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是人類生長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自古以來，人們就有著數不清的年齡焦慮。在無數詩篇文章中，我們常能看見古人感慨時光流逝，青春不再；或是日漸衰老，年邁不能成事，因而書寫「衰老」成為古代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除了感嘆年老之事，古人還有婚嫁年齡焦慮，這與歷朝歷代的人口政策息息相關。在年齡焦慮的背後，又反映了中國古代哪些文化特徵呢？
典籍與詩歌 中國古代的衰老「書寫」
現代醫學告訴我們，在大多數多細胞生物中，衰老是隨著年齡增長的一個漸進的、不可逆的生物過程。衰老會導致機體結構和組織細胞功能衰退，產生生理、形態變化，適應性和抵抗力減弱，最終導致生物死亡。
迄今為止，衰老是癌症、冠狀動脈疾病、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和慢性腎功能衰竭等各種疾病的最重要風險因素。具體的個人可以達到的最長壽命受到衰老的顯著限制。作為一個生理過程，老化是所有高等生物生命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生物學中最不為人知的現象之一。雖然現代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但我們對衰老的研究仍然不夠充分，更別說千年前的古人了。
從先秦開始，人們就對區分年齡「情有獨鍾」，開始給不同的年齡段取了特別的名字。千年前，古代中國典籍《禮記》中就記載了古人對不同年齡段的命名。《禮記·曲禮上第一》中寫道：「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現在，我們經常使用成語「二十弱冠」「三十而立」與「五十知天命」等來形容人生中的不同階段，而這些說法的來源就上述先秦古籍。古人稱二十歲為弱冠，三十歲為而立，四十歲為不惑，五十歲為知天命，六十歲為花甲，七十歲為古稀，八十歲為杖朝，八十至九十歲為耄耋，九十歲為鮐背，一百歲為期頤。
從命名習慣中，我們也能發現這些代稱是人們對於人生的一種期待，並以命名的方式呈現出來。二十歲的時候，古代中國的男子需要束髮加冠，舉行加冠禮以示成年。到了三十歲，古人認為這時候男子應該指自立於社會，有所成就，即「立」，代表著人的志向和主張可以落地生根，每個人都能明確自身的奮鬥目標，並將其內化為個人生命的一部分。等一個人到了四十歲，相較於三十歲顯得更加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斷力，明白事物的本質與道理，了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因此，不為外界所迷惑，即為不惑。人到了五十歲之後，知道實現理想的艱難，因此不再追求結果，對個人榮辱則不再過於執著，遵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則，正所謂「知天命」。
古人時而感慨青春不再，年邁不能成事，而這種藉由談論年齡的詩句，往往與詩人的個人經歷結合在一起，表達對時事與個人境遇的情緒。唐代詩人孟浩然曾寫下一首詩《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孟浩然詩意圖》
此時，詩人孟浩然落第，滿腹牢騷，只好自怨自艾。他認為自己白髮漸漸增多，人慢慢老去，但是歲暮已至新春已經快要到來了，這種強烈的對比之情讓他情緒低落。這首詩表面上是詩人抱怨年齡，實際上卻表達了不為世用的怨天尤人之情，以抒發仕途失意。
宋代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寫道：「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借年老之名述說不得志的寫法與孟浩然相似，但兩人的心境完全不同。
南宋開禧元年（1205），辛棄疾已66歲。此時，南宋政壇是韓侂胄執政，積極籌劃北伐。閒置已久的辛棄疾終於被起用，任浙東安撫使，但南宋朝廷只不過是利用他那主戰派元老的招牌作為號召而已。辛棄疾支持北伐抗金的決策，但對獨攬朝政的韓侂胄輕敵冒進的作法感到憂心忡忡，他認為應當做好充分準備，絕不能草率從事，卻沒有引起南宋當權者的重視。所以，當他來到京口北固亭，登高眺望，懷古憶昔之時，心中感慨萬千，寫下了這篇詞中佳作。辛棄疾以廉頗的典故自比，感嘆自己已經年老，但仍對朝廷忠心耿耿，自己會當仁不讓，奮勇爭先，隨時奔赴疆場，抗金殺敵。並且，詩人借廉頗之口，表明自己仍老當益壯，勇武不減當年，北伐一事自己胸有成竹。
