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於自建的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和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對比了定義性動詞在中國學者與本族語學者學術語篇中的分布及其搭配型式。通過比較「define」等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的標準頻數、搭配詞的型/次比以及典型搭配詞中立場標記語所占比例，得出結論：中國學者對於虛化的定義性動詞不熟悉，存在明顯少用的情況。在使用定義性動詞時，中國學者並不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但搭配詞多樣性較差。相較本族語學者，中國學者不善於使用立場標記語表達自己對於所定義術語的態度和判斷。
關鍵詞 ：定義性動詞 學術語篇 搭配
一、引言
學術語篇屬於專業文本，區別於其他體裁的文本，書寫的目的在於交流和表達思想，而非欣賞和娛樂，因此表達更為直接和明確。學術語篇反覆出現的言語行為正體現了其交際功能。Darian將學術語篇的語言範式歸納為9種形式：定義、分類、使用修辭性語言、確定原因與結果、做出假設、進行試驗、可視化過程、定量過程和對比研究[1]（P5）。其中，定義是學術語篇尤為關鍵的言語行為。對於定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對定義應該包含的要素、應當使用的語言形式進行了描述。近當代的語言學家們也試圖以各種公式、範例對定義的型式進行描述，並對不同語境中定義的完整性和普遍性進行研究。Allen和Widdowson試圖將科學語篇中的定義歸納為高度凝練的範式[2]（P17）。John Flowerdew曾對科學講座中定義的言語行為進行實證研究，指出定義的功能除幫助增強理解，還可標明主題/講座的邏輯/語篇結構[3]（P202）。由此可見，定義性語言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詞彙、語法的層面，而且體現在語篇組織的層面。
鑒於定義這一言語行為的重要性，對其在學術語篇中的使用特徵進行描述分析很有必要。特別是對於二語習得者，研究他們在學術語篇中定義的言語行為，將其與本族語者的使用習慣進行對比，可以為學術英語的教學提供有益的指導。但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於定義性語言的研究著述寥寥，僅有桂詩春曾對英語語言學學術語篇的定義性語言進行研究[4]，以及謝韶亮對中美英語社論中定義性語言進行比較研究[5]（P54）。對於學術語篇中的科技文本，特別是中國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中對定義性語言的使用情況還沒有涉及。
定義性動詞是定義性語言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著連接被定義項和定義項的任務。本文從定義性動詞入手，基於自建的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 English Corpus，簡稱「CSAEC」），研究其使用情況和搭配型式，並與本族語學者的定義性動詞使用情況進行對比，旨在描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定義性動詞搭配型式的特徵，並分析影響詞語搭配的因素。
二、研究背景
（一）學術語篇研究回顧
對學術語篇的語言學研究始於上世紀80年代，目前比較主流的研究方法包括以Biber（1988）為代表的對學術語篇進行「多維分析」（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以Swales（1990）為代表的「體裁分析」（genre analysis），以及以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為出發點的分析方法[6]（P1）。從微觀的詞彙、語法、文體特徵到宏觀的語篇的某一特定部分（如摘要、引言等）甚至整個語篇，從具體的語言特徵描寫，到抽象的語言功能、語篇模式推進方式研究，語言學家們對於學術語篇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成果。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學術語篇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現有的研究主要從系統功能語法和體裁分析理論兩個研究視角展開[7]（P21）。基於體裁分析理論，通過對學術語篇的摘要、引言、結論等部分的步驟（step）、語步（move）進行分析、描述，構建了學術語篇的結構範式，為學術語篇的寫作提供了可操作性較強的框架。基於系統功能語法的學術語篇研究，包括對模糊限制語、多聲協商、評論附加語的研究等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內對於學術語篇中定義、分類等言語行為的研究明顯不足。特別是基於中國學者學術語篇的語料，研究其言語行為與本族語學者的異同，正是本研究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之處。
（二）詞語搭配的界定
從Firth提出「結伴說」，到Halliday指出搭配是「體現詞項在某種顯著的臨近範圍內組合關係的線性共現」[8]（P75），語言學家們一直致力於對詞語搭配進行界定。詞語搭配的核心理念是典型搭配中各詞項之間的相互預見（mutual expectancy），一個詞項出現，搭配夥伴在臨近語境中出現的機率也很高。
