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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极力否认。法官不愿担此恶名，用心可敬。但此案无论从哪方面看，法院一经受理，并如此定谳，确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并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体，企图重现历史面貌者，由于有此判例，可说无一幸免地都已“误蹈法网”。而且以后除非不动笔，一动笔仍难免“误蹈法网”。如是，就会产生下列的恐惧：
一、不知什么时侯会接到诽谤官司的传票。
二、如果原告向检察官呈诉，还有幸免于不起诉处分的可能；若是自诉，即需答辩，举证以明其为真实，可望不罚。这个答辩状，实际上是一篇考据，一等一的大律师都无法代撰，因为道不同之故。
三、考据文章的举证，实际不是解释一个证据或者说明此一证据对于支持其所作假设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举证，往往证据的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债不还，乙说根本不欠甲的债，甲以借据呈堂，不必开口，是非自明。考据文章的举证，如果是这样简单，又何贵乎考据？是故答辩状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够强，因而有被罚之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宪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对言论、著作自由及工作权的保障何在？
我不愿说此案之成立，有蔑视人权之嫌。但此一判例确实影响法治的推行，因为它违反了中国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刑期无刑！”司法行政部频年致力于疏减讼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适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诽谤案”，由于不构成诬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举证，且判决结果不论如何，皆于其无损而有博得“孝思不匮”的好处，这样便宜的官司，为何不打？
打到这种官司，被告固然很惨，法官亦不轻松。看一篇精微的考据文章，毕竟需要有相当的史学修养。作为一个读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狱的法官，要判断是非曲直，自先须对答辩的文字彻底了解。法官现在的工作量甚重，而办这样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问题，判决错误即构成学术上的争议，法庭之内定谳，法庭之外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我不相信对这位法官的工作情绪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萨孟武先生的主张，像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决原告胜诉，然则应该如何救济？我认为最高检察长应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因为“诽韩”案的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权，并未确定。
此案的原告韩思道，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缘亲属”，这个资格的认定，需有确实的证据，韩思道应该提出他的家谱，并经谱系专家鉴定，在这三十九代之中，有无旁系继承关系，构成了类如“拟制血亲”，则显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谈了，这是一个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杨仁寿推事所说的：“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起诉权。”照此说来，有起诉权就有继承权，我们做个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一件属于韩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韩思道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要求行使继承权，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条，请求返还所有权，请问杨推事应该如何判决？又民法亲属编第五章扶养，第一千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间”，有“互负扶养之义务”，乃今有另一韩愈第三十九代孙，与韩思道为兄弟，合乎第一千一百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要求判令韩思道负起扶养的义务，请问杨推事又如何判决？若以为此“兄弟姐妹间”乃指同胞手足，不错，但旁系血亲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奸，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第一章明末四公子
古今称谓，沿用不替而涵义亦少变化者不多，“公子”是其一。“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韦飞、得意。衡之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尽皆相合，诚为极妙的形容词。“”则独行之貌，与韦群飞似成矛盾，而其实不然，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恰好写出公子的作风之另一面。
《仪礼》：“诸侯之子称公子。”扩充其义，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迄今犹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为我杜撰的说法，纨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自战国末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以来，“四公子”成了一个专门名词。见于载籍者，如唐书《周曾传》：“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怛、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韩炎《冒征君襄墓志铭》：“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是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谭、陈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则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广东丰顺人，好古琴及宋版书，相当渊博，著有《丁徵君遗集》。吴保初乃平朝鲜李氏之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字彦复，章士钊的岳父，好学能文，著有《北山接待集》。清末贵公子甚多，而独称谭、陈、丁、吴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国在北洋时期亦有四公子，皆为名父之子。来台者两人，一殁于数年前；一犹健在，绚烂之后，久归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数百年后不能有定评。
