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
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书中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和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他人生经历中的华彩篇章（高盛—白宫—花旗），阐述了他所笃信的“或然性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工作和生活。...
作者:
罗伯特·鲁宾
人物传记
第一部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第一部 第1节
在不确定的世界
作者自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
第一部 第1节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第一章21世纪的首次危机1995年1月10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
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
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
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30%，即每年增加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1996年大选败北。
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
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1994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4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共进早餐或午餐。1999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
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1979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
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300亿美元的债券将在1995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100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
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
1月10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300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
第一部 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第一部 第3节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
第一部 第4节
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
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12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80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1月28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1月30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
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10%，跌至6比索兑1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20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11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
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35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200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7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100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称我们的救援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第一部 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际政策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伴磋商，尤其是通过让拉里与其他主要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开会的办法。
在1月31日我们宣布了“墨西哥二号”计划后，比索和墨西哥股市攀升了10%。巴西和阿根廷股市也随即跟进。但这一回升持续时间很短。未经国会同意，我们做出了美国政府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军事性国际承诺。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一些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气愤。而墨西哥市场由于认识到国会或许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很快又恢复了衰退。
一周后，在我到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两党议员们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质问，由于我们的救援而没有遭受损失的债券持有者们是否是我在“华尔街的哥们儿”。在听证室外，议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众议院的一些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试图找到一种未经国会同意禁止我们扩大贷款担保的途径。虽然金里奇个人对我们仍然表示支持，但他显然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他无法让议员们改变立场。
事后看来，我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当时的态度可能是表示反对我们的做法，但实际上并不阻止我们。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一家报纸的文章引用了金里奇对帕内特说的话，“如果总统承担实施救援计划的责任，他将会在国会听到议员们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议员们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不愿意投票赞成这种措施。但即使是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在实际上并不阻止，但批评这项计划的做法造成市场担心该计划有风险，并发挥了与重建信心的目标正相反的作用，这有可能造成把纳税人更多的钱不必要地投入风险之中。
其他攻击确实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而且做法非常卑鄙，特别是合谋在人格上对我进行诋毁。一个谣言说我在某地有一个存有墨西哥证券的秘密账户。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字叫史蒂夫·斯托克曼的共和党新当选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最卑鄙的正式声明，指控我有各种假公济私的嫌疑，要求调查我是否是出于个人利益而安排了这个救援计划。他说高盛公司曾为墨西哥一些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承担保险责任，现在可能面临着赔偿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责任。在1993年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在高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转变为债务，而且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要求——支付了大量的钱——以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这样该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对我来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风险。
在我看来，这样进行攻击说明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的丑陋和卑鄙。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们指责我的动机并断言其中隐藏着我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反对的人居然用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处理政策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作的。
2月，丹·泽利克就墨西哥问题所做的每日报告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暗淡。阿方斯·达马托现在无情地抨击我们的计划，说我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障碍”。曾签署声明支持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鲍勃·多尔也开始改变他的立场，只不过静悄悄地行动。总之，政治局势看起来很严峻。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与斯坦·费希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官员谈判该组织新计划的具体细节，同时也与拉里和他的小组就我们的双边计划展开谈判，该计划要求墨西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并提出了另外一些条件。与此同时，墨西哥市场还在动荡并继续恶化。奥尔蒂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就实施计划的条件和棘手的政策措施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一直在想他是否能让国内正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公众接受这些协议。奥尔蒂斯脸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风险对我们那样严峻一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对危机的感受。
从我们自己主要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的一些官员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我还记得当年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当亏损上升时，股票交易者有类似的紧张反应。与拉里一道主持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杰夫·谢弗一度看上去十分沮丧，我对他说了以前我曾对股票交易者说过许多次的话：一千年后，现在处理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告诉谢弗，他有杰出才能而且正在艰难的处境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也不会比这更好。我们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一危机。
第一部 第6节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第一部 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第一部 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实际起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
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预期我们的救援计划会成功，他在5月24日他的专栏里把这一计划称为“克林顿总统最不受欢迎、最不被理解但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可惜，弗里德曼的说法早了一点。过山车般的局势又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塞迪略采取的政策措施，到夏季结束时，金融和经济局势看起来更稳定了。但失业继续增加，实际工资明显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更为严重。由于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也由于受到出现的该计划正在控制局面的迹象的鼓励，墨西哥政府过早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措施。市场重新出现滑落，但墨西哥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收紧政策以控制下滑势头。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塞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
