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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作者：冯尔康
小叙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读史札记，它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内容包括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文化娱乐。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弄清某些史实。笔者共写了近50个小题，立题多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风俗，即从具体的史实出发，叙一人，道一事，把过节儿闹清，而不在于一般的抽象概括，更不作脱离史实的空论。为澄清事实，笔者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间亦利用有待考证的材料，必云“据说”如何如何以区别之。要之，笔者以为先把资料搜集了，史实搞清楚了，才有进行综合分析的可靠基础，我们应当做好第一步的工作。
第二，关注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变化中有量变和质变。
目前笔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考察质变的阶段，只是了解到某些社会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变化情况。笔者的目标是企望认识社会生活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向，这是后话了，希望日后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第三，留意社会生活与其他历史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联系，希望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笔者在这方面只对个别问题有了粗浅的认识，如人们的衣着与等级制度关系、生育同人口政策及社会矛盾的关系、女子与家庭结构的演变、婚姻与政治的关系、文娱与政治的关系等。
第四，发表简单的议论。摆了事实，感想随之而来。
也就是说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古人社会生活情景刺激着现代的研究者，于是产生一些想法。其实社会史所研究的历史上人们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与今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是好奇心，恐怕也是一种兴趣。因此明了某些社会史事实之后，感受是人人会有的。
笔者略抒一二，既是表明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也是觉得那些启示有和读者交流的必要。
第五，笔者所发表的感想，集中起来，无非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申张女权，说明历史上争取人道主义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同情家庭、家族中的晚辈、妇女、贱民以及平民的生活上的不幸，对于封建帝王、贵胄生活上的某些不如意也给予描述。其实后一种人是封建制度的实行者，何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开脱”之笔？因为我们认为专制制度是最根本的东西，它也会毁坏它的主要维护者。最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个别的人，我们揭示帝王胄子的某些不幸生活，正是为深刻说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非彻底清除不可。
二是批评迷信，宣传科学，抨击生活领域里种种劣风陋习，表彰历史上与不文明生活方式作斗争的人和事。
三是从古人社会生活中分析我们的民族文化，赞扬进步的有益的成分，厌弃落后的因素。
总之，笔者以拳拳之心盼望我们民族摆脱过时的、落后的古老传统的束缚，创造新文明，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以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立足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本书各篇的安排，依其内容的分类而定。如本文开始所说，分为婚姻、家庭、人口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丧葬、衣饰、文化娱乐等，并按此次第排列下来。各类篇章多寡不一，在篇目较多的类别中，又分出小类，如家庭类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大家庭生活、一般家庭生活等项内容。因此在每一类别中，既考虑到小项内容，又照顾到事情发生的时代先后，作了顺序的编排。
本书各篇分量不一，少的一二千字，多的五六千字。
这是依据每篇内容丰绌来定的。笔者既系写札记，为读者阅览方便，力求写得简单明了，二三千字，三四千字，表达清楚就好，不愿拉长篇幅，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各篇中有的叙述的事情相近，本可写为一篇，而却故意拆成两篇写，就是出于缩小篇幅的考虑。
这个小书，对于某些社会生活内容没有涉猎，或者写得极其简单，各个历史时代的照应也不够，如先秦、辽、金、元、清等时期的内容甚少，这是由于笔者搜集资料尚不充分，有许多该写的事情写不出来，也还由于笔者另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为避免重复，不写在本书了。
第一部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古代女子的择偶
《诗经·卫风》有一首题为《氓》的诗，前半部写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结亲。大意是说一个敦厚的男青年到女家来买丝，目的不是买物，而是要娶卖丝的女子为妻。女子也有了情，就送男子回家，送出很远，男子要求很快成亲，女子说不是故意拖延时日，你还没有请人来说媒，还是等到秋天再结婚吧。这样二人约定了再会的时间和地点。届期，女子先到，见男子还没有来，心里又想念对方，又怕对方失约，因此悲伤起来，眼泪流个不停。稍后男子到了，女子高兴得又说又笑，男的向女子说，对我们的婚事，已占卜过了，没有不吉利的地方，我们结婚吧。
女子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搬上自己的财物，乘着男子的车离去，结成了伴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接受一个普通郑国执政子产画像男人的爱情，成就了夫妇。《氓》这首诗是反对女子自由恋爱的，但却反映先秦时期民间自择配偶的一定的普遍性。
笔者的这篇文字不再谈民间女子的爱情，而要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的女子的婚姻。
先看春秋郑国徐吾犯妹妹的择婿。徐吾犯是郑国大夫，妹妹徐吾氏很美丽，下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订为未婚妻。上大夫公孙黑羡慕徐吾氏的容貌，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在这两个求婚者面前，作为家长的徐吾犯不知如何是好，遂报告执政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才出现两个大夫争夺妻室的事，不是你家的过错。你也不用犯难，问你妹妹，她爱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同两大夫商量了，都同意由徐吾氏决定的办法，于是二人分别来到徐吾家求亲。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将作为聘礼的物币置于堂上；公孙楚衣军服，在院中射箭，接着跳跃到车上离去，他没有再送贽礼，因为在先已给过聘金，认为不需要另送了。
徐吾氏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选择了自己的情人。她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而公孙楚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决定嫁给他。她的哥哥尊重这种意向，徐吾氏遂同公孙楚结为伉俪。这桩婚事到此并未结束，失败的公孙黑不甘心，要杀死公孙楚以夺取徐吾氏，公孙楚一怒之下把公孙黑打伤，于是招来流放之祸（《左传·昭公元年》），徐吾氏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她在两大夫之间，不以品貌、爵秩取人，有其爱情的标准。
杨宇翔绘公孙楚射箭求婚图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
刺史徐邈的女儿，与贾午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段选婿的经历。徐邈为给女儿择配，大会佐吏，令女儿在内室观看，暗中挑选。来客中有从事王浚，姿貌俊秀，年轻时不注意名节，后乃改变行为，立大志向。他在宴席中的表现，被徐女相中，告知母亲，徐邈就让他们结为夫妇（《晋书·王浚传》）。王浚后来在平定孙氏吴国中立了大功，官拜抚军大将军、散骑常侍。徐氏女真是慧眼识才。
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宋理宗画像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二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乾，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然不同，但对婚姻当事人来讲，同样是不幸的。
上官后15岁成为嫠妇，尽管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但是生活上有何乐趣呢！作为一个女人，47年的宫中生涯，无异于监狱生活，只是物质生活比囚徒要好罢了。她与昭帝的结合，也是一种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最高层次的婚姻中，包办婚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种灾难。
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着全部青年男女的，都起作用，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第三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乾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乾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着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乾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毋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毋丘俭的女婿，毋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毋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毋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毋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四节 卖妻者的夫妻感悟
笔者手中有几则关于丈夫出卖妻子的历史资料，卖妻的丈夫与妻子如何对待夫妻生活，各怀什么感情，各以什么态度对待夫妻的分离，其情状较为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
徐孝克，祖父是南齐太守，父亲是萧梁戎昭将军、太子右卫率，长兄徐陵官尚书右仆射、建昌县侯、安右将军。孝克本人“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出仕为太学博士。当侯景之乱时，京城大饥，十人中有八九个饿死，作为官僚的徐孝克家里没有米，连稀粥都喝不上，可是孝克想让生母陈氏活下去，就打了妻子臧氏的主意。臧氏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长得俊美。孝克向妻子说：现在遇到战争灾难，连母亲也养不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对我家对你都有好处，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臧氏不同意。孝克秘密与侯景的将领孔景行商量好，强迫臧氏出嫁给孔，臧氏不得已哭泣离去。孝克将卖妻所得，供养母亲。臧氏仍然怀念徐家，几次偷着送东西给他们，保证陈氏没有断顿。
孝克为养母，出家当了和尚，要饭兼带养活母亲。次后孔景行打仗死了，臧氏在街头寻找孝克，等了好多天终于见到了，对他说：当初你卖我，并不是我对不起你。今日我可以离开孔家了，该回去侍候你母亲，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孝克同意了，自己也还了俗，与臧氏重为夫妇。孝克官至散骑常侍，家里仍然很穷，母亲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死后，只吃麦饭，不忍再吃粳米（《陈书·徐孝克传》）。孝克对母亲感情很深，是孝子，但对妻子薄情，对不住妻子而毫无歉意，臧氏却对他一往情深，是多情的妻子。臧氏的父亲臧盾是“有孝性”的人，居父丧，五年不出庐门，形骸枯悴，连本家都认不出他来（《梁书·臧盾传》）。臧氏可能从父亲那里知道孝子的心情，原谅了孝克的寡情。
酷吏来俊臣是有名的告密专家，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是好友，并与蔡妻私通。来、蔡二人赌博；来操赢钱数十万，蔡本没有钱还，就把妻子赔给来操（《旧唐书·来俊臣传》）。这是两个无赖，拿妻子当金钱财物，随便交易。蔡本夫妇没有感情，蔡把赌博看得比妻子还重；妻子也不讲道德，不以丈夫为意；来操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事实上也不尊重蔡妻。
明朝万历年间，甘凉地区大旱，许多人家没有吃食，丈夫就把妻子卖了。有对夫妻在分别时，妻子频频回头相看，不忍离去，丈夫也舍不得妻子，于是上前相对痛哭，难舍难分，最后一横心，一齐投到河中淹死（吕坤《实政录·救命会劝语》）。这对夫妻感情很融洽，分离不是自愿的，是天灾人祸逼迫的结果。
明末高淳县有个游姓佃农，欠地主租子还不起，不得已把妻子卖了30两银子，准备还租。大概是卖妻伤心过度的缘故，不留心把银子丢了，他越想越难过：老婆卖了，银子丢了，租还不了，该到死的时候了。
所幸拾主何调元在那里等候失主，才使汤某得以活下去（光绪《高淳县志·好义》）。
《点石斋画报·当妻谈新》清康熙年间，安徽芜湖受灾，大量的居民缺食，城北有一个男人要卖妻子，一个买主出了12两银子，已经商定成交了，但是妻子伤感地大哭，不愿离开丈夫。这生离死别的场面引起路过的邓光远的同情，立即回家筹措了银子，交给那个卖妻者，使得将要分离的夫妇得以完聚（嘉庆《芜湖县志·孝义》）。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吴氏结婚时17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妈出卖吴氏。媒婆找到王恩封，王出财礼番银50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氏20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恩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105包）。
嘉庆三年（1798），四川德阳人黄透元26岁，其父黄同兰52岁，他们原籍汉川，在老家无法生活，迁移到德阳，没有田地，租种地主的土地。黄透元娶江子陇的女儿为妻，夫妻感情不好，经常吵闹，黄同兰感到这样的局面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征得亲家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做妾，收取财礼17千文。到过门的时候，黄家又向曾宣要酒水钱，曾宣不答应，双方争执起来，以致黄透元误将来抬人的轿夫打死。卖妻违犯清朝法令，四川总督勒保在审理这个命案时，提出如下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审批：黄透元拟绞监候；黄同兰、曾宣、江子陇均合依买休卖休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媒人减一等折责三十五板；财礼钱文照追入官；江氏由官府另行择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第73包）。黄透元的婚姻实由其父作主，江氏的命运决定于夫家和娘家父亲，当事人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江氏的被卖，包含着被休弃和被出卖的双重内容。
