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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
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就是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
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我们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风情变化，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对成都很熟悉的邓汉祥说：“这东门大桥是百姓俗称，实名 ‘长春桥’ ，又叫 ‘濯锦桥’ 。在光绪癸未年修补时还挖出块宋碑，看来为宋代所修建无疑！”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刘湘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美啊，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20多年来，我在成都周围打了好多次仗，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
“甫公，你如今是堂堂省主席了嘛！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狭得可怜，仅数尺宽，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民国后，街道才多了几条，东大街也宽了一些。记得大清末年时，这条名震巴蜀、富丽无比的东大街，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呢……哈哈，但那时也不过宽约三四丈罢了！”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
身后张副官惊讶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邓汉祥接着说：“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后，这条街就防患未然……张副官，你没看见街边隔不多远就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前清丁葆桢丁制台命商铺制备的，此风至今犹存！”
为防火，街两边建筑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只见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他们走到城守东大街，邓汉祥说：“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前清时为守护省城的‘城守游击署’ ，所以这街叫城守东大街。甫公，你看街南那家‘香风味饭店’，腌卤最负盛名，‘荣盛豆花饭店’听说也很有名气……”
刘湘望着“城守游击署”的破房子，皱眉说：“你看那啥子游击署，房子偏偏倒倒的，破烂不堪……今后要整治一下！”（本书作者注：抗战时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至今旧址犹存）。
再走几步，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时的得意之作，他修的春熙路了！”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前清时候，全川各地有多少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啊！”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人……办公地点大都在督院街！”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2)
刘湘重临故地，也很感慨：“是啊，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啊！”
东大街、春熙路几里长的大街上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整齐干净；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盐市口南端，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
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东大街的‘夜市’最有名了，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的‘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
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有钱人家以有私人‘包车’为荣。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甫公，你听那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这些躬腰拉车汗流浃背的车夫，都是交押金、托人情，好不容易才在车行老板处租到车的。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首《哀黄包车夫歌》，鲜活地描述了黄包车夫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
“黄包车，快些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争多争少欲为何? 你把先生瞧不起。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车夫争钱大无耻，骂声车夫你该死！不去当兵来拉车，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说的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然得势的军阀旗号虽变，穷人仍然受苦。
刘湘、邓汉祥等人看见街上不时还有自行车出现，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注：解放前自行车被称为“洋马”）比重庆多！我听说每辆要银元150 元左右，一般人哪买得起啊？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说得刘湘笑了。邓汉祥说：“甫公，你看青石桥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从1907年开业，就是省城最早、最大的洋货商店！”
刘湘看那家商铺招牌上大书“马裕隆专售各国通商货品”。邓汉祥说：“‘洋马’算啥子？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那年我到成都，就见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叫呢……街两边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喊‘啊哟，打屁车又开来了！’甫公，你说有趣不？”
刘湘呵呵大笑：“鸣阶，硬是有趣！”
邓汉祥说：“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个大银元才完事。”
刘湘说：“我晓得这件事！这辆车子被我幺爸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这个石肇武带两个漂亮婆娘，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撞死了。这石肇武马不停蹄仍乱冲，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得稀巴烂！”
刘湘说的这个石肇武，在1933年刘湘和他幺爸刘文辉为争当四川霸主而展开的混战中在邛崃被刘湘部捕杀，脑壳送到成都少城公园高悬示众。
邓汉祥说：“是啊，所以甫公后来杀了‘花花太岁’，省城市民都骂‘活该’，都称颂甫公为民除害！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3)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
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他家有水田40余亩，另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亲，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传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荣昌盛，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子墩”改名为“刘子墩”。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当年很偏僻，民国期间却出了不少川军将领。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二十一军，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二十四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还经常听见有句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刘文辉的胞侄）。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他为“刘幺爸”。
