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煙雲》讀後感範文

　　《京華煙雲》是20世紀30年代末轟動世界的長篇小說。小說從清朝末年社會的大動盪開篇，展示了從辛亥革命後到抗戰初的二十餘年間，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深刻變化。但這一點僅僅是作為故事的大背景而存在。林語堂先生在小說的著者序中寫到，“本書對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既非維護其完美，亦非揭發其罪惡”，他只是敘述當代中國男女“在此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塵世生活里，如何適應其生活環境而已”。
　　那麼在那樣的塵世生活里，當代中國男女到底如何適應其生活環境呢?又是如何成為神州的自由民呢?
　　林語堂先生從儒家和道家學說的結合中去尋找答案，他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摻和在一塊，得到了一種儒道摻和的理想人生觀，並通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姚思安，將這一理想人生觀形象地展示在讀者面前。
　　林語堂先生曾說過：“‘城中隱士實是最偉大的隱士’，因為他自己具有充分的節制力，不受環境的支配。”也就是說，這種“城中隱士”是“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
　　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姚家的主人，姚思安，正是這樣的一位“城中隱士”。小說的開篇，就展示了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遭劫，皇室逃離，生靈塗炭，城內百姓紛紛外逃。然而，就在這樣一個動亂頻繁、兵荒馬亂、災難降臨的環境中，姚思安仍能泰然自若、步伐堅定，完全不受環境的影響。在全家逃難而離開北京城之際，仍能有條不紊、沉著冷靜地安排一切。
　　這位姚老先生沉潛於黃老之修養中，遇事冷靜，處事不驚，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高士。他從不心浮，因為他認為“心浮氣躁對心神有害”；他總是持著“正直自持，則外邪不能侵”的處世態度。他不會為小事所動心，而是要享受心靈的寧靜。
　　也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種寧靜的心靈，使得姚思安對許多事情都看得很輕、很淡，尤其是在對待財物的態度上，更是如此。
　　姚思安認為財物乃身外之物，“你若把那些東西看作廢物，那就是廢物”，並且他相信事物的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任何人都不可更改其發展的軌跡。在女兒木蘭擔心那些古玩被掘走時，姚思安有這樣一番妙論，他說：“物各有主。在過去三千年里，那些周朝的銅器有過幾百個主人了呢。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永遠占有一件物品。拿現在說，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後，又輪到誰是主人呢?”所以他對難過的木蘭說：“若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來那些寶物，他只能得到幾缸水而已。”
　　姚思安對身外之物看得如此之淡，其實是經由他對物的某種理解，在心和物之間達成了某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物不足以為心累，心不至於為物役。這種對物的理解，正是莊子所謂的“齊物”。莊子認為，齊物的關鍵不在於物，而在於心。物是不齊的，但是如果無心於不齊的話，這不齊之物的分別於我又有何意義呢?這也就不會為物所累，為物所役。此外，又如莊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對於個體而言，沒什麼可以永久保持，永久擁有。既然這樣，又何必去在乎那些財物的得與失呢?姚思安正是深深地參透了這一點，才會對財物看得如此之淡。
　　而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姚思安更是秉承了道家的生死觀。道家崇尚自然，是從人和自然的聯繫中來探討生死問題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地、天、道的規範。而莊子則認為，人的生死是一種自然現象，構成人的自然物質是氣，“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一氣耳。”莊子把生和死鑄入了無限的天地整體之中，身體“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命“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是天地之委順也”。人的生命產生的過程，就是由天到氣，由氣到形，由形到生命的過程，人的生命也就是氣的聚散，是自然而然的過程。生與死的變化是自然之道在人的生命中的體現，非人力所能左右和改變。因此，人不應為生死意念所困擾，而應當以順乎自然的態度去處理生死問題，反對人為的追生避死。
