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我國東北廣袤的疆域內，由於女真南遷、蒙古東漸、漢族北移，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兄弟民族雜居共處的局面。在兄弟民族錯居雜處過程中，不同民族間互相接近、互相 影響 、互相吸收、互相滲透。經過漫長的 歷史 進程，終於在女真傑出領袖努爾哈赤入居遼東之際，一個以女真為主體、又吸收了漢族等其他民族成分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族(簡稱滿族)凝聚而成了。
研究 滿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女真和漢民族間的互相吸收、互相滲透的血肉聯繫，對於我們進一步揭示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特別是滿漢民族歷史上的不解之緣，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本文僅就明代女真和漢族間的滲透和融合的角度來探索滿族共同體的形成，至於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不是本文的議題，恕不贅言。筆者管見，尚祈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
1635年(明崇禎八年，後金天聰九年)，皇太極莊嚴宣布：「夫珠申之號，乃席比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①自此，滿洲才正式作為民族名稱載入中華民族史冊。
但是，滿洲族(簡稱滿族)的歷史卻不是從這時才開始的，滿族脫胎於明代的女真。而女真是我國境內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周秦的肅慎，兩漢的婁挹，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遼、金、元時均稱女真(史書諱遼興宗耶律宗真，故至明時一直稱女直)。女真及其先人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他們為繁榮祖國的文化、創造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女真和漢族等兄弟民族一起生活、繁衍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共同吮吸中華民族這個慈母的乳汁而成長、壯大。
明代，女真各部散居於東北廣大地區。明廷因其部落，先後設置了380多個衛②。任命部族首領為衛所指揮、鎮撫，使其「俾仍舊俗，各統其屬」③管理本部族的事務。這樣，由明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並給予誥印、敕書、冠帶、襲衣的部族首領，就成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實行統治的代理人。這就從 法律 形式上肯定了明廷與女真諸部在 政治 上的隸屬關係。
明代女真主要分三大部，即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明初，三大部女真人都居住在黑龍江、松花江、綏芬河流域。由於歷史上的淵源，以及本部族 經濟 、文化 發展 的需要，同時也因為不斷地受到強悍的野人女真的侵害和瓦刺東移的壓迫，建州、海西女真開始了向漢民族聚居的遼東周邊地帶流徙。建州女真自牡丹江、綏芬河流域遷到圖門江流域一帶，輾轉遷徙，最終於正統年間經明廷允許遷到與遼東漢區緊鄰的渾河、蘇子河流域一帶。這裡既有「林木障天，晴晝如晦」的深山老林可以「持險負固」④，又有一塊塊肥沃的小塊盆地(東北地區稱為甸子)適於耕種。此處群山對峙，威遠遐邇，確實是形勝之地。因此，建州女真在這裡停止了遷徙的步伐，開始生聚蓄積，並與遼東漢區人民進行更加頻繁的經濟文化的交往。這裡，就是日後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龍興」發祥之地。海西女真也幾經遷徙，於嘉靖年間最終定居於開原東北至輝發河流域、松花江上游一帶。至於野人女真中的大部分仍舊躑躅在黑龍江中下游直至東海岸一帶，女真各部就散居在東北廣闊的大地上，他們與流落在那裡的漢族等兄弟民族的廣大人民一起披荊斬棘，辛勤地開拓著祖國邊疆的每一寸土地，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
隨著建州、海西女真的南遷，女真人和漢人間的接近和交往就日益頻繁起來。越是接近遼東漢人聚居區，這種互相接近、互相滲透就越加頻繁。最終與漢人只是隔牆(指明遼東邊牆)毗鄰。一堵敗垣，隔不斷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向，許多漢人或因逃亡、或被擄掠流落到女真各部；同時，女真各部也有許多女真人紛紛要求移居遼東以至京師及關內各地。明中葉以後，遼東邊牆內外已形成南北人口對流的運動，漢人和女真人更加廣泛的錯居雜處，互相滲透、互相融合。整個「白山黑水」之間、遼河平原上下，以至廣闊的東北大地已成為一座民族滲透的大熔爐。滿族共同體就是在不同民族間互相滲透中凝聚、形成、發展和不斷擴大的。
自明初開始，就有不少漢人逃亡到女真各部。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竄者」⑤，或為生活所迫越邊謀生者。因為明代的差役本來就十分繁重，「衛所丁差有邊夫、局夫、垛軍、買馬等項，事繁差重」⑥，加上「遼東近城各衛膏腴田地多被衛所官員富豪占(據)」，而衛所軍官「多不恤軍士，侵克月糧」⑦。如此肆意盤剝、魚肉軍丁的結果，使軍丁、舍余或零散或成批地逃到女真各部。宣德年間，軍卒「畏避屯戎，潛奔虜營」多有發生。明宣宗派遣官吏率軍卒去松花江造船運糧，因為距內地太遠，物資轉輸十分困難，加之軍吏的肆虐，軍丁不堪其苦，結果「逃入海西諸部者，已有五百餘人」⑧正統年間，遼東人馬把連等三十八戶越邊到建州女真地區謀生，明政府派人前去追索，「把連等皆匿海西，准取回阿刺孫等十三戶八十人」⑨。此其犖犖大者。零散逃亡者不可勝計，如永樂年間就有不甘軍吏欺壓的「軍卒二人，逃到海西二十餘年」 ⑩。因犯罪逃亡者，如天順年間遼東漢人劉八當哈「因盜馬事露畏罪奔建州」（11）。上述情況說明，明前、中期越邊逃亡到海西、建州的遼東人已不在少數。
到了明代後期朝廷日益腐敗，宦官擅權舞弊，稅監充斥各地，騷擾地方。「遼左群奸互構、稅監庇惡匿贓」（12），以致遼民怨聲載道。繼之又「雨水風蟲、相繼為災」（13），屯田制度日漸墮毀，以致遼東「芻粟空竭，人馬倒死相枕藉」（14），天災人禍逼得遼東廣大軍民走投無路「至欲順虜逃生」（15），甚至有些遼民「則寧歸建酋(即建州女真)，不願歸於 中國 (即明朝)」（16）。而當時女真一方卻又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特別是建州女真自努爾哈赤興起之後，十分注意招徠漢人，「以民(指漢人)為奇貨而潛招之」（17），致使「懼罪脫逃之人，俱以奴寨為窟穴」（18），努爾哈赤並「特築一城居之，號曰蠻子城」（19）。努爾哈赤入居遼東之前，寬待、招徠漢人的政策，對明代遼東的邊防起了銷蝕和瓦解作用。致有「合營男婦數千北走」（20），欲逃往建州女真。萬曆三十四年，李成梁等將遼東周邊部分屯堡後撤時，原住遼東邊地「鴉鶻關外，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21）一帶的漢人中，「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22），萬曆年間遼東督撫梁夢龍承認「自災虜頻仍，軍民逃亡者半，而邊吏張濤已看出「建州富殖，遼人久為所有」（24），致使當時的巡撫山東御史翟風坤不得不發出「我遼民以役重差煩，至於無可奈何，願隨之(指女真)去，將來之憂方大耳」（25）的感嘆。
除了越邊逃亡而移居女真的遼東漢人外，女真各部還擄掠了大量的遼東軍民。隨著女真 社會 的發展，女真貴族需要補充大量的勞動力，遼東漢人就成為其主要來源。他們或系女真人入境搶掠所擄，或系「境外多物產，如貂皮、人參、材木、魚鮮之類，人(指漢人)圖其利，往往越境而取之」（26）以致被擄。據親自到過女真入居住區的朝鮮人說：「野人(指女真人)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27）除擄掠一般「邊氓」而外，也擄掠遼東「軍丁以為奴僕」（28）。可見當時女真各部擄掠漢人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且就其數量來說也是很驚人的。僅以建州女真為例，見諸中、朝兩國官方史乘《明實錄》和朝鮮《李朝實錄》記載，自1422年(永樂二十年)到1451年(景泰三年)，其間約30年，自建州女真脫逃到朝鮮，再由朝鮮政府轉解而回的遼東人累計達1003人（29）；自建州女真直接「刷還」回遼東的累計達368人（30）；明廷派遣官員直接追索回566人（31）；總計被擄而回1937人。其中不排除有少量的其他民族人，但絕大部分都是漢人，這一點是無疑的。而當時建州三衛女真「(李)滿住(建州衛)管下一千七百餘戶，充尚(即童侖建州左衛)、甫下吐(即不花禿、建州右衛)管下共六百戶」（32），累計共2300戶。以2300戶的建州三衛僅30年間就從中脫逃出被擄遼東人近2000人，幾乎接近每一戶女真家庭中逃脫出一個遼東人。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況且能夠脫逃出來的畢竟是少數。據此，我們可以推斷，以平均值 計算 ，建州女真每戶中擁有一至二名遼東漢人奴隸，大概是可能的。