看到这些事实，令人气愤的是夫权的罪恶。丈夫不顾妻子的感情、愿望，说卖就卖，把妻子推给另一个“主”人，而妻子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没有人格。所以卖妻的现象是女子社会地位之低最真实的反映之一，是女子不幸的家庭生活集中表现之一。
妻子作为财产被卖，明清时代见得多，在唐朝以前，休妻的只是把女子送回娘家，并不要收一笔财礼卖给别人。宋以后寡妇再嫁遭到更多的社会阻挠，妇女社会地位更低，卖妻现象也就增多起来。在封建社会里，妻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丈夫可以出卖妻子就是它的表现。
在卖妻的男人中，有的与妻子感情融洽，夫妻生活是美好的，但由于天灾人祸，家庭经济崩溃，丈夫乃以卖妻来维持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夫妇感情仍然维持着，妻子还谅解丈夫，对于这种家庭破裂的不幸，令人痛恨制造它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令人产生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抗拒自然灾害的要求，同时也令人深思：在被损害的男人、妇女中，男女还是不平等的，男人还不起地租高利贷可以出卖妻子，即在被压迫中还可以向妇女转嫁他的灾难，把妇女推向更苦难的深渊。即使那些夫妻一块投河的，不忍离别的，男子还是有他的夫权的。
在卖妻中，也有夫妻感情恶劣的，也有妻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按照那个时代的办法休出去也就可以了，但是丈夫却采用了卖妻的手段，比休弃又惨酷得多了。
卖妻是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女子血泪生活的反映。现在我们要提出问题：丈夫为什么有权力出卖妻子，妻子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屈辱的现实，社会为什么会承认卖妻的合于情理？原因就在于妻子是买来的。定婚时下彩礼，请客迎亲，所花的费用，就是妻子的身价。妻子到了夫家，就是有了“主”儿，自个身子只好听从公婆和丈夫支配了。妻子是买来的，有如物品，是一种财产，当需要时把她出让，是这种所有权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实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作为财产的妻子只好接受这种转让。
其实她从娘家出嫁已经被第一次出卖了，这不过是第二次出卖，并不奇怪。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被卖的是童贞，第二次则是不值钱的再嫁妇了。究其实质，是在古代私有制社会里，妻子是被丈夫占有的，是一种财产，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和买卖婚姻。所以只要婚姻要财礼，卖妻现象就不可能根绝。关键是要解决买卖婚姻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第五节 “糟糠之妻不下堂”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读者就会想到东汉的宋弘和湖阳公主的婚事，想到反映这个故事的京剧和电视剧，还会联想到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的故事，想到《铡美案》和《秦香莲》等戏剧。人们对它们的主人公一褒一贬，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今天这些剧目以各种艺术形式与观众频频见面，自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知道宋弘而外，历史上还有不弃贫贱之妻的，愿意对他们有所评述。
刘秀画像宋弘是两汉之际人，西汉哀平之世任侍中，王莽新朝官共工（少府），更始政权召他，以死不赴任，刘秀即位征为太中大夫，随即出任大司空，受封为栒邑侯。宋弘为人，注意宗亲关系，所得俸禄，分赠九族，个人没有资产，“以清行致称”，身居相位，以辅君荐贤为己任。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弟弟想给她再招个驸马，就假意与她评论朝臣，以了解她选择夫婿的意向，湖阳公主说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看中了宋弘，而且颇有敬意。刘秀获知姐姐的目标，愿意帮这个忙。一次因议事召见宋弘，特意安排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刘秀要做媒，但很讲究策略，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了解宋弘对婚姻问题的基本观点。刘秀讲：俗谚说，人尊贵了就不再接交旧日平民朋友，富有了就抛弃家贫时的妻子而另娶新妇，这是人的常情吧？刘秀试探宋弘是否谚语中所说的那种人，宋弘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表示他是不会因富贵而易友、易妻的人。“糟糠”，这里指粗糙的食物，糟糠之妻是制作粗茶淡饭的妻子。清代有一个贫士娶了一个妾，妾每天所做的食物，“惟粗粝而已”，所以他的妻子开玩笑说：“古闻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徐珂《清稗类钞》）这儿说的“糟糠”准确地反映宋弘所说的意思。刘秀得知宋弘的严肃态度，只好对姐姐说：你已经听见宋弘的话，他的态度你也知道了，你们是不可能结婚的（《后汉书·宋弘传》）。
刘秀希望姐姐和宋弘成亲，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以天子权威搞强迫命令。这一点和戏剧中的描写是不相同的，不能不说在这桩婚事上刘秀的做法是正确的，态度是开明的。宋弘拒绝这个婚姻，表现出尊重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思想，忠诚于爱情，当然值得肯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是封建禁欲主义信徒，反对郑声，反对女色等，这是他的政治观念，已不完全是生活态度问题。后人在表彰他忠于夫妻生活的同时，也不宜拔高他，说什么他在婚姻问题上与皇家作“斗争”。
宋弘拒婚，确实树立了榜样。南宋国戚夏执中就以他为楷模，和糟糠之妻永为夫妇。夏执中，江西宜春人，曾祖父夏令吉当过县主簿，以后家庭情况很不好，父亲寄住在寺庙里，把姐姐送到宫中。他姐姐后来成了宋孝宗的皇后（成恭夏皇后），因此娘家人得到封赏，夏执中最初被任为承信郎，不久升为阁门宣赞舍人，奉国军节度使。执中以一介平民和妻子来到临安，皇宫里的人认为国舅妻子太土气，没有名门的地位，于娘娘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使夏后高兴，主动劝说执中休弃妻子，另从上流社会选婚。但是执中听不进去，夫妻和好如旧。一天，夏皇后召见，亲自劝说弟弟再行婚配。执中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说出宋弘对刘秀讲过的话，“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作为对姐姐意见的回答。夏后见到弟弟的坚定态度，也就不好再勉强他了（《宋史·成恭夏皇后传》）。这一对贫贱出身的夫妇终于白头到老，想来也是同穴而葬了。
还有一批不知名的新贵而不易妻的人，他们是宋弘同时代的人，是赤眉军的领导成员。赤眉军从山东兴起，打下洛阳，进入长安，纵横当时中国主要地区，一度占有天下。起义者多是平民出身，战争使他们成为新贵，地位大大改变，但是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旧日习惯。在家庭生活上，维持原来的夫妻关系，不另娶新妇。赤眉军失败，他们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处置他们时，看到这些人有三个长处，第一条就是保留原妻。刘秀说他们“攻破城邑，周编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因此优待他们，令在洛阳居住，每家赐给一所宅院，二顷田地（《后汉书·刘盆子传》），这些将领遂能全家团聚，安居乐业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诚可赞扬，也应当赞扬。第一，他们忠于感情，夫妻已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照顾，有共同情趣，因而不愿分离，以维持和发展原有感情。第二，丈夫念旧，现在社会地位大大改变了，但是昔日可能很低，夫妻有过一段共同奋斗的生活，从痛苦中走过来的，不愿放弃旧日的恩情，为谋求新的幸福而使妻子陷于新的更大的不幸。第三，不势利，因为若再结亲，对方的门第必是高贵的，甚至超过自身，可对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利因素，而要实现新婚必须弃旧，这种遗弃就纯粹是势利所驱使了。不尊重夫妻感情，为势利而弃旧另娶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为势利所惑，维持原来的婚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观察古人的这种社会现象，应该进一步，还要分析那些实践者的思想状况，以便认识得深入一些，也即恰如其分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另外，对那些反此道而行的人，也同样要分析，一概地简单地骂倒当然容易，可是事物是复杂的，不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也有离婚的，改变地位的人的离异难道仅有地位变化的原因吗？若有其他缘故，就不能全然忽视了。不应该形成这样的公式：社会地位提高了的男子离异再婚，就是陈世美行为。事情贵在具体分析，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无限赞扬“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也不要随便就给改变婚姻的人扣上“陈世美”的帽子。一切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为追逐财势而放弃感情的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该诅咒的。
第六节 曹魏的立后
魏明帝在做平原王时，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继位以后，却立贵嫔毛氏为皇后，把理应由王妃晋升的虞氏撇在一边。明帝祖母卞太皇太后（曹操之妻）看不过去，前往安慰她，虞氏不客气地说：“曹氏好自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虞氏以不得立为皇后而说出抱怨的话，虽然有曹操画像个人情绪，但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值得计较一番。
魏武帝曹操的原配夫人丁氏，因恨曹操无情义而与之感情不合，被遣回娘家，曹操还令丁家将其再嫁，丁家没有执行。丁夫人被逐后，曹操以卞氏为继室。卞氏，原是妾，生魏文帝曹丕，曹操为魏王，册封她为王后，曹丕代汉尊之为皇太后，明帝继位尊为太皇太后。卞后得到曹操的宠爱，根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我们看有两项事情。中平六年（189）董卓到洛阳废汉少帝立献帝时，曹操变服出逃避祸，袁术传言他已遇害。这时留在京城的曹操部属打算出亡，卞氏出来制止众人，她说，现在曹君吉凶还不知道，如果大家今天走散，明天知他还在，你们以后怎样相见呢？退一步说，就是有了祸，大家一块死有什么了不得的！众人听了她的话，留了下来。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魏太子，王府官员向卞氏建议，你的儿子当了太子，天下人都很高兴，你应当把府中所有财物拿出来赏赐众人。卞后不以为然地说，曹丕被封，只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过失，我高兴也正在这里，但是没有因他当太子要大肆庆贺、赏赐众人的道理。这番话传到曹操耳里，高兴地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赞扬她识大体，做人稳重，处理事务得当，当然对她感情好，委以主持家务的重任。
曹丕在战争胜利中，占有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甚为宠爱，生育魏明帝和东乡公主。甄氏出身“世吏二千石”的世家，是属于贵者身份的，但是曹丕称帝以后宠爱郭后、李贵人、阴贵人，引起甄氏不满，发出怨言。
曹丕一怒之下，将她赐死，并在葬礼上侮辱她：“及殡，令披发复面，以糠塞口。”甄氏该立皇后却不得立，只是死后由儿子明帝追谥为皇后。
曹丕立的皇后郭氏，在汉末战乱之时，曾流落到铜侯家为奴，后来进入曹丕府中。当时曹丕尚未为太子，郭氏出谋划策，帮助曹丕获得储位，即《三国志》所说的：
“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曹丕害甄氏欲以郭氏为后，朝臣有不同意见，中郎栈潜上疏，说明皇后关系国家治乱盛衰，应当策立合格的人，不能因为爱幸，以妾为妻，如果那样做会给政治上带来混乱的后果。曹丕不从众议，还是把郭氏立为皇后。但是明帝继位后为他母亲报仇，以曹丕对待甄氏的办法逼死郭后，并予甄氏那样葬法，这是皇家的一报还一报了。
明帝立的毛皇后，出身卑微。其父毛嘉是典虞车工，因女儿之贵，被封为博平乡侯。这样暴富之人，还不懂得上流社会的礼仪风俗，如明帝下令朝臣到他家赴宴，以抬高他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光彩的事情中，毛嘉“容止举动甚蚩呆，语辄自称‘侯身’，时人以为笑”。明帝本意是要抬举毛家，但不懂礼法的毛家却出了丑。后来明帝爱幸转移到郭夫人（明郭元皇后）身上，一天召才人以上妃嫔游后花园，惟独不叫毛后参加，而且不让告诉她。隔天，毛后见到明帝，不知禁忌，问昨天玩得高兴吗，引起明帝的不痛快，将她赐死。这是前朝甄后悲剧的再现。
从上述事实看，虞氏讲的“曹氏好自立贱”，当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不能正嫡庶的名分，废妻立妾，即以妃嫔为皇后。妻妾是主从关系，以卑贱之妾而为尊贵之妻，使主从失序。二是指所立的皇后出身微贱。一句话，那些皇后，本人地位和家庭出身本来都是卑下的。
虞氏这样批评曹魏，随后孙盛也指责说：“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既然立贱为人所讥，魏武祖孙何以立贱呢？我们对曹操祖孙的处境、性格作点考察，是不难明了其中的道理的。
其一，所立之后，有助于巩固人主的政治地位。卞氏在曹操不得意时，协助他维系小集团，以便从困境中走出来，图谋发展。郭氏帮助曹丕获得储位，才为称帝理政奠定基础。曹魏之兴与卞氏有关，曹丕之立与郭氏有关。卞氏、郭氏虽然都没有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台，但她们政治性的活动为其夫君所看重，从而把她们抬到国母的地位。
其二，能理家，而不做外戚乾政的事。皇后出身微贱，外家自然没有政治势力，魏武父子也给外戚官爵，但使他们远远不能执掌朝纲。曹操有意识不给卞氏兄弟高官、重赐，曹丕曾想追封卞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反对，曹丕也即作罢。卞后与郭后每每抑制外家，不允许他们违法招祸。卞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魏武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卞后本人，也是常常“菜食粟饭，无鱼肉”，自待甚薄，自律甚严。丁夫人虽为曹操所休，卞后却能屈己联络，四时派人赠送礼物，有时迎到府中，表现了她理家的才能。郭后亲戚要娶妾，为此，郭后告诫诸位亲属：“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娶以为妾。宜各自慎，无为罚首。”既考虑国事，又考虑家庭，能理曹家，善待外家，就符合皇后的条件了。曹氏这样要求皇后，避免外戚预政，改变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乾政的弊病。
其三，侍奉人主，以色进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后妃要深懂人主之心，善于侍奉，才能得到宠幸。一旦色衰意乖，就会被打入冷宫，产生废黜的悲剧。明帝就因另有郭元后之宠而废了毛后。
曹魏在战乱时期立皇后，情况特殊，不能固守常规，立贱有其社会原因，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不能以“立贱”本身讥笑它。但“立贱”总不是常规，原因是不符合封建礼法。后宫有森严的等级，不得僭越，皇帝也不能随意以宠爱与否而废黜皇后册立妃嫔，否则乱了制度就无法维持后宫的正常秩序。立后还要符合人望，因为皇后不只是皇帝的妻子，还是母仪天下的人，要臣下畏服她，本人要有相应的条件，如出身高贵和清白，为人正直，御下有方等，否则臣下看不起，累及对皇帝圣明的看法。因此皇帝立后就不简单是个人的情爱性爱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行动，所以要特别谨慎。像曹魏那样不按礼法立后，是特殊情况，不会历代相沿，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现。曹魏立贱时受大臣阻拦，立贱后遭人讥刺，尊为天子，对自身的婚事也不能完全按照愿望去做，可见情爱性爱的原则很难实现。等级制度与婚姻制度相糅杂，爱情就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就是在帝王身上也不例外。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影响人们行动最严重的还有各种制度，特别是基本的社会制度。
