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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掐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了解有关官的知识和这种官场景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写作这本《清代官场图记》的根本缘由，实出于此。
但怎么来写官场呢?自民国以来，史学界、社会学界曾出版过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官制和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多是骨架多，血肉少，即对于缺乏人物具体活动的制度的考证和描述多，宏观的理论性的探讨多，而对于官僚制度的微观形态，对于官场中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则缺少具体的、细致的描述和介绍。本书打算从微观方面补缺拾遗，给人们对于官场的已有的骨架式的认识增加一点血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就以清代的官场为个案吧。清代的官场应当是最典型的，因为处在中国传统社会残灯末庙之时的清代官场，集中了两千年来中国官僚制度的许多特点，表现出中国官僚制度的烂熟状态。但清代的官场又是一言难尽的。本书着重选择了几个视角，即主要从官员的道德规范、官场仪注、官场风习、官场弊端、官员生活、官场人际关系、官场小人物、有关官场的谣谚俚语等方面加以介绍和描述。“官场”二字，历来多含贬义，重在强调其中的虚伪、逢迎、庸碌、倾轧、贪婪、弄权等特点，因而本书所述也以清代官场的病态、丑史为多。
了解清代官场的情况，常需要追溯到古代，这就需要有一种通史的眼光，因为清代官场是古代官场的继续，积淀了厚厚的历代官场的堆积物。例如，清代州县衙门中设置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就是经过了肇始于五代、演变于宋明的过程而定型的。又如清代的捐官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弊端和官场风习，是秦汉“纳粟拜爵”以来的买官制度及其弊端的高度发展和“集大成”者。有鉴于此，本书在写到清代的官场情况时，间或也要略考其古代渊源，以见其来龙去脉。当然，这方面的比重不大，谈清代的官场还是最主要的。清代的官场较之前代官场，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如八旗官员的颟顸昏聩，公门中的吸食鸦片之风，师爷在衙门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赫地位，军机章京和南书房行走这些官职，仕宦会馆中政潮的涌起，等等，都是前代官场所没有的，特别是晚清官场的极端腐败，作为封建王朝处于崩溃前夜的一大征象，更是具有清代一朝的特点。本书对于晚清的官场的腐败，着墨不少，这既是因为这一段官场腐败史自身的丰富性，更是由于此段历史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官场的腐败机理有重要的价值。
考清和描述微观历史，需要丰富多样的史料，如果有图片可以目击，是再好不过的了。本书在史料的丰富性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书中采用和征引的古籍达百余种，其中有许多是以往不被史家重视的野史笔记。受陈寅恪先生“以小说证史”之法的启发，书中还使用了不少清代小说中的材料，如乾隆时的《歧路灯》和晚清时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左图右史”，本是中国古有的体例，近年来中国出版界更进入所谓“图文时代”，这给微观史学带来了日益兴旺的有利条件。本书携图版之直观性，结合文字之细密性，而成“图记”之体。细究之，清代高官麟庆已著有《鸿雪因缘图记》，体例即为“左图右史”，我的这本《清代官场图记》，可以算是麟庆之书的一点余绪吧。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1节 翰林：清廷里的“大秀才”
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
翰林院署
在今北京东城正义路迤北向西拐弯的地方，明清时，有一处官署，叫作翰林院。从日本人画的《唐土名胜图绘》上看，翰林院的规模很大，厅堂巍峨，花遮柳护，御河从旁流过，一派庄严而又清幽的景象。
翰林院又被称为玉堂署。早在唐代，内廷中就设有翰林院，但翰林院作为外朝官署，则始于明代。在明代，翰林院掌管制诰、修史、图书、文翰等事务。清沿明制，也设有翰林院，主要掌管编修国史，为皇帝写起居注，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等。翰林
院的主要任务，实际是充当皇帝的政治军事秘书和文翰侍从。此外，翰林院还要在上书房给阿哥们(诸皇子)讲课，并负责检查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官学等皇家八旗子弟学校学生的功课。翰林院还要负责编纂和校订图书。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明清科举制度极盛，府县有府试、县试，省有乡试、院试，全国有会试。在这些考试中，翰林担任乡试和会试的考官。清代的学政是掌管一省教育和科考的最高长官，也多从翰林中选派。著名的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当过乡试的正考官，又当过广东学政。
翰林院设置的官职有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下又设有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其中掌院学士是翰林院的负责人，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充任。担任翰林院的官职的人，一般统称翰林官，简称为翰林。
翰林一称的本义，是指文翰荟萃的所在，李善注《文选•扬雄〈长林赋〉》云：“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所谓文翰，即文墨、文章之意。翰林作为官名，说明其充任者都是精通文墨之事的士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大秀才”。所以，可以说翰林这一官职是“才子官”。清朝皇帝也一向是把翰林院作为“储才”之地的，凡是进翰林院任职的，都必须是科举考试中的出类拔萃者。状元按规定要入院当修撰，榜眼、探花要入院当编修，进士中的优秀者为庶吉士(即取得翰林官的预备资格)，要先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三年期满，考试优良者可授以编修等职。由于庶吉士当翰林都是皇帝亲笔勾定的，所以民间称此为“点翰林”。
翰林院在清代被称为“人文之渊薮”，其中聚集过许多人才，可以说这里是清朝的学术文化中心。比如大学问家、思想家戴震，文学家法式善、蒋士铨，历史学家钱大昕、赵翼、王先谦、王鸣盛，文字训诂学家王念孙，音韵学家孔广森，诗人袁枚，大编辑家、古籍专家陈梦雷等，都曾在翰林院里任过职。在翰林院里任过职的，还有不少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都当过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戊戌变法时期，向光绪帝推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军机处任职的徐致靖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支持过戊戌变法的文廷式也
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此外，湘军首领曾国藩、淮军首领李鸿章、守旧派领袖人物倭仁和徐桐，也都当过翰林官。清末，不少海外留学归来，具有西学知识的士人也进入翰林院，俗称为“洋翰林”，他们给古老的翰林院带来了全新的知识。
在清代社会中，当翰林是非常荣耀的。这不仅因为当了翰林便说明自己已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流人物，更重要的是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而且在官职上还可能进一步升迁。清朝皇帝常常亲临翰林院与翰林们欢宴，并时常邀请翰林们到西苑三海之一的南海赏花和欢宴，名曰“太液赐宴赏花”。翰林如果故去，可以谥以非常荣耀的“文”字，而非翰林出身的人则不能享受此殊荣。由于受到皇帝恩宠，翰林们常有一种飘然成仙的得意心情。在官场中和社会上，翰林被人们羡慕地称为“玉堂仙”。翰林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非常珍视，总希望能够传代——“诗书继世长”，世代当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当了翰林，就想把孙辈鲁迅兄弟也培养成翰林，为此在家中挂起一块刻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字样的匾额。但鲁迅没有走这条升官发财的科举之路，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路，最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2节 南书房行走：皇帝的“机要秘书”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的称谓。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那么，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清秘近臣，在清廷诸大臣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关于南书房创设的目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东华录》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始设南书房，简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以备顾问”。实际上，康熙帝设置南书房，并非只是为了“讲究文义”，而是把“特颁诏旨”的起草之权交给了南书房。张英入直南书房时，康熙政务军务繁忙，张英侍读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昭梿《啸亭续录》载，“康熙中谕旨，皆其(南书房)拟进，故高江村(士奇)之权势赫奕一时”。由于高士奇是康熙帝近臣，掌管机要，所以朝臣纷纷至高宅探访消息，以至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张、高之外，还有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入直过南书房，如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等等。
在康熙时代，南书房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清人吴振《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述及南书房的重要职掌：“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设置之前，主要的中央权力机构是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和掌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内阁。这时皇权还不十分集中。康熙帝为了整个清朝统治的需要，设置了南书房这个中枢机要秘书机构，来分夺国议和内阁的权力，以加强皇权。南书房的地位和职掌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与国议和内阁并峙而且更加重要的机构，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
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所以具有机密性质。史书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慎密恪勤”，格外小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南书房又是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直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南书房能集中这些人才，体现了康熙帝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他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查慎行入选因其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高士奇出身寒微，曾“鬻字为活”，先被荐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后加内阁中书衔入直南书房；何焯因“通经史百家之学”被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入直南书房；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帝问某大学士：“‘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言。……入直南书房。”方苞入直，也经考试。《养吉斋丛录》说：“圣祖时尝召方苞入试南书房，是书房之试相沿久矣。”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不时咨询”，为的是“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择才的严格和慎重，及他对汉族士人的高度重视。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接受比本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康熙帝设置南书房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经史百家、书法绘画、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典章制度、历代统治经验等多方面的内容。南书房行走要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他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他很赞赏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南书房行走，曾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
南书房行走与一般朝廷官员不同，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过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和伴读的书仆，所以非常辛苦。如康熙帝选中张英、高士奇后，为了传唤方便，命他们从外城迁居内城，其中张英被赐居紫禁城西安门内，常常“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高士奇“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据载，“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门外，呼某人入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伴读时“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腿不得屈伸”。有个南书房行走曾奉命抄写全本《华严经》，累得直叫苦：“伺候时立得足痛，抄录时写得手痛，此苦岂外廷所知。”
南书房在清朝的职能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清朝政局的变化和清帝的需要，前后有重大变化。大体说来，在康熙朝，南书房既是康熙帝的书斋、课堂，也是为他服务的机要秘书处，更是他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南书房就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成为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3节 人称“二爷”的仆人
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
长随俗称“二爷”，是官场中雇用的仆人，是为官员办事和侍候官老爷的。长随的种类颇多，有司阍、签押房诸行、跟班、管厨、司仓、办差等。其中，以司阍和签押房的稿签两种最重要，以跟班最会侍候老爷。有些长随一方面是官仆，一方面又有自己的仆人——“三爷”。下面着重谈谈司阍、签押房稿签等行、跟班这几类长随和三爷。
一、司阍
司阍即负责官署和官宅门房(传达室)的仆人，又叫门丁、门上、门口、门政、门二爷、门公、阍人、阍者、收发、传达。司阍的职责包括：传宣长官命令、传递进出公文、接待来访宾客、稽查家人出入等。他们是官员的心腹、耳目，是官衙、官宅的咽喉。官员对司阍的要求是：必须明白事理，忠诚老练，不出差错和事故。他们又是官场的消息灵通人士，对长官的日常行动都能掌握，对官场的各种消息、情况也都较为熟悉。
司阍对于清代吏治曾起过很坏的作用。汪龙庄说：“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又有人论道：清代“吏治之坏，半由于此(司阍)”。谚云：“宰相门前七品官”、“大人好见，小鬼难挡”，司阍就是掌握着官衙、官宅门权的“七品官”和“小鬼”。他们常倚势弄权，贪婪营私，或索要门包、刁难来客，或勾通司印(长随的一种)，伺机舞弊，或于内外之间作梗，延滞往来行文，有的还蒙骗长官，无所不为。这里主要谈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情况。门包又叫门礼、门敬，是来客送给司阍的进门钱。门包在清代极为流行，成为登门谒官的必要手续。门包或交现银，或以封套装上银票，上写“门敬”、“门礼”字样，其数量不等。清代大诗人、京官查慎行在日记中曾写到门包的数量：“三月初五，早出前门，视泽州陈师母寿，杯分二两，门包三钱。”泽州，指大学士陈廷敬，查慎行给他的母亲拜寿，进门时要向门房交门包，银数为三钱。照此计算，如果来拜寿的是一百个客人，那么门房就要收三十两银子，这比查慎行的俸银还要多。有的司阍对门包的质量、数量有严格要求，达不到便不接受。如某总督的司阍要求门包银必须是库平足色，不要洋元，送时当场在门房验看，不合格便立即掷出。有的司阍索要门包层层加码，使来客叫苦不迭。如某臬司谒上司，司阍索要门包，问需多少，答曰一百，于是臬司送来一百圆钱。但司阍说不是一百圆钱，是一百两银，于是臬司又送来一百两银。司阍又说，还须送“小门包”，数为正项门包的十分之一(十两)。臬司见到上司后抱怨说：“请大人明定门包章程，体恤属员。阍人索要门包三次，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清代北京的官宅最多，其司阍尤恶，他们对于来访的客人，不仅必先索足门包才代为通禀，而且对于徒步来访的客人往往薄其穷酸而不给传递名帖，有时还因自己懒得动而对要谒官的客人谎称主人不在家。清人施闰章《蠖(huò)斋诗话》说，京师执政巨公，自己并未坚拒客，而是司阍“例索门包钱，拒士不得见”。有人题诗云：“吐握风流颇渴贤，祢衡怀刺竟难传。调羹叉手中堂坐，只为阍人苦挣钱。”道出了官宅难进，主人难见，司阍难应付的状况。在清代小说中，常有司阍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描写，皆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歧路灯》里有段描写非常生动：谭孝移带着跟班(班役)拜谒吏部官员柏永龄，柏宅“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原来二门内，锁着一只披毛大狮子狗，老奴抱住狗头，说道：‘你们过去罢。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哩。’”晚清有的戏班还将司阍索要门包之弊编入戏文，加以讽刺。有一次张之洞看戏，演的是范蠡献西施的故事，当范蠡到太宰伯噽(pǐ)府第时，投刺二次，司阍不理，后递上门包二千两，司阍马上代为转达。看到这里，张之洞失声大笑说：“太恶作剧，但真是今日京师现形记呀!”
