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北盘江/【巴楚】
《遭遇北盘江》是作家既《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的又一本与河流有关的长篇散文读本。该书由《蔗香，蔗香》、《桥的命运》、《并非故事》、《遇美女》、《最后的都格》等47篇独立文章组成，每篇文字短小精悍，长文不超过5000字，最短的八九百字，笔触所到之处皆为北盘江有关，读来趣味横生、韵味无穷。
第一章 蔗香，蔗香
这里是贵州西部广西北部，南盘江和北盘江在这里交汇，两条河呈字型，左支南盘江，右支北盘江，汇合后为红水河。
资料上说，南北盘江分别从云南马雄山麓出发，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独自穿越了无数山川，两条河像两个兄弟各自奔跑至贵州和广西边界（望谟册亨乐业）后融成一体，于是，有了新的名字：红水河。再远去就是西江珠江。
我对南北盘江交汇的情景曾作过一翻想象，以为此地峡谷山高，激流滚荡，飞瀑之下，跌浪轰鸣，然而当我走进两江口时，才发现想象如此虚空。原来这“两江一河”却静如处子，浩若烟波，船舶往来悠然，显得是那样恬淡旷达。那划过山川间的蓝色玉带，犹如一块宽大的草坪铺展在这丘陵的深处。原以为这里是不适人居的荒蛮之境，却没想到，上帝在这里创造了如此安逸的风水。山不高，水不恶，树林灌木一片片一丛丛；河口平坦，视野开阔，高峡出平湖的美景跃然眼前，无论站在什么位置眺望，都独有一番风光飞来眼底。
那天，前来为我徒步送行的有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李泽春先生望谟县委宣传部范国美女士以及喜好徒步的林农先生。还有和他们一起来的，我不认识的很多人，他们中有的是热心人，有的是旅游爱好者。这是我曾经徒步乌江和赤水河没有过的“排场”，他们的到来既让我感动，也让我惶惶。毕竟这是个人兴之所至，如此兴师动众，不免使我生发愧意和不安。
林农先生一脸浓密胡子，酷似画家，实际他是某公司老总，前来蔗香，目的是来考察，准备在此投资搞旅游开发，我的到来，正好与他们相遇。
然而，那之后，我再以没有见过这位酷似画家的老总，也不知他的美好宏图是否得以实施，或者正在建设之中，抑或因种种原因搁了浅？
那一天，是2009年7月14日。
当我们一行从半山坡的“王海平故居”下到江岸，走进江边停靠的船泊上，我以为他们是来船上观光览景，上了船才明白是来船上吃饭。
码头上停泊着好几艘做买卖的船。我们上的船不算小，有三间木屋那么宽大，中间是客厅，两边厢房设置有餐厅包房和住宿。食客不算多，在我们到来之前只有几个人就餐，虽然显得并不那么热闹，但感觉却别有一番风味。
他的老婆长得很漂亮，集中体现了布依族女人的优点：大方热情轮廓分明，气色红润，弯弯的眉毛，亮亮的眼睛，身穿花布褂子，小胳膊不仅露出了柔柔的质感，还显现出苗条而丰盈的身姿。女人不停地招呼船上的客人，随时随地微笑着面对每一个来者。
这对年轻夫妇都姓王，2007年，投入13万元打造了这艘木结构的船，在船上开旅馆做买卖。他们说，两年多来，生意总是一天比一天好，估计再苦一年就能收回成本。
太阳落到江对岸的山下去了，但河边的蔗香依旧闷热，热得你总觉得无处藏身。前来为我送行的朋友们，晚饭后各自离开了。后来我再没有见到他们，缘分有时就这么浅得不可理解。
然而，晚上来到乡政府后，就没能再去那船上。
夏天的蔗香，高温天气是常事，外地人初来乍到难以适应，坐着都直冒汗，难免急躁不安。那个晚上，我睡在望谟县蔗香乡政府的一张工作床上，尽管扒光了衣裤，汗水还是淌个不停。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眼睛涩涩的，感觉周身都汗渣渣的，十分不好受。乡干部符足会给我摆了个故事，他说，去年有位外地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干部，呆了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乡政府从河岸往半坡搬迁，天气很热又没来得及建厕所，这位外地干部感触颇深，走时，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蔗香海拔低，夏天，热是肯定的，但也不至于像这首打油诗这么夸张，把个蔗香写得比南京武汉之类的火炉城市还热。
蔗香，分布着布依苗汉三个民族，以布依族居多。蔗香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让人联想到甘蔗和香蕉。没想到，还真是这样。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南北盘江东北岸有一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为了纪念治理贵州有功的奢香夫人，便将村寨取名为奢香村，渡口取名为奢香渡。到了清朝，为了避讳明王朝，因奢香夫人是明代重要人物，地方政府只好将“奢”字的大去掉，留下者，奢香村易名为者香村，江上的奢香渡也变成了者香渡。后来，又因这里盛产甘蔗，属于望谟的蔗糖之乡，1951年故将者香更名为蔗香。从此，蔗香之名沿袭至今。
第二章 一个人的历史
蔗香有个显赫的历史人物，叫王海平，死于1941年5月28日。他的死可不是一般的寿终正寝，且殁难于外乡，用不好听的话说，叫吃了枪子。他吃枪子的地方叫团坡桥，当年属于贵阳市郊。
王海平这枪子当时吃得有点扑朔迷离，是被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下令枪决的，据《盘江洪流》一书记载，罗列的罪名为：“王匪海平，双江苗王，穷凶极恶，集数千众，名团暗匪，设卡抽税，私设枪厂，通匪容共，包庇走私，是我省著名之夷苗豪匪。”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给王海平扣的罪名里并非涉及到王是共产党员，而几十年后的1992年，打死他的那颗子弹才被证实是邪恶的黑暗的，是不得人心的。因为王海平尽管受命曾会剿过右江革命根据地，但更多的人证物证（历史资料证明他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证明王海平不仅支持过红七军，积极参与抗战，到后来还和革命军队以及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
其时，我想王海平即使在形式上没有加入共产党，实际上他已经是一名倾向革命的仁人志士了，只是由于他当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迟迟没下奔赴延安之决心，使得命丧党国之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王海平的是非问题也一直未能廓清。
王海平生长在蔗香的板陈村，有资料说，王海平从小聪颖过人，自幼读经诵史，精于文墨，四书五经烂熟于心。但我想，大凡有点出息的人都被后人这样传记。即使资质平平，往往也会被夸大其词。不过，15岁的王海平，没有考取文生却阴差阳错考取了武生，或许命运注定他这一生要和刀枪为伍，也注定要死于非命。不然，一个崇尚诗文的青年这么就考取了武生？
或许一切都是因果吧。
尽管王海平是在他死去50年后才获得烈士称号，但他的旧居一直保存较好。2006年，板陈村寨因属龙滩电站淹没区，王海平遗留下来的这幢房屋必须搬迁，于是旧居很快被拆迁到望谟县城，有关方面打算在县城把王海平旧居重新修葺，作为文物保护，可尚未来得及修葺，这个决定就被否定了。2008年，那些被拆散的木架木板又被运到北盘江边的蔗香村，过了些时日，王海平旧居总算孤零零地“立”到了江边的山坡上。
站在这幢古色古香的木楼前，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的“两江一河”交汇处尽收眼底。木楼虽显孤单，但也不失为一道风景线。
不过，当我看到这幢尚存着些许往日辉煌印痕的旧建筑时，人们常说的四个字：人世沧桑，使我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我升起了想见到王海平后人的愿望。在蔗香新建的村镇上，我找到了王海平的后人，即王海平的孙子王封宁。
王封宁生于1948年，对于爷爷的“传奇经历”是不可能直接知晓的，而是听父母和其他人东说西说记下了一些。见到老王的一刻，我发现在他身上体现着豪门之气的基因，尽管他本身是农民身份，但祖上的影响似乎尚存。他不仅个头高大，且轮廓分明，从他身上可以想象他的祖父王海平当年作为一个“地方司令”的威风和气度。
王封宁告诉我，他爷爷的事，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说清的，但没有人敢说。解放后有个叫韦国英的人在广西某县当县长，他说过，王海平本来是共产党的人，但没有人去核查。其实，1943年，也就是王海平遇害后不久，韦国清（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为王海平撰写了一首挽诗：以身殉难似归家，甘为直汉抗横流；双江浩气传千古，泼得盘水起浪花。
然而，王海平的历史问题却一直久拖不决。
解放初期，尤其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一直为他爷爷的身份查找资料，核实当年的历史细节，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92年，王海平才得以正式明确身份，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黔西南州政府报告，同意追认王海平为革命烈士。
王封宁一家因爷爷的问题屈辱了四十多年，直到爷爷被追认为烈士才出了口粗气。王封宁最后对我说：“爷爷得到平反的通知下达后，随之而来的只有一本证书，还有一条床单。”
我问：没有别的？他说：没有，就一本证书一条床单。
第三章 叫平洞的小村子
我得离开蔗香了，具体说，是离开蔗香乡政府所在地，离开这两江一河的交叉处。真正离开蔗香乡的管辖范围，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山要爬。
早上从叫毛眼登的小村寨出发，沿北盘江东岸没有寻到路径，乡党委副书记黄道泽找了一条船，说送我到上游的平洞村寨，板陈村的村支书住在平洞，这个支书是受过省里表彰的先进人物，叫我好好采访采访。
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上那条机动船，船一开动，突突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逆行而上。北盘江在这一江段宽宽的，静静的，蓝蓝的，江的西面是册亨县地界，逆流而上，两岸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不算高，树木也不算稀少，似有“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觉。
不到一个小时，平洞就到了。然而，平洞并非在江边，据说这个布依族村寨祖辈一直生存在江边，由于龙滩电站的修建，村子早两年就搬迁到半山上去了。
江岸的山既不是巉岩也不凶险，但坡却很陡，有的地方光秃秃的，黄色裸露在外，阳光照在上面，像火焰一般正在燃烧；岸边，江水漫过的地方，叫不出名字的一蓬蓬站立的杂木，拥挤在一起，枝桠上看不到一片叶子，整个已经死掉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涝死。
我们从那没有长草也没长树像牛背的山脊上朝上爬去，日头虽未当顶，但我全身却冒着汗。好不容易爬到半坡，以为山凹处就是平洞，然而又转了个山湾才见到平洞。
平洞并不平，实际就是山坡，至于有没有洞当时没有询问，感觉是没有的，经验判断，这样的山坡，四周灌木丛生，远处坡上还有一片原始森林，生长着茂密的大树，一看地形地物就不像有岩洞。
小村寨人家不多，估计才10多户，也不密集，东一家西一家，隔着距离，不像老村寨那么稠密，一看就是新建的村寨。
一进村子，进入视线的首先就看到光溜溜肥赳赳的大猪小猪们到处闲逛，有的猪儿肚皮上裹着满肚皮的稀泥，并撸起脏黑脏黑的嘴到处乱拱，在瓜棚木架下刨食的鸡们，一不留神就被撞过来的猪儿吓得四处逃散，偶尔还听见几只胆小的鸡发出惊叫声。
我说，这猪们怎么不关在圈里，任由这般自由自在，不怕跑掉吗？随行的黄道泽先生说，家家的猪都是这样放养，大概是搬迁到这半山上的时间不长，大家都没有修圈。后来我才得知，这平洞的村民们，对猪习惯了放养，也喂熟食料，但不关在圈里喂，都在露天坝喂。猪们大的带小的，大的卖了或杀了完成了使命，小的又变成大的可以带刚买来的小猪，就这样循环往复，一辈带一辈，习惯成自然，哪怕是刚买来的小猪儿放养着也不会跑掉。
村支书黄庭昌家养了四头猪，有头大肥猪估计有400斤左右，动弹不得了，睡在一个狭小的木栅栏里，但那绝对算不上是猪圈。其它三头不大不小，但起码也有百把斤以上的猪们，就在房屋四周摇摇摆摆闲逛着，一会又跑到门口来嗷嗷几声，没人理会就走开了。
黄庭昌不愧为是带头致富的村支书，他不仅养的猪比其他农户多大，而且饲养了30多头黄牛。他说，还没搬迁到半山上来时，在江边饲养的牛更多，比现在要多一半。我没有看到黄支书家的牛，连根牛毛也没看见。因为他家的几十头牛早已放到斜面那个山坡上去了。黄支书饲养了几十头牛，但也没修造个像样的牛圈，他造的牛圈实际上就是几根木头围起来的一个栅栏，栅栏的高度到人的腰间，没有顶棚，如果牛儿想跳出来跑掉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栅栏围在离房子几十米的山坡上，地势高低不平，而且狭小，晚上，几十头牛怎么睡得下？不要说睡，大家站着也会挤破头。
这是个奇迹。我知道贵州很多农村，养猪养牛都是圈养，圈不牢靠都不行，甚至还有上锁的，一是担心猪牛出圈后跑了，一是防备盗贼。而在这么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山村，从猪们和牛们的生活方式来看，倒是一个美好的向往之处，就像回到了人们常说的昼不关门，夜不闭户的美好时代。