第一章陈贞慧（1）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第一章陈贞慧（2）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第一章陈贞慧（3）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第一章陈贞慧（4）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第一章陈贞慧（5）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第一章陈贞慧（6）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家傍红墙里，羡薇郎桃花绶带，翩何清绮？白玉阑干黄金钥，别殿秋晴似水；频宣召采毫才子。尘世那知天上景？但微闻奏赋天颜喜，眉子砚，澄心纸。鄙人琐琐吴蒙耳！怅生平潜踪屠钓，埋名井里，一头绿蓑三弄笛，伎俩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闲睡。深感云霄凭问讯：算人生几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时方为内阁中书，故称“内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编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选翰林官供奉内廷”条，录上谕：“书写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内务府拨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红墙里”的由来。上片盛道高士奇得恃天颜，为罕有之荣。“微闻奏赋天颜喜”本为恭维之语，紧接“眉子砚，澄心纸”两样文房名物，虽可解释为蒙颁文绮之赐，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过一供奉的书手而已。
下片自陈无所长，只合与渔樵共老。“深感云霄凭问讯”，可以想见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绝无曾见面，或受愧遗之意。以下“算人生几度逢知己”是客气话。结句“燕市上，浩歌起”，与过片数句相呼应。“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乃以旷达语作辞谢。高士奇一向善于招摇，以“门路独真”，大概曾托人向陈其年致意，谓可以荐其才学，径达天听，富贵可期。而陈其年耻于如此进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绝，因此作词，自陈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于此可知，以后高士奇由一书手变为“词臣”，一旦得意，思舆士林之列。而如陈其年不死，恐终不免为朱潘之续。
陈其年半生漂泊，佳节不归，作《望江南》词，追忆端阳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扬州、吴门、西湖、嘉兴、如皋、前门（京师）、南阳等地。而客游或携姬人，或携娈童，似乎绝少偕妻出游，其实伉俪感情甚深。陈夫人殁于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陆续有八首“矣”字韵的《贺新郎》，皆为悼亡之作。穷愁潦倒，忆妇思乡，因而恹恹成病。第七首题作：“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
嫁与黔娄矣!忆糟糠稳他不住，两眸清水。为我悬弧梵夹，下列瑶签第几？直絮得鹦哥流涕。今日莲幢余转拜，原相怜，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堕成雨。安排果系干支耳？记当年代占鸡卜，偏央邻里；更唤街南盲妇到，弹动香蛇子，推测尽五行生死。磨蝎早知真见祟，便长贫忍客京华里？朝飞雉，寒难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为之诵经祈福。“梵夹”者佛经。“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沉痛语中，正见深情。下片起句，以命运果真在八字注定自问，转入当年妻子为之卜卦算命的回忆，而失悔于果真富贵无分，又何必徒客京华？不如栖守故里，虽贫犹得骨肉团聚？于此可知，其年之应鸿博，实以“饥来驱我”，无可奈何。而词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见。
至除夜又作一词：“辛酉除夕恭遇两宫徽号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怀纪事，仍用前韵”：
一岁将阑矣！怅年华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余番婪尾酒，愁类今番有几？蜡烛也替人流涕。愁绝客冬逢是节，盼征轺尚冀人来此；浑不道，竟成雨。
栖迟只为君恩耳，宁不念茶香荀滑，铜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诉臣饥欲死？倘比黄花人尚在，制翟衣寄到深闺里，虽病也，定然起！
第一章陈贞慧（7）
这样的词，最见其年的才气，也最见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许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经营者，其年随笔而道，毫不费力，而靡不尽意，真为杰构。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伤老境，而归结于去年此日，犹盼征轺。当是有接春之事，而妻子已殁于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遥，噩耗犹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诉委屈，实乃自诉委屈，而归结于五花诰封之颁，妻不及见。“翟衣”不知出于何典，望文生义，当指霞帔。此词与前词合看，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夫人对其年之出仕，期望至为殷切。则应征鸿博，或者出于妻子敦促，并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壮岁凡自叙之词，类皆豪迈，如“被酒与客语，调寄水调歌头”：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游。过江王谢子弟，填巷哄华驺。曾记兽肥草浅，正值风毛雨血，大猎北冈头；日暮不归去，霜色冷吴钩。今老大，嗟落拓，转沉浮。畴昔博徒酒侣，一半葬荒丘。闭置车中新妇，羞缩严家饿隶，说着亦堪愁。我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虽嗟落拓，犹自酒酣起舞，豪情不减。自悼亡后，出语萧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读。此为生之意志衰退的迹象，所谓不祥之兆，非尽无稽。其绝笔一词，作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调名“愁春未醒”，题为《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
攀来尚隔，望处偏清。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偏春城。
昨岁看花，有人秃袖，擘阮捱筝；怅新来梁间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难睡，缤纷花影，筛满空庭。
按：此词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证。玩味词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时所昵的歌童。“秃袖”者“秃衿小袖”的略语，“阮”者阮成，与月琴一类的乐器；“怅新来梁间燕去”，则知寄巢未几，翩然复去；下文“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衬此歌童的绝裾无情。怨而不怒，此老毕竟温柔多情。