第七节 晋武帝的择婚原则
晋武帝为皇太子司马衷（即以后的晋惠帝）选妃，几经比较看中了卫瓘的女儿。武元杨皇后和一些亲戚却想要贾充的女儿，这时晋武帝讲出他看中卫家及否定贾氏女儿的原因：“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晋书·惠贾皇后传》）他说的是卫家、贾家具体情况，但“五可”、“五不可”，却是道出了他关于婚姻选择的原则，所谓“五可”、“五不可”也是令人饶有兴趣的。
晋武帝画像晋武帝的“五可”，指的是女子五项好条件：所谓“贤”，是贤惠；所谓“多子”，系指生育男儿，不包括女孩；“美”指容貌美丽；“长”，身高大；“白”，皮肤白净。“五不可”是与“五可”相对的，指为人妒忌，生儿子少，容颜丑陋，黑皮肤，身材短小。
卫、贾两家情况，确实是晋武帝所说的那样。卫瓘与邓艾、钟会灭掉蜀国，封公爵，官司空、侍中、尚书令。
本身兄弟三人，生有六个儿子，后被陷害遭屠戮，同时遇难的有六个孙子，另有两个孙子在逃，即有八个孙男，卫家可以称得上是多男子的。卫家子孙姿质秀丽，在晋代是享有盛名的。卫瓘孙子卫玠儿童时“风神秀异”，乘羊车行于街市，“见者皆以为玉人”，纷纷赶来围观。卫玠舅父骠骑将军王济是“隽爽有风姿”的人，见到卫玠就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自叹不如外甥。卫玠不仅长得好，风度也好，所以“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他死时才27岁，对他的早逝，当时人认为是“被看杀”的（《晋书·卫玠传》），这是漂亮反被漂亮累了。卫瓘第四子卫宣，被晋武帝指定尚繁昌公主，长相一定错不了。晋武帝讲的卫氏之贤，应当包括卫瓘夫妇及儿女的品德在内。卫瓘是敬谨自持的人，对皇家克尽忠诚，居功不傲。参与平蜀，又消灭反叛的钟会，朝廷论功，自认为虽有谋略之劳，“而无搴旗之效。固让不受”（《晋书·卫瓘传》）。他对待部属很严格，所谓“性严整，以法御下”。朝廷多给他的封爵，不让儿子承受，送给两个弟弟，所以“远近称之”。对于子女的婚嫁，不愿与帝室联姻，晋武帝令其子尚主，卫瓘辞谢：“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但没有得到允许。卫瓘为人正直，认为司马衷不适合当太子，并向武帝作了忠告，因此后来招致太子妃贾氏的怨恨，乃至遭到杀身之祸。卫瓘的忠谨义气，必定得到他的夫人的支持，若是家有量窄偏爱的主妇，很难做到向兄弟义让爵位的事。残杀卫瓘的执行者楚王司马玮因罪被诛之后，卫瓘的女儿向大臣上书，要求惩办凶手，给她父亲恢复名誉，终于如愿以偿，可见卫氏是贤能的人。晋武帝所说的“五可”，验诸卫瓘之家，一一不爽。
贾充，是本书开篇已经露过面的人，他字台闾，是建立晋室的大功臣，晋武帝的拥戴者，封鲁郡公，官司空、尚书令、侍中，为人品行不端，“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贾充传》）。贾充后妻郭槐，有子黎民，三岁时，贾充因喜爱他就着乳母的怀抱抚摩他，郭槐以为贾充与乳母有私情，就把乳母打死，黎民怀念乳母，生生夭折了。后来贾充又有了一个男孩，刚过了周岁，郭槐又以为贾充与乳母私通，弄死乳母，儿子也随着死去。
这就造成贾充没有子嗣。贾充有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因娘家获罪而被流徙，后释放回京，晋武帝特许贾充有左右两夫人，但郭槐不同意，使得贾充不敢与李氏往来。贾充一出门，郭槐就令人跟踪，防止贾充到李氏那里去。这些就是晋武帝说贾家性妒和少子的根据。郭槐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就是贾皇后，身材短小，青黑色皮肤，眉后有疵，长相不佳，而且同她母亲一样多妒，做了太子妃后，“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她亲自掷戟，使孕妾的儿子堕地死去。她的妹妹贾午，就是和韩寿结婚的那个人。晋武帝说贾家人丑而黑，以贾南风来说也是实情。
“五可”与“五不可”，虽说是五项内容，实际上可归并为三条，就是人品好坏，生育子嗣的能力，长相俊丑。
品行优劣，在择婚中，又集中在妇女是否妒忌上。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一人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妻妾，同时强调女子的性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夫与妻妾之间就会产生爱情纠纷；妻妾各有子女，为了各自子女的利益，娘家的利益，互相之间也会有争竞；待到子女长成人，又有嫡庶之争。妻子为了保护自身及子女的利益，反对丈夫娶妾，反对一夫多妻，但在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是反不掉的，于是就在家庭中发生妻子不容丈夫娶妾和有外遇的事情，这个现象被概括为“妇妒”。“妒”当然是男子所不允许的，被视为坏品行，列进“七出”之中。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妒被看成要不得的，今天分析起来，妒是女子自卫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自卫手段，它在方法上不一定好，但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是被迫无奈而采取的消极方式。对于这种妒忌，倒使我们同情妇女，不必像封建男权主义者那样对它深恶痛绝。但是对妒也要具体分析。主妇因妒而虐待他人，就不简单是爱情专一而产生的妒忌了。像郭槐那样，仅仅凭着疑心害死两乳母，同时致死两个儿子，是有血债的罪人，她的行为大大超过了自卫的界限。她是一种妒妇类型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妒应当受到谴责。封建时代反对妇妒，包含反对郭槐式的妒害，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晋武帝说贾家的“五不可”就含有一定的道理了。
“多子、多福、多寿”，是人皆有之的思想和愿望。
“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极个别时期的反常现象，多生儿子才是人们的真实心理。可是那时囿于科学知识，人们以为生不生儿子，只取决于妇女。这样人们在选妇时，就要看她的家族生育史，即能否生育以及生育性别的历史。晋武帝比较卫、贾两家，都是能生育，只是卫氏男性多而贾氏女性多。晋武帝这样看问题，不是他的创造，在他两百多年前，王莽就讲过了。王莽侄儿王光私自买了侍婢，王莽为掩盖他的不良行为，就把那个侍婢赠送给还没有儿子的后将军朱博，并矫情地说“此儿（指侍婢）种宜子”，才给你买的（《汉书·王莽传》）。“种宜子”作为选妇的条件，由来已久了。这个条件，首先是不科学的，其次对女子是苛刻的。
不过，如果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话，由此引起对家庭生育史的注意，对研究不育症或许是有意义的。
晋武帝提出选婚的原则，但却不是实行家，他做的和他的原则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别人插手太子选妃的缘故。
郭槐一心想使女儿成为皇太子的妃子，贿赂太子的生母武元杨皇后，晋武帝提出与卫家议婚，杨元后就说贾家的女儿“有淑德”（《晋书·武元杨皇后传》），并令太子傅荀说项，荀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晋书·荀传》，侍中荀勖也向晋武帝说贾充女儿“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
晋武帝在皇后和一些大臣包围下，不能坚持自己的认识，同意从贾家为太子选妃，杨元后、荀勖等所讲的也是女方贤德和貌美，看来与晋武帝选婚原则没有出入，不过他们极端不尊重事实地虚美贾氏罢了。贾南风做太子妃后暴露出妒忌的毛病，晋武帝想废掉她，充华赵粲不赞成，说：
“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武悼杨皇后也说：“贾公闾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眚掩其大德。”（《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荀勖、杨珧等又给贾妃说情，晋武帝也就容忍了。晋武帝定的原则，不能实行，说明他对那些原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说明实践是很困难的。
晋武帝择婚的五项原则中，贯穿着一个精神，是看对方的家风，即以家风的好坏作为选择好媳妇的一个条件。
晋武帝的认识是古人的普遍观点，也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古代，家庭作风的传统对其成员影响很大，原因是家长制社会，家内统治严密，家长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其子孙。那个时代男儿要继承父祖的遗产、职业、社会关系，离开家庭难于生存，更难发展事业，不得不禀命于父祖；女儿虽无财产继承问题，但同样希望家业兴旺，也好在婆家有地位。儿女都因与家庭利益极度一致，从而受制于家庭，很自然地继承父祖的作风，依家风行事，这就使子孙的好坏与家风的优劣有很大的一致性。以此择妇，自然有其合理性。这一精神到近现代仍有价值，但日益丧失它在古代的那么重要的意义。在近现代，随着家长制的削弱，家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在减少。子女可以自谋职业，离开家庭，以至不要遗产，这样家长无法强化对子女的控制，子女也没有必要绝对尊重家风，因而年轻人的作风可能同家庭传统作风大不一样。显然在现代婚姻中晋武帝的那个看家风的精神就不能完全照用了。要之，社会条件在变化，处事原则也要随着改变。
第八节 宋初的政治联姻
北宋建隆二年（961）发生的“杯酒释兵权”、“欢宴罢节镇”的著名故事，人们都知道这是宋太祖防止武人篡权的手段。其实与此同时他还采用皇室子女与功臣子女联姻的办法，以制驭大臣，稳定赵宋政权。
宋太祖始建国，就将同母所生的寡居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殿前副都点检、滑州节度使高怀德，以事笼络，不过这时还没有有计划的政治联姻方针。待到欢宴罢节镇之后，宋太祖看到功臣之间互相姻好而不乐于与皇室通婚的现实之后，才认真实行这项政策。
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图（局部）事情是这样的：开宝初年（968），赵普为宰相，李崇矩任枢密使，李将其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承宗，对这宋太祖画像种军政首领的联姻，宋太祖异常不满。李崇矩与宋太祖在后周时私交深厚，每当宋太祖过生日，李崇矩便派儿子继昌送去贺礼，宋太祖还教过继昌射箭。宋太祖登基后，于建隆三年（962）授继昌西头供奉官，并要他尚公主，李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不仅如此，崇矩还急急忙忙地给儿子聘定妻室，使宋太祖大为失望（《宋史·李崇矩、李继昌传》）。此后宋太祖、宋太宗决心推行皇室与功臣联姻的政策。
宋太祖有六个女儿，三个夭亡，成长的三人的婚配是：
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970）下嫁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952～1003）。承衍婚媾时19岁，昭庆公主死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婚时可能比承衍略小（《宋史·公主传》、《宋史·王承衍传》）。
延庆公主（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出嫁郓州节度使石守信之子、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保吉（954～1010）。公主死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保吉次年死，结婚时19岁。
永庆公主（陈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嫁右仆射魏仁浦子、供奉官咸信，咸平二年（999）死，咸信约卒于天禧二年（1018），结婚时23岁。
宋太宗有七个女儿，长女早逝，两个女儿出家为尼，太宗为两个女儿主了婚，另两个小的则是由她们的哥哥真宗作的主。她们的婚姻情形是：
蔡国公主（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出嫁雄武军节度使吴廷祚子元扆（962～1011），元扆婚时23岁。
宣慈长公主（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下嫁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孙、太子中舍柴宗亮子柴宗庆，明道二年（1033）死，几年后宗庆故世。
宋太宗画像贤懿长公主（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司空王溥孙、国子博士贻正子贻永，次年死。
隋国长公主（荆国大长公主），大中祥符间下嫁前述李继昌的儿子遵勖，皇佑三年（1051）死，得年64岁。
宋太祖、太宗为他们的儿子所娶之妻，据《宋史·宗室传》记载，燕懿王德昭妻韩国夫人为太子太傅王溥女，昭成太子元喜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宋史·李谦溥传》谓为谦溥弟、如京副使谦升女），商恭靖王元份妻为崇仪使李汉斌女（《宋史·元份传》）。
皇室、大臣子女间的通婚，给他们的婚后生活带来较大变化，驸马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改变了，这里不说，单看他们的一般社会生活情形。
选为驸马的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化了。《宋史·公主传》讲：“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这话不如说“选尚者升入父行”。前述尚主的王贻永与其父贻正、柴宗庆与乃父宗亮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就是遵皇家之命升了一辈，王贻永原名克明，尚主后升行改名。柴宗庆尚主后升为乃祖柴禹锡的儿子，和他父亲宗亮同辈了。李继昌不愿娶宋太祖的女儿，他的儿子李遵勖却娶了宋太宗的女儿。李遵勖原名勖，宋真宗给他加了“遵”字，同时“升其行为崇矩子”（《宋史·李遵勖传》）。《宋史》讲到这几个驸马，一处是某人之孙，一处又是同一个某人之子，子、孙不一，就是对尚主升行叙述得不清楚。祖孙、父子、叔侄关系是血缘关系确定的，因为尚主，孙子成了儿子，子侄成了弟兄，这是对血缘关系的嘲弄。本来血缘的名分不可改变，皇帝的命令就可以叫它变化，皇权真是再大不过的了。宋朝皇帝这样做，也是为保持皇室在姻亲中的相应辈分地位。宋太祖、太宗兄弟与王溥、李崇矩等是同辈，他们的女儿所尚的驸马若是王、李等的孙辈，不提高驸马的辈分，就等于皇家降了一辈，故而采取这一措施，以保护婚姻双方辈分平衡。这么说或不易明白，看下页表就了然了。
驸马与父辈同行，提高了在宗族中的地位，连公主生的儿子也乱了辈分，像王承衍的儿子世隆，“每坐诸叔之上”（《宋史·王承衍传》）。人们虽然看不惯，但也无可奈何。
驸马尚主，家庭生活有好有坏，金枝玉叶的公主给驸马气受是常有的事，也有感情甚好的，如隋国长公主与李遵勖。当李继昌过生日，隋国长公主屈尊以儿媳的身份给继昌拜寿，宋真宗知道了很高兴，给她衣物作为她送给继昌的寿礼，公主初嫁时所居堂甃、瓦甓多有鸾凤形状，遵勖以为这样特殊不好，命人铲去。公主穿有龙饰的服装，遵勖以同样的原因把它们藏起来不用，公主也没有异议。遵勖喜好园林建设，嗜爱奇石，不远千里，雇人载运。他是进士出身，好作文词，在自家的花园里与名士相聚会，公主尊重他的爱好，每有宾客来宴，必亲自主管膳食，使遵勖及其友人得以尽兴。遵勖死后，公主不再穿华丽衣服，一次在宫中宴会，宋真宗亲自给她戴花，她以寡居而不戴。她失明了，真宗特地赏赐3000两银子，她不要，并对子孙说：
哪有因为母亲病了要赏赐的。这位公主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循礼法，不像贵主，倒像三从四德的命妇。不过在公主中像隋国长公主这样生活的太少了。
一辈二辈三辈宋太祖——德昭×王溥女宋太宗——贤懿长公主×王贻永宣慈长公主×柴宗庆隋国长公主×李遵勖李崇矩——李继昌——李遵勖王溥——王溥女王贻正——王贻永柴禹锡——柴宗亮——柴宗庆也有驸马生活上简朴谨慎的。吴元扆喜读春秋左传，“声色狗马，一不介意”（《宋史·吴元扆传》）。公主的奶妈可以入参宫禁，元扆怕她到宫中妄有请托，特向真宗说明，不要答应奶娘的什么要求，因此真宗大为叹赏，“于帝婿中独称其贤”。
有的驸马在公务之外，爱好文艺，如王承衍“晓音律，颇涉学艺，好吟咏”。
有的王子生活并不美好。赵元份与李汉斌女儿婚后关系平常，《宋史》谓李氏“悍妒惨酷”，造成家庭的不安宁。王府中的女婢，稍不如李氏之意，就遭到她的鞭打杖责，甚至于打死。皇帝对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夫人的身份而独占。元份病了，皇帝亲临探视，却不见李氏及他人侍候。元份死了，李氏毫无哀戚之意。皇帝因为元份的缘故，在其生前不处分李氏，他死后，撤消李氏的封号，并逐出王府。李氏那样对待别人，遭到这样的结局，生活也不会快乐。
