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皇帝的家奴和親信的宦官，稱得上是 歷史 學界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然而 研究 者們將目光集中地投向「宦官之禍最烈」的漢、唐、明三代，至於宋代則備受冷落。柴德賡發表《宋宦官參預軍事考》[1]已是50年前的往事，此後宋代宦官 問題 很少有人問津。眼下人們偶爾談到這個問題，有的採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奄宦上》的論斷：「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2]籠統地認為宋代宦官問題同漢、唐兩代一樣嚴重；有的沿襲蔡東藩《宋史演義》的看法：宋代「抑制宦官，沒有奄禍」，甚至將此說引申為宋代宦官與 政治 無關。兩種說法截然不同，究竟誰是誰非？有宋一代到底有無所謂「奄禍」，其原因又何在？下面試圖加以回答。鑒於兩宋宦官問題差別比較明顯，本文將討論範圍限定在北宋時期。
一、宦官廣泛參政
北宋宦官與政治無關之說事出有因，此說確實可以從當時人的言論中找到某些依據。如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記載：
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
但此事大抵不可信，張蔭麟當年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3]中已經加以辨析。此外，如王禹偁曾炫耀，宋太祖對宦官嚴加約束，「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4]而曾肇則聲稱：
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群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灑而已。[5]
然而這些片言隻語，不足憑信。治平二年（1065）三月，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在談到宦官問題時，指出：
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6]
後來，馬端臨在對比唐、宋兩代職官制度的異同時，也認為宋代的情況是：
惟內侍所掌，猶仿佛故事。[7]
「仿佛」二字，堪稱確當。北宋宦官的職責的確與唐代相似，絕不限於侍候皇帝及其家屬這類服務性的工作，也不限於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一類事務性的差事。
單就宦官機構特別是其下屬部門的法定職責來說，便超出了給事宮掖的範圍。北宋的宦官機構有兩個：一個是入內內侍省，曾經叫做內中高品班院、入內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簡稱後省，其官員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另一個是內侍省，曾經叫做內班院、黃門院，簡稱前省，其官員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後省「尤為親近」，[8]地位高於前省。前後兩省的下屬部門如往來國信所，其職責是掌宋遼通使交聘之事；軍頭引見司，其職責是掌諸軍揀閱、引見、分配之政。這些職掌顯然不屬於宮掖中事。
何況北宋宦官幷不僅僅在任職於前後兩省及其下屬部門，某些機構的官員甚至明文規定必須由宦官擔任或者以宦官為主要選用對象。如《宋史》卷164《職官志四》稱：
三館……以內侍二人為勾當官；
群牧司……副使一人，以閤門以上及內侍都知充。
《兩朝國史志》云：
皇城司，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9]
朝廷又常常臨時差派宦官兼領外事。在《宋史·宦者傳》里有傳的北宋宦官共43人，除馮世寧1人而外，其它42人概莫能外地擔任他職、兼領外事。在這42人中，曾奉命到外地完成特殊使命者19人；負責治理黃河、興建宮殿、築城修修路等土木工程者15人；出使党項、遼朝者5人；曾管勾修國史、幹當實錄院者4人；或勾當群牧司或任群牧副使，管理馬政者7人；勾當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擬、升移、酬賞等事者6人；擔任經制市舶司、勾當內藏庫、監在京榷貨務、提舉諸司庫務之類的職務，或奉命議更茶法、經制財用、督運物資，以參預理財活動者7人。此外，某些宦官或權州事，或知軍事，或提舉保甲，或任山陵使，或掌弓箭軍器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由上所述已經可以看出，北宋上層宦官從政者較多、參政面較廣，他們幷不單純是皇帝的家內奴隸，而且是皇帝的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承擔以下4種事關重大的差事。