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仿佛平洞就处在原始时代，一切都不用设防，大家各得其所，各得其乐，也没有人来骚扰，也没有人去偷盗，贫富不妒，相安无事。虽然落后，但也踏实。
村民们的房屋都是砖木结构，房架用木头构建，墙壁用砖头装修，简陋是不用说的了，但修建这样一个住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平洞一带，成林的树木不多，倒是灌木成片，因此，修造木房子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金贵的木头做个房子框架，然后到蔗香去买砖，用船拉到平洞，再肩挑背驼运到山上来。修这样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子，实非简单。
去到平洞前，我就想，支书受过省里表彰，那一定是个被现代化了的基层村官，没想到，这个村官却十分朴实，穿戴和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二样，衣服上打着一块补丁，有一处还裂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肌肉露在外面他浑然不觉。老黄45岁了，长得十分敦实，活脱脱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好在他能说汉话，使我们的交谈少了麻烦。
老黄说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平洞人，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从江岸的册亨县打宾村搬迁到望谟平洞的。平洞过去属于丁上村，他以前是丁上村的村主任村支书，2008年，丁上村合并为板城村后，他担任板城村支书。说到他受省里表彰一事，老黄说没什么，就是做了要做的事情，结果得了表扬，有点意外。
那是2007年6月，他们修建村活动室的砖有部分在蔗香江岸，有的拉到了平洞村脚的江岸，没来得及搬运到山坡上，一场大雨，江水涨潮，把砖淹没在三米左右深的水下，由于龙滩电站正在蓄水，不可能开闸泄洪，老黄是支书，就组织村里的“水鸭子”钻到水下捞砖，连续捞了几天，捞出了15000多块砖出来，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其次，在移民搬迁工作中，他的工作做得最好，不仅起到了村支书的带头作用，而且还协助村民搬迁。
大约就因为这两点，得了省委组织部的表彰：“黄庭昌同志在全省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中，成绩突出，评为先进个人。”
板城村有7个自然村民组，但居住地十分分散，令人想不到的是，7个村民组过去只有板城村民组有所小学，2006年被龙滩电站库水淹没后，如今村寨里的孩子入学要么到望谟县城住读，要么去蔗香（初级）中学住读，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人家，送到册亨县那边读。不过老黄却说，如今大人们再辛苦，孩子入学读书一个都没落下。
老黄生育有三个孩子，依次为16岁15岁14岁，也就是说，老黄老婆是挨年生产的，第一个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第三个还是女儿。大儿子读到初一就弃学了，只有两个女儿在校就读。他老婆不在家，我们来到他家时，就他一个人在屋里。不久，他儿子从江上打渔回来了，收获不小，提了一大桶鱼回来，但不见老黄欣喜。原来，北盘江上的鱼多，也好打，儿子每天动辄就能打一桶鱼，一家人吃鱼都吃腻了，都没有人吃了，就给猪们吃，猪们都吃腻了也不肯吃了。
我问，怎么不拿去卖？老黄说，拿去哪里卖？山高路远，进城一趟不容易。
中午，老黄硬要我吃完午饭再走，我只好坐下来吃饭。饭自然是白米饭，酒自然是米酒，可惜饭桌上却不见一叶蔬菜。但我不好意思说，后来我才得知，原来这布依族人家是不兴给客人吃蔬菜的。据说这是为了敬重客人。
第四章 水上惊魂
离开平洞，下完坡就到了江边，我本意从江岸摸索着步行而上，但陪同的黄道泽书记很不放心，担心我在他们乡境内发生意外，所以执意要把我用船拉到岩架渡口。
推辞不掉，只好从命。日头当顶，江面上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两眼发烫，我忍受着烈日爆晒，坐在船头尽情欣赏着北盘江两岸的风光。这一带江两岸，山势依然平和，坡上要么长着树木，要么长着高粱或玉米，正是盛夏，所有的植物一律呈现绿色，一路上行，湖光山色，惬意满盈。
船开了一阵，来到一处很平缓的湖面，湖宽大约100多米，水深却无从估计。黄道泽说天气太热，问我要不要下水去凉爽凉爽？我虽然有种“近处怕鬼，远处怕水”的心理，但嘴上却说：好啊，都下去凉快一下吧。黄书记从小生长在河边，水性很好，于是第一个脱掉衣裤，扑通跳进了江里。开船的小伙子把船撂在江面上也跳了下去，我心里尽管发紧，但还是勇敢的脱得一丝不挂，裸裸的跳到了江中。
下水后，我游出了不到10米远，就再不敢朝远处游了，马上向船靠近。没想到，这盘江水却是江面看似平缓，江下那知是暗流涌动。船已经被暗流往下推动了几米，在我游近船边时，船倾斜着继续下滑。我靠船楞高的一面，抓了几次船楞都没抓着，心头一慌，力量骤然褪减。黄道泽和开船的小伙子都在船的那一面，这时我感到水流更急了，我想从船下游过去，可体力不支，而且从船下游过去，危险更大，弄不好就会被船底压到水下去起不来。我更加慌了，拼命跃起去抓船楞，又连续抓了几次都失败了。我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的威胁，感到了快被水淹死的恐惧。真的，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求生的比死亡的威胁更加强烈。我相信每个人在面对死神压迫时都有同一种顽强的体会，那就是，哪怕还有一丝力气都不会放弃生的抗争。
我没有放弃继续去抓船楞，尽管力气十分微弱。就在我快要发出呼救声时，终于抓住了船楞，右脚使尽浑身力气，整个身子总算翻进了船内，像一头笨重的猪，重重地摔在了船板上。很久都没缓过气来。然而黄书记和开船的小伙子都没发现我的惊险一幕，直到至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北盘江上的“水上惊魂”。
幸好，水不灭我，阎王爷也不收我，才得以写下这些文字，不然我早变成了水鬼。
17日，天气仍然炎热，我在北盘江边没有找到好“料”，我想这一定跟我听不懂布依族语言有关。为了寻找有意思东西，或者说为了安全起见（这当然是我过分的考虑）晚上索性来到盘江边上的油迈瑶族乡政府（也希望从乡政府获得线索）投宿。
也不管乡政府的官员们内心高不高兴，反正他们晚上还是把我安排在本来就很狭小的二楼房间住宿。小洋楼的左边只有二层，楼上有三间屋子，安排我住的屋子在中间，里面有三个床铺，我睡靠左墙的床，说是这位乡干部回家了，暂不回来，空着。由于楼顶没有隔热板，里面的屋子比烘房温度还高，一脚踏进去，全身像是被浇了盆热水，大汉马上外冒。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外面等待高温下降。
我问他怎么调到乡下来的，又没有提升，县城不好点吗？乡下条件艰苦，比如用水就很不方便。他说，得服从安排，再说本来就是从农村考上警校后才走进县城的，“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他叫王荣，布依族。他说，之前的负责人因为是汉族，调来一年多，听不懂这里布依族话，工作难度太大。这个乡虽然叫油迈瑶族乡，那是为了保持瑶族特点，实际上瑶族的比率还占不到布依族人口的20%。布依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但是和他们搞不好关系，不深入他们的情感，不主动亲近他们的生活，开展工作就难。而走近他们必须得听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王荣说他来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案件，两个农民兄弟为土地发生纷争，结果一方把另一方头打破了，双方都拿不出钱医治，到处借，连10块20块都借不到手。打人者不但不懂法也不懂道理，被他打伤的人如果不尽快医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根本不管结果有多严重，好说歹说，总算去找了500块钱。王荣见伤者危急，只好开车送其到望谟县医院救治，钱不够，他只好拿出300块钱垫上，这样才保证了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王荣说，以前在刑警队也忙也累，但相对单纯一些，主要负责刑事案件，调到派出所来了就更忙更累，杂七杂八，大到村民打架斗殴，小到偷牛盗马，家长里短，治安治安，就是要保证一方群众平安无事。他们所就三个人，两个“官”一个兵，其中副指导员还是位80年代出生的女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吴佩霖当属这类女子。
人们生活着，或者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是为了一个梦，总之不管是为着什么，不外乎都是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搏击，不懈追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
小女儿才三岁，而母亲却是60多岁的人了，一老一小远在一边的日子怎么不让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王荣担心？但是，不管你牵挂不牵挂担心不担心，一切都还得承受和继续。难道不是这样？
告别王荣告别油迈时，我也想到了我二岁多的女儿，她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哭了还是笑了，是正在熟睡还是正在闹腾？
第五章 警察王荣
17日，天气仍然炎热，我在北盘江边没有找到好“料”，我想这一定跟我听不懂布依族语言有关。为了寻找有意思东西，或者说为了安全起见（这当然是我过分的考虑）晚上索性来到盘江边上的油迈瑶族乡政府（也希望从乡政府获得线索）投宿。
也不管乡政府的官员们内心高不高兴，反正他们晚上还是把我安排在本来就很狭小的二楼房间住宿。小洋楼的左边只有二层，楼上有三间屋子，安排我住的屋子在中间，里面有三个床铺，我睡靠左墙的床，说是这位乡干部回家了，暂不回来，空着。由于楼顶没有隔热板，里面的屋子比烘房温度还高，一脚踏进去，全身像是被浇了盆热水，大汉马上外冒。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外面等待高温下降。
我问他怎么调到乡下来的，又没有提升，县城不好点吗？乡下条件艰苦，比如用水就很不方便。他说，得服从安排，再说本来就是从农村考上警校后才走进县城的，“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他叫王荣，布依族。他说，之前的负责人因为是汉族，调来一年多，听不懂这里布依族话，工作难度太大。这个乡虽然叫油迈瑶族乡，那是为了保持瑶族特点，实际上瑶族的比率还占不到布依族人口的20%。布依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但是和他们搞不好关系，不深入他们的情感，不主动亲近他们的生活，开展工作就难。而走近他们必须得听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王荣说他来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案件，两个农民兄弟为土地发生纷争，结果一方把另一方头打破了，双方都拿不出钱医治，到处借，连10块20块都借不到手。打人者不但不懂法也不懂道理，被他打伤的人如果不尽快医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根本不管结果有多严重，好说歹说，总算去找了500块钱。王荣见伤者危急，只好开车送其到望谟县医院救治，钱不够，他只好拿出300块钱垫上，这样才保证了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王荣说，以前在刑警队也忙也累，但相对单纯一些，主要负责刑事案件，调到派出所来了就更忙更累，杂七杂八，大到村民打架斗殴，小到偷牛盗马，家长里短，治安治安，就是要保证一方群众平安无事。他们所就三个人，两个“官”一个兵，其中副指导员还是位80年代出生的女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吴佩霖当属这类女子。
人们生活着，或者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是为了一个梦，总之不管是为着什么，不外乎都是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搏击，不懈追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
小女儿才三岁，而母亲却是60多岁的人了，一老一小远在一边的日子怎么不让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王荣担心？但是，不管你牵挂不牵挂担心不担心，一切都还得承受和继续。难道不是这样？
告别王荣告别油迈时，我也想到了我二岁多的女儿，她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哭了还是笑了，是正在熟睡还是正在闹腾？