本文开始就说宋朝皇室与大臣联姻有其政治目的，行文即将结束，按照作文前后呼应的原则，在说明贵胄青年男女的家庭生活之后，对此得有所交待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取消他们禁军将领的职权，一律到辖区就职。这些人交出中央军权，甘心与否，会不会出乱子，宋太祖并没有十分把握，于是想到用姻亲关系来笼络这些人。前此已与高怀德结成郎舅关系，次后把目标对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宋太祖召见王审琦儿子承衍，说要把女儿嫁给他，承衍奏称已有妻子乐氏，不能尚主了，宋太祖说不要紧，你做我的女婿，让乐氏再嫁人好了。承衍不敢再不答应，宋太祖就令人用御马送他回家，厚资嫁出乐氏，使昭庆公主与承衍结了亲。事毕，宋太祖对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是的，王审琦可以安心做他的节度使了，不怕宋太祖无端加害于他了，但这只是宋太祖说话的一半含意，其实更可以安心的倒是说话者本人：他可以制驭武将的谋反，安心于他的政权的稳定了。联姻，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确实起到安定赵宋政权的作用。这一手法在当时实行是必要的，适时的，表明宋太祖有谋略，不愧为开国之君，所以邵伯温说到这件事，赞叹地讲：“太祖驾驭英雄”，“圣矣哉”（《邵氏闻见录》）！圣不圣不必说，政治联姻是权贵婚姻中的常事，宋太祖不过做得适时罢了。
皇室与贵胄联姻，也是一种门第婚，即是在社会最高层次进行的，它任何时候都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北宋初年，它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巩固皇室政权的作用，关系着政局的安危，成为政治联姻。它的主持人拿着子女的婚姻作为政治工具，不顾及他们的意愿，它自然是排斥性爱的，很难给婚姻当事人创造幸福。封建的包办婚姻把一切人都包括在内，胄子也不能幸免，它实在是一种恶劣的婚姻制度，政治联姻尤其如此。
第九节 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
在程颐喊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的同时，却有几位再婚的孀妇，生活没有受什么“失节”的影响，相反过得还不错。
浙江钱塘人宁直，宋真宗时进士，任慈县令，死时儿子宁适尚在襁褓之中，妻子李氏改嫁洛阳人赵州太守任布，把儿子寄养在宁氏宗族中。一天任布的客人问主人，尊夫人李氏前夫的儿子还好吧，把任布问得摸不着头脑，归询李氏，李氏哭着说：我初嫁你时，不愿以小孩连累你，就把他留在宁氏族中了。今听说宁家破落，孩子也不知道流落在哪里了。李氏顾了任家，顾不得孤儿，心中悲苦，不是任布问及也不敢说。任布是“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纯约自守”的人（《宋史·任布传》），富有同情心，可怜李氏母子分离的不幸，花很多钱访求到宁适，收养家中，改姓任氏。任布待他如同己子，让他五岁开始受教育。任布官枢密副使时，要推荐宁适做官，李氏很感动，但是辞谢了。她对宁适说明原因：你是宁家的儿子，亲生父亲死了没地方容留才到这里，你应当自立，以刻苦学习取得功名，这样我死了才能瞑目。宁适听了母亲的教导，发愤读书，考中进士，这时李氏才高兴。李氏亡故，任布对宁适说：以前没有推荐你，是尊重你母亲的志向，现在荐举你，表明你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请你不要推辞了。宁适鉴于继父的诚恳，出去做官。待到任布死，宁适如同亲生父亲故世一样，解职服丧。后来奏闻朝廷，复姓归宗，但宁、任两家欢好如初，世为婚姻（《邵氏闻见录》）。李氏一身兼顾宁、任二家，有信念，善教子，终如其愿。
刘湜，彭城人，家境贫寒，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给一个当兵的。刘湜读书中进士，做官，想到母亲，于是穿着朝服，到兵士家把母亲迎回家中孝养。后来做广州太守，在任二年，以故乡有老母，要求内徙，皇帝体谅他的感情，将他调任徐州太守。他回到家乡，得以侍奉母亲（《宋史·刘湜传》）。这位老妇人前半生艰辛，后半世饶裕。离开兵士家时，记载未言她的后夫，可能已不在世了，否则刘湜对他什么态度，应有交待的。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两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再嫁朱姓，朱家管他叫朱说。
范仲淹与朱氏兄弟一同读书，考中明经科的学究科，继父和异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错。范仲淹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谢母亲的抚养，拜别朱家，外出求学，考中进士，当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于是迎接母亲到家中奉养，恢复自家姓氏，用了后来通行的名字。范仲淹对待母亲很孝顺，母亲故世，辞官守丧。他经常回忆母亲生前的情况，因她在世时家庭经济不宽裕。后来虽然富贵了，但不愿奢侈。不来客人，家里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温饱为满足。可是对待亲友却乐于帮助。他捐田建设范氏义庄，赡养同宗族的亲人（《宋史·范仲淹传》）。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阴人，父亲杜遂良官尚书度支员外郎。他是遗腹子，母亲改嫁河阳钱姓，他从小跟祖父生活。长到十五六岁，同母的两个哥哥以为杜衍的母亲改嫁，一定把财物带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钱财，杜衍哪有金钱来应付，被哥哥用剑砍伤脑袋，不得已到河阳投奔母亲。但钱姓继父不同于宁适的继父任布，根本不愿收留他，他只好在外流浪，后来得人资助才读书中进士（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宋仁宗张贵妃之父张尧封，进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遗下妻子钱氏、女儿（张贵妃）和庶子化基。钱氏要求张氏族人帮助，遭到拒绝，钱氏无法生活，把女儿卖给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张贵妃送进宫中，由仙韶部宫人贾氏教养，当仁宗在皇后宫中饮酒时，张贵妃以俳优演奏，被仁宗赏识，以后大受宠爱，封贵妃，乃父被追封为清河郡王，钱氏受封为齐国夫人，张贵妃兄化基、异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记闻》卷八、《宋史·张贵妃传》）。这是孤儿寡母陷于卑贱生活，因偶然机会而得皇帝恩赏，生活从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曾任两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丧父，母亲张氏改嫁韩姓。博文好学，中进士，历官地方上的知州、转运使和中央的殿中侍御史。他认为“子无绝母礼”，母亲虽改嫁离去，并不妨碍向朝廷给她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十节 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乾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类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这样的八口之家罕见。下面我们将有机会说到一些事例，这里不赘。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员多寡、家长等方面有区别，以壮年夫妇为主乾则是共同的。它们的成员数额差别不大，血统上不过两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与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称为大家庭，因为还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历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称，或被人称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贵族、官僚之家。成员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缘亲属，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来说，第一代可能没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会有。这个家庭不仅有男女主人，还有男女奴仆，还会有寄食的姻亲，所以又说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长，在贵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职高的长辈，在这里官职重要，但不是绝对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虽只做过刺史、防御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为主，百官到王府拜见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当王溥让酒，客人离席告罪，可是王祚却说：这是小东汉庖厨石刻像犬，诸位请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传》）。尊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长。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与宗族同爨的还有所不同。民间几世同居的，成员可以多到几十几百，历史上不称它为“百口之家”，以别于贵胄官僚家庭。这种同宗义居，也是大家庭，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来，秦汉以来的古代家庭，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乾；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为特征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贵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变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还要发达。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这与家内矛盾的发展有关系。在家庭中，家长是主宰，家庭财产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财产，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经济，督率子弟经营生产，子弟的收入交家长，而家属不能随便动用家庭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处罚权，送审权，有时候还有杀子权。
子孙要尽孝，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这样在家庭内部分为管制与被管制两种人，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要出现家属反对家长的斗争，所以历史上家内不和是常见现象。
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统计，民间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222人。这一年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民间不稳定，论据就是上述凶杀案，他认为不是“小变”，应高度注意，把整理内部当作急务，而不应忙着攻打匈奴（《汉书·魏相传》）。政府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点也不过分，没有激烈的冲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残杀。
南北朝时期，南阳有个富翁死了，“诸子争财，兄遂杀弟”（《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如果这个富人生前给儿子们分了家，倒不至于有分财矛盾，以至骨肉相残。萧梁有个中书舍人，待家人极严刻，妻妾被迫买通了刺客，乘他醉时把他杀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说，他见近年判的案子，对“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都处刑过轻，不要偿命，只是流放，这就犯了失出的错误（《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见当时妻子杀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杀，是家内矛盾严重的表现，大多数是家属对家长来的。家属之间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经常会有龃龉。后娘与前妻之子、前夫儿子与后夫儿子之间也有隔阂。后娘对前妻子女视之如己出的，虽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会上对后娘往往没有好看法，后娘也觉得难于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时受继母李氏虐待，他的父亲左丞崔伦出使吐蕃，崔衍也当了富平尉，崔伦出使归来，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问原因，说崔衍不给她衣着饮食，崔伦信以为真，责打儿子，还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说明真相，才使他父亲明白过来。崔衍在父亲死后，对李氏及异母弟崔合却很好，崔合借债，总替他偿还，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旧唐书·崔衍传》）。这是一好一坏才没有激化矛盾。家庭规模大，人际关系复杂，冲突就多，甚至于激化，有的人为理好家，过好日子，不愿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会增多。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圣宗纪》）。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们讲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质，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否则不会有科学的说明。
第十一节 古人的分家
谈到分家，就要明了财产继承和分家的方法。这里的几个古人分家的事例，就涉及人们容易提出的分家中的问题。
陆贾，刘邦的谋士，出使南越，完满成功，得封为太中大夫。吕后当政时退职，到雍州好畤县定居，想到身后事，就给儿子们分家产。他出使南越时，南越王赵佗送他价值二千金的礼物，这时他拿出一千金，给他的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令他们自谋职业独立生活。他自己留有所乘坐的车骑，从事歌唱音乐的侍者十人，价值百金的宝剑。
他向儿子们宣布：如今与你们约定，我轮换到你们家里去，每人十天，然后换一家，我还要出游，到朋友家去，因此一年也不过到你们每个人家去两次。我去谁家，谁供给饭食，还要养活侍从和喂养牲口。我的饮食一定要上好的，蔬菜、鱼肉要新鲜的，得让我满意。反正我去你们那里的日子也不多，也不让你们为我太劳累了。将来，我死在你们谁家，宝剑、车马、侍从就归谁所有（《汉书·陆贾传》）。陆贾把财产分给男儿，留下一部分自用，并对这一部分的未来所有权也作了预先的安排，如同写了遗嘱。分配财产的同时，要求儿子们尽义务：要孝敬他。自分家后，他的儿子们各自成立小家庭，轮留供奉父亲饮食。陆贾安排后事早，后来进长安给丞相陈平出谋划策，反对吕氏，汉文帝即位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寿终时不知是在哪个儿子家里。
西晋初年，乐陵郡公、司徒石苞有六个儿子，长子早亡，老儿子石崇。临终前他给诸子分家产，一一分派停当，惟独没有石崇的份，石崇母亲提醒他，还有老六哩，石苞说：我不是忘了他，别以为这孩子年岁小，我看得出来，他以后能挣家业，所以就不给他了。“知子莫如父”，石崇长成后，官至荆州刺史、鹰扬将军，果然大富，有“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他与王恺斗富，成为历史上出名的豪奢事件（《晋书·石苞、石崇传》）。石苞的分家与陆贾的有所不同，给儿子的财产因人而异，且不听妻子的意见。石苞遗言，要求薄葬：用平常穿的衣服装殓，不要反复穿裹，墓内不设床帐明器，墓外不起坟，不种树。
姚崇画像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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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 作者：冯尔康
