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教育方面現狀，並據此提出改善性對策建議。方法2016年12月—2017年3月,採用配額抽樣的方法對山西省60個縣區1410名農村居民進行食品安全教育現狀問卷調查，利用χ2檢驗及Ridit分析法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山西省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的總體關注度為48.63%；不同文化程度、年齡農村居民的關注度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32.736、38.858，P<0.01）；初中及以下學歷（45.2%，=0.468）、年齡≥65歲的農村居民關注度最低（33.4%，=0.406）；同時，22.39%的受訪者對當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滿意，不同職業受訪者的滿意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460，P<0.05），農林牧漁種養殖業者滿意度最高（31.2%，=0.576）；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46.82%的受訪者選擇不投訴；手機（70.62%）、電視節目（69.44%）是受訪者獲取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結論當前山西省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與滿意度均較低，食品安全維權意識較淡薄，獲取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缺乏。應加強對山西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特別是低學歷和老年人群。
【關鍵詞】食品安全教育；農村；現狀調查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近幾年國家建立「健康中國」的重要戰略之一。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中強調了預防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重要性[1]。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制定食品安全宣傳教育工作綱要（2011—2015年）中也明確要求各有關方要廣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和科學知識[2]。可見，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的整個過程中起著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礎性防禦環節[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基本建成，但農村由於經濟等原因局限，食品安全監管還存在諸多問題[4]。而農村居民經濟收入低、對食品安全知識了解少等也恰恰成了偽劣食品在農村泛濫的主要原因，可見加強對農村地區食品安全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迫在眉睫[5]。對於山西省而言，作為農業大省，其農業人口占據全省人口總數的75%以上，食品安全教育形式嚴峻。因此，為了解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教育現狀，為推動農村食品安全科普工作提供依據，本研究於2016年12月—2017年3月採用配額抽樣的方法對山西省60個縣區的農村居民共1410人進行問卷調查。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採用配額抽樣的方法，在山西省全省11個地級市的119個縣、區或縣級市隨機抽取60個縣區進行調查，選取每個調查縣區的農村居民隨機進行食品安全教育現狀的調查。納入標準：調查對象必須在所調查縣區範圍內居住生活；且僅限農村居民；職業類型涵蓋從事食品相關工作及從事非食品相關工作的人群。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410份，經過問卷篩查與數據清洗，有效問卷為1273份，有效回收率為90.28%。1.2方法通過閱讀國內外文獻、報告及世界衛生組織關於食品安全關鍵因素的相關規定[6]，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自行設計調查問卷，經過多次修改，對問題、語言和答案設置進行了多次修訂，形成問卷初稿。調查問卷共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訪者的基本信息，採集了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類型、家庭收入水平等信息；第二部分對「食品安全教育」這一問題進行專題調查。這一部分包括了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情況、對我國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看法、食品安全的維權意識、了解食品安全相關信息的途徑等內容。正式調研前對調查員進行培訓，並採用配額抽樣方法分配各縣區問卷數量，再由經培訓的調查員到抽樣地區進行實地問卷調查，在經過被調查者的知情同意後，採取匿名、自填式問卷調查法收集信息。問卷當場收回。1.3統計分析採用EpiData3.0軟體進行數據錄入，導出Excel格式進行數據清洗，運用χ2檢驗對清洗後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由於χ2檢驗只能比較數據各組差異有無統計學意義，而不能說明具體各組之間效果的高低[7]。Ridit分析則是一種可用於分析有序分類資料的方法，可對兩組及兩組以上有序分類資料進行比較[8]。故利用Ridit分析法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計算各組的¯R值，¯R值越大說明程度越高，各組95%可信區間與標準組0.5比較，若不包含0.5，說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反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9]。
2結果