詞語搭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語言的地道性與自然性。是否能夠使用典型搭配、是否存在大量的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成為評估二語習得者語言質量的重要考量。所謂的異常搭配是指學習者的英語詞語行為與給定節點詞的語義韻相衝突；中間語搭配並不破壞給定節點詞的語義韻，但搭配詞與本族語的情況差異較大；而典型搭配是指語言交際中高頻出現的詞語組合[9]（P212）。使用詞項之間的「相互吸引值」（Mutual Information Value，簡稱MI值）進一步界定搭配的典型性，一般認為MI值大於等於3即為典型搭配。本研究將圍繞定義性動詞評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是否能夠熟練使用典型搭配陳述命題、表達觀點。
三、研究設計
（一）語料來源與處理
根據研究的需要，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型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SAEC），該語料庫的語料來自在中國出版的被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期刊。SCI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編制，是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被廣泛應用於學術評價的各個方面。根據中國知網的統計，目前中國出版的期刊被SCI收錄的有123種，其中有中國學者發表的大量學術論文。這些文獻也代表了中國學者學術寫作的較高水準。
本研究擬將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定義性動詞的使用及搭配型式與本族語學者進行比較，因此研究中引入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簡稱COCA），進行對比。為增加可比性，在構建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時，參照COCA「學術英語」（Academy）的「科學技術」（Sci/Tech）子庫的語體，選擇「數學、物理、生物、機械、通訊、信息、計算機」七門學科。每門學科選取該領域影響因子較高的被SCI收錄的國內期刊，隨機抽取10篇中國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選取學科和文獻來源期刊如下表所列：
科學語篇中存在大量的數字、符號、圖表，這對於基於語料庫的語言統計分析並無實際意義，反而會對統計結果產生干擾，因此需要在語料清理過程中刪除公式、演算及圖表，得到較為「清潔」的文字語料。兩個用於對比研究的語料庫形符數如下：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定義性動詞在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的總體分布，以及它們的搭配型式特徵。為彌補小型語料庫在代表性與說服力方面的不足，研究引入本族語學者的學術語篇作為參照，對比兩者在定義性動詞的使用與搭配方面的異同。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針對以下三個問題：
1.定義性動詞在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有何分布規律，與本族語學者撰寫的學術語篇相比，是否存在超用或少用？
2.中國學者學術語篇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型式與本族語學者相比有何特徵，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
3.中國學者的定義性動詞典型搭配與本族語學者相比有哪些異同？
（三）研究方法
以國內出版的被SCI收錄的期刊為語料來源，對隨機選取的中國學者撰寫的科技語篇進行文本清理，構建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SAEC）。本研究使用的語料庫分析軟體是AntConc和Collocation Extract。選取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學術英語」「科學技術」子庫作為對比研究的對象。本研究分三步對研究所需數據進行收集。第一步，使用AntConc軟體在兩個對比語料庫中對「call，mean，know，define」這四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進行搜索，同時抽取跨距5：5範圍內的搭配詞（collocates）。因兩個語料庫在規模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需對頻數進行標準化，並使用對數似然比計算工具檢驗詞項在兩個語料庫中差異的顯著性。第二步，提取兩個語料庫中四個定義性動詞的所有搭配詞，計算搭配詞的型/次比，比較搭配詞的多樣性。第三步，提取兩個語料庫中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詞，在典型搭配詞中進一步篩選可以表達作者立場、態度的詞，對比立場標記語在中國學者與本族語學者定義言語行為中的分布差異。
四、結果與討論
（一）定義性動詞的標準頻數比較
本研究統計的定義性動詞的頻數均為語料庫中該動詞及其屈折形式出現的頻數。如表3所示，與本族語學者相比，中國學者使用「mean」和「define」兩個定義性動詞的頻數偏高，使用「call」和「know」的頻數偏低。但僅以頻數無法判斷是否存在顯著的超用或少用，還需引入對數似然比計算工具，對顯著性差異進行判斷。
