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對匯率制度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做了較為詳盡的歷史回顧。結果發現，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要不要恢復金本位制度的爭論開始的，而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發展軌跡潛藏於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之中，並伴隨著國際貨幣制度的歷史變遷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每個階段所產生的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都對當時匯率制度選擇的實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其結論對於匯率制度的選擇並不具有一般性指導作用；匯率制度決定理論還需要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補充和完善。
關鍵詞:匯率制度選擇理論 布雷頓森林體系 牙買加貨幣體系 高儲蓄兩難
一、從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提出以及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
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要不要恢復金本位制度的爭論開始的。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設計的思考，以及對該體系運行、崩潰原因的反思，為匯率制度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提供了實踐基礎和思想準備。
(一)問題的提出
匯率問題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出現的。在金本位制度運行時期，各國貨幣以黃金輸送點為界限，圍繞著貨幣的黃金平價上下波動，在這種條件下，貨幣匯率一般來說比較穩定。因此，在整個19世紀，經濟學界主要是對金本位制度下如何調節國際收支的原理做了一些論述，而並未對這種體制本身提出異議。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金本位制度的崩潰，紙幣泛濫成災，並嚴重地影響了正常的國際貿易往來，經濟學家們由此開始清楚地意識到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從而開始了對匯率制度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方向從匯率的決定和變動轉向了對固定和浮動兩種制度的利弊分析，改變了以前匯率理論研究以給定的匯率制度為前提的局面，開拓了匯率研究的新領域。從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問題之一。理論界由此開始分為兩個派別：一派屬於古典派或舊派，如霍特里等人，主張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與這一派相對立的是新派，如卡塞爾等人，積極主張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儘管不同的學者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和建議有所不同，但是，在這兩個派別的理論中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貨幣的金平價是可以改變的，一成不變的固定貨幣平價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因此，應當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正是這一開創性的見解產生了最早的浮動匯率理論。
(二)匯率制度選擇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
在早期的「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中，經濟學家儘管已經提出了兩種匯率制度的模式，但由於爭論以是否應當恢復金本位制度的問題為中心，所以，即使是革新派，也不曾對浮動匯率制度進行充分的理論分析。20世紀30年代以後，固定匯率理論和浮動匯率理論之間的論戰有了新的發展。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基本理論觀點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的。
面對這些現實，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凱恩斯(Keynes)提出了均衡匯率理論。他認為，如果一種匯率能使就業處於正常水平，而且使國際收支、資本餘額都不發生變動，那麼，這樣的匯率就是均衡匯率。因此，他主張根據均衡匯率來確立一個固定的貨幣平價。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各國的國際收支，從而使國際經濟體系趨於均衡狀態。但凱恩斯(Keynes)的均衡理論遭到了一些主張實行浮動匯率的經濟學家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固定的貨幣平價制度很難實現，利息率、工資率、有效需求水平、國際儲備等因素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導致匯率的波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各國之間的貨幣戰推向高潮，各國的通貨膨脹政策、貨幣傾銷政策、貿易限制和關稅使正常的貨幣匯率的積極作用幾乎不能得到發揮。因此，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體制的任務迫在眉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和美國已經在積極籌劃如何重建國際貨幣體制的問題。1944年7月，美國憑藉在戰爭期間膨脹起來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迫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協議》。根據協議規定，各國貨幣同美元建立固定平價，並可以在1％的範圍內浮動，而美國則承擔以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義務，由此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這種新的貨幣體制在原則上同凱恩斯的均衡理論相一致，因此，可以說是凱恩斯固定匯率的實際運用。
2.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瓦解的反思：米德衝突、特里芬難題、最優貨幣區理論、政策搭配論。布雷頓森林體系從1944年運行，到1973年崩潰瓦解，運行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這三十年中，圍繞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運行當中出現的問題，以及該體系最終的瓦解，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派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極具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來看，該體系並不像凱恩斯(Keynes)所預言的那樣完美無缺。它既沒有始終保持固定平價不變，也沒有使資本主義失業和經濟衰退狀況有所改善，相反，由於匯率不能及時調整，有些國家常常出現外匯危機。面對這樣的現實，以米德和弗里德曼為首的經濟學家倡導了建立浮動匯率制度的運動。米德從固定匯率制度的「二元衝突」（註：「二元衝突」是指國際資本流動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衝突，即資本的充分流動會衝垮固定匯率制度，或者說固定匯率制度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資本管制。）入手，分析了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內在矛盾性；弗里德曼則從浮動匯率制度下投機的穩定特性出發，論證匯率制度的生命力問題；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著名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註：在金匯兌本位制度下，為了保證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儲備貨幣國家必須保持國際收支逆差，但如果該國國際收支持續逆差，其對外債務不可避免地超過其償付黃金的能力，一旦各國將其儲備貨幣要求兌換黃金，就會爆發「黃金與儲備貨幣危機」。），從本質上論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必然倒台的命運。與此同時，以蒙代爾(Mundell)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多個角度論證固定匯率制度的優點，批判浮動匯率制度。於是，圍繞著支持還是反對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這個問題，形成了戰後兩個獨立的派別：主張實行可變匯率制的浮動匯率論和支持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的固定匯率論。