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子”。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
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厚老实，少言寡语不为人注意，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在四川独领风骚！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他慧眼识英雄，对刘湘甚为赏识，特嘱炳勋与之深交，还常予以钱财资助。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才气……”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4)
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他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
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19年4月“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川内各派军阀抢地割据，占山为王，每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田颂尧（二十九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后来刘湘发迹后，深以夫人无名为憾。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刘湘被人称为“甫公”，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逐渐隐去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农家本色未改。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描眉画凤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呼奴使婢。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
“刘甫婆”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专程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这些官员们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尽管“刘甫婆”满脸是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都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他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最追求当“土老肥”的习气。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不少。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
“刘甫婆”购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川军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1)
刘湘统一四川和“刘神仙”奇闻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早就想统一四川。1928年7月后，他派人来川八方奔走，想拉拢四川最有实力的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杨森（二十军）、田颂尧（二十九军）这五个川军“巨头”。
但川军地方军阀都想当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窝里斗”正在起劲，岂甘俯首称臣？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1931年4月27日在成都举行省政府成立典礼。哪晓得刘文辉在“省主席”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热，刘湘为争当四川王，又六亲不认向他的幺爸大打出手：1932年10月，“二刘战争”闹剧“砰砰砰”地开演了……
1933年，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
但1934年秋冬，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闹得轰轰烈烈。川东南，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又转战而来。这对刘湘当“四川王”是严重威胁。而此时，蒋介石正以“剿匪”为理由，势力侵入四川，也想吃掉刘湘。
从国民党“中央”到川内各界，对刘湘攻击也甚多，尤其是攻击他的“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
原来，民国时期的四川，江湖术士之类“妖人”不少，“道行”最高的“妖人”，当数“刘神仙”刘从云。此人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最初当了几年占卜、星相、堪舆等花样的江湖跑滩匠，后来用江湖中“瞒天过海”、“做大路子”的招数，自称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渡，以挽“红羊劫难”。自1911年起他开始传道，广收门徒，十年后信徒已成千上万。
“刘神仙”在川中设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神灯长明。108馆分成6通(通即总坛)，6通108馆中又各设一只“渡人舟”，上舟者皆为骨干分子。如此舟36人就称“36天罡”，72人就称“72地煞”。声势渐大，于1926年在成都设“静德馆”和一只舟，在重庆成立“事圆馆”和一只舟。
刘湘早年好友、前文提到过的川军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最先“上舟”入教。他对刘湘说：“刘神仙早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神通大得很！”
于是刘湘也顶礼入道，夫人“刘甫婆”本就信佛，更迷信“刘神仙”。军长夫妇既皈依“神仙”莲台下，二十一军各级军官岂不争当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道：“从此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刘湘本意，是想以神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所以当时明眼人都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从云懂些兵法军事，以“诸葛神机”著名。一次刘湘和二十军军长杨森联合作战攻鄂，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三天内捷报飞来。于是“刘神仙”大名远播。
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元，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由各“通”选送3000道徒作士兵，成立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万人，由“刘神仙”直接指挥。川军几乎所有重要将领都成了他的门徒，并分别赐以道号法名。如刘湘赐号玉宪，潘文华赐号玉羽，唐式遵赐号玉美，王缵绪赐号玉道，王陵基赐号玉豹，杨森赐号玉勇，邓锡侯赐号玉齐……
1932年，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道：“我已算定冬至之前，二十四军必败！”这次三军联盟后，“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二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刘神仙得到刘湘二万五千块银元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大公馆。这是“刘神仙”最春风得意之时。
1934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让刘从云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六路会剿。
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前程和‘剿匪’的军机！”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也有许多人不买刘从云这个野神仙的账。
开会之前杨森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老子怎能给刘从云下跪？”最后碍于刘湘情面，只好一起下跪，却窝了一肚子闷气，回去骂了几天娘。