為了證明這一推斷，我們還可以臚舉當時其他女真家庭中擁有奴隸的情況作為佐證。1433年(明宣德八年)女真人林哈之妻說：「我家奴婢六口逃去。」（33）1473年(成化九年)女真人李阿堂可說： 「率居唐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34）這兩戶都是擁有六七名奴婢的女真人家庭。明中前期女真人的奴婢中主要是漢人，因為「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為奴，必擄漢人互相買賣使喚」（35），其中也有少量的朝鮮等其他族人。這兩條資料說明，當時在建州女真人中超過我們推斷的平均值一至二名奴婢的還不在少數。
至於海西女真這一時期擄掠漢人的情況，儘管沒有確切的史乘可考，但根據1443年(正統八年)錦衣衛指揮僉事吳良的奏書中說「臣奉命使海西，見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指漢人)」（36），我們可以推知海西女真人中擁有漢人奴隸並不亞於建州女真。
迨至明代中後期，擄奪漢人的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1541年(嘉靖二十二年)女真人襲擊愛陽堡等處「擄去軍人不知其數，沿邊三、四堡皆空」（37）。萬曆年間，僅萬曆十二年九月至萬曆十三年九月一年時間「遼鎮招徠夷奴歸人一千四百八十二名」（38）。據《明實錄》自隆慶元年到萬曆十四年所載，這20年中累計招還被擄人口達8000多人（39）。能夠招還的當然只是被擄人數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見當時被擄漢人數量之多。努爾哈赤建後金之後，1618年(天命三年)攻掠撫順、東州、馬根丹及其所屬台寨堡，一次就擄掠「人畜三十萬，散給眾軍」（40）。時明遼東諸生李貢有詩云：「赤子(指漢人)半為其(指女真、韃靼)所虜」（41），反映當時漢人大量被擄掠的情況。
總之，當時逃亡和被擄漢人的數量是很多的，所以到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時，被女真人所俘的朝鮮人李民奐親眼看到「自奴酋(指努爾哈赤)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當時的「者片(即漢 文獻 之界凡)城外，漢人男女絡繹往來者片，半於胡」（42），可見漢人在女真人中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了。
這些大量逃亡和被擄漢人來到女真地區，他們不僅雜廁於女真部民之中，而且滲入到每一個女真人家庭中，成為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絕大多數的被擄漢人都與女真人同居共食，組成一個混合家庭，請看下面兩個這樣的家庭：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漢人阿家化說：「俺年十四歲，為建州賊松古老等所搶，隨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43）
1465年(成化元年)，漢人賣土說： 「吾名賣土，父尚阿赤原系遼東人，為建州野人汝弄巨所擄，而奴使之，吾亦生長其家，以所弄介(系鄰部落女真人——作者注)女子舍豆為妻居之。」（44）
從上述兩個被擄漢人所在的女真家庭情況可以看出：阿家化被松古老擄後，一直「隨住其家」；賣土被汝弄巨擄後「亦生長其家」。無疑，他們是女真人家庭中的一部分。「唐女二人」顯然也是松古老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家庭中，女真人、漢人共居—室，「四壁之下，皆設長坑(炕之誤)，絕無遮隔，主、仆男女混處其中。」（45）當然，雖共居一室，滿、漢主僕之間並不是平等的。但兩個民族的人共居一室，從生產技術到風俗習慣、語言文化，必然會互相影響，互相取長補短，天長日久，必然融合為一。
還有一些越邊漢人，在女真地區「男婚女嫁，累代而居」（46）。他們以戶的形式插花錯居在女真人的村落中，有些甚至單獨構成一個小村落。嘉靖年間就出現「越邊唐人之居者已成村落」（47）。
到了萬曆年間，由於八旗制度的創建，使得女真和漢族間的互相滲透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
八旗制度是女真人的傑出領袖努爾哈赤親自創立的一套較為完整、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他把以建州女真為主而聚集起來的族別不同、語言不同、習俗相異、制度懸殊的各族人民，用八旗制度統一編制組織起來。平時耕獵為民，戰時披甲為兵，「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凡隸乎旗者皆可為兵」（48）。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赤就把他始創時每牛錄「五、七名或十數名，或三、四十名不等」（49）的牛錄製，正式確定以每牛錄三百人，置一牛錄額真(漢譯佐領)為制。其後「歸附日眾」，又於1615年在舊有牛錄製度的基礎上，創立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漢人的所有戶口都一起混合編入八旗中去。這樣，每一個旗內都是幾個不同族別、不同地區人的聚合，都按同一個政令進行管轄，並且「共同勞動、同出同行」（50）。八旗組織密切了不同族別人民之間的關係，使各民族之間互相接近、互相滲透。在統一女真各部和征服遼東的過程中，八旗的隊伍不斷地擴大。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在海西女真的葉赫部被兼并後，後金政權的轄境「自東海至遼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鴨綠江，同一語音者俱征服」（51）。在這個廣闊區域內的女真各部以及漢、蒙等各族人民都統統被編制在八旗制度之下。在戰爭中所擄漢人亦往往根據需要，立即被編充八旗兵丁。如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努爾哈赤攻掠撫順城後，就曾將「所擄唐人千餘名，則即削其發，服其胡服，以為先鋒」（52）。當1619年滿、漢、蒙等各民族的八旗兵丁在界凡集會時，朝鮮人李民奐曾目睹盛況：「觀其所聚會者，六鎮藩胡(圖門江之女真)、忽溫(即扈倫)、汝許(即葉赫部)、於知介(即窩集部)、蒙古、唐人……皆是烏合，而無不結為心腹，此必奴酋有籠絡之術也。」（53）可見，入居遼東之際，已經聚結的女真、漢、蒙等各民族的人，以八旗制度為紐帶，逐漸形成了一個共同的居住地域。
從明初到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入居遼東這二百多年中，不僅大量漢人生活在女真人地區，亦有大量女真人通過各種途徑移居到遼東等地；還有一些女真人因朝貢、貿易而來往遼東漢區，在漢區甚至漢人民戶中作短期的駐留和寄宿；而遼東北至開原，南到鴨綠江幾百里長的地帶，邊牆內外的女真和漢族人民錯居接壤，更是過往甚密。所有這些都是漢人和女真人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遼東的遼陽，開原是明一代女真人內移聚居最多的地方。「河東土腴人稠為全遼根本，故國朝建司於遼陽」（54），所以遼陽成為明廷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除了成百上千的各民族的朝貢及來往商賈而外，還安置了大量要求內遷的女真人等。早在洪武十九年，明太祖為了安置來遼東的「高麗、女直來歸軍民」（55），特命於遼陽設置東寧衛。以後歷代都有很多要求內移的女真人被安置在東寧衛居住。東寧衛本身就是一個民族雜居的衛分，其中主要是女真人，亦有部分朝鮮人和少數漢人。漢人系「遼東軍人多有畏衛苦累，私投東寧衛者」（56）。因為東寧衛分是以女真人為主的衛分。所以努爾哈赤入居遼東時說「東寧衛的國人，原是我國人」（57）。遼陽除東寧衛外，尚有一正統八年自開原移來的自在州，也是為專門安置女真人而特別設置的，衙門設在遼陽城「撫安東寧衛，並附近海州、瀋陽中等衛歸降達官人等」（58）。此外，衛治設在遼陽城的定遼左、中、右等衛亦先後安插不少女真人。史載，正統年間，女真要求內附的人劇增。「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遼東總兵官就於自在州、東寧衛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59）。由此觀之，當時的遼陽城確實已成為遼東女真、漢族等兄弟民族的聚居中心。
