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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已经过了５０多年，然而日本在追究战争责任和进行战争赔偿方面做得极其不充分，呼吁日本予以实施。同时，尽管本书出版已６年，但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情况毫无进展，这也是形成上述踌躇的原因之一。
笔者出生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也就是日本战败的那一年。童年在学校里学习的战争历史净是同英、美进行的战争，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开始的所谓“太平洋战争”，而完全没有同亚洲国家进行战争的观点。虽然谈到了战争的悲惨，但是却没有区别受害与加害，自然没有谈到日本和日本民众的加害责任。
１９８９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等亚洲国家各地人士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我们才注意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柳条湖事件”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不，还有在此以前就已存在的（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问题。
如果这本小册子对于促进日中两国国民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共识，加深相互之间的友好有所作用的话，那么，作为笔者来说，感到无上欣慰。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不完善的战后处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我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制定了以人权和非军事作为基本理念的和平宪法，迈开了新步伐。到１９９５年将满５０年，经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从５０年这一漫长的岁月来看，再称之为“战后”，也许已不合适了。
然而，在即将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亚洲各地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要求补偿的内容多种多样，诸如屠杀居民、“随军慰安妇”、抓劳工强制劳动以及军票损失，等等。这些要求的特征是，并非国家对国家提出的，而是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遗族直接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的。
为什么在战后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呢？日本迄今对由于战争而蒙受损失的国家和人民是否没有进行赔偿和补偿呢？
如下所述，日本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之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在该条约中，联合国一方基本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日本并非根本没有进行战争赔偿。日本通过日韩请求权协定等双边条约，同蒙受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分别签订了初步的赔偿协定。但是这些协定的内容是极其不充分的，而且并非向受害的百姓直接支付赔偿。这部分赔偿往往有利于支持当地的独裁政权，或者将其中的一部分回流到日本保守政界，等等，包含着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一点同“盟国”德国进行的战争赔偿、补偿相比较，差别是很明显的。仅从目前的情况进行比较，两国在赔偿金额方面就是一万亿日元与七万亿日元之差，而且德国仍在继续进行补偿之中。日德之间的差别，并非单纯补偿额多少的问题，在历史教育等方面，在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亚洲人的警惕性
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了事，为何成为可能呢？那是因为以美苏为两轴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对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冷战结构存在的过程中，日本由于躲进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巧妙地逃过了这场战争赔偿和补偿。进而，同德国相比较，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很悬殊。
然而，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草草了事，却在亚洲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日本人狡猾”、“日本人不作反省”等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尤其是韩国和朝鲜，作为殖民地，长达３６年置于日本的统治下，遭受“改姓异名”抹杀文化等，这种不信任感则更为强烈。每当有事时，这种反日情绪就迸发出来。在韩国，日本电影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映。
其他亚洲国家也不例外。以足球迷而知名的漫画家望月三起也氏在《每日新闻》星期日版上，写过一篇以“啦啦队也要拼命”为题的有趣的随笔。
“……听说，在东南亚至今一看到太阳旗立刻就会联想起过去日本的坏形象，这种现象称之为‘太阳旗反应’。因此，四年前，我去香港参观Ｗ杯预选赛时，坐在周围的当地球迷们把吃剩的鸡骨头、收音机的废电池等物品向日本的啦啦队投去。当时，协会提醒大家，‘尽量少挥动（日本）国旗’。比赛结束后，对方失败，当地的球迷包围了日本的啦啦队达一小时，几乎发生暴动，以致出动机动队把他们救出，甚至一直保护到轮渡码头。这是真事……（略）啦啦队到东南亚去助威，既花钱又冒险。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能当啦啦队的……（略）我真希望能自由又放心地挥动太阳旗的时代早日来临。”（１９９４４２４）
战时，日军以切断重庆蒋介石政府的补给线即所谓的“援蒋路线”为藉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杀害了大量华侨。在这些国家，至今对日本的反感和警惕依然很强烈。不久前，第二届联合政权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后辞了职。当时的国务大臣奥野（诚亮）、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等日本内阁成员多次作了缺乏历史认识的发言。耳闻目睹这一切，我觉得亚洲人对日本抱有警惕是有其理由的。
为何今天要进行战后的补偿
虽说日本的战争赔偿·补偿进行得很不充分，但在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为什么依然遗留了战后补偿这一问题。这是由于冷战结构崩溃的缘故吗？在冷战结构业已崩溃的今天，应该重新研究冷战条件下被封锁起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草草了事的日本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亚洲各国的民主化以及民众力量的加强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人，原来并不是没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并非没有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呼声。但是，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国家把这种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作为外交上的一张牌来使用，取决于国际形势如何。有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而抑制战争直接受害者——民众的呼声。亚洲各国民主化的发展，导致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再次加大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和补偿的呼声。
不久前，海湾战争发生时，日本按照美国的要求轻易地支付了１３０亿美元的巨额经费（按当时的兑换率换算，约为１７０００亿日元）；在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名义下派遣自卫队前往柬埔寨，从而使日本国内围绕着自卫队派兵出国问题修改宪法的议论变得活跃起来。再追溯到过去，还有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问题，当时在高中社会科的教科书中把对亚洲的侵略改写为“进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这些事情加速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应该进行战争赔偿”、“日本是否不作反省？”、“日本是否正在想从经济大国迈向军事大国”等呼声。
本书从正面针对日本侵略战争使亚洲人所遭受的损失，重新研究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找出问题的所在，研究必须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业才能实现同亚洲人之间的和解。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侵略“满洲”的开始
在思考战后补偿问题时，我们首先以此为前提，要回顾一下长达１５年之久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中国军队在满洲（东北地区）的柳条湖附近地区炸坏南满铁路为藉口，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这条铁路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得的权益，成了日本侵略大陆的关键。它被称为“满洲事变”。这次炸毁铁路和１９２８年关东军河本大佐炸死北洋军阀之雄张作霖事件一样，是日本的谋略所致。
日后，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外相，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奔向同美、英进行战争的原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第５９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便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同年９月发生的“满洲事变”造舆论。事变发生仅几个月内，日军就控制了整个满洲。１９３２年３月成立“满洲国”，其行政中枢全部由日本人顾问团占居，故被称作傀儡政权。
满洲国的建立，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国联派遣以英国的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即所谓李顿调查团）进行调查。
李顿调查团断定这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提出了不予承认的调查报告。日本受到国联的严厉批判，遂于１９３３年３月退出国联。
日军就这样把中国东北的满洲分离出去，使之“独立”，并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尔后又巧妙地利用中国国内的军阀割据状态，逐步派兵南下，把手伸向华北。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又在河北省建立傀儡政府——冀东政权，１９３６年５月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常驻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地区。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日中全面战争的展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晚，不知什么人向卢沟桥附近日军演习场发射了几颗子弹，以此为契机，开始爆发了全面的日中战争即所谓“支那事变”。关于这次卢沟桥的开枪事件，也有人认为，它和柳条湖事件一样，可能是日军的谋略，但其真相至今尚未判明。即使假设是中方开的枪，按说日军在别国大城市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的挑衅态度，才是问题的所在。
重要的是，日军以卢沟桥事件为藉口，一举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７月２８日日军首次动员了日俄战争以来所谓三个师的兵力。
至８月１３日，战火蔓延到华中地区的上海。对于抗议日军暴行的上海市民，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出动。８月１５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膺惩支那军暴行，敦促南京政府反省”的出兵宣言。
与之相对应，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尔后，战火扩大到内蒙、华北和上海一带等地，从而掀起了日中全面战争。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侵入南京城内，蒋介石政府逃往内地重庆，发表了彻底抗战的宣言。侵入南京的日军，苦于如何处理未逃走的俘虏，而将他们杀害，并奸杀妇女。受害人数达１０万，又说３０万人，被称之为“南京大屠杀”。
陷入泥坑的战局
从此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日本政府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于１９３７年９月把这场战争命名为“支那事变”。