在司阍中，旗人官员的司阍有点特殊，即权力尤大。由于旗人官员多颟顸昏庸之辈，所以对司阍甚为倚重，又受其支配。陈恒庆《归里清谈》云：“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端方是旗人，对旗人官员听命于司阍的状况感受尤深，且非常厌恶。一次同僚聚饮，端方乘醉骂道：“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吴趼人的小说《糊涂世界》对旗人官员“门权最重”的情况有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
二、签押房稿签等行
签押房是州县衙门中掌理刑名钱谷等事务和案件的机构，所办之事包括编查保甲、访拿讼师、奏销钱粮、奉宪采买等等，地位十分重要。签押房具有机要性质，房内重要文件很多。一不可令人翻看，怕错乱；二恐小人抽换。时人称签押房犹如中央的军机处。与被称为“外咽喉”的门房相比，签押房被称为“内咽喉”。谚云：“假门上，真签押。”意谓签押房比门上更重要。
签押房的工作统称司签，具体分为六行，即稿签、发审、随堂、用印、挂号、书禀，各司其职。1.稿签又叫稿案，是签押房的领袖，一切上申下行签稿，往来各色事件，无所不知，无所不办，总揽一切，颇似现代的办公室主任。是与司阍并称的两种最重要的长随之一。《官场现形记》写到签押房的稿签挟制本官，为让本官改变已做出的批示而与本官争吵。反映出稿签地位的重要。2.发审帮助本官调查处理上级发审来的案子。3.随堂也叫值堂，随官赴案发现场验查，以防仵作(检验命案死尸的人)欺混舞弊。4.用印是掌管官印的。官府用印极为复杂，须仔细办理。5.挂号也叫号件，将官府文件分别登号，须摘要者摘出。6.书禀负责起草给上司的禀帖及同寅间往来信函。省会、首县、地方大缺的签押房中，司签必宜十人：稿签一人，发审一人，随堂二人，用印二人，号件二人，书禀二人。长官对签押房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道德上要特别讲忠孝礼义廉耻；业务上要明白笔墨款式，熟悉文件、律例、案情等；应当让幕友和书吏悦服。
三、跟班
跟班即跟随在长官左右，随时侍候长官的长随。《学治臆说》云：“跟班一项，在署侍左右，出门供使令。”官员出门时，跟班要带上内装长官名帖的护书盒(又叫拜匣，为一函套或夹子)，以备官员拜客之用。到了所拜人家，跟班便拿出一张名帖递上去。什么样的人送什么样式的名帖很有讲究，跟班都要掌握。对此，长随手册《偏途论》中有详细的规定，如“参将、游击、都司用年家眷弟帖”、“散府以及州同用晚生帖”等，此外还规定：“凡用帖以及手本须在临时请其官示为准，庶不误事。”清代流行吸水烟，跟班如随有吸水烟癖的官员外出，还要为长官带好水烟袋。长官出门在外要换衣服，要坐得舒服，所以跟班要背着衣饰等物，拿着坐垫。韩春湖咏司官生活的俗曲说到这种情况：“几曾见伞扇旗锣红黑帽，叫名官从来不坐轿。只一辆破车儿代腿跑，剩有个跟班的夹垫驮包，傍天明将驴套。”有的跟班，还要替主人送信和办机密的事情。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代翰林，因犯“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此案的败露就起于周福清派出送行贿信的跟班。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记述了具体情况：介孚公(周福清)为几个亲戚朋友通关节，“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
跟班地位低微，总是一副奴才相。对长官打千请安，口称“大人”、“小的”，是基本功。如长官想拜客，跟班就说：“老爷要拜×大人，小的先为传帖。”清人缪良《文章游戏初编》有一首嘲长随诗，勾画出跟班卑微的样子：“手捧书函腰屡驼，宅门得进沐恩多。见官觳(hú)觫(sù)磕三响，入队哜(jiē)嘈挤一窝。”跟班呈上信函、公文、名帖时，总是高举过头，躬腰前行，回事或领客人进来，也都要这种姿势。给当官的磕头也是常事。
四、三爷
长随虽然是官仆，但有些长随自己又有仆人。傅崇矩《成都通览》云：“三爷，一名三小子，门印笺稿大爷及跟班所用之家人也。”“三爷，跟丁之跟丁也。”长随称二爷，其仆便降一级，称为三爷、三小子。二爷之下有三爷，可见封建等级的细密。《官场现形记》有关于三爷的描写：有个值西餐宴席的二爷，正在说某抚院(巡抚)吃西餐不演习(练习)，“不提防旁边那个抚院跟来的一个三小子——是伺候抚院执帖门上(跟班)的——听了这话，便说道：‘你说抚台大人他不演习，他演习的时候，这怕你瞧不见罢哩。’”和珅权势熏天，其府中的三爷也极有派头和极富有。有个官员至和珅府送贿银，递上门包五千余两才有一仆人出门见他，此人即是收了这五千余两银子才肯出来见客的三爷。至于二爷，递此数量的门包是根本见不到的。和珅府中有个司阍叫刘秃子，轻易不给来拜谒的官员通禀，所以许多官员只好先贿通三爷，请三爷到刘秃子那里求情。和珅府中的三爷有三十多人，皆因受贿而致巨富。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4节 难缠的“三爷”
清代官场上流行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与作为仆人的“三爷”不同，指的是官亲。意思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
清代官场上流行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与作为仆人的“三爷”不同，指的是官亲。意思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这条谚语，是根据大量有关官员任用亲属(即“官亲”)办理公务的弊端总结出来的，因而反映出清代官场中任用官亲是普遍的现象。在清代文献中，也常可看到官亲活跃于官场的记载。
所谓官亲，当然不只是“三爷”，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都属于官亲的范围。清人外出做官，往往有亲属随任或前来投靠，其中有不少人被委以职务，如司征比(征用人力和考校服役成绩)、掌笔墨案牍、管仓库等，其中作为至亲的“三爷”最易受到委任。这些离家随官或投靠的官亲，多是家中无恒产恒业和羡慕官势的人，多不善理事。他们来到官府中，大多是想借当了官的亲属的官威谋求私利，因而多心术不端，任性妄为。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指挥官幕吏役等衙中各类人员。《牧令须知》说，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差不多，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官场现形记》曾写到某寺庙中的客位按官场中人的地位分为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以及阔商家、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是候补州县、佐贰各官及随常买卖人等。这里的官亲是督抚衙门中的，故地位列为第一等，在第一等中又与幕友并称。书里写到一个叫戴世昌的游击也被列为第一等，因为他是总督的干女婿，是官亲。
由于官亲与官员有特殊关系，所以能在官场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起的作用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不好的，主要表现为作弊乱政。汪龙庄在《学治臆说》里说到“三爷”为政之弊：“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yù)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亲“通贿赂，变是非”：巴县有甲乙二货店掌柜，甲欠乙银千两，立有欠约，后甲归还了银子，但未将欠约取回。甲乙二掌柜死后，乙子昧心执欠约再次索偿，遂涉讼。有官亲向与乙友好，乙子持约往诉，对官亲说，如能帮我收回银子，给你一半。官亲羡其贿，就暗告县令，说乙子有约可凭，甲子应还钱，否则当严究。于是县令当堂断甲子还银。汪龙庄还说到许多官员因亲属作弊乱政而受累遭到惩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县令黄汝亮重征(加倍收税)案，一是乾隆五十一年平阳县令黄梅苛敛案，皆因儿子从中作弊，招致父子一同被处死。汪龙庄认为，“三爷”中以少爷为害最大，也最难对付，所以他在三十年游幕生涯中，凡遇署中有少爷主事，断不受聘。张集馨曾说到官亲倚仗官势，招摇撞骗，勾结胥吏、差役，共同作弊：“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duì)，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清代鸦片之害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衙中有人包庇烟贩子，官亲即为包庇者之一。林则徐说：“衙门中吸食(鸦片)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宦亲即官亲。
官亲所以能作弊乱政，任性妄为，主要是由于官员的姑息纵容。有的官员虽也想对犯事的亲属进行惩治，但碍于亲情，投鼠忌器，不忍下手，他们感到，这“三爷”真是难缠得很。正如汪龙庄在说到官亲之弊难治时所总结的：“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张集馨也曾感叹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仆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为防止官亲之弊，一些明智的官员、幕友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陆丰知县李平书出告示规定：“其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又规定：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汪龙庄总结出了“至亲不可用事”、“用亲(官亲)不如用友(幕友)”、“亲友不宜概听赴署”、“子弟不宜轻令随任”、“官亲可办者不过仓库”等防止官亲之弊的用人之道。官场教科书中也有关于对付官亲的经验，如《牧令须知》提出：“若官亲难却，只可留署饱食燕居，不可干预公事，亦不可任令在外游荡，议论是非。”还针对有些不法之徒冒充官亲招摇撞骗，欺压百姓的情况，规定允许被骗受欺之人拦轿喊冤告状。
官亲除作弊乱政外，还能起到其他一些作用，如做官员的耳目。由于官居高堂，许多下情难以了解，而可靠的情况又必须可靠的人来汇报，所以官亲就成为向官员提供情况的重要耳目，这使得官员能够得到不少真实情况。有人曾评论说：“官府出告示、办公事，所涉及的下情非常准确，就像长官亲眼见到过一样，这都是由于官亲之力呀!”又如帮助官员排忧解难。由于官亲与当官者有经常的、较深的接触，所以比较善于揣摩当官者的心理和喜好，这很有助于他们解决官场上的一些麻烦事。清初，某偏远之地的长官听说大将军福康安要来本地，非常惶恐。因为福康安途经其他一些地方时，对其招待甚为不满。该偏远之地的长官生怕本地条件差，也招待不好。此时，有一官亲自告奋勇说：“给我三百两银子，我能把事情办好。”于是，他用这不多的钱布置了非常别致、舒适的居处，摆下了非常精巧、可口的饭食。福康安享用后甚为满意，不但褒奖一番，还偿还了三百两银子，并优保该官升任了监司。在这件事中，官亲以其善于逢迎权贵的本领帮助戚官解决了麻烦事，并使之升迁了官职。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5节 宦海风涛千丈高
袁走后，李又对亲信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逢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郑板桥在任潍县县令时在一封信中写道：“官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晋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又在任范县县令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有视靴帽如桎梏，奈何奈何。”可以看出，郑板桥对于仕途之险体会是非常深的。这显然是因为他“久羁政海”，看得太多了。清朝吏部官员韩春湖写的一首俗曲也感叹过宦海风涛的可怕：“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风波陡起天来大。单听得轿儿前唱道喧哗，可知那心儿里历乱如麻，到头来空倾轧。霎时间开美缺锦上添花，蓦地里被严参山头落马。”形象地描绘出宦海风涛变幻无常、大起大落的情状，反映了清代官员普遍存在的对仕途之险的恐惧心理。可以看出，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前面有衙役鸣锣开道，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心乱如麻。因为他们深知，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在《如此官场》中描写宦海风涛时写道：宦海潮“风波险恶”，“白浪滔天，不知掀翻了多少船只”。
面对官场这种风涛无定的情况，不少官员都深以做官为苦，想辞官不干，如郑板桥。也有的官员虽不想辞官，但总想找个清闲保险的官职度日。如学博(州县“学官”的别称)一职是位卑禄薄的“冷官”，但因宦海风涛较少波及，故颇使一些任此职者感到满足。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博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藻芹池”指官学，“苜蓿盘”指学官的清苦生活。对联反映了作者颇为满足虽有些清苦，却平静无事的“冷官”生活。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也最让人感到可怕可憎。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目睹其父明珠“与索额图植党，相倾轧”，以及其他种种官僚们相互构陷的事实，深感官场斗争极为复杂、险恶。其好友严绳孙说他总是“惴惴有临履之忧”，可见他对官场倾轧的敏感和畏惧。他还写下不少咏叹官场倾轧的诗句，如“日暮风沙恶”等等，并在诗文中表达了他对官场倾轧的看法：在那雍容肃穆的丹墀凤阙，每个角落都埋伏着杀机，别看那些宰辅们顶戴花翎，颐指气使，顷刻间就可能变为哭丧着脸的囚徒。
清代官场上出现了许多工于倾轧的好手，其手段也多种多样，如攻讦、诬陷等，时人谓之“官场机械”。乾嘉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个工于倾轧的人，其手段也甚为高明。有人说他倾轧时“机械百出，无形无声，有非可意料也”，并认为“(清朝)廊庙间倾轧之风，始于和珅”。这可以和珅倾轧吏部官员金方雪为例。金方雪在吏部任职时，和珅对他说：“你应当外任上海道。”不几天果然下来了任命。金方雪因该职在自己原籍五百里之内，例应回避，就在到省后自行具呈督抚，与江宁盐道对调了。和珅闻之甚怒。两年以后，江苏高邮发生冒赈案，一直在寻机报复金方雪的和珅乘机上奏道：“历任布政使失察，也应严议。”结果，曾经代理过江苏布政使的金方雪被革职。以奉行磕头哲学著称的嘉道咸三朝显宦曹振镛，其实不光磕头，同时也工于倾轧。他曾借道光皇帝之手排挤了两江总督蒋襄平和云贵总督阮元。道光初年，蒋襄平以直督召值军机处，皇恩甚优渥，曹振镛非常嫉妒，便借道光之手将蒋排挤到外地任职去了。蒋襄平感慨地说：“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意。当面排挤，真可畏也!”阮元与曹振镛关系不洽，也成为曹排挤的对象。道光帝有一次向曹询问阮元何以升迁得快，曹答：“因他学问好。”道光又问：“何以知之?”曹说：“他在督署内天天刻书谈文。”意思是说阮元荒于政务。曹素知道光最恨大臣荒于政务，故以此激怒道光。果然，道光听了曹振镛的话，便将阮元召回京城。在清代官场上，类似曹振镛对蒋襄平那种因嫉妒而倾轧的事非常多。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在写到这类倾轧情况时说：“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习惯如此。”书中写了一个叫陈雨堂的官吏因被嫉妒而遭倾轧：陈雨堂在山东做官日久，“寅僚旧好总多，易于照应。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因妒生恨，因恨便生出倾轧来，思量要攻击他……”
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清末随慈禧西行的粮台会办吴永与督办岑春煊的相互倾轧、岑春煊对任内众官的报复就是这样。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到他与岑春煊相互倾轧，并受到岑排挤的情况：岑、吴二人因有积怨，常为小事互相指责。一次，二人在西行途中驻跸(ｂì)的太原行宫内相遇，又为一件小事对骂起来。岑咆哮道：“我非参你不可!”吴也厉声说：“你有本事尽管参去，我在此恭候。我也奉旨专折，可以参你!我无可指摘，你却有累累罪状，看咱们谁厉害！”岑一听大怒，竟揪住吴的胸口，挥拳要打。吴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无礼！”岑只好住手。但又马上找到李莲英告吴的状，李劝岑忍耐为上，岑只好不再争执，但心中怒气难平，更视吴为眼中钉，必欲拔出而后快。为了排挤吴，岑极力拉拢军机大臣，使之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最后终于与军机大臣合谋，用调虎离山计将吴派到两湖去催解粮饷。吴永对此叹道：“岑等内外合力，不知费了多少心机，终于达到了目的，所谓‘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也。”吴永还曾说过：“岑对我恨之入骨，必欲挤之死地而后快。”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吴永又记述了岑春煊在粤督任内倾轧报复众官的情况。岑曾参罢过一千四百多名大小官员，其中获罪者数百人。这一千四百多人中，“非但睚（ｙá）眦(ｚì)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余地”。
由于官场倾轧之事甚多，便产生了对付倾轧的要诀。如李鸿章在与翁同龢相互排挤时所用的“挺经”。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深受翁同龢的排挤，有一次，袁世凯作为翁的说客来劝李鸿章乞休开缺，以使翁能顺利顶补做成协办大学士。李对袁说：“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袁走后，李又对亲信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的老师是曾国藩，其“挺经”是怎么回事呢?李鸿章解释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然后具体讲了一条：某老翁的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ｃｈéｎɡ）上与一个京货担子相遇，彼此不肯让路，僵持许久。老翁过来劝挑京货担子者避让一下，但该人不干。老翁便挺身说道：“我在水田里替你顶着货担，你空身从我儿子旁边岔过，怎么样?”该人过意不去，便下田避让。李鸿章对此解释道：“他(老翁子)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李鸿章就是用挺一挺的办法对付翁同龢对他的排挤的。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6节 宦情薄于纸
勒保上前磕头，总督扶起说：“不要你磕狗头。”又让侍者帮他脱掉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到后院乘凉、喝酒去。”勒保的同僚见到此状皆大惊，从此一改对勒保的冷淡态度，变为逢迎献媚了。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的表现是极为突出的。清代官场上的这类事例极多。清人论道：“官场势利，真无微不至。”“人情如纸薄，宦情薄于纸。”清代谚语云：“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都深刻地概括出清代官场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炎凉之态和势利之状。其具体表现可举以下几方面的例子。
一、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乾隆朝，傅恒兄弟二人皆做官，傅恒是个极受皇帝恩宠、权倾当朝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其兄则只是个左都御史，二人的权势相差甚远。其兄病死时，傅恒正扈（ｈù）从热河，吊唁活动的第三天才赶回来。吊唁的前两天，灵前门庭冷落，京朝大官无一人前来吊唁，但当傅恒回来后，顿时车马盈门，各部院大小官员纷至沓来，一些素与傅恒无甚交往的官员也亲携大量治丧用的财物前来祭奠，有的官员还甘词媚态，凑到傅恒跟前逢迎巴结。这些前来吊丧的大小京官们显然都是冲着傅恒的权势而来的，否则谁为那个死了的左都御史操心呢?
二、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受到格外恭敬。曾任四川总督的勒保，原来在成都当通判时很不得上司与同僚的喜欢，每次衙参竟无人理睬，因而郁郁寡欢。当他知道新来的总督是自己的故交时，心中大喜，希望靠此关系改善自己的处境。果然，新总督对他很亲热，见面后不称其官衔，而称为“勒三爷”，并说了不少貌似粗野实则亲热的话。勒保上前磕头，总督扶起说：“不要你磕狗头。”又让侍者帮他脱掉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到后院乘凉、喝酒去。”勒保的同僚见到此状皆大惊，从此一改对勒保的冷淡态度，变为逢迎献媚了。
三、同是一个人，官势煊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如蝇逐臭，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不理不睬，甚至加以欺凌。嘉道年间担任过督抚的伊里布曾对人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在得势与失势时受到不同待遇的情况。他说：“我任云南通判时因有过失而被革职，想回京师故里，但无盘缠，所以想请巡抚出面招呼同僚们凑一些。但登门到抚署后，门丁不给我通禀，恳求再三，才让我稍等。这时我见到门丁高声传命，依次唤大小官员们进署，但等到傍晚也未唤我，门丁对我高声说：‘抚军今天接见属吏很疲劳，现在该休息了，闲人不许打扰。你改日再来吧。’以后又去了三次，情况都是这样，最终也未见到巡抚。后来，蒙皇恩我官复原职，因参谒巡抚又来到抚署，此时那个门丁一改前次冷淡之状，而对我笑脸相迎。巡抚也说了不少祝贺我复职和夸奖我能干之类的客气活，态度非常谦和。这时，又听到那个门丁高声传命，唤官员们依次进署。抚今追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清人许奉恩在笔记《里乘》中记下了伊里布谈到的这些经历，并将伊里布比作历史上有名的曾受过势利之苦的苏秦和朱买臣。他感叹道：“人生世上，势利富贵，都是不可忽视的啊!”
四、权势者失掉权势，身价便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俗谚“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儒林外史》中写景兰江对匡超人谈起如何帮助死去的吏部尚书的儿子胡三不受人欺负。匡超人道：“他一个冢宰(吏部尚书)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有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
重聚赌炎凉觇世态说的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哪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有个“重聚赌炎凉觇（ｃｈāｎ）世态”的掌故，可以作为这句谚语的绝好注脚。有几位候补知州、知县正团坐打麻将，忽仆人来报：“听说抚台大人的姨太太得了暴病。”诸人大惊，急忙穿衣备车，欲前往慰问。这时又有仆人来报：“得病者是抚台的太夫人，现在已经死了。”诸人商量道：“原来是太夫人仙逝，我们且打完这一局，明早再去吊唁也不迟。”一会又有仆人来报：“现已探实，死者是抚台大人。”诸人一听，异口同声道：“赶快入局，别耽误了好时光，赢了钱好去吃花酒。”前后三种消息，三种态度。前两次欲慰问、吊唁，是为了给抚台大人看，而抚台一死，便不如一只活老鼠，管他干什么?
