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據學肇端於明末，形成於清初，鼎盛於乾嘉，式微於晚清。（註：此種說法與傳統的表述——「乾嘉考據學興起（發韌、萌芽、肇端、導源）於清初，鼎盛（全盛）於乾嘉，衰落（式微）於晚清或道光以後」——存在顯著差異。它要求將以經史考證為本質特徵和 內容 的乾嘉考據學作整體而系統的考察，拋棄「漢學」中心論和唯經學標準，對該學派形成於何時予以準確說明，在此基礎上合乎邏輯地說明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及有關 問題 。）作為考據之學，它與歷代不同之處在於：「在考據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紐，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四部書中經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史為主；考據與義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據；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斥在學術以外」（註：漆永祥：《乾嘉考據學 研究 》， 中國 社會 科學 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簡言之，在治學內容上以經史為中心，而旁及小學、音韻、輿地、天算、典制、校勘、輯佚、金石、辨偽等。在治學 方法 上，胡適認為有四個特點：即 歷史 的眼光，工具的發明，歸納的研究，證據的注重。（註：胡適：《戴東原的 哲學 》，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01頁。）其實就是講「實事求是」，重立言有據：一是證據(evid-ence)，一是依據(authority)。（註：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060頁。）考據之為一代學術的代稱，為清代所獨有。它以其特有的風姿矗立在學術史上，瑰偉而神奇，從而成為繼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魏晉玄學、宋明 理學 之後的又一學術奇觀。又由於經學歷經了十餘個世紀的開闢、流傳、昌明、極盛、中衰、分立、統一、變古、積衰過程，（註：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至清代而迴光返照，放一異彩，以超邁秦漢、傲視往哲的「絕學」之姿，使迄今為止的任何傳統文化和學術都難以逃脫其光芒的強烈輻射和形塑。
幾乎是隨著乾嘉考據學的式微，對它的 總結 性探究即及身而至。（註：方東樹：《漢學商兌》即為第一部系統之作。）根據90年代初 台灣 林慶彰先生的估計，僅民初以來有關清代考據學的論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當部分或直接或間接涉及到其成因問題。論者多同意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著重點和視角不同，結論又言人人殊。黃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頁。）一文中將其分為六類，雖不盡條貫合理，但內容卻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為線索對有關觀點作一簡要回顧和述評：
1.「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持相關看法者蓋有朱希租、蕭一山、錢穆、容肇祖、林慶彰等人。（註：蕭一山：《清代通史》第1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下同），第941～942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冊，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版，第135～136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灣開明書店1962年版，第279頁；林慶彰：《實證精神的探討——明清考據學的 發展 》，載《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浩瀚的學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版，第298頁。）此論考察清代考據學不以清朝為斷限，而追溯其構成一個完整周期和過程的合乎邏輯的源頭，確為遠見。然而，若僅以「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來解釋考據學的形成，又顯似單薄。考據作為一種治學的方法，導源於對古典經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為一代學術代稱的考據學則為清代所僅見。個人的「雅好」如何演變為主流學術，自有根本的內在矛盾性和外部規定性，無論是乾嘉考據學的形成還是發展，都與此前提不可須臾而離。當然，朱、蕭、錢等人注重此點，但並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 影響 」。梁啟超、謝國楨等多人曾論及此點，其論尚持中平允。（註：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6頁；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頁。）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爾曼(Benjamin A.Elman)也具有代表性。（註：Willard J.Petersen,Fang-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wrd:Fo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Yale Univesity Press,1979．艾爾曼(Benjamin A.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From Philoophy to Plilology)，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明末清初西學的引進固然促進了中國原有的天文歷算學的復興，但不宜持之太過，如艾爾曼說：「漢學家對西方實證科學的興趣是他們追求客觀性知識的關鍵因素」（註：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第28頁。），顯然是襲韋伯之餘緒，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色彩。其它如Joseph R.Levenson也有類似觀點，（註：Joseph R.Levenseo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因而引起激烈批評。（註：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61～69.）