一是率軍作戰。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帶兵打仗者多達18人。李神祐、竇神寶等人早在宋太宗時就如此，更為人所熟知的是王繼恩、衛紹欽在宋太宗時率軍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李憲、王中正在宋神宗時帶兵同西夏作戰，童貫、譚稹在宋徽宗時既率軍鎮壓方臘，又帶兵出征燕山。豈止率軍作戰而已，童貫在宋徽宗時曾領樞密院事，全面主管軍政。
二是監視軍隊。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奉命監軍、史有明文者雖然只有6人，可是曾鈐轄者14人、都監者16人、巡檢者9人、走馬承受者8人，北宋從開國到滅亡，代代不乏其人。鈐轄、都監、巡檢儘管是等級不同的地區性統兵官，但正如柴德賡所指出，同時也具有監軍的性質。至於走馬承受（宋徽宗時曾改稱廉訪使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低級別的監軍。其全稱為「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幷體量公事」。這一職務設置之初，雖有「止令奏報公事，不得侵預邊事」 [10]之說，實際上其主要職責除了傳遞軍令、奏報戰果、察訪敵情而外，便是監視軍隊。[11]因此，當時人直截了當地說：
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12]
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
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13]
皇帝甚至「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邊帥」，[14]以致其「氣焰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15]總之，這一職務地位雖低，權勢卻重。
三是偵探臣民。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掌、領、勾當、幹當、管幹皇城司者多達11人。當時人說：
皇城司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16]
其職責不僅是拱衛皇城，而且有權派遣親事卒偵探臣民動靜。皇帝通過這一機構，「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奸惡之隱匿者」。李神福、劉承規曾在宋太宗時勾當皇城司，而石得一在宋神宗時則長期擔任此職。元祐元年（1086）四月，御史中丞劉摯上疏彈劾石得一：
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民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
其中顯然包含著舊黨惡意攻擊新黨的成份，但石得一因管幹皇城司而「權勢烽焰，震灼中外」，[17]則是可想而知的事實。其實，宦官即使不任職於皇城司，也往往偵察臣民動靜幷有權直接上奏皇帝。如高居簡在宋仁宗、宋英宗時，「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因而外號「高直奏」。[18]
四是審理案件。在43名入傳宦官中，如果僅僅依據《宋史·宦者傳》，曾擔任這類差事者不過3人而已，可是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宋史·宦者傳》稱，雍熙年間，閻承翰受宋太宗派遣，前往廣州，將圖謀不軌的廣南東路轉運使王延范逮捕下獄幷就地處死，僅由此也可見宦官權勢之大。宋仁宗以後，皇帝親自下詔審訊犯法官員，稱為詔獄，幷形成制度，其主持者常常是皇帝特派的宦官。宦官在宋神宗時主持詔獄的情形，舊黨劉摯曾經給予描述：
凌辱槌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19]
這固然是一面之辭，不可盡信也不可不信。紹聖三年（1096），審理宋哲宗孟皇后的案件居然由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這兩位宦官主持。殿中侍御史劉次升上疏：
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20]
宋哲宗對此不予理睬。誠然，宦官參預審理案件，也有主持公道的。如宋真宗時，鄧守恩「按獄於濮州，雪冤人十餘」；[21]楊守恩赴許昌，為受誣陷的老百姓周繼宗平反。又如慶曆五年（1045）八月，右正言歐陽修因言事得罪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而被誣告，宋仁宗命令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與宦官王昭明共同主持詔獄。蘇安世屈從宰相之意，說：
不如鍛鍊。
所謂鍛鍊，即是羅織罪名。王昭明當即予以反駁：
上令某為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22]
歐陽修才得以解脫。王昭明居然敢於違反宰相意圖，無非是依仗著有皇帝做後盾。
二、宦官參政原因何在