五、拜把子与拜门的缴帖规矩也极为势利。昨天还称兄道弟、师长师短，一旦兄弟一方或门生升了官，就要缴还盟帖和门生帖，从此兄弟之名、师生之名一笔勾除。这在一班充满势利思想的官僚们看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7节 渗透官场的乡谊
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其表现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优用乡人
掌握用人之权的官员在选任或酌补官员时，往往优先考虑同乡。从被选任或酌补者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靠着乡谊获得官职的。
李鸿章是在用人问题上重乡谊的典型。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对皖籍求官者甚为关照，至有“滥用乡人”之评。他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前来投靠要官，他都接纳，并尽力委以官职，于是乡人“闻风麇（ｑúｎ）集”，至“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如安徽婺源人吴懋（ｍàｏ）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常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与李鸿章攀上了同乡关系，往来频繁。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衔，并充任淮军钱粮所总办。对于犯案和无能的同乡，李鸿章也给予关照，乃至委以官职。安徽怀远人刘铭传在家乡组建团练时，因经费不足而命部下抢劫，结果被判死刑，后得看守之助逃跑，逃至苏州后，以乡谊谒李鸿章，李看在同乡情份上收留了他，并委以帮哨之职。李鸿章还因乡谊任用过识字不多的小贩为道府官，刘铭传对此曾叹道：“将道府要差委以此种无能之人，哪有不坏事的道理！”淮军将士多皖籍人，李鸿章又是靠淮军起家的，因而他对淮军将士甚为倚重和照顾。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李鸿章曾对人说，当年乡井子弟捐躯杀贼保疆土，现在遇到了太平之年，就应该让他们聚财理家，一切小过失都应当宽纵勿问。李鸿章对于科考中同乡人是否中式也极为关注，因为这决定日后官场上能否增加皖籍官员的数量，中式者多则皖籍官员的势力就会增大。有件事很能说明李对此事的关注。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至天明无人来报，于是派人到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李鸿章非常不快，大声说道：“咸丰戊午，北闱不中我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
关于以乡谊补官，《清稗类钞•诙谐类》“先酌乡人”条记有一例：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大吏曰：“先酌乡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到补官时乡谊的重要作用：一省里面的补缺人员分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的(即依仗权势者的力量)；第四宗，是不相干者。可见与大僚有同乡关系的候补者是要优先照顾的。
二、同乡性幕帮、胥帮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ｃｈì）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ｘｕāｎ）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三、同乡会馆
清代京师与各地建有许多专供宦游者和科举士人居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不仅为同乡官员、士人提供住所，还作为同乡官员、士人之间敦睦乡谊，即拉拢同乡关系、联络同乡感情的重要场所。京师福建会馆悬挂的对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体现出同乡官员、士人在本乡会馆中的亲密关系。
这些同乡会馆，从建馆到以后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乡谊的凝聚作用，都体现出敦睦乡谊的宗旨。例如：1.靠同乡官员、士人共同捐款建立馆舍。北京安徽会馆的建馆情况是：李鸿章与其兄李肖荃首倡建馆，淮军诸将及各省同乡大吏群起响应，很快就将建馆款项筹齐。其中李鸿章捐银一千两，淮军将领潘鼎新、刘盛藻、周盛传、吴长庆共捐银一万两。2.逢年过节在会馆中举行团拜活动，届时聚饮看戏，晤谈订交，联络和加固同乡关系。一首《竹枝词》咏记同乡会馆中团拜盛况云：“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3.为增强家乡荣誉感和同乡凝聚力，很多同乡会馆都举行祭祀乡贤的活动，并将本乡做官和中式者的姓名、官衔、科目、封爵等题匾挂在会馆中。如北京绍兴会馆设有“仰蕺（ｊí）堂”，专门奉祀绍兴乡贤蕺山先生刘宗周。又如北京歙（ｓｈè）县会馆观光堂挂有题名榜，清朝一代歙县本籍、寄籍的京朝官和取科第者都在上面。
四、保护同乡
官场中的乡谊还特别表现在对落难同乡的支援和保护上。如清末“四大奇案”主角之一的举人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当他受诬蒙冤将被处死之际，浙江籍的京官都极为关心，彼此书函往复，了解案情，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二十八个浙籍京官还赴刑部为杨乃武鸣冤，刑部侍郎夏日善与杨乃武是同县人，也于关键时刻加以援手，密奏案情，终于使杨乃武保住了性命，冤案得以昭雪。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8节 “裙儿底下带来的官”
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朝，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是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钻营功夫，如花大钱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等。在拜干亲者当中，品行低下、长于钻营的所谓“十钻千拜之流”尤多。
拜干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钻营者自己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自为干儿；二是让妻妾女儿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或拜权贵之妻、母为干娘。在所拜的权贵中，不仅有朝廷大吏，还有权势显赫的太监。第一种情况，如盛宣怀拜李鸿章为干爹，陈璧拜奕劻为干爹。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户部官员拜某太监为干爹：“惠禄号叫受百，是个户部员外郎。拜在当朝最有权势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个干儿子，十分得宠，无论京外各官，有要走内线的，若得着了受百这条门路，无有不通的。”第二种情况，如毓郎是民政部尚书善耆的下属(任侍郎)，为巴结善耆，他让自己的福晋(夫人)拜善耆之母为干娘。后来奕劻权势大了，他又让自己的福晋拜奕劻的五福晋为干娘，结果在奕劻主持内阁期间当上了军机大臣。他的这种谋官方式，连善耆都看不起，说他得来的官是“裙儿底下带来的官”，即靠裙带关系得来的官。又如胡林翼为与官文拉关系，除与官文结拜为兄弟外，又让自己的爱妾拜官文的太夫人为义母。
在以拜干亲为手段的谋官者中，有不少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的无耻之徒。有个典型的例子：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朝，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对此，有人作诗痛加嘲讽：“昔日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郎如有貌何须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指朝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活画出一个孜孜求官的无耻官吏支使自己的老婆拜权贵为干亲并殷勤侍奉权贵的丑态。
晚清，奕劻权势熏天，其子载振的权势也不小，因而许多官吏都想与奕劻父子结为干亲，于是，奕劻父子的干儿干婿成群结队。在众多干儿中，被称为“中坚人物”的是二陈，即陈夔龙和陈璧。陈夔龙的夫人幼即拜奕劻为义父，所以陈夔龙是奕劻的干儿兼干婿。陈夔龙对奕劻奉之极为恭谨，每年要给奕劻送银数万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缎匹、食物、玩好等。奕劻有一次假惺惺地对陈说：“太让你费心了，以后还是节省些吧。”陈夔龙马上恭敬地说：“儿婿区区之忱，竟烦劳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陈夔龙的老婆侍奉奕劻也极恭谨，常居奕劻邸中，嘘寒问暖，投其所好。陈璧原任道员、布政使，拜奕劻为干爹后，很快成为侍郎，后又升为邮传部尚书。陈璧所以能攀上奕劻为干爹，全仗一个经常出入奕劻宅中的金店掌柜代为牵线。金店掌柜先将自己的珍宝以陈璧的名义献给奕劻，使奕劻愿意见陈，陈入拜时，又极尽谀媚之态，博得了奕劻的好感，进而他便提出想做干儿子，同时献上五万两银子。这样，奕劻便收下了陈璧做干儿。奕劻之子载振也收了一些干儿，其中最有名的是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朱纶既为载振干儿，亦即为奕劻干孙，陈夔龙便成为朱纶的“姑夫”。于是，在陈夔龙、朱家宝、载振之间便形成了“郎舅”、“兄弟”的关系。
这一组以奕劻父子为中心的瓜葛之亲，在晚清官场上臭名昭著，受到朝野人士的同声指责。北京宣南广和居饭庄曾有两首题壁诗(江西道监察御史赵熙所作)，辛辣地讽刺了这一组狼狈为奸的干亲关系，一时轰传都下，人人称快。其一云：“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其二云：“一堂二(一作两)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一作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其中“朱陈”指朱纶、陈夔龙，“云贵”指朱纶之父朱家宝(云南人)和陈夔龙(贵州人)。奕劻父子是满人，朱陈是汉人，故曰“满汉一家人”。“莺声”句写陈妻的娇态，“豚子”句喻朱纶依恋干母的丑态。“一堂二代”即奕劻父子。清代皇族之女皆称“格格”，陈妻为奕劻干女，故自然呼为“格格”。岐王为唐玄宗弟李范，借喻奕劻，“开新样”即以声色自娱。“江令”句谓江杏村因弹劾奕劻被免去官职，“回原衙门行走”。弄璋者即干儿陈夔龙，弄瓦者指载振兄弟所昵的收为干女儿的妓女杨翠喜和冯宝宝。寄生草和寄生花喻朱纶、陈妻。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9节 做官的秘诀(1)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下面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即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但就是靠这，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0节 做官的秘诀(2)
二、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下面再举翁同龢、李盛铎、善耆、徐世昌四人为例。翁同龢是个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惟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写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曾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并上书劾会，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一改追随徐桐时砸烟枪的面孔，向奕劻吹嘘起自己“深通洋务”来了。曾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清末亲贵中以圆滑见称，他对于光绪帝和慈禧两派，采取骑墙式的两面讨好做法，八面玲珑。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即“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的。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1节 做官的秘诀(3)
三、唯上是从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是极盛的。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zhuó），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清朝官吏遇事不敢陈说己见，而只知附和上司，唯唯称是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为忘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是”)，有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作者继而指出：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此诀也属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四、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书中写到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具体、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真可谓精通此诀的权威。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例如：1.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的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2.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了载振。不久，段芝贵便因此而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3.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盛，献给了该妓。该妓大喜，便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这个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以后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意谓靠献绣鞋当上的观察。4.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署诺时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什么“跟二太爷阿妈逛庙”之类。5.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友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6.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五、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到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清政府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碴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乙听后笑着说：“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很多清代官吏所奉行。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2节 做官的秘诀(4)
六、欺上瞒下，一紧二慢三罢休
欺上瞒下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官场现形记》又说到“一紧二慢三罢休”的官诀，其中虽包含不少名堂，但精髓则是欺上瞒下。书中写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的法门，马老爷说：“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哪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这个“一紧二慢三罢休”表现出的是上下齐瞒，马老爷就属于《歧路灯》中仓房老吏所说的那种“会做官的”。
七、稳冷狠
奕技上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惟‘稳冷狠’三字。”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八、套拉拢
《官场现形记》上说：“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作做官的诀窍。”实际上，官场中套拉拢决不止于同人之间，而是凡对自己有用者，皆尽力拉拢。其拉拢之法甚多，有拜同乡、拜把子、拜门、结干亲、内眷通往来、留客聚饮、代买婢妾、打麻将时谦让对方等等。其中前四种已在上面专节叙述，这里说说内眷通往来。内眷通往来即支使自己的太太联络同寅的太太。此术之妙处在于“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为了交际，太太的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太太则须绮罗摇曳，虽老爷无肉无鱼，太太则可一箸万钱。
官样文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
清代官场上，官样文章盛行。所谓官样文章，即徒具形式、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包括公文和措施。清末有人写了一卷讽刺官样文章的书——《官样文章》，其小序称：“官场之笑柄极多……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云：“中国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曾国藩曾说到清朝外官有两大通病，一是敷衍，二是颟顸。《官场现形记》说：“在官场上历练久了，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从这些议论和描写中可以看出，清代有识之士对于官样文章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对其深为厌恶。官样文章的具体表现很多，下面举几个方面的例子来谈。
文牍方面清代官场上的许多文牍是标准的官样文章，或是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或是干巴无味的套话习语。如清代文牍的套语句有所谓“四此”，即对上级用“等因奉此”，平级用“等由准此”，下级用“等情据此”，皇帝用“等因钦此”。因此，人们称官府中办理文牍的地方为“四此堂”。有位在衙门中办事多年的幕友写了一首仿郑板桥《道情》的诗，说到了“四此堂”中那些依样画葫芦的官样文章：“苦埋头，四此堂。勒文移，草奏章，年年画出葫芦样。”很多官场公文，都是例行公事，其中许多照例写的话，并不真的去实行。《官场现形记》说：“凡是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于’、‘未便’、‘定予严参’等字样，一定要吓的慌做一团，意思之间，赛如上司已经要拿他参处的一般。后来请教到老夫子，老夫子譬解给他听，说，‘这是照例的话句，照例的公事，总是如此写的。’头一次他听了，还当是老夫子宽慰他的话，等到二次、三次弄惯了，也就胆子放大，不以为奇了。”
规制方面新官到任有一套仪注和例行公事，如接印、行香、放告(接待告状)、阅狱、巡城、点卯、盘库等，但往往不真心务实，而是敷衍一下，成为官样文章。《文明小史》写道：新任知府傅祝登“行抵府城，发出红谕，定了吉日接印，一切点卯、盘库、阅城、阅狱，照例的官样文章，不必细述。”点卯即按名单验查出勤人员，促其按时到职，但多成具文。点卯时，往往到者不多，唱名时，到者竟替不到者答应。清末京官的上班制度也常常成为徒具形式的官样文章。《清稗琐缀》记道：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颓唐，“其供职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画到，近午即归，谓之‘上衙门’”。所说“画到”即点卯，“上衙门”就是上过班了，至于上多长时间班，干不干事也就无所谓了。
治民方面光绪年间，浙江宣平县令接到一份胥吏呈报的材料，上面说某处住着三个灾民，安分乞食，并不滋事。县令助手取来旧文书档案一查，发现这说的是嘉庆年间的事，距当时已有百年，于是将这份材料注销。奉行故事竟到如此荒唐地步。
执法方面甘肃某县令最善迎合上司，上司命其捕剧盗数名，他便与上司的幕友合谋，出资另购数人申报塞责。
治军方面绿营兵搞训练最重虚文而不重实用，左宗棠说，他们教的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官场现形记》讥为“比耍猴还要好看”。冯玉祥曾说到清末陆军摆样子、敷衍塞责的陋习，其状与绿营的“花法”一模一样，完全是绿营作风的复活。
