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財產權的司法審判是改革的推動者」

作者：未知
1978年年末，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從1978年再次出發的中國，開始締造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蹟」。
　　1977年，宿遲考入北大法律系，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法律專業大學生；
　　1982年初，宿遲被統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庭工作，成為司法審判領域中的一員；
　　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智慧財產權庭成立，宿遲擔任庭長，中國智慧財產權審判工作翻開了新的一頁；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宿遲擔任黨組成員、副院長，同時主管智慧財產權庭；
　　2014年11月，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成立，宿遲被任命為全國首個智慧財產權法院的院長。
　　40年前，即1977年，在粉碎「四人幫」、結束10年「***」動亂的背景下，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篇章。1977年10月的一天，廣播里傳來恢復全國高考制度的消息。恢復高考當年，有570萬考生參加，最後被錄取的只有27.3萬人，錄取比例達29：1，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年。而在這其中，有82位佼佼者走進了北京大學的知識殿堂，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法律專業大學生，組成了「北大法律系77級」，至今仍備受中國法律界敬仰！
　　伴隨著改革開放推動法制建設的路線指引，40年來，「北大法律系77級」中，有的成為法學大家，有的成為法律實務界的領軍人物。無論身份如何不同，他們用40年時光做了同樣一件事――推動中國社會法治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方方面面的開拓者、推動者。今天與我們一同回憶改革歷程的主人翁，是「北大法律系77級」中的一員，是中國司法審判變革與發展的見證者，是中國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的推動者。改革開放40年，也是他與法律相融的40年，作為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法制建設中的一員，同時作為中國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的推動者、見證者，通過宿遲會長的回憶，我們看到了中國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建設與發展的每一步歷程…… 第一個智慧財產權庭的建立及影響
　　從北大法律系77級畢業直到2017年12月28日退休，宿遲的職業生涯從未離開過中國司法審判事業。1982年初，宿遲被統一分配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庭工作，作為稀缺的專業人才，僅4年的時間，宿遲便從助理審判員、審判員，被提拔為副庭長，那年宿遲28歲，成為司法領域裡最年輕的副庭長之一。
　　1990年，宿遲被派往德國進修。期間，宿遲接觸到的一位智慧財產權專門法律的老師，不僅是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教授，還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不斷的交流與探討，在宿遲心中埋下了智慧財產權的種子。1992年回國後不久，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長便建議，要在北京設立智慧財產權專業的審判庭。當時北京只設有北京高院、北京中院兩級市法院，作為少有的擁有國外學習背景的專業人才，張魯民、宿遲分別被任命為北京高院、北京中院智慧財產權庭庭長。1993年8月5日，北京市中院智慧財產權庭對外發布正式掛牌，中國智慧財產權審判工作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回憶中宿遲坦言：「智慧財產權的司法審判、司法保護，與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不僅分不開，而且就是一回事，是一體的。」智慧財產權庭的設立，也是伴隨改革開放進程中審判方式改革的大環境誕生的，它推動了公開審判制度、證據
　　交換制度、舉證責任制度、引入公證證據制度、敗訴方承擔律師費制度等等。
　　80年代末期，在交通還不發達、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中國，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主要是由法官積攢一批案件後，馱著大量卷宗下到農村城鎮，持續月余的調查、取證、調解來處理案件。「那個年代，民事案件一年能審理二十餘件已經算不錯了，要是能完成四十件，那是要評優秀得先進的」。但伴隨著改革開放、人口流動、商品經濟等諸多形勢發生變化，這樣的審判方式已落後於發展的需要。宿遲時任北京高院民庭副庭長，與當時西城法院主管民事的蔣志培副院長一同探索著加強舉證責任審判方式的改革。西城法院作為試點單位，在加強舉證責任審判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極大突破，全國130多家法院到西城法院取經。「後來《民訴法》修改的時候，就把當事人舉證責任作為一個法條寫進了《民訴法》」宿遲回憶道。
　　1992年南巡講話，1993年智慧財產權庭成立。在加強舉證責任審判方式改革取得成效後，宿遲帶領智慧財產權庭探索著庭前證據交換制度。「光是舉證不行，因為得庭審，庭審程序要公平，所以當時要採取庭前證據交換制度。」宿遲說。
　　除此之外，現在普遍使用的公證處公證取證，也是智慧財產權庭在審判改革中推動產生的。智慧財產權案件取證難，如何保證證據的真實性，智慧財產權庭作?欏暗諞桓齔澤π返娜恕保?開創了公證處公證取證的方式。雖然當時的公證只是簡單的公證人員監督、證明，但卻為今日電子存證等科技方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回憶過往，第一家智慧財產權庭成立的第一年便受理了百餘件案件，這些案件基本上都是涉外案件，大多集中在圖書音像製品盜版侵權方面。以當時在國際產生極大影響的迪士尼出版公司訴國內某出版社出版的兒童圖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為例，迪士尼最終勝訴，法院判決沒收並銷毀全部盜版物，賠償原告三十餘萬元。這一案件判決後成為國際多家知名媒體的頭條新聞，《紐約時報評論》稱這是中國智慧財產權史上的里程碑。而彼時擔任審判長的宿遲，所承受的壓力並不是案件本身有多麼的複雜，而是眾多的輿論指責「你是中國法官還是美國法官，為什麼總判他們贏？」宿遲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向China 地址記者講述道：「當時中美簽署了智慧財產權備忘錄，很多國家和國際企業都在觀望中國的法制改革，都想知道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是口號還是落實到實際。我始終堅信，不能因某些企業的小利而讓國家在國際上背負黑鍋，讓中國形象在世界上受到貶損，這也是智慧財產權庭成立之初的使命。」
　　該案件的判決，不僅讓國際社會看到了中國在法制改革中對於知