日本政府没有宣战的最大理由在于：日本担心，如果宣战，就要接受适用于战时的国际法规，则难以从美、英等国进口军需物资。
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国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内逐步加强了管制。首先，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开始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同年１０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发表了取消罢工宣言。同时成立了旨在策划战时物资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参谋总部——企画院。１９３８年４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政府用敕令（注文：敕令指日本天皇的命令——译注）对劳务、物资、资金、设施、物价乃至出版等进行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大中国大陆的战线，日军日益陷入泥坑之中，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到处都是泥泞，三天两夜无饭吃，钢盔顶风冒雨……”。（引自《讨匪行》）
１９３８年１月，近卫内阁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绝和平道路，而强行在徐州、武汉和广东作战，企图通过决战歼灭蒋介石军队。但是这一捕捉作战并未获得成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至此已达到极限。从这里再进攻重庆则必须越过重重高山，同时已没有进攻重庆的兵力。
日军已将２２个师７０万人的兵力投入了中国战线，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由于战争的持久，增加了军需物资的进口。这又使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后来，海军航空兵虽对重庆进行了战略轰炸，但是陆军在占领的地区内仅确保点与线，已经处于难以应付的状态了。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内阁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声明，呼吁重庆的蒋介石政权断绝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弃抗日政策，由日（本）、满（洲）、中（国）三方建立东亚新秩序。不消说，蒋介石是不会响应的。其目标是瞄准蒋介石政权的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汪兆铭即汪精卫——译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兆铭逃离重庆，前往河内，同日军进行了接触。日军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建立了以汪兆铭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汪没有得到决心抗日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今天，他的名字已成为汉奸的代名词。（二）扩大成亚洲·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向欧洲。在德国，希特勒率领的国家社会党——纳粹于１９３３年已取得政权，提出了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口号，开始向周围国家进行侵略。另一方面，在德国国内，从雅里安人种优越的观念出发对犹太人等进行种族压迫。
１９３８年３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同年９月在慕尼黑会议上，迫使对德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内阁等人作出让步，承认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日军在注视着欧洲形势变化的同时，为了控制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补给线，即所谓“援蒋路线”之一香港军输线，占领了广东。进而，日军声称为了切断来自法属印度支那的“援蒋路线”，于１９３９年２月占领了海南岛。
１９３９年８月，德国同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携手合作。这一事件给予欧洲知识界以巨大的冲击。在日本，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留下“欧洲新形势复杂奇怪”的“迷宫”之后，宣布总辞职。但论述这一问题并非本书的目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入侵波兰，同年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由此开始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年９月２７日，德军攻陷华沙，从９月１日入侵算起，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苏军也由东部进入波兰，波兰被德苏两国分割控制。
１９４０年４月，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５月占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６月占领了巴黎，在法国建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权，亡命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宣布建立自由法国政府，呼吁抵抗德国。因此，德国正式对英国发动进攻战，８月加剧了对伦敦的轰炸。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日本南进与欧美的反对
这时，日本怎么样呢？
１９４０年７月，日本组成第二届近卫内阁。新就任外相的松冈洋右在就职演说中说：“基于皇道的大精神，首先谋求确立以日、满、支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骗人的词藻就是由此产生的。同年９月２７日，松冈洋右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同时，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
９月２３日，因为日本估计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后已无力东顾，日军声称为了控制“援蒋路线”之一法属印支补给线，以武力侵入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今越南北部）。松冈外相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苏联领土，爆发了德苏战争。同年７月，日军约４万名兵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援蒋路线”，但真正企图是确保橡胶、锡矿和石油等南方的战略资源。
日本南进的行动，刺激了美国，于是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产，采取禁止对日出口石油的政策。美国明显地采取了同日本相对抗的态度。接着，英国、荷兰也仿效美国的做法，日本称其为Ａ（美）、Ｂ（英）、Ｃ（中）、Ｄ（荷）包围圈，而加以反抗。形成对抗的原因在于日军的南进政策，也就是说，日本乘德国占领法国的机会，首先占领北部法属印支地区，继之武装占领南部法属印支地区。
这时，日美开战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有人认为由于形成了ＡＢＣＤ包围圈，日本不得已只好开战。但是，必须指出，这种论调完全是无视了上述历史发展的过程。
先是在“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口号下，发动了满洲事变，制造了“满洲国”。继之，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掀起了日中全面战争。在欧洲，法国刚被德国占领，日本以切断“援蒋路线”为由，武装占领北部法属印度支那，接着又占领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这些是发生在先的事实。这一顺序是不容颠倒的。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战区的扩大与日本的失败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拂晓，日军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奇袭夏威夷的珍珠港，使战区一举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
同年１２月２５日，日军占领香港，翌年１月２日占领马尼拉，２月１５日占领新加坡，３月８日占领仰光，４月９日占领巴丹半岛，５月７日占领科雷多尔岛……如上所述，完全以破竹之势取得了进展。当时日军初战取得如此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美国等重视欧洲战线，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未能做好充分战争准备的缘故。
但是，日军的这种破竹之势，以１９４２年６日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为契机发生了转折。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失去了“赤诚”号等主力航空母舰以及大量的军舰和飞机，吃了大败仗。同年８月，美国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转入反攻。
瓜达卡纳尔岛的攻防战于翌年１９４３年２月结束，日军战死、饿死２５０００人，从该岛撤退。
日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被剥夺之后，断绝了补给线，和瓜达卡纳尔岛一样，在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屿，均被歼灭。在亚洲大陆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英帕尔作战（攻克从缅甸北部起，除印度以外的英帕尔）失败开始，仅仅４个月的时间，死亡３万人，伤病员４５０００人。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现了誓言“我将返回这里”。这一年，他回到了菲律宾。
１９４４年７月，由于塞班岛沦陷，美军开始空袭日本本土，主要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４日重臣近卫文向天皇提出了大致如下内容的奏本（所谓近卫奏折）：
“令人遗憾，战败很快即至”。近来我静静地进行了一番思考，发现自满洲事变以来，把日本拖至今日，正是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他们装扮成‘右翼’，充当成军队内部的‘革新派’，策动那些无知单纯的军人，叫喊要对美英进行彻底抗战，使日本陷入混乱状态，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美英的舆论尚未要求（日本）改变国体。如果仅仅只是战败，国体上尚无需担忧。真正可怕的是，随着战败而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为了由陛下之手来结束战争，首先要清除这一伙危险分子，粉碎他们的阴谋。请您务必当机立断清除这帮军阀。如果这样做，美英及中国对我们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引自色川大吉著《某昭和史》，中公文库收藏。据说这一奏折的执笔者是吉田茂）
据说对于近卫奏折［注］，天皇回答说：“如果不能再次取得战果，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遭受战祸之害的老百姓，他们想到的只有“维护（日本国的）国体”。
同年３月，美军进行了东京大空袭，一夜之间１０万人丧命。６月，在冲绳进行了日本唯一的一次地面作战，共约１５万百姓死亡，平均县民中每４人就有一人丧命。
６月２３日，冲绳作战结束。８月６日美国在广岛、８月９日在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广岛死亡７万人以上，受伤５万多人。长崎死亡２万人以上，受伤４万多人。８月８日，苏联也向日本宣战。
８月１５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天皇通过“玉音广播”向国民宣布“终战”。日本不同于德国，由发动战争的权力宣布战争的结束。
这一点对两国的战后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本战败以后，近卫以东久迩宫内阁副总理的身份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进行会谈，当时他曾说：“扶植军阀和国家主义势力，并证实其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导致日本有今天的悲惨结局是由于军阀势力和左翼势力相结合所致。”（引自奥村胜藏著《近卫公爵与麦克阿瑟元帅》）（一）围绕屠杀平民的问题
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原委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并非通过战斗行为，而是在战斗行为结束以后，发生屠杀占领地区的平民和俘虏事件。南京大屠杀事件最具有典型性。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日中两国发生了全面的武装冲突。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同年８月，陆军派遣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把他们牵制在上海附近地区。后来，日军损失甚大，战况未能取得进展。
１１月５日，日军第１０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上海军队的腹地，好不容易才打开了战局。中国军队全部撤至当时的首都南京。为追击逃撤的中国军队，日军把上海派遣军和第１０军合并，编成了以松井石根陆军大将为总司令的华中方面军，蜂拥攻至南京。
