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繼承西方文化的機構，它保存、傳播並豐富了人類的文化，它像動物和植物一樣向前不斷進化，因此，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
——（英）埃里克·阿什比（EricAshby）
大學自身擁有不可磨滅的特質、維護知識權威的使命、教書育人的傳統、文化輻射的角色，以及不斷發展的功能，這些都是其能夠成為西方社會僅次於教堂等古老機構存在的原因。本文通過梳理西方大學的發展脈絡，探究大學希臘時期的發端，中世紀的雛形，16 至 18 世紀的保守態度，直至 19 到 20 世紀中葉的科學精神與民主化回歸，以及二戰後西方大學的多元巨型模式，可以發現大學在每個時代的屬性要素，特別是建成環境，都有其歷史的延續性和嬗變的內在邏輯 ：
大學建築的組織模式從封閉的院落體系，到開放對稱的軸線體系，再到兼收並蓄的混合體系的發展脈絡，與大學教育從博雅教育、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普及教育轉變的歷程，與大學由教學一元功能到教學和科研統一的二元功能，再到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元甚至多元功能的轉變是一致的。
1 緣起 ：教授者與學習者的社團
“大學”（university）一詞最早來源於拉丁語，含義為“教授者與學習者的社團”。“學院”（academy）的概念則出自雅典，柏拉圖於公元前 387 年創辦的哲學學校，位於希臘神話中阿卡得摩斯（Akademos）的聖地附近，被視為雅典第一個永久性的高等教育機構（圖 1）。隨著希臘化時代的開啟，當時一些著名的早期高等教育機構都是中世紀大學的前身，如雅典大學和亞歷山大大學。
最初，希臘高等教育源於詩人和哲學家對其門徒的授業解惑，是以書面文字的存在為前提的，而幾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模式無不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基礎上，即同儕之間、長幼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對話及討論。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許多古老的哲學巨著都是以對話的體例來組織行文的——恐怕沒有什麼體例能比一問一答的形式更忠實地再現這些經典對話的內容了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大多數經典的思想火花都是在那些先知聖賢之間面對面的交談或論戰過程中產生的，這也是中外古典繪畫作品慣常採用的題材之一（圖 2）。
文化的發展與師徒之間的答疑解惑密不可分，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影響早在歐洲學術體系的發端之初亦已出現。在希臘和羅馬的學院中，來自東西方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在此任教和研究，當時歐洲人所認知的世界——主要是亞洲的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古埃及地區，與來自其他地區學者的觀點相結合，組成了相對完善的科學體系。
亞洲的盛世大唐，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在文化上兼收並蓄。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當時的長安城中居住著眾多的外國人，身份各異，有遣唐使節、流亡王侯、留學生、樂工和舞士、異域商人等等。不同的文化、民族、國家之間在宗教、語言、文學、藝術、醫學和天文曆法等諸多領域交流頻繁、百家爭鳴，促進了科學文化的大發展和大飛躍（圖 3）。
2 初誕 ：中世紀的師生行會
中世紀（約 476—1453 年）通常被稱作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卻誕生了有“智慧之花”美譽的中世紀大學，歐洲出現了人類中世紀時代的第一所大學，即成立於 1088 年的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隨後，大學在歐洲各地相繼湧現，如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1150—1170 年）、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1167 年）、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1209 年）、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1218 年）、法國的蒙彼利埃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1220 年）、義大利的帕多瓦大學（Universitas Studii Paduani，1222 年），布拉格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1345 年），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1365 年），以及海德堡大學（Ruprecht-Karls Universit?t Heidelberg，1385 年）等等（圖 4）。
法國神學家帕斯奎（Pasquier Quesnel）認為，中世紀大學是“由人構成的”，是“人屬”的大學。整個啟蒙時期，中世紀的大學都鮮有圖書館、實驗室等屬於自己的建築物，學術和教學活動大多是在修道院內進行的，因此大學發端之初就與教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中世紀大學都是由教皇或皇帝頒布的敕令而批准成立的，然而，即便處於國家和教會的雙重控制之下，師生們還是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學術研究也可以與教會的信條背道而馳，新的理論學說層出不窮，大學儼然成為新思想和新理論的庇護所。因此，大學的建築形式往往是修道院建築的翻版，並且嚴格按照內院式的布局建造——建築實體均圍繞著形狀各異的院落而建（圖 5）。當時的大學建築雖然是嚴格的圍合式建築，但大多都修建在城市中，校園日常活動自然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數百年來，作為歐洲歷史最為悠久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各個系館散布於老城的街巷之中，寧靜和諧（圖 6）。即使大學的規模不斷地擴大，單體建築的尺度也持續膨脹，內院式的布局傳統卻一直保留到了 19世紀。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義大利的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of Pavia），從文藝復興時期到 19 世紀，不同年代的建築都圍繞內院而建。
