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喬彬教授一直專注於中國製造業產業集聚，集群創新及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研究。多年來先後發表了多篇相關的高水平學術文章及專著。近年來，她又將目光放在我國面臨的製造業轉型難題及節能減排的問題上，並進行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她將製造業經驗數據結合於我國國家政策規劃，尋求拓展學科邊界的同時切實解決我國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各種問題，在此基礎上，她提出將行業、企業及地區異質性加入考慮，並將資本、就業等生產要素納入分析範疇，為我國各省區制定相關產業政策、保障就業、提升民生福祉提出了寶貴的理論及實踐參考。
關鍵詞：製造業集群；結構轉型；綠色發展
喬彬（以下簡稱「喬」）：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空氣污染加劇與能源消費擴張、不合理的城市發展要素布局及自然因素等有關，在學界已有很多學者關注這個問題，圍繞上述因素進行了多角度探索，但與這些直觀的誘因相比，地區投資決策更值得關注。資本投入傳統行業還是綠色行業的決策是影響地區空氣品質的重要因素。進一步地，使用中國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針對工業行業的社會投資導向顯著加速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造成了超出區域容量的污染排放，是造成大氣污染的首要原因之一。許多學者的研究證明了，綠色金融與政府環保投資乃是治理環境問題的關鍵所在。可見，提升空氣品質不僅要依靠強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還應採用一系列財稅及金融等手段引導投資方向，優化資源配置，激勵綠色產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應大力推進「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設立綠色發展基金」，最近幾年尤以綠色信貸規模逐年遞增，是實現省區產業結構高度化及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打破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耦合關係的關鍵所在。這是由於綠色信貸增加了綠色企業的研發支出，並對高污染產業形成融資約束，倒逼資金逐步從污染行業退出，實現資本的優化配置。
此外，發展綠色金融可以增強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及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在減少負外部性的同時，提高對綠色行業的投資偏好。由此可知，綠色信貸是提升空氣品質，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江：在《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您提出了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對綠色信貸的影響，這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角度，請問這樣的研究角度是如何形成的？喬：一方面，空氣品質本身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符合我們對公共物品屬性的定義及了解。我們知道，政府針對公共物品的投資會對私人投資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實際上，針對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通過美國及中國的經驗數據研究了政府公共物品投資對私人投資的影響，但他們的研究相對集中在製造行業及政府行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根據《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報告2015》，未來的綠色投資中政府環保投資占比約為10％－15％，綠色信貸等組成的社會資本占比為85％－90％。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我們可以預見綠色信貸和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力度會不斷加大。就宏觀層面來看，政府環境保護投資的增加可能會對非政府投資產生「引致效應」，即擴大同為環境投資的綠色信貸規模。在微觀層面，雖然政府投資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特別是科技創新企業的融資成本，但政府投資行為會擠出企業研發支出，還可能降低企業融資效率，阻礙私人投資進入。與此同時，若政府補貼政策存在漏洞，則會進一步誘發企業的尋租行為，降低投資收益。因此，政府環境投資勢必會對具備私人投資屬性的綠色信貸產生「引致」或「擠出」的影響，這也是這篇文章研究想法的靈感來源。江：《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您提及了資本要素錯配問題。我們注意到您另一篇已發表文章《Stereoscopic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oftheequipmentmanufacturingindustryfromtheperspectiveofcollaborativeemissionsreduction：EvidencefromChina》中也提及了生產要素錯配的問題，這是否是您學術研究的一大關注點？喬：一直以來由於中國特殊的資本結構、金融體制等原因，使得資本錯配成為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而資本的配置效率過低會阻礙各部門產業均衡發展。由於裝備製造業的技術密集特點，需要持續的資本投入以保證技術創新效率。且除國內投資以外，裝備製造業同樣是吸引國際投資的重點行業，產業歷年外商直接投資占比為15％以上。伴隨著國內外投資的不斷增長，中國裝備製造業形成了較大的資本沉澱及資本錯配。事實上，資本錯配問題不僅僅在那篇文章中提及的裝備製造業中存在，在其餘的製造業行業及生產性服務業中也普遍存在。因此我也曾通過非線性規劃等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探究，尋求中國製造業行業資本配置格局的最理想狀態。