第六章 梦开始的地方
认识册亨县岩架镇党政办的王丰贤完全是偶然。
岩架镇坐落在盘江边上，兴义到望谟的公路穿镇而过，作为乡间来说，这个镇子无疑显得很热闹。
油迈乡和岩架镇都坐落在盘江两岸，一江之隔，江东属于望谟，江西属于册亨。从望谟来到册亨，也就是从油迈来到岩架镇，来到这临江的镇上时，太阳正当顶，全身直冒汗。
他就是王丰贤。个子不算高，长得白白胖胖，虽然有三十多岁，但感觉好像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不善言谈，甚至还有些拘谨，默默的做着自己的事。交谈中才得知，他到镇政府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再加上是从村支书的岗位上考上来的，先来后到，难免谨慎。
王丰贤1977年出生在岩架镇弄应村，两岁时母亲被雷击而死，父亲续弦后总算把他拉扯大了。初一时，他的成绩排在前三名，但到初二后，父亲因病瘫痪，他作为子女中的老大不得不担负起家里的很多事情，于是影响了学习成绩。但中考时王丰贤还是上了师范学校的预选分数线，可家里却拿不出20元的报名考试费，从此王丰贤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就在失学的那年，他当上了弄应村的小学代课老师。
他知道自己的基础差，所以教书种地的同时却没忘记自学。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可以用“头悬梁锥刺股”来形容王丰贤。通过自学，1997年他获得了中专文凭。
民办教师转非，对他来说按说是个机会，那想到他却被挡在了杠杠之外。成了一个没有资格转成公办教师的优秀民办教师。因为“民转公”的条件是1986年之前就开始在乡村任课的民办老师，而他是1995年才开始代课的，自然没有资格“前进这一步”。
对王丰贤来说，这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跨越。但是，他还有更高的理想更美的梦。2008年，省里明文规定，凡是有中专文凭的现任优秀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可以招考到当地乡镇工作。
王丰贤的机会来了。他报名了，一考就中，成为全县6个入围者之一，三比一的面试录取，最后他又获胜了，进了岩架镇镇政府，成了公务员，也就是村民们过去常说的：当上了国家干部。
可王丰贤说他从小的梦想是读大学。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说学而优则仕，对于农村人来说，至少也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条件。他现在已经是镇政府的干部了，这是当下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望尘莫及的岗位，而王丰贤却并不满足。他说他还有新的梦想。
知足常乐，但太知足了那就说不上前进。
王丰贤才三十多岁，路还长着，他的梦才开始。
第七章 墙家鱼馆一宿
太阳已经下到了山的那面，天就快黑了。
空气还是那样热烘烘的，坐着，汗水照样流淌不止，但比起日在中天时，无疑是好受多了。我在岩架小镇上行走，其实是在那条穿镇公路上行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家路边店，抬头一看，见店门口上方的墙上挂着块大牌子，名曰：“墙家鱼馆”。我有点好奇，墙家，鱼馆，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这老板姓墙？不可能吧？不是姓墙为什么又叫墙家？管他姓什么，只要可以住宿就行。上前一问，才知道，这墙家不仅开饭店还开设旅社住客。
墙家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房，楼下三间正房搭一间偏屋，都用作了饭馆和一个小卖铺。客房在楼上，店里一个女孩把我带了上去，打开房间，走进门内的我被一阵热浪扑打得晕头晕脑。急忙把对着大马路的窗户全部推开，可热气还是闷得让人心慌，于是赶紧下楼，坐在房屋一角的树荫下，静心安坐。过往的车辆呜呜的开过来或者呜呜的开过去，店里的人一会儿向公路上泼一盆水，车辆过后也就不见扬起灰尘。
坐在树荫下，偶有一丝风飘过，甚是舒服。墙家店子背后百十米的陡坡下是一条小河，小河流到岩架小镇的下面汇入北盘江。北盘江在这里显得十分宽广，横竖淹到了半坡，站在坡上看北盘江，北盘江就像三条水龙静静的卧躺在山夹里。岩架镇上的村子以前都居住在河边，龙滩电站修建后，包括岩架镇政府和江边的村寨不得不向山坡上搬迁。这墙家也是从水边搬到这公路边的。库水后，小河看不到流动了，就是北盘江也几乎看不到流动，只看到宽宽的河面，深深蓝蓝的水。
这个男子看上去有五十来岁，而他自己却说只有30多岁，讲一口流利的省城贵阳话，我还以为他是从贵阳来的。没想到，他是来找我投诉。他一上来就问：你是记者，我有事找你。我没有回答他是记者还是不是记者，而是问他有什么事？我不是不想实话实说，而是觉得回答是和不是都不太妥。回答是记者嘛，实际上我已经不在新闻单位了，那就有欺骗嫌疑，至少也有说谎的成分；可说不是记者嘛，来人反而要说我在说谎。既然他说我是记者，起码他得到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毕竟我在从事新闻工作的那些年风风火火干过，雁过留声，记者的名声还在“飞扬”。这次徒步北盘江，虽说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但和老单位贵州都市报有个约定，给报社提供沿途采写的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负有记者的一定职责的。
一切都明白了，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其实，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伸张正义的人，不管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也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是出于道义，都是值得赞赏和支持的。可眼下这位老百姓装束的男子，却说着一口贵阳话，其目的并非在正义和别人的请求，而是另有所图，有点像靠做这种事过日子的人。不仅令我讨厌，还叫我哭笑不得。这样的人真是少见。
我再次下楼时，墙家女主人才说，“这个人有点社会哦”。
夜晚尽管没有睡好，但我还是早早就爬起来走了，我担心这家伙第二天早晨真的来纠缠我。
我离开“墙家鱼馆”后，不知道那男子来没来墙家找我，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不可能再找到我。奇怪的是，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来到这里的。至今我也不明白。
第八章 水上鸳鸯
2009年7月19日，烈日炎炎。
托岩架镇渔业工作站的岑正行站长找一个以打渔为生的有故事的人聊聊。等了一天，岑站长来电话，说他给我联系的那个有点意思的渔夫没有接他电话。他这一说，我才明白这些成天在水上飘来飘去人们也已“现代化武装了”。岑站长见我感到失望，便说，我干脆带你到江上去寻那个“老寡公”。
见面后，我问岑站长怎么叫这个渔夫老寡公？岑说，不是我叫他“老寡公”，是他们同行里很多人这样叫他，因为他40多岁了，一直没有讨老婆。大家很奇怪，但只要问及他为什么不找老婆？这个先前还和你高谈阔论牛皮哄哄的男人马上就不说话了，或转身离去，干脆就不理睬。大家对他至今没有老婆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都说他很好玩很能“款”（聊天）。
这无疑是个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渔夫。职业使我对“老寡公”产生了兴趣。
岑站长就开着百色的快艇在江上寻找这位姓张的“老寡公”。
从岩架的码头出发，快艇在宽阔碧蓝的江面冲锋，来来往往的渔船在江面上穿梭或停泊，每见一只渔船，岑站长或是用普通话喊话，问看到“老寡公”去哪里弄鱼了。但都没有人准确回答老寡公的去向。我们上下水域分别找寻了三公里左右，没看到他的踪影，也不知他躲到哪个角落一边乐着。
不得不放掉这个好玩的老寡公。
再次回到码头一角。这时，江岸边出现了一支渔船，船上一男一女，还站着一个孩子，大约六七岁。男的在船尾划船，女的在船头掌舵。孩子见了生人一下子钻入了船篷里不出来。岑站长说，这是一支夫妻打渔船。之前就听镇上人说，这一带水域，打渔的“夫妻船”不少，一年四季吃喝拉撒都在船上，想象着这样的生活其实也蛮有味道的，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没想到，果然就有这样一支活脱脱的夫妻船出现在眼前。
我叫岑站长把快艇开过去，靠近他们，和他们聊聊。
那一年，刘平清说他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他说就是那一年的一个赶场天，他提着鱼到岩架镇的集市上去卖，在闹哄哄的集镇上遇到了他的老婆王氏帕，一见就对上眼了。我问什么叫对上了眼，他说就是你们城里说的一见钟情呗！
这个33岁的重庆“崽儿”话语里充满了自信，好像漂亮的王氏帕就非他不嫁。
我又问他：“你们的父母都赞同你们相好”
“我的父母不反对。他们反对有什么用？我长期不在家，反对啥子嘛。”
王氏帕一直不说话，脸红红的站在一边，脸上爬满了羞涩。
那王氏帕的爸妈也不反对？我又问。
王氏帕的脸更红了。刘平清见老婆不肯说话，就回答：“反对无效。她同意就行了。”真是说得干脆利落。毕竟长期远游在水上漂泊，使得这个重庆“崽儿”独立开放。这无疑是他从小在水上打渔锻炼出大无畏精神。
然而这样的感情和婚姻肯定要承受许多压力和辛苦。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只能和他们呆在船上，从小就得学会在水上漂流在水上吃喝拉撒，连睡觉都得在水上。如今娃儿已经上学了，除了上学的时间在陆地上行走，其它时间都得跟着大人在水上流动。可是长此以往，那逼窄的小小渔船怎么能满足孩子飞翔和快乐的心灵需求。
那么一支总面积不超过20平米的小船毕竟有限，晚上一家三口睡在床上，对于孩子来说多有不便。但刘平清说，“莫得啥子得，选择了这么过，那就得承受，无怨无悔”。这是刘平清的看法。他还说，“打渔期间我出去打过工的嘛，可钱也不好赚呢，还很不自由。打渔虽然辛苦点，但自由自在，不想出工了，自己给自己放个假，躺在船上睡大觉，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我说，渔政可以管你们啊？
“渔政哪管得着我们怎么打渔哦，他只管年审，只要我们的船莫得啥子问题，就没他们的事了。”
刘平清说他不担心渔政管理部门找麻烦，担心的是那些捞便宜的家伙，“早上收钩晚了，鱼就被人弄走了，一天的活等于白干了。”
每条打渔船上都有1000多只钩子，作息时间是，下午五六点钟去放钩，凌晨三四点钟就得去取，取晚了，鱼钩上的鱼别人就帮你取了。
我问这些人是不是同行？
刘平清说，也算也不算，但这些人不是职业的打渔者，职业的打渔人都讲规矩，不会乱来。
“一天有多少鱼上你们的钩？”
“这个不好说哦，1000多只钩放了一个晚上，有时一条小鱼都不上，除了技术，还要看运气。反正平均一天能挣个50块钱左右，够吃饭就可以了，钱多了也麻烦。”刘平清幽默着说，“我们其实也懂得享受生活，在这条河上打渔的，大家关系都不错，从我们重庆过来的就有几十条“夫妻船”，想喝酒的时候就凑在一起喝个开心。哪个过生日了，我们很多人就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摆龙门阵。人一辈子图个啥子嘛，不就是为了高兴，只要高兴啷个都行！”
朴素的道理至高的境界。
我走过去和站在船头掌舵的王氏帕说话，想让她开口说话，看看她说话的味道，可王就是不开口，只一个劲的憨笑着。刘平清说，她的汉语说不好，她怕笑。
我还想问几个问题，可刘平清说，他们得去干活了，晚了要影响一天的收成。
我不敢再啰嗦，否则就是谋财害命。这道理是鲁迅说的。
看着这对婚姻奇特的夫妻带着孩子驾着船儿远去，我的心似乎也跟着他们走了。
第九章 王建腿和他的儿子们
王建腿的名字很特别，我想天底下一定没有谁与他同名，一个“腿”字就能让你忘不掉。
我在江上见到王建腿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是这个“腿”呢？老王楞在船头，老实巴交的，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岩架渔政工作站的岑站长见他有点尴尬，就笑着演解读：腿就是脚的意思，跑得快嘛。
然而王建腿从来就没有当过陆地上的运动员，倒是成了水上的漂流者。
王建腿44岁，人不高，矮墩墩的，不多言不多语，但做事很可靠。他的家在北盘江西岸的岩架镇板弄村的板弄组，年轻时讨了个老婆，但老婆有智障，勉强能自理生活，但却给他生了两个聪明儿子。大儿子15岁，小儿子9岁，儿子们的名字都取得很有特点，虽然王建腿没有读过书，取名字却挺有趣的，大儿子叫王丰修，小儿子叫王丰溜。
见他小儿子王丰溜一会跳进江里，一会蹦到船上的劲儿，我想这溜字真取绝了。
王建腿说他在江上打渔的时间不长，刚出道，学着呢。2007年，龙滩电站库区淹没了他家的土地，补偿了一万多块钱，一万多块钱能做什么呢？让他把脑壳都想大了，因为这事关一家人的吃饭生存。想了很久，王建腿才决定干脆买支船在江上打渔。
自从干上这打渔的活，两个儿子除了上学时间外就到船上来帮他放钩，收钩。他说，运气不好的时候一条鱼也钩不上来，一分钱也找不到。虽然盘江那么大，但放钩的人也多，到处都是钩子，鱼也很狡猾，不是你放个钩子下去它就上你的钩。这放钩也是很讲究的，什么地方有鱼，是什么鱼，吃什么钓饵，这些都有学问，没有多年放钩的经验，打的鱼就不会多。王建腿说，他钩鱼最多的一天卖过100多元钱，可是这样的运气一年没有几回。