3.「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劃或自行從事與 政治 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雖然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唐君毅、侯外廬等人有此說，（註：章太炎：《清儒》，見傅傑編：《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頁；唐君毅：《人文精神的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1955年版，第113～114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411頁。）但不唯此說。此論被概括為「文字獄高壓說」，長期以來成為最流行的詮釋，儘管它在後來也受到各方面的嚴重挑戰。此說的最大負面傾向在於，將考據學的興盛簡單地看成是學者們對清朝文化高壓政策被動而消極的適應，即主要地歸結為一個「逼」字，從而否定或低估了漢族學者積極而主動地「反」的一面，因而說考證學者精神上完全「淪落」並不合適。此說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實有很大誤解，因為章氏對該學派成因的完整解釋實際上是「文字獄—反滿說」，是「兩點論」而非「一點論」，而反滿又居核心地位。（註：參見章太炎《學隱》、《與吳檢齋論清代學術書》、《漢學論》、《說林》、《清儒》、《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等文。）
4.「考證學與社會 經濟 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倪文孫(David Nivison)、梁啟超、侯外廬、王俊義等學者有所闡述，（註：David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iieh-ch''eng,1738～1801,Star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9～10頁。《清代學術概論》，第59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第29頁；王俊義：《清代的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83年第3期。）然輕重程度則殊，有的甚至將其視為主要或決定性因素。（註：如王俊義說：「康乾盛世是乾嘉學派產生興盛的根本原因和條件」。見《清代的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83年第3期。宋衍申也說：「乾嘉學派所以蓬勃發展，成為有清一代之『顯學』，主要原因應從當時的經濟發展、政治形勢安定和當權者對『文治』提倡這諸多根本的社會原因中去尋找。」見《考據與歷史研究》，《人民日報》1983年3月23日。）「康乾盛世」誠然對清代考據學的興盛有莫大外在式關聯，但與其產生或興起關係不大，因為考據學形成於17世紀晚期，與「康乾盛世」並非處於同一時區。
5.「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註：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0頁；蕭一山：《清代通史》第1冊，第940頁；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第1141～1183頁；Joseph R.Levense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以上幾位學者多強調宋學與考據學的對立性，或曰不連續性。）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註：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Tr.by Derk Bodde,vol.Ⅱ,pp.630～631；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版，第45～81頁；《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中國學人》1970年第2期，第19～41頁；陸寶千：《論清代經學》，《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75年第3期，第82～103頁。以上學者強調宋學與清代考據學連續性的一面。）氣的一元論的提出（註：參見［日］山井甬：《明清 時代 氣的哲學》，《哲學雜誌》，46:711(1951)，第82～103頁。同時可參見［日］小野澤精一等編著，李慶譯：《氣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此論尤其是後者諸說一度受到廣泛重視，但又存在誇大作為社會意識的學術思想的獨立性而忽視社會存在的最終規定作用的傾向。
6.「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視性。」（註：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第三、四、五章；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第一、二章；章太炎：《說林》，見《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頁。）黃克武先生以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一書為集大成之作，似譽之稍過。梁啟超早在20年代寫就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嘗試從內外諸因素綜合考察乾嘉考據學的一部巨著，其功當不在艾氏之下。另外，大陸青年學者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據學研究》一書也在這方面用功頗多。當然也勿庸諱言，在我們還沒有釐清清代考據學集合內的諸要素並理順它們之間的各種真實聯繫之前，我們的結論就難免「堆馬鈴薯」之譏。