在相關研究中我發現，改善包括資本在內的生產要素錯配問題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中，實現節能減排、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等多個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資本投入也將長期影響工業行業的排放水平。因此，製造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節能減排效應不容忽視，調整至對應的資本配置水平同樣具有必要性。學術研究應以我國目前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為研究出發點，關注資本錯配的問題也是因為在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中，我發現了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江：就業水平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社會福利水平的重要參考。您在已發表的多篇學術文章中均有提及。針對我國目前的就業現狀以及製造業轉型中面臨的就業問題，您是怎麼考慮的呢？4喬：首先，勞動本身在經濟學中是作為生產要素的一種，和資本同時納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資本擴張導致的產能過剩要想解決，就不能不同時考慮與資本同時投入產業中的勞動要素。在《協同減排下裝備製造業產業結構立體性優化———來自中國的經驗研究》的文章中，我在分析資本要素過剩及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同時也將保證各地區就業水平穩定作為一個先決條件加入非線性規劃當中。
若我們的研究脫離了社會實際，無視社會福利及民生福祉，那麼我們的研究結論就將毫無意義，只能是一紙空談。同時，在我的另一篇文章當中，我將環境約束，地區房價及社會福利三種要素同時納入分析，也是出於對這方面的考慮。多年來，本人及學院團隊與政府、企業等進行了多項合作，從事的社會服務包括大數據驅動的業務分析與管理決策、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戰略規劃、企業管理體系和運營策略、企業財務管理、供應鏈金融產品設計、企業的供應鏈體系優化、眾籌平台、電商平台、金融機構、供應鏈管理機構等平台企業的系統分析與設計、業務流程再造、風險控制方案設計等。能將學術研究帶來的知識及成果應用到政府規劃或社會上的企業中，也是我學術研究道路及職業生涯中不斷追求的目標之一，也是通過自身努力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做貢獻的一個途徑。江：關於市場和政府的辯證關係一直是學界討論的重點，您在《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也對政府行為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討論，結論為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帶來了正向的影響效應，您對這一結論是怎麼看的呢？喬：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政策轉向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強調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而伴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提升，競爭性產業政策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實施，其相關原則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發展，有關產業政策的選擇也越來越為學者們所關注。關於政府和市場誰才是決定經濟社會的主要角色的辯論存在已久，一方認為政府的有效干涉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政府針對性制定產業政策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對立方）則認為政府應採取「無為而治」的策略，不應針對性地為個別行業與企業制定特殊政策。而圍繞這場論辯，學術界內對有關產業政策問題展開了更廣泛的討論。現實中，二者之間存在相互矛盾或相互一致的辯證關係，事實上，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地方性產業政策屢見不鮮，一方面造成了如今的產能全面過剩局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且不僅僅是政府的產業政策制定，政府行為本身也會對市場產生深遠影響，例如對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政府支出，在經濟社會中有時扮演了重要的基礎性支出，提升社會資本的投資效率並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門檻，而有時政府過度支出則會破壞市場平衡，擠出民間資本。產業政策應以市場競爭機制為基礎，限制在最嚴格且有必要的場合，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只作為市場失靈的替代和補充而出現。有的學者認為，產業政策屬於政府干預，要從市場和政府的關係角度來探討。因此，對綠色信貸及政府環境保護投資的研究僅是根據對應的經驗數據得出的結論，不代表其他的投資場景及行業。事實上，影響政府干預程度平衡位置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政府決策的制定和執行；二是市場化的程度。產業政策不能一概而論，重要的是採用產業政策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認為，在政策制定上，應用經濟學首先是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在哪裡，然後再考慮在現有資源制度條件下，怎麼樣能夠降低交易成本，能夠使得潛在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進而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想概念。江：作為應用經濟學的博士，您對未來應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重點如何看待？您對未來的研究是否已經有了大概的方向規劃？喬：改革開放以來，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高污染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狀一直是困擾中國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會將目光放在影響產業升級的因素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和動因上。