小叙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读史札记，它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内容包括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文化娱乐。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弄清某些史实。笔者共写了近50个小题，立题多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风俗，即从具体的史实出发，叙一人，道一事，把过节儿闹清，而不在于一般的抽象概括，更不作脱离史实的空论。为澄清事实，笔者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间亦利用有待考证的材料，必云“据说”如何如何以区别之。要之，笔者以为先把资料搜集了，史实搞清楚了，才有进行综合分析的可靠基础，我们应当做好第一步的工作。
第二，关注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继承性，也有变异性，变化中有量变和质变。
目前笔者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考察质变的阶段，只是了解到某些社会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变化情况。笔者的目标是企望认识社会生活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向，这是后话了，希望日后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第三，留意社会生活与其他历史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联系，希望认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笔者在这方面只对个别问题有了粗浅的认识，如人们的衣着与等级制度关系、生育同人口政策及社会矛盾的关系、女子与家庭结构的演变、婚姻与政治的关系、文娱与政治的关系等。
第四，发表简单的议论。摆了事实，感想随之而来。
也就是说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古人社会生活情景刺激着现代的研究者，于是产生一些想法。其实社会史所研究的历史上人们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与今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是好奇心，恐怕也是一种兴趣。因此明了某些社会史事实之后，感受是人人会有的。
笔者略抒一二，既是表明对那些史实的认识，也是觉得那些启示有和读者交流的必要。
第五，笔者所发表的感想，集中起来，无非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申张女权，说明历史上争取人道主义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同情家庭、家族中的晚辈、妇女、贱民以及平民的生活上的不幸，对于封建帝王、贵胄生活上的某些不如意也给予描述。其实后一种人是封建制度的实行者，何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开脱”之笔？因为我们认为专制制度是最根本的东西，它也会毁坏它的主要维护者。最重要的是制度，而不是个别的人，我们揭示帝王胄子的某些不幸生活，正是为深刻说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非彻底清除不可。
二是批评迷信，宣传科学，抨击生活领域里种种劣风陋习，表彰历史上与不文明生活方式作斗争的人和事。
三是从古人社会生活中分析我们的民族文化，赞扬进步的有益的成分，厌弃落后的因素。
总之，笔者以拳拳之心盼望我们民族摆脱过时的、落后的古老传统的束缚，创造新文明，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以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立足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本书各篇的安排，依其内容的分类而定。如本文开始所说，分为婚姻、家庭、人口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丧葬、衣饰、文化娱乐等，并按此次第排列下来。各类篇章多寡不一，在篇目较多的类别中，又分出小类，如家庭类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大家庭生活、一般家庭生活等项内容。因此在每一类别中，既考虑到小项内容，又照顾到事情发生的时代先后，作了顺序的编排。
本书各篇分量不一，少的一二千字，多的五六千字。
这是依据每篇内容丰绌来定的。笔者既系写札记，为读者阅览方便，力求写得简单明了，二三千字，三四千字，表达清楚就好，不愿拉长篇幅，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各篇中有的叙述的事情相近，本可写为一篇，而却故意拆成两篇写，就是出于缩小篇幅的考虑。
这个小书，对于某些社会生活内容没有涉猎，或者写得极其简单，各个历史时代的照应也不够，如先秦、辽、金、元、清等时期的内容甚少，这是由于笔者搜集资料尚不充分，有许多该写的事情写不出来，也还由于笔者另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为避免重复，不写在本书了。
第一部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古代女子的择偶
《诗经·卫风》有一首题为《氓》的诗，前半部写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结亲。大意是说一个敦厚的男青年到女家来买丝，目的不是买物，而是要娶卖丝的女子为妻。女子也有了情，就送男子回家，送出很远，男子要求很快成亲，女子说不是故意拖延时日，你还没有请人来说媒，还是等到秋天再结婚吧。这样二人约定了再会的时间和地点。届期，女子先到，见男子还没有来，心里又想念对方，又怕对方失约，因此悲伤起来，眼泪流个不停。稍后男子到了，女子高兴得又说又笑，男的向女子说，对我们的婚事，已占卜过了，没有不吉利的地方，我们结婚吧。
女子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搬上自己的财物，乘着男子的车离去，结成了伴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接受一个普通郑国执政子产画像男人的爱情，成就了夫妇。《氓》这首诗是反对女子自由恋爱的，但却反映先秦时期民间自择配偶的一定的普遍性。
笔者的这篇文字不再谈民间女子的爱情，而要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的女子的婚姻。
先看春秋郑国徐吾犯妹妹的择婿。徐吾犯是郑国大夫，妹妹徐吾氏很美丽，下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订为未婚妻。上大夫公孙黑羡慕徐吾氏的容貌，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在这两个求婚者面前，作为家长的徐吾犯不知如何是好，遂报告执政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才出现两个大夫争夺妻室的事，不是你家的过错。你也不用犯难，问你妹妹，她爱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同两大夫商量了，都同意由徐吾氏决定的办法，于是二人分别来到徐吾家求亲。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将作为聘礼的物币置于堂上；公孙楚衣军服，在院中射箭，接着跳跃到车上离去，他没有再送贽礼，因为在先已给过聘金，认为不需要另送了。
徐吾氏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选择了自己的情人。她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而公孙楚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决定嫁给他。她的哥哥尊重这种意向，徐吾氏遂同公孙楚结为伉俪。这桩婚事到此并未结束，失败的公孙黑不甘心，要杀死公孙楚以夺取徐吾氏，公孙楚一怒之下把公孙黑打伤，于是招来流放之祸（《左传·昭公元年》），徐吾氏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她在两大夫之间，不以品貌、爵秩取人，有其爱情的标准。
杨宇翔绘公孙楚射箭求婚图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
刺史徐邈的女儿，与贾午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段选婿的经历。徐邈为给女儿择配，大会佐吏，令女儿在内室观看，暗中挑选。来客中有从事王浚，姿貌俊秀，年轻时不注意名节，后乃改变行为，立大志向。他在宴席中的表现，被徐女相中，告知母亲，徐邈就让他们结为夫妇（《晋书·王浚传》）。王浚后来在平定孙氏吴国中立了大功，官拜抚军大将军、散骑常侍。徐氏女真是慧眼识才。
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宋理宗画像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二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乾，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然不同，但对婚姻当事人来讲，同样是不幸的。
上官后15岁成为嫠妇，尽管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但是生活上有何乐趣呢！作为一个女人，47年的宫中生涯，无异于监狱生活，只是物质生活比囚徒要好罢了。她与昭帝的结合，也是一种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最高层次的婚姻中，包办婚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种灾难。
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着全部青年男女的，都起作用，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第三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乾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乾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着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应顺对妻子与前夫儿子的往来不乾涉，是通情达理的，他的妻子因而是幸运的；但她儿子很不懂事，采取了错误态度，很伤母亲的心。
许敬与应顺是同乡好友，家贫，有妻，没有生子，双亲年事已高，以为无子是妻子的毛病，在应顺帮助下休妻另娶（《东观汉记·应顺传》）。应顺不嫌“弃妇”固好，但让人休妻就不对了。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母尤其尽心。母亲喜欢喝江里的水，而江距家六七里，庞氏经常去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一次遇上大风，庞氏不能及时赶回，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休出家门。庞氏到姜诗邻居家借住，日夜纺织，除供自身食用外，买了好吃的，请邻居大娘送给姜诗母亲吃，并且不让说明是她赠送的。日子久了，姜母奇怪邻居为什么总给吃的，加以询问，明白了原委，备受感动，内心也觉有愧，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庞氏遇风而误烧水，并非过失，因为这样细小的事情，姜诗竟然绝情，难怪连他母亲后来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毋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毋丘俭的女婿，毋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毋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毋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毋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四节 卖妻者的夫妻感悟
笔者手中有几则关于丈夫出卖妻子的历史资料，卖妻的丈夫与妻子如何对待夫妻生活，各怀什么感情，各以什么态度对待夫妻的分离，其情状较为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
徐孝克，祖父是南齐太守，父亲是萧梁戎昭将军、太子右卫率，长兄徐陵官尚书右仆射、建昌县侯、安右将军。孝克本人“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出仕为太学博士。当侯景之乱时，京城大饥，十人中有八九个饿死，作为官僚的徐孝克家里没有米，连稀粥都喝不上，可是孝克想让生母陈氏活下去，就打了妻子臧氏的主意。臧氏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长得俊美。孝克向妻子说：现在遇到战争灾难，连母亲也养不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对我家对你都有好处，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臧氏不同意。孝克秘密与侯景的将领孔景行商量好，强迫臧氏出嫁给孔，臧氏不得已哭泣离去。孝克将卖妻所得，供养母亲。臧氏仍然怀念徐家，几次偷着送东西给他们，保证陈氏没有断顿。
孝克为养母，出家当了和尚，要饭兼带养活母亲。次后孔景行打仗死了，臧氏在街头寻找孝克，等了好多天终于见到了，对他说：当初你卖我，并不是我对不起你。今日我可以离开孔家了，该回去侍候你母亲，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孝克同意了，自己也还了俗，与臧氏重为夫妇。孝克官至散骑常侍，家里仍然很穷，母亲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死后，只吃麦饭，不忍再吃粳米（《陈书·徐孝克传》）。孝克对母亲感情很深，是孝子，但对妻子薄情，对不住妻子而毫无歉意，臧氏却对他一往情深，是多情的妻子。臧氏的父亲臧盾是“有孝性”的人，居父丧，五年不出庐门，形骸枯悴，连本家都认不出他来（《梁书·臧盾传》）。臧氏可能从父亲那里知道孝子的心情，原谅了孝克的寡情。
酷吏来俊臣是有名的告密专家，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是好友，并与蔡妻私通。来、蔡二人赌博；来操赢钱数十万，蔡本没有钱还，就把妻子赔给来操（《旧唐书·来俊臣传》）。这是两个无赖，拿妻子当金钱财物，随便交易。蔡本夫妇没有感情，蔡把赌博看得比妻子还重；妻子也不讲道德，不以丈夫为意；来操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事实上也不尊重蔡妻。
明朝万历年间，甘凉地区大旱，许多人家没有吃食，丈夫就把妻子卖了。有对夫妻在分别时，妻子频频回头相看，不忍离去，丈夫也舍不得妻子，于是上前相对痛哭，难舍难分，最后一横心，一齐投到河中淹死（吕坤《实政录·救命会劝语》）。这对夫妻感情很融洽，分离不是自愿的，是天灾人祸逼迫的结果。
明末高淳县有个游姓佃农，欠地主租子还不起，不得已把妻子卖了30两银子，准备还租。大概是卖妻伤心过度的缘故，不留心把银子丢了，他越想越难过：老婆卖了，银子丢了，租还不了，该到死的时候了。
所幸拾主何调元在那里等候失主，才使汤某得以活下去（光绪《高淳县志·好义》）。
《点石斋画报·当妻谈新》清康熙年间，安徽芜湖受灾，大量的居民缺食，城北有一个男人要卖妻子，一个买主出了12两银子，已经商定成交了，但是妻子伤感地大哭，不愿离开丈夫。这生离死别的场面引起路过的邓光远的同情，立即回家筹措了银子，交给那个卖妻者，使得将要分离的夫妇得以完聚（嘉庆《芜湖县志·孝义》）。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吴氏结婚时17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妈出卖吴氏。媒婆找到王恩封，王出财礼番银50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氏20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恩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105包）。