正像“上海派遣军”这一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日军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因此没有充分的补给计划。由于中国军队总撤退，日军在没有补给计划的情况下，从上海急追至南京，行程约３００公里。其间，粮食几乎全部通过当地筹措的办法进行供应，即所谓“征粮”。
日军原本就是以“当地筹措”作为基本方针，轻视后方补给。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军中，则尤为突出。本多胜一著的《通往南京的道路》（朝日文库），是１９８３年作者沿着当年日军从上海前往南京的行军路线，向受害者采访日军暴行的一部精心著作。
日军在上海作战中放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然后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最后全部予以围歼。由于这一作战奏效，南京的中国军队和市民们成了瓮中之鳖，无法逃脱。１２月１３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继续在市内进行扫荡，屠杀了大量俘虏和市民，还不断强奸妇女，掠夺财物。关于日军的这些残暴行为，当时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Ｆ·蒂尔曼·都亭等人曾向全世界作过报道。日本“盟国”——德国的外交官也向本国政府报告过日军进行大屠杀的实际情况。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围绕受害人数的争论
不久前，当时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他在这一发言受到日本国内外的严厉批判之后辞职。今天主张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人，是一部分闭目无视历史事实的人。永野法务大臣的发言是很典型的伪造事实。他实际上未去过南京，但却说：“该事件发生之后，我去过南京，并没有看到屠杀事件”。除他之外，这种人并不很多。
在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作为原告的教科书审判的判决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今天围绕着南京大屠杀事件有无的争论，毋宁说是关于受害人数多少问题的争论。中国方面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人数约为３０万人。１９８５年在南京建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墙上刻着“３０万人”的醒目大黑字。
对此，日本方面，从数千人到２０万人乃至３０万人，众说纷纭。例如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认为，“只要不是以国家意志为背景的有计划的行动，就不可能杀死３０万人”，恐怕杀死的只有二三万人（１９９４年６月５日《每日新闻朝刊》）。南京大屠杀是根据军方的意向进行的。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谈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东京审判的判决
在东京审判中，追究华中方面军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责任，判处了绞刑。该判决书这样写道：
“南京被占领之后，在最初的两三天内至少有１２０００名非作战人员——中国男、女、儿童遭到屠杀。占领后最初一个月内，市内发生了约２万人的强奸事件。另外把一般人充当中国士兵进行扫荡，凡是符合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约２万人遭集体杀害。另外还屠杀了３万多名俘虏。再从南京逃难的市民中，遭日军追捕和收容的约有５７０００人以上。他们由于饥饿和拷打，许多人终于死亡，活下来的人中不少人又遭机关枪和刺刀的屠杀”。该判决书认定约屠杀了１２万人。但是，判决书还认定：“日军占领之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遭杀害的一般人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人以上。”
在作战后的混乱状态中发生的事情，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从综合考察的各种资料来看，约２０万以上的人遇害，这是不会错的。包括长江附近１３个屠杀现场在内，尤其是被认为从南京城内外逃的出口处——长江岸边的下关，有许多屠杀事件中尸体堆放在江岸边的照片等，已是广为人知。
军方有组织的行为
可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的人认为，这是进行作战后的日本兵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而采取的一种行为；也有人认为它不同于纳粹消灭犹太人那种有组织的活动。也许确实有那样的一面，但是，事件决不是士兵个人爆发的行动，其根源在于日军无视“不受生俘之辱”（战阵训）的俘虏人权的本质以及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的亚洲观。
能够说明日军有组织地屠杀俘虏的资料很多，例如在包围南京战时，第１６师师长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负责切断下关退路，在占领以后并负责市内警备，完成扫荡作战。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战地日记中如下写道：
“于是，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１６师作战地区的丛林和村庄内；另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到后来难以处理。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一点一点地加以消灭，最后决定采取完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是由于是以１０００人、５０００人、１万人计的群体，连解除武装都来不及。只不过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上来，虽然安全没问题，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督视和引导。
“１３日傍晚，需要出动大批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１３００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他们分成一二百人一个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引自《历史与人物增刊》的“打进攻战的南京第１６师师长中岛日记”，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正像中岛师长老实记载的那样，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捉到俘虏就将其消灭掉。仅１２月１３日这一天，“事后得知”“干掉”了２５０００名俘虏。
该师长也记载道：“干掉这些残兵败将，多由第１６师负责，该师入城后，连投宿的空隙都没有，整天东奔西走。”（同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1）
陆军军人的联谊团体偕行社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过调查（亩本正己著“根据证词编写的《南京战史》（５）”，《偕行》，１９８４年８月号）。文中收录了第１６师第３８步兵团副官儿玉义雄的一段话如下：
“我团第一线部队推进至距南京约一二公里处附近地区，敌我双方陷入混战。这时师副官从电话中传达了师长的命令说：‘不要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干掉它！’我觉得毫无道理，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一直认为，师长中岛今朝吾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的、令人喜欢的将军，但是唯独这一命令，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参谋长和参谋们也多次提出意见，但均未得到采纳，我也有责任。
“作为部队来说，实在感到吃惊和困惑，但又不得不将命令下达至营。后来，各营再没有提出任何报告。由于正在激战之中，这是能够想像出来的吧！”
另外，第二独立攻城重炮兵营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在该杂志中也提供证词说：
“俘虏的人数大约有１万人（由于是在战场上，没有准确地清点，我记得大约超过８０００人）我立即向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上级命令‘立即枪毙！’我表示拒绝，对方又命令道：‘那么，把他们带到中山门来！’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对方好不容易才表示，‘我们派４个步兵连进行增援，一起到中山门来！’我也同行到了中山门附近。”
日本战败以后，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判，判处谷寿夫陆军中将（熊本第６师师长）等死刑。
“幸存者”提供的证词
日军屠杀的不仅是俘虏，而且也屠杀了非战斗人员的百姓，强奸了妇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把外国人全部赶出南京市区。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外国医生和传教士留在市内。他们以南京市内的金陵大学校舍为中心建立了国际安全区，在那里救济和保护难民。
日军闯入国际安全区内搜索和逮捕中国士兵——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根据，许多男人被看作是便衣就抓走而加以杀害。妇女被抓走遭到强奸后加以杀害。后来据说日军建立了军内有组织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就是由于在南京频繁地发生了过多的强奸事件的缘故。
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作为日本律师联合会拥护人权委员会战后补偿问题课题组的一员访问了南京。那时，就是听取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诉说当时的情况。在中国，把这些受害者中活下来的人叫作“幸存者”。“幸运地活下来的人”，这是多么有份量的表达啊！受害者向我们诉说的内容是很悲惨的。
夏淑琴的谈话：
“我生在南京，当时住在中华门附近。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祖父母，全家共９口人。父亲４０岁左右，以誊抄为生。我家有围墙，是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大院子。日军来时，我才７岁。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左右，日军从武定门来到这里，邻居的叔叔和我父亲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一开门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我们院子里没有防空洞。邻居的叔叔、阿姨和两个孩子都到我家来躲避。
“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藏在里屋的桌子下面。不一会儿，闯进室内的日本兵把母亲抓走了。他们把母亲怀抱的婴儿（小妹妹）扔在地上，藏在桌子下面的两个姐姐被日本兵拖了出去，我不禁叫了起来，结果被刺了三刀，失去了知觉。
“４岁妹妹的哭声使我醒了过来。房间里，１５岁的姐姐在桌子上，１３岁的姐姐在床上，都被奸污后杀害了。
“我带着妹妹走到外面。后来在邻居奶奶家找到糊锅巴吃了，维持了好几天。这个院子里的１３口人中，１１口被杀害，只有我和４岁的妹妹幸存下来。母亲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被奸污之后杀害了。”
李秀英的谈话：
“我生于南京。结婚后虽然到丈夫工作的电报局所在地上海去了，但是，由于战争，我回到娘家来避难。丈夫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华南地区逃难。日军占领南京时，我１８岁，当时已经怀孕７个月了。
“南京沦陷后的１２月１８日，我一直躲在五台山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由于没有过江（长江）的船，火车全部被军队占用，老百姓想逃也逃不出去。
“地下室里避难的一共有５０人左右，其中妇女２０多人。到出事那时，妇女只有１０余人。
“人们以为进了安全区就安全了。可是，１２月１８日，日军闯了进来。
“１９日上午，日本兵来抓妇女，我当时已有７个月的身孕，宁死也不能受辱，就一头撞在墙上，昏倒在地。也许日本兵以为我已死了，就什么事也没干。
“下午，又闯进来三个日本兵。两个日本兵想把两名妇女抓走，我躺在担架上说‘是病人’，但他们还是动手了。日本兵上来想要解我的钮扣，我夺下他的刺刀，向他刺去，并用牙咬日本兵的手进行抵抗。其他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我的脸和腿，我就拼命挥动双手，与刺我的日本兵进行搏斗。我脸上流了许多血，眼睛都模糊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日本兵这才把我丢在一边离去。
“在鼓楼医院进行了抢救，仅脸上就有３７处伤口。第二天，我流产了。住了两个月院，才恢复健康。
“市内的房屋全被烧光了。我被收容在国际委员会的收容所里，直到第二年夏天，我丈夫才把我接了回去。”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2）
刘永兴的谈话：
“我住在中华门附近，在家里和弟弟一起做裁缝等工作。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妻子。日本军来时，我３３岁。
“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追击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我们躲进了鼓楼附近的房屋里。我和弟弟躲在同一间屋里，１６日午饭后，两个日本兵把我们两人带到市招待所。隔壁小学的一位老师拒绝跟他们走，当场遭到枪杀。