結合現有研究不難發現，推動產業升級的因素包括產業內技術創新的技術推動因素以及產業相關的政策變動，同時也包括通過消費者需求增加以及需求多樣化等是從產業外部出發的拉動因素。兩種推動因素從產業內外同時對產業轉型升級產生作用，並相互促進影響。對於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而言，其產業升級的動因更多地受政府的政策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由於產業發展不完全以及不均衡的現狀，需要政府主動干預，保護尚處於發展萌芽期的重要行業產業，並主動調控產能過剩的產業，幫助夕陽產業中的企業完成蛻變轉型。與此同時，消費需求的變化也會產生影響，成為市場角度的推動因素。部分學者的研究是5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和創新推動理論等，通過地區間的資源稟賦差異以及產業技術差異進行產業轉移調整，進而進行區域專業化生產以及企業垂直專業化生產。除此以外，還有相當部分的研究是對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作用研究，基於對國內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嵌入位置劃分，認為通過嵌入價值鏈可以使我國獲得全球要素分工的好處並從上下游產業鏈獲得知識溢出的創新推動作用，進而促進產業技術升級，並使產業結構趨於合理化和高級化，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在全球的產業變革趨勢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也逐漸步入新常態。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全面推進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綱領性文件———《中國製造2025》，標誌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達到了國家戰略的新高度，也因此激起了更多關於產業轉型升級的學術研究討論。部分學者認為，我國應向已開發國家工業行業看齊，例如與德國工業4．0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制定一個滿足全局性、長期性的增加我國工業國際競爭力的戰略強國規劃，確定我國製造業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並制定具體發展戰略進行實現。與此同時，部分學者指出，《中國製造2025》依託數字經濟背景，實現網絡化智能製造，引入「網際網路＋」這樣一個新的產業形式，是推動製造業發展，促進信息產業和製造業融合發展，提高製造業生產效率的必經之路。在應用經濟學的現有學科背景及研究框架下，未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將會繼續關注對前沿知識的深入探究，同時還會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進行不斷調整，結合經濟社會中的實踐問題。個人認為，可以預見，未來學界的研究方向仍會將關注點放在新經濟形勢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策略上。
因我國目前尚處於產業調整階段，經濟增速放緩，且遠未達到產業平衡的狀態。供給側改革、去產能與刺激內需擴張，完成雙循環產業鏈仍在議題範圍之內。與此同時，在外部因素干擾以及國內產業轉型陣痛期的雙重影響下，我國經濟正面臨著「內憂外患」困境。如何化解當前的挑戰，通過深化改革推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化，構建適應中國全面均衡發展迫切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學界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江：您的專著《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2018年在經濟管理出版社發布，產業集群是學界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您多項學術成果涉及的研究內容，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這部高水平學術專著嗎？喬：當前，全球進入工業4．0時代，中國要完成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關鍵取決於科技創新。與此同時，伴隨著信息化、網絡化與全球化，技術生命周期在不斷地縮短，技術創新步伐在不斷地加快，而創新難度和創新成本不斷增加，創新已由過去單一主體可實現的獨立形式發展到多主體之間互動的集群形式，形成由線性創新模式發展到非線性網絡模式的創新集群。20世紀50年代起，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很多規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創新集群，例如，美國「矽谷」、日本九州「矽島」、印度「班加羅爾」以及我國「中關村」等。創新集群的大量出現，對於突破產業集群低端鎖定、提高集群競爭力、促進國家供給側改革及經濟轉型具有重要意義。明晰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有助於把握創新過程的階段性特點和發展規律，因而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焦點，引起了政府決策部門和產業部門的極大興趣。在我國出版過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書，但還不夠系統且內容比較陳舊，新近的文章和書籍雖然不少，但都比較分散且各有側重點，寫一本系統並具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創新產業集群方面的專著，一直是筆者多年的夢想，但因能力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讀者們批評指正。《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不圖在闡述前人的理論和方法方面求多求全，而力求內容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的內容多為我近年來發表的一些研究以及指導研究生的成果，因而可作為高校區域經濟學研究生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參考書。江：非常感謝喬老師撥冗接受我們的採訪，我感覺您不僅僅是在學科領域中不斷尋求開拓創新的一名學者，同時也是目光長遠，將視線關注於我國未來發展規劃及產業現狀、社會就業的具備大局觀的研究者。祝您在這個領域繼續耕耘，研究出更多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成果，使我國的應用經濟學領域更好地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作者：喬彬 江順航
