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關於陳乾初，多年以來 研究 者似乎都認為其思想已脫離宋明儒學傳統。對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看法，並認定乾初思想屬心學系統。
陳乾初是明清之際的一位重要思想家[1]。他一生多致力於學術的辨白工作，不曾明確地自立宗旨，刻意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關於他的基本思想，有學者認為，「反 理學 」是其基本傾向[2]。有學者將其與戴東原的思想相提並論，說他「以欲為首出而開始了另一思想的典範」。[3]又有學者指出，其思想「就其 理論 體系整體來說，非陽明心學」。[4]本文認為，雖然乾初不曾刻意自立宗旨、構建體系，但是其整個思想也是有基點的，大體上也有其一貫性。從「辨章學術」的角度看，其思想大致可歸「心學」一系。[5]
一 乾初思想沒有脫離宋明儒學之大傳統
年輕時的乾初是位任氣的氣節之士和縱意詩酒的文士。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乾初隨祝開美（名淵，1611-1645，海寧人，蕺山高足。）渡錢塘拜蕺山為師。臨別之際師門以「千秋大業」相勉，乾初也以「千秋大業真吾事，臨別叮嚀不敢忘」自勵[6]。返家後賦《江水汩汩》二章，以拜師後的「學何以不頹」與拜師前「學何以不惑」對比，很能表現乾初拜師之後矢志進學的大願。[7]
癸未拜師時，蕺山首以「聖人可為」為訓（參《秋遊記》）。乾初《聖人可學而至論》一文顯然是受師門之訓後，因有所感發興會而作者。文中有曰：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為不可至哉！雖聖乎，於人之性曾無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於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器也。然則以非人為人則安之，以是人為人則疑之，是何異齊人而疑其不能齊語乎？
又有曰：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賈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制於天者而猶若是，而況制於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富貴之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為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為聖人，直為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頁151-2。）
此文不僅表現了乾初必為聖賢的堅定意志，而且其「完人」之說也正與其師「證人」之說一脈相承，與孟子踐形盡性之旨也無二致。此後乾初之生命歷程便發生轉折，走向了「聖學」之途。其後半生所致力者，端不外此。《海寧縣理學傳》中說：乾初「游蕺山先生之門，奉慎獨之教，用功於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歉於所獨知，兼動靜，合人己，無往而非獨，無往而非慎；已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轉引自《陳確集》卷首）對乾初後半生作如此概括是很恰當的。
從以下言論看，乾初一生於「聖學」是深有所得的：
勤讀書，勤作家，二者雖有雅俗之不同，要皆是好事。惟能學道，則作家者不患其俗，而讀書者不病其浮。且吾未聞真能學道者而反致敗家廢讀書者也。
向未嘗讀書，從新要讀書，向未嘗作家，從新要作家，非得十數年工夫，皆茫無就緒。惟學道者則不然。向未嘗學道，今日始學道，則今日便是聖賢路上人。果能一日立志，奮修於孝弟忠信，事事無愧，則雖目不識丁，家無擔石，欲不謂之賢者而不可得矣。蓋勤讀書者，無過博雅，勤作家者，無過富厚，然並須窮年皓首之勞。而勤學道者之所成就，則直可為賢為聖，夫且求則得之，不需時日。然而人常為彼不為此，舍其所急者而圖其所緩者，棄其所易者而求其所難者，何也？
讀書人正好學道；不讀書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身者。貧士正好學道；富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富者。（《瞽言一》，《陳確集》下冊，頁430-1。）
《中庸》卒章，歸之闇然潛伏，其味深長。學者能臻此境，終身受用不盡。（《辰夏雜言》，《陳確集》下冊，頁419。）
可見，乾初為自己能走到道學上來，很感慶幸。
由於乾初之學淵源於蕺山，他在生命存在上所得力者在道學，所以今日衡定其思想就不能遺卻這個大頭腦，將其講成「聖學」的對立面。
乾初之學非明清之際以經世致用為主腦的「實學」[8]。乾初不是不要經世致用，不求實理實益，只是他堅持認為，要將這些建立在心性和道德的基礎之上，不以「 經濟 」為首出。他說：
略欠切實，便是不誠，便是虛浮之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只爭切實不切實耳。顧弟所為切實之學，與今世俗之所謂切實又相燕越，惟真志於學者自能辨之。（《與吳裒仲書》，《陳確集》上冊，頁117。）
在《與吳仲木書》中言之益明：
前者山樓之會，闇兄（引按：屠闇伯）昌言，謂「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經濟，三文章」。本末井井，當時莫不聳聽。於弟之臆見，則只是一事，未嘗有三，必欲離之，則後二者皆病。今之學者，競言經濟，適長機偽，無益雄圖；即或倖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為懲戒，未可便相稱道也。