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向刘湘发电报称：“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
而刘湘的第二师十五团团长严啸虎，更早就曾上书要杀掉“妖人”。外号“范哈儿”的师长范绍增常在跪拜时骂“刘神仙”：“我日你娘！” “哈儿”对人说：“我日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2)
江湖妖人刘从云巍巍然当上“委员长”，驻节南充发号施令，命将出兵不但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神仙回电话责备魏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把个魏师长鼻子都要气歪了，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一时传为奇闻笑谈……
此次围剿红军，“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全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众人在成都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神仙”晓得漏子捅大了，只好溜之乎去也。风云一时的“刘神仙”及其“神兵”，从此销声匿迹……
1934年11月刘湘上南京拜谒政府主席林森，林正色对刘道：“听说四川还有啥神仙、神兵呀?时至现代，讲究科学，不能以神道设教自欺欺人啊！”说得刘湘面红耳赤俯身而退……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范绍增把神仙介绍给杜月笙。杜为神仙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神仙便又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杜月笙、范绍增为神仙定下“工价”：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神仙不再穿古怪道袍，而身穿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皆西装革履，巍然高坐，来相者皆达官贵人，神仙大名又传遍上海滩……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贬下凡尘”，被政府逮捕，在“劳动改造”中死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湘用“神仙”使“六路会剿”红军失败，部下怨声载道。他不得已求助中央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弹、要实权。蒋介石正千方百计把手伸向四川，立刻同意先发给四川炮弹500发，枪弹200万发，“剿匪”经费500万元……
于是，蒋介石利用“剿匪”名义，从各方面渗透四川，派嫡系部队入川，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也到重庆，同川军共同“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与刘湘“合作”，大给“甜头”：任命刘湘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发给军饷……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但川中各路军阀又岂甘居刘湘之下！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其他川军派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想进一步削弱刘湘势力。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我要你刘湘等人的川军和红军作战，两败俱伤！”
这个心态，也和刘湘想让川军其他派系在“围剿”红军中去打头阵送死，是“英雄所见略同”……
“峨山训练团”的风波
1935年8月，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再幽静。松林曲径中出现许多操天南地北口音的军人们……原来，蒋介石为分化、控制川军，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二十一军军长）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为团附。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来受训。
军官们在升旗场和大礼堂，看到几幅巨大醒目的大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团结一致复兴民族！”
军官们私下议论纷纷：“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咋个没有看到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有人猜测：“是怕惹外交麻烦吧？”
当时不少军人都渴望抗日，对此不免感到失望。
蒋介石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有时也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多次训话：“首先，中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第二，为了建国、为了复兴，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要攘外必先安内！”
刘湘则私下对刘文辉、邓锡侯说：“他老蒋高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高吼‘攘外自然安内’！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 ‘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
刘文辉、邓锡侯虽与刘湘有隙，但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家人”了，故都频频点头赞成：“甫澄，你说得对头！”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3)
蒋介石并不仅仅想消灭共产党，也想把各省地方势力、地方军队一扫而尽。他很厌恶川军，有次讲话中愤慨地斥责四川军队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踞傲，毫无革命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蒋介石评论一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仪态”本是实话，但川军军官不服气，下来交头接耳：“人家不晓得是你嘛，没有敬礼，就引起你老蒋这么大肝火……老蒋太骄横，对我们川军太轻视了！”
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因清廉被人称道，深受蒋介石宠信。他在升旗训话时，骂共产党“共产”，骂地方军队贪鄙，说自己廉洁：“连共产党都佩服我。福建红军进入浙江我的家乡，在打土豪时，没到我的家，说陈辞修是个穷光蛋！”
陈诚声色俱厉训道：“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据《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报道：川军某某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一位美国外交官早在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 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4)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1)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 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2)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 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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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
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就是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
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我们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风情变化，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对成都很熟悉的邓汉祥说：“这东门大桥是百姓俗称，实名 ‘长春桥’ ，又叫 ‘濯锦桥’ 。在光绪癸未年修补时还挖出块宋碑，看来为宋代所修建无疑！”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刘湘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美啊，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20多年来，我在成都周围打了好多次仗，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