關鍵詞:匯率制度選擇理論 布雷頓森林體系 牙買加貨幣體系 高儲蓄兩難
一、從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提出以及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
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要不要恢復金本位制度的爭論開始的。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設計的思考，以及對該體系運行、崩潰原因的反思，為匯率制度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提供了實踐基礎和思想準備。
(一)問題的提出
匯率問題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出現的。在金本位制度運行時期，各國貨幣以黃金輸送點為界限，圍繞著貨幣的黃金平價上下波動，在這種條件下，貨幣匯率一般來說比較穩定。因此，在整個19世紀，經濟學界主要是對金本位制度下如何調節國際收支的原理做了一些論述，而並未對這種體制本身提出異議。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金本位制度的崩潰，紙幣泛濫成災，並嚴重地影響了正常的國際貿易往來，經濟學家們由此開始清楚地意識到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從而開始了對匯率制度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方向從匯率的決定和變動轉向了對固定和浮動兩種制度的利弊分析，改變了以前匯率理論研究以給定的匯率制度為前提的局面，開拓了匯率研究的新領域。從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問題之一。理論界由此開始分為兩個派別：一派屬於古典派或舊派，如霍特里等人，主張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與這一派相對立的是新派，如卡塞爾等人，積極主張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儘管不同的學者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和建議有所不同，但是，在這兩個派別的理論中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貨幣的金平價是可以改變的，一成不變的固定貨幣平價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因此，應當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正是這一開創性的見解產生了最早的浮動匯率理論。
(二)匯率制度選擇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
在早期的「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中，經濟學家儘管已經提出了兩種匯率制度的模式，但由於爭論以是否應當恢復金本位制度的問題為中心，所以，即使是革新派，也不曾對浮動匯率制度進行充分的理論分析。20世紀30年代以後，固定匯率理論和浮動匯率理論之間的論戰有了新的發展。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基本理論觀點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的。
面對這些現實，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凱恩斯(Keynes)提出了均衡匯率理論。他認為，如果一種匯率能使就業處於正常水平，而且使國際收支、資本餘額都不發生變動，那麼，這樣的匯率就是均衡匯率。因此，他主張根據均衡匯率來確立一個固定的貨幣平價。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各國的國際收支，從而使國際經濟體系趨於均衡狀態。但凱恩斯(Keynes)的均衡理論遭到了一些主張實行浮動匯率的經濟學家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固定的貨幣平價制度很難實現，利息率、工資率、有效需求水平、國際儲備等因素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會導致匯率的波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各國之間的貨幣戰推向高潮，各國的通貨膨脹政策、貨幣傾銷政策、貿易限制和關稅使正常的貨幣匯率的積極作用幾乎不能得到發揮。因此，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體制的任務迫在眉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和美國已經在積極籌劃如何重建國際貨幣體制的問題。1944年7月，美國憑藉在戰爭期間膨脹起來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迫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協議》。根據協議規定，各國貨幣同美元建立固定平價，並可以在1％的範圍內浮動，而美國則承擔以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義務，由此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這種新的貨幣體制在原則上同凱恩斯的均衡理論相一致，因此，可以說是凱恩斯固定匯率的實際運用。
2.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瓦解的反思：米德衝突、特里芬難題、最優貨幣區理論、政策搭配論。布雷頓森林體系從1944年運行，到1973年崩潰瓦解，運行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這三十年中，圍繞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運行當中出現的問題，以及該體系最終的瓦解，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派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極具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來看，該體系並不像凱恩斯(Keynes)所預言的那樣完美無缺。它既沒有始終保持固定平價不變，也沒有使資本主義失業和經濟衰退狀況有所改善，相反，由於匯率不能及時調整，有些國家常常出現外匯危機。面對這樣的現實，以米德和弗里德曼為首的經濟學家倡導了建立浮動匯率制度的運動。米德從固定匯率制度的「二元衝突」（註：「二元衝突」是指國際資本流動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衝突，即資本的充分流動會衝垮固定匯率制度，或者說固定匯率制度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資本管制。）入手，分析了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內在矛盾性；弗里德曼則從浮動匯率制度下投機的穩定特性出發，論證匯率制度的生命力問題；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著名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註：在金匯兌本位制度下，為了保證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儲備貨幣國家必須保持國際收支逆差，但如果該國國際收支持續逆差，其對外債務不可避免地超過其償付黃金的能力，一旦各國將其儲備貨幣要求兌換黃金，就會爆發「黃金與儲備貨幣危機」。），從本質上論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必然倒台的命運。與此同時，以蒙代爾(Mundell)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多個角度論證固定匯率制度的優點，批判浮動匯率制度。於是，圍繞著支持還是反對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這個問題，形成了戰後兩個獨立的派別：主張實行可變匯率制的浮動匯率論和支持布雷頓森林貨幣體制的固定匯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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