“中世紀大學實質上是西歐特有的產物，它是那個時代留給現代社會最有價值和最豐富的遺產之一”。現代大學繼承了眾多中世紀大學在初誕時就與其他教育組織不同的本質特點 ：組織結構方面繼承了教師和共同求學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聯繫形式 ；學習時間和主題都得到確認，研習結果通過考試的形式進行檢查 ；院系的組織結構、寄宿制在其後的900 年間一直沒有大的改變 ；大學的主業——培訓學生和學習、探究科學的傳統——也從未變換過。
3 迂迴 ：保守的貴族式“家庭大學”
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一個持續而非分裂的過程，縱覽這一過渡時期，西方大學不斷喪失中世紀時期的一些特性，貴族化、區域化、古典主義、精英教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整體處於一種“保守”狀態。16—18 世紀的 300 年間是近代科學發展的重要時期，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巨匠的理論影響日益巨大，但“西歐的大學總的來說仍然在傳統古典語文教育的樊籠之中，對鋪天蓋地的工業革命轟隆聲充耳不聞、無動於衷，自然科學倍受傳統勢力睥睨，很難堂堂正正走上大學的神聖講壇，即使躋身其間，也是古典學科的一個羞羞答答的陪襯”。教學是大學的唯一功能，拒絕科學研究可以說是這一時期大學保守態度的最直接體現，英國紅衣主教紐曼的論調代表了當時大學校長們的普遍認識 ：“許多其他機構比大學更適宜作為促進哲學探索和拓展知識的手段……如各種在義大利和法國知名的文學和科學‘學會’。”大學背棄了社會發展潮流，直接導致了 17 世紀未的逐漸式微，聲譽隨之一落千丈，教學質量急劇下降，學生大量流失，很多大學被迫停辦。1789 年歐洲有 143 所高等學府，到了 1815 年只剩下 83 所在苦苦支撐。眾多顯赫一時的大學校園和建築處於失修甚至廢棄的狀態，新校園的規劃建設幾近停滯。
4 勃發 ：寧靜而自由的彼岸
在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德國資產階級的“新人文主義運動”開始崛起並在高等教育思想界持續發力，深深影響著大學的發展。1810 年，德國公共教育部長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對於現代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洪堡認為，尊重自由的學術研究，保持相對獨立、寧靜的學術環境是大學的兩條基本組織原則，而“為科學而生活”亦成為柏林大學的精神宗旨。19 世紀末，德國大學以一流的研究水平、雄厚的師資團隊成為世界公認的大學發展典範模式，各國爭先效仿，許多技術學院在這期間相繼成立，並在隨後的一個世紀陸續整合壯大成為綜合性科技大學，規模不斷膨脹的大學建築在形式上依舊延續了內院式的傳統，雖然單體建築的尺度較之以前變得愈加龐大（圖 7）。
19 世紀初的北美大陸雖然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無法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相比，而 1862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主張促進工業階級的文理和實用教育的《莫里爾法案》（TheMorrillAct）卻掀起了“土地贈與運動”，促成了日後“贈地院校”的迅速崛起和西方大學新一輪的思想覺醒，並為 19 世紀末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大發展也促進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進程。
不同於中世紀大學“精英教育”理念，大學教育逐漸世俗化、平民化，滿足各種層次類型人才的需求，形成擁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教育體系，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體制的最新範本。1868年創建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University）是“贈地院校”的突出代表之一，學校管理層首度提出了大學教育直接為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服務的辦學理念，促進了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
“贈地院校”是一種全新的大學形態，由於被贈與的土地都是城鎮之外尚未開發的荒野，校園從一開始便擁有迷人的田園風光，看起來更像是坐落於郊外的一座豪華莊園建築群，與歐洲的依託於城市的大學營建傳統截然相反。
1819 年，托馬斯 · 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建立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Virginia）伊始就提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建造一個“學術性的聚落”（Academic Village），也就是一個小範圍的，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與城市生活相隔絕的，遠離各種城市誘惑的封閉環境 ；因此，大學校園應能容納全體師生的社會關係網，每個人在大學中都能結交到他（她）所需要的所有朋友，校園就是師生們的第二故鄉。與大學追求民主化、平民化的精神相適應，不同功能的建築圍合出一個幾何廣場，體塊布局、場地設計突出嚴整的軸線對稱關係 ；廣場周邊的建築通過柱廊聯繫，形成均質、連續的介面 ；在軸線的盡端布置主體建築，通常為象徵學術權威的圖書館。在傑弗遜看來，教授的寓所應該兼顧生活和教學功能，並與學生公寓毗鄰，通過柱廊聯繫方便使用 ；不同院系的建築均面對綠樹成蔭的中心廣場，有利於教師、學生之間交流（圖 8）。這種模式在一段時期內成為美國大學規劃建設的模板，典型的例子還有德克薩斯州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和加州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圖 9）。