開原系明邊地的一大要塞，是通向兀良哈及海西等部女真的惟一通道。不僅是邊關的貿易中心，而且也是女真人定居的集聚點。由於其「城大而民眾，物力頗饒」（60），女真人多樂而居之。1408年(永樂六年)，明成祖因京師南京炎熱，所以特命於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以處要求內遷的女真人。後來亦有不少原籍中原，甚至遠及海南雷州半島的漢人官吏商人的子孫，或因祖輩「坐事病故」，或因在遼東居無定處，經明廷允許，紛紛入自在州、安樂州「寄籍當差」（61）。此外，衛治設在開原的遼海、三萬兩衛也主要是安插女真人定居的。總之，明代的開原城是除遼陽而外安插內遷女真人最多的地方。
至於遼東其他諸衛，幾乎多少不等都安插了不少女真入居住。廣寧衛、瀋陽中衛以及南四衛的金、復、海、蓋是僅次於遼陽、開原的衛分。我們僅就《明實錄》所載女真人內遷的情況作一鈎稽。永樂六年至景泰三年，女真人要求定居內地者，除部分安插京師外，皆安置於遼陽、開原居住，亦有一兩例安置廣寧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後至成化年間，要求於遼東居住的人驟增。由於遼陽、開原兩處人滿為患，加之正統十四年到景泰初年，女真劫掠遼東，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所以此間幾乎大都安插在遼東半島的南四衛居住，間或亦有個別安置於廣寧的。自成化以後，人數日多，《明實錄》對女真人要求內遷情況一般不作記載，其詳情已不可考。總之，至明中葉時，據估計遼東直轄衛所的居民人口中，漢人占十分之七，高麗人和歸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62）。據筆者接觸的資料來看，這一估計是可信的。這說明定居遼東諸衛的女真人數量已是十分可觀了。
這些要求到遼東等地居住的女真人，一次少則一、二人，多則幾十人，有許多女真人合家遷居。1451年(景泰二年)， 「海西弗朵禿河等衛女直官舍二十九人挈家來歸，願居遼東邊衛自效。」（63）甚至有「率其家人與其姻媾」（64）。 「以父子兄弟叔侄之親牽引歸附」（65）來遼東居住的。從衛指揮、千百戶、所鎮撫到舍人、家丁，各種身份的人都有。其要求內遷的原因和目的亦各有別：或「以其地缺食」（66）；或「以其先因達賊(指韃靼)殺潰，至是來歸也」（67）；更多的理由是為「願居邊衛自效」。其實不少是仰慕漢文化，貪圖遼東漢區的物質生活而來的。女真人自己說「以中朝(指明朝)政寬賦輕，民皆願居」（68），未必盡然也。
明廷對女真人的安置十分重視，一再指令地方有司妥為安置，依例「給衣服、彩巾、房屋、牛羊、食米、床榻、器皿等物」（69），並「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70），據1417年(永樂十五年)遼東總兵官劉江奏「每年安樂，自在二州寄住撻官俸糧，歲月浩大」（71）。說明為了接待這些女真人，明廷確實不惜工本。此外，內遷遼東的女真各衛首領，明廷還「人給衛丁一名，願出塞外探親者聽(便)」（72），並享有「例得免差」（73）的特權。明廷「待東寧衛人特厚，有軍役人月給銀五錢，糧二十斗，家有十人而一人從軍，則余皆無役」（74）。明廷還「在遼陽自在州建學宮」（75）發展民族文化。甚至還有不少女真人被明廷任命為重要官吏，如海西女真人亦失哈，多次以明廷欽差太監的身份出使奴爾干都司及鎮守遼東，是遼東地方最高軍事官員之一，永寧寺碑上領銜題名第一人就是亦失哈。總之，種種優厚的生活待遇和甚至一般漢人官吏都享受不到的特權，吸引著廣大女真人，特別是女真各部的首領。
除明廷直接安排居住遼東諸衛的女真人外，還有一些女真人是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入居遼東的：(一)有不少沿邊居住的女真人採取「取保寄住」（76）的辦法長期定居於遼東；(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漢人家中傭工的名義長期居住遼東。建州女真王杲部與明廷絕市貢後，「當是時，杲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貢故窘困，往孤山(系沿邊明軍駐守堡城之一)為僱工，庶自給。」（77）連部落首領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漢區為僱工，可見一般貧困女真人往漢區做僱工當為常事；(三)還有一種情況，即因部落戰爭失敗而投奔漢區的。萬曆年間，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併後，其「後裔居中國附塞上襲冠帶者為多」（78）。凡此種種，都說明女真人流入遼東漢區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
此外，因為遼東是女真人朝貢、貿易的必經之地，所以遼東的邊關等地來往駐留或寄宿的女真人很多。當時女真人朝貢、貿易隊伍十分龐大。天順年間，朝貢隊伍「絡繹不絕，動以千計」（79）。為此明廷規定「建州、毛憐等衛許百人。海西兀者等衛許三、五十人」（80）。而實際上後來已遠遠溢出限定的數額。建州等「以成化六年以前，各衛入貢者歲不過八、九百人，至八年以後至千二百餘矣（81）」，超過規定數額的十多倍。萬曆年間，工科給事中王元斡說「是時建州，海西諸夷一闖入關，至於千五百人」（82）。明廷為接待大量朝貢來往的女真人，於遼陽、廣寧等城設「夷人館」、「安夷館」，專門安置臨時過往的女真人。但由於有時來往的女真人過多，一時接納不了，或者因為沿途沒有專門的驛站居住，就只有居於漢人民戶中。這樣就出現了「貢夷往往與民雜居」（83）的局面。遼陽一帶許多來往朝貢、貿易的女真人，就時常因「館繹狹小」不能容納而經常「寄宿軍余之家」（84）。當時的撫順是建州女真入京朝貢的必經之地，「其(指建州女真)來多或五、六百人，少亦二百餘人，俱於城中居民家憩宿」（85）。成百上千的女真人臨時駐留、寄宿遼東各地驛站、夷館，甚至居於漢人民戶家中，必然密切了漢人和女真人之間的戚誼關係。
隨著女真人在遼東周邊地帶的定居，邊關貿易日益繁盛。在開原、撫順、清河、愛陽、寬奠等沿邊的主要關市上，女真人出入十分頻繁。我們從明遼東殘檔萬曆十二年「馬市抽分」檔冊上看到，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逞家奴自開原鎮北關入市，每次都有上千人，兩次累計達2175人。海西哈達部首領猛骨孛羅、歹商自開原廣順關入市，一次亦達1 100人（86）。至於建州女真「從撫順、清河、愛陽等處，隨便互市」（87），人數亦不在少數。女真人攜帶皮毛、人參等土特產「結轂連騎、炫熿於道」（88）。明諸生李貢曾描繪萬曆年間邊關馬市上，兄弟民族關市貿易的繁榮情況：「累累椎髻捆載多，拗轆車聲急如傳，胡兒胡婦亦提攜，異裝異服徒驚□（左目右旬），……夷貨既入華貨隨。譯使相通作行眩。華得夷貨更生殖，夷得華貨即歡忭。」（89）可見，大批女真人來到遼東關市以後，通過互通有無的貿易，增進了解，密切了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溝通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間的感情。
另外，明代北自開原南到鴨綠江數百里長的地帶，漢人和女真人錯居接壤也是民族間互相滲透的一個重要方面。
明正統、嘉靖年間，建州和海西女真先後於遼東周邊地帶定居以後，北自開原，南到愛陽堡一線，逐步形成了漢人和女真人錯居的局面。儘管當時有一堵或土築或石壘的邊牆，但「因雨澇頻年，盡皆坍塌」（90），名存實亡。臨邊居住的漢人和女真人之間，往來移居十分頻繁。至於愛陽堡以南直至鴨綠江邊的鎮江堡(即九連城)一線以外，在萬曆元年以前還是尚未開發的荒漠之區，遼東漢人往來這一帶采參伐木。建州女真也常以這一帶為「圍獵之區」（91）。據親臨其地考察過的明遼東經略熊廷弼說，這一帶並「無一夷居住」，是「華夷共棄之地」（92），「境外為甌脫，蓁莽崎嶇，而夷虜之巢尚遠」（93）。可見當時這一帶並未形成大規模的錯居雜處的局面，只不過是漢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經濟區。但是萬曆六年以後，由於寬奠、長奠、大奠、永奠、新奠、孤山等六堡的移建，很快形成了一個空前規模的民族雜居交往的局面。明廷在那裡設衙門、駐軍隊、建學宮、開關市。因其地「漢夷接壤，民軍苦役往往逃竄其中」（94）。遼東漢族人民甚至遠至山東半島的漢人亦紛紛移居該地，「夷人亦忻然相安」（95）。由於女真和漢人的辛勤開拓，很快使這塊「荒服之區變成禮義之司」（96）。儘管後來曾將部分屯堡後撤，但自移建寬奠六堡開始的大面積「夷夏交錯」的局面始終沒有改變。