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塞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了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称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在我看来，墨西哥危机使我们对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新的更大的风险、对我们在试图处理这些危险时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不断波动的市场和我们自己的政治进程使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根据我的叙述，我把许多反应简单地勾画出来，但最后的观察还取决于事情的整个过程。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处理跨国经济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向墨西哥提供的贷款可能就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效果。这是关键因素，既是因为个别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方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因为来自对墨西哥人正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所激起的信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第一部 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比格公司或许宣布，以顶点公司股票两股兑换比格公司一股股票，对顶点公司进行友好收购。比如说比格公司每股价格32美元，而顶点公司在宣布同意被兼并前的股票每股价格13美元，而在这项协议宣布后，因为考虑到一旦兼并完成后每股可以值16美元（比格公司股票价格的一半，如果比格公司股票的价格仍是32美元的话），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14．50美元。在风险套利交易中，你就会购买顶点公司的股票，而把在兼并结束后你会获得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卖空。在这种情况下，卖空意味着出售某种你还尚未拥有的东西以对冲市场风险——换句话说，保护你自己以免到时候可能出现（A）你所购买股票被转为你出售的股票，（B）比格公司股票将贬值（为了卖出你所没有的股票，你必须出钱筹借这种股票）。然后当兼并完成后，你就轻而易举地用你得到的比格公司股票兑换你的顶点股票，并用他们顶上卖空的账户，归还你借来的股票，结束你的交易）。你所获得的利润就是交易价和你最初锁住的价格之间的差价。在你的卖空交易之后发生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变动无关紧要——如果比格公司股票跌了5点，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卖空了比格公司的股票——而锁定了它与你购买的顶点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
然而，你只有在公司兼并完成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果兼并协议破裂，你就处于一种高价买进了顶点公司股票而卖空了比格公司股票的处境——几乎肯定会在其中之一或两种股票上都损失。在这种交易中，潜在的收益远远大于传统的套利交易——在我所假设的例子中每投入14.50美元获利1.5美元。但其中的风险也大得多，因为股权收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实际上，这种交易变得惊人得更复杂也更吸引人。
第一部 第10节
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
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滕纳鲍姆雇佣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由于接收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由于工作有风险、很复杂并且有高额回报，这类业务也要求有一种固定的职业秘密技巧。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不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开展套利业务的。1966年，也就是我被雇佣的那年，《商业周刊》引用L．杰伊 的话说：“打听我们的套利运作就像是走进一对夫妻的房间打听他们的性生活。”现在尽管套利业务在华尔街仍然还是一项大业务，但它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我想通过描述我在1967年实际开始从事套利业务时所做的一次套利交易，说明当时我们在做什么。我在高盛公司工作的最初7年所做的数百次交易中，这次交易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典型的，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两家公司公开进行的合并。贝迪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而乌尼维斯是一家小一些的公司，生产眼镜片。根据公开发表的友好接收条款，贝迪将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乌尼维斯所有股份。乌尼维斯的股票持有者每股乌尼维斯股票可兑换0.6075股贝迪的股票。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1967年9月4日，当这一合并协议宣布时，贝迪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大约每股55美元，而乌尼维斯的股票大约24．5美元。如果合并完成，A股票，或者说乌尼维斯股票将变成B 股票或者说贝迪股票，而根据首次宣布这次合并协议时贝迪的出价（0．6075×55美元），乌尼维斯的股票每股将值33．5美元。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参与这项交易，我们必须评估两家公司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合并成功了，我们会获得什么；如果失败了，我们又会损失什么——你也许会说，这是我处理生活中大多数决定的思维框架。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
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
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
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做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做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类似贝迪-乌尼维斯的合并协议中，如果协议破裂，我们预计的亏损显然会比如果交易顺利完成所预计的获利要大得多。这就是说，合并协议的成功可能性必须非常大才有利于我们做出参与的决定。但成功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极大地有利于我们？读过商学院的人可能会看明白我在自己黄色拍纸簿上做的预期价值分析图表，这是我用来推算预计交易成果的。然后，我根据这些表格在大脑里进行统筹分析。但我仍不断随手在拍纸簿上写下记录和数字，这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的习惯。
在套利预期价值表中列出的分析基本因素是你必须为购买股票而付出的价钱；如果交易谈妥你将从该股票获得的利润（可能的股价上涨）；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评估因素和风险交易的核心，是该交易完成的可能性。根据在高盛公司档案中找到的一些文件，我又为贝迪-乌尼维斯重新做了一份预期价值表。在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交易价为30.5美元（合并宣布前为24.5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合并事宜谈妥的话，来自套利交易的股价上涨可能3美元，因为乌尼维斯公司每股股票将会值33.5美元（0.6075×贝迪公司每股股票的价格）。如果合并没有成功，乌尼维斯公司的股票有可能回落到每股大约24.5美元。我们购进的股票有可能下跌6美元左右。我们把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定为大约85%，失败的可能性为15%。在预期价值的基础上，股价可能上涨的幅度是3美元乘以85%，而下跌的风险是6美元乘以15%。
3美元×85%=（可能上涨）2.55美元
-6美元×15%=（可能下跌）-0.9美元预期价值=1.65美元
这1．65美元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把公司30.50美元资本搁置三个月所得到的收益。这就算出了可能的回报率为5.5%，或者以年度计算的话为22%。比这样的回报率再低一些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低于20%的年回报率而支付我们公司的资本。
我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使我想表达的问题简单化。你也必须考虑到，在出现引起你所已经购买的股票（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是乌尼维斯）跌至低于宣布合并前的底价的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造成正在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也就是你已经卖空了的贝迪公司股票升值的情况下，合并事宜破裂的可能性。或者，更糟的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且你还不只是决定投资这项交易并在7个月后等待结果。随着风险的出现和消失以及股票价格的浮动，一项正在接近完成的合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站在统揽局势的高度，重新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并决定是否吃进更多，或减少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甚至完全卖空这种头寸。当然，一个套利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卷入许多此类交易。你必须做很多这样的生意，因为套利就像是保险业一样，是一种精算师的业务。根据平均率，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钱，而从长远来说赚钱。
在贝迪-乌尼维斯的例子中，积极的期望值推动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每买进100股乌尼维斯股票就要卖掉60.75股贝迪股票。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卖掉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我们将通过出钱借来股票——是为了对冲市场风险。即使在合并进行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下跌——也许是因为这一领域或市场疲软——但只要合并交易完成，我们的获利就是肯定的。
高盛公司的交易记录——在这个例子中，该公司大方地提供给了我们——显示，根据我的建议，我们最初以平均每股30.28美元的价格买进33233股乌尼维斯公司股票，总成本100万美元多一点——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我们也卖掉了19800股贝迪公司的股票。经过在过渡时期增加了我们的头寸后，如果合并结束，我们肯定会赚125000美元。到当年底，贝迪公司的股票曾涨到60美元左右，引起乌尼维斯攀升至33.3/4美元。
不幸的是，这一交易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进行。因为乌尼维斯的季度赢利意外出现下滑，促使贝迪公司退出，结果这项合并计划在一月份破裂。当合并计划出现不妙情况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下跌，不仅跌回宣布合并消息前的24.5美元，而且一路下跌至18美元。结果，我们很快就损失了485000美元。我们还在我们甩卖的股票上面临着第二次损失，因为贝迪公司股票价格在交易破裂后上升到每股64美元。我们将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64美元购买贝迪的股票，以补偿我们所借来的和以55美元卖出的股票，这将使我们再花费190000美元。有可能出问题的事情都出了问题。结果是一场令人生畏的套利灾难。
1月底，我们在这项交易上损失了67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比那一年我们做的任何其他一笔套利交易赚的钱都多，使公司的年利润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一向对交易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古斯·利维大发脾气。他在交易室走来走去，发牢骚说我们应当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些，而不是认为这样的交易会谈成。L．杰伊后来开玩笑说，他到“乌尼维斯大学”学习了一次。
第一部 第11节
