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爆發至今歷時差不多兩年，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 發展 演變。第一階段是危機初現。從2007年年初以來，由於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調，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市場開始出現動盪。滙豐銀行北美公司、全國 金融 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等多家從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金融機構因客戶違約，紛紛出現巨額虧損，有的甚至陷入倒閉或申請破產保護。第二階段是危機爆發。自2007年七八月份開始，大批與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有關的金融機構破產倒閉。2007年8月，美國第十大貸款公司——美國家庭抵押投資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當月，受一些投資美國次級抵押債券的基金宣布停止贖回的 影響 ，美聯儲、歐洲央行等被迫聯手注資以恢復銀行間市場的秩序,這成為危機爆發的標誌性事件。第三階段是危機擴散。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銀等大型金融機構因次貸出現巨額虧損，市場流動性壓力驟增，西方央行聯手干預。全球最大的債券保險 企業 MBIA、全美第二大債券保險機構AMBAC損失慘重。2008年第一季度，MBIA虧損24億美元，AMBAC虧損17億美元。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倒閉，這一事件猶如一枚重磅炸彈，把危機引向一個新的高度。第四階段，危機的深化和惡化階段。2008年6月份以來，危機出現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其中標誌性的事件是美國政府接管「兩房」、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美林銀行被美國銀行收購、AIG被政府接管。危機的另一支鞋子終於落地，後續演變還有待進一步觀察。迄今為止，危機已經造成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損失，此次危機破壞性之強、影響面之廣是以往歷次金融危機所不能比擬的。
關於次貸危機中幾個 問題 的思考
此次次貸危機引發了各界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投行回歸」，二是資產透明度，三是世界最大保險商AIG被政府接管，四是美國政府救市，五是美國消費模式等問題。
「投行回歸」問題
目前 ，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中的貝爾斯登、雷曼、美林已消失，碩果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已變成全能銀行，作為美國特殊金融機構形式的投行已不存在。有關「投行回歸」的問題，存在不同看法。相當一部分人贊成「投行回歸」，理由主要有：一是通過回歸可以降低投資銀行的槓桿，從而降低風險。一般而言，投資銀行的槓桿比率是30:1，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是12:1。次貸危機中高槓桿率的大型投資銀行紛紛倒閉，說明投資銀行經營模式存在嚴重問題，一定程度上應對次貸危機負責，通過投資銀行回歸可以解決高槓桿這個難題。二是通過回歸便於接受監管，解決監管滯後和真空問題。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合併，將之納入美聯儲監管範圍，有助於監管者更好地了解槓桿更高的投資銀行業務的運行，更好地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更好地解決監管滯後的問題。同時，當投資銀行陷入困境時，也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監管當局的救助。三是順應市場的內在要求，便於獲得穩定的資本來源。當市場面對不確定因素的時候，投資者要求更多的安全性、更高的資本比率。投資銀行由於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比如儲蓄，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容易受到衝擊，投資銀行回歸商業銀行是在市場的要求下的必然選擇。四是歐洲等國的全能銀行模式更好於單純的投行模式。