上述六類解釋羅列雖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處，且交叉重複多。1993年底蔣秋華先生又將學術界關於「乾嘉學術」之成因的研究總結為兩大方面、三個要素。（註：童小鈴：《「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史研究通訊》第4卷，第1期，第22～23頁。）兩大方面是指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即在於考據學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大致相當於以上第1、5兩類；外在因素又分為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滿清對漢族士人所採取的壓制和籠絡並施的手段，核心內容則為文字獄，與第3類同，後者強調「康乾盛世」，與第4類同。雖較簡略，卻能提綱挈領，便於我們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動態。
總地來看，20世紀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草創漸趨精卓、由粗疏漸趨細密、由多門戶之見漸趨平實之論的過程。早期的學者雖有「近水樓台」之便，也有以「廬山」自蔽之嫌，且他們的研究乾嘉考據析理未嚴，多為研究斷代學術史之副產品。即如章太炎、梁啟超諸大師，雖負絕人之姿，發舉世未發之論，精神已具，而草創未精。其後學者創穫甚豐，但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縱深推進，已有的訛誤和偏頗也由隱而顯。
客觀地說，由於眾所周知的緣故，與港台和國際漢學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國後大陸學者對乾嘉考據學的學術性研究則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觀，並取得豐碩成果。這種改觀和成績既得益於對以往研究結論的質疑和反思，也得益於對港台和國際漢學界學術成果的汲取和借鑑。具體到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大陸學者尤其是王俊義和陳祖武兩先生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爭鳴，並作了階段性總結，它標誌著到90年代海峽兩岸學者在認識上的趨同。（註：海峽兩岸關於乾嘉考據學形成原因的總結性文章大致有：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蔣秋華：《乾嘉學術興起原因之探討》，見童小玲：《「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史研究通訊》；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6輯；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關於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的商榷》和《乾嘉學派的成因及其評價》，分別載《中國哲學》第18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3期和《人民日報》1982年10月25日；趙永春：《近十年來乾嘉學派討論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8期；許道勛：《四十年來乾嘉學派研究述評》，見《歷史 文獻 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雖然上述學者在總結中敘述方式和分類不盡相同，但都與王俊義、陳祖武、蔣秋華先生概括的三個要素、兩大方面達成共識。）
數十年以來，對乾嘉考據學成因的研究雖然取得顯著進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識斷審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果不進行深刻的檢討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結論的獲得依然將只是一種企盼。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概念的混亂造成論題的歧義和轉移
關於乾嘉考據學的名稱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學者們煞費苦心的事，也頗多爭議。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則稱考據學，另有樸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今人則多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儘管釋名各有千秋，但均側重於某一特徵，如稱之為「樸學」，側重於它質樸求實、不尚浮華之特徵；稱之為「實學」，側重於其重實際、重實證的主張和旨趣；稱其為「漢學」則與宋學相對，側重於其崇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學術特質；稱「考證學」或「考據學」則強調其治學方法和價值取向的本質特徵。總之，無論何種稱謂，只要賦予它嚴格的內涵和外延並約定俗成地被接受，都無可非議。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卻出現廣義與狹義兩種概念的嚴重混用和混同。簡單地說，廣義的乾嘉考據學指整個清代268年的考據學，而狹義的乾嘉考據學則僅指乾隆、嘉慶兩朝85年的考據學。