表中「*」「**」和「***」表明該對數似然比在0.05、0.01和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是有統計學意義的。+表明該動詞在CSAEC中使用的頻數顯著多於其在COCA中的使用頻數，即「超用」（overuse）；相反，「-」表明使用顯著不足，即「少用」（underuse）。如表4所示，與本族語學者相比，中國學者在對某概念進行定義的時候，更傾向使用「mean」和「define」；而對於另外兩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則明顯少用。究其原因，中國學者可能因為對於某些詞彙熟悉而大量甚至過度使用。另一方面，對一些詞和搭配的某些特定用法不熟悉可能導致中國學者選擇迴避使用這些詞。中國學者對於「mean」和「define」的超用可能受母語的影響。這兩個詞的本身的詞義即為「定義」「意思是」。而「call」和「know」最為二語習得者熟知的意義與「定義」關係不大；這兩個詞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化」，通過與某些詞搭配或是某種特定結構，起到定義詞的作用。中國學者顯然對這樣的「虛化」定義性動詞使用不夠熟練。
（二）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型式比較
要深入了解定義性動詞的使用，就有必要觀察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即在一定跨距內與其他詞彙的線性共現關係。這裡依然考查上述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假定「call」在CSAEC出現的頻數是A次，而它的搭配詞有B個，則其型/次比，也即B/A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詞在定義言語行為中應用範圍的大小。
研究方法是使用Collocation Extract軟體，生成這四個定義性動詞在CSAEC中的搭配詞表。以這四個詞為節點，左右跨距設定為5，只取頻率大於等於5的詞。COCA語料庫本身帶有搭配詞提取統計功能，跨距及最低頻率也設定為5，生成這四個詞在「科學技術」子庫中的搭配詞表。對比兩個語料庫搭配詞的型/次比，目的是比較定義性動詞在兩個對比語料庫中搭配詞的多樣性。
如表所示，在CSAEC中，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中除「mean」外，其餘3個詞的型/次比要顯著低於COCA中統計的結果。即中國學者在學術語篇中使用定義性動詞時，所搭配的詞重複較多，品種較少，搭配詞的多樣性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這些搭配中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呢？這就需要對搭配詞進行逐一甄別，從而深入研究中國學者定義性動詞搭配的地道性和自然性。以「define」為例，CSAEC中出現的頻數高於5的搭配詞為「the，as，in，of，by」等21個。經對照，COCA「科學技術」子庫中「define」的搭配詞可以完全覆蓋這21個詞，即本族語學者學術語篇中這些詞與「define」也有線性共現關係，中國學者並不存在中間語搭配或異常搭配的情況。但筆者也發現，CSAEC中「define」的高頻次搭配詞基本都是介詞、冠詞等功能詞，而COCA中「define」的高頻次搭配詞除功能詞外，還有很多名詞、副詞等實義詞，如「terms（define in terms of）、clearly、broadly」等在中國學者語篇中沒有出現。「call，mean，know」三個詞也是相同的情況。也即是說，中國學者在使用定義性動詞時不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的情況，但很多典型搭配中國學者並沒有掌握。
（三）立場標記語在定義性言語行為中的分布
在深入分析本族語學者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時，可以看到COCA「科學技術」子庫中圍繞「define」等定義性動詞，出現大量表達作者態度的立場標記語。如此高頻出現的語言現象，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和解釋。特別是在對比研究中，分析這樣的語言現象是否也存在於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對描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定義性語言的使用特徵以及學術寫作的教學都存在指導意義。
立場的表達是學術語篇極為重要的部分。作者的立場表達是指學術語篇中作者利用多種語言資源對文中命題意義或其他研究者表達的態度、情感和判斷[10]（P44）。立場標記語通過修飾定義性動詞，使作者在定義中表達對該術語的判斷和態度，從而影響讀者的學術思想，這是作者試圖與讀者建立聯繫、說服讀者的手段。
本研究從兩詞詞語序列入手，研究立場標記語作為前置詞和後置詞對定義性動詞的修飾情況。這種研究方法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將大批量語言信息高度濃縮、簡化從而凸顯其語篇意義[11]（P5）。以「define」等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為節點詞，提取兩個對比語料庫中MI值大於等於3的搭配詞彙。因兩個語料庫規模存在差異，對COCA「科學技術」子庫的搭配詞最低頻數設定為5，進一步篩選其典型搭配詞，而對CSAEC不做這樣的限制。在所有的典型搭配詞中按照Biber等[12]（P969）的界定提取立場標記語，計算立場標記語占所有典型搭配詞的比例。
如表6所示，中國學者使用立場標記語對定義性動詞進行修飾，表達個人立場的能力要遠遠弱於本族語學者。這意味著中國學者在學術語篇寫作過程中忽視了對個人態度、判斷的表達，這可能與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有關。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和話語模式與英語中強調學術批評的觀念不同[10]（P46）。中庸的儒家思想強調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這可能使得中國學者在表達自己的立場時更為審慎，更樂於做隱身的作者，儘量以客觀的語氣表述命題信息。但這樣的「置身事外」實際上使作者喪失了與讀者建立聯繫的機會，影響了學術論文的「人際性」和「交互性」。