此词之后，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识语：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谶……此阕已后，‘广凌散’不复弹矣！”是为绝笔之证。其年之死，《清史稿》本传说他“卒于史馆”。而《清诗纪事》说他“以头痈卒于河南”。邓石如不妄言，所记必有所本。以意测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后，头痈疾作，南归养病，卒于途中。
陈其年殁后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楼词集》问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词集已刊行者，有与朱竹合刻的《朱陈村词》，自刻的《乌丝词》、《迦陵词》，而惟有《湖海楼》为词的全集。
《湖海楼词集》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长。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赘商丘。康熙二十几年，在河北当县官，节俸为其长兄刊诗集、文集。而词集则卷帙浩繁，力有未逮，迟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说，其年“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实际犹不止此数，连逸稿在内，总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楼词集》共三十卷，计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调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长调九百四十四首，合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这部词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还有一项非常珍贵而权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词者公选，一时名家，网罗殆尽。约略而数，有宋琬、曹尔堪、曹溶、汤赋、王士禄、纳兰成德、吴任臣、彭孙、曹贞吉、严绳孙、朱彝尊、朱实颖、杜、毛奇龄、姜宸英、方象瑛、宋荦、毛骥、王士祯、徐乾学、尤侗、吴绮、米汉雯、王鸿绪、徐嘉炎、梁佩兰、王、陆芬、邓汉仪、梅庚等等，泰半为文苑传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资为谈助，并不足以使《湖海楼词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词，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龙，生于壬辰（顺治十年），其时陈贞慧四十九岁。阿龙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并皆能词。阿龙自小失怙恃，随四哥宗石住商丘，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题作“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并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齐纨，便成聚首也。”此词为“别”字韵，录仲、叔、季和作，以见一门风雅：
故园兄弟，正秋冬之际，殊难为别。几阵西风吹雁落，日暮云连天阔。此去平台，梦回水榭，相忆情空切。离筵宴罢，举头霜月初缺。最怜早岁亲亡，零丁孤苦，堪与何人说？潦倒一编予渐老，怅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乡如客，泪也都成血。嘱渠自爱，榜师无奈催发。
此词为维嵋所作。维嵋字半雪，行二，“豁达多奇计”，而境遇坎坷，四十后即下世。
溪临罨画，奈聚首几时，又成离别。迢递他乡千里路，纵有音书辽阔。白雁黄花，才过重九，对景增凄切。参差云树，望中谁是伊阙？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决，辛苦如何说？笑指阿龙年最小，此是吾家谢末。诲育成人，莫耽嬉戏，不负驹名血。乾坤苍莽，慎旃车揭风发！
此词为维岳所作。维岳字纬云，行三。除其年外，纬云的诗词，都胜过兄弟。
蓼莪罢咏，叹哥南弟北，顿成离别。一夜西风驱断雁，月冷后湖空阔。千里睢阳，三更梁苑，梦里思乡切。悲来欲语，口中无限卸阙。幸喜故国重来，对床风雨，细把离情说；毁卵破巢多少恨，赢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无端秋尽，看尽枫成血；扁舟江上，可怜明又将发。
此词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万，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壮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赠陈郎序》，作于宗石十岁时，序言，缔姻于乙酉，“陈郎方二岁”，则出生于甲申，正思宗殉国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万，取万石君之义。”《史记•一百三万石君传》：“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万石君以恭敬事汉高，子孙繁昌，家门鼎盛，以孝谨著闻于郡国。但万石君出身微贱，亦“无文学”。陈贞慧以贵介公子，为子命名，即以孝谨期许，则古人孝谨者甚多，何以独独责望其以万石君为宗？自有深意在内。大概陈贞慧此时已决心终老于岩壑之间，而又不愿子孙长久贫贱，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谨起家保富贵，虽弃本姓无碍。宗石后为侯氏赘婿，此为士大夫家所卑视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携幼弟住于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历其境，必有无数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词，尤为凄苦。
第二章侯方域（1）
侯方域字朝宗，行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陈宗石词中所谓“千里睢阳，三更梁苑”，其实都是指他的岳家。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名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
“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侯方域《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韦，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思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贞丽为陈贞慧所眷，亦见余淡心《板桥杂记》。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结识李香君，是从陈贞慧同游而起。至于阮大铖原与侯家有旧，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传》云：