交际方面官场中遇到不愿办的事常以打官腔敷衍推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3节 “他们都胡涂哇！”
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
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吏治之所以腐败，清朝之所以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任用了大量颟顸昏庸、愚昧无知的官员，由于他们颟顸昏庸，不仅不能做出政绩，而且误国误民。
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尤多。旗人以马上得天下，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但享有天潢贵胄的特权，不学无术也照样可以做官，所以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特别多。对此，清朝皇帝也不否认。光绪帝曾对一位将要做副都统的汉官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旗人官员中除文化较高者，大都承认自己的文才不如汉人。清何刚德《春明梦录》说，满人京官一涉文墨便甘心退让，平时交际，如有汉人在座，就有些拘谨，因自知才具不如汉人。蘧（ｑú）园《负曝闲谈》写到满军机乖乖受教于汉军机：“军机大臣里面，有两个满洲人，文理都不甚通透的，还得汉军机细细的讲给他听。”
满洲厢蓝旗人、当过刑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刚毅是个不学无术、缺文少才的典型。他读书甚少，文墨不通，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白字、闹笑话，引得旁人窃笑。如他读瘐（ｙǔ）死为瘦死，聊生为耶生，刚愎为刚复，刘（zī）(一道员名)为刘鼐。他当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呈上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将“瘐”字改作“瘦”，而且申斥司员不识字。他又曾对某巡抚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刚愎自用是怎么回事。他又读皋陶之陶为“桃”(应读尧)，说皋陶即“舜王爷驾前的刑部尚书皋大人”(实则皋陶是神话传说人物，尧的大臣)。他在军机处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有“追奔逐北”(追击溃败的敌人)一语，他看到后大怒，说：“川督不小心到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不知错在哪儿，他说：“这句话肯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刚毅不仅无知，而且非常固执，对指出其谬误者则怀恨在心。如有人告诉他刚愎的愎不读复，他根本不信；翁同龢告诉他“追奔逐北”的真正含义，他也不信；翁同龢还告诉他皋陶、刘的正确读法、写法，他竟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有个京官根据刚毅说白字等笑话写了一首七律，讽刺道：“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第三句是说刚毅向慈禧举荐一名官员时称此官是自己手下的黄天霸，翁叔平即翁同龢，末二句指刚毅推崇、利用义和团事。
除刚毅外，颟顸昏庸的旗人官员还可举出很多。乾嘉时有个旗人当了两淮盐运使，却不知孔子为何人。有一次遇上祭孔，他问书吏祭的是谁，书吏说：“是孔夫子。”他仍不明白，便去问塾师，塾师告诉他：“孔子是圣人。”他还是不解，又去问幕友孔子居何官，幕友说：“居鲁国司寇，摄行相事。”他更加不解，幕友便解释道：“相当于今天的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他听后似恍然大悟，马上召来书吏、塾师训斥道：“什么夫子，什么圣人，连孔中堂你们都不知道!”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有个叫宓（ｍì）彦恒的同知谒见瑞麟，他看了名帖后对宓说：“你的姓太生僻，我不识得，你可自报！”蒙古正黄旗人、管学大臣荣庆曾向赴日留学生问赴日路线怎么走，留学生答须先到秦皇岛，荣庆问：“秦皇岛在哪里?”顿了一下忙说：“想必是日本的别称吧。”甲午战争激烈之际，一日早朝，某官叹息道：“战事紧急，非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不可。”檀道济是南朝宋将领，被宋文帝所杀。后文帝面对攻城的敌兵，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该官以其借指清将董福祥。但有位满洲旗人御史不知檀道济为何人，听了那个官的话后，竟上奏请起用檀道济。光绪年间广东大学堂开学时，旗人官员德寿提出算学、体操、地理三门课可删，理由极为荒唐：“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因而大量不通文墨、低能少才的人进入官僚队伍。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往往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有个胸无点墨的人捐升了知县，一次坐堂审案，见书吏所开名单，首列“计开”二字(共计开列之意)，便以朱笔点之，吏知其误，但碍于在场人多，就诡词答道：“计开未到。”审第二案时又见首列“计开”，又以朱笔点之，吏仍告未到，知县大怒道：“两案都是计开为首，足见他是个不安分之人!竟敢抗传不到，分明是差役私放犯人!”差役听后急忙分辨：“计开不是人！”知县说：“正因为他不是人才要重办他！他始终不到案，岂不是藐视本官?”然后下令差役三日内将计开押解到案，否则严惩不贷。还有一胸无点墨的捐职县令将要主持县试，问幕友说：“作文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答道：“文字第一须看用笔，用笔好则为佳文，否则为不佳。”县令听后对前来应考的童生教训道：“你们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不少童生对这位胸无点墨的县令能言此语很觉诧异，但唯唯称是。县令又说道：“我年轻时作文，最讲究用笔，每枝笔非三四元不可。”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原来县令所说的笔是指毛笔，根本不知用笔是指作文技巧。捐官之昏愦无知在清代小说中常有描写。《儿女英雄传•胡县官糊涂销巨案》写了个胡知县，原是个卖小吃的商贩，偶发横财，捐了知县。因识字太少，只认得“油盐酱醋茶”、记账用的数目字和钞票面额数字，所以只能依靠胥吏办事，县上人称其为“胡(涂)太爷”。
清代官员昏庸糊涂、误国误民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其中不少官员既不是旗人，又不是捐官，而是正途出身的汉族士人，但其昏庸糊涂并不亚于前者。福建莆田县令秦某在署中看戏剧《白蛇传》，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bō)时，秦某大怒，叫衙役将许仙拽下台鞭打，演许仙的演员急呼：“我是戏子，不是真的许仙！”秦某说：“我知道你是戏子，如果你是真许仙就打死你了!”嘉庆帝因水患下诏征求解决办法，有个谏官上奏折道：“应当下令让妇女腰间都系上黄带子，因为黄属土，土能克水。”嘉庆看后大怒，在折上批道：“下诏求言，求得此种之言，令人浩叹而已！”某县令是个酒鬼，人称“醉乡侯”，有一天他正在署中独酌痛饮，忽有人前来喊冤，他嫌这人打断了自己的酒兴，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但未掷签说明打多少下，衙役问道：“打多少下?”他伸出手指说：“再打二斤!”登时哄堂大笑。某县令正审案，突有一老汉上堂告他当剃头匠的儿子不孝顺，县令嫌他乱喊，就把他轰了出去。退堂后县令又想起此事，就命衙役把在署内做活的一个剃头匠抓来，边打边斥责道：“你为什么不孝顺父亲!”打到百下时，剃头匠奋力抗辩说：“我小时候父亲就死啦!”县令这才恍然大悟。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4节 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
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
在清末官场中，广为流行着一部描写晚清时期官场情态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江苏武进人李宝嘉。这部小说是骂官场的，骂官场的龌龊、卑鄙和无耻，揭露官场中的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黑幕，但这部骂官场的书在清末官场中却大有读者，颇为风行。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有一位正派官员曾为《官场现形记》写了一篇序言，说他自己与李宝嘉同是嫉恶如仇的人，所以读了此书后深感快意，甚至可谓“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于此时者”。在序中他还谈到一些无行官员读了此书后的表现：“长于钻营者则曰：‘是皆吾辈之先导师。’”
清末曾在工部、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官的孙宝，是《官场现形记》的热心读者。他在《忘山庐日记》中多次谈到他对此书的欣赏和看法。下面是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九月)二十九日，晴。……得《官场现形记》一书阅之，夜眠稍迟。
三十日，晴，无风。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
(十月)一日，晴。……仍览《官场现形记》。报至，暂置书观之。……《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
二日，晴。……俄入卧室，仍观《官场现形记》，其刻划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
六日，晴。……遇稼霖，相随至其斋中小坐，道《官场现形记》之书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孙宝是极喜欢读这本书的，连续几天，书不离手，常读至深夜。读书时有时拍案叫绝，有时笑不可仰，还与京官中的朋友一起评论此书的佳处。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本纪实的书，所写官场情态，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书中所记之事，多是事实，并非捏造，所写的人物，也多是真人，只是易姓改名而已。他还认为，眼前官场中的种种情态，几乎在《官场现形记》中都能见到，中国官场的腐朽之状，完全可以从书中一览无余。他说的那句“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的话，从表面看是骂著者，实际则是在赞赏著者的眼力和手笔之锐利、之老辣。孙宝对《官场现形记》的喜好、赞赏和看法，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官场读者。孙宝读此书的情形，实际是清末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的一个侧影。
为什么《官场现形记》骂官场，却还能得到官场的青睐而风行官场?清末有人在《世界繁华报》上著文对此有过解释：“此书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某京卿谓邹应龙打了严嵩，严嵩犹说打得好，打得好，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同此意也。”这个解释，引戏剧中明朝奸相严嵩挨了打却叫好的情节，来类比清末官场中人读《官场现形记》的情形，大体说来是中肯的。
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碰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她还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当那些官员们正摇头晃脑地翻读着这本为他们描形画像的《官场现形记》时，哪里想得到，此时太后老佛爷也正翻看着这部书，盘算着怎么整治他们呢。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5节 民间视野里的清代官场(1)
有的谚语自清代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所使用，或是被借用形容某种政治现象，如“公门之中好修行”，或反映了某些封建官场遗毒的存在，如“官不打送礼的”。
清代官场和社会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官场情况的谣谚俚语，这些谣谚俚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代官场的制度、特征、弊端、各色人物的行为和心态、官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上对官场的看法等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清代官场百态图卷。就其所反映清代官场情况的广泛、深刻、具体、生动来说，往往为正史官书所不及。其中有的谚语不仅反映了清代官场状况，也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某些特征，如“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断十条路”就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弊端。这些谣谚俚语，有的明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产生，清代仍相沿相承，如“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明代就很流行，《金瓶梅》中即有此语。有的谣谚产生于清代，所反映的现象具有明显的清代特征，如“军机扬眉吐气，御史不敢放屁……”产生于清代军机处设立之后，反映了军机处等机构中官员的特点。有的谚语自清代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所使用，或是被借用形容某种政治现象，如“公门之中好修行”，或反映了某些封建官场遗毒的存在，如“官不打送礼的”。清代关于官场的谣谚俚语数量很多，散见于各类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本书搜集了一部分，除前面各节涉及到的以外，这里大略分四个方面重点介绍一些。
一、官制方面
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扛
明代已有此谚，但“銮仪卫轿扛”一句为“武库司刀枪”。清代，类似内容的谣谚还有：“太医院药方，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光禄寺茶汤，銮仪卫刀枪，金鱼池婆娘。”又有：“神机营刀枪，翰林院文章，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御史台弹章，织造府衣裳。”这三组谣谚涉及的衙门有八九个之多，意思是讽刺这些衙门有名无实、无济实用。“翰林院文章”是说翰林院做的都是官样文章，所写御赐祭文、碑文及诰敕等文，大都是依样画葫芦。“光禄寺茶汤”是说光禄寺承办的御膳虽不敢不精美，但所剩余的赐给大臣的食物，则不如外间酒馆之佳。“太医院药方”是说太医院给皇上诊病，所用何种汤头，后往的太医仍照前面太医开的药方开，不敢有歧异，至多酌改一两味而已。“御史台弹章”是说御史台弹劾案件，或派钦使，或饬疆臣，查复核夺，总不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套语，令双方都过得去。“织造府衣裳”是说织造府为亲王安置家奴的优差，红顶花翎，绿呢大轿，俨然贵官一样，实际上无所事事，尸位素餐而已。“銮仪卫刀枪”是说銮仪卫的卤簿仪仗用的刀枪是打不了仗的。“神机营刀枪”是说神机营作战不力，徒有“神机”之名。
富贵贫贱威武
此谚状六部各自的特点。户部掌户籍、财政，最为膏腴之地，故曰富；吏部掌官员任免，求官者奉若神明，故曰贵；礼部掌典礼、科举等，因事简无油水可捞，颇为清苦，故曰贫；工部掌工程事务，因所接近者多为工匠、商人等社会地位低贱者(一说因其司员多向堂官屈膝请求陵工保举)，故曰贱；刑部掌司法刑狱，故曰威；兵部掌军事，故曰武。
喜怒哀乐
此谚状吏部所设四个办事机构的特点，颇含戏谑味道。文选司掌官员的选补升调，故曰喜；考功司掌降革罚俸等事，故曰怒；稽勋司掌丁忧、终养等事，故曰哀；验封司掌封爵世袭等事，故曰乐。
千里投任只怕到
《歧路灯》里说：“做官的人，有两个好字，曰升，曰调；有两个不好字，曰革，曰故。这是官场的常事。俗语云：‘千里投任只怕到。’怕的是碰到这四个字，搭了盘费扑了空，少不得回来时住堂庙，穿学馆，少做一年庄稼，得典出十亩田地。投任有何好处？”“千里投任”即到很远的地方去上任，“到”即到任。“升”是提升，“调”是调任，“革”是革职，“故”是死亡。此谚是说，千里投任最怕的是到达上任地点后，还没上任或没做几天官，就遇到被提升、调任、革职或本人死亡的情况。因为千里投任不但旅途劳苦，而且花路费太多，而路费又常常是借的。到千里以外做官的人都是为发财而去的(即谚云“千里为官只为财”)，都打算到任以后好好捞上一笔银子，先还清路费，然后再多多积聚钱财。但如果刚一到任就遇到升、调、革、故的情况，不论是所谓“好字”、“不好字”，都不能马上捞钱了。不但原来的路费白花了，借的钱也还不上，连回家或再行赴任的盘费也要再找人借。如果死亡，尸骨还要扔在他乡，就更可悲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官不修衙
前一条谚语反映了官员的流动性特点，后一条反映出这种流动性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官员在某一衙门中任职都不是永久的、固定的，而是有可能升迁调动。由于官任久暂无定，官员也就不愿费力修缮衙门，结果很多衙门都房舍倾颓，破烂不堪。
官大一级压死人
此谚反映了清代及整个封建官僚制度严格的等级性。官员之间，上下尊卑的界限是很清楚和严格的，做长官的哪怕是比下属大上一级，也能颐指气使，威如王者，压得下属喘不过气来；而下属对上司则决不能不恭不尊，忤违上司之命，否则便是目无尊长，是违反上下有序的礼教。
一洗万古、大业千秋、九转丹成
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
前三条是京官中流行的借用成语诗句形容官员升迁缓慢的谚语。詹事府职官中有洗马一职，掌经典图籍的刊刻收藏。嘉庆前，洗马升迁极慢，有个叫刘公权的当了十六年洗马才得升迁，人称“老马”。“一洗古”是借用杜甫诗句形容洗马升迁之慢。国子监司业的升迁与洗
马一样缓慢，故又有“大业(喻司业)千秋”之谚。“九转丹成”本谓道家炼丹须反复烧炼，官场以此谓京曹官升迁迟滞，历任了多职才升上去。例如，有历任员外郎、郎中、御史、掌道、给事中、掌科、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等九职才升为四品者。《藤阴杂记》的作者戴璐除越过这九职中的通参一职外，八阶遍历，用了二十年才升为四品。后一条谚语流行于京城东边，是说那些资历浅的新官虽然勤苦至极，忙碌得像石磙子，也得不到提拔；而那些旧官仗着资历深，可以不做事情，就像呆坐的石狮子似的，但过得非常快活。清代官员升迁靠熬资格是普遍现象，龚自珍在《明良论》中论述了其概况。由于升迁靠熬资格，所以造成上层官员老化，七八十岁的老官僚比比皆是，有的上朝还要让人搀扶。《官场现形记》说：“中国的大臣，都是熬资格出来的。等到顶子红了，官升足了，胡子也白了，耳朵也聋了，火性也消灭了。”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6节 民间视野里的清代官场(2)
二、法制方面
破家县令
此谚谓民间家庭的破败与县令关系极大。例如，民间家庭一受讼案拖累，便要花很多诉讼费，因而往往倾家荡产。县令如果能劝解止讼或迅速了结讼案，就能使一些家庭免受破家之厄。《学治续说》以此谚告诫县令：“民之家悬于令，不可不念也。”
灭门的知县
一是说知县掌管着一县的司法大权，生杀予夺操于手中，足以使人家破人亡；二是说知县里多有枉法残民，滥施淫威，至人家破人亡者。
公堂一点硃，下民一点血
县官一点硃，百姓一点血
堂上一点硃，民间千点血
这三条谚语字面略有区别，含义是一样的。“硃”代指官府执法时所写的硃单传票等法律文字，“血”指流血死亡。这是说官府在司法方面的每一处断都关系着百姓的生死安危。这句谚语被写入州县官与幕友的教科书，作为对掌握着司法刑狱大权的州县官及刑名师爷的警诫，提醒他们在执法时慎重从事。《牧令须知》在论述官箴之一的“慎”字时，据此谚来说明“慎”的重要，告诫州县官：慎，就应当“知闾阎之利害如此”。《佐治药言》根据此谚告诫刑名师爷：“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官断十条路(又作“官断十条例”、“官走十条路”)
汪龙庄说，不仅“官断十条路”，幕断也如之。此谚是说官幕断案时，同一案情，可以断为多种结果。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审判决狱伸缩性很大(如清代“律”以外的“例”非常灵活)，而且自古有以儒家经典圣人微旨断狱的传统，往往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取决于儒家思想；此外，对具体案情的认定也与官幕本人的态度和倾向有很大关系，因而一桩案件如案情稍不明朗就可能有多种断法。民间流传这条谚语是为告诫人们：讼案有时是非难定，还是戒争息讼为好，免得吃亏。官场教科书有时也说到这条谚语，意在告诫官幕断案时应秉公执法，不应因断案“路”多就徇私。
清官容易好官难
清官指不贪污不受贿、执法如山的官吏，但这种官不等于是好官。因为清官有时过于苛刻，甚至有的“清官”就是不受贿的酷吏。而要想当好官，就要对老百姓宽厚仁慈，爱民如子。所以说“清官容易好官难”。汪龙庄说：“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说明要想当“好官”，就不仅要“清”，还不能“刻”(苛刻严酷)。
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