嘉庆三年（1798），四川德阳人黄透元26岁，其父黄同兰52岁，他们原籍汉川，在老家无法生活，迁移到德阳，没有田地，租种地主的土地。黄透元娶江子陇的女儿为妻，夫妻感情不好，经常吵闹，黄同兰感到这样的局面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征得亲家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做妾，收取财礼17千文。到过门的时候，黄家又向曾宣要酒水钱，曾宣不答应，双方争执起来，以致黄透元误将来抬人的轿夫打死。卖妻违犯清朝法令，四川总督勒保在审理这个命案时，提出如下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审批：黄透元拟绞监候；黄同兰、曾宣、江子陇均合依买休卖休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媒人减一等折责三十五板；财礼钱文照追入官；江氏由官府另行择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第73包）。黄透元的婚姻实由其父作主，江氏的命运决定于夫家和娘家父亲，当事人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江氏的被卖，包含着被休弃和被出卖的双重内容。
看到这些事实，令人气愤的是夫权的罪恶。丈夫不顾妻子的感情、愿望，说卖就卖，把妻子推给另一个“主”人，而妻子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没有人格。所以卖妻的现象是女子社会地位之低最真实的反映之一，是女子不幸的家庭生活集中表现之一。
妻子作为财产被卖，明清时代见得多，在唐朝以前，休妻的只是把女子送回娘家，并不要收一笔财礼卖给别人。宋以后寡妇再嫁遭到更多的社会阻挠，妇女社会地位更低，卖妻现象也就增多起来。在封建社会里，妻子的地位越来越低，丈夫可以出卖妻子就是它的表现。
在卖妻的男人中，有的与妻子感情融洽，夫妻生活是美好的，但由于天灾人祸，家庭经济崩溃，丈夫乃以卖妻来维持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夫妇感情仍然维持着，妻子还谅解丈夫，对于这种家庭破裂的不幸，令人痛恨制造它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令人产生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抗拒自然灾害的要求，同时也令人深思：在被损害的男人、妇女中，男女还是不平等的，男人还不起地租高利贷可以出卖妻子，即在被压迫中还可以向妇女转嫁他的灾难，把妇女推向更苦难的深渊。即使那些夫妻一块投河的，不忍离别的，男子还是有他的夫权的。
在卖妻中，也有夫妻感情恶劣的，也有妻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解决，按照那个时代的办法休出去也就可以了，但是丈夫却采用了卖妻的手段，比休弃又惨酷得多了。
卖妻是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女子血泪生活的反映。现在我们要提出问题：丈夫为什么有权力出卖妻子，妻子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屈辱的现实，社会为什么会承认卖妻的合于情理？原因就在于妻子是买来的。定婚时下彩礼，请客迎亲，所花的费用，就是妻子的身价。妻子到了夫家，就是有了“主”儿，自个身子只好听从公婆和丈夫支配了。妻子是买来的，有如物品，是一种财产，当需要时把她出让，是这种所有权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实现。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作为财产的妻子只好接受这种转让。
其实她从娘家出嫁已经被第一次出卖了，这不过是第二次出卖，并不奇怪。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被卖的是童贞，第二次则是不值钱的再嫁妇了。究其实质，是在古代私有制社会里，妻子是被丈夫占有的，是一种财产，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和买卖婚姻。所以只要婚姻要财礼，卖妻现象就不可能根绝。关键是要解决买卖婚姻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第五节 “糟糠之妻不下堂”
看到这个题目，很多读者就会想到东汉的宋弘和湖阳公主的婚事，想到反映这个故事的京剧和电视剧，还会联想到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的故事，想到《铡美案》和《秦香莲》等戏剧。人们对它们的主人公一褒一贬，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今天这些剧目以各种艺术形式与观众频频见面，自然有其道理。不过笔者知道宋弘而外，历史上还有不弃贫贱之妻的，愿意对他们有所评述。
刘秀画像宋弘是两汉之际人，西汉哀平之世任侍中，王莽新朝官共工（少府），更始政权召他，以死不赴任，刘秀即位征为太中大夫，随即出任大司空，受封为栒邑侯。宋弘为人，注意宗亲关系，所得俸禄，分赠九族，个人没有资产，“以清行致称”，身居相位，以辅君荐贤为己任。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弟弟想给她再招个驸马，就假意与她评论朝臣，以了解她选择夫婿的意向，湖阳公主说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看中了宋弘，而且颇有敬意。刘秀获知姐姐的目标，愿意帮这个忙。一次因议事召见宋弘，特意安排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刘秀要做媒，但很讲究策略，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了解宋弘对婚姻问题的基本观点。刘秀讲：俗谚说，人尊贵了就不再接交旧日平民朋友，富有了就抛弃家贫时的妻子而另娶新妇，这是人的常情吧？刘秀试探宋弘是否谚语中所说的那种人，宋弘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表示他是不会因富贵而易友、易妻的人。“糟糠”，这里指粗糙的食物，糟糠之妻是制作粗茶淡饭的妻子。清代有一个贫士娶了一个妾，妾每天所做的食物，“惟粗粝而已”，所以他的妻子开玩笑说：“古闻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徐珂《清稗类钞》）这儿说的“糟糠”准确地反映宋弘所说的意思。刘秀得知宋弘的严肃态度，只好对姐姐说：你已经听见宋弘的话，他的态度你也知道了，你们是不可能结婚的（《后汉书·宋弘传》）。
刘秀希望姐姐和宋弘成亲，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以天子权威搞强迫命令。这一点和戏剧中的描写是不相同的，不能不说在这桩婚事上刘秀的做法是正确的，态度是开明的。宋弘拒绝这个婚姻，表现出尊重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思想，忠诚于爱情，当然值得肯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是封建禁欲主义信徒，反对郑声，反对女色等，这是他的政治观念，已不完全是生活态度问题。后人在表彰他忠于夫妻生活的同时，也不宜拔高他，说什么他在婚姻问题上与皇家作“斗争”。
宋弘拒婚，确实树立了榜样。南宋国戚夏执中就以他为楷模，和糟糠之妻永为夫妇。夏执中，江西宜春人，曾祖父夏令吉当过县主簿，以后家庭情况很不好，父亲寄住在寺庙里，把姐姐送到宫中。他姐姐后来成了宋孝宗的皇后（成恭夏皇后），因此娘家人得到封赏，夏执中最初被任为承信郎，不久升为阁门宣赞舍人，奉国军节度使。执中以一介平民和妻子来到临安，皇宫里的人认为国舅妻子太土气，没有名门的地位，于娘娘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使夏后高兴，主动劝说执中休弃妻子，另从上流社会选婚。但是执中听不进去，夫妻和好如旧。一天，夏皇后召见，亲自劝说弟弟再行婚配。执中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说出宋弘对刘秀讲过的话，“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作为对姐姐意见的回答。夏后见到弟弟的坚定态度，也就不好再勉强他了（《宋史·成恭夏皇后传》）。这一对贫贱出身的夫妇终于白头到老，想来也是同穴而葬了。
还有一批不知名的新贵而不易妻的人，他们是宋弘同时代的人，是赤眉军的领导成员。赤眉军从山东兴起，打下洛阳，进入长安，纵横当时中国主要地区，一度占有天下。起义者多是平民出身，战争使他们成为新贵，地位大大改变，但是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旧日习惯。在家庭生活上，维持原来的夫妻关系，不另娶新妇。赤眉军失败，他们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处置他们时，看到这些人有三个长处，第一条就是保留原妻。刘秀说他们“攻破城邑，周编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因此优待他们，令在洛阳居住，每家赐给一所宅院，二顷田地（《后汉书·刘盆子传》），这些将领遂能全家团聚，安居乐业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诚可赞扬，也应当赞扬。第一，他们忠于感情，夫妻已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照顾，有共同情趣，因而不愿分离，以维持和发展原有感情。第二，丈夫念旧，现在社会地位大大改变了，但是昔日可能很低，夫妻有过一段共同奋斗的生活，从痛苦中走过来的，不愿放弃旧日的恩情，为谋求新的幸福而使妻子陷于新的更大的不幸。第三，不势利，因为若再结亲，对方的门第必是高贵的，甚至超过自身，可对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利因素，而要实现新婚必须弃旧，这种遗弃就纯粹是势利所驱使了。不尊重夫妻感情，为势利而弃旧另娶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为势利所惑，维持原来的婚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观察古人的这种社会现象，应该进一步，还要分析那些实践者的思想状况，以便认识得深入一些，也即恰如其分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另外，对那些反此道而行的人，也同样要分析，一概地简单地骂倒当然容易，可是事物是复杂的，不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也有离婚的，改变地位的人的离异难道仅有地位变化的原因吗？若有其他缘故，就不能全然忽视了。不应该形成这样的公式：社会地位提高了的男子离异再婚，就是陈世美行为。事情贵在具体分析，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无限赞扬“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也不要随便就给改变婚姻的人扣上“陈世美”的帽子。一切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为追逐财势而放弃感情的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该诅咒的。
第六节 曹魏的立后
魏明帝在做平原王时，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继位以后，却立贵嫔毛氏为皇后，把理应由王妃晋升的虞氏撇在一边。明帝祖母卞太皇太后（曹操之妻）看不过去，前往安慰她，虞氏不客气地说：“曹氏好自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虞氏以不得立为皇后而说出抱怨的话，虽然有曹操画像个人情绪，但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值得计较一番。
魏武帝曹操的原配夫人丁氏，因恨曹操无情义而与之感情不合，被遣回娘家，曹操还令丁家将其再嫁，丁家没有执行。丁夫人被逐后，曹操以卞氏为继室。卞氏，原是妾，生魏文帝曹丕，曹操为魏王，册封她为王后，曹丕代汉尊之为皇太后，明帝继位尊为太皇太后。卞后得到曹操的宠爱，根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我们看有两项事情。中平六年（189）董卓到洛阳废汉少帝立献帝时，曹操变服出逃避祸，袁术传言他已遇害。这时留在京城的曹操部属打算出亡，卞氏出来制止众人，她说，现在曹君吉凶还不知道，如果大家今天走散，明天知他还在，你们以后怎样相见呢？退一步说，就是有了祸，大家一块死有什么了不得的！众人听了她的话，留了下来。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魏太子，王府官员向卞氏建议，你的儿子当了太子，天下人都很高兴，你应当把府中所有财物拿出来赏赐众人。卞后不以为然地说，曹丕被封，只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过失，我高兴也正在这里，但是没有因他当太子要大肆庆贺、赏赐众人的道理。这番话传到曹操耳里，高兴地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赞扬她识大体，做人稳重，处理事务得当，当然对她感情好，委以主持家务的重任。
曹丕在战争胜利中，占有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甚为宠爱，生育魏明帝和东乡公主。甄氏出身“世吏二千石”的世家，是属于贵者身份的，但是曹丕称帝以后宠爱郭后、李贵人、阴贵人，引起甄氏不满，发出怨言。
曹丕一怒之下，将她赐死，并在葬礼上侮辱她：“及殡，令披发复面，以糠塞口。”甄氏该立皇后却不得立，只是死后由儿子明帝追谥为皇后。
曹丕立的皇后郭氏，在汉末战乱之时，曾流落到铜侯家为奴，后来进入曹丕府中。当时曹丕尚未为太子，郭氏出谋划策，帮助曹丕获得储位，即《三国志》所说的：
“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曹丕害甄氏欲以郭氏为后，朝臣有不同意见，中郎栈潜上疏，说明皇后关系国家治乱盛衰，应当策立合格的人，不能因为爱幸，以妾为妻，如果那样做会给政治上带来混乱的后果。曹丕不从众议，还是把郭氏立为皇后。但是明帝继位后为他母亲报仇，以曹丕对待甄氏的办法逼死郭后，并予甄氏那样葬法，这是皇家的一报还一报了。
明帝立的毛皇后，出身卑微。其父毛嘉是典虞车工，因女儿之贵，被封为博平乡侯。这样暴富之人，还不懂得上流社会的礼仪风俗，如明帝下令朝臣到他家赴宴，以抬高他的社会地位，在这个光彩的事情中，毛嘉“容止举动甚蚩呆，语辄自称‘侯身’，时人以为笑”。明帝本意是要抬举毛家，但不懂礼法的毛家却出了丑。后来明帝爱幸转移到郭夫人（明郭元皇后）身上，一天召才人以上妃嫔游后花园，惟独不叫毛后参加，而且不让告诉她。隔天，毛后见到明帝，不知禁忌，问昨天玩得高兴吗，引起明帝的不痛快，将她赐死。这是前朝甄后悲剧的再现。
从上述事实看，虞氏讲的“曹氏好自立贱”，当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不能正嫡庶的名分，废妻立妾，即以妃嫔为皇后。妻妾是主从关系，以卑贱之妾而为尊贵之妻，使主从失序。二是指所立的皇后出身微贱。一句话，那些皇后，本人地位和家庭出身本来都是卑下的。
虞氏这样批评曹魏，随后孙盛也指责说：“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既然立贱为人所讥，魏武祖孙何以立贱呢？我们对曹操祖孙的处境、性格作点考察，是不难明了其中的道理的。
其一，所立之后，有助于巩固人主的政治地位。卞氏在曹操不得意时，协助他维系小集团，以便从困境中走出来，图谋发展。郭氏帮助曹丕获得储位，才为称帝理政奠定基础。曹魏之兴与卞氏有关，曹丕之立与郭氏有关。卞氏、郭氏虽然都没有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台，但她们政治性的活动为其夫君所看重，从而把她们抬到国母的地位。
其二，能理家，而不做外戚乾政的事。皇后出身微贱，外家自然没有政治势力，魏武父子也给外戚官爵，但使他们远远不能执掌朝纲。曹操有意识不给卞氏兄弟高官、重赐，曹丕曾想追封卞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反对，曹丕也即作罢。卞后与郭后每每抑制外家，不允许他们违法招祸。卞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魏武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卞后本人，也是常常“菜食粟饭，无鱼肉”，自待甚薄，自律甚严。丁夫人虽为曹操所休，卞后却能屈己联络，四时派人赠送礼物，有时迎到府中，表现了她理家的才能。郭后亲戚要娶妾，为此，郭后告诫诸位亲属：“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娶以为妾。宜各自慎，无为罚首。”既考虑国事，又考虑家庭，能理曹家，善待外家，就符合皇后的条件了。曹氏这样要求皇后，避免外戚预政，改变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乾政的弊病。
其三，侍奉人主，以色进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后妃要深懂人主之心，善于侍奉，才能得到宠幸。一旦色衰意乖，就会被打入冷宫，产生废黜的悲剧。明帝就因另有郭元后之宠而废了毛后。
曹魏在战乱时期立皇后，情况特殊，不能固守常规，立贱有其社会原因，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不能以“立贱”本身讥笑它。但“立贱”总不是常规，原因是不符合封建礼法。后宫有森严的等级，不得僭越，皇帝也不能随意以宠爱与否而废黜皇后册立妃嫔，否则乱了制度就无法维持后宫的正常秩序。立后还要符合人望，因为皇后不只是皇帝的妻子，还是母仪天下的人，要臣下畏服她，本人要有相应的条件，如出身高贵和清白，为人正直，御下有方等，否则臣下看不起，累及对皇帝圣明的看法。因此皇帝立后就不简单是个人的情爱性爱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行动，所以要特别谨慎。像曹魏那样不按礼法立后，是特殊情况，不会历代相沿，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现。曹魏立贱时受大臣阻拦，立贱后遭人讥刺，尊为天子，对自身的婚事也不能完全按照愿望去做，可见情爱性爱的原则很难实现。等级制度与婚姻制度相糅杂，爱情就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就是在帝王身上也不例外。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影响人们行动最严重的还有各种制度，特别是基本的社会制度。
