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減刑、假釋制度改革的立法思考
前沿觀察
主持人 王平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
李雲峰
為了更加科學地執行對罪
犯的刑事獎勵政策，我對減刑假釋制度提出以下立法修改建議：限制減刑，擴大假釋。
“限制減刑”的基本內容：取消“對確有悔改表現的罪犯可以減刑”的規定，保留“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罪犯應當減刑”的制度。
“擴大假釋”的基本含義是：對服刑二分之一以上確有悔改表現的罪犯可以實行假釋，使假釋制度成為我國對罪犯基本的主要的刑事獎勵制度。
按照這種改革設想，罪犯在服刑期間，除有重大立功表現可以依法呈報減刑外，其他一般不得減刑，只能通過持續不斷地努力改造最終獲得假釋。提出這條立法修改建議主要是基於以下七個理由。
一、罪犯獲得減刑的階段性，使罪犯可能產生投機性
目前罪犯減刑主要是監獄根據罪犯某個階段表現的考核分數結果呈報。這種僅憑一時表現就予以減刑的作法，不能有效防止罪犯在改造中可能產生的唯分是圖、偽裝改造的投機行為。有些罪犯尤其到了改造後期一旦失去再次減刑的機會，就失去改造動力，“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如果實行假釋制度，罪犯僅憑一時的表現就不夠了，必須不間斷地努力，才能最後獲得假釋。
二、罪犯減刑後的法律效果具有不可更改性
罪犯減刑後又舊病復發或在監內重新犯罪，應當說是對其前一階段悔改表現的一種否定，但現行減刑制度不能因此而撤銷前面的減刑，所謂“木已成舟，無法更改”。假釋制度則不然，如果罪犯假釋後出現違反法律行為或發現漏罪或犯新罪，可撤銷假釋，收監執行。這種收監執行的糾錯機制以及對罪犯後續行為持久的法律威懾力是目前減刑制度所不及的。
三、假釋制度降低了刑事獎勵的執法風險，比減刑制度更安全
目前我國罪犯的假釋面只有2%左右，大大低於國外水平。假釋比例太低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其中重要一條就是法院對“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感到難以把握，而裁定減刑就沒有這個擔心了。現在我國罪犯的減刑期約占一個罪犯刑期的30%至50%，就是說一個罪犯判10年有期徒刑，只要服刑5至7年就可以通過減刑而釋放了。我們有膽量通過減刑讓罪犯提前30%至50%的時間重返社會做一個自由公民，為什麼害怕使用假釋辦法讓罪犯提前30%至50%時間回到社區去矯正呢。假釋是附條件地提前釋放，不同於刑滿釋放，從降低刑事獎勵的執法風險看，假釋制度具有收監執行的風險防範機制，毫無疑義比減刑制度更安全。
四、有利於降低刑事獎勵裁定的數量，提高辦案質量
目前由於我國罪犯減刑次數較多，法院工作量非常大，使減刑裁定案件的辦案質量受到影響。僅以湖南省為例，中院一個庭室別的案件都不管，僅減刑裁定案件一年就達到3000件以上，不堪重負。如果把假釋作為對罪犯的主要刑事獎勵制度，一個罪犯在服刑期間一般只有一次假釋申報機會，法院的工作量至少要減少50%以上，而罪犯獲得刑事獎勵的總人數還是不會有大的影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的激勵機制仍沒有被破壞。這樣有利於合理分配刑事司法資源，降低國家的刑事司法成本。
五、假釋有利於實現服刑人員從監獄人向社會人的順利過渡
罪犯減刑釋放後就是一個自由公民，社區沒有法定的權力對其嚴格管束，他們很容易在釋放初期因各種矛盾引起的不適應無法順利地融入社會，導致重新犯罪。假釋罪犯則不同，他屬於社區矯正對象，能得到國家的和社會的嚴格管束和正確引導，假釋期正好可以成為讓罪犯從監獄人向社會人順利過渡的緩衝期，從而強化社區對重點人口管束，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
六、可以更好地貫徹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
慎用及限制死刑，將成為我國刑罰改革的發展趨勢。限制死刑後，重刑罪犯必然增加，對這部分人雖不殺頭，但監禁期必須延長，否則罪刑不相適應。改革罪犯減刑制度，推行以假釋為主的刑事獎勵制度，可以很好地適用這種形勢變化。通過對假釋對象制訂一些限制性規定，一些罪大惡極的暴力型犯罪分子、危險性極大的黑社會頭目等就既不能假釋，也不能通過減刑的途徑很快出獄，他們只能服完全部刑期或者被終身監禁。
七、有利於彌補對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減刑制度的缺陷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和有關司法解釋，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投入改造兩年後，符合條件的，監獄必須呈報減刑意見，但存在一個重大缺陷：罪犯頭兩年的改造表現好壞與其減刑幅度關係不大。一個死緩罪犯表現再好也只能改為無期徒刑，除非有救災之類重大立功表現才能突破，而另一個死緩罪犯即使表現一般甚至表現較差，但只要沒有實施故意犯罪，同樣也是減為無期徒刑。這就使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在其重要的頭兩年服刑改造中，刑事獎懲措施不得力，使其失去了積極改造的激勵機制。
綜上所述：限制減刑，擴大假釋，對於公正執法，提高刑事獎勵質量;對於推進社區矯正，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對於降低執法風險，爭取最佳刑罰效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義，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作者為湖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