“包括弟弟和我在内共１２个人被抓到了招待所，一个像翻译的人对我们说：‘别怕，只是让你们搬运货物。’我们发现，招待所里还抓来了许多人。
“下午５时左右，我们８人一排被带到下关。队伍的前头是国民党军人，后头是日本兵，他们骑着马带着机关枪警卫着。我心里疑惑，让我们来搬运货物，怎么还有带机关枪的士兵呢？我想也许是要杀害我们吧！
“前往江门途中，看到道路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尸体中有脱了制服的人，也有用铁丝捆着腿的人，也有裸体的女尸。广场到处都是许多尸体。
“晚上９时左右，让我们８人一排坐在地上。三面都是日军架着机枪包围着。
后来又被带到长江岸边。有些人想逃走往江里跳，日军就用机枪扫射。
“我弟弟也往江里跳，被枪打死了。我也下决心往长江里跳，后面是一阵扫射，日军又往江里扫射、扔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５０００多人中，活下来的只有１０来个人。夜晚，我从江里爬上岸来。
“我脱掉湿衣服，换上一件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逃到附近一座尼姑庵里。
“我妻子回雨花台（中华门附近）的娘家去避难，当时谁都可以进安全区，但是，那里并不安全，长江岸边有数不尽的尸体。”
刘永兴站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席，以他经历的事实作证。直接听取受害者本人讲述当时的情况，比书本上间接的记录分量要重得多。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难以推卸的罪责
修改章
ID： 2449
书名： 战后补偿的思考
作者： 内田雅敏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卷： 卷2：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
章号： 6
章名： （必填）
是否VIP文章： 是 否
链接声明： 是否首卷?否是
是否卷首?否是
是否卷尾?否是
是否末卷?否是
“战争责任？赔偿也赔了，就从道义上来说，历届首相已经表示过道歉，这还不行吗？”
“什么３０万人，是不可能杀掉的。综合调查人所谈，不就杀了二三万人吗？”
“随军慰安妇？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不都强奸妇女吗？为了不使他们强奸，也许是作了有计划的安排。”
作出上述这些发言的人是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他对受害者毫无痛悔之情，也许他没有听过受害者的控诉。
如上所述，那些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虚构派”者的论点，可以说今天几乎已全部被驳倒。因此，为了拥护日军，又出现一种“相对比较派”，他们说：“也许确实有过南京屠杀事件，但是那并不是日军所特有的。战争就是那么悲惨的，并非只有日军才是坏的。”进而又说：“从历史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屠杀的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侵略与杀戮的历史，又怎么解释呢……”
这种论调的立论方法，在德国也一样。在德国有人认为纳粹没有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主张所谓“奥斯威辛集中营谎言”。接着又出现了一种论调，即虽然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但又把它置于历史潮流之中，将它与屠杀事件相比较，使其罪恶相对地减轻些。他们认为，做坏事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别国不是也在干吗？苏联不是也有集中营吗？德国在８０年代中期发生这种争论，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争论”。
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其他国家不也在这样做吗？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南京大屠杀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都是不能推卸的。同几世纪前历史性侵略事实相比较，并无任何意义。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中世纪的社会，而是生活在确定了人权保障、确定了海牙陆战法规以及日内瓦条约等战争法规的２０世纪，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平顶山屠杀事件
不为人知的屠杀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发生了所谓“满洲事变”。
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以露天开采而著名的抚顺煤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成了日本的权益，由‘满铁’经营）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由于烧毁宿舍等，矿里的职员和家属数人伤亡。９月１６日，日军为了报复，袭击了抚顺煤矿邻近的平顶山，将约３０００名村民全部杀光，其袭击的理由是村民联通抗日游击队。
这就是称作“平顶山惨案”的大屠杀事件。虽说规模有所不同，但和越南战争中的“明双事件”相类似。
关于平顶山事件，在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一书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另外，在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中，以“被消灭了的村庄”为题也报道过。
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组成的约２００名日军包围了村子，说要拍照，欺骗村民集中到山脚下，然后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害。那些不能走路的老人、病人和残疾人则在村内当场遭到枪杀。
屠杀结束后，为了防止这一事件被人察觉，据说日军用刺刀挨个刺杀尸体，确认是否全部都已死亡。这种做法和南京大屠杀完全一样。日军还往这些尸体上浇汽油，然后点火焚尸，还炸山掩埋尸体，用周密的办法隐瞒了这一事件。这个约４００户人家３０００个居民生活的村子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是还是有１０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被刺着，但她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她已死了，从而保住了性命。
通过这些生存者把这一事件流传下来。
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在平顶山修建了“平顶山同胞殉难纪念碑”。１９６９年起挖掘屠杀现场，并在现场上修建了纪念馆，它就是“平顶山纪念馆”。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流传至今的“现场”
我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底，访问了这个纪念馆。从北京乘飞机约一小时抵达沈阳。从那里再乘汽车约两小时抵达抚顺市。沿途，汽车一直鸣笛穿过自行车队前进。这是在中国常见的一种景象。也许是由于道路冻冰，我们看到几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在路上翻车了。
纪念馆建于露天开采的抚顺煤矿旁边，呈大漆盘状。这里挂着中共抚顺市委和抚顺市人民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静悄悄地设在境内的一角。由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事先联系过，所以先到办公室去致意。当时有几位男子正在悠然自在地打麻将，令人觉得与门前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块牌子有点不协调。当时馆长不在家，让我们直接去遗骨馆。
遗骨馆里有数名年轻的妇女充当解说员，其中一人引导我们参观。她用淡泊的语调介绍事件的经过和纪念馆的由来。我问，我想把遗骨馆的情况介绍给日本的年轻人，可否拍几张照片？她回答说没关系。于是我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中国人的她，作为受害者的子孙以怎样的心情向加害者——日本人的我来作解说呢？
挖掘出来的屠杀现场和当时完全一样。重叠的尸体（仅剩下骨架）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这里被称作“骨池”，的确，许多骸骨处于阿鼻地狱状态之中，是重叠倒在一起的骨池。有互相抱在一起的、有父母庇护着孩子的、有孕妇体内留有胎儿头盖骨的、也有张大口在呼唤的头盖骨。挖掘出来的共约８００具。在这些骸骨下面更有数不清的遗骨。据说至此中止了挖掘工作，同时在挖掘出来的遗骨上面加上了玻璃罩，从外面可以看到挖掘出来的状态。它给人的印象真是太强烈了。
我曾经访问过韩国的独立纪念馆。记得在那里，当我看到日军宪兵队拷打朝鲜人的蜡人像时，大吃一惊。但是，“平顶山纪念馆”的骸骨是实物，所以，它给我的印象强烈的程度，是无法比拟的。
前一年１月，我访问柬埔寨的屠杀场，看到波尔布特派所屠杀的人的头盖骨堆，在塔中是按年龄陈列的，受到极大震惊，与此相比，也有所不同。总而言之，阿鼻地狱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但是，虽说印象“强烈”，但另方面我也在想，在悼念受害者、吊唁死者的灵魂方面，以这种状态来展示是否合适呢？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侵略的遗迹
遗骨馆的墙上展览着许多介绍事件当时情况和解放后挖掘作业情景的照片和资料。这些照片的解说中写着“制造柳条湖事件”、“蚕食东北的侵略国策”、“野蛮的三光政策”和“凶残的杀人集团”等黑色字体，我再次感到汉字所具有的表达力之强烈。
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将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作为战犯进行了审判，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领事馆的一名警察官、久保所长等抚顺煤矿职员６名共７人被判处死刑。为什么被处刑者中没有军人？因为和其他事件一样，直接负责人免于处罚。由此也可以看出乙、丙级战犯审判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在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如大同的万人坑（在１５年战争中，日军强迫中国人劳动，像牛马般地残酷驱使，一旦死亡，就将尸体扔进废坑里，由于气候的原因，尸体变成了木乃伊，至今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日军侵略的遗迹仍然如同当时的状态一样，这些作为日军的暴行罪证而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战后在抚顺设立了战犯管理所，该所对被收容的日本战犯进行过“思想教育”。
３新加坡华侨屠杀事件
日军占领新加坡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５日，在开战７０天以后，日军攻陷了英国统治东洋的根据地——新加坡。这一年的１月２日已占领了美国统治东洋的根据地——马尼拉。新加坡沦陷以后，日军于３月８日，占领了缅甸首都仰光。
日军司令山下奉文中将同英军珀西瓦尔中将进行停战谈判时敲着桌子说：“Ｙｅｓ ｏｒ ｎｏ！”（“投降，还是不投降！”）迫使英军无条件投降。这位将军绰号“马来之虎”，声名达到了最高峰。尔后，新加坡直到日本战败，一直由日军占领。
在占领时期，日军和在其他占领地区一样，掠夺居民的财产，迫使居民从事强制劳动，强奸妇女，滥发军票，引起物价高涨，使当地百姓生活陷入危机。
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把市名改为“昭南市”。占领三天以后，于２月１８日发布通告命令，凡１８岁至５０岁的华侨男子，都必须携带数日干粮到指定地区集合。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在日中战争期间，对蒋介石率领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各种支持，一直使日军感到十分棘手。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要进一步南进时，为了稳定后方，认为有必要甄别“抗日华侨”，加以处置。
《日军占领的新加坡》（许云樵、蔡史君编，田中宏、福永平和译，青木书店出版）是一部通过资料和证词再现日军甄别“抗日华侨”和处置实况的著作。
据该书记载，当时新加坡的人口约８０万人，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马来人。日军在实施占领行政时，利用印度人来抑制中国人。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查证”“抗日华侨”
之所以叫“抗日华侨”，就是因为侵略中国的是日军的缘故。所以，华侨对日本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住在新加坡的所有华侨都对日军抱有反感，也是无可非议的。
通告发布以后，日军把不按通告去办的华侨男子赶出住处，强行监禁在指定地区的工厂、学校和住宅等地，开始进行是否“抗日”的“查证”。许多人监禁在狭窄的住处内，加之“查证”相当费时间，所以，不少人无处居住，被挤到户外生活，白天被推到强烈的阳光下暴晒，他们首先要设法躲避阳光暴晒的“抗日”问题。“查证”从２月２１日开始，到２月２５日，第一阶段告结束。接着继续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查证”，直到３月１０日，才告一段落。
“查证”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致的做法是把华侨逐个叫到日本兵跟前，查问其经历、职历等，然后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诸如“蒋介石和汪兆铭，哪一个人正确？”“你知道陈嘉庚（华侨的抗日领导人）吗？”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假如回答说“蒋介石正确！”那么，不消说，立即作为“抗日华侨”而处置。此外，还询问“你是否知识分子？”“是否文过身？”“同义勇军有无关系？”等问题。总之，究竟是否“抗日”？由日军随意作出判断。