5 充實 ：多元化巨型城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各國經濟復甦和經濟時代的到來，西方大學呈現出多元化、國際化、大眾化的發展趨勢。
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和國民經濟興衰密不可分，因為一個國家雄厚的科技實力是保證其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保持市場優勢先決條件，這一共識在20世紀中葉逐漸趨於明朗。1960年代，“斯普特尼克震撼效應”（Sputnik-Schock）①更引發了西方各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投資熱潮，大學已成為知識經濟社會中的發展實體和主要載體，更加注重科學研究和創新人才的培養。與此同時，服務社會成為繼教學與科研之外時代賦予大學的第三項功能，國際化和市場化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各國大學在不同層面加強了彼此的聯繫與資源共享，為提高管理效率和辦學水平建立形式靈活的大學聯盟、合作組織，自中世紀以來，國際性重新回歸大學概念範疇。
美國高等教育學家克拉克·克爾（ClarkKerr）在《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中把這一時期的全新組織模式定義為多元巨型大學，“它不是一個社群，而是若干個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義者社群、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社群，專業學院社群……多元巨型大學的界限很模糊……類似一個政府體系，又如一座城市或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學的城邦”。克爾思想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準確地勾勒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學在二戰後能夠適應急劇變化的外部生存環境，並促進內部發展的合理模式，形象地概括了大學從“一個居住僧侶的村莊”到“一座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工業城鎮”再到“一座充滿無窮變化的城市”的轉變過程。克爾指出，這種新型大學的出現是歷史發展與其自身適應周圍社會環境的結果，“在美國，多元巨型大學或許是運轉得最好，適應與發展得最好的機構，因為它適應了二戰時期開始的聯邦計劃的巨大影響……除此之外，它在維護、傳播和考察永恆真理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探索新知識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整個歷史上所有高等學校中間，在服務於先進文明的如此眾多的部分方面也是無與倫比的”。考察過去幾十年間世界各地興建的多元化巨型大學，我們會發現，其規劃建設遭遇了分散與集約兩個完全對立的設計思路。
第一種傾向通常將大學設計成為占地廣闊，甚至包含大尺度自然景觀的園區，其中各個學院、研究所和那些諸如圖書館、食堂、綜合活動中心等公共配套設施均以單個體量分散布置。20 世紀初，新興的現代主義思潮幾乎顛覆了傳統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觀念，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更是激烈詬病了以往慣常的建築布局和城市組織模式，“流動的空間”、“雕塑式的建築”被奉為范型，大學的規劃設計自然也深受影響。1940 年，在密斯 · 凡 · 德羅（Mies van derRohe）為位於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Technology）所作的校園設計方案中，其現代主義的傾向表露無疑 ：建築被設計為相互獨立的幾何體塊，其間充斥著漫無邊際的開放空間，其中，建築系館（Crown Hall）更被奉為現代主義建築的經典之作（圖 10）。這種設計方法固然具有一定的優勢，設計者可以按照不同學科的專業要求特別設計每個建築單體，例如某些需要配置大型實驗室的理工類系館，其進深自然要比那些人文學科的大許多。但批評者的聲音依然很尖銳 ：依照這一設計思路生成的校園規劃方案往往會變成一系列獨立建築實體的簡單組合，並產生大量游弋不定、空曠離散的室外空間，這些沒有邊界的“虛空”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圍合緊密、介面連續、尺度宜人，且面向“全體教授者與學習者”的內部庭院，從而喪失了“大學”一詞的本源特徵（圖 11）。隨後數十年中，這種規劃設計思路在歐美得到了廣泛的實踐，特別是在中國，1990 年代高校合併調整後，大學的發展呈現巨型化、郊區化的趨勢，基本上也都是參照這一模式進行規劃建設的。由於在城市中心區鮮有空閒的空間可供校園建設使用，新興大學的規劃建設大多都選址於城市邊緣的郊野地帶。那裡通常人跡罕至，幾乎找不到任何已有的城市肌理可以作為校園規劃設計時的參考比照。此外，大學校園具有強烈的內部秩序，自我封閉、與世隔絕，圍牆內的功能一應俱全，學生和大部分教職人員都住在校內，教職工宿舍數量驚人，規模堪比城市。來自學術界的爭論和質疑多年來一直不絕於耳，是否真正有必要將大學如此升級成為城市。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這類設計方案占地驚人 ；另外，新落成的校園往往掣肘於功能單一、設施匱乏、遠離城區、交通不便等諸多原因，從一開始便死氣沉沉，建築和人口密度過低，並不足以支撐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相識和交流的幾率，根本無法形成正常的校園生活。