2.1一般情況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273份，其中男性占46.43%（591人），女性占53.57%（682人）；年齡分布中，≤18歲的占10.13%（129人），19—40歲的占58.68%（747人），41—64歲的占26.47%（337人），≥65歲的占4.71%（60人）；受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32.13%（409人），高中（中專）學歷的占31.11%（396人），大學（大專）學歷的占36.14%（460人），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占0.63%（8人）；職業類型中，政府或事業單位的占5.26%（67人），從事家務勞動的占21.52%（274人），非食品企業或單位的占3.14%（40人），自由職業的占16.50%（210人），農林牧漁種養殖業的占6.05%（77人），學生占37.16%（473人），食品加工及餐飲行業的占3.06%（39人），其他占7.31%（93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的占17.12%（218人），501—1500元的占34.41%（438人），1501—4000元的占36.53%（465人），4001—6500元的占8.80%（112人），6501—10000元的占2.04%（26人），≥10000元的占1.10%（14人）。2.2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情況2.2.1總體情況受訪者中關注食品安全教育的（非常關注、比較關注）共有619人，占48.63%；表示一般的451人，占35.43%；不關注食品安全教育的（不太關注、不關注）共203人，占15.94%。¯R2.2.2不同文化程度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Ridit分析經χ2檢驗，不同文化程度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2.736，P<0.01）。通過Ridit分析法進一步得出，初中及以下組、高中（中專）組和大學（大專）組的值均低於標準組（=0.5），最小的是初中及以下學歷（0.46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初中及以下學歷者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2.2.3不同年齡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Ridit分析（表2）不同年齡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8.858，P<0.001）。年齡≤18歲組、19—40歲組的值均高於¯R¯R¯R標準組（=0.5），41—64歲組和≥65歲組的`R值則均低於標準組（=0.5）。≥65歲組的最小（0.4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65歲組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2.3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滿意度2.3.1總體滿意度在1273位被調查者中，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表示滿意的（非常滿意、比較滿意）共有285人，占總調查人數的22.39%；選擇一般的共651人，占總人數的51.14%；表示不滿意的（不太滿意、不滿意）共337人，占總人數的26.47%。可以看出，山西農村居民對當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表現不關心和不滿意者有988人，占總人數的77.61%。2.3.2不同職業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滿意度Ridit分析經χ2檢驗，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滿意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460，P<0.05）。通過Ridit分析法進一步得出，農林牧漁種養殖業組的¯R值最大（0.57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從事農林牧漁種養殖業者對當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滿意度最高。2.4山西農村居民食品安全維權意識調查發現，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不高。具體體現在生活中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677人（53.18%）選擇會投訴，596人（46.82%）則選擇不會投訴。究其放棄投訴的原因，191人（15.00%）從來沒有想過要投訴，584人（45.88%）因為嫌麻煩，553人（44.33%）認為投訴了也沒用，315人（24.74%）不知道去哪兒投訴，135人（10.60%）擔心打擊報復。不投訴者嫌麻煩和覺得投訴沒用者居多。2.5山西農村居民最信任的獲取食品安全信息途徑調查發現，1273名被調查者對獲取食品安全相關信息的渠道選擇排在前兩位的是手機（899人，70.62%）、電視節目（884人，69.44%），選擇最少的是專家講座（217人，17.05%）、宣傳單（223人，17.52%）。在這些渠道當中，被調查者最信任的渠道主要是官方消息（485人，38.10%）和電視節目（201人，15.79%）。
3討論
食品安全事件對農村地區造成的危害遠大於城市[10]，農村居民在知識、信息方面處於劣勢，面臨更高的食品安全風險[11]。因此，要預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必須加強作為食品安全防禦基礎性組成部分的食品安全教育[3]。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山西省農村居民對於食品安全教育的總體關注度較低，表示非常關注和比較關注的受訪者占調查總人數的48.63%。進一步研究表明，受訪者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在文化程度和年齡上存在差異，文化程度低的相對關注度也較低，初中及以下者的關注度最低，這可能與接受的學校相關教育多少有關。從年齡上看，≥65歲的老年人群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分析可能與當時農村社會歷史原因造就的對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薄弱等有關。提示應加強對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特別應把低學歷、高年齡人群作為重點科普對象。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山西省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教現狀的滿意度較低，選擇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受訪者占調查總人數的22.39%。不同職業受訪者對食品安全宣教現狀的滿意度存在差異，相較而言，從事農林牧漁種養殖業者的滿意度最高，分析原因，可能與國家一直以來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對農民支持的力度不減有關。此外，此次調查還發現，當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有53.18%的受訪者會選擇投訴，可見受訪者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並不高；受訪者獲取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手機和電視節目，獲得信息的渠道比較缺乏，這與鮑金勇等[12]的研究結論相符。提示應注重科普食品安全相關法律知識，提高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多以農村居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開展科普教育，使農村居民接受食品信息的渠道多樣化。及時轉變觀念，真正把食品安全教育落實到行動中，預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