關鍵詞：製造業集群；結構轉型；綠色發展
喬彬（以下簡稱「喬」）：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空氣污染加劇與能源消費擴張、不合理的城市發展要素布局及自然因素等有關，在學界已有很多學者關注這個問題，圍繞上述因素進行了多角度探索，但與這些直觀的誘因相比，地區投資決策更值得關注。資本投入傳統行業還是綠色行業的決策是影響地區空氣品質的重要因素。進一步地，使用中國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針對工業行業的社會投資導向顯著加速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造成了超出區域容量的污染排放，是造成大氣污染的首要原因之一。許多學者的研究證明了，綠色金融與政府環保投資乃是治理環境問題的關鍵所在。可見，提升空氣品質不僅要依靠強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還應採用一系列財稅及金融等手段引導投資方向，優化資源配置，激勵綠色產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應大力推進「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設立綠色發展基金」，最近幾年尤以綠色信貸規模逐年遞增，是實現省區產業結構高度化及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打破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耦合關係的關鍵所在。這是由於綠色信貸增加了綠色企業的研發支出，並對高污染產業形成融資約束，倒逼資金逐步從污染行業退出，實現資本的優化配置。
此外，發展綠色金融可以增強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及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在減少負外部性的同時，提高對綠色行業的投資偏好。由此可知，綠色信貸是提升空氣品質，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江：在《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您提出了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對綠色信貸的影響，這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角度，請問這樣的研究角度是如何形成的？喬：一方面，空氣品質本身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符合我們對公共物品屬性的定義及了解。我們知道，政府針對公共物品的投資會對私人投資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實際上，針對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通過美國及中國的經驗數據研究了政府公共物品投資對私人投資的影響，但他們的研究相對集中在製造行業及政府行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根據《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報告2015》，未來的綠色投資中政府環保投資占比約為10％－15％，綠色信貸等組成的社會資本占比為85％－90％。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我們可以預見綠色信貸和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力度會不斷加大。就宏觀層面來看，政府環境保護投資的增加可能會對非政府投資產生「引致效應」，即擴大同為環境投資的綠色信貸規模。在微觀層面，雖然政府投資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特別是科技創新企業的融資成本，但政府投資行為會擠出企業研發支出，還可能降低企業融資效率，阻礙私人投資進入。與此同時，若政府補貼政策存在漏洞，則會進一步誘發企業的尋租行為，降低投資收益。因此，政府環境投資勢必會對具備私人投資屬性的綠色信貸產生「引致」或「擠出」的影響，這也是這篇文章研究想法的靈感來源。江：《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您提及了資本要素錯配問題。我們注意到您另一篇已發表文章《Stereoscopic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oftheequipmentmanufacturingindustryfromtheperspectiveofcollaborativeemissionsreduction：EvidencefromChina》中也提及了生產要素錯配的問題，這是否是您學術研究的一大關注點？喬：一直以來由於中國特殊的資本結構、金融體制等原因，使得資本錯配成為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而資本的配置效率過低會阻礙各部門產業均衡發展。由於裝備製造業的技術密集特點，需要持續的資本投入以保證技術創新效率。且除國內投資以外，裝備製造業同樣是吸引國際投資的重點行業，產業歷年外商直接投資占比為15％以上。伴隨著國內外投資的不斷增長，中國裝備製造業形成了較大的資本沉澱及資本錯配。事實上，資本錯配問題不僅僅在那篇文章中提及的裝備製造業中存在，在其餘的製造業行業及生產性服務業中也普遍存在。因此我也曾通過非線性規劃等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探究，尋求中國製造業行業資本配置格局的最理想狀態。在相關研究中我發現，改善包括資本在內的生產要素錯配問題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中，實現節能減排、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等多個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資本投入也將長期影響工業行業的排放水平。