经过这种“查证”之后，判断不是“抗日华侨”的人，就发给“良民证”，在手上或脸上等身体部位盖上“检”字，然后释放。相反，如判断为“抗日华侨”，则赶上卡车拉走，立即处置掉。
例如：把那些被判定为“抗日华侨”的人拉到海边，然后用机枪扫射加以杀害。有些人则背靠背地用铁丝捆绑起来，再用帆船送往海上，推入海中把他们杀害。有些人则被拉到山上去，让他们挖坑，挖好之后就用机枪扫射杀害，死者被扔进自己挖掘的坑里。在用机枪扫射之后，日军又挨个用刺刀刺尸体，以确认是否真正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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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已经过了５０多年，然而日本在追究战争责任和进行战争赔偿方面做得极其不充分，呼吁日本予以实施。同时，尽管本书出版已６年，但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情况毫无进展，这也是形成上述踌躇的原因之一。
笔者出生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也就是日本战败的那一年。童年在学校里学习的战争历史净是同英、美进行的战争，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开始的所谓“太平洋战争”，而完全没有同亚洲国家进行战争的观点。虽然谈到了战争的悲惨，但是却没有区别受害与加害，自然没有谈到日本和日本民众的加害责任。
１９８９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等亚洲国家各地人士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我们才注意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柳条湖事件”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不，还有在此以前就已存在的（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问题。
如果这本小册子对于促进日中两国国民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共识，加深相互之间的友好有所作用的话，那么，作为笔者来说，感到无上欣慰。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不完善的战后处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我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制定了以人权和非军事作为基本理念的和平宪法，迈开了新步伐。到１９９５年将满５０年，经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从５０年这一漫长的岁月来看，再称之为“战后”，也许已不合适了。
然而，在即将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亚洲各地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要求补偿的内容多种多样，诸如屠杀居民、“随军慰安妇”、抓劳工强制劳动以及军票损失，等等。这些要求的特征是，并非国家对国家提出的，而是受害者本人或他们的遗族直接向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提出的。
为什么在战后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呢？日本迄今对由于战争而蒙受损失的国家和人民是否没有进行赔偿和补偿呢？
如下所述，日本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之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在该条约中，联合国一方基本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日本并非根本没有进行战争赔偿。日本通过日韩请求权协定等双边条约，同蒙受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分别签订了初步的赔偿协定。但是这些协定的内容是极其不充分的，而且并非向受害的百姓直接支付赔偿。这部分赔偿往往有利于支持当地的独裁政权，或者将其中的一部分回流到日本保守政界，等等，包含着一些很大的问题。
这一点同“盟国”德国进行的战争赔偿、补偿相比较，差别是很明显的。仅从目前的情况进行比较，两国在赔偿金额方面就是一万亿日元与七万亿日元之差，而且德国仍在继续进行补偿之中。日德之间的差别，并非单纯补偿额多少的问题，在历史教育等方面，在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亚洲人的警惕性
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了事，为何成为可能呢？那是因为以美苏为两轴的冷战结构的形成，对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冷战结构存在的过程中，日本由于躲进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巧妙地逃过了这场战争赔偿和补偿。进而，同德国相比较，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很悬殊。
然而，日本以如此不充分的战争赔偿和补偿草草了事，却在亚洲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日本人狡猾”、“日本人不作反省”等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尤其是韩国和朝鲜，作为殖民地，长达３６年置于日本的统治下，遭受“改姓异名”抹杀文化等，这种不信任感则更为强烈。每当有事时，这种反日情绪就迸发出来。在韩国，日本电影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映。
其他亚洲国家也不例外。以足球迷而知名的漫画家望月三起也氏在《每日新闻》星期日版上，写过一篇以“啦啦队也要拼命”为题的有趣的随笔。
“……听说，在东南亚至今一看到太阳旗立刻就会联想起过去日本的坏形象，这种现象称之为‘太阳旗反应’。因此，四年前，我去香港参观Ｗ杯预选赛时，坐在周围的当地球迷们把吃剩的鸡骨头、收音机的废电池等物品向日本的啦啦队投去。当时，协会提醒大家，‘尽量少挥动（日本）国旗’。比赛结束后，对方失败，当地的球迷包围了日本的啦啦队达一小时，几乎发生暴动，以致出动机动队把他们救出，甚至一直保护到轮渡码头。这是真事……（略）啦啦队到东南亚去助威，既花钱又冒险。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能当啦啦队的……（略）我真希望能自由又放心地挥动太阳旗的时代早日来临。”（１９９４４２４）
战时，日军以切断重庆蒋介石政府的补给线即所谓的“援蒋路线”为藉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杀害了大量华侨。在这些国家，至今对日本的反感和警惕依然很强烈。不久前，第二届联合政权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方面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后辞了职。当时的国务大臣奥野（诚亮）、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等日本内阁成员多次作了缺乏历史认识的发言。耳闻目睹这一切，我觉得亚洲人对日本抱有警惕是有其理由的。
为何今天要进行战后的补偿
虽说日本的战争赔偿·补偿进行得很不充分，但在迎来战后５０年的今天，为什么依然遗留了战后补偿这一问题。这是由于冷战结构崩溃的缘故吗？在冷战结构业已崩溃的今天，应该重新研究冷战条件下被封锁起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草草了事的日本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亚洲各国的民主化以及民众力量的加强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大。遭受日本侵略战争灾难的亚洲人，原来并不是没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并非没有提出战争赔偿和补偿要求的呼声。但是，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国家把这种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作为外交上的一张牌来使用，取决于国际形势如何。有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而抑制战争直接受害者——民众的呼声。亚洲各国民主化的发展，导致战争受害者或他们的遗族再次加大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和补偿的呼声。
不久前，海湾战争发生时，日本按照美国的要求轻易地支付了１３０亿美元的巨额经费（按当时的兑换率换算，约为１７０００亿日元）；在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名义下派遣自卫队前往柬埔寨，从而使日本国内围绕着自卫队派兵出国问题修改宪法的议论变得活跃起来。再追溯到过去，还有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问题，当时在高中社会科的教科书中把对亚洲的侵略改写为“进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这些事情加速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日本已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应该进行战争赔偿”、“日本是否不作反省？”、“日本是否正在想从经济大国迈向军事大国”等呼声。
本书从正面针对日本侵略战争使亚洲人所遭受的损失，重新研究战争赔偿和补偿问题，找出问题的所在，研究必须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业才能实现同亚洲人之间的和解。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侵略“满洲”的开始
在思考战后补偿问题时，我们首先以此为前提，要回顾一下长达１５年之久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如何走向战争的，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中国军队在满洲（东北地区）的柳条湖附近地区炸坏南满铁路为藉口，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这条铁路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得的权益，成了日本侵略大陆的关键。它被称为“满洲事变”。这次炸毁铁路和１９２８年关东军河本大佐炸死北洋军阀之雄张作霖事件一样，是日本的谋略所致。
日后，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外相，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奔向同美、英进行战争的原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３日第５９届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便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同年９月发生的“满洲事变”造舆论。事变发生仅几个月内，日军就控制了整个满洲。１９３２年３月成立“满洲国”，其行政中枢全部由日本人顾问团占居，故被称作傀儡政权。
满洲国的建立，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国联派遣以英国的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即所谓李顿调查团）进行调查。
李顿调查团断定这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提出了不予承认的调查报告。日本受到国联的严厉批判，遂于１９３３年３月退出国联。
日军就这样把中国东北的满洲分离出去，使之“独立”，并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尔后又巧妙地利用中国国内的军阀割据状态，逐步派兵南下，把手伸向华北。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又在河北省建立傀儡政府——冀东政权，１９３６年５月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常驻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地区。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日中全面战争的展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晚，不知什么人向卢沟桥附近日军演习场发射了几颗子弹，以此为契机，开始爆发了全面的日中战争即所谓“支那事变”。关于这次卢沟桥的开枪事件，也有人认为，它和柳条湖事件一样，可能是日军的谋略，但其真相至今尚未判明。即使假设是中方开的枪，按说日军在别国大城市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的挑衅态度，才是问题的所在。
重要的是，日军以卢沟桥事件为藉口，一举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７月２８日日军首次动员了日俄战争以来所谓三个师的兵力。
至８月１３日，战火蔓延到华中地区的上海。对于抗议日军暴行的上海市民，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出动。８月１５日，近卫内阁发表了“膺惩支那军暴行，敦促南京政府反省”的出兵宣言。
与之相对应，南京的蒋介石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尔后，战火扩大到内蒙、华北和上海一带等地，从而掀起了日中全面战争。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侵入南京城内，蒋介石政府逃往内地重庆，发表了彻底抗战的宣言。侵入南京的日军，苦于如何处理未逃走的俘虏，而将他们杀害，并奸杀妇女。受害人数达１０万，又说３０万人，被称之为“南京大屠杀”。
陷入泥坑的战局
从此扩大为日中全面战争。日本政府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于１９３７年９月把这场战争命名为“支那事变”。