因为家里困难，渔政工作站的岑站长对他们很照顾，经常招呼一家三口老少爷们在江边渔政工作站的办公屋里一起吃饭。岑站长说他很喜欢王建腿的小儿子王丰溜，说这小子很机灵，经常像一条小鱼在江上游来游去，时而帮大人做着活儿，勤快好动，显得十分可爱。
爷儿仨长期吃住在船上，尤其是暑假期间，两个儿子几乎都不回家，都在船上跟着王建腿，下午和老爹去放钩，早上和老爹去收钩，然后再和老爹把鱼拿到岩架的码头上去卖。
鱼换成钞票后，爷儿仨就会买点好吃的高兴高兴。
我无法想象这爷儿仨未来的生活。十年，二十年后，难道王建腿的两个儿子们还得继承父辈，靠江吃江，靠水吃水，靠打渔过日子？谁能预测呢。
清早，从乐元镇开拔，顺着北盘江东岸上行。一大早，太阳就热烈的照到了江岸。爬坡上坎，不知翻了几座山坡，险些在一个斜斜的满山的包谷坡地上迷路，好不容易走出那段森森的包谷地，满身汗淌，好想找个背阴的地方坐一会儿，走不多远正好遇到一处有些许荫凉的荆棘丛，就躲在下面乘凉。能有这么个荫凉处休憩几分钟，不让太阳的光热针芒似地炙烤，真是美妙，微风轻轻吹拂，那感觉惬意极了。
正想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晒一晒，却斜刺里走来三个背背篼的妇女。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眼睛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虽然是一瞥，但眼神里充满了奇怪的疑问。走过去后，又悄悄地掉头看了我一眼，才径直朝前走去。我感觉他们的步子加快了，好像有了什么担心。
一个人走在大山里，往往是瞎走莽撞，很少有人走来让你打听前行的路况，所以难免经常走错路。能遇到路人，那是喜事，不管认识不认识，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路道上的信息。
看着三个农村妇女急急的向前走去，我赶紧站起来背着包跟在他们后面，因为之前我迷路钻进了包谷林和杂草丛半天才摸出来。现在有三个人和我一个方向走，机会难得，不赶紧跟上，就晚了。
我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他们快我也快，他们慢我也慢。他们很警惕，边走边回头看我，他们轻轻的说着话，说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大约在山道上走了10多分钟，突然我手机来了短信，嘀嘀响了几声，她们听到声音后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细听声音从哪里来，这一听，却发现是从我身上传出来的，就站在草丛旁不走了，那架势就是让我前面走。
我感到他们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走上前，说：我不是坏人，我是从这里路过的。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在窃窃私语些什么。
僵持之下她们干脆不啃声了，就站在小路旁一动不动，看我怎么办。我急中生智，笑着拿出相机给他们照相，他们觉得我没有歹意，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我走在前面，不时回头说我是好人之类的屁话。可她们直摇头，好像并不认可我是好人的说法，还不停地用布依话说着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摇头的意思，是表示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只顾说着布依族话，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估计是在议论我的什么。
他们解除了对我的敌意，边走边用手势表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手语一下子也难明白，只好满脸堆笑地和他们哦哦唉唉的附和着朝前走。
走到山岩下，太阳正好被山岩上的树荫遮蔽着，留下了一块荫凉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并用手势招呼他们也休息一会，她们也就笑着隔我几米远坐在了地上。约摸休息了10多分钟，太阳的光辉就把荫凉的地方照烫了，不得不站起来继续前进。我对他们说：走吧？她们回答我说：拜了。
他们好像听明白了我说的话。汉话的“走”就是布依族话“拜”的意思。我想，其实他们未必听懂我说的走了，而是看见我站起来要走，心领神会，才用布依族话对我说“拜了”。
我们一同向山坡的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他们居住的叫纳上的村子里，一路上他们都在说话，有些话是对我说的，可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而且他们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我们就像聋子遇到了聋子，只顾向前走着。
翻了一个大山坡，中午1点钟，终于走到了他们居住的村子。我跟着他们来到村子，一方面是顺路，还有是想去他们家里吃点东西再赶路。
我跟着那位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走进了她家，另外两个妇女各自回了家。
这位妇女的家是两间土屋，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什，倒是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塞在房屋的角落。家里没有人，我坐在凳子上休息，妇女走了出去，一会进来一个男子，年纪约有50岁。男子能说简单的汉话，然而一句汉话有三分二的字词听不明白，尤其是说地名和人名时，更是难以分辨。我问他，那三个妇女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清楚。
男子说他会写字，我就把手中的笔和笔记本递给他，让他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一笔一划写出：黄生挥岑阿谷蒙阿买。我又叫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本子上，他又一笔一划在三个名字的旁边添了个陆安明的名字。陆安明就是他，他就是陆安明，那个叫蒙阿买的妇女就是他的老婆。他们就住在黄生挥家坎下的那三间土屋里。
黄生挥的名字很大气，像个男子名字，这在农村，尤其是落后的布依族村寨，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这三个布依族妇女的名字都有特点，也很生动，一点不像女性名字，而且不俗，一个挥一个谷一个买，即使取名字的人当时没有什么想法，但名字本身却很有意思，令人想象无穷。
黄生挥就是年龄较大的这位妇女，我现在就是坐在她家休息。
我不得不吃了碗米饭，然后又强行吃了碗面条。
后来我把这事说给人听，了解布依族风土人情的人说，布依族人家接待客人，是拿面条当菜的。而且只有贵客才会上面条做菜。
纳上这个村子有90多人，20多户，大部分都居住着茅草土坯房，贫困是显而易见的。
离开黄生挥家时太阳十分火辣，人家留我住下来，劝我次日早上再走。我哪能停留，掏出20元的零钱给黄生挥当饭钱，黄却不接，我只好强行塞进她的衣袋里。那一刻，我感到很惭愧，20块钱怎能买到人的热情呢，不要说20元，就是200元，2000元都换不来人的真情和实诚。当然，我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表示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我们都是穷人，穷人只能惺惺相惜罢了。
如今，我呆在这喧闹的城市，每天都会看到和遇到一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烦心之事，但想起黄生挥岑阿谷蒙阿买他们，总会开心一笑。
第十章 岑正行，我的歉意在心里
那天，我来到岩架镇，镇政府的人叫我去找渔政管理站的岑正行，说他可能了解这一带水域的情况。就这样，我结识了岩架镇渔政管理站的站长岑正行。
岑正行对我的到来并不热情，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说要找江上那些打渔的人只有第二天才找得到。他说了一句就走了，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再不乐意，好在留下了联系电话。
第二天我打他电话，先是不接，后来是通了不说话。我再打，又是不接，情况我不得而知，即使后来见面了，我也不好问他通话中的那些“事故”。
我以为他是不想理我了。人总得知趣，就想放弃想法，肯定是人家觉得麻烦才不理。没想到，过了一会，他的电话来了。然后我们就约地点会和，然后就去江上找我想找的人，然后就找到了刘平清夫妇王建腿爷儿，算是基本到达了目的。
中午，我王建腿爷儿仨还有岑正行叫来的一个朋友，我们几个人就在岑正行的江边的矮棚子里（兼办公室）吃饭。没有什么蔬菜，菜就是一锅鱼，还是王建腿刚从江里打捞的新鲜鱼，外加几只河虾和一坨豆腐。豆腐是岑正行的朋友从镇上带下来的。棚子里备有啤酒，每人拿着一个啤酒，光着上身，就着一大锅鱼和豆腐，呱嗒呱嗒的吃，吃得满身流汗。
吃饱了饭，除了王建腿没有跳进江里洗汗，都着跳到了江中。王建腿那个小儿子王丰溜进水就如鱼得水般活跃，活像水獭在水里的动作，头尾一拱一翘的，实在好看。
天气暴热，下水真不不想上岸，江里的水平面温热，底下冰凉。大家在水里至少泡了一个多小时才不得不上岸来。
在棚子里休息了一会，岑正行说，再去找找老寡公，看他躲在哪个弯子里去了。老岑又带着我和他的那个朋友开着快艇往北盘江上游寻找，可是绕了不少江湾，照样如大海捞针，连老寡公的影子都没看见。岑正行把快艇开到江湾的背阴处歇下来，有一条打渔船正停泊在那里。快艇靠岸后，机动木船里就跳出了一老一小两个男子出来，年纪大的热情的和岑正行打招呼。然后就带着我们走到机动木船上。
潘正良之所以把船停泊这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位置，原来是有原因的。开始对他把船停在这个江湾深处很不理解，现在才恍然大悟。
岑正行和老潘在船上叽里呱啦说着布依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我所知道的就是老潘今天刚收的上等鱼，叫什么名字我没记住，总之是北盘江最好吃的，一斤可卖八九十元的那种鱼，死了不少。他们决定把这些招待客人的上等死鱼吃掉。于是岑正行就和他的朋友，还有老潘开着快艇去镇上买啤酒，留下我和老潘的儿子在船上。大概他们走的时候用布依族话交待年轻人，大概什么时间开始煮鱼。他们驾船离去不久，年轻人就开始用煤油炉煮鱼了。这些死鱼说是用江水洗了一遍，其实也没怎么写，根本不像城里人吃鱼要把鱼肚里的东西挖干净，他们吃鱼不过是象征性的用盘江水冲一冲。
一条条白亮白亮的鱼倒在小锅里，满满一锅，加上水点上火煮起来。
鱼放进锅里后，我就和年轻人随便聊了些话题，比如读书方面的情况。聊啊聊，聊得都找不到话说了，可还是不见岑正行们买着啤酒回来。锅里煮鱼的水都烧干了，又加了一次水，还是不见人来。天都快黑了，岑正行们才扛着一箱啤酒回来，可是鱼已经在锅里煮烂了。
他们都知道，这种鱼必须是煮熟就吃才好吃，煮烂了味道就不在了。但是也没办法，大家还是拿着啤酒拥挤在船头，高高兴兴的大口喝酒大块夹鱼。鱼煮烂了，慢慢变成了一锅稀泥。大家喝一口啤酒，就把筷子放平了去挑锅了的鱼，有时挑着一大坨鱼，有时挑了几次都没挑着，就这样慢慢的把一箱啤酒喝完了。
对于我来说，高兴是高兴，但吃得不是太舒服。鱼煮烂了，盐也咸着，喝口啤酒，夹块鱼放到嘴里，那味道对我来说怪怪的，但还得吃，锅里除了鱼还是鱼，没有别的可吃。喝完啤酒，老潘给我盛米饭，我没有吃，不是不想吃，是没有蔬菜吃不去了，好在啤酒已把肚子灌得鼓鼓的，也吃不下去了。
我们告别老潘父子俩，坐上快艇，打开快艇的夜灯慢慢驶离江湾。回到泊船的码头，这时江水已经上涨了，渔政管理站的木棚子也随之抬高了。我很想住在棚子里感受北盘江的夜晚，但岑正行坚决不干，他说，江上蚊子太多，根本就睡不了，还是要求我到镇上去住。没有办法，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跟他们上山。
棚子被江水抬高了，原来的路被淹没。岑正行拉着缆绳使劲把棚子拉到岸边，我们才得以跳到坎上。三人打着电筒从山坡上爬到镇上，还没进屋大雨就哗哗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紧跑几步衣服才没被打湿。
小屋里住着三人，加上我就是四人，热量就更高了。我睡在靠墙的木板床上，脚却无法伸直。外面尽管下着雨，但小屋还是热得不行，简直难以入眠，加上蚊子不时光顾，那一夜几乎是熬到天亮的。
清晨雨停了，空气里仍然透发出一股股热气。
我要离开岩架了，岑正行通知王建腿开船送我一程，并叫我适当给老王点油钱就行了。他说，万一走在路上，下大雨怎么办？我只好从命。临走，岑正行要我帮他办件事，他说他们渔政部门虽然属于乡镇管理，但却属于农业部门主管，所以得评职称。有职称才可以加工资。他说，他转到渔政有点亏，什么都不是，连个初级职称都没有，所以工资很低。希望我在省城帮他联系一下农业方面的杂志发表篇论文。我答应了他，并说，回贵阳后，一旦联系到了这方面的杂志马上告诉他情况。
离开岩架镇，往北盘江上游行走，我走了一个多月。期间，岑站长给我打了三次电话，每次电话我都说，还没有结束行程回到贵阳。从电话中，我感到岑站长有些不悦，他一定以为我是在欺骗他，怎么可能还没回贵阳？
走完北盘江，刚回到贵阳，岑站长的电话又追来了。其实我没有忘记这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再和他联系，既然他追得很紧，当晚我就在网上查找这类杂志。这类专业性杂志很少，搞文学的也不关心这类杂志，好不容易在网上查找到两家这类杂志。联系得知，杂志比一般杂志收取论文的版面费还高，情况就那么个情况，人家也不和你啰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急忙把这个杂志的名字和收费情况告知远在册亨岩架的岑正行，没想到，他接到我的信息后，再也没有和我联系。