作者:胡婧超 程景民 單位:山西醫科大學管理學院
【關鍵詞】食品安全教育；農村；現狀調查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近幾年國家建立「健康中國」的重要戰略之一。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食品安全法》中強調了預防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重要性[1]。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制定食品安全宣傳教育工作綱要（2011—2015年）中也明確要求各有關方要廣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和科學知識[2]。可見，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的整個過程中起著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礎性防禦環節[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基本建成，但農村由於經濟等原因局限，食品安全監管還存在諸多問題[4]。而農村居民經濟收入低、對食品安全知識了解少等也恰恰成了偽劣食品在農村泛濫的主要原因，可見加強對農村地區食品安全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迫在眉睫[5]。對於山西省而言，作為農業大省，其農業人口占據全省人口總數的75%以上，食品安全教育形式嚴峻。因此，為了解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教育現狀，為推動農村食品安全科普工作提供依據，本研究於2016年12月—2017年3月採用配額抽樣的方法對山西省60個縣區的農村居民共1410人進行問卷調查。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採用配額抽樣的方法，在山西省全省11個地級市的119個縣、區或縣級市隨機抽取60個縣區進行調查，選取每個調查縣區的農村居民隨機進行食品安全教育現狀的調查。納入標準：調查對象必須在所調查縣區範圍內居住生活；且僅限農村居民；職業類型涵蓋從事食品相關工作及從事非食品相關工作的人群。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410份，經過問卷篩查與數據清洗，有效問卷為1273份，有效回收率為90.28%。1.2方法通過閱讀國內外文獻、報告及世界衛生組織關於食品安全關鍵因素的相關規定[6]，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自行設計調查問卷，經過多次修改，對問題、語言和答案設置進行了多次修訂，形成問卷初稿。調查問卷共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訪者的基本信息，採集了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類型、家庭收入水平等信息；第二部分對「食品安全教育」這一問題進行專題調查。這一部分包括了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情況、對我國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看法、食品安全的維權意識、了解食品安全相關信息的途徑等內容。正式調研前對調查員進行培訓，並採用配額抽樣方法分配各縣區問卷數量，再由經培訓的調查員到抽樣地區進行實地問卷調查，在經過被調查者的知情同意後，採取匿名、自填式問卷調查法收集信息。問卷當場收回。1.3統計分析採用EpiData3.0軟體進行數據錄入，導出Excel格式進行數據清洗，運用χ2檢驗對清洗後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由於χ2檢驗只能比較數據各組差異有無統計學意義，而不能說明具體各組之間效果的高低[7]。Ridit分析則是一種可用於分析有序分類資料的方法，可對兩組及兩組以上有序分類資料進行比較[8]。故利用Ridit分析法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計算各組的¯R值，¯R值越大說明程度越高，各組95%可信區間與標準組0.5比較，若不包含0.5，說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反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9]。
2結果
2.1一般情況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273份，其中男性占46.43%（591人），女性占53.57%（682人）；年齡分布中，≤18歲的占10.13%（129人），19—40歲的占58.68%（747人），41—64歲的占26.47%（337人），≥65歲的占4.71%（60人）；受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32.13%（409人），高中（中專）學歷的占31.11%（396人），大學（大專）學歷的占36.14%（460人），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占0.63%（8人）；職業類型中，政府或事業單位的占5.26%（67人），從事家務勞動的占21.52%（274人），非食品企業或單位的占3.14%（40人），自由職業的占16.50%（210人），農林牧漁種養殖業的占6.05%（77人），學生占37.16%（473人），食品加工及餐飲行業的占3.06%（39人），其他占7.31%（93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的占17.12%（218人），501—1500元的占34.41%（438人），1501—4000元的占36.53%（465人），4001—6500元的占8.80%（112人），6501—10000元的占2.04%（26人），≥10000元的占1.10%（14人）。