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農民 弱勢群體 改革
論文內容摘要：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解決是重中之重。多年來，農民在我國一直處於弱勢群體地位，這種弱勢群體地位是我國 農業 、 農村 中諸多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是深化農村改革、實現農村 社會 經濟 良性發展的關鍵。
判斷某一群體是否處於弱勢地位，不應該以該群體人數的多寡作為依據。農民雖然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群體，但是其弱勢地位在許多方面都有表現。
農民弱勢群體地位的表現
面對自然條件和 市場 的弱勢。農業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產業，農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條件下開展生產；而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對水旱、颱風、蟲害、霜凍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還很弱。這使農民在自然條件面前處於弱勢。農村信息閉塞，農民缺乏收集、運用市場信息的能力，難以靈活適應市場調整生產；農產品的難保存性、農業市場主體的多而分散等特點，使農民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餘地較小；農產品市場需求彈性小，農民面臨著更多的需求約束，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業增產之間不一定存在著正比關係；農業生產往往以「年」為單位，生產周期長，資金周轉、積累速度慢，資金運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後，相對已開發國家運用現代化、資本化、規模化手段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體而言，我國農民也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
文化 素質方面的弱勢。農民受 教育 程度低，目前在我國9億多農村 人口 中，有2億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個農村人口的23%。在4.6億農村勞動力中， 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這種狀況，使農民科技水平低下， 法律 法規也知之甚少，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在文化 心理 層面，農民普遍存在著逆來順受的文化取向、消極認命的人生態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識等，折射出農民思維、行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農民博弈中處於弱勢。這種弱勢又表現在：信息不對稱，如基層地方政權對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了解比農民要多，這些部門可能通過隱瞞、曲解、拖延、篡改甚至偽造信息的方式蒙蔽農民，壓制農民對政府的規章、制度以及 國家法 律的知情權，以實現自身利益；地位不對等，在某些政府官員眼中，政府部門與農民之間是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官」民關係，後者只能以服從為要旨。而長期嚴酷的封建專制統治使農民普遍存在著對政府機關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順從；農民力量分散薄弱，難以形成一致的訴求表達和行動，在國家制定政策和方針的博弈過程中，鮮能反映其心聲，而農民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也很難得到有力、有效的保護；農民的退出剛性，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響，農民特別是中老年農民退出這一博弈關係具有相當的難度，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更多的只能選擇承受。
農民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產生的不利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在農業和農村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災害能力、市場適應能力差。正是農民在自然條件、市場競爭等方面的弱勢，才使農民在自然災害面前難有作為。在市場面前，出現盲目生產、從眾跟風等非理性行為；坑農、害農、騙農事件屢屢發生並能得手。這種狀況的長期延續，對於我國農業生產的穩定增長、農業參與國際競爭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農村普遍存在亂收費、亂攤派問題。在農村，基層政權機關機構龐大、冗員眾多。據國家 統計 局1996年 調查 顯示：小城鎮黨政機構一般都多達30～40人，遠遠超出編制。平均每個鄉鎮預算內 財政 可用資金只有314萬元，根本無法滿足其工資性支出(262萬元)和公務費支出(144.4萬元)。由於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鄉鎮幹部的公款消費、損農肥私現象十分嚴重。數目龐大的財政支出、揮霍浪費，最終都被基層政權機關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以亂收費、亂攤派的形式轉嫁到農民身上，而農民的弱勢地位使農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負擔也難以反對。
政策缺乏科學性、公平性。農民的意願、要求、反應缺乏迅捷有效的上傳渠道，使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可能由於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現偏差；或者由於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較少顧慮到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從而做出不利於農民的政策安排。如通過剪刀差的價格政策等抽取農業剩餘來為 工業 提供資本積累，這樣的政策執行長達30餘年，至今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據測算，1979～1994年的16年間，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仍高達811億元；這些缺乏科學性、公平性的政策，不僅損害農業的發展，而且最終會破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一系列不良後果。
城鄉差別擴大、二元結構固化。對於執政者而言，不同階層是以不同的權數進入其效用函數的，其首先考慮的是某些強勢群體的要求和支持。相對農民而言，官員、公務員、工人、商人等都是強勢群體，這些群體多聚集在城市。從而，城市居民與農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約束權數相差懸殊。這是公務員能不斷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1500元，而以土地為基本生存保障的農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卻還要不折不扣地按人頭地畝徵收各種稅費。這在客觀上使農村發展陷入謬爾達爾描述的城鄉擴散效應模型，城鄉差別呈現擴大之勢，二元結構出現固化傾向：1998-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農村社會穩定性較低。隨著農村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擴大，農民對於自身在社會中所處的弱勢位置會越來越有一個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認識。部分農民因而會產生強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剝奪感，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會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成為我國犯罪行為的主體，這些對農村乃至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改變農民弱勢群體地位的策略
既然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是農業、農村中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那麼，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對於深化我國農村改革，推動我國農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現實中，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手段來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