這種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現在不同的論者之間。如在大陸，范文瀾、戴逸、王俊義、漆永祥等新老學者用廣義，而其它學者如陳祖武、來新夏、鄧瑞、李映發、朱瑞強等學者卻用狹義。范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註：近代史研究所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頁。）戴逸在《漢學探析》中對「漢學」之名稱進行辨析：「有清一代，經學研究的風氣極盛，產生了所謂『漢學』。……稱它為『漢學』是就其學術宗旨而說的。……但也有稱它為『樸學』或『考據學』的，這是就其學術風格和研究方法而說的；也有稱它為『乾嘉學派』的，這是就其時代而說的，這一思潮和學派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乾隆、嘉慶統治時期達到全盛階段。」（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第1～2頁。）王俊義在《乾嘉漢學論綱》中也說：「乾嘉漢學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並非其起迄時間僅界定在乾隆、嘉慶這兩朝，即從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這八十五年，實際上乾嘉漢學從其產生形成，經發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則與有清一代相始終。」（註：《中國哲學》第18輯，第349頁。）漆永祥也沿此說：「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稱名與界定，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爭論。……而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註：《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第1頁。）持狹義的陳祖武先生則認為：「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以及宋明理學後先媲美的清代漢學。治學術史者遂將以考據為學的清代漢學稱為乾嘉學派。」（註：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清史論叢》第6輯，第238頁。）又說：「清初反理學思潮的經世致用宗旨，是決定這一思潮的性質及其歷史價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別於之前的宋明理學，又不同於其後的乾嘉考據學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到乾隆初葉，經世致用的宗旨喪失殆盡，反理學思潮遂脫變為一個自考據始迄考據終的復古學派，即乾嘉學派。」（註：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清史論叢》第6輯，第248～249頁。）鄧瑞在《試論乾嘉考據》一文中傾向於用狹義。（註：《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4期。）來新夏在《清代考據學述論》中也主狹義：「由於他們（考據學者）處在乾嘉時期，又稱為『乾嘉學派』。正是在這一階段才把漢學、考據學和乾嘉學派賦予了同一內涵意義。」（註：《南開學報》1983年第3期。）李映發在《「乾嘉學派」的興衰》中也有言：「清代中葉，有一個著作較多、影響頗大的學術流派，這就是『乾嘉學派』。」（註：《歷史知識》1981年第1期。）朱端強在《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簡論》中亦作如是觀。（註：《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他們以名稱相同而內涵和外延迥異的概念來討論、研究字面相同而其實不同的一個問題——乾嘉考據學的成因，主廣義的王俊義先生與主狹義的陳祖武先生之間發生的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乾嘉學派成因的爭論和「商榷」即為典型一例。（註：參見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一文及王俊義《關於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的商榷》、《乾嘉漢學論綱》等文。）在台灣情形也大致如此，如蔣秋華等先生多用狹義，而黃克武等先生多習慣於用廣義來討論此問題。（註：黃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證學的淵源》中，其研究對象顯然是廣義的。而蔣秋華先生則明確表示：「所謂乾嘉學術，比較精準正確的解釋，應指清乾隆、嘉慶時期所有的學術活動而言」，又「由於乾嘉時期的學術研究，以考據學最為興盛，因而有人直接以考據學作為乾嘉學術的代稱」。見《「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總體而言，台灣學者多傾向於用狹義，大陸學者多傾向於用廣義，如前所述，所得的結論居然驚人地相似，以邏輯學的反證法論之，其病必不在髮膚。
幾乎是隨著乾嘉考據學的式微，對它的 總結 性探究即及身而至。（註：方東樹：《漢學商兌》即為第一部系統之作。）根據90年代初 台灣 林慶彰先生的估計，僅民初以來有關清代考據學的論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當部分或直接或間接涉及到其成因問題。論者多同意考證學的興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著重點和視角不同，結論又言人人殊。黃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頁。）一文中將其分為六類，雖不盡條貫合理，但內容卻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為線索對有關觀點作一簡要回顧和述評：
1.「考證學源於明末前後七子的復古以及楊慎、陳第、方以智等人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持相關看法者蓋有朱希租、蕭一山、錢穆、容肇祖、林慶彰等人。（註：蕭一山：《清代通史》第1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下同），第941～942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冊，台北：三民書局1971年版，第135～136頁；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灣開明書店1962年版，第279頁；林慶彰：《實證精神的探討——明清考據學的 發展 》，載《中國文化新論學術篇：浩瀚的學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版，第298頁。）此論考察清代考據學不以清朝為斷限，而追溯其構成一個完整周期和過程的合乎邏輯的源頭，確為遠見。然而，若僅以「個人的經歷與博學的雅好」來解釋考據學的形成，又顯似單薄。考據作為一種治學的方法，導源於對古典經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為一代學術代稱的考據學則為清代所僅見。