當我們細看這首詞，卻不僅僅只有積極向上的感慨。表面上這是一首激情澎湃、鬥志昂揚的豪放之文，實際上卻暗含沉鬱頓挫、悲壯蒼涼的感情色彩。辛棄疾始終憂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轍，被朝廷拋棄，無法施展才能、實現北伐壯志。無巧不成書，辛棄疾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他最後真的落入了這樣的境地。北伐前夕，當權者並不採納辛棄疾的意見，還對他疑忌不滿，最後以「用人不當」為名免去了他的官職。辛棄疾渴盼為恢復大業出力的願望又一次落空。
除了感嘆年華逝去，古人還有期待長壽的詩作。古代最有名的長壽天子乾隆皇帝就曾以「期頤」之名作詩一首。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率領群臣至寧壽宮區，慶祝宮殿的落成。此時，乾隆皇帝躊躇滿志，作《經筵罷因至寧壽宮》一詩，其中便有這樣的詩句：
步輦乘暇耳，耆宮遂幸之。
舊名襲寧壽，致政冀期頤。
《乾隆皇帝射獵圖》
《禮記》中稱一百歲為期頤，乾隆皇帝希冀自己歸政後能活百歲。人生以百年為期，人能活到一百歲即獲得圓滿了。「致政冀期頤」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宮「以大終」的目標。乾隆皇帝稱他如今年近九旬，身體康健，若將來有幸活至百歲，即當遷居樂壽堂，以享天年。所以，在乾隆皇帝的計劃中，太上皇宮是要等到他一百歲時才入住的。但是，活到一百歲不由他做主，只能「惟敬待天恩」。我們從歷史中也了解到，乾隆皇帝並沒有來得及住進寧壽宮就去世了，而寧壽宮後來的主人則是清末慈禧太后。
人口政策的體現 古代人的婚嫁年齡焦慮
從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古人也有婚嫁年齡焦慮，而這在宋以前尤為凸顯。早在先秦，《周禮》中就有規定稱「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東周時期，受傳統家族觀念以及社會、政治、生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早婚現象較為普遍，人們尚未有晚婚晚育的思想和認識。因此，男性二十左右、女性十五左右的婚齡現象是整個社會主流。
至漢代，社會婚俗仍延續先秦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傳統，例如《白虎通義·嫁娶》中記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農村嫁女圖》
但有學者研究認為，這只是漢儒對先秦禮制的倡導，而非兩漢真實的婚嫁年齡。相對而言，漢代盛行早婚，女子的初婚年齡在十三四歲至十七八歲之間，學者也藉助出土漢簡證實了漢代早婚民俗的歷史真實性。雖然兩漢社會的主流婚姻形態是早婚，但仍然存在女性「過時不嫁」的現象，而超過15-20歲的年齡段者即可視為「過時」。學者梳理史料得出，兩漢晚嫁群體主要有貧女、醜女、巫女、宮人以及殘缺家庭的長女等，她們受自身條件或社會身份的影響而不能適時婚嫁。兩漢官方認為這種現象對女性身心健康、社會秩序安定和人口增長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推進積極鼓勵民間百姓及時婚嫁的政策。
南北朝時期，婦女的結婚年齡更早。學者通過研究北朝女性墓誌得出，北朝的適婚年齡為14歲，但實際的結婚年齡參差不齊，從14-27歲不等，平均年齡應在16、17歲左右。北朝是門閥貴族統治時代，門閥貴族講究門第等級，重視家族利益，這反映在婚姻上就表現為極端封閉的等級制婚姻。相比唐墓誌中記載的女性普遍24歲後成婚，北朝的情況則呈現出早婚的狀態。早婚現象其實反映出北朝女性，尤其是北朝貴族階層女性婚姻年齡的不自主性，在北朝門閥貴族盛行門第婚姻之下，貴族女性大多是裙帶關係之樞紐。
至唐代，婚齡則與前代又有不同。學者整理墓誌資料總結出唐代婦女及男子的婚齡為：女子結婚期集中在13-22歲，而男子的結婚高峰期為17-30歲。相對而言，男子呈現相對晚婚的狀態，夫妻之間男大女4-8歲為常見。究其原因，學者認為男女婚嫁推遲主要是經濟原因，意在仕途的學子有可能推遲結婚，因此這些學子取得功名後，常有老夫少妻現象。
宋代的情況則與唐代相似，宋代司馬光等士大夫並不認同法理上的觀點，既否定「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規定，認為太遲，又反對唐、宋的法定婚齡，認為早婚也有弊端。因此，他們「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禮理，合人情之宜」，提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歲，女子年十四至二十歲」是成婚最合適的年紀。而出土文獻也證明了這一規定，學者研究墓誌統計得出，418位婦女的確切初婚年齡，並與其他歷史時期的女性初婚年齡比較，宋代呈現晚婚趨勢，並且，宋代婚姻的地域圈仍具有近距離婚姻的特色。