另一種傾向則強調集約高效地利用土地，校園即建築本身，通常情況下，一組建築群在短時期內按照工業化、標準化的模式進行集成式的建設，某些比較極端的例子看起來更像是體量巨大的工業建築，建築風格簡潔質樸甚至略顯粗獷，與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風格如出一轍，典型的代表為德國波鴻大學和位於亞琛的萊茵—威斯特伐利安工業大學（Rhenish-Westphalian Technical University）醫學院（圖 12）。此外，位於德國南部新近落成的康斯坦茨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看起來更像是矗立在大自然中的一組空間構成雕塑（圖 13）。
6 未來 ：以史為鑑
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給後工業時代和信息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逐漸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無論是忙於工作還是享受閒暇時光，今天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過電子技術進行傳遞或交換。藉助於計算機或是電子產品與他人實時交流，即使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都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了。得益於網際網路技術，大學之間的聯合研究、分工協作已經成為可能 ；國際合作即使相隔萬里，較之十年之前也變得更為便捷。那麼我們究竟還需不需要圖書館、實驗室、宿舍、食堂這些有形的實體空間？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校園還有其存在的必要嗎？
筆者認為，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接觸，至少在短時期內是不會被電子媒介所取代的。縱觀人類歷史，科學技術的每一次劃時代飛躍無不源自那些最具創見性和洞察力的思想火花，而絕大多數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靈感都是源於科學巨匠、聖賢先知之間面對面的思想交流與碰撞；不同的文化通過書籍、使者等物質形態的交流而愈加繁盛，文化特質愈發凸顯而不是逐漸消亡 ；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僅僅是降低了人類溝通交往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但絕不能取代物質存在的價值意義。另外，作為現實存在的場所空間，大學校園所具備的那種活力四射、激發靈感的人文氛圍，是虛擬的網際網路世界所無法企及的。
相比於爭論未來大學存在的意義，探討如何為教學和研究塑造濃厚的學術氛圍和優美的校園環境更具現實意義。歷史上人們一直在嘗試從不同角度探索、實踐大學的規劃建設工作，回溯過去，我們應該能夠找到一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歐洲的大學自古以來就和城市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學生和老師們通常住在城市中各個角落，很少有人在“大學”里過夜——恐怕也很難分清楚哪些地方是大學的地盤，哪些地方又屬於城市。大學生們經常遊走於歐洲的各個大學之間，從而有機會聆聽不同大學的明星教授的課程，伴隨著國家和政權的更迭，大學的開放性和國際性直到 18 世紀才逐漸勢弱。
但是，大學的學術生活與城市中的市井百態互相交織、密不可分的傳統卻一直延續至今。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建築體量、組織形式，大學任何時候都不應成為戒備森嚴的私屬領地，更不應成為游離於城市之外的荒涼孤島，與城市和社會生活保持緊密聯繫並互相依存才是其健康發展的基本保證。那麼我們怎樣營造理想的大學校園環境呢？我們還是要回到歐洲的義大利，在博洛尼亞大學可以找到以上問題的最佳答案。
歷史悠久的博洛尼亞大學是義大利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儘管其在校學生接近十萬之巨，但是大學一直守望著博洛尼亞不大的老城，數百年間不離不棄。通過大學方面的積極爭取和地方政府的全力協調，老城中許多廢棄的修道院、宮殿、劇場，或是從前的手工作坊，都被精心修繕並改造為大學的教學設施。通過這一方式，代表城市記憶的歷史建築大多得以存留下來，而大學在老城中心區的舊址上也能繼續發展增容。從研究所到研究所，或是食堂到圖書館，人們需要穿過老城的街道甚至是小巷才能到達，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這裡一直熙熙攘攘。晚間的課餘時光，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學生通常會三兩結伴到老城的酒吧、咖啡廳、餐館閒坐聊天，在那兒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群體，從教授到藝術家，從商人到政客，當然更多的還是老城的普通百姓。大學因為老城而底蘊十足，老城因為大學而活力無限，數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圖 14）。 7 結語
我們國家雖然幅員遼闊，但人口眾多，城市人口尤為密集，可供建設用的土地資源稀缺，因此大學的發展應理性對待國外的經驗和教訓，並不能走盲目圈地、無度擴建的道路，而應著眼於對現有設施體系結構的改造調整和適度加密，由此可以生成功能完備、結構緊湊的校園。此外，大學城的規劃建設最好能依託於現有的城鎮布局、市政交通、配套設施等條件分期、分步動態實施 ；以往那種基礎條件一窮二白、規劃設計生搬硬套、建設實施只爭朝夕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換來的只是一副副空蕩蕩的軀殼骨架，而真正反映城市靈魂的血和肉——和易的人際交往，濃郁的生活氣息，親切的尺度肌理——才是我們塑造一流校園環境所真正需要的。【圖略】
參考文獻
[1] 埃里克 ·阿什比 . 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 [M]. 騰大春 , 等 , 譯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3: 7.
[2] 查爾斯 · 霍默 · 哈斯金斯 . 大學的興起 [M]. 梅義征 , 譯 . 上海 : 上海三聯書店 , 2007: 2.