但关键的一点是，尽管结果可能是糟糕的，但投资决定不一定就是错的。在一项交易破裂后，我们总是要对他进行重新审核，以找出我们所疏忽的环节。但即使是一次大的让人心疼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出了误判。但正如任何精算业务一样，套利的本质是，如果你准确地估算了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会在大多数业务上赚钱，而且总的来看，你所有的交易都挣了钱。如果你冒着61的风险，那么每进行七次交易可预见到的风险就会发生一次，而你将会亏损钱。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可能会由于你无法理性地预测的原因（在进行估算时，这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进去）而破裂。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的业务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赌博。实际上，它和赌博正相反，或者至少是最业余的赌博。这是一种建立在谨慎分析、训练有素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通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和事物变化常规基础上的投资业务。
对有些人来说，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套利成为一种非常让人殚精竭虑的工作。但不知怎的，我能够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地做这项工作。我适合干套利工作，不仅是在性格上，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在衡量概率时，我天生地喜欢进行精密分析。我将这称为在精神上做笔记。风险套利有时涉及大亏损，但如果你进行了适当的分析而且没有卷入趋众心理，你就有可能成功。时而遭遇的亏损，虽然有时候甚至大得超过了你所想像到的最坏的情况，但也是这项业务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这一行中，有些人大多数时候显得极其紧张，但我接受这一点。古斯·利维事后提到的那些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这样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当然不愉快。但能够伴随着风险生活而不会造成神经极度受损；冒险实际上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
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我是在我的爷爷莫里斯·鲁宾和外祖父塞缪尔·塞德曼的影响下长大的。回首过去，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莫里斯·鲁宾是我爷爷。他于1882年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青年时期为了逃避到沙皇军队服兵役而逃离那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当时并不认为参加俄国军队会是多么可怕的人生选择。莫里斯18岁时来到埃利斯岛，这时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学英语？”他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并在1906年和我的奶奶罗斯·克雷布斯结婚。我奶奶生于波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爷爷的性格相反。她沉默寡言，爷爷则夸夸其谈；她总是心事重重，而爷爷则永远乐观。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 租了一间住房，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大约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爸爸亚历山大·鲁宾出生后，莫里斯和罗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富莱特布什，和住在下东区相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一家本来过得很幸福，但到20年代初，我爷爷因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感染而患了重病。在他瘫痪了几年后，罗斯认为她丈夫快不行了。一位医生告诉她，莫里斯活下去的惟一指望是长期在太阳下生活。所以鲁宾一家收拾家当，搬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几个月后，莫里斯完全康复了。
我爷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商业天分极高。他到迈阿密的时候，正赶上佛罗里达房地产热，他通过大举借债做房地产业投机生意，很快赚了一大笔钱。在2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莫里斯·鲁宾曾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物。后来，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年，佛罗里达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爷爷破产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1930年，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汽车驾驶室内的储物箱里，开车从迈阿密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当时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因为财政破产、心烦意乱，他无法帮助他的大儿子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还是自杀。
这个故事使人觉得莫里斯·鲁宾像是个把发财致富看得极其重要的那种人。但在度过了那场危机之后，在我出生前的几年，我爷爷对他的倒霉运气形成了一种格外平和的心态。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和体贴的小个子，说话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是一个生活上的乐天派。他和每个人拥抱着打招呼。大多数日子，他会到他在福莱瑞街上的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照看他的芒果和鳄梨树。他的家距离我们在迈阿密的家仅一英里。在遭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涉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快乐不再是建立在富裕和成功上。我爷爷改变了自己，不再把他的身份与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尽管再也不会成为富人了，但他也没有为自己的损失悲伤。他有足够的东西继续生活，而且生活中有了巨大的乐趣。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第一部 第12节
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到威胁。我父亲给战争部写信，表示要将云母矿无偿交给政府。“珍珠港事件”后，战争部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要求他去北卡罗莱纳经营这些云母矿。他推荐了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在这些云母矿工作了好几个夏天，这样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工作变成了经营云母矿，以固定价格向政府供应云母片。在我4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
北卡罗莱纳海兰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贫穷、偏僻。镇上的人把我父亲称为“犹太佬”和“犹太先生”。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变化更大，她觉得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快她就带着我和我1942年出生的妹妹珍妮搬回了曼哈顿。我父亲每过几个星期坐火车回去探一次家。采矿工作几乎挣不着钱，战后我祖父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云母矿。
9岁时，我们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迈阿密滩。我父亲觉得佛罗里达的生活更安静、更惬意，他也想住得离他父亲近一些。在我们搬家后，父亲继续接办一些律师业务，他建了一个购物中心，还研究股票和投资、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打高尔夫球，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当地俱乐部颁发的奖品。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对转学有一种恐惧，不想搬家。在北海滩小学，我的新老师柯林斯小姐把我作为新来的男孩介绍给同学们。她对全班说，“罗比·鲁宾在纽约时上私立学校，他从来没有学过手写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地待他。”我猜想，由于这个建议，在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选为我所在的四年级班的班长。我竭力辩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当班长，但他们根本不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想你们可以把我当班长的那天和48年后我当财政部长这件事联系起来。我本来不是当班长的料，但任命以一种快乐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尽管我根本就不是班里的领袖，但我在学校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其中包括担任毕业班班长，这对后来我进入哈佛大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第一部 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借自传形式介绍政策的书籍”。书中以很短的篇幅回忆了童年时代和求学历程，随后描述他人生经历中的华彩篇章（高盛—白宫—花旗），阐述了他所笃信的“或然性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工作和生活。...
作者:
罗伯特·鲁宾
人物传记
第一部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第一部 第1节
在不确定的世界
作者自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
第一部 第1节
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评述了自己与克林顿政府中的同僚、商界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私人对话。这些人大度地允许我引用或解释他们的话。当然，这些评述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写的，如果有任何不准确之处，责任应由我单独承担。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第一章21世纪的首次危机1995年1月10日晚，我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印有国玺图案的地毯上，宣誓作为财政部长遵守合众国宪法。我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被任命的，一下午我都在等待着允许我宣誓就职的正式文件。文件从国会一送到，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一群人就聚集在白宫，举行一场匆促的仪式。
正式仪式一结束，我就向我的妻子朱迪和我们的客人道别，留下来和克林顿总统、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拉里·萨默斯以及克林顿的一些高级助手，举行一次讨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紧急会议。
我告诉总统，墨西哥政府面临着一场正在迫近的拖欠债务的危险，抱着阻止这种危险的希望，我们建议总统支持采取一项大规模的、可能会不受欢迎的有风险的干预行动：向墨西哥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使其避免其货币和经济的崩溃。接着我要求拉里更具体地解释墨西哥的局势。他用了十分钟时间介绍我们的主要分析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是几个小时前我们在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起开会时确定的。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手相助，不迅速相助，危机对墨西哥直接而长期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但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面临危险。
我们提出的对大规模干预的替代性方案不太让人看好。拉里和我继续解释，如果墨西哥无法履行其对外义务，拖欠外债，资本将可能会加速流出墨西哥，比索将会崩溃，进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带来深刻而持久的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而这将肯定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许多美国公司和工人将受到损害。我们所做的估计是，由墨西哥拖欠债务造成的经济危机会使非法移民增加30%，即每年增加50万难民；非法毒品的输出也将增加。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财政部长，我避免使用诸如“恐慌”和“灾难”之类的字眼，而更愿意用不太生动的词如“蔓延”和“失去信心”。我在白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时了解到，政府官员的措辞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情况更是如此。我必须准确地说明墨西哥所发生的事，而不能有渲染。尽管灾难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不仅是因为它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的打击。