《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卷》
在民族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文化因素長期以來滲透在婚姻關係中。無論這些文化影響是大是小，是明是暗，婚姻關係都能反映出傳統文化的多面性。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政治經濟制度、倫理道德禮儀規範、宗教觀念、審美意識和社會風俗的變遷軌跡和特點，都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也影響著社會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狀態。
年齡焦慮 中國古代的文化特徵的反映
心理學認為，「焦慮」作為一種情緒狀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同緊張、焦急、恐懼和羞愧等感受相聯繫的情緒狀態，而且往往是人們因為對某種尚未發生的危險的預期而產生的不良情緒反應。據學者指出，個體普遍性焦慮感的原因是我們對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限制的一種反應，文化態度及社會所提供給個人的選擇決定著個人在社會中是否會受到強烈的心理折磨，因而焦慮實際上是具有社會屬性的。
因此，我們不妨將視線從自身的行為習慣移開，轉而看向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與特徵。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以農業社會為根本，漫長的農耕文明奠定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們認識到農事與時間之間的聯繫，社會逐漸形成了農業與時間相關聯的觀念。在此影響下，人們對時間劃分的習慣延伸到日常生活，反映為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時間要求，繼而影響到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
無巧不成書，人們為農業生產活動的制定時間觀念進而「制約」了國家、社會與個人的行為準則。具體來看，「不違農時」才能獲得豐收的法則，國家的日常活動也要按照節令而動的觀點一起，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年齡觀。個人的生命因此被劃分為若干個節點，仿佛人必須要在最佳時間完成具體的事情。這種年齡焦慮也表現為人們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這是焦慮感在個體上的外在體現。
《農遷圖》
綜上所述，這種心態與文化背景呈現為一種現象：在生活中，人們也認為做某些事情都有最佳時機，比如在30歲之前結婚生子，在40歲之前事業成功，在60歲盡享天倫之樂等等。人們一旦錯過正確的時間就意味著被別人甩在身後，從而導致嚴重的後果。與之相反，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甚至可能造成一種對生活中沒有完成任務而產生恐慌和內疚感，變成了一種應該完成某事的壓力感，正向積極的情緒，例如責任感和使命感反而變成了焦慮的真正來源。因此，中國人年齡焦慮的深層次文化因素與中國古代社會，即農耕社會的結構息息相關。
典籍與詩歌 中國古代的衰老「書寫」
現代醫學告訴我們，在大多數多細胞生物中，衰老是隨著年齡增長的一個漸進的、不可逆的生物過程。衰老會導致機體結構和組織細胞功能衰退，產生生理、形態變化，適應性和抵抗力減弱，最終導致生物死亡。
迄今為止，衰老是癌症、冠狀動脈疾病、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和慢性腎功能衰竭等各種疾病的最重要風險因素。具體的個人可以達到的最長壽命受到衰老的顯著限制。作為一個生理過程，老化是所有高等生物生命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生物學中最不為人知的現象之一。雖然現代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但我們對衰老的研究仍然不夠充分，更別說千年前的古人了。
