，風沙線每年向前推進8-10米。
近30年來，因沙害而棄耕的農田達12.7萬公頃，尚有40多萬公頃處於沙害的威脅之中，在風沙線上有679個村鎮時刻處在被流沙淹沒的危險之中。青海省沙化土地面積，由解放初期的533萬 公頃，擴大到1994年普查時的1252萬公頃，近年來還在以每年13.3萬公頃的速度擴大。
甚至西藏高原雅魯藏布江上中游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沙化問題。發生土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數量激增和掠奪式的人類行為以及非持續發展模式。
椐中國科學院蘭州沙漠研究所研究，造成沙漠化不斷擴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過度農墾占25.4%，過度放牧占25.3%，過度采樵占31.8，水資源利用不當占9%，其它占8.5%。 其次是水資源加速枯竭。
從總體上看，除了四川盆地和少數零星地區，西部大部分地區嚴重缺水。在西北乾旱和半乾旱地區，年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年蒸發量卻高達1200毫米以上。
在氣候乾旱和人口增長的壓力下，西部地區河水斷流、湖泊縮小甚至乾涸、冰川雪線退縮的現象日益嚴重。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從1972年開始發生斷流，之後愈演愈烈，1997年發生斷流13次，斷流時間長達226天，最長一次斷流河道長度達到704公里。
全長1321公里的塔里木河河道以縮短200公里以上，下游近1/4的河道已經乾涸。新疆的湖泊總面積在50年代為9700平方公里，到1975年末已銳減為4748平方公里，減少了51%。
羅布泊、瑪納斯湖、艾丁湖、台特馬湖等都相繼乾涸。素有「千湖之縣」美稱的黃河源頭第一縣瑪多，境內有大小湖泊4077個，而今有2000多個已經乾涸。
冰川是寶貴的淡水資源。祁連山區有大小冰川2859條，總面積1972平方公里，儲量954.38億立方米，河川年徑流量為72.6億 立方米，是維繫河西走廊67萬公頃耕地、130萬公頃可耕地、400萬人口、數百個工礦企業、500萬頭牲畜生存發展的「固體水庫」。
但是來自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的報告卻令我們嚴重不安：祁連山的冰川大部分處於退縮狀態，而且退縮速度在加快：年平均退縮速度東部為16.8米/年，中部為3.3米/年，西部為2.2米/年。 再次是森林和草地植被銳減，水土流失嚴重。
西北地區的平均森林覆蓋率為5%，只相當於全國水平的1/3。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360多萬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區就占80%。
西北的陝西、寧夏、青海、甘肅四省（區）境內的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面積達到21.43萬平方公里（張天曾：《黃土高原論綱》，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3年）。每年被雨水沖走的土層厚度達0.2—1厘米，嚴重的可達2—3厘米（而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需要200—400年）。
水土流失帶走了大量的氮、磷、鉀，使土壤的有機質下降到1%以下。甘肅、寧夏兩省區流失的氮磷鉀，相當於損失化肥2222萬噸，大約相當於全國一年生產的化肥總量。
陝西是我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省份，水土流失面積達13.75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積的2/3，年均輸沙量9.2億噸，占全國水土流失總量的1/5，其中黃泥沙達8億噸。青海全省水土流失面積達3340萬公頃，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46%。
長江中上游地區同樣存在著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問題。長期以來執行的森林工業政策導致了長江中上游流域的森林遭到嚴重破壞。
從50年代到80年代，四川省森林覆蓋率從20%下降為13%，雲南省從50%下降為20%。森林資源的破壞，導致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山地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少數地方已喪失生存條件。
乾旱、洪澇、低溫和冰雹等災害的發生頻率顯著增加。 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是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們非理性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結果，而且又反過來成為加劇人們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生態環境的惡化造成了生產潛力的降低，即使在這樣的土地上投入與自然條件較優越地區同樣多的勞動與資金，但收穫卻要少得多。椐有關部門研究，農業生產潛力長江三角洲為3250-3750公斤/畝，黃淮平原為1750-2250公斤/畝，黃土高原為750-1750公斤/畝，青藏高原為250-750公斤/畝，乾旱盆地為50公斤/畝（資料來源：《中國農業年鑑》，農業出版社，1989年）。
不僅生產潛力低，實際的單位產量水平西部地區也要低得多。見表14。
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惡化不僅嚴重製約著西部地區的農業生產，使之遠遠落後於東部，而且，還對西部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一方面，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上不去，吃飯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就不可能有較多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金投放到第
二、三產業。另一方面，惡劣的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也直接是發展第
二、三產業的不利因素。地形地貌複雜、山高坡陡、溝河遍布造成修築公路（特別是高等級路）、鐵路的極大困難，不僅技術上難度大，所需的成本也很高。
這就造成西部地區交通事業的落後。交通不發達使得其它一切部門的發展都受到嚴重的阻礙：原材料、機器設備遠不進來，產品遠不出去；外部願意來的投資者很少；旅遊業也發展不起來；吸引人才和技術更是困難重重······。
既然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速度也就不可能較快。這樣，又進一步拉大了西部與東部的貧富差距，使西部地區處於更加嚴重的相對貧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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