在不确定的世界21世纪的首次危机但是也有反对干预的理由，我们把这些观点也向总统做了汇报。我强调说，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的救援计划可能会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干预几乎肯定会被指责为是在“保释”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机的美欧有钱的投资者。使用公共基金做这种事有可能遭到普遍反对，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风险。白宫人事主管利昂·帕内特甚至更直率地提醒克林顿注意这种潜在风险。利昂赞成干预，但他告诉克林顿，救援努力的失败会造成他在1996年大选败北。
在汇报完我们的看法后，房间内气氛凝重，大家都感到墨西哥危机已经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拉里提出，美国可能需要提供的救援基金总额为250亿美元。总统的高级顾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斯说，我们的意思肯定是说2500万美元。拉里说，不，我们的意思是“250亿”。这一数字比司法部一年的总预算还多，足够购买一支B-2“隐形”轰炸机编队。
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小时，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沙发上，回答着总统的提问，仅仅在一两周前，我一直在向其他人问这样的问题。12月，我当时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拉里给我打电话，让我留意并追踪墨西哥正在恶化的局势。我当时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了解不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迫切需要对比索贬值进行试探性干预。我当时认为墨西哥是有类似问题的一大批国家之一，而且拉里是国际经济界极其高明的专业人物，他会采取需要采取的措施。但我想做一个干实事的部长，所以很高兴拉里让我参加处理此事，虽然当时我已经被指定为财政部长，但毕竟尚未被正式批准。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墨西哥的问题会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说明，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现在回过头来看，墨西哥发生的事也使人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克林顿政府。我所观察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援助墨西哥的情况，是公众很少看到的。他严肃的态度和对这一问题所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他为探寻解决墨西哥危机的正确决策而表现出的睿智使我难忘，也使我感到，在一些重要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遭到人们的误解。
着手处理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意味着要尽可能系统而冷静地思考。在被任命前，通过与拉里交谈，我迅速开始了解墨西哥的局势。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到届的萨利纳斯政府为维持大约3比索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了150亿美元，但这一努力徒劳无功。新上任的厄内斯托·塞迪略政府在1994年12月底屈服于外汇市场的巨大压力，允许墨西哥货币自由浮动。面对只有大约6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数额比这更大的短期债务即将到期，墨西哥束手无策。但当政府不再提供支撑后，比索对美元的比率迅速跌至约5比索对1美元。随着墨西哥货币的持续下滑，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其债务，大部分债务是短期的，而且是和美元挂钩的。由于担心政府可能无力还债，投资者抛售墨西哥债券和比索。总之，墨西哥当局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金融的控制。我们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现在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来源实际上已经断绝，几乎肯定无力靠自己的政策解决危机。墨西哥政府的头寸拍卖几乎吸引不到购买者，即使美元利率接近20%。在短期，私人领域几乎不可能提供阻止拖欠债务所需要的大量贷款。
资金需求如此之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无力靠它们的力量组织救援，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处理。世界银行执行行长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尽管有巨大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他。康德苏精通业务而且作风大胆，为缓和世界银行中欧洲持股人的不满，准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墨西哥提供稳定贷款。但所需的数额超出了世行当时的能力。避免灾难的惟一现实可能是美国提供援助。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墨西哥金融崩溃和拖欠债务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救援计划失败的危险以及失败可能造成的代价。
指导我在商界和政界经历的根本观点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这一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或然性的决策。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我最初是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的怀疑论的环境中形成这种理智建构的，部分原因是几乎导致我主修哲学的长达一年的课程。在高盛公司，我开始把或然性思维应用于实践，在那里我度过了进入政府前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套利交易商，我了解到，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实际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成功是通过评估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成功可能性以及与每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收益和损失而获得的。我在华尔街的生活是建立在我每天做出的或然性决策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提出我们是否应干预墨西哥问题的背景。面对大量旗鼓相当的各种因素，做出最可能的决定的关键是分析这些因素，并确定每个因素的成功可能性和重要性——这就是或然性决策方式。这样做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认识绝不是像我或财政部的其他同事所希望的那样完美。而且，即使是通过最系统和深入的工作，一项根据事实和分析做出的决定也不会自动地出现在我随手做记录的黄色拍纸簿上。决策的最终因素是判断的难以捉摸。我们在墨西哥危机中形成的决策程序——而且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将一再使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这是因为我在私营领域的经历。但这次涉及的考虑因素范围更为广泛。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干预失败，美国信用可能会受到的损害；如果我们试图援助墨西哥而没有成功，在将来发生危机时，我们提供支持的效用就会降低。
干预成功也会带来危险。即使我们的努力帮助墨西哥稳定了局势，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人们称之为“道德危害”的问题。投资者由于在墨西哥没有受到危险后果的影响，下一次可能对类似的危机就不会予以足够的注意，或者仍然寄希望于官方干预。在墨西哥，投资者可能会变得心满意足，1994年他们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没有充分注意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可能不足以维持他们做出的兑换美元承诺的危险。我们担心，我们阻止墨西哥金融崩溃的计划可能会鼓励投资者在将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能够与艾伦·格林斯潘和拉里·萨默斯深入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福分。从个人背景、所受专业训练以及脾气来说，我们三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艾伦是一个保守的、主张自由经济市场的人，他是一个注重宏观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敏锐的实际理解的经济学家。在进入政府前，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并且生意兴隆。他做事一丝不苟，有着非常优秀但又低调的才智。拉里的父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拉里是曾获得在哈佛任教资格的最年轻教授之一。他是一个有活力、自信的理论经济学家，对政治和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到位的认识。我对经济学有着相当好的概念性理解，曾有在华尔街从事交易业务和管理工作的经历，还参加过民主党政治活动。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确定的答案，知道我有问问题的习惯。尽管我们三人的个性不同，但配合默契——也许对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的分析证明了我们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的工作态度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三人都有自我，但在我们的碰头会上，我们都不去突出自己。我们都努力相互配合，寻找最佳方案，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高明或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辩解。我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形成的相互信任。在4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在一起开会和讨论外，艾伦、拉里和我每周至少一次共进早餐或午餐。1999年我辞职后，拉里和艾伦继续了这一传统。就我所了解，在这些私下场合，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说过的话都没有被泄露过（为了本书的写作，他们允许我提到这些对话）。
我在白宫时曾经常看见格林斯潘，但我在担任财政部长前和他并不熟。在我们一起全力处理比索危机时，我们两人很快熟悉起来。他考虑问题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艾伦强烈信奉市场规则，对道德危害问题非常关注。这就是他在1979年反对政府拯救克莱斯勒公司的原因。尽管艾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是，两害相权，为了阻止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危险，他采取了有道德危害的方法。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总是努力去找出平衡各种相互冲突因素的最佳途径。
艾伦、拉里和我对墨西哥发生危机的原因的认识是一致的。墨西哥尽管在很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在经济景气时期借债过多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导致它在人们情绪发生转变时很脆弱。当市场开始失去信心时，政府为避免面对现实，尽可能地一拖再拖。墨西哥政府借的债越来越多，还贷期限越来越短，为维持与美元有固定汇率的比索币值，发行与美元挂钩的国债，动用有限的美元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和外国的债权人及投资者没有留意经济不平衡的出现。他们继续融资，以至于当经济出现紧缩时，问题就变得几乎无法控制。
墨西哥的问题始于90年代初期，当时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基本上是贸易赤字、纯利息支付以及其他一些项目——迅速扩大。为弥补这一差额，墨西哥需要美元，因此便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吸引美元。最初，墨西哥出售根据比索计算的资产。但到后来，由于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冒汇率下跌的风险，墨西哥政府又开始大量发行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Tesobonos）。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债券对墨西哥和外国投资者很有吸引力，但墨西哥与固定汇率联系在一起的巨额账户赤字无法无限地持续下去。让事情更糟的是，墨西哥的金融系统脆弱而拮据。