因此，製造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節能減排效應不容忽視，調整至對應的資本配置水平同樣具有必要性。學術研究應以我國目前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為研究出發點，關注資本錯配的問題也是因為在學術研究的不斷推進中，我發現了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江：就業水平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社會福利水平的重要參考。您在已發表的多篇學術文章中均有提及。針對我國目前的就業現狀以及製造業轉型中面臨的就業問題，您是怎麼考慮的呢？4喬：首先，勞動本身在經濟學中是作為生產要素的一種，和資本同時納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資本擴張導致的產能過剩要想解決，就不能不同時考慮與資本同時投入產業中的勞動要素。在《協同減排下裝備製造業產業結構立體性優化———來自中國的經驗研究》的文章中，我在分析資本要素過剩及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同時也將保證各地區就業水平穩定作為一個先決條件加入非線性規劃當中。
若我們的研究脫離了社會實際，無視社會福利及民生福祉，那麼我們的研究結論就將毫無意義，只能是一紙空談。同時，在我的另一篇文章當中，我將環境約束，地區房價及社會福利三種要素同時納入分析，也是出於對這方面的考慮。多年來，本人及學院團隊與政府、企業等進行了多項合作，從事的社會服務包括大數據驅動的業務分析與管理決策、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企業戰略規劃、企業管理體系和運營策略、企業財務管理、供應鏈金融產品設計、企業的供應鏈體系優化、眾籌平台、電商平台、金融機構、供應鏈管理機構等平台企業的系統分析與設計、業務流程再造、風險控制方案設計等。能將學術研究帶來的知識及成果應用到政府規劃或社會上的企業中，也是我學術研究道路及職業生涯中不斷追求的目標之一，也是通過自身努力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做貢獻的一個途徑。江：關於市場和政府的辯證關係一直是學界討論的重點，您在《綠色信貸能提升空氣品質嗎？》一文中也對政府行為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討論，結論為政府環境保護投資帶來了正向的影響效應，您對這一結論是怎麼看的呢？喬：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政策轉向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強調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而伴隨著全球化程度的提升，競爭性產業政策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實施，其相關原則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發展，有關產業政策的選擇也越來越為學者們所關注。關於政府和市場誰才是決定經濟社會的主要角色的辯論存在已久，一方認為政府的有效干涉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政府針對性制定產業政策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對立方）則認為政府應採取「無為而治」的策略，不應針對性地為個別行業與企業制定特殊政策。而圍繞這場論辯，學術界內對有關產業政策問題展開了更廣泛的討論。現實中，二者之間存在相互矛盾或相互一致的辯證關係，事實上，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地方性產業政策屢見不鮮，一方面造成了如今的產能全面過剩局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且不僅僅是政府的產業政策制定，政府行為本身也會對市場產生深遠影響，例如對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政府支出，在經濟社會中有時扮演了重要的基礎性支出，提升社會資本的投資效率並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門檻，而有時政府過度支出則會破壞市場平衡，擠出民間資本。產業政策應以市場競爭機制為基礎，限制在最嚴格且有必要的場合，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只作為市場失靈的替代和補充而出現。有的學者認為，產業政策屬於政府干預，要從市場和政府的關係角度來探討。因此，對綠色信貸及政府環境保護投資的研究僅是根據對應的經驗數據得出的結論，不代表其他的投資場景及行業。事實上，影響政府干預程度平衡位置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政府決策的制定和執行；二是市場化的程度。產業政策不能一概而論，重要的是採用產業政策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認為，在政策制定上，應用經濟學首先是看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在哪裡，然後再考慮在現有資源制度條件下，怎麼樣能夠降低交易成本，能夠使得潛在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進而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想概念。江：作為應用經濟學的博士，您對未來應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重點如何看待？您對未來的研究是否已經有了大概的方向規劃？喬：改革開放以來，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高污染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狀一直是困擾中國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學者們往往會將目光放在影響產業升級的因素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和動因上。結合現有研究不難發現，推動產業升級的因素包括產業內技術創新的技術推動因素以及產業相關的政策變動，同時也包括通過消費者需求增加以及需求多樣化等是從產業外部出發的拉動因素。兩種推動因素從產業內外同時對產業轉型升級產生作用，並相互促進影響。對於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而言，其產業升級的動因更多地受政府的政策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由於產業發展不完全以及不均衡的現狀，需要政府主動干預，保護尚處於發展萌芽期的重要行業產業，並主動調控產能過剩的產業，幫助夕陽產業中的企業完成蛻變轉型。