個人的「雅好」如何演變為主流學術，自有根本的內在矛盾性和外部規定性，無論是乾嘉考據學的形成還是發展，都與此前提不可須臾而離。當然，朱、蕭、錢等人注重此點，但並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證學受到耶穌會士所傳西學的 影響 」。梁啟超、謝國楨等多人曾論及此點，其論尚持中平允。（註：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6頁；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頁。）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爾曼(Benjamin A.Elman)也具有代表性。（註：Willard J.Petersen,Fang-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wrd:Fo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Yale Univesity Press,1979．艾爾曼(Benjamin A.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From Philoophy to Plilology)，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明末清初西學的引進固然促進了中國原有的天文歷算學的復興，但不宜持之太過，如艾爾曼說：「漢學家對西方實證科學的興趣是他們追求客觀性知識的關鍵因素」（註：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第28頁。），顯然是襲韋伯之餘緒，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色彩。其它如Joseph R.Levenson也有類似觀點，（註：Joseph R.Levenseo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因而引起激烈批評。（註：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61～69.）
3.「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與籠絡，士人參加政府的學術計劃或自行從事與 政治 無關的考證工作；並有學者由此評估考證學者精神上的淪落。」雖然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唐君毅、侯外廬等人有此說，（註：章太炎：《清儒》，見傅傑編：《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頁；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頁；唐君毅：《人文精神的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1955年版，第113～114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411頁。）但不唯此說。此論被概括為「文字獄高壓說」，長期以來成為最流行的詮釋，儘管它在後來也受到各方面的嚴重挑戰。此說的最大負面傾向在於，將考據學的興盛簡單地看成是學者們對清朝文化高壓政策被動而消極的適應，即主要地歸結為一個「逼」字，從而否定或低估了漢族學者積極而主動地「反」的一面，因而說考證學者精神上完全「淪落」並不合適。此說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實有很大誤解，因為章氏對該學派成因的完整解釋實際上是「文字獄—反滿說」，是「兩點論」而非「一點論」，而反滿又居核心地位。（註：參見章太炎《學隱》、《與吳檢齋論清代學術書》、《漢學論》、《說林》、《清儒》、《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等文。）
4.「考證學與社會 經濟 變化有關，社會中的許多成員如官員、商人的獎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以及人口的成長都直接間接促成此運動的發展。」倪文孫(David Nivison)、梁啟超、侯外廬、王俊義等學者有所闡述，（註：David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iieh-ch''eng,1738～1801,Star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9～10頁。《清代學術概論》，第59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第29頁；王俊義：《清代的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83年第3期。）然輕重程度則殊，有的甚至將其視為主要或決定性因素。（註：如王俊義說：「康乾盛世是乾嘉學派產生興盛的根本原因和條件」。見《清代的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83年第3期。宋衍申也說：「乾嘉學派所以蓬勃發展，成為有清一代之『顯學』，主要原因應從當時的經濟發展、政治形勢安定和當權者對『文治』提倡這諸多根本的社會原因中去尋找。」見《考據與歷史研究》，《人民日報》1983年3月23日。）「康乾盛世」誠然對清代考據學的興盛有莫大外在式關聯，但與其產生或興起關係不大，因為考據學形成於17世紀晚期，與「康乾盛世」並非處於同一時區。
5.「考證學源於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例如認為考證的興起涉及於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之反動，（註：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0頁；蕭一山：《清代通史》第1冊，第940頁；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第1141～1183頁；Joseph R.Levense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以上幾位學者多強調宋學與考據學的對立性，或曰不連續性。）或認為受程朱陸王的辯論、（註：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Tr.by Derk Bodde,vol.Ⅱ,pp.630～631；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版，第45～81頁；《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中國學人》1970年第2期，第19～41頁；陸寶千：《論清代經學》，《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75年第3期，第82～103頁。以上學者強調宋學與清代考據學連續性的一面。）氣的一元論的提出（註：參見［日］山井甬：《明清 時代 氣的哲學》，《哲學雜誌》，46:711(1951)，第82～103頁。同時可參見［日］小野澤精一等編著，李慶譯：《氣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經世思想的出現等因素影響。」此論尤其是後者諸說一度受到廣泛重視，但又存在誇大作為社會意識的學術思想的獨立性而忽視社會存在的最終規定作用的傾向。