像墨西哥危机这样的问题，其潜在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但经常是某种本来不会造成麻烦的事件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1994年初，恰帕斯地区发生的暴力叛乱和两位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惊慌。人们开始感到墨西哥债券风险较大，因此大幅度降价抛售。国内外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把钱存在墨西哥。为满足对美元的需求以维持汇率的不变，中央银行不得不一再抛售其外汇储备。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发现，尽管一再提高利率，自己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行新债券偿还债务。
就像金融市场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极影响不断自我强化。由于投资者担心汇率可能下跌，他们纷纷兑换美元，造成政府外汇储备进一步减少。这进而又加大了比索币值下跌的可能，并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无法还款的担心。政府做出的为保护投资者以美元计算的资产不受损失，而用比索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承诺显得越来越不可信。随着外汇储备的耗尽，政府孤注一掷，为维护固定汇率制而采取了部分贬值的办法，但这无济于事。国内资本继续外流，外国市场信心猛跌，政府被迫让汇率自由浮动。市场的注意力转到将在数周和数月内到期的巨额的短期债券。没有人愿意再购买新债券。因此政府将不得不把大量的比索投向市场，偿还即将到期的短期债券——这又造成汇率进一步下跌。
墨西哥危机经常被认为是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关键在于，这也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规则的失败——关于危机的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将变得非常重要，那时我们在其他地区面对同样一些问题的卷土重来，而且是以更大的规模。受高额回报前景的诱惑，投资者和债权人没有充分考虑在向墨西哥贷款时牵扯到的危险。然而，一旦投资者神经紧张，他们的反应是迅速而不可原谅的。墨西哥迅速失去了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途径，并且无法为偿还短期债券筹措资金。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从长期来看，墨西哥是能够偿还其债务的。但在短期内，面对仅有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几乎有300亿美元的债券将在1995年到期的情况——头三个月有100亿美元——墨西哥和外国的投资者希望撤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国际法能够使国家在破产法院重组其债务。因此，我们不进行干预有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拖欠债务，而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会牵扯到我们的国家。
墨西哥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政策制定者以及私人企业界的人经常会碰到这种局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决定都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潜在可能，而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管的危险是墨西哥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并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采取行动的危险是，如果失败，会潜在地危及对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的偿还——而如果我们成功了，则会带来道德损害。艾伦、拉里和我都反对让短期债券的持有人利益无损。但我们最后认为——我想这是对的——尽管帮助某些投资者会产生负作用，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墨西哥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我们也担心墨西哥危机会影响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如果一年后墨西哥部分原因是因为未能适当地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出现债务危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改革会是一次打击。拉里在进入克林顿政府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他提出，“听任墨西哥的局势恶化”，将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波兰、巴西和南非发出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我们轮流扮演魔鬼的辩护人，但艾伦、拉里和我在我宣誓就职的几天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我们都开始认识到，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比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危险更为严重。艾伦总结了我们三人的看法，把一项援助墨西哥的计划称为“最不坏”的选择。
1月10日下午，在等待我的任命书下达的时候，我们三人，加上其他一些人包括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继任者劳拉·泰森女士，就确认我们给总统的建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拉里和我赞成艾伦的看法，即我们应当拿出相当一笔资金，其数额要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使用了柯林·鲍威尔军事干预理论的一个推论。在海湾战争时有名的“鲍威尔理论”提出，只有当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美国才应当进行干预，而且必须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为以压倒性的力量解决墨西哥问题需要多大力量。一个参考尺度是墨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的总价值，当时大约相当于300亿美元。但考虑到墨西哥政府的其他债务、墨西哥银行的外债以及当墨西哥国内比索持有者把比索转换成美元而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这一参考程度也可能是不够的。在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拿出大笔资金援助墨西哥时，我们建议美国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对我们政府而言这种担保与贷款有同样的财政风险，只是有某些技术上的有利之处。
第一部 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 ），众议员纽特·金里奇（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和理查德·格普哈特（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都答应支持他提出的提供贷款担保的紧急请求。第二天拉里和我前往国会山去见这些人，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支持。最初，甚至曾经不依不饶地调查克林顿“白水门事件”的阿方斯·达马托（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支持，他是参议员金融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达马托说，我们应当拿出不止250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就不会认为他们会“压倒”我们了。受此鼓舞，我们将我们的提议增加到400亿美元。该提议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要求墨西哥承诺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并保证用其石油出口收入作为还贷担保。
尽管我们获得了国会领导人的支持，但当艾伦和我到国会解释这项计划时，议员们的反应极其消极。1月13日，在会见了100多位两党议员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要让国会采取行动有多难。有几位议员要求我们答应不让美国的税钱面临风险。有些问题非常合情合理，但很难回答。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一再要求我们解释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国家不与我们一起负担这个风险。我回答说，我们的盟友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他们的努力。而不太圆滑的回答将是，我相信我们的盟友本来也应该通过双边形式做出努力，因为墨西哥的危机以及可能产生的蔓延也会波及到它们。但它们不打算增加双边援助，部分原因是它们认为墨西哥是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判断不一致，它们不认为墨西哥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危险。不管怎样，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观点：采取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后来，拉里和我又发起全面的媒体和政治宣传，说明我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第一部 第3节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死亡的论调，结果他获得了热烈反响。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达马托则对我们的计划从支持转为反对。大约就在此时，白宫非常擅长与国会打交道的帕特·格里芬在人事主管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向我表示了他的烦恼，认为我们使总统陷入困境。他认为，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治风险，结果使克林顿处于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回答说，总统是明白其中的政治风险后才决定采纳这一计划的。由于市场开始了解国会对我们计划的反对程度，因而不仅墨西哥，而且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情况类似的新兴国家市场进一步疲软。远至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国家再次受到影响。
在我的财政部办公室，我们不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我们正式会议的官员不久后成为“墨西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杰夫·谢弗、戴维·利普顿、蒂姆·盖斯纳以及我的人事部主任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有将担任墨西哥工作组组长的丹·泽利克。我习惯性地把这批人称为“我们”，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决定是大家通过在漫长的日日夜夜里不断交换意见共同做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特德·杜鲁门经常加入我们的讨论，在一些关键时刻，格林斯潘也会加入。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轮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尤其是米歇尔·康德苏以及他受人尊敬的助手、麻省理工学院前经济系主任斯坦利·费歇尔密切磋商。
我们财政部开会的特点是找出存在问题并进行辩论，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最充分地探讨解决办法。在进行讨论时，没有人在乎级别高低，这在华盛顿是相当不寻常的。一位34岁的助理部长帮办与财政部长都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阐述自己的看法。这种非正式性是我在华尔街和白宫工作经验的反映，在我看来，最有启发性和最富有成果的讨论才是最成功的讨论。所以，如果有人特别是格外关注某一问题的级别较低的官员看起来欲言又止时，我就极力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讨论的成果，而不是创造成果的人的级别。
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我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我意见不同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我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我会说，“这正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但我们需要知道相反的观点以便进行思考。”而且我和另外一个人会站在另一个立场上说话。我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于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在一场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寻找最佳答案，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由于国会反对的加强，我们小组自然开始考虑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性是不经国会投票表决，单方面采取行动，办法是动用“汇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笔钱是财政部干预汇率用的。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时，国会建立了“汇率稳定基金”，允许财政部为稳定汇率而动用这笔基金。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墨西哥危机这样的事，但我们认为，应对墨西哥危机符合“汇率稳定基金”的宗旨。这笔基金大约有350亿美元，作为财政部长，经总统批准，我对于何时以及是否动用基金有相当大的便宜行事权。