[3] Cobban A B.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Organization[M]. Methuen & Co Ltd., 1975: 235.
[4] 周川 . 科學的教育價值 [M]. 南京 : 江蘇教育出版社 , 1993: 1.
[5] 克拉克 · 克爾 .大學的功用 [M].陳學飛 ,等 ,譯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英）埃里克·阿什比（EricAshby）
大學自身擁有不可磨滅的特質、維護知識權威的使命、教書育人的傳統、文化輻射的角色，以及不斷發展的功能，這些都是其能夠成為西方社會僅次於教堂等古老機構存在的原因。本文通過梳理西方大學的發展脈絡，探究大學希臘時期的發端，中世紀的雛形，16 至 18 世紀的保守態度，直至 19 到 20 世紀中葉的科學精神與民主化回歸，以及二戰後西方大學的多元巨型模式，可以發現大學在每個時代的屬性要素，特別是建成環境，都有其歷史的延續性和嬗變的內在邏輯 ：
大學建築的組織模式從封閉的院落體系，到開放對稱的軸線體系，再到兼收並蓄的混合體系的發展脈絡，與大學教育從博雅教育、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普及教育轉變的歷程，與大學由教學一元功能到教學和科研統一的二元功能，再到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元甚至多元功能的轉變是一致的。
1 緣起 ：教授者與學習者的社團
“大學”（university）一詞最早來源於拉丁語，含義為“教授者與學習者的社團”。“學院”（academy）的概念則出自雅典，柏拉圖於公元前 387 年創辦的哲學學校，位於希臘神話中阿卡得摩斯（Akademos）的聖地附近，被視為雅典第一個永久性的高等教育機構（圖 1）。隨著希臘化時代的開啟，當時一些著名的早期高等教育機構都是中世紀大學的前身，如雅典大學和亞歷山大大學。
最初，希臘高等教育源於詩人和哲學家對其門徒的授業解惑，是以書面文字的存在為前提的，而幾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模式無不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基礎上，即同儕之間、長幼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對話及討論。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許多古老的哲學巨著都是以對話的體例來組織行文的——恐怕沒有什麼體例能比一問一答的形式更忠實地再現這些經典對話的內容了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大多數經典的思想火花都是在那些先知聖賢之間面對面的交談或論戰過程中產生的，這也是中外古典繪畫作品慣常採用的題材之一（圖 2）。
文化的發展與師徒之間的答疑解惑密不可分，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影響早在歐洲學術體系的發端之初亦已出現。在希臘和羅馬的學院中，來自東西方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在此任教和研究，當時歐洲人所認知的世界——主要是亞洲的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古埃及地區，與來自其他地區學者的觀點相結合，組成了相對完善的科學體系。
亞洲的盛世大唐，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在文化上兼收並蓄。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當時的長安城中居住著眾多的外國人，身份各異，有遣唐使節、流亡王侯、留學生、樂工和舞士、異域商人等等。不同的文化、民族、國家之間在宗教、語言、文學、藝術、醫學和天文曆法等諸多領域交流頻繁、百家爭鳴，促進了科學文化的大發展和大飛躍（圖 3）。
2 初誕 ：中世紀的師生行會
中世紀（約 476—1453 年）通常被稱作人類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卻誕生了有“智慧之花”美譽的中世紀大學，歐洲出現了人類中世紀時代的第一所大學，即成立於 1088 年的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隨後，大學在歐洲各地相繼湧現，如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1150—1170 年）、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1167 年）、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1209 年）、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dad de Salamanca，1218 年）、法國的蒙彼利埃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1220 年）、義大利的帕多瓦大學（Universitas Studii Paduani，1222 年），布拉格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1345 年），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1365 年），以及海德堡大學（Ruprecht-Karls Universit?t Heidelberg，1385 年）等等（圖 4）。