“甫公，你如今是堂堂省主席了嘛！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狭得可怜，仅数尺宽，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民国后，街道才多了几条，东大街也宽了一些。记得大清末年时，这条名震巴蜀、富丽无比的东大街，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呢……哈哈，但那时也不过宽约三四丈罢了！”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
身后张副官惊讶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邓汉祥接着说：“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后，这条街就防患未然……张副官，你没看见街边隔不多远就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前清丁葆桢丁制台命商铺制备的，此风至今犹存！”
为防火，街两边建筑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只见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他们走到城守东大街，邓汉祥说：“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前清时为守护省城的‘城守游击署’ ，所以这街叫城守东大街。甫公，你看街南那家‘香风味饭店’，腌卤最负盛名，‘荣盛豆花饭店’听说也很有名气……”
刘湘望着“城守游击署”的破房子，皱眉说：“你看那啥子游击署，房子偏偏倒倒的，破烂不堪……今后要整治一下！”（本书作者注：抗战时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至今旧址犹存）。
再走几步，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时的得意之作，他修的春熙路了！”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前清时候，全川各地有多少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啊！”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人……办公地点大都在督院街！”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2)
刘湘重临故地，也很感慨：“是啊，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啊！”
东大街、春熙路几里长的大街上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整齐干净；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盐市口南端，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
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东大街的‘夜市’最有名了，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的‘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
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有钱人家以有私人‘包车’为荣。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甫公，你听那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这些躬腰拉车汗流浃背的车夫，都是交押金、托人情，好不容易才在车行老板处租到车的。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首《哀黄包车夫歌》，鲜活地描述了黄包车夫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
“黄包车，快些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争多争少欲为何? 你把先生瞧不起。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车夫争钱大无耻，骂声车夫你该死！不去当兵来拉车，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说的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然得势的军阀旗号虽变，穷人仍然受苦。
刘湘、邓汉祥等人看见街上不时还有自行车出现，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注：解放前自行车被称为“洋马”）比重庆多！我听说每辆要银元150 元左右，一般人哪买得起啊？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说得刘湘笑了。邓汉祥说：“甫公，你看青石桥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从1907年开业，就是省城最早、最大的洋货商店！”
刘湘看那家商铺招牌上大书“马裕隆专售各国通商货品”。邓汉祥说：“‘洋马’算啥子？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那年我到成都，就见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叫呢……街两边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喊‘啊哟，打屁车又开来了！’甫公，你说有趣不？”
刘湘呵呵大笑：“鸣阶，硬是有趣！”
邓汉祥说：“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个大银元才完事。”
刘湘说：“我晓得这件事！这辆车子被我幺爸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这个石肇武带两个漂亮婆娘，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撞死了。这石肇武马不停蹄仍乱冲，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得稀巴烂！”
刘湘说的这个石肇武，在1933年刘湘和他幺爸刘文辉为争当四川霸主而展开的混战中在邛崃被刘湘部捕杀，脑壳送到成都少城公园高悬示众。
邓汉祥说：“是啊，所以甫公后来杀了‘花花太岁’，省城市民都骂‘活该’，都称颂甫公为民除害！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3)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
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他家有水田40余亩，另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亲，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传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荣昌盛，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子墩”改名为“刘子墩”。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当年很偏僻，民国期间却出了不少川军将领。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二十一军，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二十四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还经常听见有句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刘文辉的胞侄）。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他为“刘幺爸”。
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子”。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
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厚老实，少言寡语不为人注意，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在四川独领风骚！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他慧眼识英雄，对刘湘甚为赏识，特嘱炳勋与之深交，还常予以钱财资助。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才气……”