總之，從明初到努爾哈赤入居遼東這200多年，遼東邊牆內外女真和漢族之間已經形成空前規模的錯居雜處的局面，客觀上造成了女真和漢族之間不同民族互相滲透的條件，也為以女真人為主體的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如此數量眾多的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的漢人，逃亡和被擄來到女真人中以後，他們與女真人雜居共處，或「為奴使喚、或作媳婦」（97），或自成村落，後來又與女真人一起被編制在八旗組織之中。而遷居遼東的廣大女真人又與遼東漢族人民雜居共處。這樣，在整個東北廣袤的大地上，逐漸形成了民族聚居的共同地域。漢人和女真人在共同地域內長期的雜居共處、互相交往，必然引起女真和漢族的社會經濟、婚姻關係、語言習俗等各方面的變化。不同民族間的互相吸收和互相滲透就是這樣潛移默化地進行著。
首先，社會經濟生活的差距日益縮小。
大量逃亡和被擄漢人來到女真地區，他們帶去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手 工業 技術。推廣牛耕，傳播使用鐵制農具，對發展女真社會的農業和手工業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明初，由於女真人「以放飛打圍為事，不喜羈繫一處」（98）。後來又處於不斷地遷徙和動亂之中，長期居處不定，農業經濟不能立時成為女真人的謀生手段，一旦他們相對定居下來之後，農業生產就在原有基礎上緩慢地發展起來，而那些逃亡和被擄掠的漢人就成為先進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的傳播者。1441年(正統六年)，建州左衛的凡察對朝鮮人說：「我的使喚人口，雖系上國(指明朝)人民，既已做妾為奴，如今農忙時月，被奪轉解，深以為悶。」（99）這說明那些「做妾為奴」的漢人，在女真人中主要從事農業生產。1443年(正統八年)，明錦衣衛指揮吳良在海西女真地區所見被擄漢人，亦主要「驅使耕作」（100）。1469年(成化五年)，建州女真柳尚冬哈在向朝鮮索討兩名逃亡的漢人婦女時說「我以牛馬購奴婢，若不及還，親操耒耜必矣，乞還之」（101）。這說明被擄漢人婦女也主要「操耒耜」，從事農業生產。可見，當時在女真人中「(漢人)奴婢耕作，以輸其主。(女真人)軍卒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102）乃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這樣，大量在女真地區從事農業耕作的漢人男女，就把中原地區漢族的先進的農耕技術傳播到女真人中。到了萬曆年間，隨著努爾哈赤的興起，被擄的漢人和朝鮮人數量越來越多，他們亦俱被「分派於奴酋(指努爾哈赤)舊城外寨居胡家作農事」（103）。努爾哈赤還效仿明遼東屯田制度，「於各處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長，掌治耕穫」（104）。朝鮮人申忠一到建州女真地區去，其「所經處，無墅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墾」（105）。說明明代後期以建州、海西女真為主的女真人，在漢族影響下，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女真人的主要經濟事業。從當時女真人家庭經濟生活來看，亦是「家家皆畜雞、豬、鵝、鴨、羔、羊、犬、貓」（106），幾乎與漢區農戶無大區別。正是由於女真人民和被擄漢人的辛勤開拓，以及女真人積極吸收漢人的先進技術，至萬曆年間，女真的農業生產已有很大發展，上好的土地「則粟一斗落種，可獲八、九石」（107）。在明遼東「馬市抽分」的殘冊上，也有了女真人出售糧食(主要是小米)的記錄，大都是遼東買賣人「使豬牛等物換過麻布、木耳、糧食等貨」（108）。這對女真人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而一旦女真人進入遼河平原以後，農業經濟就在原來的基礎上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逐漸與漢區的農業經濟並駕齊驅。
在當時，一些漢族的手工業工匠或被擄或逃亡，流落在女真地區。他們帶去了漢族地區的先進的手工業技術，對女真地區的手工業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
首先，漢人帶去了先進的冶鐵技術。衛治設在開原的3萬衛、遼海衛，都設置有煉鐵千戶所，擁有大量的冶鐵工匠。這些漢人工匠逃亡、被擄到女真中，傳播了鑄鐵技術，而臨邊居住的女真人和寄住在遼東各衛的女真人，首先學會了改鑄鐵器。1468年(成化四年)，朝鮮人劉德吉親自看到女真人以「箭鏃貿大明鐵自造」（109），可見他們並「不解煉鐵，但得正鐵改造耳」（110），即將「所貿之鍋、鏵……毀碎融液」（111），然後改鑄成各種所需要的器具。直至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3月，建州女真方才真正「始炒鐵，開金銀礦」（112），而且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使這時，建州、海西女真人進貢仍舊「或至各驛索要鐵杓等物，帶至邊外改作盔頂」（113），可見當時改鑄仍舊是女真人的主要手段。但這畢竟是在漢族先進冶鐵技術的影響下，邁出了從改鑄到開礦冶鐵的第一步。
其次，女真人的紡織技術也是在漢族人民的影響下不斷發展起來的。男耕女織的中原地區的封建經濟，使得紡紗織布早已成為漢族婦女十分嫻熟的傳統手工工藝。那些逃亡、被擄的漢人婦女，首先把這一傳統技術傳播到女真人地區。儘管對於建州、毛憐女真人早有「善緝紡」（114）的記載，但畢竟仍舊是少量的和初步的，即使到了萬曆年間「女工所織只麻布」（115）。1578年(萬曆六年)的遼東關市「馬市抽分」冊中，已頻繁出現了女真人出售麻布的記錄（116）。但女真人真正開始「為繅絲織緞而飼養家蠶，……為織布而種植棉花」（117）那還是在1616年，即後金天命元年以後。即使在那時，據朝鮮人李民奐所見，「織綿刺繡則唐人所為也」（118）。可見漢人的紡織技術一直在女真人中傳播著，它直接影響著女真人紡織技術的發展。
其他一些手工工藝，也是由於不少漢族工匠流落到女真地區而得以傳播的。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朝鮮通事河世國曾到過建州女真居住區，親眼看到「老乙可赤(即努爾哈赤)兄弟所住家舍，則瓦蓋……別設樓閣之處，皆為瓦蓋」，而從事建築工藝的人中有「畫員二名、瓦匠三名，則天朝(指明朝)命送之人」（119）。正是這些漢族工匠傳播了「燔瓦」和構造瓦蓋建築的技術，並和女真工匠一起構築了後金赫圖阿拉城的主要建築。滿文的樓、宮和漢語的樓、宮既同音又同義，表明建州女真的樓閣宮室乃是女真和漢文化交流的結果。
由於女真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能夠根據當地條件，不斷吸取了漢人的先進的耕作和手工業技術，才進而使農業生產和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女真人飼養牲畜，特別是飼養馬匹的技術也在遼東各衛傳播開來。總之，女真和漢族之間在生產技術和經濟生活方面的差距日益縮小。
其二，互通婚媾。
在女真人和漢人的錯居雜處過程中，由於互相婚媾，從而引起了血緣關係上的變化。
漢人和女真人互通婚媾在女真各部是普遍現象。不僅有漢人婦女嫁給女真男人，亦有漢人男子娶女真婦女為妻的。女真人擄掠遼東時，特別注重擄掠遼東漢人婦女，即去之後，或「作媳婦」，或「作妾」。也有一些貧困的漢人婦女迫於生活去女真地區謀生而嫁與女真人的，這就是女真人所說的「作妾而居者」（120）。1469年(成化五年)，被擄漢人弄今從女真中逃到朝鮮，女真人多良哈要求索還時說「我買弄今於火剌溫兀狄哈，累年作妻率居。今乃逃來……乞還給」（121）；1484年(成化二十年)，被擄漢女三者逃來朝鮮：「自雲愁升應巨(女真人)妻，因其夫出獵，逃來欲還本土(遼東)」（122）。1524年(嘉靖三年) 「野人(即女真人)高時下打廝役人童甫澄可(女真人)率其妻唐女出來於滿蒲」（123）。至於女真婦女嫁於漢人男子的情況亦屢見不鮮。1446年(正統十一年)，被擄漢人舍吾將等人，從女真逃到朝鮮轉返遼東時，舍吾將之妻系「野人之女，固有從夫之道」（124），也隨舍吾將一起逃來；1465年(成化元年)逃來朝鮮的漢人賣土也是「以所弄介女子舍豆為妻」（125）；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被擄漢人王昌逃到朝鮮，「王昌之妻於呂雖實胡女」（126）亦從夫逃來。萬曆年間，努爾哈赤亦曾將其侄女(其弟速爾哈赤之女)嫁與明遼東總兵李如柏。上述事實說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漢人和女真人通婚是屢見不鮮的。如果我們就漢人婦女嫁與女真人和女真婦女嫁與漢人兩者作比較的話，由於各種社會因素，前者顯然要遠遠多於後者。