法國神學家帕斯奎（Pasquier Quesnel）認為，中世紀大學是“由人構成的”，是“人屬”的大學。整個啟蒙時期，中世紀的大學都鮮有圖書館、實驗室等屬於自己的建築物，學術和教學活動大多是在修道院內進行的，因此大學發端之初就與教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中世紀大學都是由教皇或皇帝頒布的敕令而批准成立的，然而，即便處於國家和教會的雙重控制之下，師生們還是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學術研究也可以與教會的信條背道而馳，新的理論學說層出不窮，大學儼然成為新思想和新理論的庇護所。因此，大學的建築形式往往是修道院建築的翻版，並且嚴格按照內院式的布局建造——建築實體均圍繞著形狀各異的院落而建（圖 5）。當時的大學建築雖然是嚴格的圍合式建築，但大多都修建在城市中，校園日常活動自然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數百年來，作為歐洲歷史最為悠久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各個系館散布於老城的街巷之中，寧靜和諧（圖 6）。即使大學的規模不斷地擴大，單體建築的尺度也持續膨脹，內院式的布局傳統卻一直保留到了 19世紀。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義大利的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of Pavia），從文藝復興時期到 19 世紀，不同年代的建築都圍繞內院而建。
“中世紀大學實質上是西歐特有的產物，它是那個時代留給現代社會最有價值和最豐富的遺產之一”。現代大學繼承了眾多中世紀大學在初誕時就與其他教育組織不同的本質特點 ：組織結構方面繼承了教師和共同求學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聯繫形式 ；學習時間和主題都得到確認，研習結果通過考試的形式進行檢查 ；院系的組織結構、寄宿制在其後的900 年間一直沒有大的改變 ；大學的主業——培訓學生和學習、探究科學的傳統——也從未變換過。
3 迂迴 ：保守的貴族式“家庭大學”
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一個持續而非分裂的過程，縱覽這一過渡時期，西方大學不斷喪失中世紀時期的一些特性，貴族化、區域化、古典主義、精英教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整體處於一種“保守”狀態。16—18 世紀的 300 年間是近代科學發展的重要時期，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巨匠的理論影響日益巨大，但“西歐的大學總的來說仍然在傳統古典語文教育的樊籠之中，對鋪天蓋地的工業革命轟隆聲充耳不聞、無動於衷，自然科學倍受傳統勢力睥睨，很難堂堂正正走上大學的神聖講壇，即使躋身其間，也是古典學科的一個羞羞答答的陪襯”。教學是大學的唯一功能，拒絕科學研究可以說是這一時期大學保守態度的最直接體現，英國紅衣主教紐曼的論調代表了當時大學校長們的普遍認識 ：“許多其他機構比大學更適宜作為促進哲學探索和拓展知識的手段……如各種在義大利和法國知名的文學和科學‘學會’。”大學背棄了社會發展潮流，直接導致了 17 世紀未的逐漸式微，聲譽隨之一落千丈，教學質量急劇下降，學生大量流失，很多大學被迫停辦。1789 年歐洲有 143 所高等學府，到了 1815 年只剩下 83 所在苦苦支撐。眾多顯赫一時的大學校園和建築處於失修甚至廢棄的狀態，新校園的規劃建設幾近停滯。
4 勃發 ：寧靜而自由的彼岸
在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德國資產階級的“新人文主義運動”開始崛起並在高等教育思想界持續發力，深深影響著大學的發展。1810 年，德國公共教育部長洪堡創立柏林大學，對於現代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洪堡認為，尊重自由的學術研究，保持相對獨立、寧靜的學術環境是大學的兩條基本組織原則，而“為科學而生活”亦成為柏林大學的精神宗旨。19 世紀末，德國大學以一流的研究水平、雄厚的師資團隊成為世界公認的大學發展典範模式，各國爭先效仿，許多技術學院在這期間相繼成立，並在隨後的一個世紀陸續整合壯大成為綜合性科技大學，規模不斷膨脹的大學建築在形式上依舊延續了內院式的傳統，雖然單體建築的尺度較之以前變得愈加龐大（圖 7）。
19 世紀初的北美大陸雖然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無法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相比，而 1862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主張促進工業階級的文理和實用教育的《莫里爾法案》（TheMorrillAct）卻掀起了“土地贈與運動”，促成了日後“贈地院校”的迅速崛起和西方大學新一輪的思想覺醒，並為 19 世紀末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大發展也促進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進程。
不同於中世紀大學“精英教育”理念，大學教育逐漸世俗化、平民化，滿足各種層次類型人才的需求，形成擁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教育體系，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體制的最新範本。1868年創建的康奈爾大學（CornellUniversity）是“贈地院校”的突出代表之一，學校管理層首度提出了大學教育直接為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服務的辦學理念，促進了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
“贈地院校”是一種全新的大學形態，由於被贈與的土地都是城鎮之外尚未開發的荒野，校園從一開始便擁有迷人的田園風光，看起來更像是坐落於郊外的一座豪華莊園建築群，與歐洲的依託於城市的大學營建傳統截然相反。