反對「投行回歸」的人也不在少數，理由主要有：一是 歷史 經驗表明回歸混合模式並不能解決危機。1933年之前就是採取混合經營模式，這種業務模式並沒能阻止大危機的發生。大危機之後，為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美國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目前的「投行回歸」是開歷史倒車。二是歐洲的全能銀行模式並不都是成功的。「投行回歸」並不一定就能成功，如花旗集團。證券公司風險偏好的文化與商業銀行審慎經營的文化截然不同，需要重新審視混業經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三是不同的業務模式都有成功和失敗的例子，投資銀行的問題關鍵不在於組織模式，而在於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經營模式如果監管及時，也有可能經營得很好。金融機構被誰監管是根據它的屬性而定的，投資銀行的問題是疏於監管,監管跟不上投資銀行發展的步伐。一些金融機構，比如對沖基金，其槓桿比投資銀行還要高。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合併，儘管可擁有商業銀行穩定的資本來源，但並不能解決根本的風險問題。
資產透明度問題
資產透明度成為各界關注的又一焦點問題。一些 研究 者和官員認為，次貸危機源於資產定價缺乏透明度。資產透明度缺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結構化產品複雜多樣，證券化的鏈條長而複雜。巴菲特曾經談到，「如果你想弄懂某個CDO產品，不得不看大約1.5萬頁的材料。如果再從這個CDO產品中取出低層級(junior tranches)，與其他50個同類的CDO共同組成一個CDO平方(CDO Square),就要閱讀超過75萬頁的材料——這顯然是不可想像的。當規模巨大的結構化產品在市場交易時，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些產品到底是什麼，這是很荒謬的」。結構化產品複雜由此可見一斑。此次與住房相關的證券化過程，是由商業銀行直接貸款給住房金融機構—證券化處理—信用違約互換(CDS)—風險分攤—進行信用違約互換，這個過程涉及眾多複雜的產品和大量的相關機構，環節眾多，帶來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資產缺乏透明度。在長長的鏈條中，市場信息的不透明貫穿始終。正是由於產品十分複雜，證券化鏈條環節眾多，投資者對對沖基金、私募基金和特殊目的載體的投資行為和資產結構所知甚少。二是大量的產品在OTC市場而不是場內市場進行交易。一般而言，資產在公開市場交易，價格公開透明。在私下的OTC交易，由於沒有公開價格，資產透明度差。目前，一些參與結構化產品的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的75％到80％的資產是不能馬上在市場上標價的。由於信息透明度不夠，資產定價困難，市場參與者不知道所持有的資產風險究竟有多大。三是金融市場過於依賴評級公司，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的關係過於密切，缺乏監管。作為信息中介，評級機構在證券化市場的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度專業化的金融市場使貸款者和投資者之間隔著複雜的環節，投資者購買產品時只能依賴專業評級機構和中介機構對於風險的定價。而評級機構本身卻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衝突：其收入主要源自證券發行者交付的評級費用。在評級過程中通常存在著發行者「招攬評級」的現象，即結構化證券發行者向給其評級最高的評級機構支付費用，導致評級缺乏真實性和客觀性。而評級機構本身的評級模型也存在問題，對結構化證券風險評估的準確性已經引起市場質疑。2007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上半年，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已經對價值1.9萬億美元的房地產抵押支持證券的評級進行了降級。
AIG問題
關於美國國際集團(AIG)被接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AIG擔保對象CDS不透明，CDS本身被異化成為投機工具而不是保險工具。在現實的市場上，CDS早已不再是金融資產持有方為違約風險購買保險的保守範疇，它實際上已經異化為了信用保險合約買賣雙方的對賭行為。雙方其實都可以與需要信用保險的金融資產毫無關係，他們賭的就是信用違約事件是否出現。這種對賭的行為和規模早已遠遠超出CDS設計的初衷。當風險來襲之時，這些形式上很美的保險形同虛設，不但不能保值避險，反而加劇了信用危機的形成。AIG的問題是對其所創造和持有的衍生產品不能理解價值所在，不能定價，不能很好地在市場上交易。AIG所參與的CDS市場缺乏透明度，CDS市場本身很不規範，缺乏有效的監管。AIG並非保險業務出了問題，而是在類似投資銀行的業務上，無限地為一些公司債券提供償債擔保。這些擔保都建立在信用的評級上，當受次貸危機影響的借貸人無力償還借款時，債務負擔 自然 就落到AIG身上。也正是因為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導致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問題，隨後AIG的信用評級降低，融資困難。