第七节 晋武帝的择婚原则
晋武帝为皇太子司马衷（即以后的晋惠帝）选妃，几经比较看中了卫瓘的女儿。武元杨皇后和一些亲戚却想要贾充的女儿，这时晋武帝讲出他看中卫家及否定贾氏女儿的原因：“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晋书·惠贾皇后传》）他说的是卫家、贾家具体情况，但“五可”、“五不可”，却是道出了他关于婚姻选择的原则，所谓“五可”、“五不可”也是令人饶有兴趣的。
晋武帝画像晋武帝的“五可”，指的是女子五项好条件：所谓“贤”，是贤惠；所谓“多子”，系指生育男儿，不包括女孩；“美”指容貌美丽；“长”，身高大；“白”，皮肤白净。“五不可”是与“五可”相对的，指为人妒忌，生儿子少，容颜丑陋，黑皮肤，身材短小。
卫、贾两家情况，确实是晋武帝所说的那样。卫瓘与邓艾、钟会灭掉蜀国，封公爵，官司空、侍中、尚书令。
本身兄弟三人，生有六个儿子，后被陷害遭屠戮，同时遇难的有六个孙子，另有两个孙子在逃，即有八个孙男，卫家可以称得上是多男子的。卫家子孙姿质秀丽，在晋代是享有盛名的。卫瓘孙子卫玠儿童时“风神秀异”，乘羊车行于街市，“见者皆以为玉人”，纷纷赶来围观。卫玠舅父骠骑将军王济是“隽爽有风姿”的人，见到卫玠就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自叹不如外甥。卫玠不仅长得好，风度也好，所以“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他死时才27岁，对他的早逝，当时人认为是“被看杀”的（《晋书·卫玠传》），这是漂亮反被漂亮累了。卫瓘第四子卫宣，被晋武帝指定尚繁昌公主，长相一定错不了。晋武帝讲的卫氏之贤，应当包括卫瓘夫妇及儿女的品德在内。卫瓘是敬谨自持的人，对皇家克尽忠诚，居功不傲。参与平蜀，又消灭反叛的钟会，朝廷论功，自认为虽有谋略之劳，“而无搴旗之效。固让不受”（《晋书·卫瓘传》）。他对待部属很严格，所谓“性严整，以法御下”。朝廷多给他的封爵，不让儿子承受，送给两个弟弟，所以“远近称之”。对于子女的婚嫁，不愿与帝室联姻，晋武帝令其子尚主，卫瓘辞谢：“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但没有得到允许。卫瓘为人正直，认为司马衷不适合当太子，并向武帝作了忠告，因此后来招致太子妃贾氏的怨恨，乃至遭到杀身之祸。卫瓘的忠谨义气，必定得到他的夫人的支持，若是家有量窄偏爱的主妇，很难做到向兄弟义让爵位的事。残杀卫瓘的执行者楚王司马玮因罪被诛之后，卫瓘的女儿向大臣上书，要求惩办凶手，给她父亲恢复名誉，终于如愿以偿，可见卫氏是贤能的人。晋武帝所说的“五可”，验诸卫瓘之家，一一不爽。
贾充，是本书开篇已经露过面的人，他字台闾，是建立晋室的大功臣，晋武帝的拥戴者，封鲁郡公，官司空、尚书令、侍中，为人品行不端，“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晋书·贾充传》）。贾充后妻郭槐，有子黎民，三岁时，贾充因喜爱他就着乳母的怀抱抚摩他，郭槐以为贾充与乳母有私情，就把乳母打死，黎民怀念乳母，生生夭折了。后来贾充又有了一个男孩，刚过了周岁，郭槐又以为贾充与乳母私通，弄死乳母，儿子也随着死去。
这就造成贾充没有子嗣。贾充有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因娘家获罪而被流徙，后释放回京，晋武帝特许贾充有左右两夫人，但郭槐不同意，使得贾充不敢与李氏往来。贾充一出门，郭槐就令人跟踪，防止贾充到李氏那里去。这些就是晋武帝说贾家性妒和少子的根据。郭槐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就是贾皇后，身材短小，青黑色皮肤，眉后有疵，长相不佳，而且同她母亲一样多妒，做了太子妃后，“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她亲自掷戟，使孕妾的儿子堕地死去。她的妹妹贾午，就是和韩寿结婚的那个人。晋武帝说贾家人丑而黑，以贾南风来说也是实情。
“五可”与“五不可”，虽说是五项内容，实际上可归并为三条，就是人品好坏，生育子嗣的能力，长相俊丑。
品行优劣，在择婚中，又集中在妇女是否妒忌上。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一人可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妻妾，同时强调女子的性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夫与妻妾之间就会产生爱情纠纷；妻妾各有子女，为了各自子女的利益，娘家的利益，互相之间也会有争竞；待到子女长成人，又有嫡庶之争。妻子为了保护自身及子女的利益，反对丈夫娶妾，反对一夫多妻，但在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制是反不掉的，于是就在家庭中发生妻子不容丈夫娶妾和有外遇的事情，这个现象被概括为“妇妒”。“妒”当然是男子所不允许的，被视为坏品行，列进“七出”之中。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妒被看成要不得的，今天分析起来，妒是女子自卫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自卫手段，它在方法上不一定好，但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是被迫无奈而采取的消极方式。对于这种妒忌，倒使我们同情妇女，不必像封建男权主义者那样对它深恶痛绝。但是对妒也要具体分析。主妇因妒而虐待他人，就不简单是爱情专一而产生的妒忌了。像郭槐那样，仅仅凭着疑心害死两乳母，同时致死两个儿子，是有血债的罪人，她的行为大大超过了自卫的界限。她是一种妒妇类型的代表，这种类型的妒应当受到谴责。封建时代反对妇妒，包含反对郭槐式的妒害，这一点，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晋武帝说贾家的“五不可”就含有一定的道理了。
“多子、多福、多寿”，是人皆有之的思想和愿望。
“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极个别时期的反常现象，多生儿子才是人们的真实心理。可是那时囿于科学知识，人们以为生不生儿子，只取决于妇女。这样人们在选妇时，就要看她的家族生育史，即能否生育以及生育性别的历史。晋武帝比较卫、贾两家，都是能生育，只是卫氏男性多而贾氏女性多。晋武帝这样看问题，不是他的创造，在他两百多年前，王莽就讲过了。王莽侄儿王光私自买了侍婢，王莽为掩盖他的不良行为，就把那个侍婢赠送给还没有儿子的后将军朱博，并矫情地说“此儿（指侍婢）种宜子”，才给你买的（《汉书·王莽传》）。“种宜子”作为选妇的条件，由来已久了。这个条件，首先是不科学的，其次对女子是苛刻的。
不过，如果我们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话，由此引起对家庭生育史的注意，对研究不育症或许是有意义的。
晋武帝提出选婚的原则，但却不是实行家，他做的和他的原则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别人插手太子选妃的缘故。
郭槐一心想使女儿成为皇太子的妃子，贿赂太子的生母武元杨皇后，晋武帝提出与卫家议婚，杨元后就说贾家的女儿“有淑德”（《晋书·武元杨皇后传》），并令太子傅荀说项，荀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晋书·荀传》，侍中荀勖也向晋武帝说贾充女儿“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晋书·荀勖传》）。
晋武帝在皇后和一些大臣包围下，不能坚持自己的认识，同意从贾家为太子选妃，杨元后、荀勖等所讲的也是女方贤德和貌美，看来与晋武帝选婚原则没有出入，不过他们极端不尊重事实地虚美贾氏罢了。贾南风做太子妃后暴露出妒忌的毛病，晋武帝想废掉她，充华赵粲不赞成，说：
“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武悼杨皇后也说：“贾公闾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亲是其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眚掩其大德。”（《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荀勖、杨珧等又给贾妃说情，晋武帝也就容忍了。晋武帝定的原则，不能实行，说明他对那些原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说明实践是很困难的。
晋武帝择婚的五项原则中，贯穿着一个精神，是看对方的家风，即以家风的好坏作为选择好媳妇的一个条件。
晋武帝的认识是古人的普遍观点，也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古代，家庭作风的传统对其成员影响很大，原因是家长制社会，家内统治严密，家长的作风深深地影响其子孙。那个时代男儿要继承父祖的遗产、职业、社会关系，离开家庭难于生存，更难发展事业，不得不禀命于父祖；女儿虽无财产继承问题，但同样希望家业兴旺，也好在婆家有地位。儿女都因与家庭利益极度一致，从而受制于家庭，很自然地继承父祖的作风，依家风行事，这就使子孙的好坏与家风的优劣有很大的一致性。以此择妇，自然有其合理性。这一精神到近现代仍有价值，但日益丧失它在古代的那么重要的意义。在近现代，随着家长制的削弱，家长对子女的影响也在减少。子女可以自谋职业，离开家庭，以至不要遗产，这样家长无法强化对子女的控制，子女也没有必要绝对尊重家风，因而年轻人的作风可能同家庭传统作风大不一样。显然在现代婚姻中晋武帝的那个看家风的精神就不能完全照用了。要之，社会条件在变化，处事原则也要随着改变。
第八节 宋初的政治联姻
北宋建隆二年（961）发生的“杯酒释兵权”、“欢宴罢节镇”的著名故事，人们都知道这是宋太祖防止武人篡权的手段。其实与此同时他还采用皇室子女与功臣子女联姻的办法，以制驭大臣，稳定赵宋政权。
宋太祖始建国，就将同母所生的寡居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殿前副都点检、滑州节度使高怀德，以事笼络，不过这时还没有有计划的政治联姻方针。待到欢宴罢节镇之后，宋太祖看到功臣之间互相姻好而不乐于与皇室通婚的现实之后，才认真实行这项政策。
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图（局部）事情是这样的：开宝初年（968），赵普为宰相，李崇矩任枢密使，李将其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承宗，对这宋太祖画像种军政首领的联姻，宋太祖异常不满。李崇矩与宋太祖在后周时私交深厚，每当宋太祖过生日，李崇矩便派儿子继昌送去贺礼，宋太祖还教过继昌射箭。宋太祖登基后，于建隆三年（962）授继昌西头供奉官，并要他尚公主，李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亦自言不愿”，不仅如此，崇矩还急急忙忙地给儿子聘定妻室，使宋太祖大为失望（《宋史·李崇矩、李继昌传》）。此后宋太祖、宋太宗决心推行皇室与功臣联姻的政策。
宋太祖有六个女儿，三个夭亡，成长的三人的婚配是：
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970）下嫁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之子、内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952～1003）。承衍婚媾时19岁，昭庆公主死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婚时可能比承衍略小（《宋史·公主传》、《宋史·王承衍传》）。
延庆公主（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出嫁郓州节度使石守信之子、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保吉（954～1010）。公主死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保吉次年死，结婚时19岁。
永庆公主（陈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972）嫁右仆射魏仁浦子、供奉官咸信，咸平二年（999）死，咸信约卒于天禧二年（1018），结婚时23岁。
宋太宗有七个女儿，长女早逝，两个女儿出家为尼，太宗为两个女儿主了婚，另两个小的则是由她们的哥哥真宗作的主。她们的婚姻情形是：
蔡国公主（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出嫁雄武军节度使吴廷祚子元扆（962～1011），元扆婚时23岁。
宣慈长公主（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下嫁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孙、太子中舍柴宗亮子柴宗庆，明道二年（1033）死，几年后宗庆故世。
宋太宗画像贤懿长公主（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司空王溥孙、国子博士贻正子贻永，次年死。
隋国长公主（荆国大长公主），大中祥符间下嫁前述李继昌的儿子遵勖，皇佑三年（1051）死，得年64岁。
宋太祖、太宗为他们的儿子所娶之妻，据《宋史·宗室传》记载，燕懿王德昭妻韩国夫人为太子太傅王溥女，昭成太子元喜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宋史·李谦溥传》谓为谦溥弟、如京副使谦升女），商恭靖王元份妻为崇仪使李汉斌女（《宋史·元份传》）。
皇室、大臣子女间的通婚，给他们的婚后生活带来较大变化，驸马的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改变了，这里不说，单看他们的一般社会生活情形。
选为驸马的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化了。《宋史·公主传》讲：“旧制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这话不如说“选尚者升入父行”。前述尚主的王贻永与其父贻正、柴宗庆与乃父宗亮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就是遵皇家之命升了一辈，王贻永原名克明，尚主后升行改名。柴宗庆尚主后升为乃祖柴禹锡的儿子，和他父亲宗亮同辈了。李继昌不愿娶宋太祖的女儿，他的儿子李遵勖却娶了宋太宗的女儿。李遵勖原名勖，宋真宗给他加了“遵”字，同时“升其行为崇矩子”（《宋史·李遵勖传》）。《宋史》讲到这几个驸马，一处是某人之孙，一处又是同一个某人之子，子、孙不一，就是对尚主升行叙述得不清楚。祖孙、父子、叔侄关系是血缘关系确定的，因为尚主，孙子成了儿子，子侄成了弟兄，这是对血缘关系的嘲弄。本来血缘的名分不可改变，皇帝的命令就可以叫它变化，皇权真是再大不过的了。宋朝皇帝这样做，也是为保持皇室在姻亲中的相应辈分地位。宋太祖、太宗兄弟与王溥、李崇矩等是同辈，他们的女儿所尚的驸马若是王、李等的孙辈，不提高驸马的辈分，就等于皇家降了一辈，故而采取这一措施，以保护婚姻双方辈分平衡。这么说或不易明白，看下页表就了然了。
驸马与父辈同行，提高了在宗族中的地位，连公主生的儿子也乱了辈分，像王承衍的儿子世隆，“每坐诸叔之上”（《宋史·王承衍传》）。人们虽然看不惯，但也无可奈何。
驸马尚主，家庭生活有好有坏，金枝玉叶的公主给驸马气受是常有的事，也有感情甚好的，如隋国长公主与李遵勖。当李继昌过生日，隋国长公主屈尊以儿媳的身份给继昌拜寿，宋真宗知道了很高兴，给她衣物作为她送给继昌的寿礼，公主初嫁时所居堂甃、瓦甓多有鸾凤形状，遵勖以为这样特殊不好，命人铲去。公主穿有龙饰的服装，遵勖以同样的原因把它们藏起来不用，公主也没有异议。遵勖喜好园林建设，嗜爱奇石，不远千里，雇人载运。他是进士出身，好作文词，在自家的花园里与名士相聚会，公主尊重他的爱好，每有宾客来宴，必亲自主管膳食，使遵勖及其友人得以尽兴。遵勖死后，公主不再穿华丽衣服，一次在宫中宴会，宋真宗亲自给她戴花，她以寡居而不戴。她失明了，真宗特地赏赐3000两银子，她不要，并对子孙说：
哪有因为母亲病了要赏赐的。这位公主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循礼法，不像贵主，倒像三从四德的命妇。不过在公主中像隋国长公主这样生活的太少了。
一辈二辈三辈宋太祖——德昭×王溥女宋太宗——贤懿长公主×王贻永宣慈长公主×柴宗庆隋国长公主×李遵勖李崇矩——李继昌——李遵勖王溥——王溥女王贻正——王贻永柴禹锡——柴宗亮——柴宗庆也有驸马生活上简朴谨慎的。吴元扆喜读春秋左传，“声色狗马，一不介意”（《宋史·吴元扆传》）。公主的奶妈可以入参宫禁，元扆怕她到宫中妄有请托，特向真宗说明，不要答应奶娘的什么要求，因此真宗大为叹赏，“于帝婿中独称其贤”。
有的驸马在公务之外，爱好文艺，如王承衍“晓音律，颇涉学艺，好吟咏”。
有的王子生活并不美好。赵元份与李汉斌女儿婚后关系平常，《宋史》谓李氏“悍妒惨酷”，造成家庭的不安宁。王府中的女婢，稍不如李氏之意，就遭到她的鞭打杖责，甚至于打死。皇帝对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夫人的身份而独占。元份病了，皇帝亲临探视，却不见李氏及他人侍候。元份死了，李氏毫无哀戚之意。皇帝因为元份的缘故，在其生前不处分李氏，他死后，撤消李氏的封号，并逐出王府。李氏那样对待别人，遭到这样的结局，生活也不会快乐。