論文內容摘要：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解決是重中之重。多年來，農民在我國一直處於弱勢群體地位，這種弱勢群體地位是我國 農業 、 農村 中諸多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是深化農村改革、實現農村 社會 經濟 良性發展的關鍵。
判斷某一群體是否處於弱勢地位，不應該以該群體人數的多寡作為依據。農民雖然是我國人數最多的群體，但是其弱勢地位在許多方面都有表現。
農民弱勢群體地位的表現
面對自然條件和 市場 的弱勢。農業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產業，農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條件下開展生產；而在當前條件下，我國對水旱、颱風、蟲害、霜凍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還很弱。這使農民在自然條件面前處於弱勢。農村信息閉塞，農民缺乏收集、運用市場信息的能力，難以靈活適應市場調整生產；農產品的難保存性、農業市場主體的多而分散等特點，使農民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餘地較小；農產品市場需求彈性小，農民面臨著更多的需求約束，農民收入增長和農業增產之間不一定存在著正比關係；農業生產往往以「年」為單位，生產周期長，資金周轉、積累速度慢，資金運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後，相對已開發國家運用現代化、資本化、規模化手段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體而言，我國農民也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
文化 素質方面的弱勢。農民受 教育 程度低，目前在我國9億多農村 人口 中，有2億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個農村人口的23%。在4.6億農村勞動力中， 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這種狀況，使農民科技水平低下， 法律 法規也知之甚少，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在文化 心理 層面，農民普遍存在著逆來順受的文化取向、消極認命的人生態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識等，折射出農民思維、行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農民博弈中處於弱勢。這種弱勢又表現在：信息不對稱，如基層地方政權對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了解比農民要多，這些部門可能通過隱瞞、曲解、拖延、篡改甚至偽造信息的方式蒙蔽農民，壓制農民對政府的規章、制度以及 國家法 律的知情權，以實現自身利益；地位不對等，在某些政府官員眼中，政府部門與農民之間是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官」民關係，後者只能以服從為要旨。而長期嚴酷的封建專制統治使農民普遍存在著對政府機關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順從；農民力量分散薄弱，難以形成一致的訴求表達和行動，在國家制定政策和方針的博弈過程中，鮮能反映其心聲，而農民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也很難得到有力、有效的保護；農民的退出剛性，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響，農民特別是中老年農民退出這一博弈關係具有相當的難度，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更多的只能選擇承受。
農民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產生的不利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在農業和農村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災害能力、市場適應能力差。正是農民在自然條件、市場競爭等方面的弱勢，才使農民在自然災害面前難有作為。在市場面前，出現盲目生產、從眾跟風等非理性行為；坑農、害農、騙農事件屢屢發生並能得手。這種狀況的長期延續，對於我國農業生產的穩定增長、農業參與國際競爭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農村普遍存在亂收費、亂攤派問題。在農村，基層政權機關機構龐大、冗員眾多。據國家 統計 局1996年 調查 顯示：小城鎮黨政機構一般都多達30～40人，遠遠超出編制。平均每個鄉鎮預算內 財政 可用資金只有314萬元，根本無法滿足其工資性支出(262萬元)和公務費支出(144.4萬元)。由於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鄉鎮幹部的公款消費、損農肥私現象十分嚴重。數目龐大的財政支出、揮霍浪費，最終都被基層政權機關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以亂收費、亂攤派的形式轉嫁到農民身上，而農民的弱勢地位使農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負擔也難以反對。
政策缺乏科學性、公平性。農民的意願、要求、反應缺乏迅捷有效的上傳渠道，使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可能由於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現偏差；或者由於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較少顧慮到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從而做出不利於農民的政策安排。如通過剪刀差的價格政策等抽取農業剩餘來為 工業 提供資本積累，這樣的政策執行長達30餘年，至今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據測算，1979～1994年的16年間，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仍高達811億元；這些缺乏科學性、公平性的政策，不僅損害農業的發展，而且最終會破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一系列不良後果。
城鄉差別擴大、二元結構固化。對於執政者而言，不同階層是以不同的權數進入其效用函數的，其首先考慮的是某些強勢群體的要求和支持。相對農民而言，官員、公務員、工人、商人等都是強勢群體，這些群體多聚集在城市。從而，城市居民與農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約束權數相差懸殊。這是公務員能不斷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為1500元，而以土地為基本生存保障的農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卻還要不折不扣地按人頭地畝徵收各種稅費。這在客觀上使農村發展陷入謬爾達爾描述的城鄉擴散效應模型，城鄉差別呈現擴大之勢，二元結構出現固化傾向：1998-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農村社會穩定性較低。隨著農村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擴大，農民對於自身在社會中所處的弱勢位置會越來越有一個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認識。部分農民因而會產生強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剝奪感，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會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成為我國犯罪行為的主體，這些對農村乃至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改變農民弱勢群體地位的策略
既然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是農業、農村中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那麼，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對於深化我國農村改革，推動我國農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現實中，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手段來改變農民的弱勢群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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