“大铖佥壬凶险，顾少有俊才，其朱党阉时，司徒公绝爱之。后以身陷大逆，见槟君子，犹欲以世讲之谊，与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于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第二章侯方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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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极力否认。法官不愿担此恶名，用心可敬。但此案无论从哪方面看，法院一经受理，并如此定谳，确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并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体，企图重现历史面貌者，由于有此判例，可说无一幸免地都已“误蹈法网”。而且以后除非不动笔，一动笔仍难免“误蹈法网”。如是，就会产生下列的恐惧：
一、不知什么时侯会接到诽谤官司的传票。
二、如果原告向检察官呈诉，还有幸免于不起诉处分的可能；若是自诉，即需答辩，举证以明其为真实，可望不罚。这个答辩状，实际上是一篇考据，一等一的大律师都无法代撰，因为道不同之故。
三、考据文章的举证，实际不是解释一个证据或者说明此一证据对于支持其所作假设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举证，往往证据的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债不还，乙说根本不欠甲的债，甲以借据呈堂，不必开口，是非自明。考据文章的举证，如果是这样简单，又何贵乎考据？是故答辩状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够强，因而有被罚之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宪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对言论、著作自由及工作权的保障何在？
我不愿说此案之成立，有蔑视人权之嫌。但此一判例确实影响法治的推行，因为它违反了中国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刑期无刑！”司法行政部频年致力于疏减讼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适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诽谤案”，由于不构成诬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举证，且判决结果不论如何，皆于其无损而有博得“孝思不匮”的好处，这样便宜的官司，为何不打？
打到这种官司，被告固然很惨，法官亦不轻松。看一篇精微的考据文章，毕竟需要有相当的史学修养。作为一个读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狱的法官，要判断是非曲直，自先须对答辩的文字彻底了解。法官现在的工作量甚重，而办这样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问题，判决错误即构成学术上的争议，法庭之内定谳，法庭之外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我不相信对这位法官的工作情绪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萨孟武先生的主张，像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决原告胜诉，然则应该如何救济？我认为最高检察长应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因为“诽韩”案的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权，并未确定。
此案的原告韩思道，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缘亲属”，这个资格的认定，需有确实的证据，韩思道应该提出他的家谱，并经谱系专家鉴定，在这三十九代之中，有无旁系继承关系，构成了类如“拟制血亲”，则显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谈了，这是一个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杨仁寿推事所说的：“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起诉权。”照此说来，有起诉权就有继承权，我们做个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一件属于韩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韩思道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要求行使继承权，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条，请求返还所有权，请问杨推事应该如何判决？又民法亲属编第五章扶养，第一千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间”，有“互负扶养之义务”，乃今有另一韩愈第三十九代孙，与韩思道为兄弟，合乎第一千一百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要求判令韩思道负起扶养的义务，请问杨推事又如何判决？若以为此“兄弟姐妹间”乃指同胞手足，不错，但旁系血亲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奸，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第一章明末四公子
古今称谓，沿用不替而涵义亦少变化者不多，“公子”是其一。“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韦飞、得意。衡之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尽皆相合，诚为极妙的形容词。“”则独行之貌，与韦群飞似成矛盾，而其实不然，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恰好写出公子的作风之另一面。
《仪礼》：“诸侯之子称公子。”扩充其义，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迄今犹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为我杜撰的说法，纨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自战国末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以来，“四公子”成了一个专门名词。见于载籍者，如唐书《周曾传》：“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怛、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韩炎《冒征君襄墓志铭》：“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是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谭、陈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则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广东丰顺人，好古琴及宋版书，相当渊博，著有《丁徵君遗集》。吴保初乃平朝鲜李氏之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字彦复，章士钊的岳父，好学能文，著有《北山接待集》。清末贵公子甚多，而独称谭、陈、丁、吴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国在北洋时期亦有四公子，皆为名父之子。来台者两人，一殁于数年前；一犹健在，绚烂之后，久归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数百年后不能有定评。