與此同時，消費需求的變化也會產生影響，成為市場角度的推動因素。部分學者的研究是5基於比較優勢理論和創新推動理論等，通過地區間的資源稟賦差異以及產業技術差異進行產業轉移調整，進而進行區域專業化生產以及企業垂直專業化生產。除此以外，還有相當部分的研究是對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作用研究，基於對國內產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嵌入位置劃分，認為通過嵌入價值鏈可以使我國獲得全球要素分工的好處並從上下游產業鏈獲得知識溢出的創新推動作用，進而促進產業技術升級，並使產業結構趨於合理化和高級化，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在全球的產業變革趨勢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也逐漸步入新常態。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全面推進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綱領性文件———《中國製造2025》，標誌著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達到了國家戰略的新高度，也因此激起了更多關於產業轉型升級的學術研究討論。部分學者認為，我國應向已開發國家工業行業看齊，例如與德國工業4．0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制定一個滿足全局性、長期性的增加我國工業國際競爭力的戰略強國規劃，確定我國製造業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並制定具體發展戰略進行實現。與此同時，部分學者指出，《中國製造2025》依託數字經濟背景，實現網絡化智能製造，引入「網際網路＋」這樣一個新的產業形式，是推動製造業發展，促進信息產業和製造業融合發展，提高製造業生產效率的必經之路。在應用經濟學的現有學科背景及研究框架下，未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將會繼續關注對前沿知識的深入探究，同時還會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進行不斷調整，結合經濟社會中的實踐問題。個人認為，可以預見，未來學界的研究方向仍會將關注點放在新經濟形勢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策略上。
因我國目前尚處於產業調整階段，經濟增速放緩，且遠未達到產業平衡的狀態。供給側改革、去產能與刺激內需擴張，完成雙循環產業鏈仍在議題範圍之內。與此同時，在外部因素干擾以及國內產業轉型陣痛期的雙重影響下，我國經濟正面臨著「內憂外患」困境。如何化解當前的挑戰，通過深化改革推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化，構建適應中國全面均衡發展迫切需要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學界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江：您的專著《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2018年在經濟管理出版社發布，產業集群是學界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您多項學術成果涉及的研究內容，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這部高水平學術專著嗎？喬：當前，全球進入工業4．0時代，中國要完成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關鍵取決於科技創新。與此同時，伴隨著信息化、網絡化與全球化，技術生命周期在不斷地縮短，技術創新步伐在不斷地加快，而創新難度和創新成本不斷增加，創新已由過去單一主體可實現的獨立形式發展到多主體之間互動的集群形式，形成由線性創新模式發展到非線性網絡模式的創新集群。20世紀50年代起，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很多規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創新集群，例如，美國「矽谷」、日本九州「矽島」、印度「班加羅爾」以及我國「中關村」等。創新集群的大量出現，對於突破產業集群低端鎖定、提高集群競爭力、促進國家供給側改革及經濟轉型具有重要意義。明晰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有助於把握創新過程的階段性特點和發展規律，因而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焦點，引起了政府決策部門和產業部門的極大興趣。在我國出版過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書，但還不夠系統且內容比較陳舊，新近的文章和書籍雖然不少，但都比較分散且各有側重點，寫一本系統並具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創新產業集群方面的專著，一直是筆者多年的夢想，但因能力所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讀者們批評指正。《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不圖在闡述前人的理論和方法方面求多求全，而力求內容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創新集群的演化機制與效率》的內容多為我近年來發表的一些研究以及指導研究生的成果，因而可作為高校區域經濟學研究生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參考書。江：非常感謝喬老師撥冗接受我們的採訪，我感覺您不僅僅是在學科領域中不斷尋求開拓創新的一名學者，同時也是目光長遠，將視線關注於我國未來發展規劃及產業現狀、社會就業的具備大局觀的研究者。祝您在這個領域繼續耕耘，研究出更多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成果，使我國的應用經濟學領域更好地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作者：喬彬 江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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