二是CDS市場存在著重大的制度性缺陷，缺乏一種機制來為AIG提供擔保。CDS市場巨大的規模將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了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其中，最大的風險就是CDS完全是櫃檯交易，沒有任何有效監管。信用違約掉期的另一個巨大風險是沒有中央清算系統，沒有集中交易的報價系統，沒有準備金保證要求，沒有風險對家的監控追蹤，一切都是在一個不透明的圈子裡，以一種信息不對稱的形式在運作，目的就是為了交易商們獲得最高的投機收益。因此當一些機構破產了，誰來支付這些賣出的CDS的費用。在CDS市場上，當情況變壞的時候，它需要提供擔保。但是，由於CDS市場沒有規範，沒有人定期地進行檢查，確保它們有必需的擔保，缺乏一種機制和 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到最後陷入了一種需要所有擔保的境地，這時就別無選擇了，只有政府接管。
AIG被接管也暴露了 現代 風險管理的複雜性，以及現代金融風險跨國境、跨行業傳遞的特徵,對於風險保險的作用應該重新審視。風險的保險並不意味著風險的解決和消除，問題的關鍵是要分化風險而不是簡單地轉移風險。
關於次貸危機中幾個 問題 的思考
此次次貸危機引發了各界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投行回歸」，二是資產透明度，三是世界最大保險商AIG被政府接管，四是美國政府救市，五是美國消費模式等問題。
「投行回歸」問題
目前 ，美國前五大投資銀行中的貝爾斯登、雷曼、美林已消失，碩果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已變成全能銀行，作為美國特殊金融機構形式的投行已不存在。有關「投行回歸」的問題，存在不同看法。相當一部分人贊成「投行回歸」，理由主要有：一是通過回歸可以降低投資銀行的槓桿，從而降低風險。一般而言，投資銀行的槓桿比率是30:1，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是12:1。次貸危機中高槓桿率的大型投資銀行紛紛倒閉，說明投資銀行經營模式存在嚴重問題，一定程度上應對次貸危機負責，通過投資銀行回歸可以解決高槓桿這個難題。二是通過回歸便於接受監管，解決監管滯後和真空問題。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合併，將之納入美聯儲監管範圍，有助於監管者更好地了解槓桿更高的投資銀行業務的運行，更好地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更好地解決監管滯後的問題。同時，當投資銀行陷入困境時，也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監管當局的救助。三是順應市場的內在要求，便於獲得穩定的資本來源。當市場面對不確定因素的時候，投資者要求更多的安全性、更高的資本比率。投資銀行由於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比如儲蓄，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容易受到衝擊，投資銀行回歸商業銀行是在市場的要求下的必然選擇。四是歐洲等國的全能銀行模式更好於單純的投行模式。
反對「投行回歸」的人也不在少數，理由主要有：一是 歷史 經驗表明回歸混合模式並不能解決危機。1933年之前就是採取混合經營模式，這種業務模式並沒能阻止大危機的發生。大危機之後，為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美國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目前的「投行回歸」是開歷史倒車。二是歐洲的全能銀行模式並不都是成功的。「投行回歸」並不一定就能成功，如花旗集團。證券公司風險偏好的文化與商業銀行審慎經營的文化截然不同，需要重新審視混業經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三是不同的業務模式都有成功和失敗的例子，投資銀行的問題關鍵不在於組織模式，而在於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經營模式如果監管及時，也有可能經營得很好。金融機構被誰監管是根據它的屬性而定的，投資銀行的問題是疏於監管,監管跟不上投資銀行發展的步伐。一些金融機構，比如對沖基金，其槓桿比投資銀行還要高。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合併，儘管可擁有商業銀行穩定的資本來源，但並不能解決根本的風險問題。
資產透明度問題