五、結語
本研究選擇了「call，mean，know，define」四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作為切入點，通過基於語料庫的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本族語學者，中國學者對「mean」和「define」兩個詞存在超用，而「call」和「know」存在少用的情況。這可能是受到語內的影響，「call」和「know」都存在某種程度的虛化，中國學者對這兩個詞的定義性功能不夠熟悉，從而導致使用受限。
通過比較搭配詞的型/次比，我們發現中國學者在使用定義性動詞時所選擇的搭配詞多樣性較差，即便是超用的「mean」和「define」也存在搭配詞頻次高、品種少的情況。在中國學者已經使用的搭配中並不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的情況，但對於很多典型搭配中國學者似乎並不能熟練使用。
我們在兩個語料庫中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詞中提取立場標記語。通過對比發現，本族語學者立場標記語的使用要遠遠多於中國學者。這說明中國學者還不習慣在學術語篇中對定義進行描述時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判斷，從而對讀者產生影響；或者認為這種立場的表達並不重要，對其不夠重視。
反思我們的學術英語寫作教學，很多中國學者仍然以「說清楚、不犯錯」為標準進行學術英語寫作，對於語言的多樣性、生動性、影響力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要求學術英語寫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特別是在教授定義等一些關鍵的言語行為的語言表述時，豐富學生的詞語搭配，尤其關注典型搭配；向學生灌輸立場表達的重要性，引導學生通過這樣的語言手段與讀者建立聯繫。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中國民航大學專項資助，項目編號為：[ZXH2012F0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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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owerdew，J.Definitions in science lectures[J].Applied Linguistics，1992，（13）.
[4]桂詩春.基於語料庫的英語語言學語體分析[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5]謝韶亮.中美英語社論中定義性語言對比研究[J].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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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衛乃興.典型搭配、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中國學生英語中的語義韻特徵研究[A].楊惠中主編.基於CLEC語料庫的中國學習者英語分析[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10]徐宏亮.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學術語篇中的作者立場標記語的使用特點[J].外語教學，2011，（6）.
[11]Scott，M.&C.Tribble.Textual Patterns：Keywords and corpus analysis in language education[M].Amsterdam：Benjamins，2006：5.
[12]Biber，D.et all.The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London：Longman，1999.
（趙麗珠 天津 中國民航大學外國語學院 300300）
關鍵詞 ：定義性動詞 學術語篇 搭配
一、引言
學術語篇屬於專業文本，區別於其他體裁的文本，書寫的目的在於交流和表達思想，而非欣賞和娛樂，因此表達更為直接和明確。學術語篇反覆出現的言語行為正體現了其交際功能。Darian將學術語篇的語言範式歸納為9種形式：定義、分類、使用修辭性語言、確定原因與結果、做出假設、進行試驗、可視化過程、定量過程和對比研究[1]（P5）。其中，定義是學術語篇尤為關鍵的言語行為。對於定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對定義應該包含的要素、應當使用的語言形式進行了描述。近當代的語言學家們也試圖以各種公式、範例對定義的型式進行描述，並對不同語境中定義的完整性和普遍性進行研究。Allen和Widdowson試圖將科學語篇中的定義歸納為高度凝練的範式[2]（P17）。John Flowerdew曾對科學講座中定義的言語行為進行實證研究，指出定義的功能除幫助增強理解，還可標明主題/講座的邏輯/語篇結構[3]（P202）。由此可見，定義性語言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詞彙、語法的層面，而且體現在語篇組織的層面。
