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依法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但事實上，校長擁有的辦學自主權並不多，校長權力很小、責任很大形成的倒掛，總體看是普遍性的現象。那麼，校長到底有什麼權力？校長該如何發揮權力？
僅僅從「管辦分離」的角度來看「辦學自主權」，這個權力還是單維的，也就是說是科層賦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這個權力的邊界比較清晰，通常可以用我們所熟知的職位表的形式來描述。關於校長領導力，總體上都可以歸併入行政領導力、道德領導力、專業領導力三個基本維度，它們構成校長領導力的三角形，作為「隱喻」框出了校長的「勢力範圍」。由於來源於科層的行政領導力只能是一個固定值，校長權力的「勢力範圍」主要是由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決定的。相對受制於制度邊界的行政領導力，道德領導力、專業領導力則不可限量也無從限量。試想蘇霍姆林斯基之於帕夫雷什中學，杜威之於實驗中學，陶行知之於曉莊學校，陳鶴琴之於鼓樓幼稚園，其成就與影響，又豈是行政範疇的校長職位所能拘限的呢？
在學校中，校長不僅僅是依據科層設置，更應該在道德品質和專業素養上「行走在前面」。道德領導力對校長來說從來就不只是「有了更好」的「修辭」因素，而是「必須要有」的「語法」要素，即是校長職務與職業的題中應有之要義。從這個角度說，道德領導力總是與專業領導力相互蘊含、緊密結合在一起。
正是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通過「影響力」和「非正式權力」擴充了校長的「勢力範圍」，進而形成了「先信奉，後領導」的新型權力機制。這裡的「先信奉」，是說共同願景與共同價值承諾。校長領導力，作為實踐議題，與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和教育改革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校長領導力，並不是校長作為單一個體的領導力，而是「共同體」的，校長是這個共同體的「首席」、「代表」與「象徵」。
校長領導力作為關乎變革的議題，其本身應該具有開放、民主、對話、寬容的基質，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主體性，注重在組織中營造夥伴式的團隊文化，將自己的組織建構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同理也是同時，它伴隨著眾多的分權和授權行為，使領導權利與責任、領導意識與能力更多表現在學校的次級組織和學校的成員個體中，從而形成科層制與扁平化的鑲嵌與融通，不斷促進學校的文化變革和組織重塑。這一方面，許多像北京十一學校和江蘇省錫山高中這樣的出色學校的課程規劃、組織、開發和開設，可以給我們提供關乎學校領導行為的成功的範例。
校長們面對的社情、校情、教情、學情各不一樣，每一位校長也不一樣，因為校長個體也參與編織著辦學的具體情境，是自身處境的構成要素。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但若僅僅局限在單維度的「多乎哉不多也」的「辦學自主權」上，那這個問題議論不議論、回答不回答，價值都很有限。我們在呼籲保障和擴大校長辦學自主權的同時，更應該由此跳開去，更新理念，拓寬思路，將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引入觀念視域和實踐場域，辦好薩喬萬尼所稱道的「有德」與「有效」總是聯繫在一起的「有德行的學校」。現在，這樣的學校，應該就是體現現代學校制度的新型學校。
僅僅從「管辦分離」的角度來看「辦學自主權」，這個權力還是單維的，也就是說是科層賦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這個權力的邊界比較清晰，通常可以用我們所熟知的職位表的形式來描述。關於校長領導力，總體上都可以歸併入行政領導力、道德領導力、專業領導力三個基本維度，它們構成校長領導力的三角形，作為「隱喻」框出了校長的「勢力範圍」。由於來源於科層的行政領導力只能是一個固定值，校長權力的「勢力範圍」主要是由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決定的。相對受制於制度邊界的行政領導力，道德領導力、專業領導力則不可限量也無從限量。試想蘇霍姆林斯基之於帕夫雷什中學，杜威之於實驗中學，陶行知之於曉莊學校，陳鶴琴之於鼓樓幼稚園，其成就與影響，又豈是行政範疇的校長職位所能拘限的呢？
在學校中，校長不僅僅是依據科層設置，更應該在道德品質和專業素養上「行走在前面」。道德領導力對校長來說從來就不只是「有了更好」的「修辭」因素，而是「必須要有」的「語法」要素，即是校長職務與職業的題中應有之要義。從這個角度說，道德領導力總是與專業領導力相互蘊含、緊密結合在一起。
正是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通過「影響力」和「非正式權力」擴充了校長的「勢力範圍」，進而形成了「先信奉，後領導」的新型權力機制。這裡的「先信奉」，是說共同願景與共同價值承諾。校長領導力，作為實踐議題，與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和教育改革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校長領導力，並不是校長作為單一個體的領導力，而是「共同體」的，校長是這個共同體的「首席」、「代表」與「象徵」。
校長領導力作為關乎變革的議題，其本身應該具有開放、民主、對話、寬容的基質，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主體性，注重在組織中營造夥伴式的團隊文化，將自己的組織建構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同理也是同時，它伴隨著眾多的分權和授權行為，使領導權利與責任、領導意識與能力更多表現在學校的次級組織和學校的成員個體中，從而形成科層制與扁平化的鑲嵌與融通，不斷促進學校的文化變革和組織重塑。這一方面，許多像北京十一學校和江蘇省錫山高中這樣的出色學校的課程規劃、組織、開發和開設，可以給我們提供關乎學校領導行為的成功的範例。
校長們面對的社情、校情、教情、學情各不一樣，每一位校長也不一樣，因為校長個體也參與編織著辦學的具體情境，是自身處境的構成要素。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但若僅僅局限在單維度的「多乎哉不多也」的「辦學自主權」上，那這個問題議論不議論、回答不回答，價值都很有限。我們在呼籲保障和擴大校長辦學自主權的同時，更應該由此跳開去，更新理念，拓寬思路，將道德領導力和專業領導力引入觀念視域和實踐場域，辦好薩喬萬尼所稱道的「有德」與「有效」總是聯繫在一起的「有德行的學校」。現在，這樣的學校，應該就是體現現代學校制度的新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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