第十一章 尴尬
《遭遇北盘江》是作家既《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的又一本与河流有关的长篇散文读本。该书由《蔗香，蔗香》、《桥的命运》、《并非故事》、《遇美女》、《最后的都格》等47篇独立文章组成，每篇文字短小精悍，长文不超过5000字，最短的八九百字，笔触所到之处皆为北盘江有关，读来趣味横生、韵味无穷。
第一章 蔗香，蔗香
这里是贵州西部广西北部，南盘江和北盘江在这里交汇，两条河呈字型，左支南盘江，右支北盘江，汇合后为红水河。
资料上说，南北盘江分别从云南马雄山麓出发，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独自穿越了无数山川，两条河像两个兄弟各自奔跑至贵州和广西边界（望谟册亨乐业）后融成一体，于是，有了新的名字：红水河。再远去就是西江珠江。
我对南北盘江交汇的情景曾作过一翻想象，以为此地峡谷山高，激流滚荡，飞瀑之下，跌浪轰鸣，然而当我走进两江口时，才发现想象如此虚空。原来这“两江一河”却静如处子，浩若烟波，船舶往来悠然，显得是那样恬淡旷达。那划过山川间的蓝色玉带，犹如一块宽大的草坪铺展在这丘陵的深处。原以为这里是不适人居的荒蛮之境，却没想到，上帝在这里创造了如此安逸的风水。山不高，水不恶，树林灌木一片片一丛丛；河口平坦，视野开阔，高峡出平湖的美景跃然眼前，无论站在什么位置眺望，都独有一番风光飞来眼底。
那天，前来为我徒步送行的有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李泽春先生望谟县委宣传部范国美女士以及喜好徒步的林农先生。还有和他们一起来的，我不认识的很多人，他们中有的是热心人，有的是旅游爱好者。这是我曾经徒步乌江和赤水河没有过的“排场”，他们的到来既让我感动，也让我惶惶。毕竟这是个人兴之所至，如此兴师动众，不免使我生发愧意和不安。
林农先生一脸浓密胡子，酷似画家，实际他是某公司老总，前来蔗香，目的是来考察，准备在此投资搞旅游开发，我的到来，正好与他们相遇。
然而，那之后，我再以没有见过这位酷似画家的老总，也不知他的美好宏图是否得以实施，或者正在建设之中，抑或因种种原因搁了浅？
那一天，是2009年7月14日。
当我们一行从半山坡的“王海平故居”下到江岸，走进江边停靠的船泊上，我以为他们是来船上观光览景，上了船才明白是来船上吃饭。
码头上停泊着好几艘做买卖的船。我们上的船不算小，有三间木屋那么宽大，中间是客厅，两边厢房设置有餐厅包房和住宿。食客不算多，在我们到来之前只有几个人就餐，虽然显得并不那么热闹，但感觉却别有一番风味。
他的老婆长得很漂亮，集中体现了布依族女人的优点：大方热情轮廓分明，气色红润，弯弯的眉毛，亮亮的眼睛，身穿花布褂子，小胳膊不仅露出了柔柔的质感，还显现出苗条而丰盈的身姿。女人不停地招呼船上的客人，随时随地微笑着面对每一个来者。
这对年轻夫妇都姓王，2007年，投入13万元打造了这艘木结构的船，在船上开旅馆做买卖。他们说，两年多来，生意总是一天比一天好，估计再苦一年就能收回成本。
太阳落到江对岸的山下去了，但河边的蔗香依旧闷热，热得你总觉得无处藏身。前来为我送行的朋友们，晚饭后各自离开了。后来我再没有见到他们，缘分有时就这么浅得不可理解。
然而，晚上来到乡政府后，就没能再去那船上。
夏天的蔗香，高温天气是常事，外地人初来乍到难以适应，坐着都直冒汗，难免急躁不安。那个晚上，我睡在望谟县蔗香乡政府的一张工作床上，尽管扒光了衣裤，汗水还是淌个不停。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眼睛涩涩的，感觉周身都汗渣渣的，十分不好受。乡干部符足会给我摆了个故事，他说，去年有位外地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干部，呆了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乡政府从河岸往半坡搬迁，天气很热又没来得及建厕所，这位外地干部感触颇深，走时，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蔗香海拔低，夏天，热是肯定的，但也不至于像这首打油诗这么夸张，把个蔗香写得比南京武汉之类的火炉城市还热。
蔗香，分布着布依苗汉三个民族，以布依族居多。蔗香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让人联想到甘蔗和香蕉。没想到，还真是这样。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南北盘江东北岸有一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为了纪念治理贵州有功的奢香夫人，便将村寨取名为奢香村，渡口取名为奢香渡。到了清朝，为了避讳明王朝，因奢香夫人是明代重要人物，地方政府只好将“奢”字的大去掉，留下者，奢香村易名为者香村，江上的奢香渡也变成了者香渡。后来，又因这里盛产甘蔗，属于望谟的蔗糖之乡，1951年故将者香更名为蔗香。从此，蔗香之名沿袭至今。
第二章 一个人的历史
蔗香有个显赫的历史人物，叫王海平，死于1941年5月28日。他的死可不是一般的寿终正寝，且殁难于外乡，用不好听的话说，叫吃了枪子。他吃枪子的地方叫团坡桥，当年属于贵阳市郊。
王海平这枪子当时吃得有点扑朔迷离，是被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下令枪决的，据《盘江洪流》一书记载，罗列的罪名为：“王匪海平，双江苗王，穷凶极恶，集数千众，名团暗匪，设卡抽税，私设枪厂，通匪容共，包庇走私，是我省著名之夷苗豪匪。”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给王海平扣的罪名里并非涉及到王是共产党员，而几十年后的1992年，打死他的那颗子弹才被证实是邪恶的黑暗的，是不得人心的。因为王海平尽管受命曾会剿过右江革命根据地，但更多的人证物证（历史资料证明他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证明王海平不仅支持过红七军，积极参与抗战，到后来还和革命军队以及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
其时，我想王海平即使在形式上没有加入共产党，实际上他已经是一名倾向革命的仁人志士了，只是由于他当时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迟迟没下奔赴延安之决心，使得命丧党国之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王海平的是非问题也一直未能廓清。
王海平生长在蔗香的板陈村，有资料说，王海平从小聪颖过人，自幼读经诵史，精于文墨，四书五经烂熟于心。但我想，大凡有点出息的人都被后人这样传记。即使资质平平，往往也会被夸大其词。不过，15岁的王海平，没有考取文生却阴差阳错考取了武生，或许命运注定他这一生要和刀枪为伍，也注定要死于非命。不然，一个崇尚诗文的青年这么就考取了武生？
或许一切都是因果吧。
尽管王海平是在他死去50年后才获得烈士称号，但他的旧居一直保存较好。2006年，板陈村寨因属龙滩电站淹没区，王海平遗留下来的这幢房屋必须搬迁，于是旧居很快被拆迁到望谟县城，有关方面打算在县城把王海平旧居重新修葺，作为文物保护，可尚未来得及修葺，这个决定就被否定了。2008年，那些被拆散的木架木板又被运到北盘江边的蔗香村，过了些时日，王海平旧居总算孤零零地“立”到了江边的山坡上。
站在这幢古色古香的木楼前，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的“两江一河”交汇处尽收眼底。木楼虽显孤单，但也不失为一道风景线。
不过，当我看到这幢尚存着些许往日辉煌印痕的旧建筑时，人们常说的四个字：人世沧桑，使我又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我升起了想见到王海平后人的愿望。在蔗香新建的村镇上，我找到了王海平的后人，即王海平的孙子王封宁。
王封宁生于1948年，对于爷爷的“传奇经历”是不可能直接知晓的，而是听父母和其他人东说西说记下了一些。见到老王的一刻，我发现在他身上体现着豪门之气的基因，尽管他本身是农民身份，但祖上的影响似乎尚存。他不仅个头高大，且轮廓分明，从他身上可以想象他的祖父王海平当年作为一个“地方司令”的威风和气度。
王封宁告诉我，他爷爷的事，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说清的，但没有人敢说。解放后有个叫韦国英的人在广西某县当县长，他说过，王海平本来是共产党的人，但没有人去核查。其实，1943年，也就是王海平遇害后不久，韦国清（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为王海平撰写了一首挽诗：以身殉难似归家，甘为直汉抗横流；双江浩气传千古，泼得盘水起浪花。
然而，王海平的历史问题却一直久拖不决。
解放初期，尤其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一直为他爷爷的身份查找资料，核实当年的历史细节，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1992年，王海平才得以正式明确身份，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黔西南州政府报告，同意追认王海平为革命烈士。
王封宁一家因爷爷的问题屈辱了四十多年，直到爷爷被追认为烈士才出了口粗气。王封宁最后对我说：“爷爷得到平反的通知下达后，随之而来的只有一本证书，还有一条床单。”
我问：没有别的？他说：没有，就一本证书一条床单。
第三章 叫平洞的小村子
我得离开蔗香了，具体说，是离开蔗香乡政府所在地，离开这两江一河的交叉处。真正离开蔗香乡的管辖范围，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山要爬。
早上从叫毛眼登的小村寨出发，沿北盘江东岸没有寻到路径，乡党委副书记黄道泽找了一条船，说送我到上游的平洞村寨，板陈村的村支书住在平洞，这个支书是受过省里表彰的先进人物，叫我好好采访采访。
恭敬不如从命。我坐上那条机动船，船一开动，突突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逆行而上。北盘江在这一江段宽宽的，静静的，蓝蓝的，江的西面是册亨县地界，逆流而上，两岸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不算高，树木也不算稀少，似有“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觉。
不到一个小时，平洞就到了。然而，平洞并非在江边，据说这个布依族村寨祖辈一直生存在江边，由于龙滩电站的修建，村子早两年就搬迁到半山上去了。
江岸的山既不是巉岩也不凶险，但坡却很陡，有的地方光秃秃的，黄色裸露在外，阳光照在上面，像火焰一般正在燃烧；岸边，江水漫过的地方，叫不出名字的一蓬蓬站立的杂木，拥挤在一起，枝桠上看不到一片叶子，整个已经死掉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涝死。
我们从那没有长草也没长树像牛背的山脊上朝上爬去，日头虽未当顶，但我全身却冒着汗。好不容易爬到半坡，以为山凹处就是平洞，然而又转了个山湾才见到平洞。
平洞并不平，实际就是山坡，至于有没有洞当时没有询问，感觉是没有的，经验判断，这样的山坡，四周灌木丛生，远处坡上还有一片原始森林，生长着茂密的大树，一看地形地物就不像有岩洞。
小村寨人家不多，估计才10多户，也不密集，东一家西一家，隔着距离，不像老村寨那么稠密，一看就是新建的村寨。
一进村子，进入视线的首先就看到光溜溜肥赳赳的大猪小猪们到处闲逛，有的猪儿肚皮上裹着满肚皮的稀泥，并撸起脏黑脏黑的嘴到处乱拱，在瓜棚木架下刨食的鸡们，一不留神就被撞过来的猪儿吓得四处逃散，偶尔还听见几只胆小的鸡发出惊叫声。
我说，这猪们怎么不关在圈里，任由这般自由自在，不怕跑掉吗？随行的黄道泽先生说，家家的猪都是这样放养，大概是搬迁到这半山上的时间不长，大家都没有修圈。后来我才得知，这平洞的村民们，对猪习惯了放养，也喂熟食料，但不关在圈里喂，都在露天坝喂。猪们大的带小的，大的卖了或杀了完成了使命，小的又变成大的可以带刚买来的小猪，就这样循环往复，一辈带一辈，习惯成自然，哪怕是刚买来的小猪儿放养着也不会跑掉。
村支书黄庭昌家养了四头猪，有头大肥猪估计有400斤左右，动弹不得了，睡在一个狭小的木栅栏里，但那绝对算不上是猪圈。其它三头不大不小，但起码也有百把斤以上的猪们，就在房屋四周摇摇摆摆闲逛着，一会又跑到门口来嗷嗷几声，没人理会就走开了。
黄庭昌不愧为是带头致富的村支书，他不仅养的猪比其他农户多大，而且饲养了30多头黄牛。他说，还没搬迁到半山上来时，在江边饲养的牛更多，比现在要多一半。我没有看到黄支书家的牛，连根牛毛也没看见。因为他家的几十头牛早已放到斜面那个山坡上去了。黄支书饲养了几十头牛，但也没修造个像样的牛圈，他造的牛圈实际上就是几根木头围起来的一个栅栏，栅栏的高度到人的腰间，没有顶棚，如果牛儿想跳出来跑掉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栅栏围在离房子几十米的山坡上，地势高低不平，而且狭小，晚上，几十头牛怎么睡得下？不要说睡，大家站着也会挤破头。
这是个奇迹。我知道贵州很多农村，养猪养牛都是圈养，圈不牢靠都不行，甚至还有上锁的，一是担心猪牛出圈后跑了，一是防备盗贼。而在这么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山村，从猪们和牛们的生活方式来看，倒是一个美好的向往之处，就像回到了人们常说的昼不关门，夜不闭户的美好时代。
