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世界各國除了積極參與、主動適應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選擇。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也表明，主動適應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了比閉關鎖國的國家優異得多的經濟發展。
正如哈佛大學甘迺迪行政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先生指出的?quot;一個國家如果脫離了全球化的進程，就會使得自己不能發展。例如，有些國家完全脫離了全球化的進程，比如說朝鮮。
另一方面，有很多國家利用了全球化的進程，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西亞和韓國，因而他們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這樣一個被視為必然趨勢的全球化，卻在近年來遇到了越來越強烈的挑戰。
不必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頻頻受到反全球化者的衝擊，不必說世貿組織談判經常收到反全球化者的抗議，單單從2001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需要配備大量荷槍實彈的警察來護駕，就可以見到反全球化者的影響力之一斑了。 考察反全球化者的組成，確實是相當複雜的，既有已開發國家中因為面臨全球化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而利益受損者，也有寄望於從全球化中獲得更多好處的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環保組織等；其看法也紛繁複雜，莫衷一是。
例如，已開發國家全球化的反對者們認為，已開發國家政府的決策向大公司的利益傾斜，而沒有充分考慮普通民眾的要求。環保主義者認為貿易精英們和經濟實體做出的決定不民主，導致環境被破壞；工會方面認為約束不力的貿易活動引來了大量勞工從缺乏健全勞動保護機制的地區大量流入；人權組織和學生團體則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的政策以犧牲當地經濟為代價，進一步縱容工廠的勞工保護不善；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反對者則更多地呼籲已開發國家拆除貿易壁壘，等等。
我們可以輕鬆地指出，這只是一幫烏合之眾，試圖阻止全球化的進程無疑是螳臂當車；我們也可以運用現代的經濟社會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駁他們的可能會被證明是十分錯誤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持續、平穩地推進全球化的進程的話，他們的看法和行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們提出了一些問題，而其中有許多問題，我們並沒有尋找到完美的答案，因為全球化對於我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問題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們目前還不能把握的趨勢，是我們推進全球化的現實基礎。 一 以規模日趨龐大的國際遊資衝擊為代表，國際經濟波動將會相當劇烈，但是目前我們還難以有效實施監控和協調 金融的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國際金融市場上大規模的投機資本的興起則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
據初步統計，目前國際遊資的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截止到20世紀的最後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平均約為1.5萬億到2萬億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這種跨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已達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產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總額的10%。
這些投機資本的一個較小的部分就可能對一個中等經濟規模的國家形成顯著衝擊。與各國有限的外匯儲備等傳統的抵禦工具相比，國際資本的巨額流動和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規模遠遠超過許多國家的抵禦能力，而且目前我們也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
儘管經濟學家大多相信自由貿易，但是，我們目前還不能證明，資本的自由流動究竟對於一國經濟的影響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針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發展，也有不少人建議加強金融監管的合作。
但是，金融監管國際化和國際和作所要求的統一監管標準和方法，在世界各國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發展程度差異甚大的情況下，將越來越多的遇到各國金融監管制度環境不同，與金融監管趨同之間的矛盾，並成為影響經濟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於是，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成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係的國家，最後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發端於泰國的東南亞貨幣危機之所以引人注目，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危機興起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卻通過全球化的緊密聯繫，迅速擴張到全球，導致全球經濟的不穩定。
另外，發展中國家為了更多地吸引外資，在外資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競相展開優惠政策的競爭，這就迫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激地採取了一些放鬆管制、開放市場的決策，直接導致其國內經濟的波動，並可能向國際市場傳染。發展中國家常常在批評已開發國家方面達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政策合作，就會出現相當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楚建議石油輸出國阻止對發展中國家採用比已開發國家更低的價格，以減低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過大衝擊，就受到相關國家的反對和抵制。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而採取的這種政策競爭不能避免、發展中國家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政策協調，這種對於經濟可能形成的擾動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明顯不利於發展中國家，但是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發現能夠共同接受的改革實施方案 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對稱的、是傾向於已開發國家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或者說，迄今為止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以已開發國家的利益為基礎形成的，本身既沒有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又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防範金融風險。