從總體上說，宦官與士大夫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兩股對立的政治勢力。皇帝何以如此信用宦官，大多數士大夫豈止很不理解，簡直反感之至。他們關於只可令宦官服掃除、通詔令，不可令其外出幹事、採訪外事一類的奏疏，像雪片一樣飛向皇帝。其實，北宋宦官較廣泛地參預政事自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封建皇帝集權專制制度在北宋時期又有所 發展 ，宦官作為這一制度的產物，其權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受到嚴格的抑制。士大夫們出於自身的利益和偏見，使勁叫喊。
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23]
他們總是片面地誇大皇權與宦權的對立，而對二者的一致性則竭力加以抹煞。由於宦權在通常情況下依附幷服務於皇權，因而皇帝的看法與士大夫不同，他們把信用宦官作為振興王綱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不少宦官即使在封建文人筆下，也號稱「公忠奉上」，受到了「服勤左右甚淳謹」、「宣傳指揮頗稱旨」一類的稱讚。皇帝因而「愛其忠」，以致「眷遇最厚」，甚至付予他們「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的特權。在《宋史》有傳的43名北宋宦官當中，受到這類稱讚的多達23人，超過總數的一半。誠然，這裡所說的「忠」無非是忠於趙氏一家一姓而已。
其次，猜忌武將以至文臣是北宋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皇帝勢必讓宦官較廣泛地參預政事、干預軍事，以牽制文臣、武將。有人問朱熹：
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
朱熹回答道：
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24]
其實，北宋時期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按照馬端臨的看法，北宋皇城司指揮的數千名親事卒，類似於漢朝的北軍、唐代的北衙。他在記述皇城司這個重要機構不讓殿前司的將領統轄，而交由入內內侍省的宦官主管時說：
皇城司，以入內兩都知主。……而殿前不復預此。
馬端臨惟恐人們不懂，最後特意加上一筆，畫龍點睛：
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25]
深意就在於藉助宦官力量，防止武將搗亂。朱熹講到此事，可謂一語破的：
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26]
儘管士大夫們喋喋不休：
以宦人豫邊事，將不得盡其用。[27]
但這事關基本國策，很難在原則上被皇帝採納。豈止武將，皇帝有時信用宦官超過文臣。突出的事例要算宋太宗重用王繼恩、衛紹欽，猜疑趙昌言。淳化五年（994）春天，宋太宗將宦官王繼恩任命為劍南西川招安使，率軍入蜀鎮壓李順起義，軍中之事「便宜決遣」。後來，朱熹就此事，批評宋太宗：
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28]
當年秋天，參知政事趙昌言已出任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有個僧人胡言亂語：
昌言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
有位地方官又添油加醋：
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
宋太宗大吃一驚：
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29]
他立即不讓趙昌言入蜀，由宦官衛紹欽代其行。對於這類現象，士大夫牢騷滿腹：
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30]
皇帝有時不信任大臣而信用宦官，完全是出於穩固其統治的需要。的確，歷史上雖然有干政擅權的宦官，可是無黃袍加身的奄人，而篡權奪位的文臣、武將卻屢見不鮮。柴德賡說得對：宋太宗「信任內侍，取其不反耳。」
上面是就根本原因而言，至於北宋宦官勢力的發展，又與以下3種具體情況有關。
一是太后臨朝稱制。歷史上宦官常常因后妃專權而用事，太后垂簾聽政之際往往更是宦官勢力發展之秋。
宋真宗劉皇后是個精明幹練的執政者，既「留心庶獄」，又「好問外事」。她作為一位女性，要了解下情只能主要依靠宦官，史稱「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官細微，無不知者。」 [31]劉皇后聽政之初，宦官雷允恭因「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而「勢橫中外」。雷允恭在任山陵都監期間因擅易皇堂被賜死後，宦官羅崇勛、江德明等又因「訪外事」而「勢傾中外」。[32]難怪當時人呂誨說：
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33]
劉皇后稱制期間，太常博士范諷因巴結宦官而出任右司諫，翰林學士蔡齊、群牧判官司馬池、知陳留縣王沖等人則因得罪宦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更有甚者，有功於北宋王朝的樞密使曹利用因抑制宦官而遭到報復，本人被害死，親屬受株連。