这让我感到很惊讶，仿佛平洞就处在原始时代，一切都不用设防，大家各得其所，各得其乐，也没有人来骚扰，也没有人去偷盗，贫富不妒，相安无事。虽然落后，但也踏实。
村民们的房屋都是砖木结构，房架用木头构建，墙壁用砖头装修，简陋是不用说的了，但修建这样一个住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平洞一带，成林的树木不多，倒是灌木成片，因此，修造木房子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金贵的木头做个房子框架，然后到蔗香去买砖，用船拉到平洞，再肩挑背驼运到山上来。修这样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子，实非简单。
去到平洞前，我就想，支书受过省里表彰，那一定是个被现代化了的基层村官，没想到，这个村官却十分朴实，穿戴和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二样，衣服上打着一块补丁，有一处还裂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肌肉露在外面他浑然不觉。老黄45岁了，长得十分敦实，活脱脱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好在他能说汉话，使我们的交谈少了麻烦。
老黄说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平洞人，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从江岸的册亨县打宾村搬迁到望谟平洞的。平洞过去属于丁上村，他以前是丁上村的村主任村支书，2008年，丁上村合并为板城村后，他担任板城村支书。说到他受省里表彰一事，老黄说没什么，就是做了要做的事情，结果得了表扬，有点意外。
那是2007年6月，他们修建村活动室的砖有部分在蔗香江岸，有的拉到了平洞村脚的江岸，没来得及搬运到山坡上，一场大雨，江水涨潮，把砖淹没在三米左右深的水下，由于龙滩电站正在蓄水，不可能开闸泄洪，老黄是支书，就组织村里的“水鸭子”钻到水下捞砖，连续捞了几天，捞出了15000多块砖出来，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其次，在移民搬迁工作中，他的工作做得最好，不仅起到了村支书的带头作用，而且还协助村民搬迁。
大约就因为这两点，得了省委组织部的表彰：“黄庭昌同志在全省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中，成绩突出，评为先进个人。”
板城村有7个自然村民组，但居住地十分分散，令人想不到的是，7个村民组过去只有板城村民组有所小学，2006年被龙滩电站库水淹没后，如今村寨里的孩子入学要么到望谟县城住读，要么去蔗香（初级）中学住读，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人家，送到册亨县那边读。不过老黄却说，如今大人们再辛苦，孩子入学读书一个都没落下。
老黄生育有三个孩子，依次为16岁15岁14岁，也就是说，老黄老婆是挨年生产的，第一个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第三个还是女儿。大儿子读到初一就弃学了，只有两个女儿在校就读。他老婆不在家，我们来到他家时，就他一个人在屋里。不久，他儿子从江上打渔回来了，收获不小，提了一大桶鱼回来，但不见老黄欣喜。原来，北盘江上的鱼多，也好打，儿子每天动辄就能打一桶鱼，一家人吃鱼都吃腻了，都没有人吃了，就给猪们吃，猪们都吃腻了也不肯吃了。
我问，怎么不拿去卖？老黄说，拿去哪里卖？山高路远，进城一趟不容易。
中午，老黄硬要我吃完午饭再走，我只好坐下来吃饭。饭自然是白米饭，酒自然是米酒，可惜饭桌上却不见一叶蔬菜。但我不好意思说，后来我才得知，原来这布依族人家是不兴给客人吃蔬菜的。据说这是为了敬重客人。
第四章 水上惊魂
离开平洞，下完坡就到了江边，我本意从江岸摸索着步行而上，但陪同的黄道泽书记很不放心，担心我在他们乡境内发生意外，所以执意要把我用船拉到岩架渡口。
推辞不掉，只好从命。日头当顶，江面上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两眼发烫，我忍受着烈日爆晒，坐在船头尽情欣赏着北盘江两岸的风光。这一带江两岸，山势依然平和，坡上要么长着树木，要么长着高粱或玉米，正是盛夏，所有的植物一律呈现绿色，一路上行，湖光山色，惬意满盈。
船开了一阵，来到一处很平缓的湖面，湖宽大约100多米，水深却无从估计。黄道泽说天气太热，问我要不要下水去凉爽凉爽？我虽然有种“近处怕鬼，远处怕水”的心理，但嘴上却说：好啊，都下去凉快一下吧。黄书记从小生长在河边，水性很好，于是第一个脱掉衣裤，扑通跳进了江里。开船的小伙子把船撂在江面上也跳了下去，我心里尽管发紧，但还是勇敢的脱得一丝不挂，裸裸的跳到了江中。
下水后，我游出了不到10米远，就再不敢朝远处游了，马上向船靠近。没想到，这盘江水却是江面看似平缓，江下那知是暗流涌动。船已经被暗流往下推动了几米，在我游近船边时，船倾斜着继续下滑。我靠船楞高的一面，抓了几次船楞都没抓着，心头一慌，力量骤然褪减。黄道泽和开船的小伙子都在船的那一面，这时我感到水流更急了，我想从船下游过去，可体力不支，而且从船下游过去，危险更大，弄不好就会被船底压到水下去起不来。我更加慌了，拼命跃起去抓船楞，又连续抓了几次都失败了。我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的威胁，感到了快被水淹死的恐惧。真的，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是，求生的比死亡的威胁更加强烈。我相信每个人在面对死神压迫时都有同一种顽强的体会，那就是，哪怕还有一丝力气都不会放弃生的抗争。
我没有放弃继续去抓船楞，尽管力气十分微弱。就在我快要发出呼救声时，终于抓住了船楞，右脚使尽浑身力气，整个身子总算翻进了船内，像一头笨重的猪，重重地摔在了船板上。很久都没缓过气来。然而黄书记和开船的小伙子都没发现我的惊险一幕，直到至今，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北盘江上的“水上惊魂”。
幸好，水不灭我，阎王爷也不收我，才得以写下这些文字，不然我早变成了水鬼。
17日，天气仍然炎热，我在北盘江边没有找到好“料”，我想这一定跟我听不懂布依族语言有关。为了寻找有意思东西，或者说为了安全起见（这当然是我过分的考虑）晚上索性来到盘江边上的油迈瑶族乡政府（也希望从乡政府获得线索）投宿。
也不管乡政府的官员们内心高不高兴，反正他们晚上还是把我安排在本来就很狭小的二楼房间住宿。小洋楼的左边只有二层，楼上有三间屋子，安排我住的屋子在中间，里面有三个床铺，我睡靠左墙的床，说是这位乡干部回家了，暂不回来，空着。由于楼顶没有隔热板，里面的屋子比烘房温度还高，一脚踏进去，全身像是被浇了盆热水，大汉马上外冒。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外面等待高温下降。
我问他怎么调到乡下来的，又没有提升，县城不好点吗？乡下条件艰苦，比如用水就很不方便。他说，得服从安排，再说本来就是从农村考上警校后才走进县城的，“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他叫王荣，布依族。他说，之前的负责人因为是汉族，调来一年多，听不懂这里布依族话，工作难度太大。这个乡虽然叫油迈瑶族乡，那是为了保持瑶族特点，实际上瑶族的比率还占不到布依族人口的20%。布依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但是和他们搞不好关系，不深入他们的情感，不主动亲近他们的生活，开展工作就难。而走近他们必须得听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王荣说他来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案件，两个农民兄弟为土地发生纷争，结果一方把另一方头打破了，双方都拿不出钱医治，到处借，连10块20块都借不到手。打人者不但不懂法也不懂道理，被他打伤的人如果不尽快医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根本不管结果有多严重，好说歹说，总算去找了500块钱。王荣见伤者危急，只好开车送其到望谟县医院救治，钱不够，他只好拿出300块钱垫上，这样才保证了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王荣说，以前在刑警队也忙也累，但相对单纯一些，主要负责刑事案件，调到派出所来了就更忙更累，杂七杂八，大到村民打架斗殴，小到偷牛盗马，家长里短，治安治安，就是要保证一方群众平安无事。他们所就三个人，两个“官”一个兵，其中副指导员还是位80年代出生的女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吴佩霖当属这类女子。
人们生活着，或者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是为了一个梦，总之不管是为着什么，不外乎都是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搏击，不懈追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
小女儿才三岁，而母亲却是60多岁的人了，一老一小远在一边的日子怎么不让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王荣担心？但是，不管你牵挂不牵挂担心不担心，一切都还得承受和继续。难道不是这样？
告别王荣告别油迈时，我也想到了我二岁多的女儿，她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哭了还是笑了，是正在熟睡还是正在闹腾？
第五章 警察王荣
17日，天气仍然炎热，我在北盘江边没有找到好“料”，我想这一定跟我听不懂布依族语言有关。为了寻找有意思东西，或者说为了安全起见（这当然是我过分的考虑）晚上索性来到盘江边上的油迈瑶族乡政府（也希望从乡政府获得线索）投宿。
也不管乡政府的官员们内心高不高兴，反正他们晚上还是把我安排在本来就很狭小的二楼房间住宿。小洋楼的左边只有二层，楼上有三间屋子，安排我住的屋子在中间，里面有三个床铺，我睡靠左墙的床，说是这位乡干部回家了，暂不回来，空着。由于楼顶没有隔热板，里面的屋子比烘房温度还高，一脚踏进去，全身像是被浇了盆热水，大汉马上外冒。没有办法，只能走到外面等待高温下降。
我问他怎么调到乡下来的，又没有提升，县城不好点吗？乡下条件艰苦，比如用水就很不方便。他说，得服从安排，再说本来就是从农村考上警校后才走进县城的，“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他叫王荣，布依族。他说，之前的负责人因为是汉族，调来一年多，听不懂这里布依族话，工作难度太大。这个乡虽然叫油迈瑶族乡，那是为了保持瑶族特点，实际上瑶族的比率还占不到布依族人口的20%。布依族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但是和他们搞不好关系，不深入他们的情感，不主动亲近他们的生活，开展工作就难。而走近他们必须得听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王荣说他来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案件，两个农民兄弟为土地发生纷争，结果一方把另一方头打破了，双方都拿不出钱医治，到处借，连10块20块都借不到手。打人者不但不懂法也不懂道理，被他打伤的人如果不尽快医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根本不管结果有多严重，好说歹说，总算去找了500块钱。王荣见伤者危急，只好开车送其到望谟县医院救治，钱不够，他只好拿出300块钱垫上，这样才保证了伤者得到及时救治。
王荣说，以前在刑警队也忙也累，但相对单纯一些，主要负责刑事案件，调到派出所来了就更忙更累，杂七杂八，大到村民打架斗殴，小到偷牛盗马，家长里短，治安治安，就是要保证一方群众平安无事。他们所就三个人，两个“官”一个兵，其中副指导员还是位80年代出生的女生。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吴佩霖当属这类女子。
人们生活着，或者是为了一个理想，或者是为了一个梦，总之不管是为着什么，不外乎都是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搏击，不懈追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
小女儿才三岁，而母亲却是60多岁的人了，一老一小远在一边的日子怎么不让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的王荣担心？但是，不管你牵挂不牵挂担心不担心，一切都还得承受和继续。难道不是这样？
告别王荣告别油迈时，我也想到了我二岁多的女儿，她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哭了还是笑了，是正在熟睡还是正在闹腾？
第六章 梦开始的地方
认识册亨县岩架镇党政办的王丰贤完全是偶然。
岩架镇坐落在盘江边上，兴义到望谟的公路穿镇而过，作为乡间来说，这个镇子无疑显得很热闹。
油迈乡和岩架镇都坐落在盘江两岸，一江之隔，江东属于望谟，江西属于册亨。从望谟来到册亨，也就是从油迈来到岩架镇，来到这临江的镇上时，太阳正当顶，全身直冒汗。