大量漢人與女真人通婚的結果，那些新生的第二代，儘管他們的父母分別來自不同的民族，而他們的血管中流動的卻是民族融合的血液。他們已是具有新的 內容 和新的面貌的新的一代女真人。
研究 滿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女真和漢民族間的互相吸收、互相滲透的血肉聯繫，對於我們進一步揭示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特別是滿漢民族歷史上的不解之緣，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本文僅就明代女真和漢族間的滲透和融合的角度來探索滿族共同體的形成，至於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不是本文的議題，恕不贅言。筆者管見，尚祈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
1635年(明崇禎八年，後金天聰九年)，皇太極莊嚴宣布：「夫珠申之號，乃席比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①自此，滿洲才正式作為民族名稱載入中華民族史冊。
但是，滿洲族(簡稱滿族)的歷史卻不是從這時才開始的，滿族脫胎於明代的女真。而女真是我國境內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周秦的肅慎，兩漢的婁挹，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遼、金、元時均稱女真(史書諱遼興宗耶律宗真，故至明時一直稱女直)。女真及其先人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他們為繁榮祖國的文化、創造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女真和漢族等兄弟民族一起生活、繁衍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共同吮吸中華民族這個慈母的乳汁而成長、壯大。
明代，女真各部散居於東北廣大地區。明廷因其部落，先後設置了380多個衛②。任命部族首領為衛所指揮、鎮撫，使其「俾仍舊俗，各統其屬」③管理本部族的事務。這樣，由明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並給予誥印、敕書、冠帶、襲衣的部族首領，就成為明中央王朝在女真各部實行統治的代理人。這就從 法律 形式上肯定了明廷與女真諸部在 政治 上的隸屬關係。
明代女真主要分三大部，即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明初，三大部女真人都居住在黑龍江、松花江、綏芬河流域。由於歷史上的淵源，以及本部族 經濟 、文化 發展 的需要，同時也因為不斷地受到強悍的野人女真的侵害和瓦刺東移的壓迫，建州、海西女真開始了向漢民族聚居的遼東周邊地帶流徙。建州女真自牡丹江、綏芬河流域遷到圖門江流域一帶，輾轉遷徙，最終於正統年間經明廷允許遷到與遼東漢區緊鄰的渾河、蘇子河流域一帶。這裡既有「林木障天，晴晝如晦」的深山老林可以「持險負固」④，又有一塊塊肥沃的小塊盆地(東北地區稱為甸子)適於耕種。此處群山對峙，威遠遐邇，確實是形勝之地。因此，建州女真在這裡停止了遷徙的步伐，開始生聚蓄積，並與遼東漢區人民進行更加頻繁的經濟文化的交往。這裡，就是日後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龍興」發祥之地。海西女真也幾經遷徙，於嘉靖年間最終定居於開原東北至輝發河流域、松花江上游一帶。至於野人女真中的大部分仍舊躑躅在黑龍江中下游直至東海岸一帶，女真各部就散居在東北廣闊的大地上，他們與流落在那裡的漢族等兄弟民族的廣大人民一起披荊斬棘，辛勤地開拓著祖國邊疆的每一寸土地，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
隨著建州、海西女真的南遷，女真人和漢人間的接近和交往就日益頻繁起來。越是接近遼東漢人聚居區，這種互相接近、互相滲透就越加頻繁。最終與漢人只是隔牆(指明遼東邊牆)毗鄰。一堵敗垣，隔不斷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向，許多漢人或因逃亡、或被擄掠流落到女真各部；同時，女真各部也有許多女真人紛紛要求移居遼東以至京師及關內各地。明中葉以後，遼東邊牆內外已形成南北人口對流的運動，漢人和女真人更加廣泛的錯居雜處，互相滲透、互相融合。整個「白山黑水」之間、遼河平原上下，以至廣闊的東北大地已成為一座民族滲透的大熔爐。滿族共同體就是在不同民族間互相滲透中凝聚、形成、發展和不斷擴大的。
自明初開始，就有不少漢人逃亡到女真各部。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竄者」⑤，或為生活所迫越邊謀生者。因為明代的差役本來就十分繁重，「衛所丁差有邊夫、局夫、垛軍、買馬等項，事繁差重」⑥，加上「遼東近城各衛膏腴田地多被衛所官員富豪占(據)」，而衛所軍官「多不恤軍士，侵克月糧」⑦。如此肆意盤剝、魚肉軍丁的結果，使軍丁、舍余或零散或成批地逃到女真各部。宣德年間，軍卒「畏避屯戎，潛奔虜營」多有發生。明宣宗派遣官吏率軍卒去松花江造船運糧，因為距內地太遠，物資轉輸十分困難，加之軍吏的肆虐，軍丁不堪其苦，結果「逃入海西諸部者，已有五百餘人」⑧正統年間，遼東人馬把連等三十八戶越邊到建州女真地區謀生，明政府派人前去追索，「把連等皆匿海西，准取回阿刺孫等十三戶八十人」⑨。此其犖犖大者。零散逃亡者不可勝計，如永樂年間就有不甘軍吏欺壓的「軍卒二人，逃到海西二十餘年」 ⑩。因犯罪逃亡者，如天順年間遼東漢人劉八當哈「因盜馬事露畏罪奔建州」（11）。上述情況說明，明前、中期越邊逃亡到海西、建州的遼東人已不在少數。
到了明代後期朝廷日益腐敗，宦官擅權舞弊，稅監充斥各地，騷擾地方。「遼左群奸互構、稅監庇惡匿贓」（12），以致遼民怨聲載道。繼之又「雨水風蟲、相繼為災」（13），屯田制度日漸墮毀，以致遼東「芻粟空竭，人馬倒死相枕藉」（14），天災人禍逼得遼東廣大軍民走投無路「至欲順虜逃生」（15），甚至有些遼民「則寧歸建酋(即建州女真)，不願歸於 中國 (即明朝)」（16）。而當時女真一方卻又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特別是建州女真自努爾哈赤興起之後，十分注意招徠漢人，「以民(指漢人)為奇貨而潛招之」（17），致使「懼罪脫逃之人，俱以奴寨為窟穴」（18），努爾哈赤並「特築一城居之，號曰蠻子城」（19）。努爾哈赤入居遼東之前，寬待、招徠漢人的政策，對明代遼東的邊防起了銷蝕和瓦解作用。致有「合營男婦數千北走」（20），欲逃往建州女真。萬曆三十四年，李成梁等將遼東周邊部分屯堡後撤時，原住遼東邊地「鴉鶻關外，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21）一帶的漢人中，「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22），萬曆年間遼東督撫梁夢龍承認「自災虜頻仍，軍民逃亡者半，而邊吏張濤已看出「建州富殖，遼人久為所有」（24），致使當時的巡撫山東御史翟風坤不得不發出「我遼民以役重差煩，至於無可奈何，願隨之(指女真)去，將來之憂方大耳」（25）的感嘆。
除了越邊逃亡而移居女真的遼東漢人外，女真各部還擄掠了大量的遼東軍民。隨著女真 社會 的發展，女真貴族需要補充大量的勞動力，遼東漢人就成為其主要來源。他們或系女真人入境搶掠所擄，或系「境外多物產，如貂皮、人參、材木、魚鮮之類，人(指漢人)圖其利，往往越境而取之」（26）以致被擄。據親自到過女真入居住區的朝鮮人說：「野人(指女真人)剽掠上國(指明朝)邊氓，做奴使喚，乃其俗也。」（27）除擄掠一般「邊氓」而外，也擄掠遼東「軍丁以為奴僕」（28）。可見當時女真各部擄掠漢人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且就其數量來說也是很驚人的。僅以建州女真為例，見諸中、朝兩國官方史乘《明實錄》和朝鮮《李朝實錄》記載，自1422年(永樂二十年)到1451年(景泰三年)，其間約30年，自建州女真脫逃到朝鮮，再由朝鮮政府轉解而回的遼東人累計達1003人（29）；自建州女真直接「刷還」回遼東的累計達368人（30）；明廷派遣官員直接追索回566人（31）；總計被擄而回1937人。其中不排除有少量的其他民族人，但絕大部分都是漢人，這一點是無疑的。而當時建州三衛女真「(李)滿住(建州衛)管下一千七百餘戶，充尚(即童侖建州左衛)、甫下吐(即不花禿、建州右衛)管下共六百戶」（32），累計共2300戶。以2300戶的建州三衛僅30年間就從中脫逃出被擄遼東人近2000人，幾乎接近每一戶女真家庭中逃脫出一個遼東人。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況且能夠脫逃出來的畢竟是少數。據此，我們可以推斷，以平均值 計算 ，建州女真每戶中擁有一至二名遼東漢人奴隸，大概是可能的。