鑒於定義這一言語行為的重要性，對其在學術語篇中的使用特徵進行描述分析很有必要。特別是對於二語習得者，研究他們在學術語篇中定義的言語行為，將其與本族語者的使用習慣進行對比，可以為學術英語的教學提供有益的指導。但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於定義性語言的研究著述寥寥，僅有桂詩春曾對英語語言學學術語篇的定義性語言進行研究[4]，以及謝韶亮對中美英語社論中定義性語言進行比較研究[5]（P54）。對於學術語篇中的科技文本，特別是中國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中對定義性語言的使用情況還沒有涉及。
定義性動詞是定義性語言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著連接被定義項和定義項的任務。本文從定義性動詞入手，基於自建的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 English Corpus，簡稱「CSAEC」），研究其使用情況和搭配型式，並與本族語學者的定義性動詞使用情況進行對比，旨在描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定義性動詞搭配型式的特徵，並分析影響詞語搭配的因素。
二、研究背景
（一）學術語篇研究回顧
對學術語篇的語言學研究始於上世紀80年代，目前比較主流的研究方法包括以Biber（1988）為代表的對學術語篇進行「多維分析」（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以Swales（1990）為代表的「體裁分析」（genre analysis），以及以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為出發點的分析方法[6]（P1）。從微觀的詞彙、語法、文體特徵到宏觀的語篇的某一特定部分（如摘要、引言等）甚至整個語篇，從具體的語言特徵描寫，到抽象的語言功能、語篇模式推進方式研究，語言學家們對於學術語篇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成果。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學術語篇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現有的研究主要從系統功能語法和體裁分析理論兩個研究視角展開[7]（P21）。基於體裁分析理論，通過對學術語篇的摘要、引言、結論等部分的步驟（step）、語步（move）進行分析、描述，構建了學術語篇的結構範式，為學術語篇的寫作提供了可操作性較強的框架。基於系統功能語法的學術語篇研究，包括對模糊限制語、多聲協商、評論附加語的研究等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內對於學術語篇中定義、分類等言語行為的研究明顯不足。特別是基於中國學者學術語篇的語料，研究其言語行為與本族語學者的異同，正是本研究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之處。
（二）詞語搭配的界定
從Firth提出「結伴說」，到Halliday指出搭配是「體現詞項在某種顯著的臨近範圍內組合關係的線性共現」[8]（P75），語言學家們一直致力於對詞語搭配進行界定。詞語搭配的核心理念是典型搭配中各詞項之間的相互預見（mutual expectancy），一個詞項出現，搭配夥伴在臨近語境中出現的機率也很高。
詞語搭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語言的地道性與自然性。是否能夠使用典型搭配、是否存在大量的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成為評估二語習得者語言質量的重要考量。所謂的異常搭配是指學習者的英語詞語行為與給定節點詞的語義韻相衝突；中間語搭配並不破壞給定節點詞的語義韻，但搭配詞與本族語的情況差異較大；而典型搭配是指語言交際中高頻出現的詞語組合[9]（P212）。使用詞項之間的「相互吸引值」（Mutual Information Value，簡稱MI值）進一步界定搭配的典型性，一般認為MI值大於等於3即為典型搭配。本研究將圍繞定義性動詞評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是否能夠熟練使用典型搭配陳述命題、表達觀點。
三、研究設計
（一）語料來源與處理
根據研究的需要，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型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SAEC），該語料庫的語料來自在中國出版的被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期刊。SCI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編制，是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被廣泛應用於學術評價的各個方面。根據中國知網的統計，目前中國出版的期刊被SCI收錄的有123種，其中有中國學者發表的大量學術論文。這些文獻也代表了中國學者學術寫作的較高水準。
本研究擬將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定義性動詞的使用及搭配型式與本族語學者進行比較，因此研究中引入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簡稱COCA），進行對比。為增加可比性，在構建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時，參照COCA「學術英語」（Academy）的「科學技術」（Sci/Tech）子庫的語體，選擇「數學、物理、生物、機械、通訊、信息、計算機」七門學科。每門學科選取該領域影響因子較高的被SCI收錄的國內期刊，隨機抽取10篇中國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選取學科和文獻來源期刊如下表所列：