日本政府没有宣战的最大理由在于：日本担心，如果宣战，就要接受适用于战时的国际法规，则难以从美、英等国进口军需物资。
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国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国内逐步加强了管制。首先，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开始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同年１０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发表了取消罢工宣言。同时成立了旨在策划战时物资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参谋总部——企画院。１９３８年４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政府用敕令（注文：敕令指日本天皇的命令——译注）对劳务、物资、资金、设施、物价乃至出版等进行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大中国大陆的战线，日军日益陷入泥坑之中，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到处都是泥泞，三天两夜无饭吃，钢盔顶风冒雨……”。（引自《讨匪行》）
１９３８年１月，近卫内阁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绝和平道路，而强行在徐州、武汉和广东作战，企图通过决战歼灭蒋介石军队。但是这一捕捉作战并未获得成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至此已达到极限。从这里再进攻重庆则必须越过重重高山，同时已没有进攻重庆的兵力。
日军已将２２个师７０万人的兵力投入了中国战线，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由于战争的持久，增加了军需物资的进口。这又使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后来，海军航空兵虽对重庆进行了战略轰炸，但是陆军在占领的地区内仅确保点与线，已经处于难以应付的状态了。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内阁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声明，呼吁重庆的蒋介石政权断绝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弃抗日政策，由日（本）、满（洲）、中（国）三方建立东亚新秩序。不消说，蒋介石是不会响应的。其目标是瞄准蒋介石政权的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汪兆铭即汪精卫——译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兆铭逃离重庆，前往河内，同日军进行了接触。日军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建立了以汪兆铭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汪没有得到决心抗日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今天，他的名字已成为汉奸的代名词。（二）扩大成亚洲·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向欧洲。在德国，希特勒率领的国家社会党——纳粹于１９３３年已取得政权，提出了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口号，开始向周围国家进行侵略。另一方面，在德国国内，从雅里安人种优越的观念出发对犹太人等进行种族压迫。
１９３８年３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同年９月在慕尼黑会议上，迫使对德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内阁等人作出让步，承认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日军在注视着欧洲形势变化的同时，为了控制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补给线，即所谓“援蒋路线”之一香港军输线，占领了广东。进而，日军声称为了切断来自法属印度支那的“援蒋路线”，于１９３９年２月占领了海南岛。
１９３９年８月，德国同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携手合作。这一事件给予欧洲知识界以巨大的冲击。在日本，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留下“欧洲新形势复杂奇怪”的“迷宫”之后，宣布总辞职。但论述这一问题并非本书的目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入侵波兰，同年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由此开始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同年９月２７日，德军攻陷华沙，从９月１日入侵算起，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苏军也由东部进入波兰，波兰被德苏两国分割控制。
１９４０年４月，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５月占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６月占领了巴黎，在法国建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权，亡命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宣布建立自由法国政府，呼吁抵抗德国。因此，德国正式对英国发动进攻战，８月加剧了对伦敦的轰炸。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日本南进与欧美的反对
这时，日本怎么样呢？
１９４０年７月，日本组成第二届近卫内阁。新就任外相的松冈洋右在就职演说中说：“基于皇道的大精神，首先谋求确立以日、满、支作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骗人的词藻就是由此产生的。同年９月２７日，松冈洋右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同时，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
９月２３日，因为日本估计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后已无力东顾，日军声称为了控制“援蒋路线”之一法属印支补给线，以武力侵入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今越南北部）。松冈外相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入侵苏联领土，爆发了德苏战争。同年７月，日军约４万名兵力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援蒋路线”，但真正企图是确保橡胶、锡矿和石油等南方的战略资源。
日本南进的行动，刺激了美国，于是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产，采取禁止对日出口石油的政策。美国明显地采取了同日本相对抗的态度。接着，英国、荷兰也仿效美国的做法，日本称其为Ａ（美）、Ｂ（英）、Ｃ（中）、Ｄ（荷）包围圈，而加以反抗。形成对抗的原因在于日军的南进政策，也就是说，日本乘德国占领法国的机会，首先占领北部法属印支地区，继之武装占领南部法属印支地区。
这时，日美开战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有人认为由于形成了ＡＢＣＤ包围圈，日本不得已只好开战。但是，必须指出，这种论调完全是无视了上述历史发展的过程。
先是在“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口号下，发动了满洲事变，制造了“满洲国”。继之，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掀起了日中全面战争。在欧洲，法国刚被德国占领，日本以切断“援蒋路线”为由，武装占领北部法属印度支那，接着又占领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这些是发生在先的事实。这一顺序是不容颠倒的。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战区的扩大与日本的失败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拂晓，日军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奇袭夏威夷的珍珠港，使战区一举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
同年１２月２５日，日军占领香港，翌年１月２日占领马尼拉，２月１５日占领新加坡，３月８日占领仰光，４月９日占领巴丹半岛，５月７日占领科雷多尔岛……如上所述，完全以破竹之势取得了进展。当时日军初战取得如此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美国等重视欧洲战线，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未能做好充分战争准备的缘故。
但是，日军的这种破竹之势，以１９４２年６日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为契机发生了转折。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失去了“赤诚”号等主力航空母舰以及大量的军舰和飞机，吃了大败仗。同年８月，美国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转入反攻。
瓜达卡纳尔岛的攻防战于翌年１９４３年２月结束，日军战死、饿死２５０００人，从该岛撤退。
日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被剥夺之后，断绝了补给线，和瓜达卡纳尔岛一样，在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屿，均被歼灭。在亚洲大陆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英帕尔作战（攻克从缅甸北部起，除印度以外的英帕尔）失败开始，仅仅４个月的时间，死亡３万人，伤病员４５０００人。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现了誓言“我将返回这里”。这一年，他回到了菲律宾。
１９４４年７月，由于塞班岛沦陷，美军开始空袭日本本土，主要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４日重臣近卫文向天皇提出了大致如下内容的奏本（所谓近卫奏折）：
“令人遗憾，战败很快即至”。近来我静静地进行了一番思考，发现自满洲事变以来，把日本拖至今日，正是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他们装扮成‘右翼’，充当成军队内部的‘革新派’，策动那些无知单纯的军人，叫喊要对美英进行彻底抗战，使日本陷入混乱状态，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美英的舆论尚未要求（日本）改变国体。如果仅仅只是战败，国体上尚无需担忧。真正可怕的是，随着战败而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为了由陛下之手来结束战争，首先要清除这一伙危险分子，粉碎他们的阴谋。请您务必当机立断清除这帮军阀。如果这样做，美英及中国对我们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引自色川大吉著《某昭和史》，中公文库收藏。据说这一奏折的执笔者是吉田茂）
据说对于近卫奏折［注］，天皇回答说：“如果不能再次取得战果，那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遭受战祸之害的老百姓，他们想到的只有“维护（日本国的）国体”。
同年３月，美军进行了东京大空袭，一夜之间１０万人丧命。６月，在冲绳进行了日本唯一的一次地面作战，共约１５万百姓死亡，平均县民中每４人就有一人丧命。
６月２３日，冲绳作战结束。８月６日美国在广岛、８月９日在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广岛死亡７万人以上，受伤５万多人。长崎死亡２万人以上，受伤４万多人。８月８日，苏联也向日本宣战。
８月１５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天皇通过“玉音广播”向国民宣布“终战”。日本不同于德国，由发动战争的权力宣布战争的结束。
这一点对两国的战后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本战败以后，近卫以东久迩宫内阁副总理的身份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进行会谈，当时他曾说：“扶植军阀和国家主义势力，并证实其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导致日本有今天的悲惨结局是由于军阀势力和左翼势力相结合所致。”（引自奥村胜藏著《近卫公爵与麦克阿瑟元帅》）（一）围绕屠杀平民的问题
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原委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并非通过战斗行为，而是在战斗行为结束以后，发生屠杀占领地区的平民和俘虏事件。南京大屠杀事件最具有典型性。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日中两国发生了全面的武装冲突。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同年８月，陆军派遣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把他们牵制在上海附近地区。后来，日军损失甚大，战况未能取得进展。
１１月５日，日军第１０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上海军队的腹地，好不容易才打开了战局。中国军队全部撤至当时的首都南京。为追击逃撤的中国军队，日军把上海派遣军和第１０军合并，编成了以松井石根陆军大将为总司令的华中方面军，蜂拥攻至南京。