第一章陈贞慧（1）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第一章陈贞慧（2）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第一章陈贞慧（3）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第一章陈贞慧（4）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第一章陈贞慧（5）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第一章陈贞慧（6）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家傍红墙里，羡薇郎桃花绶带，翩何清绮？白玉阑干黄金钥，别殿秋晴似水；频宣召采毫才子。尘世那知天上景？但微闻奏赋天颜喜，眉子砚，澄心纸。鄙人琐琐吴蒙耳！怅生平潜踪屠钓，埋名井里，一头绿蓑三弄笛，伎俩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闲睡。深感云霄凭问讯：算人生几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时方为内阁中书，故称“内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编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选翰林官供奉内廷”条，录上谕：“书写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内务府拨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红墙里”的由来。上片盛道高士奇得恃天颜，为罕有之荣。“微闻奏赋天颜喜”本为恭维之语，紧接“眉子砚，澄心纸”两样文房名物，虽可解释为蒙颁文绮之赐，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过一供奉的书手而已。
下片自陈无所长，只合与渔樵共老。“深感云霄凭问讯”，可以想见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绝无曾见面，或受愧遗之意。以下“算人生几度逢知己”是客气话。结句“燕市上，浩歌起”，与过片数句相呼应。“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乃以旷达语作辞谢。高士奇一向善于招摇，以“门路独真”，大概曾托人向陈其年致意，谓可以荐其才学，径达天听，富贵可期。而陈其年耻于如此进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绝，因此作词，自陈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于此可知，以后高士奇由一书手变为“词臣”，一旦得意，思舆士林之列。而如陈其年不死，恐终不免为朱潘之续。
陈其年半生漂泊，佳节不归，作《望江南》词，追忆端阳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扬州、吴门、西湖、嘉兴、如皋、前门（京师）、南阳等地。而客游或携姬人，或携娈童，似乎绝少偕妻出游，其实伉俪感情甚深。陈夫人殁于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陆续有八首“矣”字韵的《贺新郎》，皆为悼亡之作。穷愁潦倒，忆妇思乡，因而恹恹成病。第七首题作：“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
嫁与黔娄矣!忆糟糠稳他不住，两眸清水。为我悬弧梵夹，下列瑶签第几？直絮得鹦哥流涕。今日莲幢余转拜，原相怜，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堕成雨。安排果系干支耳？记当年代占鸡卜，偏央邻里；更唤街南盲妇到，弹动香蛇子，推测尽五行生死。磨蝎早知真见祟，便长贫忍客京华里？朝飞雉，寒难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为之诵经祈福。“梵夹”者佛经。“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沉痛语中，正见深情。下片起句，以命运果真在八字注定自问，转入当年妻子为之卜卦算命的回忆，而失悔于果真富贵无分，又何必徒客京华？不如栖守故里，虽贫犹得骨肉团聚？于此可知，其年之应鸿博，实以“饥来驱我”，无可奈何。而词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见。
至除夜又作一词：“辛酉除夕恭遇两宫徽号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怀纪事，仍用前韵”：
一岁将阑矣！怅年华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余番婪尾酒，愁类今番有几？蜡烛也替人流涕。愁绝客冬逢是节，盼征轺尚冀人来此；浑不道，竟成雨。
栖迟只为君恩耳，宁不念茶香荀滑，铜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诉臣饥欲死？倘比黄花人尚在，制翟衣寄到深闺里，虽病也，定然起！
第一章陈贞慧（7）
这样的词，最见其年的才气，也最见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许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经营者，其年随笔而道，毫不费力，而靡不尽意，真为杰构。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伤老境，而归结于去年此日，犹盼征轺。当是有接春之事，而妻子已殁于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遥，噩耗犹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诉委屈，实乃自诉委屈，而归结于五花诰封之颁，妻不及见。“翟衣”不知出于何典，望文生义，当指霞帔。此词与前词合看，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夫人对其年之出仕，期望至为殷切。则应征鸿博，或者出于妻子敦促，并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壮岁凡自叙之词，类皆豪迈，如“被酒与客语，调寄水调歌头”：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游。过江王谢子弟，填巷哄华驺。曾记兽肥草浅，正值风毛雨血，大猎北冈头；日暮不归去，霜色冷吴钩。今老大，嗟落拓，转沉浮。畴昔博徒酒侣，一半葬荒丘。闭置车中新妇，羞缩严家饿隶，说着亦堪愁。我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虽嗟落拓，犹自酒酣起舞，豪情不减。自悼亡后，出语萧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读。此为生之意志衰退的迹象，所谓不祥之兆，非尽无稽。其绝笔一词，作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调名“愁春未醒”，题为《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
攀来尚隔，望处偏清。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偏春城。
昨岁看花，有人秃袖，擘阮捱筝；怅新来梁间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难睡，缤纷花影，筛满空庭。
按：此词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证。玩味词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时所昵的歌童。“秃袖”者“秃衿小袖”的略语，“阮”者阮成，与月琴一类的乐器；“怅新来梁间燕去”，则知寄巢未几，翩然复去；下文“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衬此歌童的绝裾无情。怨而不怒，此老毕竟温柔多情。