宋仁宗曹皇后儘管垂簾不過13個月，仍然有宦官任守忠「用事於中，人不敢言其過。」宋英宗高皇后聽政期間，宦官陳衍「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 [34]宋神宗向皇后幷不眷戀權勢，加之她僅臨朝7個月，因而在她稱制期間，情況有所不同，沒有宦官用事的明顯記載。
二是剛明之主在位。「剛好專任，明好偏察」，[35]這類皇帝很容易信用包括宦官在內的所謂「近習」。
宋太宗是個剛明之主，號稱「欲周知天下之事」。[36]當時宦官王繼恩、劉承規、衛紹欽受到信用，便與他以察察為明有關。不過，宋太宗主要是依靠石熙載、柴禹錫、弭德超等一大批所謂「隨龍舊人」採訪外事、參預密議、主持軍政，宦官在宋太宗時權勢還不算太大。
宋神宗是繼宋太宗之後又一個剛明之主，他「好令內臣採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司馬光或許是出於舊黨的偏見，上疏指責宋神宗：
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
建議他「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 [37]宋神宗對此當然不能接受，他信用的宦官有李憲以及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被舊黨劉摯怒斥為「四凶」。如果說宋神宗在熙寧年間與王安石的關係如同魚水，還採取過某些抑制宦官的措施，那麼他在元豐年間同李憲的情誼便猶如密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李憲因此紅極一時，「朝廷之威福權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捨出於其口。」[38] 「士大夫或奴事之」，其中最下賤的是彭孫。他敢於「氣陵公卿」，卻「為李憲濯足」，竟厚顏無恥地說：
太尉足何香也！
連李憲也感到噁心，「以足踏其頭」幷嘲笑道：
奴諂不太甚乎！
「太尉足香」, [39]一時之間，傳為笑談。
三是昏庸之君當政。早在唐代後期，大宦官仇士良就把引誘皇帝荒淫作為宦官擅權的經驗，幷在他告老歸第時，向其徒子徒孫傳授。仇士良先問：
諸君善事天下，能聽老夫語乎？
公宦官「唯唯」。仇士良於是大侃了一番：
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眾宦官「再拜」。[40]仇士良的攬權之術，從此被某些宦官奉為法寶。宋徽宗時的大宦官楊戩在其晚年，也鸚鵡學舌，告誡其門徒：
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41]
可見，宦官需要製造昏君，昏君符合宦官需要。
宋仁宗號稱節儉，可是好色。他在後宮中創立十閤之制，以安置其最寵愛的10位嬪妃。十閤除「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幹，增長事勢。」[42]後宮規模因而擴大，宦官人數隨之增多。大臣質問宋仁宗：
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
指出「內臣權任稍過」，請求「更加裁抑」。[43]可是，幷未收到多少效果。
照宋徽宗初年曾任左正言的任伯雨看來，宋哲宗「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寇讎用民力」，是個昏君。他認為：
起哲宗侈心者，隨也。[44]
「隨」者，宦官郝隨也。他因此升任知入內內侍省事，在紹聖年間用事。
宋徽宗這位風流天子又遠非宋仁宗、宋哲宗可比，更是個十足的昏君。明代史家張溥把他窮奢極欲的主要表現簡要地概括為「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同隋煬帝的「東京西苑，神山離宮，開渠行舟」[45]相提幷論。童貫、梁師成、楊戩、李彥這批宦官正是靠著施展仇士良當年的故伎，得到宋徽宗寵信，從而飛黃騰達。童貫有「媼相」之稱，「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梁師成有「隱相」之稱，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46]
在北宋歷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間，宦官權勢最為顯赫。這是肯定無疑的事實。問題在於：北宋宦官用事，究竟始於何時？通常有以下4種不同的說法：始於宋太祖說，柴德賡認為：
追原禍始，啟於太祖；
始於嘉祐說，蔡京的小兒子蔡絛寫道：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間，其源由嘉祐、元豐，著於元祐；[47]
始於宋神宗說，宋寧宗朝宰相趙汝愚指出：
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48]
始於崇寧說，兩宋之交的著名學者胡安國聲稱：
崇寧以來，奄寺得志。[49]
從前面講到的情況看，這4種說法都不夠確切。北宋宦官監軍固然始於宋太祖朝宦官李神祐，可是南宋人呂中指出：