做刑名师爷必须懂律例，而学律例最好有较深的诗书文史根底。根底深者不仅读律省力，事半功倍，容易学成，且学成后文词畅达，论理精密。否则，即使学成也多浅陋。因而必须下功夫读书。此外，有时断案还要直接引用儒家经典，这就更需要多读书。汪龙庄《佐治药言•读书》云：“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很多名幕都是博览群书，学问渊博者。如汪龙庄既是刑名师爷，又是史家，其所著《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三书，得到著名史学史专家章学诚的称赞。川中大幕臧吟蕉、吴熙台、吴悟安等，不仅学问渊博，书法词章也为流辈所不及。这些有学问的幕友，特别受到官场的青睐，官府无不争聘。
官官相护
官只为官
二谚意思相同，是说官吏总是互相包庇，当官吏与老百姓打官司时，官府总是向着当官的。
昆山徐，三及第；绕着走，避一避
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
这两条谚语是说顺治康熙年间江苏昆山县徐氏家族与吴县徐氏家族威势显赫，地方官府也不及他们，也要避让他们三分。昆山徐家有三兄弟，皆进士及第并做高官：老大徐乾学探花及第，官至刑部尚书；老二徐秉义也进士及第，官至右庶子；老三徐文元状元及第，官至户部尚书。三兄弟掌握着国家司法、户籍和财政等方面的大权，昆山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怎敢惹?只好遇事绕弯避开。吴县的徐掌明与昆山徐氏攀宗联谱，也甚有威势，长(洲)、吴二县的官印也不如徐掌明的一封信管用。《红楼梦》描写贾、史、王、薛“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历任知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不敢触犯这四家，倘若有事，都大化小，小化无”。这与昆山、吴县二徐氏攀宗联谱，昆山县令不敢触犯徐家而绕行避走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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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掐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了解有关官的知识和这种官场景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写作这本《清代官场图记》的根本缘由，实出于此。
但怎么来写官场呢?自民国以来，史学界、社会学界曾出版过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官制和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多是骨架多，血肉少，即对于缺乏人物具体活动的制度的考证和描述多，宏观的理论性的探讨多，而对于官僚制度的微观形态，对于官场中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则缺少具体的、细致的描述和介绍。本书打算从微观方面补缺拾遗，给人们对于官场的已有的骨架式的认识增加一点血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就以清代的官场为个案吧。清代的官场应当是最典型的，因为处在中国传统社会残灯末庙之时的清代官场，集中了两千年来中国官僚制度的许多特点，表现出中国官僚制度的烂熟状态。但清代的官场又是一言难尽的。本书着重选择了几个视角，即主要从官员的道德规范、官场仪注、官场风习、官场弊端、官员生活、官场人际关系、官场小人物、有关官场的谣谚俚语等方面加以介绍和描述。“官场”二字，历来多含贬义，重在强调其中的虚伪、逢迎、庸碌、倾轧、贪婪、弄权等特点，因而本书所述也以清代官场的病态、丑史为多。
了解清代官场的情况，常需要追溯到古代，这就需要有一种通史的眼光，因为清代官场是古代官场的继续，积淀了厚厚的历代官场的堆积物。例如，清代州县衙门中设置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就是经过了肇始于五代、演变于宋明的过程而定型的。又如清代的捐官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弊端和官场风习，是秦汉“纳粟拜爵”以来的买官制度及其弊端的高度发展和“集大成”者。有鉴于此，本书在写到清代的官场情况时，间或也要略考其古代渊源，以见其来龙去脉。当然，这方面的比重不大，谈清代的官场还是最主要的。清代的官场较之前代官场，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如八旗官员的颟顸昏聩，公门中的吸食鸦片之风，师爷在衙门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赫地位，军机章京和南书房行走这些官职，仕宦会馆中政潮的涌起，等等，都是前代官场所没有的，特别是晚清官场的极端腐败，作为封建王朝处于崩溃前夜的一大征象，更是具有清代一朝的特点。本书对于晚清的官场的腐败，着墨不少，这既是因为这一段官场腐败史自身的丰富性，更是由于此段历史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官场的腐败机理有重要的价值。
考清和描述微观历史，需要丰富多样的史料，如果有图片可以目击，是再好不过的了。本书在史料的丰富性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书中采用和征引的古籍达百余种，其中有许多是以往不被史家重视的野史笔记。受陈寅恪先生“以小说证史”之法的启发，书中还使用了不少清代小说中的材料，如乾隆时的《歧路灯》和晚清时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左图右史”，本是中国古有的体例，近年来中国出版界更进入所谓“图文时代”，这给微观史学带来了日益兴旺的有利条件。本书携图版之直观性，结合文字之细密性，而成“图记”之体。细究之，清代高官麟庆已著有《鸿雪因缘图记》，体例即为“左图右史”，我的这本《清代官场图记》，可以算是麟庆之书的一点余绪吧。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1节 翰林：清廷里的“大秀才”
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
翰林院署
在今北京东城正义路迤北向西拐弯的地方，明清时，有一处官署，叫作翰林院。从日本人画的《唐土名胜图绘》上看，翰林院的规模很大，厅堂巍峨，花遮柳护，御河从旁流过，一派庄严而又清幽的景象。
翰林院又被称为玉堂署。早在唐代，内廷中就设有翰林院，但翰林院作为外朝官署，则始于明代。在明代，翰林院掌管制诰、修史、图书、文翰等事务。清沿明制，也设有翰林院，主要掌管编修国史，为皇帝写起居注，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等。翰林
院的主要任务，实际是充当皇帝的政治军事秘书和文翰侍从。此外，翰林院还要在上书房给阿哥们(诸皇子)讲课，并负责检查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官学等皇家八旗子弟学校学生的功课。翰林院还要负责编纂和校订图书。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明清科举制度极盛，府县有府试、县试，省有乡试、院试，全国有会试。在这些考试中，翰林担任乡试和会试的考官。清代的学政是掌管一省教育和科考的最高长官，也多从翰林中选派。著名的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当过乡试的正考官，又当过广东学政。
翰林院设置的官职有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下又设有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其中掌院学士是翰林院的负责人，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充任。担任翰林院的官职的人，一般统称翰林官，简称为翰林。
翰林一称的本义，是指文翰荟萃的所在，李善注《文选•扬雄〈长林赋〉》云：“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所谓文翰，即文墨、文章之意。翰林作为官名，说明其充任者都是精通文墨之事的士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大秀才”。所以，可以说翰林这一官职是“才子官”。清朝皇帝也一向是把翰林院作为“储才”之地的，凡是进翰林院任职的，都必须是科举考试中的出类拔萃者。状元按规定要入院当修撰，榜眼、探花要入院当编修，进士中的优秀者为庶吉士(即取得翰林官的预备资格)，要先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三年期满，考试优良者可授以编修等职。由于庶吉士当翰林都是皇帝亲笔勾定的，所以民间称此为“点翰林”。
翰林院在清代被称为“人文之渊薮”，其中聚集过许多人才，可以说这里是清朝的学术文化中心。比如大学问家、思想家戴震，文学家法式善、蒋士铨，历史学家钱大昕、赵翼、王先谦、王鸣盛，文字训诂学家王念孙，音韵学家孔广森，诗人袁枚，大编辑家、古籍专家陈梦雷等，都曾在翰林院里任过职。在翰林院里任过职的，还有不少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都当过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戊戌变法时期，向光绪帝推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军机处任职的徐致靖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支持过戊戌变法的文廷式也
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此外，湘军首领曾国藩、淮军首领李鸿章、守旧派领袖人物倭仁和徐桐，也都当过翰林官。清末，不少海外留学归来，具有西学知识的士人也进入翰林院，俗称为“洋翰林”，他们给古老的翰林院带来了全新的知识。
在清代社会中，当翰林是非常荣耀的。这不仅因为当了翰林便说明自己已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流人物，更重要的是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而且在官职上还可能进一步升迁。清朝皇帝常常亲临翰林院与翰林们欢宴，并时常邀请翰林们到西苑三海之一的南海赏花和欢宴，名曰“太液赐宴赏花”。翰林如果故去，可以谥以非常荣耀的“文”字，而非翰林出身的人则不能享受此殊荣。由于受到皇帝恩宠，翰林们常有一种飘然成仙的得意心情。在官场中和社会上，翰林被人们羡慕地称为“玉堂仙”。翰林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非常珍视，总希望能够传代——“诗书继世长”，世代当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当了翰林，就想把孙辈鲁迅兄弟也培养成翰林，为此在家中挂起一块刻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字样的匾额。但鲁迅没有走这条升官发财的科举之路，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路，最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2节 南书房行走：皇帝的“机要秘书”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的称谓。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那么，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清秘近臣，在清廷诸大臣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关于南书房创设的目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东华录》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始设南书房，简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以备顾问”。实际上，康熙帝设置南书房，并非只是为了“讲究文义”，而是把“特颁诏旨”的起草之权交给了南书房。张英入直南书房时，康熙政务军务繁忙，张英侍读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昭梿《啸亭续录》载，“康熙中谕旨，皆其(南书房)拟进，故高江村(士奇)之权势赫奕一时”。由于高士奇是康熙帝近臣，掌管机要，所以朝臣纷纷至高宅探访消息，以至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张、高之外，还有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入直过南书房，如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等等。
在康熙时代，南书房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清人吴振《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述及南书房的重要职掌：“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设置之前，主要的中央权力机构是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和掌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内阁。这时皇权还不十分集中。康熙帝为了整个清朝统治的需要，设置了南书房这个中枢机要秘书机构，来分夺国议和内阁的权力，以加强皇权。南书房的地位和职掌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与国议和内阁并峙而且更加重要的机构，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
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所以具有机密性质。史书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慎密恪勤”，格外小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南书房又是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直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南书房能集中这些人才，体现了康熙帝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他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查慎行入选因其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高士奇出身寒微，曾“鬻字为活”，先被荐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后加内阁中书衔入直南书房；何焯因“通经史百家之学”被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入直南书房；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帝问某大学士：“‘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言。……入直南书房。”方苞入直，也经考试。《养吉斋丛录》说：“圣祖时尝召方苞入试南书房，是书房之试相沿久矣。”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不时咨询”，为的是“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择才的严格和慎重，及他对汉族士人的高度重视。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接受比本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康熙帝设置南书房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经史百家、书法绘画、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典章制度、历代统治经验等多方面的内容。南书房行走要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他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他很赞赏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南书房行走，曾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
南书房行走与一般朝廷官员不同，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过是康熙帝加强皇权的工具和伴读的书仆，所以非常辛苦。如康熙帝选中张英、高士奇后，为了传唤方便，命他们从外城迁居内城，其中张英被赐居紫禁城西安门内，常常“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高士奇“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据载，“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门外，呼某人入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伴读时“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腿不得屈伸”。有个南书房行走曾奉命抄写全本《华严经》，累得直叫苦：“伺候时立得足痛，抄录时写得手痛，此苦岂外廷所知。”
南书房在清朝的职能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清朝政局的变化和清帝的需要，前后有重大变化。大体说来，在康熙朝，南书房既是康熙帝的书斋、课堂，也是为他服务的机要秘书处，更是他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康熙朝之后的雍正朝，设立了军机处，南书房就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成为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3节 人称“二爷”的仆人
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
长随俗称“二爷”，是官场中雇用的仆人，是为官员办事和侍候官老爷的。长随的种类颇多，有司阍、签押房诸行、跟班、管厨、司仓、办差等。其中，以司阍和签押房的稿签两种最重要，以跟班最会侍候老爷。有些长随一方面是官仆，一方面又有自己的仆人——“三爷”。下面着重谈谈司阍、签押房稿签等行、跟班这几类长随和三爷。
一、司阍
司阍即负责官署和官宅门房(传达室)的仆人，又叫门丁、门上、门口、门政、门二爷、门公、阍人、阍者、收发、传达。司阍的职责包括：传宣长官命令、传递进出公文、接待来访宾客、稽查家人出入等。他们是官员的心腹、耳目，是官衙、官宅的咽喉。官员对司阍的要求是：必须明白事理，忠诚老练，不出差错和事故。他们又是官场的消息灵通人士，对长官的日常行动都能掌握，对官场的各种消息、情况也都较为熟悉。
司阍对于清代吏治曾起过很坏的作用。汪龙庄说：“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又有人论道：清代“吏治之坏，半由于此(司阍)”。谚云：“宰相门前七品官”、“大人好见，小鬼难挡”，司阍就是掌握着官衙、官宅门权的“七品官”和“小鬼”。他们常倚势弄权，贪婪营私，或索要门包、刁难来客，或勾通司印(长随的一种)，伺机舞弊，或于内外之间作梗，延滞往来行文，有的还蒙骗长官，无所不为。这里主要谈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情况。门包又叫门礼、门敬，是来客送给司阍的进门钱。门包在清代极为流行，成为登门谒官的必要手续。门包或交现银，或以封套装上银票，上写“门敬”、“门礼”字样，其数量不等。清代大诗人、京官查慎行在日记中曾写到门包的数量：“三月初五，早出前门，视泽州陈师母寿，杯分二两，门包三钱。”泽州，指大学士陈廷敬，查慎行给他的母亲拜寿，进门时要向门房交门包，银数为三钱。照此计算，如果来拜寿的是一百个客人，那么门房就要收三十两银子，这比查慎行的俸银还要多。有的司阍对门包的质量、数量有严格要求，达不到便不接受。如某总督的司阍要求门包银必须是库平足色，不要洋元，送时当场在门房验看，不合格便立即掷出。有的司阍索要门包层层加码，使来客叫苦不迭。如某臬司谒上司，司阍索要门包，问需多少，答曰一百，于是臬司送来一百圆钱。但司阍说不是一百圆钱，是一百两银，于是臬司又送来一百两银。司阍又说，还须送“小门包”，数为正项门包的十分之一(十两)。臬司见到上司后抱怨说：“请大人明定门包章程，体恤属员。阍人索要门包三次，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清代北京的官宅最多，其司阍尤恶，他们对于来访的客人，不仅必先索足门包才代为通禀，而且对于徒步来访的客人往往薄其穷酸而不给传递名帖，有时还因自己懒得动而对要谒官的客人谎称主人不在家。清人施闰章《蠖(huò)斋诗话》说，京师执政巨公，自己并未坚拒客，而是司阍“例索门包钱，拒士不得见”。有人题诗云：“吐握风流颇渴贤，祢衡怀刺竟难传。调羹叉手中堂坐，只为阍人苦挣钱。”道出了官宅难进，主人难见，司阍难应付的状况。在清代小说中，常有司阍索要门包，刁难来客的描写，皆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歧路灯》里有段描写非常生动：谭孝移带着跟班(班役)拜谒吏部官员柏永龄，柏宅“看门的乃是一个半痴半跛的五十岁老奴。班役高声说道：‘有客来拜，这是帖儿，传进去。’老奴扭嘴道：‘我不管。’班役向腰中摸出十个钱，递到手里，说道：‘这是你的门包。’老奴咥(xì)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原来二门内，锁着一只披毛大狮子狗，老奴抱住狗头，说道：‘你们过去罢。他不敢咬，我蒙住他的眼哩。’”晚清有的戏班还将司阍索要门包之弊编入戏文，加以讽刺。有一次张之洞看戏，演的是范蠡献西施的故事，当范蠡到太宰伯噽(pǐ)府第时，投刺二次，司阍不理，后递上门包二千两，司阍马上代为转达。看到这里，张之洞失声大笑说：“太恶作剧，但真是今日京师现形记呀!”