1819 年，托馬斯 · 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建立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Virginia）伊始就提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建造一個“學術性的聚落”（Academic Village），也就是一個小範圍的，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與城市生活相隔絕的，遠離各種城市誘惑的封閉環境 ；因此，大學校園應能容納全體師生的社會關係網，每個人在大學中都能結交到他（她）所需要的所有朋友，校園就是師生們的第二故鄉。與大學追求民主化、平民化的精神相適應，不同功能的建築圍合出一個幾何廣場，體塊布局、場地設計突出嚴整的軸線對稱關係 ；廣場周邊的建築通過柱廊聯繫，形成均質、連續的介面 ；在軸線的盡端布置主體建築，通常為象徵學術權威的圖書館。在傑弗遜看來，教授的寓所應該兼顧生活和教學功能，並與學生公寓毗鄰，通過柱廊聯繫方便使用 ；不同院系的建築均面對綠樹成蔭的中心廣場，有利於教師、學生之間交流（圖 8）。這種模式在一段時期內成為美國大學規劃建設的模板，典型的例子還有德克薩斯州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和加州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圖 9）。
5 充實 ：多元化巨型城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各國經濟復甦和經濟時代的到來，西方大學呈現出多元化、國際化、大眾化的發展趨勢。
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和國民經濟興衰密不可分，因為一個國家雄厚的科技實力是保證其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保持市場優勢先決條件，這一共識在20世紀中葉逐漸趨於明朗。1960年代，“斯普特尼克震撼效應”（Sputnik-Schock）①更引發了西方各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投資熱潮，大學已成為知識經濟社會中的發展實體和主要載體，更加注重科學研究和創新人才的培養。與此同時，服務社會成為繼教學與科研之外時代賦予大學的第三項功能，國際化和市場化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各國大學在不同層面加強了彼此的聯繫與資源共享，為提高管理效率和辦學水平建立形式靈活的大學聯盟、合作組織，自中世紀以來，國際性重新回歸大學概念範疇。
美國高等教育學家克拉克·克爾（ClarkKerr）在《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中把這一時期的全新組織模式定義為多元巨型大學，“它不是一個社群，而是若干個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義者社群、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社群，專業學院社群……多元巨型大學的界限很模糊……類似一個政府體系，又如一座城市或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學的城邦”。克爾思想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準確地勾勒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學在二戰後能夠適應急劇變化的外部生存環境，並促進內部發展的合理模式，形象地概括了大學從“一個居住僧侶的村莊”到“一座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工業城鎮”再到“一座充滿無窮變化的城市”的轉變過程。克爾指出，這種新型大學的出現是歷史發展與其自身適應周圍社會環境的結果，“在美國，多元巨型大學或許是運轉得最好，適應與發展得最好的機構，因為它適應了二戰時期開始的聯邦計劃的巨大影響……除此之外，它在維護、傳播和考察永恆真理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探索新知識方面是無與倫比的，在整個歷史上所有高等學校中間，在服務於先進文明的如此眾多的部分方面也是無與倫比的”。考察過去幾十年間世界各地興建的多元化巨型大學，我們會發現，其規劃建設遭遇了分散與集約兩個完全對立的設計思路。
第一種傾向通常將大學設計成為占地廣闊，甚至包含大尺度自然景觀的園區，其中各個學院、研究所和那些諸如圖書館、食堂、綜合活動中心等公共配套設施均以單個體量分散布置。20 世紀初，新興的現代主義思潮幾乎顛覆了傳統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觀念，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更是激烈詬病了以往慣常的建築布局和城市組織模式，“流動的空間”、“雕塑式的建築”被奉為范型，大學的規劃設計自然也深受影響。1940 年，在密斯 · 凡 · 德羅（Mies van derRohe）為位於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Technology）所作的校園設計方案中，其現代主義的傾向表露無疑 ：建築被設計為相互獨立的幾何體塊，其間充斥著漫無邊際的開放空間，其中，建築系館（Crown Hall）更被奉為現代主義建築的經典之作（圖 10）。這種設計方法固然具有一定的優勢，設計者可以按照不同學科的專業要求特別設計每個建築單體，例如某些需要配置大型實驗室的理工類系館，其進深自然要比那些人文學科的大許多。但批評者的聲音依然很尖銳 ：依照這一設計思路生成的校園規劃方案往往會變成一系列獨立建築實體的簡單組合，並產生大量游弋不定、空曠離散的室外空間，這些沒有邊界的“虛空”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圍合緊密、介面連續、尺度宜人，且面向“全體教授者與學習者”的內部庭院，從而喪失了“大學”一詞的本源特徵（圖 11）。隨後數十年中，這種規劃設計思路在歐美得到了廣泛的實踐，特別是在中國，1990 年代高校合併調整後，大學的發展呈現巨型化、郊區化的趨勢，基本上也都是參照這一模式進行規劃建設的。由於在城市中心區鮮有空閒的空間可供校園建設使用，新興大學的規劃建設大多都選址於城市邊緣的郊野地帶。那裡通常人跡罕至，幾乎找不到任何已有的城市肌理可以作為校園規劃設計時的參考比照。此外，大學校園具有強烈的內部秩序，自我封閉、與世隔絕，圍牆內的功能一應俱全，學生和大部分教職人員都住在校內，教職工宿舍數量驚人，規模堪比城市。來自學術界的爭論和質疑多年來一直不絕於耳，是否真正有必要將大學如此升級成為城市。原因不言自明，一方面這類設計方案占地驚人 ；另外，新落成的校園往往掣肘於功能單一、設施匱乏、遠離城區、交通不便等諸多原因，從一開始便死氣沉沉，建築和人口密度過低，並不足以支撐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相識和交流的幾率，根本無法形成正常的校園生活。
