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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冰鉴》精到解读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神秘之学，披露他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在人心多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寿等辈同声相求，大半中国尽在掌握；在思想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人同气相求，使洋务思潮澎湃，流风披于华夏，并开启维新先河；在科学上，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齐聚幕中，中国近代科技就是从他那里启蒙。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经验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1）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由学界，而军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冰鉴》精到解读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神秘之学，披露他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在人心多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寿等辈同声相求，大半中国尽在掌握；在思想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人同气相求，使洋务思潮澎湃，流风披于华夏，并开启维新先河；在科学上，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齐聚幕中，中国近代科技就是从他那里启蒙。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经验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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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2）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人们已耳熟能详，在此重温一下，对于萧何的识人才能当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他还是平民的时候，贫穷而又没有好的品行，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又不会做买卖谋生，经常投靠人家混饭吃，人们大都厌恶他。他多次投靠下乡县南昌亭亭长家食宿，一连几个月。亭长的妻子讨厌他，于是清早做好饭，就在卧房里把饭吃掉。到了吃饭的时候，韩信去了，不给他准备饭食。韩信也知道她的用意，很恼怒，竟然跟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去了。
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很多妇女在漂洗丝纱。有位老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饭给韩信吃，一直到漂洗完毕，几十天都给他饭吃。韩信高兴，对那老大娘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老人家。”老大娘生气地说：“男子汉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报答吗！”
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个子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内心却是胆怯的。”当众侮辱他说：“韩信如果不怕死，就刺我；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当时韩信仔细地打量他以后，就俯身从他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怯。
等到项梁渡过淮水的时候，韩信带着剑去投奔他，在项梁的麾下，默默无闻。项梁失败后，韩信又隶属项羽，项羽任他为郎中。他多次献策以求项羽重用，项羽都不采纳。汉王入蜀时，韩信逃离楚军而归附汉王，仍然默默无闻。担任连敖之职时，犯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个人都已经被斩，轮到韩信，韩信就抬头仰视，恰好看见滕公，就说：“汉王不想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滕公听了他的话，很惊奇，又见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不斩。和韩信交谈，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汉王，汉王就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汉王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长。
韩信多次跟萧何交谈，萧何惊奇于他的才能。到达南郑，将领们半路逃跑的有好几十人，韩信考虑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并不重用，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将情况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去追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数以十计，你不去追；追韩信，是骗我。”萧何说：“其他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人中没有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样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向东方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郁郁不乐地留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想向东推进，如果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任用，韩信终究要跑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情面上，用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的。”汉王说：“用他做大将。”萧何说：“好得很！”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似的，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选择吉日，先行斋戒，在广场上设置高坛，举行完备的仪式，那样才行啊。”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能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竟然是韩信，全军很惊奇。
韩信在接受拜将仪式后，汉王就座。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致谦，于是问汉王说：“如今你向东去争夺天下，难道对手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面，跟项王相比怎么样？”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祝贺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过，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让自己亲信喜爱的人称王，诸侯们都不服。诸侯看到项王迁徙、驱逐义帝，也都驱逐原来的国君，然后自己在好的地方称王。项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愿归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力量罢了。他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为弱小。现在大王如果确实能够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池封赏给有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想东归的战士的心意，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打败！况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将，率领秦地的子弟兵已经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以后，项王用欺骗的手段活埋了秦军已经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项羽硬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的。大王进入武关之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秦地的百姓立约，只颁布了三条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大王能够在秦地当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对此，关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关中的封爵进入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遗憾的。如今大王起兵东进，三秦之地只要发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汉王听了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迟了。他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各将领的攻击目标。
八月，汉王起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带，韩王、殷王都投降。于是汉王联合齐国、赵国共同攻打楚国。四月，到达彭城，汉兵战败溃散而回。韩信又收编士兵跟汉王在荣阳相会，在京县、索亭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上面众多例子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才对于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3）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材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甄别人材，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材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材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轩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去世；八月，曾国藩亦因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而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的学术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君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 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4）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能仅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仙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他对管理银钱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 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 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做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1）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因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卒，不必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必痛哭。只是举目看如今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惟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为政之道，必须将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对人才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详解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就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
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日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后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夭、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 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 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怀。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治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2）
距今三千年前，中国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 非常不安，他四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