第一部分第1章 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4)
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他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
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19年4月“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川内各派军阀抢地割据，占山为王，每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田颂尧（二十九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后来刘湘发迹后，深以夫人无名为憾。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刘湘被人称为“甫公”，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逐渐隐去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农家本色未改。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描眉画凤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呼奴使婢。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
“刘甫婆”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专程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这些官员们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尽管“刘甫婆”满脸是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都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他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最追求当“土老肥”的习气。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不少。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
“刘甫婆”购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川军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1)
刘湘统一四川和“刘神仙”奇闻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早就想统一四川。1928年7月后，他派人来川八方奔走，想拉拢四川最有实力的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杨森（二十军）、田颂尧（二十九军）这五个川军“巨头”。
但川军地方军阀都想当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窝里斗”正在起劲，岂甘俯首称臣？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1931年4月27日在成都举行省政府成立典礼。哪晓得刘文辉在“省主席”宝座上屁股都没坐热，刘湘为争当四川王，又六亲不认向他的幺爸大打出手：1932年10月，“二刘战争”闹剧“砰砰砰”地开演了……
1933年，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结束。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军阀，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
但1934年秋冬，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闹得轰轰烈烈。川东南，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又转战而来。这对刘湘当“四川王”是严重威胁。而此时，蒋介石正以“剿匪”为理由，势力侵入四川，也想吃掉刘湘。
从国民党“中央”到川内各界，对刘湘攻击也甚多，尤其是攻击他的“以神治军、以军干政、以政扰民”！
原来，民国时期的四川，江湖术士之类“妖人”不少，“道行”最高的“妖人”，当数“刘神仙”刘从云。此人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最初当了几年占卜、星相、堪舆等花样的江湖跑滩匠，后来用江湖中“瞒天过海”、“做大路子”的招数，自称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渡，以挽“红羊劫难”。自1911年起他开始传道，广收门徒，十年后信徒已成千上万。
“刘神仙”在川中设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神灯长明。108馆分成6通(通即总坛)，6通108馆中又各设一只“渡人舟”，上舟者皆为骨干分子。如此舟36人就称“36天罡”，72人就称“72地煞”。声势渐大，于1926年在成都设“静德馆”和一只舟，在重庆成立“事圆馆”和一只舟。
刘湘早年好友、前文提到过的川军二十一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最先“上舟”入教。他对刘湘说：“刘神仙早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神通大得很！”
于是刘湘也顶礼入道，夫人“刘甫婆”本就信佛，更迷信“刘神仙”。军长夫妇既皈依“神仙”莲台下，二十一军各级军官岂不争当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道：“从此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刘湘本意，是想以神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所以当时明眼人都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从云懂些兵法军事，以“诸葛神机”著名。一次刘湘和二十军军长杨森联合作战攻鄂，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三天内捷报飞来。于是“刘神仙”大名远播。
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元，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由各“通”选送3000道徒作士兵，成立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万人，由“刘神仙”直接指挥。川军几乎所有重要将领都成了他的门徒，并分别赐以道号法名。如刘湘赐号玉宪，潘文华赐号玉羽，唐式遵赐号玉美，王缵绪赐号玉道，王陵基赐号玉豹，杨森赐号玉勇，邓锡侯赐号玉齐……
1932年，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道：“我已算定冬至之前，二十四军必败！”这次三军联盟后，“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二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刘神仙得到刘湘二万五千块银元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大公馆。这是“刘神仙”最春风得意之时。
1934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让刘从云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六路会剿。
刘从云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后，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颤抖晃动起来。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恭请神灵指示.众弟子前程和‘剿匪’的军机！”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也有许多人不买刘从云这个野神仙的账。
开会之前杨森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老子怎能给刘从云下跪？”最后碍于刘湘情面，只好一起下跪，却窝了一肚子闷气，回去骂了几天娘。
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向刘湘发电报称：“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
而刘湘的第二师十五团团长严啸虎，更早就曾上书要杀掉“妖人”。外号“范哈儿”的师长范绍增常在跪拜时骂“刘神仙”：“我日你娘！” “哈儿”对人说：“我日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2)
江湖妖人刘从云巍巍然当上“委员长”，驻节南充发号施令，命将出兵不但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神仙回电话责备魏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把个魏师长鼻子都要气歪了，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一时传为奇闻笑谈……