體現這種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國際貨幣都是已開發國家的貨幣，已開發國家通過發行國際貨幣就可以獲得大量的鑄幣稅收入，而本來外匯資金短期的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用寶貴的資源來換取這些國際貨幣、並且以極低的回報以外匯儲備的形式保存起來；在國際範圍內發揮支配作用的都是已開發國家的金融機構（如跨國銀行、投資基金等）等，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會加劇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也會加劇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波動。 同時，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國際金融系統目前極為脆弱，一些國際性多邊阻止（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往往只能在危機出現之後做出反應，例如，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誰也沒有指出過危機的存在。
圍繞國際貨幣體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不利的制度設計、以及其內在的不平衡性，多年來包括部分已開發國家專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大力呼籲儘快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變革的思路看，無非包括計劃派和市場派，發展中國家更多傾向於計劃派的觀點，即積極建議加強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管制、通過行政分配的手段將更多的儲備資源分配到發展中國家等；已開發國家傾向於市場派，認為對於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必需尊重市場的要求和內在規律。
目前，這兩種觀點代表各自的利益，難以通過爭論獲得共識。 因此，從發展趨勢看，當前的這種有利於已開發國家的國際貨幣體系還將延續下去，近期內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奢望從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實質性的益處，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爭論更多的還會是一種學術性的探討而已，全球化的實質就是全球範圍內的市場化，在市場中是以資本和實力來說話；發展中國家現代試圖期望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化進程中注重建立所謂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使大多數人獲益，進而要求國際金融組織公正地代表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確立專業準則，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當前的格局下，這對於國際金融組織顯然是一種苛求，因為一些主要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就是以最為典型的市場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組織形式來建立的，擁有絕大部分股權的已開發國家自然占據支配地位。
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狀況下能夠做的，只能是呼籲和爭取，呼?quot;改革的進程不應該完全由已開發國家主導，必須由發展中國家參與"，期待已開發國家"一定要認真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呼聲。" 只要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存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而擴大發展差距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在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難以取得改革共識之前，這種國際貨幣體系始終會成為全球化推進中的隱患之一。
三 全球化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現實的合理性，但是過大的差距可能會威脅到全球化的平穩推進，而目前我們還沒有尋找到有效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全球化的推進，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獲取巨額的利潤，於是，我們看到，一大批跨國公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財富》500強在2000年的盈利增長超過30％；一大批超級富豪不斷在已開發國家崛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也獲得了不少的益處，其經濟增長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卻在事實上擴大了。
讓我們用數據來說話：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2．4％，即後者等於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為1．6％，即後者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統計顯示，居住在63個發展中國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聯合國統計顯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沒聽過電話，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閱讀。在世界著名企業家都富可敵國的時候，非洲大陸至今還有30多個國家無法解決龐大的外債問題。
粗略地測算，世界上最富的3個人，他們的富裕程度加起來，可以相當於最窮的47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 應當承認，發展中國家從參與全球化中獲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方面，已開發國家無疑占據了絕大多數。
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已開發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其在與處於邊緣地位、作為勞動主要擁有者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
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經濟結構相對脆弱，資金匱乏，技術落後，市場發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處時所得有限，因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狀況有所改善的同時，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據聯合國統計，最不已開發國家的數量十年前是36個，五年前是42個，現在則增至48個。
如果考慮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經常遭受衝擊而貶值、進而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那麼，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就更少，據簡單測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高達20％－50％的貨幣名義貶值，就使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不可逆轉的大方向，所有的參與國家都能夠不同程度地從中得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開發國家在獲取利益方面是居於主導地位的，這必然在客觀上加大全球範圍內的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這種差距確實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應當說是有效率的，發展中國家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也是有現實原因的。
但是，如果這種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話，那麼，全球化就可能面臨來自部分獲益甚少的發展中國家的不穩定的威脅。任何冷靜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給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帶來了大量益處，它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全球化。