第一部 第4节
在危机中一直支持我们的参议员鲍勃·贝内特一开始曾建议我们考虑使用“汇率稳定基金”，但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国会应当参与这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所以我们最初决定不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然而，由于国会明确表现出不打算批准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才开始考虑把动用“汇率稳定基金”作为可能的替代办法。财政部的一些人看到了这一办法所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是，“汇率稳定基金”是“一种你只能使用一次的武器”。我们的顾虑是，国会议员可能会恼羞成怒，以至于采取单方面行动，在法律上废除我们使用“汇率稳定基金”的依据。但由于我们称为“墨西哥一号”的计划在国会受阻，我们不得不考虑启用“汇率稳定基金”。
在财政部进行讨论的同时，我与在12月控制货币贬值的努力失败后就职的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保持频繁联系。我与奥尔蒂斯在80年代晚期相识，当时他是墨西哥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曾处理过银行私有化问题。与墨西哥的许多资深经济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经济学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奥尔蒂斯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清瘦、态度和举止严谨的人，现在看上去比他以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美国财政部时身体更消瘦、表情更严峻了。奥尔蒂斯不是一个喜欢渲染和夸大事态的人，所以，当他在1月28日告诉我，尽管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8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但局势仍然在继续恶化，我认为他的看法非同小可。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短期债券下一周就要到期，而墨西哥银行的货币储备马上就要用完。这意味着债务拖欠已经迫在眉睫。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尼·莱克曾委派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那天晚上，伯杰、利昂·帕内特和我在白宫西翼利昂的办公室会面。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做出进一步努力，争取国会支持，并把星期一（1月30日）作为最后的日期。星期天，克林顿在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后，再次打电话给两党领导人。我们依然认为我们能够说服国会采取行动。
星期一，我在焦虑不安中醒来。和我原来担心的一样，墨西哥市场开始出现急剧廉价抛售，比索几乎下跌了10%，跌至6比索兑1美元，为其历史最低点。我们在一开始曾认为墨西哥至少到二月份还能够保持其偿付能力。尽管许多人的看法是，政府比民间领域掌握着更充分的信息，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墨西哥方面通知我们说，其货币储备已经减少到20亿美元，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了此事。这意味着墨西哥在几天之内就要出现全面的金融崩溃。
那天晚上，桑迪、利昂和我再次在利昂的办公室商谈。正当我们考虑可能采取的方案时，金里奇从国会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国会要再过两周才能通过援助方案。几分钟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从墨西哥财政部打电话找利昂。他告诉了一个我们已经了解的消息：墨西哥已成脱缰之马；美国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大约夜里11点，刚刚从一个募集资金晚宴回到白宫的克林顿总统来到利昂办公室，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因为会议进行到了夜里，有人吩咐买来了多米诺比萨饼。总统这时还身穿礼服，一副很馋的样子盯着带有油渍的比萨饼盒。安全保卫局不愿意让他吃从白宫外面带进来的食物，我们其他人则不管这一套，各自拿了一份吃起来。
拉里和我再次向总统说明了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建议放弃通过国会获得贷款担保的努力，转而动用“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贷款。部分是因为“汇率稳定基金”只有大约35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留出一部分以备其他可能之需，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表示愿意增加其救援出资，我们把建议美国出资的数额降低到200亿美元。米歇尔·康德苏这时以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胆量，答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诺提供的7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弄到或提供100亿美元。这样，再加上从加拿大等其他来源募集到的资金，我们能够动用的资金总额达到近400亿美元。新闻媒体通常称我们的救援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第一部 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际政策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伴磋商，尤其是通过让拉里与其他主要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开会的办法。
在1月31日我们宣布了“墨西哥二号”计划后，比索和墨西哥股市攀升了10%。巴西和阿根廷股市也随即跟进。但这一回升持续时间很短。未经国会同意，我们做出了美国政府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军事性国际承诺。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一些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气愤。而墨西哥市场由于认识到国会或许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很快又恢复了衰退。
一周后，在我到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两党议员们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质问，由于我们的救援而没有遭受损失的债券持有者们是否是我在“华尔街的哥们儿”。在听证室外，议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众议院的一些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试图找到一种未经国会同意禁止我们扩大贷款担保的途径。虽然金里奇个人对我们仍然表示支持，但他显然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他无法让议员们改变立场。
事后看来，我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当时的态度可能是表示反对我们的做法，但实际上并不阻止我们。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一家报纸的文章引用了金里奇对帕内特说的话，“如果总统承担实施救援计划的责任，他将会在国会听到议员们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议员们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不愿意投票赞成这种措施。但即使是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在实际上并不阻止，但批评这项计划的做法造成市场担心该计划有风险，并发挥了与重建信心的目标正相反的作用，这有可能造成把纳税人更多的钱不必要地投入风险之中。
其他攻击确实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而且做法非常卑鄙，特别是合谋在人格上对我进行诋毁。一个谣言说我在某地有一个存有墨西哥证券的秘密账户。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字叫史蒂夫·斯托克曼的共和党新当选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最卑鄙的正式声明，指控我有各种假公济私的嫌疑，要求调查我是否是出于个人利益而安排了这个救援计划。他说高盛公司曾为墨西哥一些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承担保险责任，现在可能面临着赔偿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责任。在1993年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在高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转变为债务，而且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要求——支付了大量的钱——以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这样该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对我来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风险。
在我看来，这样进行攻击说明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的丑陋和卑鄙。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们指责我的动机并断言其中隐藏着我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反对的人居然用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处理政策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作的。
2月，丹·泽利克就墨西哥问题所做的每日报告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暗淡。阿方斯·达马托现在无情地抨击我们的计划，说我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障碍”。曾签署声明支持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鲍勃·多尔也开始改变他的立场，只不过静悄悄地行动。总之，政治局势看起来很严峻。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与斯坦·费希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官员谈判该组织新计划的具体细节，同时也与拉里和他的小组就我们的双边计划展开谈判，该计划要求墨西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并提出了另外一些条件。与此同时，墨西哥市场还在动荡并继续恶化。奥尔蒂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就实施计划的条件和棘手的政策措施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一直在想他是否能让国内正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公众接受这些协议。奥尔蒂斯脸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风险对我们那样严峻一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对危机的感受。
从我们自己主要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的一些官员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我还记得当年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当亏损上升时，股票交易者有类似的紧张反应。与拉里一道主持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杰夫·谢弗一度看上去十分沮丧，我对他说了以前我曾对股票交易者说过许多次的话：一千年后，现在处理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告诉谢弗，他有杰出才能而且正在艰难的处境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也不会比这更好。我们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一危机。
第一部 第6节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第一部 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第一部 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实际起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