前沿觀察
主持人 王平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
李雲峰
為了更加科學地執行對罪
犯的刑事獎勵政策，我對減刑假釋制度提出以下立法修改建議：限制減刑，擴大假釋。
“限制減刑”的基本內容：取消“對確有悔改表現的罪犯可以減刑”的規定，保留“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罪犯應當減刑”的制度。
“擴大假釋”的基本含義是：對服刑二分之一以上確有悔改表現的罪犯可以實行假釋，使假釋制度成為我國對罪犯基本的主要的刑事獎勵制度。
按照這種改革設想，罪犯在服刑期間，除有重大立功表現可以依法呈報減刑外，其他一般不得減刑，只能通過持續不斷地努力改造最終獲得假釋。提出這條立法修改建議主要是基於以下七個理由。
一、罪犯獲得減刑的階段性，使罪犯可能產生投機性
目前罪犯減刑主要是監獄根據罪犯某個階段表現的考核分數結果呈報。這種僅憑一時表現就予以減刑的作法，不能有效防止罪犯在改造中可能產生的唯分是圖、偽裝改造的投機行為。有些罪犯尤其到了改造後期一旦失去再次減刑的機會，就失去改造動力，“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如果實行假釋制度，罪犯僅憑一時的表現就不夠了，必須不間斷地努力，才能最後獲得假釋。
二、罪犯減刑後的法律效果具有不可更改性
罪犯減刑後又舊病復發或在監內重新犯罪，應當說是對其前一階段悔改表現的一種否定，但現行減刑制度不能因此而撤銷前面的減刑，所謂“木已成舟，無法更改”。假釋制度則不然，如果罪犯假釋後出現違反法律行為或發現漏罪或犯新罪，可撤銷假釋，收監執行。這種收監執行的糾錯機制以及對罪犯後續行為持久的法律威懾力是目前減刑制度所不及的。
三、假釋制度降低了刑事獎勵的執法風險，比減刑制度更安全
目前我國罪犯的假釋面只有2%左右，大大低於國外水平。假釋比例太低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其中重要一條就是法院對“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感到難以把握，而裁定減刑就沒有這個擔心了。現在我國罪犯的減刑期約占一個罪犯刑期的30%至50%，就是說一個罪犯判10年有期徒刑，只要服刑5至7年就可以通過減刑而釋放了。我們有膽量通過減刑讓罪犯提前30%至50%的時間重返社會做一個自由公民，為什麼害怕使用假釋辦法讓罪犯提前30%至50%時間回到社區去矯正呢。假釋是附條件地提前釋放，不同於刑滿釋放，從降低刑事獎勵的執法風險看，假釋制度具有收監執行的風險防範機制，毫無疑義比減刑制度更安全。
四、有利於降低刑事獎勵裁定的數量，提高辦案質量
目前由於我國罪犯減刑次數較多，法院工作量非常大，使減刑裁定案件的辦案質量受到影響。僅以湖南省為例，中院一個庭室別的案件都不管，僅減刑裁定案件一年就達到3000件以上，不堪重負。如果把假釋作為對罪犯的主要刑事獎勵制度，一個罪犯在服刑期間一般只有一次假釋申報機會，法院的工作量至少要減少50%以上，而罪犯獲得刑事獎勵的總人數還是不會有大的影響，罪犯在希望中改造的激勵機制仍沒有被破壞。這樣有利於合理分配刑事司法資源，降低國家的刑事司法成本。
五、假釋有利於實現服刑人員從監獄人向社會人的順利過渡
罪犯減刑釋放後就是一個自由公民，社區沒有法定的權力對其嚴格管束，他們很容易在釋放初期因各種矛盾引起的不適應無法順利地融入社會，導致重新犯罪。假釋罪犯則不同，他屬於社區矯正對象，能得到國家的和社會的嚴格管束和正確引導，假釋期正好可以成為讓罪犯從監獄人向社會人順利過渡的緩衝期，從而強化社區對重點人口管束，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
六、可以更好地貫徹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
慎用及限制死刑，將成為我國刑罰改革的發展趨勢。限制死刑後，重刑罪犯必然增加，對這部分人雖不殺頭，但監禁期必須延長，否則罪刑不相適應。改革罪犯減刑制度，推行以假釋為主的刑事獎勵制度，可以很好地適用這種形勢變化。通過對假釋對象制訂一些限制性規定，一些罪大惡極的暴力型犯罪分子、危險性極大的黑社會頭目等就既不能假釋，也不能通過減刑的途徑很快出獄，他們只能服完全部刑期或者被終身監禁。
七、有利於彌補對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減刑制度的缺陷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和有關司法解釋，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投入改造兩年後，符合條件的，監獄必須呈報減刑意見，但存在一個重大缺陷：罪犯頭兩年的改造表現好壞與其減刑幅度關係不大。一個死緩罪犯表現再好也只能改為無期徒刑，除非有救災之類重大立功表現才能突破，而另一個死緩罪犯即使表現一般甚至表現較差，但只要沒有實施故意犯罪，同樣也是減為無期徒刑。這就使死緩和無期徒刑罪犯在其重要的頭兩年服刑改造中，刑事獎懲措施不得力，使其失去了積極改造的激勵機制。
綜上所述：限制減刑，擴大假釋，對於公正執法，提高刑事獎勵質量;對於推進社區矯正，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對於降低執法風險，爭取最佳刑罰效應，都具有十分重要意義，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作者為湖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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