但是，我們的難題是，即使是在一個市場化的國家，要用市場化的調控工具，在不損害市場效率的情況下有效減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全球範圍內，在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 四 已開發國家既得利益階層對於全球化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抗拒會增大全球化推進的難度，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長期內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反對全球化的聲浪中，來自已開發國家的同樣不容忽視。
但是，如果撇開抽象的口號，他們的不滿與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很難說有多少一致的地方，實際上，已開發國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針對政府未能有效阻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對已開發國家的工人構成了競爭；他們抗議世界銀行的一些項目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一些已開發國家的反對全球化人士建議要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更多地提高勞工和社會標準，實際上無非是找一個藉口來抵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的衝擊，實際上，在全球範圍內來看，全世界的窮人不是這些反全球化論者所關注的、為跨國公司工作或在現代化出口行業工作的，而僅僅是能維持溫飽的農民或打零工的遊民，這些反全球化論者建議的提高主要行業的勞工標準同他們完全不相干。
這實際上就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的對於全球化的抵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由於已開發國家在全球大市場的競爭實力中占據優勢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常常處於劣勢，因而發展中國家對於全球化應該是持 抵制態度的。
然而，現實恰恰相反，發展中國家推進全球化、試圖從全球化中尋求新的發展動力的願望空前強烈；而已開發國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則已成為全球化的堅決反對者。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經受了相當大的衝擊，但是在勞動密集型 的產業卻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而已開發國家的相關產業則因為缺乏競爭優勢而面臨調整。
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階層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就業的調整等重大的現實問題。於是，這些階層會轉而成為反對全球化的力量，並且積極促使本國政府建立、強化貿易壁壘。
實際上，已開發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後果。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先生在談到拆除已開發國家貿易壁壘的問題時說，每年由於已開發國家貿易壁壘所增加的貿易成本，就相當於已開發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數量的兩倍。
如果這些貿易壁壘還要強化。後果將更為嚴重。
因此，全球化對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儘管已開發國家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好處要更多一些，但是已開發國家同樣不容迴避其內部的艱難的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基於比較優勢和利益驅動的全球化，比如會在全球範圍內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已開發國家如此， 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只有通過這樣的結構調整，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斷提高。從當前最為激烈地反對全球化的一些已開發國家的、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力量看，其就業的調整是遲早的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最終是會讓給發展中國家的。
在美國經濟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紡織品。最初美國的紡織業集中於大城市，後來逐漸消退。
這種調整無疑是有 陣痛的，例如就業的壓力、需要培養新的技能、工會的壓力等等。如果在這些領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歧視性待遇，必然會阻礙自由貿易的發展。
但是，我們能夠清楚地知道已開發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可避免，但是，已開發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抵制同樣也成為已開發國家推進全球化的現實阻力。 五 網絡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也正在成為擴大發展差距的現實動力，而我們目前還難以有效地協調這種網絡發展的不平衡 從現實進展看，全球化的發展因為網絡的發展而加速，跨國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
應當說，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迎頭趕上的機會，但是，現實的狀況卻是，發端於已開發國家的網絡，正在擴大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並且正在造成一種"數字化分離"。 據統計，網際網路用戶的88 %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已開發國家。
美國擁有的電腦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所擁有的電腦總和還多。經濟已開發國家平均每1000人擁有300台個人電腦，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僅擁有16台電腦，在瓜地馬拉，僅為8台。
首先是網絡經濟發端於已開發國家，因而已開發國家先天地占據優勢。其次，發展中國家缺乏網絡經濟健康發展的寬鬆的市場環境、完備的法律體系、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而進一步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吸收網絡經濟的先進成果。
基於網絡經濟所特有的在更大範圍內實現規模經濟的特點、以及所?quot;快魚吃慢魚"的遊戲規則，因為網絡發展而加速的全球化正在擴大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還難以找到有效的協調方式來降低這種"數字化分離"的威脅。 六 全球化的推進必然要求各國的國內經濟政治體製作出改進，要求政府的行為規則作出改變，這必然會觸動發展中國家相當比例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從而會受到這些既得利益階層以不同名義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事實表明，發展中國家要想更多地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就必需根據市場的要求、特別是國際資本的要求加強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主要表現為放鬆政府管制、衝破行政壟斷、引入市場競爭、強化法制建設等等。