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50]
何況誰也舉不出宋太祖時有任何一個權勢顯赫的宦官，相反倒可以舉出不少宋太祖防範宦官弄權的措施。柴德賡此說未免失之偏頗，應當說北宋宦官用事始於宋真宗劉皇后垂簾聽政時。南宋人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34專門辟有《宦寺專恣》一節，用不少史實證明宦官在劉皇后稱制期間「 交通 請謁，權寵頗盛。」
一、宦官廣泛參政
北宋宦官與政治無關之說事出有因，此說確實可以從當時人的言論中找到某些依據。如據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記載：
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
但此事大抵不可信，張蔭麟當年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3]中已經加以辨析。此外，如王禹偁曾炫耀，宋太祖對宦官嚴加約束，「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4]而曾肇則聲稱：
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群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灑而已。[5]
然而這些片言隻語，不足憑信。治平二年（1065）三月，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在談到宦官問題時，指出：
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6]
後來，馬端臨在對比唐、宋兩代職官制度的異同時，也認為宋代的情況是：
惟內侍所掌，猶仿佛故事。[7]
「仿佛」二字，堪稱確當。北宋宦官的職責的確與唐代相似，絕不限於侍候皇帝及其家屬這類服務性的工作，也不限於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一類事務性的差事。
單就宦官機構特別是其下屬部門的法定職責來說，便超出了給事宮掖的範圍。北宋的宦官機構有兩個：一個是入內內侍省，曾經叫做內中高品班院、入內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簡稱後省，其官員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另一個是內侍省，曾經叫做內班院、黃門院，簡稱前省，其官員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後省「尤為親近」，[8]地位高於前省。前後兩省的下屬部門如往來國信所，其職責是掌宋遼通使交聘之事；軍頭引見司，其職責是掌諸軍揀閱、引見、分配之政。這些職掌顯然不屬於宮掖中事。
何況北宋宦官幷不僅僅在任職於前後兩省及其下屬部門，某些機構的官員甚至明文規定必須由宦官擔任或者以宦官為主要選用對象。如《宋史》卷164《職官志四》稱：
三館……以內侍二人為勾當官；
群牧司……副使一人，以閤門以上及內侍都知充。
《兩朝國史志》云：
皇城司，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9]
朝廷又常常臨時差派宦官兼領外事。在《宋史·宦者傳》里有傳的北宋宦官共43人，除馮世寧1人而外，其它42人概莫能外地擔任他職、兼領外事。在這42人中，曾奉命到外地完成特殊使命者19人；負責治理黃河、興建宮殿、築城修修路等土木工程者15人；出使党項、遼朝者5人；曾管勾修國史、幹當實錄院者4人；或勾當群牧司或任群牧副使，管理馬政者7人；勾當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擬、升移、酬賞等事者6人；擔任經制市舶司、勾當內藏庫、監在京榷貨務、提舉諸司庫務之類的職務，或奉命議更茶法、經制財用、督運物資，以參預理財活動者7人。此外，某些宦官或權州事，或知軍事，或提舉保甲，或任山陵使，或掌弓箭軍器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由上所述已經可以看出，北宋上層宦官從政者較多、參政面較廣，他們幷不單純是皇帝的家內奴隸，而且是皇帝的一種重要的政治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層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承擔以下4種事關重大的差事。
一是率軍作戰。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帶兵打仗者多達18人。李神祐、竇神寶等人早在宋太宗時就如此，更為人所熟知的是王繼恩、衛紹欽在宋太宗時率軍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李憲、王中正在宋神宗時帶兵同西夏作戰，童貫、譚稹在宋徽宗時既率軍鎮壓方臘，又帶兵出征燕山。豈止率軍作戰而已，童貫在宋徽宗時曾領樞密院事，全面主管軍政。