　　正因擁有這樣的一套道家生死觀，姚思安在夫人去世時一滴眼淚也沒流。他是這樣對兒女們解釋的：“一讀《莊子》，你們就會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順逆也是個人性格的自然結果，是無可避免的。雖然依照一般人情，生離死別是難過的事，我願你們要能承受，並且當做自然之道來接受。”
　　但是在這一套生死觀的背後，姚思安又有其達觀獨到的看法。在女兒木蘭問他是否相信人會成仙時，姚思安便一口就否決了這種想法。他認為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會戰勝死亡，因為死就是“反諸於道”。他還相信人的不朽，他對木蘭說：“由於你，你妹妹，阿非和你們所生的孩子，我就等於不朽。我在你們身上等於重新生活，就猶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樣。根本沒有死亡。人不能戰勝自然。生命會延續不止的。”
　　由此可看出，姚思安如道家一樣認為人是無法逃避生死的，但他同時認為人能夠在精神上超越死亡。他認為生命一開始就化入了群體，一開始便註定了它將在無盡的生命鏈中永遠存在，於是瞬間和永恆的虛假對立消失了。正如《莊子?養生主》最後的結束語：“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姚思安以道家的思想處世待物，他自稱為道家，然而他卻又說自己並“不是道家”，他的“道”要比老莊之“道”更寬泛，是對道家學說的揚棄和發展。他肯定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在很多時候都順應自然之道，但同時他又摒棄了道家逃避人生的消極之舉，將儒家積極的人生觀融入其思想當中，並把這兩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道家學說中的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統一的觀點，天人合一的觀點，使他對人生、世界無不靜觀處之，對家庭、社會總能找到一種心理平衡；而儒家思想中的“明性達理”，則使他不斷完善個人修養，永保赤子之心，且重視家庭親情，關注家庭和國家的命運。
　　面對大兒子體仁的愚頑和放蕩，當知道體仁是扶不起來的糞土之牆時，姚思安又把希望寄託於小兒子阿非；他熱心於二女兒莫愁與窮書生孔立夫的婚事；他雖然不贊成小兒子阿非與紅玉相愛，可從不干預，對阿非與寶芬的結合則順水推舟；他主動出主意，並親自出馬，幫木蘭挽救了丈夫和家庭。
　　在國家命運面臨改變之際，作為道家代表的姚思安更是表現出與作為儒家代表的曾文璞截然不同的態度。曾文璞一直堅守著儒家的思想規範，然而他並沒有如孔子般追求“入世”。在他看來，革命就等於人類文化到了洪水猛獸時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隨後而來的變化。這位剛強堅定的儒家信徒，看得出一段大亂即將來臨，打算明哲保身，不被捲入。革命爆發之後四天，他便去心已決，不再躊躇，不再戀棧。而一直潛心於道家學說的姚思安則與其相反，他對國事仍時時關注，而且同情變法的光緒皇帝，批評義和團的盲目排外，出巨資支援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擁護“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對日抗戰。對姚思安而言，生意可以不做，家事可以少管，但國事不能不關心，革命不能不支持。
　　儒家積極的人生觀使得這位道家之人不會像莊子般飄然物外，而是重視現實生活，並善於享受人生。他不惜重金從一個破落的旗人貴族手中購下王府花園，旨在享受園林之雅趣。在自認為完成了世間應盡的各種義務之後，他離家外出遊歷十年，住道觀，訪古剎，踏遍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尋找“自我”，尋找“樂生之道”。出家十載，七十高齡的姚思安終於得道不俗。他信道又超越了道，他覺得晚年享受天倫之樂，進而壽終正寢才合乎“道”，也是人生之樂。姚思安並不贊成莊子那樣死後曝天原野，而是又回到了煩俗的兒女身邊，要在兒孫的環繞下安享天倫之樂。
　　從姚思安的處世哲學到生死觀念以及其生活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作者精心塑造的這位理想道家人物並非老莊哲學的翻版，他只是抓住道家的基本精神，而摒棄其偏頗、絕對化的因素，故這裡有回歸自然、順應自然，而沒有退回原始、沒有對社會的逃避；主張適時的自我克服，而沒有絕對的自我否定。姚思安的這套摻和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人生觀，即是林語堂先生尋找到的一種儒道摻和的理想人生觀。這套人生觀，使得這位身處亂世之中的姚老先生，始終都能保持一種平衡的心理狀態，處世總是不偏不倚，並成為了一位真正的“神州自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