這無疑會觸犯發展中國家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全球化要求全球經濟採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所要求的市場化模式，從而帶來了制度轉換的成本，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基本不存在轉制的過程，而發展中國家的轉製成本卻十分高昂，這就決定了這種制度轉軌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
反觀部分激烈地批評國際經濟體系對於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從全球化進程中不能分享好處的國家，其國內的經濟政治狀況確實堪憂；一個國家是否貧窮與落後，是否能夠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益外資，儘管與國際環境有關，但是更多地與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投資環境、法制環境等密切相關，如果其中的部分國家貪污腐敗盛行、投資環境惡劣，更不幸的是有些經濟很落後的的國家種族衝突不斷，那麼，即使有再有利的國際環境，其經濟也是很難獲得發展的。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原來在經濟運行中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響力將逐步下降；換言之，其部分經濟決策權力將根據市場規則和全球化的新原則轉移到新的市場主題，其轉移對象一是國際組織，如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政府的決策權力轉移給國際組織。
政府權力轉移的另外一個對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進入各國市場後，必然更多的考慮的是其全球範圍內的總體收益最大化，因而較少順應東道國政府的目標，例如，跨國公司經常利用轉移定價進行合法避稅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更多的關注的是借鑑和吸收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技術，因為這種先進技術的轉移和引入難度相對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這就是所謂技術上的"後發優勢"。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則常常容易忽視市場化的制度的建設和培育，這是因為制度建設更為艱難、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個演進的過程、同時制度的變更會觸動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收益。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複雜的時候，這種單純依靠引進和模仿的思路將付出重大的代價，日本在90年代陷入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因此，就目前而論，全球範圍內的反全球化思潮充其量還是一種抗議全球化的呼籲、還更多的是停留在象徵層面上，不僅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反對全球化的動機不同，而且發展中國家之間、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反全球化思潮的協調目前也可以說是無從談起的。以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楚積極參與組織的77家集團133個成員參加的哈瓦那首腦會議看，這些國家的首腦雖然坐在了一起，但分歧是明顯的，一位與會者評論說："如果說77國集團的133個成員國中有12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南方首腦會議的話，那麼在走廊里就出現了180種不同的意見。
"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反全球化的思潮目前還缺乏現實支持而忽視其中的合理成分，在事實上，無論反全球化論者是出於何種動機、何種目的，他們提出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確實提出了目前我們難以準確回答的問題，或者說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還常常存在困惑、還常常陷入迷思。或許人類總是帶著困惑和迷思從農業文明走入工業文明、從工業文明逐步發展到現代的信息經濟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困惑是可以任意忽視的。
如果說全球化是一艘不得不乘坐的船，那麼，只有正視這些我們還難以確切回答的問題，我們才能夠保持一種對波濤洶湧的全球化進程的敬畏之心，經常地反思航行的方向。
正如哈佛大學甘迺迪行政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先生指出的?quot;一個國家如果脫離了全球化的進程，就會使得自己不能發展。例如，有些國家完全脫離了全球化的進程，比如說朝鮮。
另一方面，有很多國家利用了全球化的進程，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西亞和韓國，因而他們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這樣一個被視為必然趨勢的全球化，卻在近年來遇到了越來越強烈的挑戰。
不必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頻頻受到反全球化者的衝擊，不必說世貿組織談判經常收到反全球化者的抗議，單單從2001年一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需要配備大量荷槍實彈的警察來護駕，就可以見到反全球化者的影響力之一斑了。 考察反全球化者的組成，確實是相當複雜的，既有已開發國家中因為面臨全球化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而利益受損者，也有寄望於從全球化中獲得更多好處的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環保組織等；其看法也紛繁複雜，莫衷一是。
例如，已開發國家全球化的反對者們認為，已開發國家政府的決策向大公司的利益傾斜，而沒有充分考慮普通民眾的要求。環保主義者認為貿易精英們和經濟實體做出的決定不民主，導致環境被破壞；工會方面認為約束不力的貿易活動引來了大量勞工從缺乏健全勞動保護機制的地區大量流入；人權組織和學生團體則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的政策以犧牲當地經濟為代價，進一步縱容工廠的勞工保護不善；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反對者則更多地呼籲已開發國家拆除貿易壁壘，等等。
我們可以輕鬆地指出，這只是一幫烏合之眾，試圖阻止全球化的進程無疑是螳臂當車；我們也可以運用現代的經濟社會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駁他們的可能會被證明是十分錯誤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持續、平穩地推進全球化的進程的話，他們的看法和行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們提出了一些問題，而其中有許多問題，我們並沒有尋找到完美的答案，因為全球化對於我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問題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們目前還不能把握的趨勢，是我們推進全球化的現實基礎。 一 以規模日趨龐大的國際遊資衝擊為代表，國際經濟波動將會相當劇烈，但是目前我們還難以有效實施監控和協調 金融的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國際金融市場上大規模的投機資本的興起則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
據初步統計，目前國際遊資的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截止到20世紀的最後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平均約為1.5萬億到2萬億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這種跨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已達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產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總額的10%。