為了證明這一推斷，我們還可以臚舉當時其他女真家庭中擁有奴隸的情況作為佐證。1433年(明宣德八年)女真人林哈之妻說：「我家奴婢六口逃去。」（33）1473年(成化九年)女真人李阿堂可說： 「率居唐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34）這兩戶都是擁有六七名奴婢的女真人家庭。明中前期女真人的奴婢中主要是漢人，因為「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為奴，必擄漢人互相買賣使喚」（35），其中也有少量的朝鮮等其他族人。這兩條資料說明，當時在建州女真人中超過我們推斷的平均值一至二名奴婢的還不在少數。
至於海西女真這一時期擄掠漢人的情況，儘管沒有確切的史乘可考，但根據1443年(正統八年)錦衣衛指揮僉事吳良的奏書中說「臣奉命使海西，見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指漢人)」（36），我們可以推知海西女真人中擁有漢人奴隸並不亞於建州女真。
迨至明代中後期，擄奪漢人的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1541年(嘉靖二十二年)女真人襲擊愛陽堡等處「擄去軍人不知其數，沿邊三、四堡皆空」（37）。萬曆年間，僅萬曆十二年九月至萬曆十三年九月一年時間「遼鎮招徠夷奴歸人一千四百八十二名」（38）。據《明實錄》自隆慶元年到萬曆十四年所載，這20年中累計招還被擄人口達8000多人（39）。能夠招還的當然只是被擄人數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見當時被擄漢人數量之多。努爾哈赤建後金之後，1618年(天命三年)攻掠撫順、東州、馬根丹及其所屬台寨堡，一次就擄掠「人畜三十萬，散給眾軍」（40）。時明遼東諸生李貢有詩云：「赤子(指漢人)半為其(指女真、韃靼)所虜」（41），反映當時漢人大量被擄掠的情況。
總之，當時逃亡和被擄漢人的數量是很多的，所以到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時，被女真人所俘的朝鮮人李民奐親眼看到「自奴酋(指努爾哈赤)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當時的「者片(即漢 文獻 之界凡)城外，漢人男女絡繹往來者片，半於胡」（42），可見漢人在女真人中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了。
這些大量逃亡和被擄漢人來到女真地區，他們不僅雜廁於女真部民之中，而且滲入到每一個女真人家庭中，成為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絕大多數的被擄漢人都與女真人同居共食，組成一個混合家庭，請看下面兩個這樣的家庭：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漢人阿家化說：「俺年十四歲，為建州賊松古老等所搶，隨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43）
1465年(成化元年)，漢人賣土說： 「吾名賣土，父尚阿赤原系遼東人，為建州野人汝弄巨所擄，而奴使之，吾亦生長其家，以所弄介(系鄰部落女真人——作者注)女子舍豆為妻居之。」（44）
從上述兩個被擄漢人所在的女真家庭情況可以看出：阿家化被松古老擄後，一直「隨住其家」；賣土被汝弄巨擄後「亦生長其家」。無疑，他們是女真人家庭中的一部分。「唐女二人」顯然也是松古老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家庭中，女真人、漢人共居—室，「四壁之下，皆設長坑(炕之誤)，絕無遮隔，主、仆男女混處其中。」（45）當然，雖共居一室，滿、漢主僕之間並不是平等的。但兩個民族的人共居一室，從生產技術到風俗習慣、語言文化，必然會互相影響，互相取長補短，天長日久，必然融合為一。
還有一些越邊漢人，在女真地區「男婚女嫁，累代而居」（46）。他們以戶的形式插花錯居在女真人的村落中，有些甚至單獨構成一個小村落。嘉靖年間就出現「越邊唐人之居者已成村落」（47）。
到了萬曆年間，由於八旗制度的創建，使得女真和漢族間的互相滲透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
八旗制度是女真人的傑出領袖努爾哈赤親自創立的一套較為完整、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他把以建州女真為主而聚集起來的族別不同、語言不同、習俗相異、制度懸殊的各族人民，用八旗制度統一編制組織起來。平時耕獵為民，戰時披甲為兵，「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凡隸乎旗者皆可為兵」（48）。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赤就把他始創時每牛錄「五、七名或十數名，或三、四十名不等」（49）的牛錄製，正式確定以每牛錄三百人，置一牛錄額真(漢譯佐領)為制。其後「歸附日眾」，又於1615年在舊有牛錄製度的基礎上，創立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漢人的所有戶口都一起混合編入八旗中去。這樣，每一個旗內都是幾個不同族別、不同地區人的聚合，都按同一個政令進行管轄，並且「共同勞動、同出同行」（50）。八旗組織密切了不同族別人民之間的關係，使各民族之間互相接近、互相滲透。在統一女真各部和征服遼東的過程中，八旗的隊伍不斷地擴大。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在海西女真的葉赫部被兼并後，後金政權的轄境「自東海至遼邊，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鴨綠江，同一語音者俱征服」（51）。在這個廣闊區域內的女真各部以及漢、蒙等各族人民都統統被編制在八旗制度之下。在戰爭中所擄漢人亦往往根據需要，立即被編充八旗兵丁。如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努爾哈赤攻掠撫順城後，就曾將「所擄唐人千餘名，則即削其發，服其胡服，以為先鋒」（52）。當1619年滿、漢、蒙等各民族的八旗兵丁在界凡集會時，朝鮮人李民奐曾目睹盛況：「觀其所聚會者，六鎮藩胡(圖門江之女真)、忽溫(即扈倫)、汝許(即葉赫部)、於知介(即窩集部)、蒙古、唐人……皆是烏合，而無不結為心腹，此必奴酋有籠絡之術也。」（53）可見，入居遼東之際，已經聚結的女真、漢、蒙等各民族的人，以八旗制度為紐帶，逐漸形成了一個共同的居住地域。
從明初到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入居遼東這二百多年中，不僅大量漢人生活在女真人地區，亦有大量女真人通過各種途徑移居到遼東等地；還有一些女真人因朝貢、貿易而來往遼東漢區，在漢區甚至漢人民戶中作短期的駐留和寄宿；而遼東北至開原，南到鴨綠江幾百里長的地帶，邊牆內外的女真和漢族人民錯居接壤，更是過往甚密。所有這些都是漢人和女真人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遼東的遼陽，開原是明一代女真人內移聚居最多的地方。「河東土腴人稠為全遼根本，故國朝建司於遼陽」（54），所以遼陽成為明廷在遼東的統治中心。除了成百上千的各民族的朝貢及來往商賈而外，還安置了大量要求內遷的女真人等。早在洪武十九年，明太祖為了安置來遼東的「高麗、女直來歸軍民」（55），特命於遼陽設置東寧衛。以後歷代都有很多要求內移的女真人被安置在東寧衛居住。東寧衛本身就是一個民族雜居的衛分，其中主要是女真人，亦有部分朝鮮人和少數漢人。漢人系「遼東軍人多有畏衛苦累，私投東寧衛者」（56）。因為東寧衛分是以女真人為主的衛分。所以努爾哈赤入居遼東時說「東寧衛的國人，原是我國人」（57）。遼陽除東寧衛外，尚有一正統八年自開原移來的自在州，也是為專門安置女真人而特別設置的，衙門設在遼陽城「撫安東寧衛，並附近海州、瀋陽中等衛歸降達官人等」（58）。此外，衛治設在遼陽城的定遼左、中、右等衛亦先後安插不少女真人。史載，正統年間，女真要求內附的人劇增。「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遼東總兵官就於自在州、東寧衛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59）。由此觀之，當時的遼陽城確實已成為遼東女真、漢族等兄弟民族的聚居中心。