6.「認為考證學的出現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交互影響，並強調上述第四項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視性。」（註：參見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第三、四、五章；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第一、二章；章太炎：《說林》，見《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頁。）黃克武先生以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一書為集大成之作，似譽之稍過。梁啟超早在20年代寫就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是嘗試從內外諸因素綜合考察乾嘉考據學的一部巨著，其功當不在艾氏之下。另外，大陸青年學者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據學研究》一書也在這方面用功頗多。當然也勿庸諱言，在我們還沒有釐清清代考據學集合內的諸要素並理順它們之間的各種真實聯繫之前，我們的結論就難免「堆馬鈴薯」之譏。
上述六類解釋羅列雖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處，且交叉重複多。1993年底蔣秋華先生又將學術界關於「乾嘉學術」之成因的研究總結為兩大方面、三個要素。（註：童小鈴：《「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史研究通訊》第4卷，第1期，第22～23頁。）兩大方面是指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即在於考據學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學內部的發展，大致相當於以上第1、5兩類；外在因素又分為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滿清對漢族士人所採取的壓制和籠絡並施的手段，核心內容則為文字獄，與第3類同，後者強調「康乾盛世」，與第4類同。雖較簡略，卻能提綱挈領，便於我們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動態。
總地來看，20世紀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草創漸趨精卓、由粗疏漸趨細密、由多門戶之見漸趨平實之論的過程。早期的學者雖有「近水樓台」之便，也有以「廬山」自蔽之嫌，且他們的研究乾嘉考據析理未嚴，多為研究斷代學術史之副產品。即如章太炎、梁啟超諸大師，雖負絕人之姿，發舉世未發之論，精神已具，而草創未精。其後學者創穫甚豐，但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縱深推進，已有的訛誤和偏頗也由隱而顯。
客觀地說，由於眾所周知的緣故，與港台和國際漢學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國後大陸學者對乾嘉考據學的學術性研究則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觀，並取得豐碩成果。這種改觀和成績既得益於對以往研究結論的質疑和反思，也得益於對港台和國際漢學界學術成果的汲取和借鑑。具體到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大陸學者尤其是王俊義和陳祖武兩先生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爭鳴，並作了階段性總結，它標誌著到90年代海峽兩岸學者在認識上的趨同。（註：海峽兩岸關於乾嘉考據學形成原因的總結性文章大致有：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蔣秋華：《乾嘉學術興起原因之探討》，見童小玲：《「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史研究通訊》；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6輯；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關於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的商榷》和《乾嘉學派的成因及其評價》，分別載《中國哲學》第18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3期和《人民日報》1982年10月25日；趙永春：《近十年來乾嘉學派討論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8期；許道勛：《四十年來乾嘉學派研究述評》，見《歷史 文獻 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雖然上述學者在總結中敘述方式和分類不盡相同，但都與王俊義、陳祖武、蔣秋華先生概括的三個要素、兩大方面達成共識。）
數十年以來，對乾嘉考據學成因的研究雖然取得顯著進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識斷審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果不進行深刻的檢討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結論的獲得依然將只是一種企盼。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概念的混亂造成論題的歧義和轉移
