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前後人力資源配置及效率比較研究 |
| Distribution and Efficiency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s before and after 1978 【提要】 本文旨在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人力資源配置政策及制度變化前因後果的分析，說明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人力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有效開發利用，是決定中國經濟能否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歷史證明，勞動者本身擇業的自由程度和市場配置人力資源的力度，是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成正比關係的。中國還有很大比重的人力資源沒有得到合理開發和利用，如果這方面做的好，至少還會支撐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年。因此，擴大勞動者自主權、保障其應有權益、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應該成為黨和政府制訂政策和選擇制度的基本出發點。 【主題詞】 人力資源 就業結構 發展戰略 人力作為三大生產要素之一，其能否合理配置和不斷優化，是決定經濟發展快慢的重要因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今，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由新民主主義（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到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巨大變化。從時間上看，大致可以劃分為：1949-1957年，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過渡階段；1958-1978為典型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階段；1978年「三中全會」至今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並基本完成階段。與此同時，還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由初期到中期的推進過程。在上述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兩個變化過程中，若從勞動力資源的利用和開發角度看，應該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使勞動力資源儘快從傳統的、低效的農業轉移到現代工業和第三產業，以迅速實現工業化；二是如何充分發揮各個產業中的勞動者（包括經營管理者）個人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應該說，世界上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已開發國家和地區，其工業化的過程，是伴隨著市場化的，即工業化是與市場經濟發育和成熟過程相一致的。因此人力資源的配置和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擇業自由度和權益的提高），也是一個平緩的市場調節、工會鬥爭和政府干預的漸進過程。對於這些，人們已經耳熟能詳了。這裡僅對中國這50多年來獨特的歷程作一些探討，以期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 一、建國初期的人力資源和就業結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的人力資源是相當豐富的，但又是畸形的，即一方面低素質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大大超過需求，存在著嚴重的過剩；另一方面高素質的、有專業技術的勞動力又非常短缺，甚至不得不引進蘇聯專家。另外，勞動資源的配置也是相當落後的，絕大部分集中在落後的農村。 據統計，1949年底，全國（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共有人口54167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占10·64%，鄉村人口占89·36%；從業人員18082萬人，其中城鎮從業人員占8·5%，鄉村從業人員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萬人中有大學生2·2人，中學生23人，小學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萬人中，大學生人數為3·3人，中學生55人，小學生889人。[1] 即使這樣低的比例，1952年大學雖然計劃招收7·5萬名學生，還是面臨著招生不滿的憂慮（因許多學生參加工作，應屆高中畢業生太少），政務院不得不下達指示，禁止各單位自行到中學招工，擴大助學金髮放，要求努力爭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學，至少保證95%以上。即使達到上述要求，還需要從黨政軍整編中抽調2萬名青年知識分子補足應屆高中生升學差額。[2] 由於教育落後，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據估計，在全國就業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會超過5%。據1952年的統計，在全國就業人口中，每萬人中有科技人員7·4人，每萬名職工中（尚不包括占就業人口90%以上的農民和個體經濟勞動者）有科技人員269人。另據1952年全國幹部統計資料顯示[3] ，在2470700名幹部中，專業技術人員為34·4萬人，占13·9%，其中工程技術人員為133684人，僅占5·4%。在這247萬名幹部中，按文化程度劃分，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學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4] 再從建築行業看，在1952年的就業人員中，有技術的職工僅占職工總數的10—20%，其餘80—90%的職工沒有專門技術，只是一般勞動力，因此建築公司之間相互挖人的現象很普遍。周恩來總理在1952年7月就說：「我們的大學畢業生也少得很，今年七湊八湊，才湊到兩三萬人，而我們每年平均卻需要十萬人。」[5] 1955年，在城鎮職工中，文盲的比例在50%以上，有的產業，如煤礦、建築業，在60%-70%以上。[6] 在全國國營工業企業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員只占8·4%。[7] 再從建築行業看，在1952年的就業人員中，有技術的職工僅占職工總數的10—20%，其餘80—90%的職工沒有專門技術，只是一般勞動力，因此建築公司之間相互挖人的現象很普遍。 再從人力資源配置來看，1949年，占全國勞動力91·5%的人數屬於農業個體勞動者，1952年則降至88%；在城鎮就業人員中，個體勞動者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949年為724萬人，占城鎮從業人數的47·2%；1952年為883萬人，占城鎮從業人數的35·5%。在上述就業人員中，實際上還有許多屬於「隱形」的富裕的勞動力，即過剩的人力資源。據1952年8月召開的全勞動國就業會議的統計，由於人多地少，儘管農業落後，以人力、畜力為主，農村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失業無業人數大幅度降低，1952年約為135萬人（主要是手工業者和商販），但是農業剩餘勞動力卻人數眾多、有增無減。1952年全國共有農業剩餘勞動力4039萬人，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16·8%。農業剩餘勞動力不僅數量大，而且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即使地多人少的東北、西北地區，農業剩餘勞動力也不少，東北地區富裕123萬人，占本區農業勞動力總數的11·1%；西北地區富裕90萬人，占本區農業勞動力總數的7·2%。但會議估計實際的剩餘還遠大於這個數字（據西南區的估計，農村全勞力在土改後超過需要量的40—50%，照這個比例，僅四川一省就富裕出1000萬人，而上述統計西南區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僅1115萬人，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4%）。農村勞動力不僅過剩，而且素質也不高，在50年代中期，在農村青壯年中，約有80%的人是文盲。[8] 在城市，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大量失業人口成為政府很大的壓力。1950年，僅登記的失業工人即達166·4萬人，占當時城市職工總數的21%，此外還有不少失業的知識分子。對於處於貧困線上並且沒有社會保障的廣大城市居民來說，失業就意味著挨餓，1950年春，在一些大城市裡，因就業無望、生活無著而自殺的事時有所聞。到1952年，在全國城市登記要求就業的人數仍然有162·2萬人。國家統計局推算的1952年城市待業率為13·2%，而根據日本學者南進亮的推算，1952年的城市失業率則高達17·32%。[9] 實際上，在城市的就業人員中，相當一部分以小商、小販的形式聚集在第三產業中，處於利潤微薄、過度競爭狀態。即使如此，由於城鄉之間勞動者收入的差距和城市現代生活的吸引力，仍然有大量農民被吸引到城市尋找職業，進一步加大了城市就業壓力（據當時一些典型調查，建國初期城市工人平均收入是農民平均收入的3倍左右，《中國統計年鑑（1983）》則說1952年非農業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為農民的2·4倍）。據1951年春統計，僅東北的瀋陽、鞍山兩市，即有進城找工作的農民兩萬餘人。由於這些農民一般年輕，能吃苦、福利和工資待遇要求不高，需要簡單體力勞動的單位一般比較願意僱傭農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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