科學語篇中存在大量的數字、符號、圖表，這對於基於語料庫的語言統計分析並無實際意義，反而會對統計結果產生干擾，因此需要在語料清理過程中刪除公式、演算及圖表，得到較為「清潔」的文字語料。兩個用於對比研究的語料庫形符數如下：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定義性動詞在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的總體分布，以及它們的搭配型式特徵。為彌補小型語料庫在代表性與說服力方面的不足，研究引入本族語學者的學術語篇作為參照，對比兩者在定義性動詞的使用與搭配方面的異同。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針對以下三個問題：
1.定義性動詞在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有何分布規律，與本族語學者撰寫的學術語篇相比，是否存在超用或少用？
2.中國學者學術語篇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型式與本族語學者相比有何特徵，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
3.中國學者的定義性動詞典型搭配與本族語學者相比有哪些異同？
（三）研究方法
以國內出版的被SCI收錄的期刊為語料來源，對隨機選取的中國學者撰寫的科技語篇進行文本清理，構建中國學者學術語篇語料庫（CSAEC）。本研究使用的語料庫分析軟體是AntConc和Collocation Extract。選取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學術英語」「科學技術」子庫作為對比研究的對象。本研究分三步對研究所需數據進行收集。第一步，使用AntConc軟體在兩個對比語料庫中對「call，mean，know，define」這四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進行搜索，同時抽取跨距5：5範圍內的搭配詞（collocates）。因兩個語料庫在規模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需對頻數進行標準化，並使用對數似然比計算工具檢驗詞項在兩個語料庫中差異的顯著性。第二步，提取兩個語料庫中四個定義性動詞的所有搭配詞，計算搭配詞的型/次比，比較搭配詞的多樣性。第三步，提取兩個語料庫中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詞，在典型搭配詞中進一步篩選可以表達作者立場、態度的詞，對比立場標記語在中國學者與本族語學者定義言語行為中的分布差異。
四、結果與討論
（一）定義性動詞的標準頻數比較
本研究統計的定義性動詞的頻數均為語料庫中該動詞及其屈折形式出現的頻數。如表3所示，與本族語學者相比，中國學者使用「mean」和「define」兩個定義性動詞的頻數偏高，使用「call」和「know」的頻數偏低。但僅以頻數無法判斷是否存在顯著的超用或少用，還需引入對數似然比計算工具，對顯著性差異進行判斷。
表中「*」「**」和「***」表明該對數似然比在0.05、0.01和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是有統計學意義的。+表明該動詞在CSAEC中使用的頻數顯著多於其在COCA中的使用頻數，即「超用」（overuse）；相反，「-」表明使用顯著不足，即「少用」（underuse）。如表4所示，與本族語學者相比，中國學者在對某概念進行定義的時候，更傾向使用「mean」和「define」；而對於另外兩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則明顯少用。究其原因，中國學者可能因為對於某些詞彙熟悉而大量甚至過度使用。另一方面，對一些詞和搭配的某些特定用法不熟悉可能導致中國學者選擇迴避使用這些詞。中國學者對於「mean」和「define」的超用可能受母語的影響。這兩個詞的本身的詞義即為「定義」「意思是」。而「call」和「know」最為二語習得者熟知的意義與「定義」關係不大；這兩個詞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化」，通過與某些詞搭配或是某種特定結構，起到定義詞的作用。中國學者顯然對這樣的「虛化」定義性動詞使用不夠熟練。
（二）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型式比較
要深入了解定義性動詞的使用，就有必要觀察定義性動詞的搭配，即在一定跨距內與其他詞彙的線性共現關係。這裡依然考查上述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假定「call」在CSAEC出現的頻數是A次，而它的搭配詞有B個，則其型/次比，也即B/A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詞在定義言語行為中應用範圍的大小。
研究方法是使用Collocation Extract軟體，生成這四個定義性動詞在CSAEC中的搭配詞表。以這四個詞為節點，左右跨距設定為5，只取頻率大於等於5的詞。COCA語料庫本身帶有搭配詞提取統計功能，跨距及最低頻率也設定為5，生成這四個詞在「科學技術」子庫中的搭配詞表。對比兩個語料庫搭配詞的型/次比，目的是比較定義性動詞在兩個對比語料庫中搭配詞的多樣性。