關於乾嘉考據學的名稱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學者們煞費苦心的事，也頗多爭議。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則稱考據學，另有樸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今人則多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儘管釋名各有千秋，但均側重於某一特徵，如稱之為「樸學」，側重於它質樸求實、不尚浮華之特徵；稱之為「實學」，側重於其重實際、重實證的主張和旨趣；稱其為「漢學」則與宋學相對，側重於其崇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學術特質；稱「考證學」或「考據學」則強調其治學方法和價值取向的本質特徵。總之，無論何種稱謂，只要賦予它嚴格的內涵和外延並約定俗成地被接受，都無可非議。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卻出現廣義與狹義兩種概念的嚴重混用和混同。簡單地說，廣義的乾嘉考據學指整個清代268年的考據學，而狹義的乾嘉考據學則僅指乾隆、嘉慶兩朝85年的考據學。
這種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現在不同的論者之間。如在大陸，范文瀾、戴逸、王俊義、漆永祥等新老學者用廣義，而其它學者如陳祖武、來新夏、鄧瑞、李映發、朱瑞強等學者卻用狹義。范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註：近代史研究所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頁。）戴逸在《漢學探析》中對「漢學」之名稱進行辨析：「有清一代，經學研究的風氣極盛，產生了所謂『漢學』。……稱它為『漢學』是就其學術宗旨而說的。……但也有稱它為『樸學』或『考據學』的，這是就其學術風格和研究方法而說的；也有稱它為『乾嘉學派』的，這是就其時代而說的，這一思潮和學派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乾隆、嘉慶統治時期達到全盛階段。」（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第1～2頁。）王俊義在《乾嘉漢學論綱》中也說：「乾嘉漢學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並非其起迄時間僅界定在乾隆、嘉慶這兩朝，即從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這八十五年，實際上乾嘉漢學從其產生形成，經發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則與有清一代相始終。」（註：《中國哲學》第18輯，第349頁。）漆永祥也沿此說：「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稱名與界定，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爭論。……而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註：《乾嘉考據學研究》前言，第1頁。）持狹義的陳祖武先生則認為：「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以及宋明理學後先媲美的清代漢學。治學術史者遂將以考據為學的清代漢學稱為乾嘉學派。」（註：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清史論叢》第6輯，第238頁。）又說：「清初反理學思潮的經世致用宗旨，是決定這一思潮的性質及其歷史價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別於之前的宋明理學，又不同於其後的乾嘉考據學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到乾隆初葉，經世致用的宗旨喪失殆盡，反理學思潮遂脫變為一個自考據始迄考據終的復古學派，即乾嘉學派。」（註：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清史論叢》第6輯，第248～249頁。）鄧瑞在《試論乾嘉考據》一文中傾向於用狹義。（註：《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4期。）來新夏在《清代考據學述論》中也主狹義：「由於他們（考據學者）處在乾嘉時期，又稱為『乾嘉學派』。正是在這一階段才把漢學、考據學和乾嘉學派賦予了同一內涵意義。」（註：《南開學報》1983年第3期。）李映發在《「乾嘉學派」的興衰》中也有言：「清代中葉，有一個著作較多、影響頗大的學術流派，這就是『乾嘉學派』。」（註：《歷史知識》1981年第1期。）朱端強在《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簡論》中亦作如是觀。（註：《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他們以名稱相同而內涵和外延迥異的概念來討論、研究字面相同而其實不同的一個問題——乾嘉考據學的成因，主廣義的王俊義先生與主狹義的陳祖武先生之間發生的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乾嘉學派成因的爭論和「商榷」即為典型一例。（註：參見陳祖武《從清初的反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一文及王俊義《關於乾嘉學派的成因及派別劃分的商榷》、《乾嘉漢學論綱》等文。）在台灣情形也大致如此，如蔣秋華等先生多用狹義，而黃克武等先生多習慣於用廣義來討論此問題。（註：黃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證學的淵源》中，其研究對象顯然是廣義的。而蔣秋華先生則明確表示：「所謂乾嘉學術，比較精準正確的解釋，應指清乾隆、嘉慶時期所有的學術活動而言」，又「由於乾嘉時期的學術研究，以考據學最為興盛，因而有人直接以考據學作為乾嘉學術的代稱」。見《「清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座談會紀要》。）總體而言，台灣學者多傾向於用狹義，大陸學者多傾向於用廣義，如前所述，所得的結論居然驚人地相似，以邏輯學的反證法論之，其病必不在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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