在司阍中，旗人官员的司阍有点特殊，即权力尤大。由于旗人官员多颟顸昏庸之辈，所以对司阍甚为倚重，又受其支配。陈恒庆《归里清谈》云：“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端方是旗人，对旗人官员听命于司阍的状况感受尤深，且非常厌恶。一次同僚聚饮，端方乘醉骂道：“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吴趼人的小说《糊涂世界》对旗人官员“门权最重”的情况有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
二、签押房稿签等行
签押房是州县衙门中掌理刑名钱谷等事务和案件的机构，所办之事包括编查保甲、访拿讼师、奏销钱粮、奉宪采买等等，地位十分重要。签押房具有机要性质，房内重要文件很多。一不可令人翻看，怕错乱；二恐小人抽换。时人称签押房犹如中央的军机处。与被称为“外咽喉”的门房相比，签押房被称为“内咽喉”。谚云：“假门上，真签押。”意谓签押房比门上更重要。
签押房的工作统称司签，具体分为六行，即稿签、发审、随堂、用印、挂号、书禀，各司其职。1.稿签又叫稿案，是签押房的领袖，一切上申下行签稿，往来各色事件，无所不知，无所不办，总揽一切，颇似现代的办公室主任。是与司阍并称的两种最重要的长随之一。《官场现形记》写到签押房的稿签挟制本官，为让本官改变已做出的批示而与本官争吵。反映出稿签地位的重要。2.发审帮助本官调查处理上级发审来的案子。3.随堂也叫值堂，随官赴案发现场验查，以防仵作(检验命案死尸的人)欺混舞弊。4.用印是掌管官印的。官府用印极为复杂，须仔细办理。5.挂号也叫号件，将官府文件分别登号，须摘要者摘出。6.书禀负责起草给上司的禀帖及同寅间往来信函。省会、首县、地方大缺的签押房中，司签必宜十人：稿签一人，发审一人，随堂二人，用印二人，号件二人，书禀二人。长官对签押房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道德上要特别讲忠孝礼义廉耻；业务上要明白笔墨款式，熟悉文件、律例、案情等；应当让幕友和书吏悦服。
三、跟班
跟班即跟随在长官左右，随时侍候长官的长随。《学治臆说》云：“跟班一项，在署侍左右，出门供使令。”官员出门时，跟班要带上内装长官名帖的护书盒(又叫拜匣，为一函套或夹子)，以备官员拜客之用。到了所拜人家，跟班便拿出一张名帖递上去。什么样的人送什么样式的名帖很有讲究，跟班都要掌握。对此，长随手册《偏途论》中有详细的规定，如“参将、游击、都司用年家眷弟帖”、“散府以及州同用晚生帖”等，此外还规定：“凡用帖以及手本须在临时请其官示为准，庶不误事。”清代流行吸水烟，跟班如随有吸水烟癖的官员外出，还要为长官带好水烟袋。长官出门在外要换衣服，要坐得舒服，所以跟班要背着衣饰等物，拿着坐垫。韩春湖咏司官生活的俗曲说到这种情况：“几曾见伞扇旗锣红黑帽，叫名官从来不坐轿。只一辆破车儿代腿跑，剩有个跟班的夹垫驮包，傍天明将驴套。”有的跟班，还要替主人送信和办机密的事情。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代翰林，因犯“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此案的败露就起于周福清派出送行贿信的跟班。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记述了具体情况：介孚公(周福清)为几个亲戚朋友通关节，“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
跟班地位低微，总是一副奴才相。对长官打千请安，口称“大人”、“小的”，是基本功。如长官想拜客，跟班就说：“老爷要拜×大人，小的先为传帖。”清人缪良《文章游戏初编》有一首嘲长随诗，勾画出跟班卑微的样子：“手捧书函腰屡驼，宅门得进沐恩多。见官觳(hú)觫(sù)磕三响，入队哜(jiē)嘈挤一窝。”跟班呈上信函、公文、名帖时，总是高举过头，躬腰前行，回事或领客人进来，也都要这种姿势。给当官的磕头也是常事。
四、三爷
长随虽然是官仆，但有些长随自己又有仆人。傅崇矩《成都通览》云：“三爷，一名三小子，门印笺稿大爷及跟班所用之家人也。”“三爷，跟丁之跟丁也。”长随称二爷，其仆便降一级，称为三爷、三小子。二爷之下有三爷，可见封建等级的细密。《官场现形记》有关于三爷的描写：有个值西餐宴席的二爷，正在说某抚院(巡抚)吃西餐不演习(练习)，“不提防旁边那个抚院跟来的一个三小子——是伺候抚院执帖门上(跟班)的——听了这话，便说道：‘你说抚台大人他不演习，他演习的时候，这怕你瞧不见罢哩。’”和珅权势熏天，其府中的三爷也极有派头和极富有。有个官员至和珅府送贿银，递上门包五千余两才有一仆人出门见他，此人即是收了这五千余两银子才肯出来见客的三爷。至于二爷，递此数量的门包是根本见不到的。和珅府中有个司阍叫刘秃子，轻易不给来拜谒的官员通禀，所以许多官员只好先贿通三爷，请三爷到刘秃子那里求情。和珅府中的三爷有三十多人，皆因受贿而致巨富。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4节 难缠的“三爷”
清代官场上流行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与作为仆人的“三爷”不同，指的是官亲。意思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
清代官场上流行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与作为仆人的“三爷”不同，指的是官亲。意思是说官员用人时不要用自己的儿子(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否则会招致丢官败家的结果。这条谚语，是根据大量有关官员任用亲属(即“官亲”)办理公务的弊端总结出来的，因而反映出清代官场中任用官亲是普遍的现象。在清代文献中，也常可看到官亲活跃于官场的记载。
所谓官亲，当然不只是“三爷”，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都属于官亲的范围。清人外出做官，往往有亲属随任或前来投靠，其中有不少人被委以职务，如司征比(征用人力和考校服役成绩)、掌笔墨案牍、管仓库等，其中作为至亲的“三爷”最易受到委任。这些离家随官或投靠的官亲，多是家中无恒产恒业和羡慕官势的人，多不善理事。他们来到官府中，大多是想借当了官的亲属的官威谋求私利，因而多心术不端，任性妄为。官亲在衙门中的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指挥官幕吏役等衙中各类人员。《牧令须知》说，官亲“在家乡，畏官人；在署中，管官人，犹之乎以羊(喻衙中各类人员)将(送给)狼(喻官亲)”。一般来说，官亲在官员手下诸类人中的地位和幕友差不多，高于书吏、长随、差役等。《官场现形记》曾写到某寺庙中的客位按官场中人的地位分为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以及阔商家、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是候补州县、佐贰各官及随常买卖人等。这里的官亲是督抚衙门中的，故地位列为第一等，在第一等中又与幕友并称。书里写到一个叫戴世昌的游击也被列为第一等，因为他是总督的干女婿，是官亲。
由于官亲与官员有特殊关系，所以能在官场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起的作用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不好的，主要表现为作弊乱政。汪龙庄在《学治臆说》里说到“三爷”为政之弊：“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yù)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亲“通贿赂，变是非”：巴县有甲乙二货店掌柜，甲欠乙银千两，立有欠约，后甲归还了银子，但未将欠约取回。甲乙二掌柜死后，乙子昧心执欠约再次索偿，遂涉讼。有官亲向与乙友好，乙子持约往诉，对官亲说，如能帮我收回银子，给你一半。官亲羡其贿，就暗告县令，说乙子有约可凭，甲子应还钱，否则当严究。于是县令当堂断甲子还银。汪龙庄还说到许多官员因亲属作弊乱政而受累遭到惩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县令黄汝亮重征(加倍收税)案，一是乾隆五十一年平阳县令黄梅苛敛案，皆因儿子从中作弊，招致父子一同被处死。汪龙庄认为，“三爷”中以少爷为害最大，也最难对付，所以他在三十年游幕生涯中，凡遇署中有少爷主事，断不受聘。张集馨曾说到官亲倚仗官势，招摇撞骗，勾结胥吏、差役，共同作弊：“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duì)，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清代鸦片之害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衙中有人包庇烟贩子，官亲即为包庇者之一。林则徐说：“衙门中吸食(鸦片)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宦亲即官亲。
官亲所以能作弊乱政，任性妄为，主要是由于官员的姑息纵容。有的官员虽也想对犯事的亲属进行惩治，但碍于亲情，投鼠忌器，不忍下手，他们感到，这“三爷”真是难缠得很。正如汪龙庄在说到官亲之弊难治时所总结的：“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治婿则碍女，治舅则碍妻。”张集馨也曾感叹官亲“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仆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为防止官亲之弊，一些明智的官员、幕友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陆丰知县李平书出告示规定：“其随任之官亲，襄理家务，于公事绝无相干，……一切词讼案件，概由本县亲自主裁，旁人不能稍参末议。”又规定：如有“不法之徒，遇案造谣，谓某官亲可托关说”，则“造谣之人，立时拿送到县”。汪龙庄总结出了“至亲不可用事”、“用亲(官亲)不如用友(幕友)”、“亲友不宜概听赴署”、“子弟不宜轻令随任”、“官亲可办者不过仓库”等防止官亲之弊的用人之道。官场教科书中也有关于对付官亲的经验，如《牧令须知》提出：“若官亲难却，只可留署饱食燕居，不可干预公事，亦不可任令在外游荡，议论是非。”还针对有些不法之徒冒充官亲招摇撞骗，欺压百姓的情况，规定允许被骗受欺之人拦轿喊冤告状。
官亲除作弊乱政外，还能起到其他一些作用，如做官员的耳目。由于官居高堂，许多下情难以了解，而可靠的情况又必须可靠的人来汇报，所以官亲就成为向官员提供情况的重要耳目，这使得官员能够得到不少真实情况。有人曾评论说：“官府出告示、办公事，所涉及的下情非常准确，就像长官亲眼见到过一样，这都是由于官亲之力呀!”又如帮助官员排忧解难。由于官亲与当官者有经常的、较深的接触，所以比较善于揣摩当官者的心理和喜好，这很有助于他们解决官场上的一些麻烦事。清初，某偏远之地的长官听说大将军福康安要来本地，非常惶恐。因为福康安途经其他一些地方时，对其招待甚为不满。该偏远之地的长官生怕本地条件差，也招待不好。此时，有一官亲自告奋勇说：“给我三百两银子，我能把事情办好。”于是，他用这不多的钱布置了非常别致、舒适的居处，摆下了非常精巧、可口的饭食。福康安享用后甚为满意，不但褒奖一番，还偿还了三百两银子，并优保该官升任了监司。在这件事中，官亲以其善于逢迎权贵的本领帮助戚官解决了麻烦事，并使之升迁了官职。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5节 宦海风涛千丈高
袁走后，李又对亲信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逢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郑板桥在任潍县县令时在一封信中写道：“官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晋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又在任范县县令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有视靴帽如桎梏，奈何奈何。”可以看出，郑板桥对于仕途之险体会是非常深的。这显然是因为他“久羁政海”，看得太多了。清朝吏部官员韩春湖写的一首俗曲也感叹过宦海风涛的可怕：“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风波陡起天来大。单听得轿儿前唱道喧哗，可知那心儿里历乱如麻，到头来空倾轧。霎时间开美缺锦上添花，蓦地里被严参山头落马。”形象地描绘出宦海风涛变幻无常、大起大落的情状，反映了清代官员普遍存在的对仕途之险的恐惧心理。可以看出，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前面有衙役鸣锣开道，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心乱如麻。因为他们深知，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在《如此官场》中描写宦海风涛时写道：宦海潮“风波险恶”，“白浪滔天，不知掀翻了多少船只”。
面对官场这种风涛无定的情况，不少官员都深以做官为苦，想辞官不干，如郑板桥。也有的官员虽不想辞官，但总想找个清闲保险的官职度日。如学博(州县“学官”的别称)一职是位卑禄薄的“冷官”，但因宦海风涛较少波及，故颇使一些任此职者感到满足。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博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藻芹池”指官学，“苜蓿盘”指学官的清苦生活。对联反映了作者颇为满足虽有些清苦，却平静无事的“冷官”生活。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也最让人感到可怕可憎。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目睹其父明珠“与索额图植党，相倾轧”，以及其他种种官僚们相互构陷的事实，深感官场斗争极为复杂、险恶。其好友严绳孙说他总是“惴惴有临履之忧”，可见他对官场倾轧的敏感和畏惧。他还写下不少咏叹官场倾轧的诗句，如“日暮风沙恶”等等，并在诗文中表达了他对官场倾轧的看法：在那雍容肃穆的丹墀凤阙，每个角落都埋伏着杀机，别看那些宰辅们顶戴花翎，颐指气使，顷刻间就可能变为哭丧着脸的囚徒。
清代官场上出现了许多工于倾轧的好手，其手段也多种多样，如攻讦、诬陷等，时人谓之“官场机械”。乾嘉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个工于倾轧的人，其手段也甚为高明。有人说他倾轧时“机械百出，无形无声，有非可意料也”，并认为“(清朝)廊庙间倾轧之风，始于和珅”。这可以和珅倾轧吏部官员金方雪为例。金方雪在吏部任职时，和珅对他说：“你应当外任上海道。”不几天果然下来了任命。金方雪因该职在自己原籍五百里之内，例应回避，就在到省后自行具呈督抚，与江宁盐道对调了。和珅闻之甚怒。两年以后，江苏高邮发生冒赈案，一直在寻机报复金方雪的和珅乘机上奏道：“历任布政使失察，也应严议。”结果，曾经代理过江苏布政使的金方雪被革职。以奉行磕头哲学著称的嘉道咸三朝显宦曹振镛，其实不光磕头，同时也工于倾轧。他曾借道光皇帝之手排挤了两江总督蒋襄平和云贵总督阮元。道光初年，蒋襄平以直督召值军机处，皇恩甚优渥，曹振镛非常嫉妒，便借道光之手将蒋排挤到外地任职去了。蒋襄平感慨地说：“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意。当面排挤，真可畏也!”阮元与曹振镛关系不洽，也成为曹排挤的对象。道光帝有一次向曹询问阮元何以升迁得快，曹答：“因他学问好。”道光又问：“何以知之?”曹说：“他在督署内天天刻书谈文。”意思是说阮元荒于政务。曹素知道光最恨大臣荒于政务，故以此激怒道光。果然，道光听了曹振镛的话，便将阮元召回京城。在清代官场上，类似曹振镛对蒋襄平那种因嫉妒而倾轧的事非常多。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在写到这类倾轧情况时说：“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习惯如此。”书中写了一个叫陈雨堂的官吏因被嫉妒而遭倾轧：陈雨堂在山东做官日久，“寅僚旧好总多，易于照应。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因妒生恨，因恨便生出倾轧来，思量要攻击他……”
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清末随慈禧西行的粮台会办吴永与督办岑春煊的相互倾轧、岑春煊对任内众官的报复就是这样。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到他与岑春煊相互倾轧，并受到岑排挤的情况：岑、吴二人因有积怨，常为小事互相指责。一次，二人在西行途中驻跸(ｂì)的太原行宫内相遇，又为一件小事对骂起来。岑咆哮道：“我非参你不可!”吴也厉声说：“你有本事尽管参去，我在此恭候。我也奉旨专折，可以参你!我无可指摘，你却有累累罪状，看咱们谁厉害！”岑一听大怒，竟揪住吴的胸口，挥拳要打。吴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无礼！”岑只好住手。但又马上找到李莲英告吴的状，李劝岑忍耐为上，岑只好不再争执，但心中怒气难平，更视吴为眼中钉，必欲拔出而后快。为了排挤吴，岑极力拉拢军机大臣，使之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最后终于与军机大臣合谋，用调虎离山计将吴派到两湖去催解粮饷。吴永对此叹道：“岑等内外合力，不知费了多少心机，终于达到了目的，所谓‘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也。”吴永还曾说过：“岑对我恨之入骨，必欲挤之死地而后快。”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吴永又记述了岑春煊在粤督任内倾轧报复众官的情况。岑曾参罢过一千四百多名大小官员，其中获罪者数百人。这一千四百多人中，“非但睚（ｙá）眦(ｚì)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余地”。
由于官场倾轧之事甚多，便产生了对付倾轧的要诀。如李鸿章在与翁同龢相互排挤时所用的“挺经”。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深受翁同龢的排挤，有一次，袁世凯作为翁的说客来劝李鸿章乞休开缺，以使翁能顺利顶补做成协办大学士。李对袁说：“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袁走后，李又对亲信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的老师是曾国藩，其“挺经”是怎么回事呢?李鸿章解释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然后具体讲了一条：某老翁的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ｃｈéｎɡ）上与一个京货担子相遇，彼此不肯让路，僵持许久。老翁过来劝挑京货担子者避让一下，但该人不干。老翁便挺身说道：“我在水田里替你顶着货担，你空身从我儿子旁边岔过，怎么样?”该人过意不去，便下田避让。李鸿章对此解释道：“他(老翁子)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李鸿章就是用挺一挺的办法对付翁同龢对他的排挤的。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6节 宦情薄于纸
勒保上前磕头，总督扶起说：“不要你磕狗头。”又让侍者帮他脱掉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到后院乘凉、喝酒去。”勒保的同僚见到此状皆大惊，从此一改对勒保的冷淡态度，变为逢迎献媚了。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的表现是极为突出的。清代官场上的这类事例极多。清人论道：“官场势利，真无微不至。”“人情如纸薄，宦情薄于纸。”清代谚语云：“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都深刻地概括出清代官场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炎凉之态和势利之状。其具体表现可举以下几方面的例子。
一、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乾隆朝，傅恒兄弟二人皆做官，傅恒是个极受皇帝恩宠、权倾当朝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其兄则只是个左都御史，二人的权势相差甚远。其兄病死时，傅恒正扈（ｈù）从热河，吊唁活动的第三天才赶回来。吊唁的前两天，灵前门庭冷落，京朝大官无一人前来吊唁，但当傅恒回来后，顿时车马盈门，各部院大小官员纷至沓来，一些素与傅恒无甚交往的官员也亲携大量治丧用的财物前来祭奠，有的官员还甘词媚态，凑到傅恒跟前逢迎巴结。这些前来吊丧的大小京官们显然都是冲着傅恒的权势而来的，否则谁为那个死了的左都御史操心呢?
二、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受到格外恭敬。曾任四川总督的勒保，原来在成都当通判时很不得上司与同僚的喜欢，每次衙参竟无人理睬，因而郁郁寡欢。当他知道新来的总督是自己的故交时，心中大喜，希望靠此关系改善自己的处境。果然，新总督对他很亲热，见面后不称其官衔，而称为“勒三爷”，并说了不少貌似粗野实则亲热的话。勒保上前磕头，总督扶起说：“不要你磕狗头。”又让侍者帮他脱掉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到后院乘凉、喝酒去。”勒保的同僚见到此状皆大惊，从此一改对勒保的冷淡态度，变为逢迎献媚了。
三、同是一个人，官势煊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如蝇逐臭，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不理不睬，甚至加以欺凌。嘉道年间担任过督抚的伊里布曾对人讲过他亲身经历的在得势与失势时受到不同待遇的情况。他说：“我任云南通判时因有过失而被革职，想回京师故里，但无盘缠，所以想请巡抚出面招呼同僚们凑一些。但登门到抚署后，门丁不给我通禀，恳求再三，才让我稍等。这时我见到门丁高声传命，依次唤大小官员们进署，但等到傍晚也未唤我，门丁对我高声说：‘抚军今天接见属吏很疲劳，现在该休息了，闲人不许打扰。你改日再来吧。’以后又去了三次，情况都是这样，最终也未见到巡抚。后来，蒙皇恩我官复原职，因参谒巡抚又来到抚署，此时那个门丁一改前次冷淡之状，而对我笑脸相迎。巡抚也说了不少祝贺我复职和夸奖我能干之类的客气活，态度非常谦和。这时，又听到那个门丁高声传命，唤官员们依次进署。抚今追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清人许奉恩在笔记《里乘》中记下了伊里布谈到的这些经历，并将伊里布比作历史上有名的曾受过势利之苦的苏秦和朱买臣。他感叹道：“人生世上，势利富贵，都是不可忽视的啊!”
四、权势者失掉权势，身价便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俗谚“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儒林外史》中写景兰江对匡超人谈起如何帮助死去的吏部尚书的儿子胡三不受人欺负。匡超人道：“他一个冢宰(吏部尚书)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有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
重聚赌炎凉觇世态说的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哪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有个“重聚赌炎凉觇（ｃｈāｎ）世态”的掌故，可以作为这句谚语的绝好注脚。有几位候补知州、知县正团坐打麻将，忽仆人来报：“听说抚台大人的姨太太得了暴病。”诸人大惊，急忙穿衣备车，欲前往慰问。这时又有仆人来报：“得病者是抚台的太夫人，现在已经死了。”诸人商量道：“原来是太夫人仙逝，我们且打完这一局，明早再去吊唁也不迟。”一会又有仆人来报：“现已探实，死者是抚台大人。”诸人一听，异口同声道：“赶快入局，别耽误了好时光，赢了钱好去吃花酒。”前后三种消息，三种态度。前两次欲慰问、吊唁，是为了给抚台大人看，而抚台一死，便不如一只活老鼠，管他干什么?