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 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自己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于是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亳。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他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很想见到他，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字孔明，琅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时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也因为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3）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曾追随理学名家唐镜海、倭仁学习，而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我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 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 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军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 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1）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 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做起。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得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修养品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2）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原文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 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诵读《孟子》中的养气章，似乎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详解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 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 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 有一次，他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他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到了有用之学，而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到醴陵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民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人们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 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颇有威望，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他整顿旷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4）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之间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至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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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冰鉴》精到解读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神秘之学，披露他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在人心多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寿等辈同声相求，大半中国尽在掌握；在思想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人同气相求，使洋务思潮澎湃，流风披于华夏，并开启维新先河；在科学上，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齐聚幕中，中国近代科技就是从他那里启蒙。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经验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1）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由学界，而军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冰鉴》精到解读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神秘之学，披露他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在人心多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在政治上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郭嵩寿等辈同声相求，大半中国尽在掌握；在思想上有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人同气相求，使洋务思潮澎湃，流风披于华夏，并开启维新先河；在科学上，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齐聚幕中，中国近代科技就是从他那里启蒙。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经验是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2）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人们已耳熟能详，在此重温一下，对于萧何的识人才能当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他还是平民的时候，贫穷而又没有好的品行，不能被推选去做官，又不会做买卖谋生，经常投靠人家混饭吃，人们大都厌恶他。他多次投靠下乡县南昌亭亭长家食宿，一连几个月。亭长的妻子讨厌他，于是清早做好饭，就在卧房里把饭吃掉。到了吃饭的时候，韩信去了，不给他准备饭食。韩信也知道她的用意，很恼怒，竟然跟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去了。
韩信在城下钓鱼，有很多妇女在漂洗丝纱。有位老大娘看见韩信饿了，就拿饭给韩信吃，一直到漂洗完毕，几十天都给他饭吃。韩信高兴，对那老大娘说：“我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老人家。”老大娘生气地说：“男子汉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报答吗！”
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个子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内心却是胆怯的。”当众侮辱他说：“韩信如果不怕死，就刺我；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当时韩信仔细地打量他以后，就俯身从他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怯。
等到项梁渡过淮水的时候，韩信带着剑去投奔他，在项梁的麾下，默默无闻。项梁失败后，韩信又隶属项羽，项羽任他为郎中。他多次献策以求项羽重用，项羽都不采纳。汉王入蜀时，韩信逃离楚军而归附汉王，仍然默默无闻。担任连敖之职时，犯法当斩，同案的十三个人都已经被斩，轮到韩信，韩信就抬头仰视，恰好看见滕公，就说：“汉王不想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滕公听了他的话，很惊奇，又见他相貌威武，就放了他不斩。和韩信交谈，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汉王，汉王就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汉王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长。
韩信多次跟萧何交谈，萧何惊奇于他的才能。到达南郑，将领们半路逃跑的有好几十人，韩信考虑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并不重用，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将情况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去追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数以十计，你不去追；追韩信，是骗我。”萧何说：“其他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人中没有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样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向东方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郁郁不乐地留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想向东推进，如果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任用，韩信终究要跑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情面上，用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的。”汉王说：“用他做大将。”萧何说：“好得很！”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似的，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选择吉日，先行斋戒，在广场上设置高坛，举行完备的仪式，那样才行啊。”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能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竟然是韩信，全军很惊奇。
韩信在接受拜将仪式后，汉王就座。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致谦，于是问汉王说：“如今你向东去争夺天下，难道对手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面，跟项王相比怎么样？”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祝贺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过，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让自己亲信喜爱的人称王，诸侯们都不服。诸侯看到项王迁徙、驱逐义帝，也都驱逐原来的国君，然后自己在好的地方称王。项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愿归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力量罢了。他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为弱小。现在大王如果确实能够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池封赏给有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想东归的战士的心意，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打败！况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将，率领秦地的子弟兵已经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以后，项王用欺骗的手段活埋了秦军已经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项羽硬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的。大王进入武关之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秦地的百姓立约，只颁布了三条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大王能够在秦地当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对此，关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关中的封爵进入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遗憾的。如今大王起兵东进，三秦之地只要发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汉王听了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迟了。他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各将领的攻击目标。
八月，汉王起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带，韩王、殷王都投降。于是汉王联合齐国、赵国共同攻打楚国。四月，到达彭城，汉兵战败溃散而回。韩信又收编士兵跟汉王在荣阳相会，在京县、索亭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上面众多例子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才对于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3）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材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甄别人材，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材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材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轩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去世；八月，曾国藩亦因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而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的学术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君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 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4）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能仅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仙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他对管理银钱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 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 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 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做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1）