二是監視軍隊。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奉命監軍、史有明文者雖然只有6人，可是曾鈐轄者14人、都監者16人、巡檢者9人、走馬承受者8人，北宋從開國到滅亡，代代不乏其人。鈐轄、都監、巡檢儘管是等級不同的地區性統兵官，但正如柴德賡所指出，同時也具有監軍的性質。至於走馬承受（宋徽宗時曾改稱廉訪使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低級別的監軍。其全稱為「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幷體量公事」。這一職務設置之初，雖有「止令奏報公事，不得侵預邊事」 [10]之說，實際上其主要職責除了傳遞軍令、奏報戰果、察訪敵情而外，便是監視軍隊。[11]因此，當時人直截了當地說：
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12]
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
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13]
皇帝甚至「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邊帥」，[14]以致其「氣焰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15]總之，這一職務地位雖低，權勢卻重。
三是偵探臣民。在43名入傳宦官中，曾掌、領、勾當、幹當、管幹皇城司者多達11人。當時人說：
皇城司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16]
其職責不僅是拱衛皇城，而且有權派遣親事卒偵探臣民動靜。皇帝通過這一機構，「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奸惡之隱匿者」。李神福、劉承規曾在宋太宗時勾當皇城司，而石得一在宋神宗時則長期擔任此職。元祐元年（1086）四月，御史中丞劉摯上疏彈劾石得一：
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民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
其中顯然包含著舊黨惡意攻擊新黨的成份，但石得一因管幹皇城司而「權勢烽焰，震灼中外」，[17]則是可想而知的事實。其實，宦官即使不任職於皇城司，也往往偵察臣民動靜幷有權直接上奏皇帝。如高居簡在宋仁宗、宋英宗時，「聞外廷議論，必以入告」，因而外號「高直奏」。[18]
四是審理案件。在43名入傳宦官中，如果僅僅依據《宋史·宦者傳》，曾擔任這類差事者不過3人而已，可是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宋史·宦者傳》稱，雍熙年間，閻承翰受宋太宗派遣，前往廣州，將圖謀不軌的廣南東路轉運使王延范逮捕下獄幷就地處死，僅由此也可見宦官權勢之大。宋仁宗以後，皇帝親自下詔審訊犯法官員，稱為詔獄，幷形成制度，其主持者常常是皇帝特派的宦官。宦官在宋神宗時主持詔獄的情形，舊黨劉摯曾經給予描述：
凌辱槌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19]
這固然是一面之辭，不可盡信也不可不信。紹聖三年（1096），審理宋哲宗孟皇后的案件居然由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這兩位宦官主持。殿中侍御史劉次升上疏：
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20]
宋哲宗對此不予理睬。誠然，宦官參預審理案件，也有主持公道的。如宋真宗時，鄧守恩「按獄於濮州，雪冤人十餘」；[21]楊守恩赴許昌，為受誣陷的老百姓周繼宗平反。又如慶曆五年（1045）八月，右正言歐陽修因言事得罪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而被誣告，宋仁宗命令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與宦官王昭明共同主持詔獄。蘇安世屈從宰相之意，說：
不如鍛鍊。
所謂鍛鍊，即是羅織罪名。王昭明當即予以反駁：
上令某為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22]
歐陽修才得以解脫。王昭明居然敢於違反宰相意圖，無非是依仗著有皇帝做後盾。
二、宦官參政原因何在
從總體上說，宦官與士大夫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兩股對立的政治勢力。皇帝何以如此信用宦官，大多數士大夫豈止很不理解，簡直反感之至。他們關於只可令宦官服掃除、通詔令，不可令其外出幹事、採訪外事一類的奏疏，像雪片一樣飛向皇帝。其實，北宋宦官較廣泛地參預政事自有其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封建皇帝集權專制制度在北宋時期又有所 發展 ，宦官作為這一制度的產物，其權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受到嚴格的抑制。士大夫們出於自身的利益和偏見，使勁叫喊。