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预期我们的救援计划会成功，他在5月24日他的专栏里把这一计划称为“克林顿总统最不受欢迎、最不被理解但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可惜，弗里德曼的说法早了一点。过山车般的局势又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塞迪略采取的政策措施，到夏季结束时，金融和经济局势看起来更稳定了。但失业继续增加，实际工资明显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更为严重。由于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也由于受到出现的该计划正在控制局面的迹象的鼓励，墨西哥政府过早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措施。市场重新出现滑落，但墨西哥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收紧政策以控制下滑势头。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塞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
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塞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了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称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在我看来，墨西哥危机使我们对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新的更大的风险、对我们在试图处理这些危险时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不断波动的市场和我们自己的政治进程使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根据我的叙述，我把许多反应简单地勾画出来，但最后的观察还取决于事情的整个过程。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处理跨国经济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向墨西哥提供的贷款可能就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效果。这是关键因素，既是因为个别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方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因为来自对墨西哥人正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所激起的信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第一部 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比格公司或许宣布，以顶点公司股票两股兑换比格公司一股股票，对顶点公司进行友好收购。比如说比格公司每股价格32美元，而顶点公司在宣布同意被兼并前的股票每股价格13美元，而在这项协议宣布后，因为考虑到一旦兼并完成后每股可以值16美元（比格公司股票价格的一半，如果比格公司股票的价格仍是32美元的话），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14．50美元。在风险套利交易中，你就会购买顶点公司的股票，而把在兼并结束后你会获得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卖空。在这种情况下，卖空意味着出售某种你还尚未拥有的东西以对冲市场风险——换句话说，保护你自己以免到时候可能出现（A）你所购买股票被转为你出售的股票，（B）比格公司股票将贬值（为了卖出你所没有的股票，你必须出钱筹借这种股票）。然后当兼并完成后，你就轻而易举地用你得到的比格公司股票兑换你的顶点股票，并用他们顶上卖空的账户，归还你借来的股票，结束你的交易）。你所获得的利润就是交易价和你最初锁住的价格之间的差价。在你的卖空交易之后发生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变动无关紧要——如果比格公司股票跌了5点，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卖空了比格公司的股票——而锁定了它与你购买的顶点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
然而，你只有在公司兼并完成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果兼并协议破裂，你就处于一种高价买进了顶点公司股票而卖空了比格公司股票的处境——几乎肯定会在其中之一或两种股票上都损失。在这种交易中，潜在的收益远远大于传统的套利交易——在我所假设的例子中每投入14.50美元获利1.5美元。但其中的风险也大得多，因为股权收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实际上，这种交易变得惊人得更复杂也更吸引人。
第一部 第10节
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
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滕纳鲍姆雇佣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由于接收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由于工作有风险、很复杂并且有高额回报，这类业务也要求有一种固定的职业秘密技巧。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不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开展套利业务的。1966年，也就是我被雇佣的那年，《商业周刊》引用L．杰伊 的话说：“打听我们的套利运作就像是走进一对夫妻的房间打听他们的性生活。”现在尽管套利业务在华尔街仍然还是一项大业务，但它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我想通过描述我在1967年实际开始从事套利业务时所做的一次套利交易，说明当时我们在做什么。我在高盛公司工作的最初7年所做的数百次交易中，这次交易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典型的，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两家公司公开进行的合并。贝迪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而乌尼维斯是一家小一些的公司，生产眼镜片。根据公开发表的友好接收条款，贝迪将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乌尼维斯所有股份。乌尼维斯的股票持有者每股乌尼维斯股票可兑换0.6075股贝迪的股票。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1967年9月4日，当这一合并协议宣布时，贝迪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大约每股55美元，而乌尼维斯的股票大约24．5美元。如果合并完成，A股票，或者说乌尼维斯股票将变成B 股票或者说贝迪股票，而根据首次宣布这次合并协议时贝迪的出价（0．6075×55美元），乌尼维斯的股票每股将值33．5美元。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参与这项交易，我们必须评估两家公司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合并成功了，我们会获得什么；如果失败了，我们又会损失什么——你也许会说，这是我处理生活中大多数决定的思维框架。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
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
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
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做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做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类似贝迪-乌尼维斯的合并协议中，如果协议破裂，我们预计的亏损显然会比如果交易顺利完成所预计的获利要大得多。这就是说，合并协议的成功可能性必须非常大才有利于我们做出参与的决定。但成功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极大地有利于我们？读过商学院的人可能会看明白我在自己黄色拍纸簿上做的预期价值分析图表，这是我用来推算预计交易成果的。然后，我根据这些表格在大脑里进行统筹分析。但我仍不断随手在拍纸簿上写下记录和数字，这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的习惯。
在套利预期价值表中列出的分析基本因素是你必须为购买股票而付出的价钱；如果交易谈妥你将从该股票获得的利润（可能的股价上涨）；最后，也是最困难的评估因素和风险交易的核心，是该交易完成的可能性。根据在高盛公司档案中找到的一些文件，我又为贝迪-乌尼维斯重新做了一份预期价值表。在两家公司宣布合并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交易价为30.5美元（合并宣布前为24.5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合并事宜谈妥的话，来自套利交易的股价上涨可能3美元，因为乌尼维斯公司每股股票将会值33.5美元（0.6075×贝迪公司每股股票的价格）。如果合并没有成功，乌尼维斯公司的股票有可能回落到每股大约24.5美元。我们购进的股票有可能下跌6美元左右。我们把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定为大约85%，失败的可能性为15%。在预期价值的基础上，股价可能上涨的幅度是3美元乘以85%，而下跌的风险是6美元乘以15%。
3美元×85%=（可能上涨）2.55美元
-6美元×15%=（可能下跌）-0.9美元预期价值=1.65美元
这1．65美元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把公司30.50美元资本搁置三个月所得到的收益。这就算出了可能的回报率为5.5%，或者以年度计算的话为22%。比这样的回报率再低一些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认为不值得为了低于20%的年回报率而支付我们公司的资本。
我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使我想表达的问题简单化。你也必须考虑到，在出现引起你所已经购买的股票（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是乌尼维斯）跌至低于宣布合并前的底价的情况下，或者在出现造成正在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也就是你已经卖空了的贝迪公司股票升值的情况下，合并事宜破裂的可能性。或者，更糟的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而且你还不只是决定投资这项交易并在7个月后等待结果。随着风险的出现和消失以及股票价格的浮动，一项正在接近完成的合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站在统揽局势的高度，重新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并决定是否吃进更多，或减少我们所拥有的头寸，甚至完全卖空这种头寸。当然，一个套利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卷入许多此类交易。你必须做很多这样的生意，因为套利就像是保险业一样，是一种精算师的业务。根据平均率，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损失钱，而从长远来说赚钱。
在贝迪-乌尼维斯的例子中，积极的期望值推动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每买进100股乌尼维斯股票就要卖掉60.75股贝迪股票。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卖掉进行兼并的公司的股票——我们将通过出钱借来股票——是为了对冲市场风险。即使在合并进行的过程中两家公司的股票都出现下跌——也许是因为这一领域或市场疲软——但只要合并交易完成，我们的获利就是肯定的。
高盛公司的交易记录——在这个例子中，该公司大方地提供给了我们——显示，根据我的建议，我们最初以平均每股30.28美元的价格买进33233股乌尼维斯公司股票，总成本100万美元多一点——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我们也卖掉了19800股贝迪公司的股票。经过在过渡时期增加了我们的头寸后，如果合并结束，我们肯定会赚125000美元。到当年底，贝迪公司的股票曾涨到60美元左右，引起乌尼维斯攀升至33.3/4美元。
不幸的是，这一交易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进行。因为乌尼维斯的季度赢利意外出现下滑，促使贝迪公司退出，结果这项合并计划在一月份破裂。当合并计划出现不妙情况后，乌尼维斯的股票下跌，不仅跌回宣布合并消息前的24.5美元，而且一路下跌至18美元。结果，我们很快就损失了485000美元。我们还在我们甩卖的股票上面临着第二次损失，因为贝迪公司股票价格在交易破裂后上升到每股64美元。我们将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64美元购买贝迪的股票，以补偿我们所借来的和以55美元卖出的股票，这将使我们再花费190000美元。有可能出问题的事情都出了问题。结果是一场令人生畏的套利灾难。
1月底，我们在这项交易上损失了67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比那一年我们做的任何其他一笔套利交易赚的钱都多，使公司的年利润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一向对交易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古斯·利维大发脾气。他在交易室走来走去，发牢骚说我们应当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些，而不是认为这样的交易会谈成。L．杰伊后来开玩笑说，他到“乌尼维斯大学”学习了一次。