這些投機資本的一個較小的部分就可能對一個中等經濟規模的國家形成顯著衝擊。與各國有限的外匯儲備等傳統的抵禦工具相比，國際資本的巨額流動和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規模遠遠超過許多國家的抵禦能力，而且目前我們也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
儘管經濟學家大多相信自由貿易，但是，我們目前還不能證明，資本的自由流動究竟對於一國經濟的影響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針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發展，也有不少人建議加強金融監管的合作。
但是，金融監管國際化和國際和作所要求的統一監管標準和方法，在世界各國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發展程度差異甚大的情況下，將越來越多的遇到各國金融監管制度環境不同，與金融監管趨同之間的矛盾，並成為影響經濟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於是，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成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係的國家，最後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發端於泰國的東南亞貨幣危機之所以引人注目，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危機興起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卻通過全球化的緊密聯繫，迅速擴張到全球，導致全球經濟的不穩定。
另外，發展中國家為了更多地吸引外資，在外資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競相展開優惠政策的競爭，這就迫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激地採取了一些放鬆管制、開放市場的決策，直接導致其國內經濟的波動，並可能向國際市場傳染。發展中國家常常在批評已開發國家方面達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政策合作，就會出現相當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楚建議石油輸出國阻止對發展中國家採用比已開發國家更低的價格，以減低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過大衝擊，就受到相關國家的反對和抵制。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而採取的這種政策競爭不能避免、發展中國家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政策協調，這種對於經濟可能形成的擾動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明顯不利於發展中國家，但是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發現能夠共同接受的改革實施方案 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對稱的、是傾向於已開發國家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或者說，迄今為止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以已開發國家的利益為基礎形成的，本身既沒有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又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防範金融風險。
體現這種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國際貨幣都是已開發國家的貨幣，已開發國家通過發行國際貨幣就可以獲得大量的鑄幣稅收入，而本來外匯資金短期的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用寶貴的資源來換取這些國際貨幣、並且以極低的回報以外匯儲備的形式保存起來；在國際範圍內發揮支配作用的都是已開發國家的金融機構（如跨國銀行、投資基金等）等，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會加劇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也會加劇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波動。 同時，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國際金融系統目前極為脆弱，一些國際性多邊阻止（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往往只能在危機出現之後做出反應，例如，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誰也沒有指出過危機的存在。
圍繞國際貨幣體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不利的制度設計、以及其內在的不平衡性，多年來包括部分已開發國家專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大力呼籲儘快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變革的思路看，無非包括計劃派和市場派，發展中國家更多傾向於計劃派的觀點，即積極建議加強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管制、通過行政分配的手段將更多的儲備資源分配到發展中國家等；已開發國家傾向於市場派，認為對於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必需尊重市場的要求和內在規律。
目前，這兩種觀點代表各自的利益，難以通過爭論獲得共識。 因此，從發展趨勢看，當前的這種有利於已開發國家的國際貨幣體系還將延續下去，近期內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奢望從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實質性的益處，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爭論更多的還會是一種學術性的探討而已，全球化的實質就是全球範圍內的市場化，在市場中是以資本和實力來說話；發展中國家現代試圖期望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化進程中注重建立所謂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使大多數人獲益，進而要求國際金融組織公正地代表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確立專業準則，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當前的格局下，這對於國際金融組織顯然是一種苛求，因為一些主要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就是以最為典型的市場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組織形式來建立的，擁有絕大部分股權的已開發國家自然占據支配地位。
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狀況下能夠做的，只能是呼籲和爭取，呼?quot;改革的進程不應該完全由已開發國家主導，必須由發展中國家參與"，期待已開發國家"一定要認真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呼聲。" 只要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存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而擴大發展差距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在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難以取得改革共識之前，這種國際貨幣體系始終會成為全球化推進中的隱患之一。
三 全球化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現實的合理性，但是過大的差距可能會威脅到全球化的平穩推進，而目前我們還沒有尋找到有效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全球化的推進，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獲取巨額的利潤，於是，我們看到，一大批跨國公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財富》500強在2000年的盈利增長超過30％；一大批超級富豪不斷在已開發國家崛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也獲得了不少的益處，其經濟增長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卻在事實上擴大了。