他就是王丰贤。个子不算高，长得白白胖胖，虽然有三十多岁，但感觉好像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不善言谈，甚至还有些拘谨，默默的做着自己的事。交谈中才得知，他到镇政府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再加上是从村支书的岗位上考上来的，先来后到，难免谨慎。
王丰贤1977年出生在岩架镇弄应村，两岁时母亲被雷击而死，父亲续弦后总算把他拉扯大了。初一时，他的成绩排在前三名，但到初二后，父亲因病瘫痪，他作为子女中的老大不得不担负起家里的很多事情，于是影响了学习成绩。但中考时王丰贤还是上了师范学校的预选分数线，可家里却拿不出20元的报名考试费，从此王丰贤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就在失学的那年，他当上了弄应村的小学代课老师。
他知道自己的基础差，所以教书种地的同时却没忘记自学。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可以用“头悬梁锥刺股”来形容王丰贤。通过自学，1997年他获得了中专文凭。
民办教师转非，对他来说按说是个机会，那想到他却被挡在了杠杠之外。成了一个没有资格转成公办教师的优秀民办教师。因为“民转公”的条件是1986年之前就开始在乡村任课的民办老师，而他是1995年才开始代课的，自然没有资格“前进这一步”。
对王丰贤来说，这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跨越。但是，他还有更高的理想更美的梦。2008年，省里明文规定，凡是有中专文凭的现任优秀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可以招考到当地乡镇工作。
王丰贤的机会来了。他报名了，一考就中，成为全县6个入围者之一，三比一的面试录取，最后他又获胜了，进了岩架镇镇政府，成了公务员，也就是村民们过去常说的：当上了国家干部。
可王丰贤说他从小的梦想是读大学。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说学而优则仕，对于农村人来说，至少也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条件。他现在已经是镇政府的干部了，这是当下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望尘莫及的岗位，而王丰贤却并不满足。他说他还有新的梦想。
知足常乐，但太知足了那就说不上前进。
王丰贤才三十多岁，路还长着，他的梦才开始。
第七章 墙家鱼馆一宿
太阳已经下到了山的那面，天就快黑了。
空气还是那样热烘烘的，坐着，汗水照样流淌不止，但比起日在中天时，无疑是好受多了。我在岩架小镇上行走，其实是在那条穿镇公路上行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家路边店，抬头一看，见店门口上方的墙上挂着块大牌子，名曰：“墙家鱼馆”。我有点好奇，墙家，鱼馆，到底什么意思，难道这老板姓墙？不可能吧？不是姓墙为什么又叫墙家？管他姓什么，只要可以住宿就行。上前一问，才知道，这墙家不仅开饭店还开设旅社住客。
墙家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房，楼下三间正房搭一间偏屋，都用作了饭馆和一个小卖铺。客房在楼上，店里一个女孩把我带了上去，打开房间，走进门内的我被一阵热浪扑打得晕头晕脑。急忙把对着大马路的窗户全部推开，可热气还是闷得让人心慌，于是赶紧下楼，坐在房屋一角的树荫下，静心安坐。过往的车辆呜呜的开过来或者呜呜的开过去，店里的人一会儿向公路上泼一盆水，车辆过后也就不见扬起灰尘。
坐在树荫下，偶有一丝风飘过，甚是舒服。墙家店子背后百十米的陡坡下是一条小河，小河流到岩架小镇的下面汇入北盘江。北盘江在这里显得十分宽广，横竖淹到了半坡，站在坡上看北盘江，北盘江就像三条水龙静静的卧躺在山夹里。岩架镇上的村子以前都居住在河边，龙滩电站修建后，包括岩架镇政府和江边的村寨不得不向山坡上搬迁。这墙家也是从水边搬到这公路边的。库水后，小河看不到流动了，就是北盘江也几乎看不到流动，只看到宽宽的河面，深深蓝蓝的水。
这个男子看上去有五十来岁，而他自己却说只有30多岁，讲一口流利的省城贵阳话，我还以为他是从贵阳来的。没想到，他是来找我投诉。他一上来就问：你是记者，我有事找你。我没有回答他是记者还是不是记者，而是问他有什么事？我不是不想实话实说，而是觉得回答是和不是都不太妥。回答是记者嘛，实际上我已经不在新闻单位了，那就有欺骗嫌疑，至少也有说谎的成分；可说不是记者嘛，来人反而要说我在说谎。既然他说我是记者，起码他得到的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毕竟我在从事新闻工作的那些年风风火火干过，雁过留声，记者的名声还在“飞扬”。这次徒步北盘江，虽说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但和老单位贵州都市报有个约定，给报社提供沿途采写的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负有记者的一定职责的。
一切都明白了，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其实，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伸张正义的人，不管他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也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是出于道义，都是值得赞赏和支持的。可眼下这位老百姓装束的男子，却说着一口贵阳话，其目的并非在正义和别人的请求，而是另有所图，有点像靠做这种事过日子的人。不仅令我讨厌，还叫我哭笑不得。这样的人真是少见。
我再次下楼时，墙家女主人才说，“这个人有点社会哦”。
夜晚尽管没有睡好，但我还是早早就爬起来走了，我担心这家伙第二天早晨真的来纠缠我。
我离开“墙家鱼馆”后，不知道那男子来没来墙家找我，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不可能再找到我。奇怪的是，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来到这里的。至今我也不明白。
第八章 水上鸳鸯
2009年7月19日，烈日炎炎。
托岩架镇渔业工作站的岑正行站长找一个以打渔为生的有故事的人聊聊。等了一天，岑站长来电话，说他给我联系的那个有点意思的渔夫没有接他电话。他这一说，我才明白这些成天在水上飘来飘去人们也已“现代化武装了”。岑站长见我感到失望，便说，我干脆带你到江上去寻那个“老寡公”。
见面后，我问岑站长怎么叫这个渔夫老寡公？岑说，不是我叫他“老寡公”，是他们同行里很多人这样叫他，因为他40多岁了，一直没有讨老婆。大家很奇怪，但只要问及他为什么不找老婆？这个先前还和你高谈阔论牛皮哄哄的男人马上就不说话了，或转身离去，干脆就不理睬。大家对他至今没有老婆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都说他很好玩很能“款”（聊天）。
这无疑是个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渔夫。职业使我对“老寡公”产生了兴趣。
岑站长就开着百色的快艇在江上寻找这位姓张的“老寡公”。
从岩架的码头出发，快艇在宽阔碧蓝的江面冲锋，来来往往的渔船在江面上穿梭或停泊，每见一只渔船，岑站长或是用普通话喊话，问看到“老寡公”去哪里弄鱼了。但都没有人准确回答老寡公的去向。我们上下水域分别找寻了三公里左右，没看到他的踪影，也不知他躲到哪个角落一边乐着。
不得不放掉这个好玩的老寡公。
再次回到码头一角。这时，江岸边出现了一支渔船，船上一男一女，还站着一个孩子，大约六七岁。男的在船尾划船，女的在船头掌舵。孩子见了生人一下子钻入了船篷里不出来。岑站长说，这是一支夫妻打渔船。之前就听镇上人说，这一带水域，打渔的“夫妻船”不少，一年四季吃喝拉撒都在船上，想象着这样的生活其实也蛮有味道的，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没想到，果然就有这样一支活脱脱的夫妻船出现在眼前。
我叫岑站长把快艇开过去，靠近他们，和他们聊聊。
那一年，刘平清说他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他说就是那一年的一个赶场天，他提着鱼到岩架镇的集市上去卖，在闹哄哄的集镇上遇到了他的老婆王氏帕，一见就对上眼了。我问什么叫对上了眼，他说就是你们城里说的一见钟情呗！
这个33岁的重庆“崽儿”话语里充满了自信，好像漂亮的王氏帕就非他不嫁。
我又问他：“你们的父母都赞同你们相好”
“我的父母不反对。他们反对有什么用？我长期不在家，反对啥子嘛。”
王氏帕一直不说话，脸红红的站在一边，脸上爬满了羞涩。
那王氏帕的爸妈也不反对？我又问。
王氏帕的脸更红了。刘平清见老婆不肯说话，就回答：“反对无效。她同意就行了。”真是说得干脆利落。毕竟长期远游在水上漂泊，使得这个重庆“崽儿”独立开放。这无疑是他从小在水上打渔锻炼出大无畏精神。
然而这样的感情和婚姻肯定要承受许多压力和辛苦。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就只能和他们呆在船上，从小就得学会在水上漂流在水上吃喝拉撒，连睡觉都得在水上。如今娃儿已经上学了，除了上学的时间在陆地上行走，其它时间都得跟着大人在水上流动。可是长此以往，那逼窄的小小渔船怎么能满足孩子飞翔和快乐的心灵需求。
那么一支总面积不超过20平米的小船毕竟有限，晚上一家三口睡在床上，对于孩子来说多有不便。但刘平清说，“莫得啥子得，选择了这么过，那就得承受，无怨无悔”。这是刘平清的看法。他还说，“打渔期间我出去打过工的嘛，可钱也不好赚呢，还很不自由。打渔虽然辛苦点，但自由自在，不想出工了，自己给自己放个假，躺在船上睡大觉，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我说，渔政可以管你们啊？
“渔政哪管得着我们怎么打渔哦，他只管年审，只要我们的船莫得啥子问题，就没他们的事了。”
刘平清说他不担心渔政管理部门找麻烦，担心的是那些捞便宜的家伙，“早上收钩晚了，鱼就被人弄走了，一天的活等于白干了。”
每条打渔船上都有1000多只钩子，作息时间是，下午五六点钟去放钩，凌晨三四点钟就得去取，取晚了，鱼钩上的鱼别人就帮你取了。
我问这些人是不是同行？
刘平清说，也算也不算，但这些人不是职业的打渔者，职业的打渔人都讲规矩，不会乱来。
“一天有多少鱼上你们的钩？”
“这个不好说哦，1000多只钩放了一个晚上，有时一条小鱼都不上，除了技术，还要看运气。反正平均一天能挣个50块钱左右，够吃饭就可以了，钱多了也麻烦。”刘平清幽默着说，“我们其实也懂得享受生活，在这条河上打渔的，大家关系都不错，从我们重庆过来的就有几十条“夫妻船”，想喝酒的时候就凑在一起喝个开心。哪个过生日了，我们很多人就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摆龙门阵。人一辈子图个啥子嘛，不就是为了高兴，只要高兴啷个都行！”
朴素的道理至高的境界。
我走过去和站在船头掌舵的王氏帕说话，想让她开口说话，看看她说话的味道，可王就是不开口，只一个劲的憨笑着。刘平清说，她的汉语说不好，她怕笑。
我还想问几个问题，可刘平清说，他们得去干活了，晚了要影响一天的收成。
我不敢再啰嗦，否则就是谋财害命。这道理是鲁迅说的。
看着这对婚姻奇特的夫妻带着孩子驾着船儿远去，我的心似乎也跟着他们走了。
第九章 王建腿和他的儿子们
王建腿的名字很特别，我想天底下一定没有谁与他同名，一个“腿”字就能让你忘不掉。
我在江上见到王建腿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是这个“腿”呢？老王楞在船头，老实巴交的，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岩架渔政工作站的岑站长见他有点尴尬，就笑着演解读：腿就是脚的意思，跑得快嘛。
然而王建腿从来就没有当过陆地上的运动员，倒是成了水上的漂流者。
王建腿44岁，人不高，矮墩墩的，不多言不多语，但做事很可靠。他的家在北盘江西岸的岩架镇板弄村的板弄组，年轻时讨了个老婆，但老婆有智障，勉强能自理生活，但却给他生了两个聪明儿子。大儿子15岁，小儿子9岁，儿子们的名字都取得很有特点，虽然王建腿没有读过书，取名字却挺有趣的，大儿子叫王丰修，小儿子叫王丰溜。
见他小儿子王丰溜一会跳进江里，一会蹦到船上的劲儿，我想这溜字真取绝了。
王建腿说他在江上打渔的时间不长，刚出道，学着呢。2007年，龙滩电站库区淹没了他家的土地，补偿了一万多块钱，一万多块钱能做什么呢？让他把脑壳都想大了，因为这事关一家人的吃饭生存。想了很久，王建腿才决定干脆买支船在江上打渔。
自从干上这打渔的活，两个儿子除了上学时间外就到船上来帮他放钩，收钩。他说，运气不好的时候一条鱼也钩不上来，一分钱也找不到。虽然盘江那么大，但放钩的人也多，到处都是钩子，鱼也很狡猾，不是你放个钩子下去它就上你的钩。这放钩也是很讲究的，什么地方有鱼，是什么鱼，吃什么钓饵，这些都有学问，没有多年放钩的经验，打的鱼就不会多。王建腿说，他钩鱼最多的一天卖过100多元钱，可是这样的运气一年没有几回。
因为家里困难，渔政工作站的岑站长对他们很照顾，经常招呼一家三口老少爷们在江边渔政工作站的办公屋里一起吃饭。岑站长说他很喜欢王建腿的小儿子王丰溜，说这小子很机灵，经常像一条小鱼在江上游来游去，时而帮大人做着活儿，勤快好动，显得十分可爱。
爷儿仨长期吃住在船上，尤其是暑假期间，两个儿子几乎都不回家，都在船上跟着王建腿，下午和老爹去放钩，早上和老爹去收钩，然后再和老爹把鱼拿到岩架的码头上去卖。