此次围剿红军，“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全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众人在成都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神仙”晓得漏子捅大了，只好溜之乎去也。风云一时的“刘神仙”及其“神兵”，从此销声匿迹……
1934年11月刘湘上南京拜谒政府主席林森，林正色对刘道：“听说四川还有啥神仙、神兵呀?时至现代，讲究科学，不能以神道设教自欺欺人啊！”说得刘湘面红耳赤俯身而退……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范绍增把神仙介绍给杜月笙。杜为神仙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神仙便又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杜月笙、范绍增为神仙定下“工价”：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神仙不再穿古怪道袍，而身穿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皆西装革履，巍然高坐，来相者皆达官贵人，神仙大名又传遍上海滩……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贬下凡尘”，被政府逮捕，在“劳动改造”中死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湘用“神仙”使“六路会剿”红军失败，部下怨声载道。他不得已求助中央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弹、要实权。蒋介石正千方百计把手伸向四川，立刻同意先发给四川炮弹500发，枪弹200万发，“剿匪”经费500万元……
于是，蒋介石利用“剿匪”名义，从各方面渗透四川，派嫡系部队入川，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也到重庆，同川军共同“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与刘湘“合作”，大给“甜头”：任命刘湘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发给军饷……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但川中各路军阀又岂甘居刘湘之下！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其他川军派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想进一步削弱刘湘势力。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我要你刘湘等人的川军和红军作战，两败俱伤！”
这个心态，也和刘湘想让川军其他派系在“围剿”红军中去打头阵送死，是“英雄所见略同”……
“峨山训练团”的风波
1935年8月，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再幽静。松林曲径中出现许多操天南地北口音的军人们……原来，蒋介石为分化、控制川军，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二十一军军长）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为团附。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来受训。
军官们在升旗场和大礼堂，看到几幅巨大醒目的大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团结一致复兴民族！”
军官们私下议论纷纷：“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咋个没有看到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有人猜测：“是怕惹外交麻烦吧？”
当时不少军人都渴望抗日，对此不免感到失望。
蒋介石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有时也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多次训话：“首先，中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第二，为了建国、为了复兴，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要攘外必先安内！”
刘湘则私下对刘文辉、邓锡侯说：“他老蒋高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高吼‘攘外自然安内’！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 ‘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
刘文辉、邓锡侯虽与刘湘有隙，但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家人”了，故都频频点头赞成：“甫澄，你说得对头！”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3)
蒋介石并不仅仅想消灭共产党，也想把各省地方势力、地方军队一扫而尽。他很厌恶川军，有次讲话中愤慨地斥责四川军队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踞傲，毫无革命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蒋介石评论一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仪态”本是实话，但川军军官不服气，下来交头接耳：“人家不晓得是你嘛，没有敬礼，就引起你老蒋这么大肝火……老蒋太骄横，对我们川军太轻视了！”
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因清廉被人称道，深受蒋介石宠信。他在升旗训话时，骂共产党“共产”，骂地方军队贪鄙，说自己廉洁：“连共产党都佩服我。福建红军进入浙江我的家乡，在打土豪时，没到我的家，说陈辞修是个穷光蛋！”
陈诚声色俱厉训道：“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据《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报道：川军某某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一位美国外交官早在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 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4)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1)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内心依然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给养着大量的部队和军政人员，对照着饥荒的惨况，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确实，只有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本书作者曾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期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刘湘报告：“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据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他惊讶之余说：‘简阳为推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他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5月2日)，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注：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本书作者注：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树子，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刚饿死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 上，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2)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 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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