2.2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情況2.2.1總體情況受訪者中關注食品安全教育的（非常關注、比較關注）共有619人，占48.63%；表示一般的451人，占35.43%；不關注食品安全教育的（不太關注、不關注）共203人，占15.94%。¯R2.2.2不同文化程度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Ridit分析經χ2檢驗，不同文化程度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2.736，P<0.01）。通過Ridit分析法進一步得出，初中及以下組、高中（中專）組和大學（大專）組的值均低於標準組（=0.5），最小的是初中及以下學歷（0.46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初中及以下學歷者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2.2.3不同年齡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Ridit分析（表2）不同年齡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教育關注度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8.858，P<0.001）。年齡≤18歲組、19—40歲組的值均高於¯R¯R¯R標準組（=0.5），41—64歲組和≥65歲組的`R值則均低於標準組（=0.5）。≥65歲組的最小（0.4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65歲組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2.3山西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滿意度2.3.1總體滿意度在1273位被調查者中，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表示滿意的（非常滿意、比較滿意）共有285人，占總調查人數的22.39%；選擇一般的共651人，占總人數的51.14%；表示不滿意的（不太滿意、不滿意）共337人，占總人數的26.47%。可以看出，山西農村居民對當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表現不關心和不滿意者有988人，占總人數的77.61%。2.3.2不同職業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滿意度Ridit分析經χ2檢驗，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滿意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460，P<0.05）。通過Ridit分析法進一步得出，農林牧漁種養殖業組的¯R值最大（0.57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從事農林牧漁種養殖業者對當前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現狀的滿意度最高。2.4山西農村居民食品安全維權意識調查發現，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不高。具體體現在生活中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677人（53.18%）選擇會投訴，596人（46.82%）則選擇不會投訴。究其放棄投訴的原因，191人（15.00%）從來沒有想過要投訴，584人（45.88%）因為嫌麻煩，553人（44.33%）認為投訴了也沒用，315人（24.74%）不知道去哪兒投訴，135人（10.60%）擔心打擊報復。不投訴者嫌麻煩和覺得投訴沒用者居多。2.5山西農村居民最信任的獲取食品安全信息途徑調查發現，1273名被調查者對獲取食品安全相關信息的渠道選擇排在前兩位的是手機（899人，70.62%）、電視節目（884人，69.44%），選擇最少的是專家講座（217人，17.05%）、宣傳單（223人，17.52%）。在這些渠道當中，被調查者最信任的渠道主要是官方消息（485人，38.10%）和電視節目（201人，15.79%）。
3討論
食品安全事件對農村地區造成的危害遠大於城市[10]，農村居民在知識、信息方面處於劣勢，面臨更高的食品安全風險[11]。因此，要預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必須加強作為食品安全防禦基礎性組成部分的食品安全教育[3]。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山西省農村居民對於食品安全教育的總體關注度較低，表示非常關注和比較關注的受訪者占調查總人數的48.63%。進一步研究表明，受訪者對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在文化程度和年齡上存在差異，文化程度低的相對關注度也較低，初中及以下者的關注度最低，這可能與接受的學校相關教育多少有關。從年齡上看，≥65歲的老年人群食品安全教育的關注度最低，分析可能與當時農村社會歷史原因造就的對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薄弱等有關。提示應加強對山西省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宣傳教育，特別應把低學歷、高年齡人群作為重點科普對象。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山西省農村居民對食品安全宣教現狀的滿意度較低，選擇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受訪者占調查總人數的22.39%。不同職業受訪者對食品安全宣教現狀的滿意度存在差異，相較而言，從事農林牧漁種養殖業者的滿意度最高，分析原因，可能與國家一直以來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對農民支持的力度不減有關。此外，此次調查還發現，當遇到食品安全問題時，有53.18%的受訪者會選擇投訴，可見受訪者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並不高；受訪者獲取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手機和電視節目，獲得信息的渠道比較缺乏，這與鮑金勇等[12]的研究結論相符。提示應注重科普食品安全相關法律知識，提高農村居民的食品安全維權意識。多以農村居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開展科普教育，使農村居民接受食品信息的渠道多樣化。及時轉變觀念，真正把食品安全教育落實到行動中，預防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
作者:胡婧超 程景民 單位:山西醫科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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