五、拜把子与拜门的缴帖规矩也极为势利。昨天还称兄道弟、师长师短，一旦兄弟一方或门生升了官，就要缴还盟帖和门生帖，从此兄弟之名、师生之名一笔勾除。这在一班充满势利思想的官僚们看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7节 渗透官场的乡谊
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其表现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优用乡人
掌握用人之权的官员在选任或酌补官员时，往往优先考虑同乡。从被选任或酌补者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靠着乡谊获得官职的。
李鸿章是在用人问题上重乡谊的典型。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对皖籍求官者甚为关照，至有“滥用乡人”之评。他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前来投靠要官，他都接纳，并尽力委以官职，于是乡人“闻风麇（ｑúｎ）集”，至“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如安徽婺源人吴懋（ｍàｏ）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常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与李鸿章攀上了同乡关系，往来频繁。在李鸿章的保荐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衔，并充任淮军钱粮所总办。对于犯案和无能的同乡，李鸿章也给予关照，乃至委以官职。安徽怀远人刘铭传在家乡组建团练时，因经费不足而命部下抢劫，结果被判死刑，后得看守之助逃跑，逃至苏州后，以乡谊谒李鸿章，李看在同乡情份上收留了他，并委以帮哨之职。李鸿章还因乡谊任用过识字不多的小贩为道府官，刘铭传对此曾叹道：“将道府要差委以此种无能之人，哪有不坏事的道理！”淮军将士多皖籍人，李鸿章又是靠淮军起家的，因而他对淮军将士甚为倚重和照顾。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李鸿章曾对人说，当年乡井子弟捐躯杀贼保疆土，现在遇到了太平之年，就应该让他们聚财理家，一切小过失都应当宽纵勿问。李鸿章对于科考中同乡人是否中式也极为关注，因为这决定日后官场上能否增加皖籍官员的数量，中式者多则皖籍官员的势力就会增大。有件事很能说明李对此事的关注。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发榜前一天，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其入京住处)设筵，邀请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候报。至天明无人来报，于是派人到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李鸿章非常不快，大声说道：“咸丰戊午，北闱不中我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
关于以乡谊补官，《清稗类钞•诙谐类》“先酌乡人”条记有一例：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大吏曰：“先酌乡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到补官时乡谊的重要作用：一省里面的补缺人员分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的(即依仗权势者的力量)；第四宗，是不相干者。可见与大僚有同乡关系的候补者是要优先照顾的。
二、同乡性幕帮、胥帮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ｃｈì）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著《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清乾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ｘｕāｎ）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三、同乡会馆
清代京师与各地建有许多专供宦游者和科举士人居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不仅为同乡官员、士人提供住所，还作为同乡官员、士人之间敦睦乡谊，即拉拢同乡关系、联络同乡感情的重要场所。京师福建会馆悬挂的对联云：“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体现出同乡官员、士人在本乡会馆中的亲密关系。
这些同乡会馆，从建馆到以后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乡谊的凝聚作用，都体现出敦睦乡谊的宗旨。例如：1.靠同乡官员、士人共同捐款建立馆舍。北京安徽会馆的建馆情况是：李鸿章与其兄李肖荃首倡建馆，淮军诸将及各省同乡大吏群起响应，很快就将建馆款项筹齐。其中李鸿章捐银一千两，淮军将领潘鼎新、刘盛藻、周盛传、吴长庆共捐银一万两。2.逢年过节在会馆中举行团拜活动，届时聚饮看戏，晤谈订交，联络和加固同乡关系。一首《竹枝词》咏记同乡会馆中团拜盛况云：“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3.为增强家乡荣誉感和同乡凝聚力，很多同乡会馆都举行祭祀乡贤的活动，并将本乡做官和中式者的姓名、官衔、科目、封爵等题匾挂在会馆中。如北京绍兴会馆设有“仰蕺（ｊí）堂”，专门奉祀绍兴乡贤蕺山先生刘宗周。又如北京歙（ｓｈè）县会馆观光堂挂有题名榜，清朝一代歙县本籍、寄籍的京朝官和取科第者都在上面。
四、保护同乡
官场中的乡谊还特别表现在对落难同乡的支援和保护上。如清末“四大奇案”主角之一的举人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当他受诬蒙冤将被处死之际，浙江籍的京官都极为关心，彼此书函往复，了解案情，翰林院侍读钟骏声、国子监司业汪鸣銮等二十八个浙籍京官还赴刑部为杨乃武鸣冤，刑部侍郎夏日善与杨乃武是同县人，也于关键时刻加以援手，密奏案情，终于使杨乃武保住了性命，冤案得以昭雪。
第二章 官场炎凉第8节 “裙儿底下带来的官”
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朝，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是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钻营功夫，如花大钱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等。在拜干亲者当中，品行低下、长于钻营的所谓“十钻千拜之流”尤多。
拜干亲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钻营者自己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自为干儿；二是让妻妾女儿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或拜权贵之妻、母为干娘。在所拜的权贵中，不仅有朝廷大吏，还有权势显赫的太监。第一种情况，如盛宣怀拜李鸿章为干爹，陈璧拜奕劻为干爹。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户部官员拜某太监为干爹：“惠禄号叫受百，是个户部员外郎。拜在当朝最有权势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个干儿子，十分得宠，无论京外各官，有要走内线的，若得着了受百这条门路，无有不通的。”第二种情况，如毓郎是民政部尚书善耆的下属(任侍郎)，为巴结善耆，他让自己的福晋(夫人)拜善耆之母为干娘。后来奕劻权势大了，他又让自己的福晋拜奕劻的五福晋为干娘，结果在奕劻主持内阁期间当上了军机大臣。他的这种谋官方式，连善耆都看不起，说他得来的官是“裙儿底下带来的官”，即靠裙带关系得来的官。又如胡林翼为与官文拉关系，除与官文结拜为兄弟外，又让自己的爱妾拜官文的太夫人为义母。
在以拜干亲为手段的谋官者中，有不少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的无耻之徒。有个典型的例子：乾隆朝有一翰林因久不得试差而想通过谄事权贵得到手，他先让老婆去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于敏中势衰后，又让老婆去拜尚书梁诗正为干爹，并令其殷勤侍奉。梁每上早朝，他老婆都先把朝珠放在胸口上焐温，然后亲手给梁挂上。对此，有人作诗痛加嘲讽：“昔日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郎如有貌何须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指朝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活画出一个孜孜求官的无耻官吏支使自己的老婆拜权贵为干亲并殷勤侍奉权贵的丑态。
晚清，奕劻权势熏天，其子载振的权势也不小，因而许多官吏都想与奕劻父子结为干亲，于是，奕劻父子的干儿干婿成群结队。在众多干儿中，被称为“中坚人物”的是二陈，即陈夔龙和陈璧。陈夔龙的夫人幼即拜奕劻为义父，所以陈夔龙是奕劻的干儿兼干婿。陈夔龙对奕劻奉之极为恭谨，每年要给奕劻送银数万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缎匹、食物、玩好等。奕劻有一次假惺惺地对陈说：“太让你费心了，以后还是节省些吧。”陈夔龙马上恭敬地说：“儿婿区区之忱，竟烦劳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陈夔龙的老婆侍奉奕劻也极恭谨，常居奕劻邸中，嘘寒问暖，投其所好。陈璧原任道员、布政使，拜奕劻为干爹后，很快成为侍郎，后又升为邮传部尚书。陈璧所以能攀上奕劻为干爹，全仗一个经常出入奕劻宅中的金店掌柜代为牵线。金店掌柜先将自己的珍宝以陈璧的名义献给奕劻，使奕劻愿意见陈，陈入拜时，又极尽谀媚之态，博得了奕劻的好感，进而他便提出想做干儿子，同时献上五万两银子。这样，奕劻便收下了陈璧做干儿。奕劻之子载振也收了一些干儿，其中最有名的是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朱纶既为载振干儿，亦即为奕劻干孙，陈夔龙便成为朱纶的“姑夫”。于是，在陈夔龙、朱家宝、载振之间便形成了“郎舅”、“兄弟”的关系。
这一组以奕劻父子为中心的瓜葛之亲，在晚清官场上臭名昭著，受到朝野人士的同声指责。北京宣南广和居饭庄曾有两首题壁诗(江西道监察御史赵熙所作)，辛辣地讽刺了这一组狼狈为奸的干亲关系，一时轰传都下，人人称快。其一云：“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其二云：“一堂二(一作两)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一作自然)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其中“朱陈”指朱纶、陈夔龙，“云贵”指朱纶之父朱家宝(云南人)和陈夔龙(贵州人)。奕劻父子是满人，朱陈是汉人，故曰“满汉一家人”。“莺声”句写陈妻的娇态，“豚子”句喻朱纶依恋干母的丑态。“一堂二代”即奕劻父子。清代皇族之女皆称“格格”，陈妻为奕劻干女，故自然呼为“格格”。岐王为唐玄宗弟李范，借喻奕劻，“开新样”即以声色自娱。“江令”句谓江杏村因弹劾奕劻被免去官职，“回原衙门行走”。弄璋者即干儿陈夔龙，弄瓦者指载振兄弟所昵的收为干女儿的妓女杨翠喜和冯宝宝。寄生草和寄生花喻朱纶、陈妻。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9节 做官的秘诀(1)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下面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即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但就是靠这，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0节 做官的秘诀(2)
二、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下面再举翁同龢、李盛铎、善耆、徐世昌四人为例。翁同龢是个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惟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写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曾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并上书劾会，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一改追随徐桐时砸烟枪的面孔，向奕劻吹嘘起自己“深通洋务”来了。曾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清末亲贵中以圆滑见称，他对于光绪帝和慈禧两派，采取骑墙式的两面讨好做法，八面玲珑。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即“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干了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是让官场中的腐朽势力磨去的。这个腐朽势力，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就这样，张集馨由一个正直耿介之士，逐渐变成一个平庸、圆滑的官吏。尽管这也是有违他的初衷的。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1节 做官的秘诀(3)
三、唯上是从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是极盛的。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zhuó），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清朝官吏遇事不敢陈说己见，而只知附和上司，唯唯称是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为忘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是”)，有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作者继而指出：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此诀也属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四、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书中写到一个叫卜士仁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具体、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真可谓精通此诀的权威。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例如：1.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的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2.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了载振。不久，段芝贵便因此而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3.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盛，献给了该妓。该妓大喜，便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这个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以后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意谓靠献绣鞋当上的观察。4.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署诺时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什么“跟二太爷阿妈逛庙”之类。5.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友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6.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五、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到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清政府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碴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乙听后笑着说：“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很多清代官吏所奉行。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2节 做官的秘诀(4)
六、欺上瞒下，一紧二慢三罢休
欺上瞒下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官场现形记》又说到“一紧二慢三罢休”的官诀，其中虽包含不少名堂，但精髓则是欺上瞒下。书中写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的法门，马老爷说：“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哪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这个“一紧二慢三罢休”表现出的是上下齐瞒，马老爷就属于《歧路灯》中仓房老吏所说的那种“会做官的”。
七、稳冷狠
奕技上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惟‘稳冷狠’三字。”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八、套拉拢
《官场现形记》上说：“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作做官的诀窍。”实际上，官场中套拉拢决不止于同人之间，而是凡对自己有用者，皆尽力拉拢。其拉拢之法甚多，有拜同乡、拜把子、拜门、结干亲、内眷通往来、留客聚饮、代买婢妾、打麻将时谦让对方等等。其中前四种已在上面专节叙述，这里说说内眷通往来。内眷通往来即支使自己的太太联络同寅的太太。此术之妙处在于“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为了交际，太太的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太太则须绮罗摇曳，虽老爷无肉无鱼，太太则可一箸万钱。
官样文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
清代官场上，官样文章盛行。所谓官样文章，即徒具形式、照例敷衍的虚文滥调，包括公文和措施。清末有人写了一卷讽刺官样文章的书——《官样文章》，其小序称：“官场之笑柄极多……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云：“中国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曾国藩曾说到清朝外官有两大通病，一是敷衍，二是颟顸。《官场现形记》说：“在官场上历练久了，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从这些议论和描写中可以看出，清代有识之士对于官样文章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对其深为厌恶。官样文章的具体表现很多，下面举几个方面的例子来谈。
文牍方面清代官场上的许多文牍是标准的官样文章，或是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或是干巴无味的套话习语。如清代文牍的套语句有所谓“四此”，即对上级用“等因奉此”，平级用“等由准此”，下级用“等情据此”，皇帝用“等因钦此”。因此，人们称官府中办理文牍的地方为“四此堂”。有位在衙门中办事多年的幕友写了一首仿郑板桥《道情》的诗，说到了“四此堂”中那些依样画葫芦的官样文章：“苦埋头，四此堂。勒文移，草奏章，年年画出葫芦样。”很多官场公文，都是例行公事，其中许多照例写的话，并不真的去实行。《官场现形记》说：“凡是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于’、‘未便’、‘定予严参’等字样，一定要吓的慌做一团，意思之间，赛如上司已经要拿他参处的一般。后来请教到老夫子，老夫子譬解给他听，说，‘这是照例的话句，照例的公事，总是如此写的。’头一次他听了，还当是老夫子宽慰他的话，等到二次、三次弄惯了，也就胆子放大，不以为奇了。”
规制方面新官到任有一套仪注和例行公事，如接印、行香、放告(接待告状)、阅狱、巡城、点卯、盘库等，但往往不真心务实，而是敷衍一下，成为官样文章。《文明小史》写道：新任知府傅祝登“行抵府城，发出红谕，定了吉日接印，一切点卯、盘库、阅城、阅狱，照例的官样文章，不必细述。”点卯即按名单验查出勤人员，促其按时到职，但多成具文。点卯时，往往到者不多，唱名时，到者竟替不到者答应。清末京官的上班制度也常常成为徒具形式的官样文章。《清稗琐缀》记道：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颓唐，“其供职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画到，近午即归，谓之‘上衙门’”。所说“画到”即点卯，“上衙门”就是上过班了，至于上多长时间班，干不干事也就无所谓了。
治民方面光绪年间，浙江宣平县令接到一份胥吏呈报的材料，上面说某处住着三个灾民，安分乞食，并不滋事。县令助手取来旧文书档案一查，发现这说的是嘉庆年间的事，距当时已有百年，于是将这份材料注销。奉行故事竟到如此荒唐地步。
执法方面甘肃某县令最善迎合上司，上司命其捕剧盗数名，他便与上司的幕友合谋，出资另购数人申报塞责。
治军方面绿营兵搞训练最重虚文而不重实用，左宗棠说，他们教的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官场现形记》讥为“比耍猴还要好看”。冯玉祥曾说到清末陆军摆样子、敷衍塞责的陋习，其状与绿营的“花法”一模一样，完全是绿营作风的复活。
交际方面官场中遇到不愿办的事常以打官腔敷衍推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道：“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3节 “他们都胡涂哇！”
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
清代，特别是晚清的吏治之所以腐败，清朝之所以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任用了大量颟顸昏庸、愚昧无知的官员，由于他们颟顸昏庸，不仅不能做出政绩，而且误国误民。