本文开始就说宋朝皇室与大臣联姻有其政治目的，行文即将结束，按照作文前后呼应的原则，在说明贵胄青年男女的家庭生活之后，对此得有所交待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取消他们禁军将领的职权，一律到辖区就职。这些人交出中央军权，甘心与否，会不会出乱子，宋太祖并没有十分把握，于是想到用姻亲关系来笼络这些人。前此已与高怀德结成郎舅关系，次后把目标对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宋太祖召见王审琦儿子承衍，说要把女儿嫁给他，承衍奏称已有妻子乐氏，不能尚主了，宋太祖说不要紧，你做我的女婿，让乐氏再嫁人好了。承衍不敢再不答应，宋太祖就令人用御马送他回家，厚资嫁出乐氏，使昭庆公主与承衍结了亲。事毕，宋太祖对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是的，王审琦可以安心做他的节度使了，不怕宋太祖无端加害于他了，但这只是宋太祖说话的一半含意，其实更可以安心的倒是说话者本人：他可以制驭武将的谋反，安心于他的政权的稳定了。联姻，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确实起到安定赵宋政权的作用。这一手法在当时实行是必要的，适时的，表明宋太祖有谋略，不愧为开国之君，所以邵伯温说到这件事，赞叹地讲：“太祖驾驭英雄”，“圣矣哉”（《邵氏闻见录》）！圣不圣不必说，政治联姻是权贵婚姻中的常事，宋太祖不过做得适时罢了。
皇室与贵胄联姻，也是一种门第婚，即是在社会最高层次进行的，它任何时候都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的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北宋初年，它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巩固皇室政权的作用，关系着政局的安危，成为政治联姻。它的主持人拿着子女的婚姻作为政治工具，不顾及他们的意愿，它自然是排斥性爱的，很难给婚姻当事人创造幸福。封建的包办婚姻把一切人都包括在内，胄子也不能幸免，它实在是一种恶劣的婚姻制度，政治联姻尤其如此。
第九节 北宋几位再婚妇女的生活
在程颐喊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的同时，却有几位再婚的孀妇，生活没有受什么“失节”的影响，相反过得还不错。
浙江钱塘人宁直，宋真宗时进士，任慈县令，死时儿子宁适尚在襁褓之中，妻子李氏改嫁洛阳人赵州太守任布，把儿子寄养在宁氏宗族中。一天任布的客人问主人，尊夫人李氏前夫的儿子还好吧，把任布问得摸不着头脑，归询李氏，李氏哭着说：我初嫁你时，不愿以小孩连累你，就把他留在宁氏族中了。今听说宁家破落，孩子也不知道流落在哪里了。李氏顾了任家，顾不得孤儿，心中悲苦，不是任布问及也不敢说。任布是“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纯约自守”的人（《宋史·任布传》），富有同情心，可怜李氏母子分离的不幸，花很多钱访求到宁适，收养家中，改姓任氏。任布待他如同己子，让他五岁开始受教育。任布官枢密副使时，要推荐宁适做官，李氏很感动，但是辞谢了。她对宁适说明原因：你是宁家的儿子，亲生父亲死了没地方容留才到这里，你应当自立，以刻苦学习取得功名，这样我死了才能瞑目。宁适听了母亲的教导，发愤读书，考中进士，这时李氏才高兴。李氏亡故，任布对宁适说：以前没有推荐你，是尊重你母亲的志向，现在荐举你，表明你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请你不要推辞了。宁适鉴于继父的诚恳，出去做官。待到任布死，宁适如同亲生父亲故世一样，解职服丧。后来奏闻朝廷，复姓归宗，但宁、任两家欢好如初，世为婚姻（《邵氏闻见录》）。李氏一身兼顾宁、任二家，有信念，善教子，终如其愿。
刘湜，彭城人，家境贫寒，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给一个当兵的。刘湜读书中进士，做官，想到母亲，于是穿着朝服，到兵士家把母亲迎回家中孝养。后来做广州太守，在任二年，以故乡有老母，要求内徙，皇帝体谅他的感情，将他调任徐州太守。他回到家乡，得以侍奉母亲（《宋史·刘湜传》）。这位老妇人前半生艰辛，后半世饶裕。离开兵士家时，记载未言她的后夫，可能已不在世了，否则刘湜对他什么态度，应有交待的。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两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再嫁朱姓，朱家管他叫朱说。
范仲淹与朱氏兄弟一同读书，考中明经科的学究科，继父和异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错。范仲淹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谢母亲的抚养，拜别朱家，外出求学，考中进士，当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于是迎接母亲到家中奉养，恢复自家姓氏，用了后来通行的名字。范仲淹对待母亲很孝顺，母亲故世，辞官守丧。他经常回忆母亲生前的情况，因她在世时家庭经济不宽裕。后来虽然富贵了，但不愿奢侈。不来客人，家里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温饱为满足。可是对待亲友却乐于帮助。他捐田建设范氏义庄，赡养同宗族的亲人（《宋史·范仲淹传》）。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阴人，父亲杜遂良官尚书度支员外郎。他是遗腹子，母亲改嫁河阳钱姓，他从小跟祖父生活。长到十五六岁，同母的两个哥哥以为杜衍的母亲改嫁，一定把财物带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钱财，杜衍哪有金钱来应付，被哥哥用剑砍伤脑袋，不得已到河阳投奔母亲。但钱姓继父不同于宁适的继父任布，根本不愿收留他，他只好在外流浪，后来得人资助才读书中进士（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宋仁宗张贵妃之父张尧封，进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遗下妻子钱氏、女儿（张贵妃）和庶子化基。钱氏要求张氏族人帮助，遭到拒绝，钱氏无法生活，把女儿卖给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张贵妃送进宫中，由仙韶部宫人贾氏教养，当仁宗在皇后宫中饮酒时，张贵妃以俳优演奏，被仁宗赏识，以后大受宠爱，封贵妃，乃父被追封为清河郡王，钱氏受封为齐国夫人，张贵妃兄化基、异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记闻》卷八、《宋史·张贵妃传》）。这是孤儿寡母陷于卑贱生活，因偶然机会而得皇帝恩赏，生活从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曾任两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丧父，母亲张氏改嫁韩姓。博文好学，中进士，历官地方上的知州、转运使和中央的殿中侍御史。他认为“子无绝母礼”，母亲虽改嫁离去，并不妨碍向朝廷给她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十节 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乾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类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这样的八口之家罕见。下面我们将有机会说到一些事例，这里不赘。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员多寡、家长等方面有区别，以壮年夫妇为主乾则是共同的。它们的成员数额差别不大，血统上不过两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与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称为大家庭，因为还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历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称，或被人称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贵族、官僚之家。成员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缘亲属，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来说，第一代可能没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会有。这个家庭不仅有男女主人，还有男女奴仆，还会有寄食的姻亲，所以又说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长，在贵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职高的长辈，在这里官职重要，但不是绝对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虽只做过刺史、防御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为主，百官到王府拜见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当王溥让酒，客人离席告罪，可是王祚却说：这是小东汉庖厨石刻像犬，诸位请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王溥传》）。尊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长。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与宗族同爨的还有所不同。民间几世同居的，成员可以多到几十几百，历史上不称它为“百口之家”，以别于贵胄官僚家庭。这种同宗义居，也是大家庭，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来，秦汉以来的古代家庭，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乾；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为特征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贵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变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还要发达。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这与家内矛盾的发展有关系。在家庭中，家长是主宰，家庭财产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财产，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经济，督率子弟经营生产，子弟的收入交家长，而家属不能随便动用家庭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处罚权，送审权，有时候还有杀子权。
子孙要尽孝，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这样在家庭内部分为管制与被管制两种人，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要出现家属反对家长的斗争，所以历史上家内不和是常见现象。
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统计，民间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222人。这一年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民间不稳定，论据就是上述凶杀案，他认为不是“小变”，应高度注意，把整理内部当作急务，而不应忙着攻打匈奴（《汉书·魏相传》）。政府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点也不过分，没有激烈的冲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残杀。
南北朝时期，南阳有个富翁死了，“诸子争财，兄遂杀弟”（《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如果这个富人生前给儿子们分了家，倒不至于有分财矛盾，以至骨肉相残。萧梁有个中书舍人，待家人极严刻，妻妾被迫买通了刺客，乘他醉时把他杀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说，他见近年判的案子，对“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都处刑过轻，不要偿命，只是流放，这就犯了失出的错误（《朱子大全·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见当时妻子杀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杀，是家内矛盾严重的表现，大多数是家属对家长来的。家属之间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经常会有龃龉。后娘与前妻之子、前夫儿子与后夫儿子之间也有隔阂。后娘对前妻子女视之如己出的，虽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会上对后娘往往没有好看法，后娘也觉得难于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时受继母李氏虐待，他的父亲左丞崔伦出使吐蕃，崔衍也当了富平尉，崔伦出使归来，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问原因，说崔衍不给她衣着饮食，崔伦信以为真，责打儿子，还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说明真相，才使他父亲明白过来。崔衍在父亲死后，对李氏及异母弟崔合却很好，崔合借债，总替他偿还，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旧唐书·崔衍传》）。这是一好一坏才没有激化矛盾。家庭规模大，人际关系复杂，冲突就多，甚至于激化，有的人为理好家，过好日子，不愿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会增多。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圣宗纪》）。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们讲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质，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否则不会有科学的说明。
第十一节 古人的分家
谈到分家，就要明了财产继承和分家的方法。这里的几个古人分家的事例，就涉及人们容易提出的分家中的问题。
陆贾，刘邦的谋士，出使南越，完满成功，得封为太中大夫。吕后当政时退职，到雍州好畤县定居，想到身后事，就给儿子们分家产。他出使南越时，南越王赵佗送他价值二千金的礼物，这时他拿出一千金，给他的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令他们自谋职业独立生活。他自己留有所乘坐的车骑，从事歌唱音乐的侍者十人，价值百金的宝剑。
他向儿子们宣布：如今与你们约定，我轮换到你们家里去，每人十天，然后换一家，我还要出游，到朋友家去，因此一年也不过到你们每个人家去两次。我去谁家，谁供给饭食，还要养活侍从和喂养牲口。我的饮食一定要上好的，蔬菜、鱼肉要新鲜的，得让我满意。反正我去你们那里的日子也不多，也不让你们为我太劳累了。将来，我死在你们谁家，宝剑、车马、侍从就归谁所有（《汉书·陆贾传》）。陆贾把财产分给男儿，留下一部分自用，并对这一部分的未来所有权也作了预先的安排，如同写了遗嘱。分配财产的同时，要求儿子们尽义务：要孝敬他。自分家后，他的儿子们各自成立小家庭，轮留供奉父亲饮食。陆贾安排后事早，后来进长安给丞相陈平出谋划策，反对吕氏，汉文帝即位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寿终时不知是在哪个儿子家里。
西晋初年，乐陵郡公、司徒石苞有六个儿子，长子早亡，老儿子石崇。临终前他给诸子分家产，一一分派停当，惟独没有石崇的份，石崇母亲提醒他，还有老六哩，石苞说：我不是忘了他，别以为这孩子年岁小，我看得出来，他以后能挣家业，所以就不给他了。“知子莫如父”，石崇长成后，官至荆州刺史、鹰扬将军，果然大富，有“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他与王恺斗富，成为历史上出名的豪奢事件（《晋书·石苞、石崇传》）。石苞的分家与陆贾的有所不同，给儿子的财产因人而异，且不听妻子的意见。石苞遗言，要求薄葬：用平常穿的衣服装殓，不要反复穿裹，墓内不设床帐明器，墓外不起坟，不种树。
姚崇画像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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