鱼换成钞票后，爷儿仨就会买点好吃的高兴高兴。
我无法想象这爷儿仨未来的生活。十年，二十年后，难道王建腿的两个儿子们还得继承父辈，靠江吃江，靠水吃水，靠打渔过日子？谁能预测呢。
清早，从乐元镇开拔，顺着北盘江东岸上行。一大早，太阳就热烈的照到了江岸。爬坡上坎，不知翻了几座山坡，险些在一个斜斜的满山的包谷坡地上迷路，好不容易走出那段森森的包谷地，满身汗淌，好想找个背阴的地方坐一会儿，走不多远正好遇到一处有些许荫凉的荆棘丛，就躲在下面乘凉。能有这么个荫凉处休憩几分钟，不让太阳的光热针芒似地炙烤，真是美妙，微风轻轻吹拂，那感觉惬意极了。
正想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晒一晒，却斜刺里走来三个背背篼的妇女。他们从我面前走过时，眼睛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虽然是一瞥，但眼神里充满了奇怪的疑问。走过去后，又悄悄地掉头看了我一眼，才径直朝前走去。我感觉他们的步子加快了，好像有了什么担心。
一个人走在大山里，往往是瞎走莽撞，很少有人走来让你打听前行的路况，所以难免经常走错路。能遇到路人，那是喜事，不管认识不认识，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路道上的信息。
看着三个农村妇女急急的向前走去，我赶紧站起来背着包跟在他们后面，因为之前我迷路钻进了包谷林和杂草丛半天才摸出来。现在有三个人和我一个方向走，机会难得，不赶紧跟上，就晚了。
我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他们快我也快，他们慢我也慢。他们很警惕，边走边回头看我，他们轻轻的说着话，说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大约在山道上走了10多分钟，突然我手机来了短信，嘀嘀响了几声，她们听到声音后停顿了一下，仿佛是在细听声音从哪里来，这一听，却发现是从我身上传出来的，就站在草丛旁不走了，那架势就是让我前面走。
我感到他们明显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走上前，说：我不是坏人，我是从这里路过的。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在窃窃私语些什么。
僵持之下她们干脆不啃声了，就站在小路旁一动不动，看我怎么办。我急中生智，笑着拿出相机给他们照相，他们觉得我没有歹意，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我走在前面，不时回头说我是好人之类的屁话。可她们直摇头，好像并不认可我是好人的说法，还不停地用布依话说着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摇头的意思，是表示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只顾说着布依族话，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估计是在议论我的什么。
他们解除了对我的敌意，边走边用手势表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手语一下子也难明白，只好满脸堆笑地和他们哦哦唉唉的附和着朝前走。
走到山岩下，太阳正好被山岩上的树荫遮蔽着，留下了一块荫凉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并用手势招呼他们也休息一会，她们也就笑着隔我几米远坐在了地上。约摸休息了10多分钟，太阳的光辉就把荫凉的地方照烫了，不得不站起来继续前进。我对他们说：走吧？她们回答我说：拜了。
他们好像听明白了我说的话。汉话的“走”就是布依族话“拜”的意思。我想，其实他们未必听懂我说的走了，而是看见我站起来要走，心领神会，才用布依族话对我说“拜了”。
我们一同向山坡的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他们居住的叫纳上的村子里，一路上他们都在说话，有些话是对我说的，可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而且他们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我们就像聋子遇到了聋子，只顾向前走着。
翻了一个大山坡，中午1点钟，终于走到了他们居住的村子。我跟着他们来到村子，一方面是顺路，还有是想去他们家里吃点东西再赶路。
我跟着那位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走进了她家，另外两个妇女各自回了家。
这位妇女的家是两间土屋，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什，倒是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塞在房屋的角落。家里没有人，我坐在凳子上休息，妇女走了出去，一会进来一个男子，年纪约有50岁。男子能说简单的汉话，然而一句汉话有三分二的字词听不明白，尤其是说地名和人名时，更是难以分辨。我问他，那三个妇女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清楚。
男子说他会写字，我就把手中的笔和笔记本递给他，让他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一笔一划写出：黄生挥岑阿谷蒙阿买。我又叫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本子上，他又一笔一划在三个名字的旁边添了个陆安明的名字。陆安明就是他，他就是陆安明，那个叫蒙阿买的妇女就是他的老婆。他们就住在黄生挥家坎下的那三间土屋里。
黄生挥的名字很大气，像个男子名字，这在农村，尤其是落后的布依族村寨，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这三个布依族妇女的名字都有特点，也很生动，一点不像女性名字，而且不俗，一个挥一个谷一个买，即使取名字的人当时没有什么想法，但名字本身却很有意思，令人想象无穷。
黄生挥就是年龄较大的这位妇女，我现在就是坐在她家休息。
我不得不吃了碗米饭，然后又强行吃了碗面条。
后来我把这事说给人听，了解布依族风土人情的人说，布依族人家接待客人，是拿面条当菜的。而且只有贵客才会上面条做菜。
纳上这个村子有90多人，20多户，大部分都居住着茅草土坯房，贫困是显而易见的。
离开黄生挥家时太阳十分火辣，人家留我住下来，劝我次日早上再走。我哪能停留，掏出20元的零钱给黄生挥当饭钱，黄却不接，我只好强行塞进她的衣袋里。那一刻，我感到很惭愧，20块钱怎能买到人的热情呢，不要说20元，就是200元，2000元都换不来人的真情和实诚。当然，我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表示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我们都是穷人，穷人只能惺惺相惜罢了。
如今，我呆在这喧闹的城市，每天都会看到和遇到一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烦心之事，但想起黄生挥岑阿谷蒙阿买他们，总会开心一笑。
第十章 岑正行，我的歉意在心里
那天，我来到岩架镇，镇政府的人叫我去找渔政管理站的岑正行，说他可能了解这一带水域的情况。就这样，我结识了岩架镇渔政管理站的站长岑正行。
岑正行对我的到来并不热情，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说要找江上那些打渔的人只有第二天才找得到。他说了一句就走了，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再不乐意，好在留下了联系电话。
第二天我打他电话，先是不接，后来是通了不说话。我再打，又是不接，情况我不得而知，即使后来见面了，我也不好问他通话中的那些“事故”。
我以为他是不想理我了。人总得知趣，就想放弃想法，肯定是人家觉得麻烦才不理。没想到，过了一会，他的电话来了。然后我们就约地点会和，然后就去江上找我想找的人，然后就找到了刘平清夫妇王建腿爷儿，算是基本到达了目的。
中午，我王建腿爷儿仨还有岑正行叫来的一个朋友，我们几个人就在岑正行的江边的矮棚子里（兼办公室）吃饭。没有什么蔬菜，菜就是一锅鱼，还是王建腿刚从江里打捞的新鲜鱼，外加几只河虾和一坨豆腐。豆腐是岑正行的朋友从镇上带下来的。棚子里备有啤酒，每人拿着一个啤酒，光着上身，就着一大锅鱼和豆腐，呱嗒呱嗒的吃，吃得满身流汗。
吃饱了饭，除了王建腿没有跳进江里洗汗，都着跳到了江中。王建腿那个小儿子王丰溜进水就如鱼得水般活跃，活像水獭在水里的动作，头尾一拱一翘的，实在好看。
天气暴热，下水真不不想上岸，江里的水平面温热，底下冰凉。大家在水里至少泡了一个多小时才不得不上岸来。
在棚子里休息了一会，岑正行说，再去找找老寡公，看他躲在哪个弯子里去了。老岑又带着我和他的那个朋友开着快艇往北盘江上游寻找，可是绕了不少江湾，照样如大海捞针，连老寡公的影子都没看见。岑正行把快艇开到江湾的背阴处歇下来，有一条打渔船正停泊在那里。快艇靠岸后，机动木船里就跳出了一老一小两个男子出来，年纪大的热情的和岑正行打招呼。然后就带着我们走到机动木船上。
潘正良之所以把船停泊这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位置，原来是有原因的。开始对他把船停在这个江湾深处很不理解，现在才恍然大悟。
岑正行和老潘在船上叽里呱啦说着布依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我所知道的就是老潘今天刚收的上等鱼，叫什么名字我没记住，总之是北盘江最好吃的，一斤可卖八九十元的那种鱼，死了不少。他们决定把这些招待客人的上等死鱼吃掉。于是岑正行就和他的朋友，还有老潘开着快艇去镇上买啤酒，留下我和老潘的儿子在船上。大概他们走的时候用布依族话交待年轻人，大概什么时间开始煮鱼。他们驾船离去不久，年轻人就开始用煤油炉煮鱼了。这些死鱼说是用江水洗了一遍，其实也没怎么写，根本不像城里人吃鱼要把鱼肚里的东西挖干净，他们吃鱼不过是象征性的用盘江水冲一冲。
一条条白亮白亮的鱼倒在小锅里，满满一锅，加上水点上火煮起来。
鱼放进锅里后，我就和年轻人随便聊了些话题，比如读书方面的情况。聊啊聊，聊得都找不到话说了，可还是不见岑正行们买着啤酒回来。锅里煮鱼的水都烧干了，又加了一次水，还是不见人来。天都快黑了，岑正行们才扛着一箱啤酒回来，可是鱼已经在锅里煮烂了。
他们都知道，这种鱼必须是煮熟就吃才好吃，煮烂了味道就不在了。但是也没办法，大家还是拿着啤酒拥挤在船头，高高兴兴的大口喝酒大块夹鱼。鱼煮烂了，慢慢变成了一锅稀泥。大家喝一口啤酒，就把筷子放平了去挑锅了的鱼，有时挑着一大坨鱼，有时挑了几次都没挑着，就这样慢慢的把一箱啤酒喝完了。
对于我来说，高兴是高兴，但吃得不是太舒服。鱼煮烂了，盐也咸着，喝口啤酒，夹块鱼放到嘴里，那味道对我来说怪怪的，但还得吃，锅里除了鱼还是鱼，没有别的可吃。喝完啤酒，老潘给我盛米饭，我没有吃，不是不想吃，是没有蔬菜吃不去了，好在啤酒已把肚子灌得鼓鼓的，也吃不下去了。
我们告别老潘父子俩，坐上快艇，打开快艇的夜灯慢慢驶离江湾。回到泊船的码头，这时江水已经上涨了，渔政管理站的木棚子也随之抬高了。我很想住在棚子里感受北盘江的夜晚，但岑正行坚决不干，他说，江上蚊子太多，根本就睡不了，还是要求我到镇上去住。没有办法，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跟他们上山。
棚子被江水抬高了，原来的路被淹没。岑正行拉着缆绳使劲把棚子拉到岸边，我们才得以跳到坎上。三人打着电筒从山坡上爬到镇上，还没进屋大雨就哗哗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紧跑几步衣服才没被打湿。
小屋里住着三人，加上我就是四人，热量就更高了。我睡在靠墙的木板床上，脚却无法伸直。外面尽管下着雨，但小屋还是热得不行，简直难以入眠，加上蚊子不时光顾，那一夜几乎是熬到天亮的。
清晨雨停了，空气里仍然透发出一股股热气。
我要离开岩架了，岑正行通知王建腿开船送我一程，并叫我适当给老王点油钱就行了。他说，万一走在路上，下大雨怎么办？我只好从命。临走，岑正行要我帮他办件事，他说他们渔政部门虽然属于乡镇管理，但却属于农业部门主管，所以得评职称。有职称才可以加工资。他说，他转到渔政有点亏，什么都不是，连个初级职称都没有，所以工资很低。希望我在省城帮他联系一下农业方面的杂志发表篇论文。我答应了他，并说，回贵阳后，一旦联系到了这方面的杂志马上告诉他情况。
离开岩架镇，往北盘江上游行走，我走了一个多月。期间，岑站长给我打了三次电话，每次电话我都说，还没有结束行程回到贵阳。从电话中，我感到岑站长有些不悦，他一定以为我是在欺骗他，怎么可能还没回贵阳？
走完北盘江，刚回到贵阳，岑站长的电话又追来了。其实我没有忘记这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再和他联系，既然他追得很紧，当晚我就在网上查找这类杂志。这类专业性杂志很少，搞文学的也不关心这类杂志，好不容易在网上查找到两家这类杂志。联系得知，杂志比一般杂志收取论文的版面费还高，情况就那么个情况，人家也不和你啰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急忙把这个杂志的名字和收费情况告知远在册亨岩架的岑正行，没想到，他接到我的信息后，再也没有和我联系。
第十一章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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