　　識產權保護的決心和司法審判的專業性，也為更多國際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時增加了信心。智慧財產權庭成為司法改革的推動者
　　1995年5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宿遲擔任黨組成員、副院長，同時主管智慧財產權庭。當時的中國在「繼續推進改革」的大環境下，市場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智慧財產權案件維權成本高，至今仍是行業內人士探討的話題。而在當年，為解決維權成本高，宿遲也是率先提出由敗訴方承擔律師費制度的倡議者和執行者，而此前律師費都是各付各的，很有可能導致案件勝訴後勝訴方入不敷出。
　　2018年是中國司法公開20周年，這對北京一中院，對智慧財產權庭，對宿遲都有別樣的紀念意義。1998年7月11日，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在北京一中院向全國觀眾直播了一起智慧財產權案件的庭審，這也被視為我國司法公開的首開先河之舉。當時為何會選智慧財產權案件作為直播審判案件？宿遲回憶道：「智慧財產權庭在此之前就每個月定期邀請社會人士、學生等來旁聽，所以我們對於公開審判的準備工作以及流程是非常熟悉的，並且也有信心接受直播公開審理。」宿遲擔任庭長時便建議司法公開，做到真正的公開審理，接受監督；擔任副院長後，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司法公開制度，成為中國法制改革中重要的一筆。
　　「智慧財產權審判庭從設立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伴隨著改革，同時它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直接的推動者，一直在一線、在最前沿，探索並實施著改革。現在看來，這些改革和探索都是成功的，並且在司法領域中被推廣。」宿遲在回憶改革過程中說道。知產法院是改革的延續和提升
　　2014年11月6日，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成立，宿遲擔任院長。智慧財產權法院是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出的為了加強智慧財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而設立的審判機構。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智慧財產權法院的決定。
　　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成立，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成果，標誌著中國智慧財產權保護進入新階段。成立之初，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就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堅持改革創新，依法公正高效審理各類智慧財產權糾紛案件，努力創造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身為院長，宿遲所肩負的責任可想而知。
　　「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成立以後的改革，實際上是過去的延續，但是從規模、深度、廣度和高度方面，都是過去不可比擬的。北京知產法院是從體制上、機制上更高層面要求的探索改革，因此這個改革更加的深入，意義重大。」宿遲表示。
　　自2014年11月6日建院至2018年6月30日，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共受理各類智慧財產權案件44139件。其中，2015年審結5432件，2016年8111件，2017年12795件。
　　從1993年第一家智慧財產權法庭的庭長，到2017年底擔任了三年的首家智慧財產權法院的院長，宿遲對於25年來中國智慧財產權案件的變化最有發言權。
　　「20多年的時間，智慧財產權案件無論是數量還是性質都發生了很大變化。25年前，我任庭長的時候，大部分案件基本都比較簡單，主要是盜版光碟，盜版書籍等類型案件。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例如在著作權領域，隨著網際網路、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侵權的問題跟當年完全不同了。有關技術的案件，當時根本還都沒有出現，比如標準必要專利的問題等。商標的問題也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特別是有關在先權利與商標註冊的衝突等。」宿遲介紹說。
　　基於改革開放下的經濟快速發展，智慧財產權案件的國際化、複雜化、多元化等特徵愈加顯著。站在改革創新的前沿進行探索與嘗試，從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設立之初，這便是它的一部分。宿遲坦言，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建院伊始便肩負著兩大使命：一是提高中國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的水平，二是全面地推進司法改革。廢除個案彙報制，建立專業諮詢制；推行訴、審、判一致性改革，貫徹落實庭審實質化要求；探索構建中國特色智慧財產權案例指導制度，確保裁判標準統一；全面開展專業化審判，多措並舉提升審判質效；大幅提升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賠償力度；注重發揮臨時保護措施的效用；積極適用證據規則探索證據挖掘；大力推進訴訟誠信建設；嚴格履行司法審查職能。除此之外，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還在轉變院庭長職能、實現扁平化管理、加強法官自治、深化司法公開、推進法律共同體建設、購買社會服務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改革探索。
　　秉持著兩個使命、三個理念、四個國際一流的理念，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從成立至今，得到了行業內的高度關注和認可，同時也成為中國司法改革在國際上的一張靚麗名片。智慧財產權的未來大有作為
　　改革開放40年，是宿遲與法律結緣的4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二十餘年，是宿遲與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並行的二十餘年。開拓者、執行者、見證者，每一個身份都與中國法制改革的歷程緊密相連。
　　「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本身就是伴隨著中國四十年以來改革開放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它始終承擔著對外開放和司法改革排頭兵的作用，也維護著國家科技文化發展融入國際社會整個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後，北上廣成立智慧財產權專業的法院，幾年來得到了黨內外、國內外的一致稱道。我認為，中國的智慧財產權的司法保護已進入到一個更高的新的發展時期。未來，不論是學者、專家、律師還是法官，在智慧財產權領域都會有更大的作為，以期為國家的創新驅動戰略和國家科技文化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宿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