第一部 第11节
但关键的一点是，尽管结果可能是糟糕的，但投资决定不一定就是错的。在一项交易破裂后，我们总是要对他进行重新审核，以找出我们所疏忽的环节。但即使是一次大的让人心疼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我们做出了误判。但正如任何精算业务一样，套利的本质是，如果你准确地估算了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会在大多数业务上赚钱，而且总的来看，你所有的交易都挣了钱。如果你冒着61的风险，那么每进行七次交易可预见到的风险就会发生一次，而你将会亏损钱。在另外一些时候，交易可能会由于你无法理性地预测的原因（在进行估算时，这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进去）而破裂。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的业务看起来可能像是在赌博。实际上，它和赌博正相反，或者至少是最业余的赌博。这是一种建立在谨慎分析、训练有素的判断——这种判断是通常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和事物变化常规基础上的投资业务。
对有些人来说，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使套利成为一种非常让人殚精竭虑的工作。但不知怎的，我能够以理性的态度，从容地做这项工作。我适合干套利工作，不仅是在性格上，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在衡量概率时，我天生地喜欢进行精密分析。我将这称为在精神上做笔记。风险套利有时涉及大亏损，但如果你进行了适当的分析而且没有卷入趋众心理，你就有可能成功。时而遭遇的亏损，虽然有时候甚至大得超过了你所想像到的最坏的情况，但也是这项业务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这一行中，有些人大多数时候显得极其紧张，但我接受这一点。古斯·利维事后提到的那些的因素让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这样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当然不愉快。但能够伴随着风险生活而不会造成神经极度受损；冒险实际上与我看世界的方式是一致的。
是不是因为我本能地想到了套利者所想的方法，所以套利适合我？或者我是否通过套利实践学会了或然性思考方法？套利的确加强了我根据或然性思维看问题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在我到高盛公司之前很长时间就形成了的。我在高盛公司所学到的套利业务是与我对生活的思考方式一致的，我认为生活是在一个没有绝对的或可证实的确定性的世界上衡量成功可能性的过程。这种人生观源自我的性格，受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智慧影响而形成。从这一方面回顾我的生活，我想你可以追寻一个成功的套利者的精神进程和性格的发展。
我是在我的爷爷莫里斯·鲁宾和外祖父塞缪尔·塞德曼的影响下长大的。回首过去，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但他们还健在时我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莫里斯·鲁宾是我爷爷。他于1882年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青年时期为了逃避到沙皇军队服兵役而逃离那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当时并不认为参加俄国军队会是多么可怕的人生选择。莫里斯18岁时来到埃利斯岛，这时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学英语？”他找到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并在1906年和我的奶奶罗斯·克雷布斯结婚。我奶奶生于波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和我爷爷的性格相反。她沉默寡言，爷爷则夸夸其谈；她总是心事重重，而爷爷则永远乐观。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 租了一间住房，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大约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爸爸亚历山大·鲁宾出生后，莫里斯和罗斯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富莱特布什，和住在下东区相比，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一家本来过得很幸福，但到20年代初，我爷爷因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感染而患了重病。在他瘫痪了几年后，罗斯认为她丈夫快不行了。一位医生告诉她，莫里斯活下去的惟一指望是长期在太阳下生活。所以鲁宾一家收拾家当，搬到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几个月后，莫里斯完全康复了。
我爷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商业天分极高。他到迈阿密的时候，正赶上佛罗里达房地产热，他通过大举借债做房地产业投机生意，很快赚了一大笔钱。在2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莫里斯·鲁宾曾是一位很富有的人物。后来，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年，佛罗里达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爷爷破产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1930年，他把一支手枪放在汽车驾驶室内的储物箱里，开车从迈阿密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当时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因为财政破产、心烦意乱，他无法帮助他的大儿子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也拿不定主意是参加我爸爸的毕业典礼还是自杀。
这个故事使人觉得莫里斯·鲁宾像是个把发财致富看得极其重要的那种人。但在度过了那场危机之后，在我出生前的几年，我爷爷对他的倒霉运气形成了一种格外平和的心态。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温和体贴的小个子，说话带有浓厚的欧洲口音，是一个生活上的乐天派。他和每个人拥抱着打招呼。大多数日子，他会到他在福莱瑞街上的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照看他的芒果和鳄梨树。他的家距离我们在迈阿密的家仅一英里。在遭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涉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快乐不再是建立在富裕和成功上。我爷爷改变了自己，不再把他的身份与他的财富联系在一起。尽管再也不会成为富人了，但他也没有为自己的损失悲伤。他有足够的东西继续生活，而且生活中有了巨大的乐趣。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第一部 第12节
1933年我妈妈在沃尔多夫-艾斯托利亚酒店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我爸爸。据我爸爸讲，当时他正和他的一位诉讼当事人在那里，这位当事人曾为一家医院捐助过一大笔钱，所以很受尊重。我爸爸和他的客户坐在首桌旁，这位客户正在诉说他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结婚。我爸爸应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爸爸应当邀请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跳舞。我爸爸看了看那位女士，说他不喜欢跳舞。
然后当他目光转到阳台时，发现了我妈妈。他告诉他的客户：“哎！我想和那位姑娘跳舞。”当时也正坐在首桌的我妈妈的爸爸听到了这段对话。
塞缪尔·塞德曼说：“你想和那位年轻女士跳舞？”“她是我女儿。”
我父母在某些方面因为性格正相反而相互吸引。我妈妈有积极的人生观和一种自我满足感。遇到问题时，她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将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爸爸有着强烈而敏感的分析头脑，对他所做的事充满自信，但他也是一个事事操心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去做重要的具体问题，不管是生意、医疗或家庭方面的事。我父母现在都已经90多岁高龄，我对他们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我推测，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人生观有这么大的差别，但现在他们已经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近70年。
我出生于1938年，当时我父母还生活在皇后区的内庞西特。3岁时，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曼哈顿西八十一街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对面的一套公寓。我在沃尔登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校风进步的私立学校，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距离我家所住的公寓楼有几个街区。沃尔登小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表达能力，强调合作和关心社会。在学校里，学生们对老师直呼其名。我现在还深情地记得我三年级的老师名叫索拉。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我父亲进入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开办的一家法律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鲁宾·赫特金公司。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业，但也拥有诸如《纽约时报杂志》之类的客户，因为我父亲的合伙人是该杂志社董事会的成员。我父亲的工作是做财产税评估，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同时也过问着他父亲破产后所剩无几的生意。其中之一是集中于北卡罗莱纳西尔瓦镇的一些云母矿，开采这些矿实际上是在赔钱。云母是一种在飞机上用于线路绝缘的重要战略物资。30年代，美国主要从东印度群岛廉价进口云母，所以当时云母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的云母供应受到威胁。我父亲给战争部写信，表示要将云母矿无偿交给政府。“珍珠港事件”后，战争部与我爷爷取得联系，要求他去北卡罗莱纳经营这些云母矿。他推荐了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已经在这些云母矿工作了好几个夏天，这样战争期间我父亲的工作变成了经营云母矿，以固定价格向政府供应云母片。在我4岁时，我们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
北卡罗莱纳海兰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贫穷、偏僻。镇上的人把我父亲称为“犹太佬”和“犹太先生”。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变化更大，她觉得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快她就带着我和我1942年出生的妹妹珍妮搬回了曼哈顿。我父亲每过几个星期坐火车回去探一次家。采矿工作几乎挣不着钱，战后我祖父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云母矿。
9岁时，我们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迈阿密滩。我父亲觉得佛罗里达的生活更安静、更惬意，他也想住得离他父亲近一些。在我们搬家后，父亲继续接办一些律师业务，他建了一个购物中心，还研究股票和投资、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打高尔夫球，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当地俱乐部颁发的奖品。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对转学有一种恐惧，不想搬家。在北海滩小学，我的新老师柯林斯小姐把我作为新来的男孩介绍给同学们。她对全班说，“罗比·鲁宾在纽约时上私立学校，他从来没有学过手写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地待他。”我猜想，由于这个建议，在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选为我所在的四年级班的班长。我竭力辩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当班长，但他们根本不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想你们可以把我当班长的那天和48年后我当财政部长这件事联系起来。我本来不是当班长的料，但任命以一种快乐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尽管我根本就不是班里的领袖，但我在学校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其中包括担任毕业班班长，这对后来我进入哈佛大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第一部 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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