另一種傾向則強調集約高效地利用土地，校園即建築本身，通常情況下，一組建築群在短時期內按照工業化、標準化的模式進行集成式的建設，某些比較極端的例子看起來更像是體量巨大的工業建築，建築風格簡潔質樸甚至略顯粗獷，與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現代主義風格如出一轍，典型的代表為德國波鴻大學和位於亞琛的萊茵—威斯特伐利安工業大學（Rhenish-Westphalian Technical University）醫學院（圖 12）。此外，位於德國南部新近落成的康斯坦茨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看起來更像是矗立在大自然中的一組空間構成雕塑（圖 13）。
6 未來 ：以史為鑑
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給後工業時代和信息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逐漸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無論是忙於工作還是享受閒暇時光，今天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過電子技術進行傳遞或交換。藉助於計算機或是電子產品與他人實時交流，即使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都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了。得益於網際網路技術，大學之間的聯合研究、分工協作已經成為可能 ；國際合作即使相隔萬里，較之十年之前也變得更為便捷。那麼我們究竟還需不需要圖書館、實驗室、宿舍、食堂這些有形的實體空間？傳統意義上的大學校園還有其存在的必要嗎？
筆者認為，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接觸，至少在短時期內是不會被電子媒介所取代的。縱觀人類歷史，科學技術的每一次劃時代飛躍無不源自那些最具創見性和洞察力的思想火花，而絕大多數這些改變人類生活的靈感都是源於科學巨匠、聖賢先知之間面對面的思想交流與碰撞；不同的文化通過書籍、使者等物質形態的交流而愈加繁盛，文化特質愈發凸顯而不是逐漸消亡 ；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僅僅是降低了人類溝通交往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但絕不能取代物質存在的價值意義。另外，作為現實存在的場所空間，大學校園所具備的那種活力四射、激發靈感的人文氛圍，是虛擬的網際網路世界所無法企及的。
相比於爭論未來大學存在的意義，探討如何為教學和研究塑造濃厚的學術氛圍和優美的校園環境更具現實意義。歷史上人們一直在嘗試從不同角度探索、實踐大學的規劃建設工作，回溯過去，我們應該能夠找到一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歐洲的大學自古以來就和城市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學生和老師們通常住在城市中各個角落，很少有人在“大學”里過夜——恐怕也很難分清楚哪些地方是大學的地盤，哪些地方又屬於城市。大學生們經常遊走於歐洲的各個大學之間，從而有機會聆聽不同大學的明星教授的課程，伴隨著國家和政權的更迭，大學的開放性和國際性直到 18 世紀才逐漸勢弱。
但是，大學的學術生活與城市中的市井百態互相交織、密不可分的傳統卻一直延續至今。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建築體量、組織形式，大學任何時候都不應成為戒備森嚴的私屬領地，更不應成為游離於城市之外的荒涼孤島，與城市和社會生活保持緊密聯繫並互相依存才是其健康發展的基本保證。那麼我們怎樣營造理想的大學校園環境呢？我們還是要回到歐洲的義大利，在博洛尼亞大學可以找到以上問題的最佳答案。
歷史悠久的博洛尼亞大學是義大利最負盛名的高等學府，儘管其在校學生接近十萬之巨，但是大學一直守望著博洛尼亞不大的老城，數百年間不離不棄。通過大學方面的積極爭取和地方政府的全力協調，老城中許多廢棄的修道院、宮殿、劇場，或是從前的手工作坊，都被精心修繕並改造為大學的教學設施。通過這一方式，代表城市記憶的歷史建築大多得以存留下來，而大學在老城中心區的舊址上也能繼續發展增容。從研究所到研究所，或是食堂到圖書館，人們需要穿過老城的街道甚至是小巷才能到達，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這裡一直熙熙攘攘。晚間的課餘時光，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學生通常會三兩結伴到老城的酒吧、咖啡廳、餐館閒坐聊天，在那兒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群體，從教授到藝術家，從商人到政客，當然更多的還是老城的普通百姓。大學因為老城而底蘊十足，老城因為大學而活力無限，數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圖 14）。 7 結語
我們國家雖然幅員遼闊，但人口眾多，城市人口尤為密集，可供建設用的土地資源稀缺，因此大學的發展應理性對待國外的經驗和教訓，並不能走盲目圈地、無度擴建的道路，而應著眼於對現有設施體系結構的改造調整和適度加密，由此可以生成功能完備、結構緊湊的校園。此外，大學城的規劃建設最好能依託於現有的城鎮布局、市政交通、配套設施等條件分期、分步動態實施 ；以往那種基礎條件一窮二白、規劃設計生搬硬套、建設實施只爭朝夕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換來的只是一副副空蕩蕩的軀殼骨架，而真正反映城市靈魂的血和肉——和易的人際交往，濃郁的生活氣息，親切的尺度肌理——才是我們塑造一流校園環境所真正需要的。【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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