開原系明邊地的一大要塞，是通向兀良哈及海西等部女真的惟一通道。不僅是邊關的貿易中心，而且也是女真人定居的集聚點。由於其「城大而民眾，物力頗饒」（60），女真人多樂而居之。1408年(永樂六年)，明成祖因京師南京炎熱，所以特命於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以處要求內遷的女真人。後來亦有不少原籍中原，甚至遠及海南雷州半島的漢人官吏商人的子孫，或因祖輩「坐事病故」，或因在遼東居無定處，經明廷允許，紛紛入自在州、安樂州「寄籍當差」（61）。此外，衛治設在開原的遼海、三萬兩衛也主要是安插女真人定居的。總之，明代的開原城是除遼陽而外安插內遷女真人最多的地方。
至於遼東其他諸衛，幾乎多少不等都安插了不少女真入居住。廣寧衛、瀋陽中衛以及南四衛的金、復、海、蓋是僅次於遼陽、開原的衛分。我們僅就《明實錄》所載女真人內遷的情況作一鈎稽。永樂六年至景泰三年，女真人要求定居內地者，除部分安插京師外，皆安置於遼陽、開原居住，亦有一兩例安置廣寧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後至成化年間，要求於遼東居住的人驟增。由於遼陽、開原兩處人滿為患，加之正統十四年到景泰初年，女真劫掠遼東，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所以此間幾乎大都安插在遼東半島的南四衛居住，間或亦有個別安置於廣寧的。自成化以後，人數日多，《明實錄》對女真人要求內遷情況一般不作記載，其詳情已不可考。總之，至明中葉時，據估計遼東直轄衛所的居民人口中，漢人占十分之七，高麗人和歸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62）。據筆者接觸的資料來看，這一估計是可信的。這說明定居遼東諸衛的女真人數量已是十分可觀了。
這些要求到遼東等地居住的女真人，一次少則一、二人，多則幾十人，有許多女真人合家遷居。1451年(景泰二年)， 「海西弗朵禿河等衛女直官舍二十九人挈家來歸，願居遼東邊衛自效。」（63）甚至有「率其家人與其姻媾」（64）。 「以父子兄弟叔侄之親牽引歸附」（65）來遼東居住的。從衛指揮、千百戶、所鎮撫到舍人、家丁，各種身份的人都有。其要求內遷的原因和目的亦各有別：或「以其地缺食」（66）；或「以其先因達賊(指韃靼)殺潰，至是來歸也」（67）；更多的理由是為「願居邊衛自效」。其實不少是仰慕漢文化，貪圖遼東漢區的物質生活而來的。女真人自己說「以中朝(指明朝)政寬賦輕，民皆願居」（68），未必盡然也。
明廷對女真人的安置十分重視，一再指令地方有司妥為安置，依例「給衣服、彩巾、房屋、牛羊、食米、床榻、器皿等物」（69），並「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70），據1417年(永樂十五年)遼東總兵官劉江奏「每年安樂，自在二州寄住撻官俸糧，歲月浩大」（71）。說明為了接待這些女真人，明廷確實不惜工本。此外，內遷遼東的女真各衛首領，明廷還「人給衛丁一名，願出塞外探親者聽(便)」（72），並享有「例得免差」（73）的特權。明廷「待東寧衛人特厚，有軍役人月給銀五錢，糧二十斗，家有十人而一人從軍，則余皆無役」（74）。明廷還「在遼陽自在州建學宮」（75）發展民族文化。甚至還有不少女真人被明廷任命為重要官吏，如海西女真人亦失哈，多次以明廷欽差太監的身份出使奴爾干都司及鎮守遼東，是遼東地方最高軍事官員之一，永寧寺碑上領銜題名第一人就是亦失哈。總之，種種優厚的生活待遇和甚至一般漢人官吏都享受不到的特權，吸引著廣大女真人，特別是女真各部的首領。
除明廷直接安排居住遼東諸衛的女真人外，還有一些女真人是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入居遼東的：(一)有不少沿邊居住的女真人採取「取保寄住」（76）的辦法長期定居於遼東；(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漢人家中傭工的名義長期居住遼東。建州女真王杲部與明廷絕市貢後，「當是時，杲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貢故窘困，往孤山(系沿邊明軍駐守堡城之一)為僱工，庶自給。」（77）連部落首領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漢區為僱工，可見一般貧困女真人往漢區做僱工當為常事；(三)還有一種情況，即因部落戰爭失敗而投奔漢區的。萬曆年間，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併後，其「後裔居中國附塞上襲冠帶者為多」（78）。凡此種種，都說明女真人流入遼東漢區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
此外，因為遼東是女真人朝貢、貿易的必經之地，所以遼東的邊關等地來往駐留或寄宿的女真人很多。當時女真人朝貢、貿易隊伍十分龐大。天順年間，朝貢隊伍「絡繹不絕，動以千計」（79）。為此明廷規定「建州、毛憐等衛許百人。海西兀者等衛許三、五十人」（80）。而實際上後來已遠遠溢出限定的數額。建州等「以成化六年以前，各衛入貢者歲不過八、九百人，至八年以後至千二百餘矣（81）」，超過規定數額的十多倍。萬曆年間，工科給事中王元斡說「是時建州，海西諸夷一闖入關，至於千五百人」（82）。明廷為接待大量朝貢來往的女真人，於遼陽、廣寧等城設「夷人館」、「安夷館」，專門安置臨時過往的女真人。但由於有時來往的女真人過多，一時接納不了，或者因為沿途沒有專門的驛站居住，就只有居於漢人民戶中。這樣就出現了「貢夷往往與民雜居」（83）的局面。遼陽一帶許多來往朝貢、貿易的女真人，就時常因「館繹狹小」不能容納而經常「寄宿軍余之家」（84）。當時的撫順是建州女真入京朝貢的必經之地，「其(指建州女真)來多或五、六百人，少亦二百餘人，俱於城中居民家憩宿」（85）。成百上千的女真人臨時駐留、寄宿遼東各地驛站、夷館，甚至居於漢人民戶家中，必然密切了漢人和女真人之間的戚誼關係。
隨著女真人在遼東周邊地帶的定居，邊關貿易日益繁盛。在開原、撫順、清河、愛陽、寬奠等沿邊的主要關市上，女真人出入十分頻繁。我們從明遼東殘檔萬曆十二年「馬市抽分」檔冊上看到，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逞家奴自開原鎮北關入市，每次都有上千人，兩次累計達2175人。海西哈達部首領猛骨孛羅、歹商自開原廣順關入市，一次亦達1 100人（86）。至於建州女真「從撫順、清河、愛陽等處，隨便互市」（87），人數亦不在少數。女真人攜帶皮毛、人參等土特產「結轂連騎、炫熿於道」（88）。明諸生李貢曾描繪萬曆年間邊關馬市上，兄弟民族關市貿易的繁榮情況：「累累椎髻捆載多，拗轆車聲急如傳，胡兒胡婦亦提攜，異裝異服徒驚□（左目右旬），……夷貨既入華貨隨。譯使相通作行眩。華得夷貨更生殖，夷得華貨即歡忭。」（89）可見，大批女真人來到遼東關市以後，通過互通有無的貿易，增進了解，密切了兄弟民族之間的關係，溝通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間的感情。
另外，明代北自開原南到鴨綠江數百里長的地帶，漢人和女真人錯居接壤也是民族間互相滲透的一個重要方面。
明正統、嘉靖年間，建州和海西女真先後於遼東周邊地帶定居以後，北自開原，南到愛陽堡一線，逐步形成了漢人和女真人錯居的局面。儘管當時有一堵或土築或石壘的邊牆，但「因雨澇頻年，盡皆坍塌」（90），名存實亡。臨邊居住的漢人和女真人之間，往來移居十分頻繁。至於愛陽堡以南直至鴨綠江邊的鎮江堡(即九連城)一線以外，在萬曆元年以前還是尚未開發的荒漠之區，遼東漢人往來這一帶采參伐木。建州女真也常以這一帶為「圍獵之區」（91）。據親臨其地考察過的明遼東經略熊廷弼說，這一帶並「無一夷居住」，是「華夷共棄之地」（92），「境外為甌脫，蓁莽崎嶇，而夷虜之巢尚遠」（93）。可見當時這一帶並未形成大規模的錯居雜處的局面，只不過是漢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經濟區。但是萬曆六年以後，由於寬奠、長奠、大奠、永奠、新奠、孤山等六堡的移建，很快形成了一個空前規模的民族雜居交往的局面。明廷在那裡設衙門、駐軍隊、建學宮、開關市。因其地「漢夷接壤，民軍苦役往往逃竄其中」（94）。遼東漢族人民甚至遠至山東半島的漢人亦紛紛移居該地，「夷人亦忻然相安」（95）。由於女真和漢人的辛勤開拓，很快使這塊「荒服之區變成禮義之司」（96）。儘管後來曾將部分屯堡後撤，但自移建寬奠六堡開始的大面積「夷夏交錯」的局面始終沒有改變。