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23]
他們總是片面地誇大皇權與宦權的對立，而對二者的一致性則竭力加以抹煞。由於宦權在通常情況下依附幷服務於皇權，因而皇帝的看法與士大夫不同，他們把信用宦官作為振興王綱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不少宦官即使在封建文人筆下，也號稱「公忠奉上」，受到了「服勤左右甚淳謹」、「宣傳指揮頗稱旨」一類的稱讚。皇帝因而「愛其忠」，以致「眷遇最厚」，甚至付予他們「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的特權。在《宋史》有傳的43名北宋宦官當中，受到這類稱讚的多達23人，超過總數的一半。誠然，這裡所說的「忠」無非是忠於趙氏一家一姓而已。
其次，猜忌武將以至文臣是北宋王朝的一項基本國策。皇帝勢必讓宦官較廣泛地參預政事、干預軍事，以牽制文臣、武將。有人問朱熹：
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
朱熹回答道：
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24]
其實，北宋時期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按照馬端臨的看法，北宋皇城司指揮的數千名親事卒，類似於漢朝的北軍、唐代的北衙。他在記述皇城司這個重要機構不讓殿前司的將領統轄，而交由入內內侍省的宦官主管時說：
皇城司，以入內兩都知主。……而殿前不復預此。
馬端臨惟恐人們不懂，最後特意加上一筆，畫龍點睛：
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25]
深意就在於藉助宦官力量，防止武將搗亂。朱熹講到此事，可謂一語破的：
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26]
儘管士大夫們喋喋不休：
以宦人豫邊事，將不得盡其用。[27]
但這事關基本國策，很難在原則上被皇帝採納。豈止武將，皇帝有時信用宦官超過文臣。突出的事例要算宋太宗重用王繼恩、衛紹欽，猜疑趙昌言。淳化五年（994）春天，宋太宗將宦官王繼恩任命為劍南西川招安使，率軍入蜀鎮壓李順起義，軍中之事「便宜決遣」。後來，朱熹就此事，批評宋太宗：
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28]
當年秋天，參知政事趙昌言已出任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有個僧人胡言亂語：
昌言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
有位地方官又添油加醋：
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
宋太宗大吃一驚：
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29]
他立即不讓趙昌言入蜀，由宦官衛紹欽代其行。對於這類現象，士大夫牢騷滿腹：
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30]
皇帝有時不信任大臣而信用宦官，完全是出於穩固其統治的需要。的確，歷史上雖然有干政擅權的宦官，可是無黃袍加身的奄人，而篡權奪位的文臣、武將卻屢見不鮮。柴德賡說得對：宋太宗「信任內侍，取其不反耳。」
上面是就根本原因而言，至於北宋宦官勢力的發展，又與以下3種具體情況有關。
一是太后臨朝稱制。歷史上宦官常常因后妃專權而用事，太后垂簾聽政之際往往更是宦官勢力發展之秋。
宋真宗劉皇后是個精明幹練的執政者，既「留心庶獄」，又「好問外事」。她作為一位女性，要了解下情只能主要依靠宦官，史稱「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官細微，無不知者。」 [31]劉皇后聽政之初，宦官雷允恭因「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而「勢橫中外」。雷允恭在任山陵都監期間因擅易皇堂被賜死後，宦官羅崇勛、江德明等又因「訪外事」而「勢傾中外」。[32]難怪當時人呂誨說：
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33]
劉皇后稱制期間，太常博士范諷因巴結宦官而出任右司諫，翰林學士蔡齊、群牧判官司馬池、知陳留縣王沖等人則因得罪宦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更有甚者，有功於北宋王朝的樞密使曹利用因抑制宦官而遭到報復，本人被害死，親屬受株連。
宋仁宗曹皇后儘管垂簾不過13個月，仍然有宦官任守忠「用事於中，人不敢言其過。」宋英宗高皇后聽政期間，宦官陳衍「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 [34]宋神宗向皇后幷不眷戀權勢，加之她僅臨朝7個月，因而在她稱制期間，情況有所不同，沒有宦官用事的明顯記載。
二是剛明之主在位。「剛好專任，明好偏察」，[35]這類皇帝很容易信用包括宦官在內的所謂「近習」。