如表所示，在CSAEC中，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中除「mean」外，其餘3個詞的型/次比要顯著低於COCA中統計的結果。即中國學者在學術語篇中使用定義性動詞時，所搭配的詞重複較多，品種較少，搭配詞的多樣性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這些搭配中是否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呢？這就需要對搭配詞進行逐一甄別，從而深入研究中國學者定義性動詞搭配的地道性和自然性。以「define」為例，CSAEC中出現的頻數高於5的搭配詞為「the，as，in，of，by」等21個。經對照，COCA「科學技術」子庫中「define」的搭配詞可以完全覆蓋這21個詞，即本族語學者學術語篇中這些詞與「define」也有線性共現關係，中國學者並不存在中間語搭配或異常搭配的情況。但筆者也發現，CSAEC中「define」的高頻次搭配詞基本都是介詞、冠詞等功能詞，而COCA中「define」的高頻次搭配詞除功能詞外，還有很多名詞、副詞等實義詞，如「terms（define in terms of）、clearly、broadly」等在中國學者語篇中沒有出現。「call，mean，know」三個詞也是相同的情況。也即是說，中國學者在使用定義性動詞時不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的情況，但很多典型搭配中國學者並沒有掌握。
（三）立場標記語在定義性言語行為中的分布
在深入分析本族語學者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時，可以看到COCA「科學技術」子庫中圍繞「define」等定義性動詞，出現大量表達作者態度的立場標記語。如此高頻出現的語言現象，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和解釋。特別是在對比研究中，分析這樣的語言現象是否也存在於中國學者學術語篇中，對描述中國學者學術語篇定義性語言的使用特徵以及學術寫作的教學都存在指導意義。
立場的表達是學術語篇極為重要的部分。作者的立場表達是指學術語篇中作者利用多種語言資源對文中命題意義或其他研究者表達的態度、情感和判斷[10]（P44）。立場標記語通過修飾定義性動詞，使作者在定義中表達對該術語的判斷和態度，從而影響讀者的學術思想，這是作者試圖與讀者建立聯繫、說服讀者的手段。
本研究從兩詞詞語序列入手，研究立場標記語作為前置詞和後置詞對定義性動詞的修飾情況。這種研究方法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將大批量語言信息高度濃縮、簡化從而凸顯其語篇意義[11]（P5）。以「define」等四個典型定義性動詞為節點詞，提取兩個對比語料庫中MI值大於等於3的搭配詞彙。因兩個語料庫規模存在差異，對COCA「科學技術」子庫的搭配詞最低頻數設定為5，進一步篩選其典型搭配詞，而對CSAEC不做這樣的限制。在所有的典型搭配詞中按照Biber等[12]（P969）的界定提取立場標記語，計算立場標記語占所有典型搭配詞的比例。
如表6所示，中國學者使用立場標記語對定義性動詞進行修飾，表達個人立場的能力要遠遠弱於本族語學者。這意味著中國學者在學術語篇寫作過程中忽視了對個人態度、判斷的表達，這可能與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有關。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行為規範和話語模式與英語中強調學術批評的觀念不同[10]（P46）。中庸的儒家思想強調自我約束、自我管理，這可能使得中國學者在表達自己的立場時更為審慎，更樂於做隱身的作者，儘量以客觀的語氣表述命題信息。但這樣的「置身事外」實際上使作者喪失了與讀者建立聯繫的機會，影響了學術論文的「人際性」和「交互性」。
五、結語
本研究選擇了「call，mean，know，define」四個典型的定義性動詞作為切入點，通過基於語料庫的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本族語學者，中國學者對「mean」和「define」兩個詞存在超用，而「call」和「know」存在少用的情況。這可能是受到語內的影響，「call」和「know」都存在某種程度的虛化，中國學者對這兩個詞的定義性功能不夠熟悉，從而導致使用受限。
通過比較搭配詞的型/次比，我們發現中國學者在使用定義性動詞時所選擇的搭配詞多樣性較差，即便是超用的「mean」和「define」也存在搭配詞頻次高、品種少的情況。在中國學者已經使用的搭配中並不存在中間語搭配和異常搭配的情況，但對於很多典型搭配中國學者似乎並不能熟練使用。
我們在兩個語料庫中定義性動詞的典型搭配詞中提取立場標記語。通過對比發現，本族語學者立場標記語的使用要遠遠多於中國學者。這說明中國學者還不習慣在學術語篇中對定義進行描述時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判斷，從而對讀者產生影響；或者認為這種立場的表達並不重要，對其不夠重視。
反思我們的學術英語寫作教學，很多中國學者仍然以「說清楚、不犯錯」為標準進行學術英語寫作，對於語言的多樣性、生動性、影響力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要求學術英語寫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特別是在教授定義等一些關鍵的言語行為的語言表述時，豐富學生的詞語搭配，尤其關注典型搭配；向學生灌輸立場表達的重要性，引導學生通過這樣的語言手段與讀者建立聯繫。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中國民航大學專項資助，項目編號為：[ZXH2012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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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珠 天津 中國民航大學外國語學院 3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