總之，從明初到努爾哈赤入居遼東這200多年，遼東邊牆內外女真和漢族之間已經形成空前規模的錯居雜處的局面，客觀上造成了女真和漢族之間不同民族互相滲透的條件，也為以女真人為主體的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如此數量眾多的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的漢人，逃亡和被擄來到女真人中以後，他們與女真人雜居共處，或「為奴使喚、或作媳婦」（97），或自成村落，後來又與女真人一起被編制在八旗組織之中。而遷居遼東的廣大女真人又與遼東漢族人民雜居共處。這樣，在整個東北廣袤的大地上，逐漸形成了民族聚居的共同地域。漢人和女真人在共同地域內長期的雜居共處、互相交往，必然引起女真和漢族的社會經濟、婚姻關係、語言習俗等各方面的變化。不同民族間的互相吸收和互相滲透就是這樣潛移默化地進行著。
首先，社會經濟生活的差距日益縮小。
大量逃亡和被擄漢人來到女真地區，他們帶去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手 工業 技術。推廣牛耕，傳播使用鐵制農具，對發展女真社會的農業和手工業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明初，由於女真人「以放飛打圍為事，不喜羈繫一處」（98）。後來又處於不斷地遷徙和動亂之中，長期居處不定，農業經濟不能立時成為女真人的謀生手段，一旦他們相對定居下來之後，農業生產就在原有基礎上緩慢地發展起來，而那些逃亡和被擄掠的漢人就成為先進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的傳播者。1441年(正統六年)，建州左衛的凡察對朝鮮人說：「我的使喚人口，雖系上國(指明朝)人民，既已做妾為奴，如今農忙時月，被奪轉解，深以為悶。」（99）這說明那些「做妾為奴」的漢人，在女真人中主要從事農業生產。1443年(正統八年)，明錦衣衛指揮吳良在海西女真地區所見被擄漢人，亦主要「驅使耕作」（100）。1469年(成化五年)，建州女真柳尚冬哈在向朝鮮索討兩名逃亡的漢人婦女時說「我以牛馬購奴婢，若不及還，親操耒耜必矣，乞還之」（101）。這說明被擄漢人婦女也主要「操耒耜」，從事農業生產。可見，當時在女真人中「(漢人)奴婢耕作，以輸其主。(女真人)軍卒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102）乃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這樣，大量在女真地區從事農業耕作的漢人男女，就把中原地區漢族的先進的農耕技術傳播到女真人中。到了萬曆年間，隨著努爾哈赤的興起，被擄的漢人和朝鮮人數量越來越多，他們亦俱被「分派於奴酋(指努爾哈赤)舊城外寨居胡家作農事」（103）。努爾哈赤還效仿明遼東屯田制度，「於各處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長，掌治耕穫」（104）。朝鮮人申忠一到建州女真地區去，其「所經處，無墅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墾」（105）。說明明代後期以建州、海西女真為主的女真人，在漢族影響下，農業經濟已經成為女真人的主要經濟事業。從當時女真人家庭經濟生活來看，亦是「家家皆畜雞、豬、鵝、鴨、羔、羊、犬、貓」（106），幾乎與漢區農戶無大區別。正是由於女真人民和被擄漢人的辛勤開拓，以及女真人積極吸收漢人的先進技術，至萬曆年間，女真的農業生產已有很大發展，上好的土地「則粟一斗落種，可獲八、九石」（107）。在明遼東「馬市抽分」的殘冊上，也有了女真人出售糧食(主要是小米)的記錄，大都是遼東買賣人「使豬牛等物換過麻布、木耳、糧食等貨」（108）。這對女真人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而一旦女真人進入遼河平原以後，農業經濟就在原來的基礎上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逐漸與漢區的農業經濟並駕齊驅。
在當時，一些漢族的手工業工匠或被擄或逃亡，流落在女真地區。他們帶去了漢族地區的先進的手工業技術，對女真地區的手工業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
首先，漢人帶去了先進的冶鐵技術。衛治設在開原的3萬衛、遼海衛，都設置有煉鐵千戶所，擁有大量的冶鐵工匠。這些漢人工匠逃亡、被擄到女真中，傳播了鑄鐵技術，而臨邊居住的女真人和寄住在遼東各衛的女真人，首先學會了改鑄鐵器。1468年(成化四年)，朝鮮人劉德吉親自看到女真人以「箭鏃貿大明鐵自造」（109），可見他們並「不解煉鐵，但得正鐵改造耳」（110），即將「所貿之鍋、鏵……毀碎融液」（111），然後改鑄成各種所需要的器具。直至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3月，建州女真方才真正「始炒鐵，開金銀礦」（112），而且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即使這時，建州、海西女真人進貢仍舊「或至各驛索要鐵杓等物，帶至邊外改作盔頂」（113），可見當時改鑄仍舊是女真人的主要手段。但這畢竟是在漢族先進冶鐵技術的影響下，邁出了從改鑄到開礦冶鐵的第一步。
其次，女真人的紡織技術也是在漢族人民的影響下不斷發展起來的。男耕女織的中原地區的封建經濟，使得紡紗織布早已成為漢族婦女十分嫻熟的傳統手工工藝。那些逃亡、被擄的漢人婦女，首先把這一傳統技術傳播到女真人地區。儘管對於建州、毛憐女真人早有「善緝紡」（114）的記載，但畢竟仍舊是少量的和初步的，即使到了萬曆年間「女工所織只麻布」（115）。1578年(萬曆六年)的遼東關市「馬市抽分」冊中，已頻繁出現了女真人出售麻布的記錄（116）。但女真人真正開始「為繅絲織緞而飼養家蠶，……為織布而種植棉花」（117）那還是在1616年，即後金天命元年以後。即使在那時，據朝鮮人李民奐所見，「織綿刺繡則唐人所為也」（118）。可見漢人的紡織技術一直在女真人中傳播著，它直接影響著女真人紡織技術的發展。
其他一些手工工藝，也是由於不少漢族工匠流落到女真地區而得以傳播的。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朝鮮通事河世國曾到過建州女真居住區，親眼看到「老乙可赤(即努爾哈赤)兄弟所住家舍，則瓦蓋……別設樓閣之處，皆為瓦蓋」，而從事建築工藝的人中有「畫員二名、瓦匠三名，則天朝(指明朝)命送之人」（119）。正是這些漢族工匠傳播了「燔瓦」和構造瓦蓋建築的技術，並和女真工匠一起構築了後金赫圖阿拉城的主要建築。滿文的樓、宮和漢語的樓、宮既同音又同義，表明建州女真的樓閣宮室乃是女真和漢文化交流的結果。
由於女真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能夠根據當地條件，不斷吸取了漢人的先進的耕作和手工業技術，才進而使農業生產和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女真人飼養牲畜，特別是飼養馬匹的技術也在遼東各衛傳播開來。總之，女真和漢族之間在生產技術和經濟生活方面的差距日益縮小。
其二，互通婚媾。
在女真人和漢人的錯居雜處過程中，由於互相婚媾，從而引起了血緣關係上的變化。
漢人和女真人互通婚媾在女真各部是普遍現象。不僅有漢人婦女嫁給女真男人，亦有漢人男子娶女真婦女為妻的。女真人擄掠遼東時，特別注重擄掠遼東漢人婦女，即去之後，或「作媳婦」，或「作妾」。也有一些貧困的漢人婦女迫於生活去女真地區謀生而嫁與女真人的，這就是女真人所說的「作妾而居者」（120）。1469年(成化五年)，被擄漢人弄今從女真中逃到朝鮮，女真人多良哈要求索還時說「我買弄今於火剌溫兀狄哈，累年作妻率居。今乃逃來……乞還給」（121）；1484年(成化二十年)，被擄漢女三者逃來朝鮮：「自雲愁升應巨(女真人)妻，因其夫出獵，逃來欲還本土(遼東)」（122）。1524年(嘉靖三年) 「野人(即女真人)高時下打廝役人童甫澄可(女真人)率其妻唐女出來於滿蒲」（123）。至於女真婦女嫁於漢人男子的情況亦屢見不鮮。1446年(正統十一年)，被擄漢人舍吾將等人，從女真逃到朝鮮轉返遼東時，舍吾將之妻系「野人之女，固有從夫之道」（124），也隨舍吾將一起逃來；1465年(成化元年)逃來朝鮮的漢人賣土也是「以所弄介女子舍豆為妻」（125）；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被擄漢人王昌逃到朝鮮，「王昌之妻於呂雖實胡女」（126）亦從夫逃來。萬曆年間，努爾哈赤亦曾將其侄女(其弟速爾哈赤之女)嫁與明遼東總兵李如柏。上述事實說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漢人和女真人通婚是屢見不鮮的。如果我們就漢人婦女嫁與女真人和女真婦女嫁與漢人兩者作比較的話，由於各種社會因素，前者顯然要遠遠多於後者。
大量漢人與女真人通婚的結果，那些新生的第二代，儘管他們的父母分別來自不同的民族，而他們的血管中流動的卻是民族融合的血液。他們已是具有新的 內容 和新的面貌的新的一代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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