讓我們用數據來說話：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2．4％，即後者等於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為1．6％，即後者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統計顯示，居住在63個發展中國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聯合國統計顯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沒聽過電話，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閱讀。在世界著名企業家都富可敵國的時候，非洲大陸至今還有30多個國家無法解決龐大的外債問題。
粗略地測算，世界上最富的3個人，他們的富裕程度加起來，可以相當於最窮的47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 應當承認，發展中國家從參與全球化中獲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方面，已開發國家無疑占據了絕大多數。
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已開發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其在與處於邊緣地位、作為勞動主要擁有者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
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經濟結構相對脆弱，資金匱乏，技術落後，市場發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處時所得有限，因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狀況有所改善的同時，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據聯合國統計，最不已開發國家的數量十年前是36個，五年前是42個，現在則增至48個。
如果考慮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經常遭受衝擊而貶值、進而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那麼，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就更少，據簡單測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高達20％－50％的貨幣名義貶值，就使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不可逆轉的大方向，所有的參與國家都能夠不同程度地從中得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開發國家在獲取利益方面是居於主導地位的，這必然在客觀上加大全球範圍內的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這種差距確實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應當說是有效率的，發展中國家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也是有現實原因的。
但是，如果這種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話，那麼，全球化就可能面臨來自部分獲益甚少的發展中國家的不穩定的威脅。任何冷靜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給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帶來了大量益處，它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全球化。
但是，我們的難題是，即使是在一個市場化的國家，要用市場化的調控工具，在不損害市場效率的情況下有效減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全球範圍內，在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 四 已開發國家既得利益階層對於全球化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抗拒會增大全球化推進的難度，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長期內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反對全球化的聲浪中，來自已開發國家的同樣不容忽視。
但是，如果撇開抽象的口號，他們的不滿與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很難說有多少一致的地方，實際上，已開發國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針對政府未能有效阻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對已開發國家的工人構成了競爭；他們抗議世界銀行的一些項目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一些已開發國家的反對全球化人士建議要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更多地提高勞工和社會標準，實際上無非是找一個藉口來抵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的衝擊，實際上，在全球範圍內來看，全世界的窮人不是這些反全球化論者所關注的、為跨國公司工作或在現代化出口行業工作的，而僅僅是能維持溫飽的農民或打零工的遊民，這些反全球化論者建議的提高主要行業的勞工標準同他們完全不相干。
這實際上就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的對於全球化的抵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由於已開發國家在全球大市場的競爭實力中占據優勢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常常處於劣勢，因而發展中國家對於全球化應該是持 抵制態度的。
然而，現實恰恰相反，發展中國家推進全球化、試圖從全球化中尋求新的發展動力的願望空前強烈；而已開發國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則已成為全球化的堅決反對者。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經受了相當大的衝擊，但是在勞動密集型 的產業卻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而已開發國家的相關產業則因為缺乏競爭優勢而面臨調整。
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階層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就業的調整等重大的現實問題。於是，這些階層會轉而成為反對全球化的力量，並且積極促使本國政府建立、強化貿易壁壘。
實際上，已開發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後果。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先生在談到拆除已開發國家貿易壁壘的問題時說，每年由於已開發國家貿易壁壘所增加的貿易成本，就相當於已開發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數量的兩倍。
如果這些貿易壁壘還要強化。後果將更為嚴重。
因此，全球化對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儘管已開發國家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好處要更多一些，但是已開發國家同樣不容迴避其內部的艱難的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基於比較優勢和利益驅動的全球化，比如會在全球範圍內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已開發國家如此， 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