宋太宗是個剛明之主，號稱「欲周知天下之事」。[36]當時宦官王繼恩、劉承規、衛紹欽受到信用，便與他以察察為明有關。不過，宋太宗主要是依靠石熙載、柴禹錫、弭德超等一大批所謂「隨龍舊人」採訪外事、參預密議、主持軍政，宦官在宋太宗時權勢還不算太大。
宋神宗是繼宋太宗之後又一個剛明之主，他「好令內臣採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司馬光或許是出於舊黨的偏見，上疏指責宋神宗：
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
建議他「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 [37]宋神宗對此當然不能接受，他信用的宦官有李憲以及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被舊黨劉摯怒斥為「四凶」。如果說宋神宗在熙寧年間與王安石的關係如同魚水，還採取過某些抑制宦官的措施，那麼他在元豐年間同李憲的情誼便猶如密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李憲因此紅極一時，「朝廷之威福權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捨出於其口。」[38] 「士大夫或奴事之」，其中最下賤的是彭孫。他敢於「氣陵公卿」，卻「為李憲濯足」，竟厚顏無恥地說：
太尉足何香也！
連李憲也感到噁心，「以足踏其頭」幷嘲笑道：
奴諂不太甚乎！
「太尉足香」, [39]一時之間，傳為笑談。
三是昏庸之君當政。早在唐代後期，大宦官仇士良就把引誘皇帝荒淫作為宦官擅權的經驗，幷在他告老歸第時，向其徒子徒孫傳授。仇士良先問：
諸君善事天下，能聽老夫語乎？
公宦官「唯唯」。仇士良於是大侃了一番：
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眾宦官「再拜」。[40]仇士良的攬權之術，從此被某些宦官奉為法寶。宋徽宗時的大宦官楊戩在其晚年，也鸚鵡學舌，告誡其門徒：
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41]
可見，宦官需要製造昏君，昏君符合宦官需要。
宋仁宗號稱節儉，可是好色。他在後宮中創立十閤之制，以安置其最寵愛的10位嬪妃。十閤除「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幹，增長事勢。」[42]後宮規模因而擴大，宦官人數隨之增多。大臣質問宋仁宗：
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
指出「內臣權任稍過」，請求「更加裁抑」。[43]可是，幷未收到多少效果。
照宋徽宗初年曾任左正言的任伯雨看來，宋哲宗「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寇讎用民力」，是個昏君。他認為：
起哲宗侈心者，隨也。[44]
「隨」者，宦官郝隨也。他因此升任知入內內侍省事，在紹聖年間用事。
宋徽宗這位風流天子又遠非宋仁宗、宋哲宗可比，更是個十足的昏君。明代史家張溥把他窮奢極欲的主要表現簡要地概括為「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同隋煬帝的「東京西苑，神山離宮，開渠行舟」[45]相提幷論。童貫、梁師成、楊戩、李彥這批宦官正是靠著施展仇士良當年的故伎，得到宋徽宗寵信，從而飛黃騰達。童貫有「媼相」之稱，「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梁師成有「隱相」之稱，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46]
在北宋歷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間，宦官權勢最為顯赫。這是肯定無疑的事實。問題在於：北宋宦官用事，究竟始於何時？通常有以下4種不同的說法：始於宋太祖說，柴德賡認為：
追原禍始，啟於太祖；
始於嘉祐說，蔡京的小兒子蔡絛寫道：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間，其源由嘉祐、元豐，著於元祐；[47]
始於宋神宗說，宋寧宗朝宰相趙汝愚指出：
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48]
始於崇寧說，兩宋之交的著名學者胡安國聲稱：
崇寧以來，奄寺得志。[49]
從前面講到的情況看，這4種說法都不夠確切。北宋宦官監軍固然始於宋太祖朝宦官李神祐，可是南宋人呂中指出：
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50]
何況誰也舉不出宋太祖時有任何一個權勢顯赫的宦官，相反倒可以舉出不少宋太祖防範宦官弄權的措施。柴德賡此說未免失之偏頗，應當說北宋宦官用事始於宋真宗劉皇后垂簾聽政時。南宋人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34專門辟有《宦寺專恣》一節，用不少史實證明宦官在劉皇后稱制期間「 交通 請謁，權寵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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