◆原文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他的生产那样，像鹰隼袭击食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从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别的许多人才。
◆原文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新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因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没有兵卒，不必过于忧虑；没有粮饷，也不必痛哭。只是举目看如今世界，要找一个有利不争先、杀身成仁惟恐落后、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一时之间难以找到，这正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为政之道，必须将获取人才和治理好事务两者并重。获取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收罗人才，二是用人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对人才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纶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作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详解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就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仅千里马常有，那些慧眼识人、看重贤才的伯乐也世代皆有。先说说周代的伯乐们。
商末，周族的势力大增，引起了商王朝的注意。后来西伯季历被商王文丁杀死，他的儿子姬昌即位。姬昌为了替父亲报仇雪恨，开始积蓄力量，图谋灭商。商纣王昏庸无道，整日淫逸玩乐，不听群臣劝谏，甚至杀死自己的兄长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有一次纣王又开杀戒，正在殷都的周侯姬昌闻听后悲叹，也被纣王网罗罪名禁闭在里城（今河南汤阴县北部）。直到周人闳夭、散宜生进献美女宝器，姬昌才被放了出来，还被纣王授予了征伐诸侯的特权。
姬昌回到周地后，自己称王，即周文王。文王尊老爱幼， 礼贤下士，赢得了不少诸侯的拥护，前来归降投奔的贤人志士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劝谏过纣王75次的商朝贵族辛用大夫。 周文王还出游访查人才。一次，他在渭水南岸遇见了老人姜尚，即太公望，又名吕尚。姜尚向文王陈述了治国安邦的见解，正中姬昌的心怀。自此，太公望辅助文王治理周族，训练军队，准备灭商纣王。因为周文王本是贤能之士，治国又尽力委任于吕尚等贤能之士，所以周族迅速强大起来，在诸侯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周文王虽然早死，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儿子周武王消灭商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2）
距今三千年前，中国处于夏朝。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荒淫无度，残忍成性，使得民不聊生，夏王朝日趋衰落。
此时，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商却日趋强盛起来。商国国君成汤胸怀大略，贤明能干，广施仁义，礼贤下士，注重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商国也越来越强大富庶。
成汤每年要向夏王朝纳贡。沿途他听到夏王朝百姓怨声载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夏王朝哪一天结束啊？我们情愿与你一起灭亡！成汤看到桀王把国家搞成这样， 非常不安，他四处寻访贤才，想推荐给夏王，使他纳贤从谏，治好国家。
成汤听说伊尹是贤能之士。伊尹每日耕作桑田，细心养蚕，还潜心读书，研究尧、舜、禹等英明先王的治国之道。
成汤派使者带着重礼前去聘请伊尹。伊尹婉言谢绝说：“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多谢商王。”
成汤对伊尹的一请不就并不灰心，派使者带更多的礼品， 再次去请伊尹。伊尹对于成汤的再次聘请虽有些惶恐，但仍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受商王的礼物，坦然受任呢？”
成汤对伊尹的两次拒绝既不灰心也不恼怒，认为自己有真心有诚意，定能打动伊尹。就派人再次带着更珍贵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早听说成汤宽仁大德，礼贤下士。现在看到成汤能够屈尊来聘请自己这个农夫，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伊尹于是欣然从命，随使者来到商都亳。成汤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并想留下伊尹帮助自己治理国政。但伊尹认为：桀虽然暴戾跋扈，却是夏朝的君主；成汤虽然贤德，却只是臣子，他不能舍君而辅臣。于是伊尹来到夏都。
桀见到伊尹，并不很看重他，仍每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伊尹看到桀王倒行逆施，荒淫无道，实在无可救药，料定夏灭亡已成定局。于是他仔细考察了夏朝朝廷内外的形势，离开了夏都。
成汤见伊尹没被重用，就把他聘请到商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亲兵。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桀。夏王桀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兵败被俘，夏朝灭。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此后，伊尹又帮助成汤安定了天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其祖先是西汉的宗室，以后支系疏远，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贩鞋为生。
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全国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胸怀大志的刘备为了扩充实力，也在注意访求人才。
起初，刘备始终没有机会扩充实力，无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力，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四处奔命，寄人篱下，前程渺茫。
刘备为了摆脱力单势孤的困境，迅速扩充实力，必须得到有智谋的人辅佐自己。于是，他注意访求有才干、有见识的人物。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当时的俊杰，很想见到他，便让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这样的人不能采取召见的办法，将军应该亲自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两次没有见到，第三次才受到诸葛亮的接待，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三顾茅庐”。
诸葛亮字孔明，琅阳都县人。他在隆中居住了十年，这期间，他并没过着真正“隐居”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常把自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相比，表明他立志要兼有将相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汉朝崩溃，群雄混战，权臣控制朝廷，我不度德量力，想伸大义于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恢复汉朝的统治。但由于才疏德薄，智术短浅，屡遭失败，至今一无所成。不过，我的壮志并未因此减退，还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希望你能为我出谋划策。”
刘备谦恭诚恳、礼贤下士的态度，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他便将天下形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策略。他分析曹操、孙权的情况时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四方豪杰并起，割据天下。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力也少，但他最后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由于客观形势对他有利，而且也因为主观努力。现在曹操已拥兵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确实不可以同他争。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因此，可以与他联合，而不可去谋取他。”
接着，他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诸葛亮的这个《隆中对》，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刘备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的伯乐们为了得到千里马，不是光靠诚心就能成功的，有时还需略施小计。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他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被他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第一部分：人才求才——求才当如鹰隼击物（3）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接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曾追随理学名家唐镜海、倭仁学习，而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的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我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曾国藩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提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 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 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他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写道：曾国藩“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八十九人。
曾国藩用人，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贯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军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 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汝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1）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 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做起。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得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修养品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2）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原文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 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诵读《孟子》中的养气章，似乎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详解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 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 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 有一次，他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他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到了有用之学，而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到醴陵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民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人们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 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颇有威望，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他整顿旷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4）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之间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至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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