正像“上海派遣军”这一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日军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因此没有充分的补给计划。由于中国军队总撤退，日军在没有补给计划的情况下，从上海急追至南京，行程约３００公里。其间，粮食几乎全部通过当地筹措的办法进行供应，即所谓“征粮”。
日军原本就是以“当地筹措”作为基本方针，轻视后方补给。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军中，则尤为突出。本多胜一著的《通往南京的道路》（朝日文库），是１９８３年作者沿着当年日军从上海前往南京的行军路线，向受害者采访日军暴行的一部精心著作。
日军在上海作战中放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然后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最后全部予以围歼。由于这一作战奏效，南京的中国军队和市民们成了瓮中之鳖，无法逃脱。１２月１３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继续在市内进行扫荡，屠杀了大量俘虏和市民，还不断强奸妇女，掠夺财物。关于日军的这些残暴行为，当时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Ｆ·蒂尔曼·都亭等人曾向全世界作过报道。日本“盟国”——德国的外交官也向本国政府报告过日军进行大屠杀的实际情况。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围绕受害人数的争论
不久前，当时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他在这一发言受到日本国内外的严厉批判之后辞职。今天主张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人，是一部分闭目无视历史事实的人。永野法务大臣的发言是很典型的伪造事实。他实际上未去过南京，但却说：“该事件发生之后，我去过南京，并没有看到屠杀事件”。除他之外，这种人并不很多。
在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作为原告的教科书审判的判决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今天围绕着南京大屠杀事件有无的争论，毋宁说是关于受害人数多少问题的争论。中国方面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人数约为３０万人。１９８５年在南京建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墙上刻着“３０万人”的醒目大黑字。
对此，日本方面，从数千人到２０万人乃至３０万人，众说纷纭。例如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认为，“只要不是以国家意志为背景的有计划的行动，就不可能杀死３０万人”，恐怕杀死的只有二三万人（１９９４年６月５日《每日新闻朝刊》）。南京大屠杀是根据军方的意向进行的。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谈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东京审判的判决
在东京审判中，追究华中方面军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责任，判处了绞刑。该判决书这样写道：
“南京被占领之后，在最初的两三天内至少有１２０００名非作战人员——中国男、女、儿童遭到屠杀。占领后最初一个月内，市内发生了约２万人的强奸事件。另外把一般人充当中国士兵进行扫荡，凡是符合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约２万人遭集体杀害。另外还屠杀了３万多名俘虏。再从南京逃难的市民中，遭日军追捕和收容的约有５７０００人以上。他们由于饥饿和拷打，许多人终于死亡，活下来的人中不少人又遭机关枪和刺刀的屠杀”。该判决书认定约屠杀了１２万人。但是，判决书还认定：“日军占领之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遭杀害的一般人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人以上。”
在作战后的混乱状态中发生的事情，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从综合考察的各种资料来看，约２０万以上的人遇害，这是不会错的。包括长江附近１３个屠杀现场在内，尤其是被认为从南京城内外逃的出口处——长江岸边的下关，有许多屠杀事件中尸体堆放在江岸边的照片等，已是广为人知。
军方有组织的行为
可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有的人认为，这是进行作战后的日本兵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而采取的一种行为；也有人认为它不同于纳粹消灭犹太人那种有组织的活动。也许确实有那样的一面，但是，事件决不是士兵个人爆发的行动，其根源在于日军无视“不受生俘之辱”（战阵训）的俘虏人权的本质以及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的亚洲观。
能够说明日军有组织地屠杀俘虏的资料很多，例如在包围南京战时，第１６师师长中岛今朝吾陆军中将负责切断下关退路，在占领以后并负责市内警备，完成扫荡作战。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战地日记中如下写道：
“于是，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１６师作战地区的丛林和村庄内；另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到后来难以处理。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一点一点地加以消灭，最后决定采取完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是由于是以１０００人、５０００人、１万人计的群体，连解除武装都来不及。只不过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上来，虽然安全没问题，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督视和引导。
“１３日傍晚，需要出动大批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１３００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他们分成一二百人一个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引自《历史与人物增刊》的“打进攻战的南京第１６师师长中岛日记”，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正像中岛师长老实记载的那样，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捉到俘虏就将其消灭掉。仅１２月１３日这一天，“事后得知”“干掉”了２５０００名俘虏。
该师长也记载道：“干掉这些残兵败将，多由第１６师负责，该师入城后，连投宿的空隙都没有，整天东奔西走。”（同上）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1）
陆军军人的联谊团体偕行社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过调查（亩本正己著“根据证词编写的《南京战史》（５）”，《偕行》，１９８４年８月号）。文中收录了第１６师第３８步兵团副官儿玉义雄的一段话如下：
“我团第一线部队推进至距南京约一二公里处附近地区，敌我双方陷入混战。这时师副官从电话中传达了师长的命令说：‘不要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干掉它！’我觉得毫无道理，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一直认为，师长中岛今朝吾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的、令人喜欢的将军，但是唯独这一命令，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参谋长和参谋们也多次提出意见，但均未得到采纳，我也有责任。
“作为部队来说，实在感到吃惊和困惑，但又不得不将命令下达至营。后来，各营再没有提出任何报告。由于正在激战之中，这是能够想像出来的吧！”
另外，第二独立攻城重炮兵营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在该杂志中也提供证词说：
“俘虏的人数大约有１万人（由于是在战场上，没有准确地清点，我记得大约超过８０００人）我立即向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上级命令‘立即枪毙！’我表示拒绝，对方又命令道：‘那么，把他们带到中山门来！’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对方好不容易才表示，‘我们派４个步兵连进行增援，一起到中山门来！’我也同行到了中山门附近。”
日本战败以后，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审判，判处谷寿夫陆军中将（熊本第６师师长）等死刑。
“幸存者”提供的证词
日军屠杀的不仅是俘虏，而且也屠杀了非战斗人员的百姓，强奸了妇女。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把外国人全部赶出南京市区。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外国医生和传教士留在市内。他们以南京市内的金陵大学校舍为中心建立了国际安全区，在那里救济和保护难民。
日军闯入国际安全区内搜索和逮捕中国士兵——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根据，许多男人被看作是便衣就抓走而加以杀害。妇女被抓走遭到强奸后加以杀害。后来据说日军建立了军内有组织的“随军慰安妇”制度，就是由于在南京频繁地发生了过多的强奸事件的缘故。
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作为日本律师联合会拥护人权委员会战后补偿问题课题组的一员访问了南京。那时，就是听取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诉说当时的情况。在中国，把这些受害者中活下来的人叫作“幸存者”。“幸运地活下来的人”，这是多么有份量的表达啊！受害者向我们诉说的内容是很悲惨的。
夏淑琴的谈话：
“我生在南京，当时住在中华门附近。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上祖父母，全家共９口人。父亲４０岁左右，以誊抄为生。我家有围墙，是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大院子。日军来时，我才７岁。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左右，日军从武定门来到这里，邻居的叔叔和我父亲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一开门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我们院子里没有防空洞。邻居的叔叔、阿姨和两个孩子都到我家来躲避。
“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藏在里屋的桌子下面。不一会儿，闯进室内的日本兵把母亲抓走了。他们把母亲怀抱的婴儿（小妹妹）扔在地上，藏在桌子下面的两个姐姐被日本兵拖了出去，我不禁叫了起来，结果被刺了三刀，失去了知觉。
“４岁妹妹的哭声使我醒了过来。房间里，１５岁的姐姐在桌子上，１３岁的姐姐在床上，都被奸污后杀害了。
“我带着妹妹走到外面。后来在邻居奶奶家找到糊锅巴吃了，维持了好几天。这个院子里的１３口人中，１１口被杀害，只有我和４岁的妹妹幸存下来。母亲也和两个姐姐一样被奸污之后杀害了。”
李秀英的谈话：
“我生于南京。结婚后虽然到丈夫工作的电报局所在地上海去了，但是，由于战争，我回到娘家来避难。丈夫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华南地区逃难。日军占领南京时，我１８岁，当时已经怀孕７个月了。
“南京沦陷后的１２月１８日，我一直躲在五台山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由于没有过江（长江）的船，火车全部被军队占用，老百姓想逃也逃不出去。
“地下室里避难的一共有５０人左右，其中妇女２０多人。到出事那时，妇女只有１０余人。
“人们以为进了安全区就安全了。可是，１２月１８日，日军闯了进来。
“１９日上午，日本兵来抓妇女，我当时已有７个月的身孕，宁死也不能受辱，就一头撞在墙上，昏倒在地。也许日本兵以为我已死了，就什么事也没干。
“下午，又闯进来三个日本兵。两个日本兵想把两名妇女抓走，我躺在担架上说‘是病人’，但他们还是动手了。日本兵上来想要解我的钮扣，我夺下他的刺刀，向他刺去，并用牙咬日本兵的手进行抵抗。其他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我的脸和腿，我就拼命挥动双手，与刺我的日本兵进行搏斗。我脸上流了许多血，眼睛都模糊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日本兵这才把我丢在一边离去。
“在鼓楼医院进行了抢救，仅脸上就有３７处伤口。第二天，我流产了。住了两个月院，才恢复健康。
“市内的房屋全被烧光了。我被收容在国际委员会的收容所里，直到第二年夏天，我丈夫才把我接了回去。”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军人的证言（2）
刘永兴的谈话：
“我住在中华门附近，在家里和弟弟一起做裁缝等工作。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妻子。日本军来时，我３３岁。
“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追击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我们躲进了鼓楼附近的房屋里。我和弟弟躲在同一间屋里，１６日午饭后，两个日本兵把我们两人带到市招待所。隔壁小学的一位老师拒绝跟他们走，当场遭到枪杀。
“包括弟弟和我在内共１２个人被抓到了招待所，一个像翻译的人对我们说：‘别怕，只是让你们搬运货物。’我们发现，招待所里还抓来了许多人。
“下午５时左右，我们８人一排被带到下关。队伍的前头是国民党军人，后头是日本兵，他们骑着马带着机关枪警卫着。我心里疑惑，让我们来搬运货物，怎么还有带机关枪的士兵呢？我想也许是要杀害我们吧！