《學》、《庸》二書，純言經濟，而世不察，謂是言道之文，真可啞然一笑。（引按：乾初此書作於順治九年壬辰，尚未開始排《大學》。）若只欲立苟且之功，擅風華之譽，則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業，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陳確集》上冊，頁74。）
乾初這些看法正是宋明儒的觀點，與「實學」異趣。
乾初之代表作《大學辨》，表面看似乎類於考據學性質的著作，其實並非如此。《大學辨》用了一些考據學 方法 ，與當時學界的「辨偽」之風或許也有一定關係。但是，用他自己的話說，其用意在「琢磨程朱，光復孔孟」[9]，其性質類於孟子之「好辯」[10]。乾初是反對一般學者的泛泛考辨之事的。他說：「儒者果有意窮理盡性之學，而將究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復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則博是徒博，學是偽學，而凡所謂問、思、辨、行者，亦無之而非偽也。」[11]。還說：「今之士者，但知以讀書為學，深可痛也。舉子之學，則攻時藝；博士之學，則窮經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學，則躬仁義。仁義修，雖聾瞽不失為君子；不修，雖破萬卷不失為小人。」[12]他辨《大學》，不是出於對「辨偽」本身有興趣：「使大學經傳於聖教之晦明絕續無大關係，書雖偽，確必不敢爭，爭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13]
由於乾初之辨《大學》，其背後動力是「為往聖繼絕學」之道德衝動，而非知性上的好奇；其斷《大學》為「偽」，所依據的主要是他心目中的「聖學」「偽學」之判，只是輔助性地用了 文獻 考辨方法；其目的是「衛道」，而非成就「 科學 研究」；是以「聖學」的守護人的姿態而從事者，而非以客觀而嚴密的學者態度從事者[14]，所以性質上不宜歸諸考據學。
有學者視乾初為唯物主義思想家[15]，其主要依據是乾初對堪輿家言的批駁和對宋儒本體之性之說的非難。本文認為，給乾初思想作這樣的定性未必妥當。在攻伐堪輿家言時，乾初有一些「形魄既痿，即同溝斷」之類的說法[16]，的確類似唯物之說。但究竟言之，乾初的立足點還是儒家「安土敦仁」、「夭壽不貳」的仁義之道。限於篇幅，對此不作詳論，這裡只指出兩點，即可明乾初論葬所依據的不是唯物之說。
第一，乾初相信葬師罪大惡極，必遭天譴。他說：「凡百葬師，天罰必重，非及身流落，則子孫滅絕，萬無一全。」[17]說：「葬師必無後，歷有明驗。此損地傷稼，分離人骨肉，而重其罰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慶。」[18]說：「至於葬師，雖百千萬億中，未有能善其後者。此百千萬億中，豈無一人明通誠愨，洞陰陽而盡忠計者，而天胡罰之若此之必也？蓋居心雖凈，而操術已乖，信妖人之偽書，廢族葬之良法，以無為有，以是為非，隔絕天倫，廣廢耕地，下亂人紀，上干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19]可見，乾初並不否認冥冥之中有上帝般的存在在無聲無臭地主持著正道。
第二，乾初不完全否認人死之後靈魂的存在。他在《復朱康流書》中說：「若夫父子祖孫，一氣之相感，理不可誣者，亦有二端，而葬地不與焉。一則祖宗積德深厚，慶流苗裔，近者數世，遠者至數十世尚蒙遺蔭，所謂『子孫保之』是也。一則子孫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其下者亦祭廟祭寢，盡誠盡敬，則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來格而佑之，所謂『祭則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君子嘗言之，而於葬地何有焉！蓋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終化為黃土，而升者則無所不之。故為之舍重、舍主，以求其神於廟寢者則有之，不聞其於塊也。」[20]乾初此說與其「形魄既痿，即同溝斷」之說並無矛盾。因為「形魄」與「魂靈」並非一事。《禮記·郊特牲》說：「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雖然乾初認為死後形魄終化為黃土，但不否認升騰之魂靈「無所不之」、可以感格。由此可見，不可據乾初論葬言論遽定其為「唯物主義思想家」。
乾初雖然對宋儒「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通於無極」、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等說法作過嚴厲批評，但他並不否認良知、良心。而且他所說的良知、良心與孟子之良知一樣，也是先驗性的。乾初反對前儒之性論，大致屬黃梨洲在乾初墓銘中所說「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之列。今日衡定乾初思想，不必因其誤解而誤解之（參下文）。
總之，乾初思想不屬「實學」、「考據」或「唯物」，沒有脫離宋明儒學之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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