只有通過這樣的結構調整，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斷提高。從當前最為激烈地反對全球化的一些已開發國家的、處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力量看，其就業的調整是遲早的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最終是會讓給發展中國家的。
在美國經濟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紡織品。最初美國的紡織業集中於大城市，後來逐漸消退。
這種調整無疑是有 陣痛的，例如就業的壓力、需要培養新的技能、工會的壓力等等。如果在這些領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歧視性待遇，必然會阻礙自由貿易的發展。
但是，我們能夠清楚地知道已開發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可避免，但是，已開發國家對於全球化的抵制同樣也成為已開發國家推進全球化的現實阻力。 五 網絡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也正在成為擴大發展差距的現實動力，而我們目前還難以有效地協調這種網絡發展的不平衡 從現實進展看，全球化的發展因為網絡的發展而加速，跨國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
應當說，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迎頭趕上的機會，但是，現實的狀況卻是，發端於已開發國家的網絡，正在擴大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並且正在造成一種"數字化分離"。 據統計，網際網路用戶的88 %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已開發國家。
美國擁有的電腦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所擁有的電腦總和還多。經濟已開發國家平均每1000人擁有300台個人電腦，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僅擁有16台電腦，在瓜地馬拉，僅為8台。
首先是網絡經濟發端於已開發國家，因而已開發國家先天地占據優勢。其次，發展中國家缺乏網絡經濟健康發展的寬鬆的市場環境、完備的法律體系、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而進一步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吸收網絡經濟的先進成果。
基於網絡經濟所特有的在更大範圍內實現規模經濟的特點、以及所?quot;快魚吃慢魚"的遊戲規則，因為網絡發展而加速的全球化正在擴大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還難以找到有效的協調方式來降低這種"數字化分離"的威脅。 六 全球化的推進必然要求各國的國內經濟政治體製作出改進，要求政府的行為規則作出改變，這必然會觸動發展中國家相當比例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從而會受到這些既得利益階層以不同名義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事實表明，發展中國家要想更多地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就必需根據市場的要求、特別是國際資本的要求加強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主要表現為放鬆政府管制、衝破行政壟斷、引入市場競爭、強化法制建設等等。
這無疑會觸犯發展中國家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全球化要求全球經濟採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所要求的市場化模式，從而帶來了制度轉換的成本，對已開發國家來說基本不存在轉制的過程，而發展中國家的轉製成本卻十分高昂，這就決定了這種制度轉軌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
反觀部分激烈地批評國際經濟體系對於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從全球化進程中不能分享好處的國家，其國內的經濟政治狀況確實堪憂；一個國家是否貧窮與落後，是否能夠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益外資，儘管與國際環境有關，但是更多地與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投資環境、法制環境等密切相關，如果其中的部分國家貪污腐敗盛行、投資環境惡劣，更不幸的是有些經濟很落後的的國家種族衝突不斷，那麼，即使有再有利的國際環境，其經濟也是很難獲得發展的。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原來在經濟運行中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響力將逐步下降；換言之，其部分經濟決策權力將根據市場規則和全球化的新原則轉移到新的市場主題，其轉移對象一是國際組織，如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政府的決策權力轉移給國際組織。
政府權力轉移的另外一個對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進入各國市場後，必然更多的考慮的是其全球範圍內的總體收益最大化，因而較少順應東道國政府的目標，例如，跨國公司經常利用轉移定價進行合法避稅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更多的關注的是借鑑和吸收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技術，因為這種先進技術的轉移和引入難度相對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這就是所謂技術上的"後發優勢"。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則常常容易忽視市場化的制度的建設和培育，這是因為制度建設更為艱難、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個演進的過程、同時制度的變更會觸動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收益。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複雜的時候，這種單純依靠引進和模仿的思路將付出重大的代價，日本在90年代陷入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因此，就目前而論，全球範圍內的反全球化思潮充其量還是一種抗議全球化的呼籲、還更多的是停留在象徵層面上，不僅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反對全球化的動機不同，而且發展中國家之間、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反全球化思潮的協調目前也可以說是無從談起的。以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楚積極參與組織的77家集團133個成員參加的哈瓦那首腦會議看，這些國家的首腦雖然坐在了一起，但分歧是明顯的，一位與會者評論說："如果說77國集團的133個成員國中有12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南方首腦會議的話，那麼在走廊里就出現了180種不同的意見。
"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反全球化的思潮目前還缺乏現實支持而忽視其中的合理成分，在事實上，無論反全球化論者是出於何種動機、何種目的，他們提出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確實提出了目前我們難以準確回答的問題，或者說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還常常存在困惑、還常常陷入迷思。或許人類總是帶著困惑和迷思從農業文明走入工業文明、從工業文明逐步發展到現代的信息經濟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困惑是可以任意忽視的。
如果說全球化是一艘不得不乘坐的船，那麼，只有正視這些我們還難以確切回答的問題，我們才能夠保持一種對波濤洶湧的全球化進程的敬畏之心，經常地反思航行的方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