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尤多。旗人以马上得天下，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但享有天潢贵胄的特权，不学无术也照样可以做官，所以旗人官员中的颟顸昏庸者特别多。对此，清朝皇帝也不否认。光绪帝曾对一位将要做副都统的汉官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旗人官员中除文化较高者，大都承认自己的文才不如汉人。清何刚德《春明梦录》说，满人京官一涉文墨便甘心退让，平时交际，如有汉人在座，就有些拘谨，因自知才具不如汉人。蘧（ｑú）园《负曝闲谈》写到满军机乖乖受教于汉军机：“军机大臣里面，有两个满洲人，文理都不甚通透的，还得汉军机细细的讲给他听。”
满洲厢蓝旗人、当过刑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刚毅是个不学无术、缺文少才的典型。他读书甚少，文墨不通，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白字、闹笑话，引得旁人窃笑。如他读瘐（ｙǔ）死为瘦死，聊生为耶生，刚愎为刚复，刘（zī）(一道员名)为刘鼐。他当刑部尚书时，提牢厅每呈上囚犯瘐死狱中的报告，他都要提笔将“瘐”字改作“瘦”，而且申斥司员不识字。他又曾对某巡抚说：“别人都说我刚复自用，我只知有刚直，何谓刚复，实在不可理解。”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刚愎自用是怎么回事。他又读皋陶之陶为“桃”(应读尧)，说皋陶即“舜王爷驾前的刑部尚书皋大人”(实则皋陶是神话传说人物，尧的大臣)。他在军机处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有“追奔逐北”(追击溃败的敌人)一语，他看到后大怒，说：“川督不小心到如此地步，奏折岂能任意错讹?”周围的人不知错在哪儿，他说：“这句话肯定是‘逐奔追比’之讹，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的财物。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呢?”刚毅不仅无知，而且非常固执，对指出其谬误者则怀恨在心。如有人告诉他刚愎的愎不读复，他根本不信；翁同龢告诉他“追奔逐北”的真正含义，他也不信；翁同龢还告诉他皋陶、刘的正确读法、写法，他竟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有个京官根据刚毅说白字等笑话写了一首七律，讽刺道：“帝将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第三句是说刚毅向慈禧举荐一名官员时称此官是自己手下的黄天霸，翁叔平即翁同龢，末二句指刚毅推崇、利用义和团事。
除刚毅外，颟顸昏庸的旗人官员还可举出很多。乾嘉时有个旗人当了两淮盐运使，却不知孔子为何人。有一次遇上祭孔，他问书吏祭的是谁，书吏说：“是孔夫子。”他仍不明白，便去问塾师，塾师告诉他：“孔子是圣人。”他还是不解，又去问幕友孔子居何官，幕友说：“居鲁国司寇，摄行相事。”他更加不解，幕友便解释道：“相当于今天的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他听后似恍然大悟，马上召来书吏、塾师训斥道：“什么夫子，什么圣人，连孔中堂你们都不知道!”满洲正蓝旗人、两广总督瑞麟识字很少，白字连篇，有一次市面上米价大涨，他问涨价原因，属员回答：“乃是市侩居奇。”瑞麟问：“四怪居奇?那四怪是什么人?”属员张口结舌，哭笑不得。有个叫宓（ｍì）彦恒的同知谒见瑞麟，他看了名帖后对宓说：“你的姓太生僻，我不识得，你可自报！”蒙古正黄旗人、管学大臣荣庆曾向赴日留学生问赴日路线怎么走，留学生答须先到秦皇岛，荣庆问：“秦皇岛在哪里?”顿了一下忙说：“想必是日本的别称吧。”甲午战争激烈之际，一日早朝，某官叹息道：“战事紧急，非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不可。”檀道济是南朝宋将领，被宋文帝所杀。后文帝面对攻城的敌兵，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该官以其借指清将董福祥。但有位满洲旗人御史不知檀道济为何人，听了那个官的话后，竟上奏请起用檀道济。光绪年间广东大学堂开学时，旗人官员德寿提出算学、体操、地理三门课可删，理由极为荒唐：“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清代实行捐官制度，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官，因而大量不通文墨、低能少才的人进入官僚队伍。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往往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有个胸无点墨的人捐升了知县，一次坐堂审案，见书吏所开名单，首列“计开”二字(共计开列之意)，便以朱笔点之，吏知其误，但碍于在场人多，就诡词答道：“计开未到。”审第二案时又见首列“计开”，又以朱笔点之，吏仍告未到，知县大怒道：“两案都是计开为首，足见他是个不安分之人!竟敢抗传不到，分明是差役私放犯人!”差役听后急忙分辨：“计开不是人！”知县说：“正因为他不是人才要重办他！他始终不到案，岂不是藐视本官?”然后下令差役三日内将计开押解到案，否则严惩不贷。还有一胸无点墨的捐职县令将要主持县试，问幕友说：“作文何者为佳，何者为不佳?”幕友答道：“文字第一须看用笔，用笔好则为佳文，否则为不佳。”县令听后对前来应考的童生教训道：“你们作文字须讲究用笔，用笔好方为佳文。”不少童生对这位胸无点墨的县令能言此语很觉诧异，但唯唯称是。县令又说道：“我年轻时作文，最讲究用笔，每枝笔非三四元不可。”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原来县令所说的笔是指毛笔，根本不知用笔是指作文技巧。捐官之昏愦无知在清代小说中常有描写。《儿女英雄传•胡县官糊涂销巨案》写了个胡知县，原是个卖小吃的商贩，偶发横财，捐了知县。因识字太少，只认得“油盐酱醋茶”、记账用的数目字和钞票面额数字，所以只能依靠胥吏办事，县上人称其为“胡(涂)太爷”。
清代官员昏庸糊涂、误国误民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其中不少官员既不是旗人，又不是捐官，而是正途出身的汉族士人，但其昏庸糊涂并不亚于前者。福建莆田县令秦某在署中看戏剧《白蛇传》，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bō)时，秦某大怒，叫衙役将许仙拽下台鞭打，演许仙的演员急呼：“我是戏子，不是真的许仙！”秦某说：“我知道你是戏子，如果你是真许仙就打死你了!”嘉庆帝因水患下诏征求解决办法，有个谏官上奏折道：“应当下令让妇女腰间都系上黄带子，因为黄属土，土能克水。”嘉庆看后大怒，在折上批道：“下诏求言，求得此种之言，令人浩叹而已！”某县令是个酒鬼，人称“醉乡侯”，有一天他正在署中独酌痛饮，忽有人前来喊冤，他嫌这人打断了自己的酒兴，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但未掷签说明打多少下，衙役问道：“打多少下?”他伸出手指说：“再打二斤!”登时哄堂大笑。某县令正审案，突有一老汉上堂告他当剃头匠的儿子不孝顺，县令嫌他乱喊，就把他轰了出去。退堂后县令又想起此事，就命衙役把在署内做活的一个剃头匠抓来，边打边斥责道：“你为什么不孝顺父亲!”打到百下时，剃头匠奋力抗辩说：“我小时候父亲就死啦!”县令这才恍然大悟。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4节 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
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
在清末官场中，广为流行着一部描写晚清时期官场情态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江苏武进人李宝嘉。这部小说是骂官场的，骂官场的龌龊、卑鄙和无耻，揭露官场中的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黑幕，但这部骂官场的书在清末官场中却大有读者，颇为风行。正派一点的官员读了它，觉得揭露得好，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恶气；无行的官员读了它，则骂书的作者太刻毒，或是“化敌为师”，把此书当成自己钻营升官的教科书。有一位正派官员曾为《官场现形记》写了一篇序言，说他自己与李宝嘉同是嫉恶如仇的人，所以读了此书后深感快意，甚至可谓“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于此时者”。在序中他还谈到一些无行官员读了此书后的表现：“长于钻营者则曰：‘是皆吾辈之先导师。’”
清末曾在工部、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官的孙宝，是《官场现形记》的热心读者。他在《忘山庐日记》中多次谈到他对此书的欣赏和看法。下面是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九月)二十九日，晴。……得《官场现形记》一书阅之，夜眠稍迟。
三十日，晴，无风。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
(十月)一日，晴。……仍览《官场现形记》。报至，暂置书观之。……《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
二日，晴。……俄入卧室，仍观《官场现形记》，其刻划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
六日，晴。……遇稼霖，相随至其斋中小坐，道《官场现形记》之书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孙宝是极喜欢读这本书的，连续几天，书不离手，常读至深夜。读书时有时拍案叫绝，有时笑不可仰，还与京官中的朋友一起评论此书的佳处。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本纪实的书，所写官场情态，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书中所记之事，多是事实，并非捏造，所写的人物，也多是真人，只是易姓改名而已。他还认为，眼前官场中的种种情态，几乎在《官场现形记》中都能见到，中国官场的腐朽之状，完全可以从书中一览无余。他说的那句“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的话，从表面看是骂著者，实际则是在赞赏著者的眼力和手笔之锐利、之老辣。孙宝对《官场现形记》的喜好、赞赏和看法，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官场读者。孙宝读此书的情形，实际是清末官场流行《官场现形记》的一个侧影。
为什么《官场现形记》骂官场，却还能得到官场的青睐而风行官场?清末有人在《世界繁华报》上著文对此有过解释：“此书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某京卿谓邹应龙打了严嵩，严嵩犹说打得好，打得好，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同此意也。”这个解释，引戏剧中明朝奸相严嵩挨了打却叫好的情节，来类比清末官场中人读《官场现形记》的情形，大体说来是中肯的。
孙宝认为《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碰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她还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当那些官员们正摇头晃脑地翻读着这本为他们描形画像的《官场现形记》时，哪里想得到，此时太后老佛爷也正翻看着这部书，盘算着怎么整治他们呢。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5节 民间视野里的清代官场(1)
有的谚语自清代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所使用，或是被借用形容某种政治现象，如“公门之中好修行”，或反映了某些封建官场遗毒的存在，如“官不打送礼的”。
清代官场和社会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官场情况的谣谚俚语，这些谣谚俚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代官场的制度、特征、弊端、各色人物的行为和心态、官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上对官场的看法等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清代官场百态图卷。就其所反映清代官场情况的广泛、深刻、具体、生动来说，往往为正史官书所不及。其中有的谚语不仅反映了清代官场状况，也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某些特征，如“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断十条路”就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弊端。这些谣谚俚语，有的明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产生，清代仍相沿相承，如“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明代就很流行，《金瓶梅》中即有此语。有的谣谚产生于清代，所反映的现象具有明显的清代特征，如“军机扬眉吐气，御史不敢放屁……”产生于清代军机处设立之后，反映了军机处等机构中官员的特点。有的谚语自清代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所使用，或是被借用形容某种政治现象，如“公门之中好修行”，或反映了某些封建官场遗毒的存在，如“官不打送礼的”。清代关于官场的谣谚俚语数量很多，散见于各类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本书搜集了一部分，除前面各节涉及到的以外，这里大略分四个方面重点介绍一些。
一、官制方面
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扛
明代已有此谚，但“銮仪卫轿扛”一句为“武库司刀枪”。清代，类似内容的谣谚还有：“太医院药方，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光禄寺茶汤，銮仪卫刀枪，金鱼池婆娘。”又有：“神机营刀枪，翰林院文章，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御史台弹章，织造府衣裳。”这三组谣谚涉及的衙门有八九个之多，意思是讽刺这些衙门有名无实、无济实用。“翰林院文章”是说翰林院做的都是官样文章，所写御赐祭文、碑文及诰敕等文，大都是依样画葫芦。“光禄寺茶汤”是说光禄寺承办的御膳虽不敢不精美，但所剩余的赐给大臣的食物，则不如外间酒馆之佳。“太医院药方”是说太医院给皇上诊病，所用何种汤头，后往的太医仍照前面太医开的药方开，不敢有歧异，至多酌改一两味而已。“御史台弹章”是说御史台弹劾案件，或派钦使，或饬疆臣，查复核夺，总不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套语，令双方都过得去。“织造府衣裳”是说织造府为亲王安置家奴的优差，红顶花翎，绿呢大轿，俨然贵官一样，实际上无所事事，尸位素餐而已。“銮仪卫刀枪”是说銮仪卫的卤簿仪仗用的刀枪是打不了仗的。“神机营刀枪”是说神机营作战不力，徒有“神机”之名。
富贵贫贱威武
此谚状六部各自的特点。户部掌户籍、财政，最为膏腴之地，故曰富；吏部掌官员任免，求官者奉若神明，故曰贵；礼部掌典礼、科举等，因事简无油水可捞，颇为清苦，故曰贫；工部掌工程事务，因所接近者多为工匠、商人等社会地位低贱者(一说因其司员多向堂官屈膝请求陵工保举)，故曰贱；刑部掌司法刑狱，故曰威；兵部掌军事，故曰武。
喜怒哀乐
此谚状吏部所设四个办事机构的特点，颇含戏谑味道。文选司掌官员的选补升调，故曰喜；考功司掌降革罚俸等事，故曰怒；稽勋司掌丁忧、终养等事，故曰哀；验封司掌封爵世袭等事，故曰乐。
千里投任只怕到
《歧路灯》里说：“做官的人，有两个好字，曰升，曰调；有两个不好字，曰革，曰故。这是官场的常事。俗语云：‘千里投任只怕到。’怕的是碰到这四个字，搭了盘费扑了空，少不得回来时住堂庙，穿学馆，少做一年庄稼，得典出十亩田地。投任有何好处？”“千里投任”即到很远的地方去上任，“到”即到任。“升”是提升，“调”是调任，“革”是革职，“故”是死亡。此谚是说，千里投任最怕的是到达上任地点后，还没上任或没做几天官，就遇到被提升、调任、革职或本人死亡的情况。因为千里投任不但旅途劳苦，而且花路费太多，而路费又常常是借的。到千里以外做官的人都是为发财而去的(即谚云“千里为官只为财”)，都打算到任以后好好捞上一笔银子，先还清路费，然后再多多积聚钱财。但如果刚一到任就遇到升、调、革、故的情况，不论是所谓“好字”、“不好字”，都不能马上捞钱了。不但原来的路费白花了，借的钱也还不上，连回家或再行赴任的盘费也要再找人借。如果死亡，尸骨还要扔在他乡，就更可悲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官不修衙
前一条谚语反映了官员的流动性特点，后一条反映出这种流动性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官员在某一衙门中任职都不是永久的、固定的，而是有可能升迁调动。由于官任久暂无定，官员也就不愿费力修缮衙门，结果很多衙门都房舍倾颓，破烂不堪。
官大一级压死人
此谚反映了清代及整个封建官僚制度严格的等级性。官员之间，上下尊卑的界限是很清楚和严格的，做长官的哪怕是比下属大上一级，也能颐指气使，威如王者，压得下属喘不过气来；而下属对上司则决不能不恭不尊，忤违上司之命，否则便是目无尊长，是违反上下有序的礼教。
一洗万古、大业千秋、九转丹成
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
前三条是京官中流行的借用成语诗句形容官员升迁缓慢的谚语。詹事府职官中有洗马一职，掌经典图籍的刊刻收藏。嘉庆前，洗马升迁极慢，有个叫刘公权的当了十六年洗马才得升迁，人称“老马”。“一洗古”是借用杜甫诗句形容洗马升迁之慢。国子监司业的升迁与洗
马一样缓慢，故又有“大业(喻司业)千秋”之谚。“九转丹成”本谓道家炼丹须反复烧炼，官场以此谓京曹官升迁迟滞，历任了多职才升上去。例如，有历任员外郎、郎中、御史、掌道、给事中、掌科、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等九职才升为四品者。《藤阴杂记》的作者戴璐除越过这九职中的通参一职外，八阶遍历，用了二十年才升为四品。后一条谚语流行于京城东边，是说那些资历浅的新官虽然勤苦至极，忙碌得像石磙子，也得不到提拔；而那些旧官仗着资历深，可以不做事情，就像呆坐的石狮子似的，但过得非常快活。清代官员升迁靠熬资格是普遍现象，龚自珍在《明良论》中论述了其概况。由于升迁靠熬资格，所以造成上层官员老化，七八十岁的老官僚比比皆是，有的上朝还要让人搀扶。《官场现形记》说：“中国的大臣，都是熬资格出来的。等到顶子红了，官升足了，胡子也白了，耳朵也聋了，火性也消灭了。”
第三章 官场病态第16节 民间视野里的清代官场(2)
二、法制方面
破家县令
此谚谓民间家庭的破败与县令关系极大。例如，民间家庭一受讼案拖累，便要花很多诉讼费，因而往往倾家荡产。县令如果能劝解止讼或迅速了结讼案，就能使一些家庭免受破家之厄。《学治续说》以此谚告诫县令：“民之家悬于令，不可不念也。”
灭门的知县
一是说知县掌管着一县的司法大权，生杀予夺操于手中，足以使人家破人亡；二是说知县里多有枉法残民，滥施淫威，至人家破人亡者。
公堂一点硃，下民一点血
县官一点硃，百姓一点血
堂上一点硃，民间千点血
这三条谚语字面略有区别，含义是一样的。“硃”代指官府执法时所写的硃单传票等法律文字，“血”指流血死亡。这是说官府在司法方面的每一处断都关系着百姓的生死安危。这句谚语被写入州县官与幕友的教科书，作为对掌握着司法刑狱大权的州县官及刑名师爷的警诫，提醒他们在执法时慎重从事。《牧令须知》在论述官箴之一的“慎”字时，据此谚来说明“慎”的重要，告诫州县官：慎，就应当“知闾阎之利害如此”。《佐治药言》根据此谚告诫刑名师爷：“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官断十条路(又作“官断十条例”、“官走十条路”)
汪龙庄说，不仅“官断十条路”，幕断也如之。此谚是说官幕断案时，同一案情，可以断为多种结果。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审判决狱伸缩性很大(如清代“律”以外的“例”非常灵活)，而且自古有以儒家经典圣人微旨断狱的传统，往往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取决于儒家思想；此外，对具体案情的认定也与官幕本人的态度和倾向有很大关系，因而一桩案件如案情稍不明朗就可能有多种断法。民间流传这条谚语是为告诫人们：讼案有时是非难定，还是戒争息讼为好，免得吃亏。官场教科书有时也说到这条谚语，意在告诫官幕断案时应秉公执法，不应因断案“路”多就徇私。
清官容易好官难
清官指不贪污不受贿、执法如山的官吏，但这种官不等于是好官。因为清官有时过于苛刻，甚至有的“清官”就是不受贿的酷吏。而要想当好官，就要对老百姓宽厚仁慈，爱民如子。所以说“清官容易好官难”。汪龙庄说：“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说明要想当“好官”，就不仅要“清”，还不能“刻”(苛刻严酷)。
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
做刑名师爷必须懂律例，而学律例最好有较深的诗书文史根底。根底深者不仅读律省力，事半功倍，容易学成，且学成后文词畅达，论理精密。否则，即使学成也多浅陋。因而必须下功夫读书。此外，有时断案还要直接引用儒家经典，这就更需要多读书。汪龙庄《佐治药言•读书》云：“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很多名幕都是博览群书，学问渊博者。如汪龙庄既是刑名师爷，又是史家，其所著《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三书，得到著名史学史专家章学诚的称赞。川中大幕臧吟蕉、吴熙台、吴悟安等，不仅学问渊博，书法词章也为流辈所不及。这些有学问的幕友，特别受到官场的青睐，官府无不争聘。
官官相护
官只为官
二谚意思相同，是说官吏总是互相包庇，当官吏与老百姓打官司时，官府总是向着当官的。
昆山徐，三及第；绕着走，避一避
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
这两条谚语是说顺治康熙年间江苏昆山县徐氏家族与吴县徐氏家族威势显赫，地方官府也不及他们，也要避让他们三分。昆山徐家有三兄弟，皆进士及第并做高官：老大徐乾学探花及第，官至刑部尚书；老二徐秉义也进士及第，官至右庶子；老三徐文元状元及第，官至户部尚书。三兄弟掌握着国家司法、户籍和财政等方面的大权，昆山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怎敢惹?只好遇事绕弯避开。吴县的徐掌明与昆山徐氏攀宗联谱，也甚有威势，长(洲)、吴二县的官印也不如徐掌明的一封信管用。《红楼梦》描写贾、史、王、薛“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历任知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不敢触犯这四家，倘若有事，都大化小，小化无”。这与昆山、吴县二徐氏攀宗联谱，昆山县令不敢触犯徐家而绕行避走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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