“前往江门途中，看到道路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尸体中有脱了制服的人，也有用铁丝捆着腿的人，也有裸体的女尸。广场到处都是许多尸体。
“晚上９时左右，让我们８人一排坐在地上。三面都是日军架着机枪包围着。
后来又被带到长江岸边。有些人想逃走往江里跳，日军就用机枪扫射。
“我弟弟也往江里跳，被枪打死了。我也下决心往长江里跳，后面是一阵扫射，日军又往江里扫射、扔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５０００多人中，活下来的只有１０来个人。夜晚，我从江里爬上岸来。
“我脱掉湿衣服，换上一件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逃到附近一座尼姑庵里。
“我妻子回雨花台（中华门附近）的娘家去避难，当时谁都可以进安全区，但是，那里并不安全，长江岸边有数不尽的尸体。”
刘永兴站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作为证人出席，以他经历的事实作证。直接听取受害者本人讲述当时的情况，比书本上间接的记录分量要重得多。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难以推卸的罪责
修改章
ID： 2449
书名： 战后补偿的思考
作者： 内田雅敏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卷： 卷2：第二部分：战时日本的所作所为
章号： 6
章名： （必填）
是否VIP文章： 是 否
链接声明： 是否首卷?否是
是否卷首?否是
是否卷尾?否是
是否末卷?否是
“战争责任？赔偿也赔了，就从道义上来说，历届首相已经表示过道歉，这还不行吗？”
“什么３０万人，是不可能杀掉的。综合调查人所谈，不就杀了二三万人吗？”
“随军慰安妇？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不都强奸妇女吗？为了不使他们强奸，也许是作了有计划的安排。”
作出上述这些发言的人是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他对受害者毫无痛悔之情，也许他没有听过受害者的控诉。
如上所述，那些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虚构派”者的论点，可以说今天几乎已全部被驳倒。因此，为了拥护日军，又出现一种“相对比较派”，他们说：“也许确实有过南京屠杀事件，但是那并不是日军所特有的。战争就是那么悲惨的，并非只有日军才是坏的。”进而又说：“从历史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屠杀的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侵略与杀戮的历史，又怎么解释呢……”
这种论调的立论方法，在德国也一样。在德国有人认为纳粹没有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主张所谓“奥斯威辛集中营谎言”。接着又出现了一种论调，即虽然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但又把它置于历史潮流之中，将它与屠杀事件相比较，使其罪恶相对地减轻些。他们认为，做坏事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别国不是也在干吗？苏联不是也有集中营吗？德国在８０年代中期发生这种争论，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争论”。
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其他国家不也在这样做吗？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南京大屠杀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都是不能推卸的。同几世纪前历史性侵略事实相比较，并无任何意义。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中世纪的社会，而是生活在确定了人权保障、确定了海牙陆战法规以及日内瓦条约等战争法规的２０世纪，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平顶山屠杀事件
不为人知的屠杀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发生了所谓“满洲事变”。
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以露天开采而著名的抚顺煤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成了日本的权益，由‘满铁’经营）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由于烧毁宿舍等，矿里的职员和家属数人伤亡。９月１６日，日军为了报复，袭击了抚顺煤矿邻近的平顶山，将约３０００名村民全部杀光，其袭击的理由是村民联通抗日游击队。
这就是称作“平顶山惨案”的大屠杀事件。虽说规模有所不同，但和越南战争中的“明双事件”相类似。
关于平顶山事件，在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一书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另外，在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中，以“被消灭了的村庄”为题也报道过。
由宪兵队和守备队组成的约２００名日军包围了村子，说要拍照，欺骗村民集中到山脚下，然后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害。那些不能走路的老人、病人和残疾人则在村内当场遭到枪杀。
屠杀结束后，为了防止这一事件被人察觉，据说日军用刺刀挨个刺杀尸体，确认是否全部都已死亡。这种做法和南京大屠杀完全一样。日军还往这些尸体上浇汽油，然后点火焚尸，还炸山掩埋尸体，用周密的办法隐瞒了这一事件。这个约４００户人家３０００个居民生活的村子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是还是有１０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被刺着，但她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她已死了，从而保住了性命。
通过这些生存者把这一事件流传下来。
解放后，１９５１年在平顶山修建了“平顶山同胞殉难纪念碑”。１９６９年起挖掘屠杀现场，并在现场上修建了纪念馆，它就是“平顶山纪念馆”。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流传至今的“现场”
我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底，访问了这个纪念馆。从北京乘飞机约一小时抵达沈阳。从那里再乘汽车约两小时抵达抚顺市。沿途，汽车一直鸣笛穿过自行车队前进。这是在中国常见的一种景象。也许是由于道路冻冰，我们看到几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在路上翻车了。
纪念馆建于露天开采的抚顺煤矿旁边，呈大漆盘状。这里挂着中共抚顺市委和抚顺市人民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静悄悄地设在境内的一角。由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事先联系过，所以先到办公室去致意。当时有几位男子正在悠然自在地打麻将，令人觉得与门前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块牌子有点不协调。当时馆长不在家，让我们直接去遗骨馆。
遗骨馆里有数名年轻的妇女充当解说员，其中一人引导我们参观。她用淡泊的语调介绍事件的经过和纪念馆的由来。我问，我想把遗骨馆的情况介绍给日本的年轻人，可否拍几张照片？她回答说没关系。于是我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中国人的她，作为受害者的子孙以怎样的心情向加害者——日本人的我来作解说呢？
挖掘出来的屠杀现场和当时完全一样。重叠的尸体（仅剩下骨架）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这里被称作“骨池”，的确，许多骸骨处于阿鼻地狱状态之中，是重叠倒在一起的骨池。有互相抱在一起的、有父母庇护着孩子的、有孕妇体内留有胎儿头盖骨的、也有张大口在呼唤的头盖骨。挖掘出来的共约８００具。在这些骸骨下面更有数不清的遗骨。据说至此中止了挖掘工作，同时在挖掘出来的遗骨上面加上了玻璃罩，从外面可以看到挖掘出来的状态。它给人的印象真是太强烈了。
我曾经访问过韩国的独立纪念馆。记得在那里，当我看到日军宪兵队拷打朝鲜人的蜡人像时，大吃一惊。但是，“平顶山纪念馆”的骸骨是实物，所以，它给我的印象强烈的程度，是无法比拟的。
前一年１月，我访问柬埔寨的屠杀场，看到波尔布特派所屠杀的人的头盖骨堆，在塔中是按年龄陈列的，受到极大震惊，与此相比，也有所不同。总而言之，阿鼻地狱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但是，虽说印象“强烈”，但另方面我也在想，在悼念受害者、吊唁死者的灵魂方面，以这种状态来展示是否合适呢？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侵略的遗迹
遗骨馆的墙上展览着许多介绍事件当时情况和解放后挖掘作业情景的照片和资料。这些照片的解说中写着“制造柳条湖事件”、“蚕食东北的侵略国策”、“野蛮的三光政策”和“凶残的杀人集团”等黑色字体，我再次感到汉字所具有的表达力之强烈。
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法庭将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作为战犯进行了审判，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９日，领事馆的一名警察官、久保所长等抚顺煤矿职员６名共７人被判处死刑。为什么被处刑者中没有军人？因为和其他事件一样，直接负责人免于处罚。由此也可以看出乙、丙级战犯审判中存在的共同问题。
在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如大同的万人坑（在１５年战争中，日军强迫中国人劳动，像牛马般地残酷驱使，一旦死亡，就将尸体扔进废坑里，由于气候的原因，尸体变成了木乃伊，至今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日军侵略的遗迹仍然如同当时的状态一样，这些作为日军的暴行罪证而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战后在抚顺设立了战犯管理所，该所对被收容的日本战犯进行过“思想教育”。
３新加坡华侨屠杀事件
日军占领新加坡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５日，在开战７０天以后，日军攻陷了英国统治东洋的根据地——新加坡。这一年的１月２日已占领了美国统治东洋的根据地——马尼拉。新加坡沦陷以后，日军于３月８日，占领了缅甸首都仰光。
日军司令山下奉文中将同英军珀西瓦尔中将进行停战谈判时敲着桌子说：“Ｙｅｓ ｏｒ ｎｏ！”（“投降，还是不投降！”）迫使英军无条件投降。这位将军绰号“马来之虎”，声名达到了最高峰。尔后，新加坡直到日本战败，一直由日军占领。
在占领时期，日军和在其他占领地区一样，掠夺居民的财产，迫使居民从事强制劳动，强奸妇女，滥发军票，引起物价高涨，使当地百姓生活陷入危机。
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把市名改为“昭南市”。占领三天以后，于２月１８日发布通告命令，凡１８岁至５０岁的华侨男子，都必须携带数日干粮到指定地区集合。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在日中战争期间，对蒋介石率领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各种支持，一直使日军感到十分棘手。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要进一步南进时，为了稳定后方，认为有必要甄别“抗日华侨”，加以处置。
《日军占领的新加坡》（许云樵、蔡史君编，田中宏、福永平和译，青木书店出版）是一部通过资料和证词再现日军甄别“抗日华侨”和处置实况的著作。
据该书记载，当时新加坡的人口约８０万人，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马来人。日军在实施占领行政时，利用印度人来抑制中国人。
第一部分：十五年战争的经过“查证”“抗日华侨”
之所以叫“抗日华侨”，就是因为侵略中国的是日军的缘故。所以，华侨对日本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住在新加坡的所有华侨都对日军抱有反感，也是无可非议的。
通告发布以后，日军把不按通告去办的华侨男子赶出住处，强行监禁在指定地区的工厂、学校和住宅等地，开始进行是否“抗日”的“查证”。许多人监禁在狭窄的住处内，加之“查证”相当费时间，所以，不少人无处居住，被挤到户外生活，白天被推到强烈的阳光下暴晒，他们首先要设法躲避阳光暴晒的“抗日”问题。“查证”从２月２１日开始，到２月２５日，第一阶段告结束。接着继续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查证”，直到３月１０日，才告一段落。
“查证”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致的做法是把华侨逐个叫到日本兵跟前，查问其经历、职历等，然后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诸如“蒋介石和汪兆铭，哪一个人正确？”“你知道陈嘉庚（华侨的抗日领导人）吗？”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假如回答说“蒋介石正确！”那么，不消说，立即作为“抗日华侨”而处置。此外，还询问“你是否知识分子？”“是否文过身？”“同义勇军有无关系？”等问题。总之，究竟是否“抗日”？由日军随意作出判断。
经过这种“查证”之后，判断不是“抗日华侨”的人，就发给“良民证”，在手上或脸上等身体部位盖上“检”字，然后释放。相反，如判断为“抗日华侨”，则赶上卡车拉走，立即处置掉。
例如：把那些被判定为“抗日华侨”的人拉到海边，然后用机枪扫射加以杀害。有些人则背靠背地用铁丝捆绑起来，再用帆船送往海上，推入海中把他们杀害。有些人则被拉到山上去，让他们挖坑，挖好之后就用机枪扫射杀害，死者被扔进自己挖掘的坑里。在用机枪扫射之后，日军又挨个用刺刀刺尸体，以确认是否真正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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