此词之后，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识语：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谶……此阕已后，‘广凌散’不复弹矣！”是为绝笔之证。其年之死，《清史稿》本传说他“卒于史馆”。而《清诗纪事》说他“以头痈卒于河南”。邓石如不妄言，所记必有所本。以意测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后，头痈疾作，南归养病，卒于途中。
陈其年殁后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楼词集》问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词集已刊行者，有与朱竹合刻的《朱陈村词》，自刻的《乌丝词》、《迦陵词》，而惟有《湖海楼》为词的全集。
《湖海楼词集》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长。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赘商丘。康熙二十几年，在河北当县官，节俸为其长兄刊诗集、文集。而词集则卷帙浩繁，力有未逮，迟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说，其年“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实际犹不止此数，连逸稿在内，总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楼词集》共三十卷，计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调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长调九百四十四首，合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这部词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还有一项非常珍贵而权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词者公选，一时名家，网罗殆尽。约略而数，有宋琬、曹尔堪、曹溶、汤赋、王士禄、纳兰成德、吴任臣、彭孙、曹贞吉、严绳孙、朱彝尊、朱实颖、杜、毛奇龄、姜宸英、方象瑛、宋荦、毛骥、王士祯、徐乾学、尤侗、吴绮、米汉雯、王鸿绪、徐嘉炎、梁佩兰、王、陆芬、邓汉仪、梅庚等等，泰半为文苑传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资为谈助，并不足以使《湖海楼词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词，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龙，生于壬辰（顺治十年），其时陈贞慧四十九岁。阿龙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并皆能词。阿龙自小失怙恃，随四哥宗石住商丘，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题作“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并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齐纨，便成聚首也。”此词为“别”字韵，录仲、叔、季和作，以见一门风雅：
故园兄弟，正秋冬之际，殊难为别。几阵西风吹雁落，日暮云连天阔。此去平台，梦回水榭，相忆情空切。离筵宴罢，举头霜月初缺。最怜早岁亲亡，零丁孤苦，堪与何人说？潦倒一编予渐老，怅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乡如客，泪也都成血。嘱渠自爱，榜师无奈催发。
此词为维嵋所作。维嵋字半雪，行二，“豁达多奇计”，而境遇坎坷，四十后即下世。
溪临罨画，奈聚首几时，又成离别。迢递他乡千里路，纵有音书辽阔。白雁黄花，才过重九，对景增凄切。参差云树，望中谁是伊阙？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决，辛苦如何说？笑指阿龙年最小，此是吾家谢末。诲育成人，莫耽嬉戏，不负驹名血。乾坤苍莽，慎旃车揭风发！
此词为维岳所作。维岳字纬云，行三。除其年外，纬云的诗词，都胜过兄弟。
蓼莪罢咏，叹哥南弟北，顿成离别。一夜西风驱断雁，月冷后湖空阔。千里睢阳，三更梁苑，梦里思乡切。悲来欲语，口中无限卸阙。幸喜故国重来，对床风雨，细把离情说；毁卵破巢多少恨，赢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无端秋尽，看尽枫成血；扁舟江上，可怜明又将发。
此词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万，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壮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赠陈郎序》，作于宗石十岁时，序言，缔姻于乙酉，“陈郎方二岁”，则出生于甲申，正思宗殉国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万，取万石君之义。”《史记•一百三万石君传》：“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万石君以恭敬事汉高，子孙繁昌，家门鼎盛，以孝谨著闻于郡国。但万石君出身微贱，亦“无文学”。陈贞慧以贵介公子，为子命名，即以孝谨期许，则古人孝谨者甚多，何以独独责望其以万石君为宗？自有深意在内。大概陈贞慧此时已决心终老于岩壑之间，而又不愿子孙长久贫贱，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谨起家保富贵，虽弃本姓无碍。宗石后为侯氏赘婿，此为士大夫家所卑视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携幼弟住于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历其境，必有无数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词，尤为凄苦。
第二章侯方域（1）
侯方域字朝宗，行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陈宗石词中所谓“千里睢阳，三更梁苑”，其实都是指他的岳家。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名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
“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侯方域《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韦，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思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贞丽为陈贞慧所眷，亦见余淡心《板桥杂记》。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结识李香君，是从陈贞慧同游而起。至于阮大铖原与侯家有旧，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传》云：
“大铖佥壬凶险，顾少有俊才，其朱党阉时，司徒公绝爱之。后以身陷大逆，见槟君子，犹欲以世讲之谊，与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于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第二章侯方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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