資產透明度成為各界關注的又一焦點問題。一些 研究 者和官員認為，次貸危機源於資產定價缺乏透明度。資產透明度缺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結構化產品複雜多樣，證券化的鏈條長而複雜。巴菲特曾經談到，「如果你想弄懂某個CDO產品，不得不看大約1.5萬頁的材料。如果再從這個CDO產品中取出低層級(junior tranches)，與其他50個同類的CDO共同組成一個CDO平方(CDO Square),就要閱讀超過75萬頁的材料——這顯然是不可想像的。當規模巨大的結構化產品在市場交易時，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些產品到底是什麼，這是很荒謬的」。結構化產品複雜由此可見一斑。此次與住房相關的證券化過程，是由商業銀行直接貸款給住房金融機構—證券化處理—信用違約互換(CDS)—風險分攤—進行信用違約互換，這個過程涉及眾多複雜的產品和大量的相關機構，環節眾多，帶來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資產缺乏透明度。在長長的鏈條中，市場信息的不透明貫穿始終。正是由於產品十分複雜，證券化鏈條環節眾多，投資者對對沖基金、私募基金和特殊目的載體的投資行為和資產結構所知甚少。二是大量的產品在OTC市場而不是場內市場進行交易。一般而言，資產在公開市場交易，價格公開透明。在私下的OTC交易，由於沒有公開價格，資產透明度差。目前，一些參與結構化產品的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的75％到80％的資產是不能馬上在市場上標價的。由於信息透明度不夠，資產定價困難，市場參與者不知道所持有的資產風險究竟有多大。三是金融市場過於依賴評級公司，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的關係過於密切，缺乏監管。作為信息中介，評級機構在證券化市場的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高度專業化的金融市場使貸款者和投資者之間隔著複雜的環節，投資者購買產品時只能依賴專業評級機構和中介機構對於風險的定價。而評級機構本身卻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衝突：其收入主要源自證券發行者交付的評級費用。在評級過程中通常存在著發行者「招攬評級」的現象，即結構化證券發行者向給其評級最高的評級機構支付費用，導致評級缺乏真實性和客觀性。而評級機構本身的評級模型也存在問題，對結構化證券風險評估的準確性已經引起市場質疑。2007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上半年，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已經對價值1.9萬億美元的房地產抵押支持證券的評級進行了降級。
AIG問題
關於美國國際集團(AIG)被接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AIG擔保對象CDS不透明，CDS本身被異化成為投機工具而不是保險工具。在現實的市場上，CDS早已不再是金融資產持有方為違約風險購買保險的保守範疇，它實際上已經異化為了信用保險合約買賣雙方的對賭行為。雙方其實都可以與需要信用保險的金融資產毫無關係，他們賭的就是信用違約事件是否出現。這種對賭的行為和規模早已遠遠超出CDS設計的初衷。當風險來襲之時，這些形式上很美的保險形同虛設，不但不能保值避險，反而加劇了信用危機的形成。AIG的問題是對其所創造和持有的衍生產品不能理解價值所在，不能定價，不能很好地在市場上交易。AIG所參與的CDS市場缺乏透明度，CDS市場本身很不規範，缺乏有效的監管。AIG並非保險業務出了問題，而是在類似投資銀行的業務上，無限地為一些公司債券提供償債擔保。這些擔保都建立在信用的評級上，當受次貸危機影響的借貸人無力償還借款時，債務負擔 自然 就落到AIG身上。也正是因為背負沉重的債務負擔，導致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問題，隨後AIG的信用評級降低，融資困難。二是CDS市場存在著重大的制度性缺陷，缺乏一種機制來為AIG提供擔保。CDS市場巨大的規模將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了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其中，最大的風險就是CDS完全是櫃檯交易，沒有任何有效監管。信用違約掉期的另一個巨大風險是沒有中央清算系統，沒有集中交易的報價系統，沒有準備金保證要求，沒有風險對家的監控追蹤，一切都是在一個不透明的圈子裡，以一種信息不對稱的形式在運作，目的就是為了交易商們獲得最高的投機收益。因此當一些機構破產了，誰來支付這些賣出的CDS的費用。在CDS市場上，當情況變壞的時候，它需要提供擔保。但是，由於CDS市場沒有規範，沒有人定期地進行檢查，確保它們有必需的擔保，缺乏一種機制和 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到最後陷入了一種需要所有擔保的境地，這時就別無選擇了，只有政府接管。
AIG被接管也暴露了 現代 風險管理的複雜性，以及現代金融風險跨國境、跨行業傳遞的特徵,對於風險保險的作用應該重新審視。風險的保險並不意味著風險的解決和消除，問題的關鍵是要分化風險而不是簡單地轉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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