從先秦開始，人們就對區分年齡「情有獨鍾」，開始給不同的年齡段取了特別的名字。千年前，古代中國典籍《禮記》中就記載了古人對不同年齡段的命名。《禮記·曲禮上第一》中寫道：「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現在，我們經常使用成語「二十弱冠」「三十而立」與「五十知天命」等來形容人生中的不同階段，而這些說法的來源就上述先秦古籍。古人稱二十歲為弱冠，三十歲為而立，四十歲為不惑，五十歲為知天命，六十歲為花甲，七十歲為古稀，八十歲為杖朝，八十至九十歲為耄耋，九十歲為鮐背，一百歲為期頤。
從命名習慣中，我們也能發現這些代稱是人們對於人生的一種期待，並以命名的方式呈現出來。二十歲的時候，古代中國的男子需要束髮加冠，舉行加冠禮以示成年。到了三十歲，古人認為這時候男子應該指自立於社會，有所成就，即「立」，代表著人的志向和主張可以落地生根，每個人都能明確自身的奮鬥目標，並將其內化為個人生命的一部分。等一個人到了四十歲，相較於三十歲顯得更加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斷力，明白事物的本質與道理，了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因此，不為外界所迷惑，即為不惑。人到了五十歲之後，知道實現理想的艱難，因此不再追求結果，對個人榮辱則不再過於執著，遵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則，正所謂「知天命」。
古人時而感慨青春不再，年邁不能成事，而這種藉由談論年齡的詩句，往往與詩人的個人經歷結合在一起，表達對時事與個人境遇的情緒。唐代詩人孟浩然曾寫下一首詩《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孟浩然詩意圖》
此時，詩人孟浩然落第，滿腹牢騷，只好自怨自艾。他認為自己白髮漸漸增多，人慢慢老去，但是歲暮已至新春已經快要到來了，這種強烈的對比之情讓他情緒低落。這首詩表面上是詩人抱怨年齡，實際上卻表達了不為世用的怨天尤人之情，以抒發仕途失意。
宋代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寫道：「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借年老之名述說不得志的寫法與孟浩然相似，但兩人的心境完全不同。
南宋開禧元年（1205），辛棄疾已66歲。此時，南宋政壇是韓侂胄執政，積極籌劃北伐。閒置已久的辛棄疾終於被起用，任浙東安撫使，但南宋朝廷只不過是利用他那主戰派元老的招牌作為號召而已。辛棄疾支持北伐抗金的決策，但對獨攬朝政的韓侂胄輕敵冒進的作法感到憂心忡忡，他認為應當做好充分準備，絕不能草率從事，卻沒有引起南宋當權者的重視。所以，當他來到京口北固亭，登高眺望，懷古憶昔之時，心中感慨萬千，寫下了這篇詞中佳作。辛棄疾以廉頗的典故自比，感嘆自己已經年老，但仍對朝廷忠心耿耿，自己會當仁不讓，奮勇爭先，隨時奔赴疆場，抗金殺敵。並且，詩人借廉頗之口，表明自己仍老當益壯，勇武不減當年，北伐一事自己胸有成竹。
當我們細看這首詞，卻不僅僅只有積極向上的感慨。表面上這是一首激情澎湃、鬥志昂揚的豪放之文，實際上卻暗含沉鬱頓挫、悲壯蒼涼的感情色彩。辛棄疾始終憂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轍，被朝廷拋棄，無法施展才能、實現北伐壯志。無巧不成書，辛棄疾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他最後真的落入了這樣的境地。北伐前夕，當權者並不採納辛棄疾的意見，還對他疑忌不滿，最後以「用人不當」為名免去了他的官職。辛棄疾渴盼為恢復大業出力的願望又一次落空。
除了感嘆年華逝去，古人還有期待長壽的詩作。古代最有名的長壽天子乾隆皇帝就曾以「期頤」之名作詩一首。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率領群臣至寧壽宮區，慶祝宮殿的落成。此時，乾隆皇帝躊躇滿志，作《經筵罷因至寧壽宮》一詩，其中便有這樣的詩句：
步輦乘暇耳，耆宮遂幸之。
舊名襲寧壽，致政冀期頤。
《乾隆皇帝射獵圖》
《禮記》中稱一百歲為期頤，乾隆皇帝希冀自己歸政後能活百歲。人生以百年為期，人能活到一百歲即獲得圓滿了。「致政冀期頤」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宮「以大終」的目標。乾隆皇帝稱他如今年近九旬，身體康健，若將來有幸活至百歲，即當遷居樂壽堂，以享天年。所以，在乾隆皇帝的計劃中，太上皇宮是要等到他一百歲時才入住的。但是，活到一百歲不由他做主，只能「惟敬待天恩」。我們從歷史中也了解到，乾隆皇帝並沒有來得及住進寧壽宮就去世了，而寧壽宮後來的主人則是清末慈禧太后。
人口政策的體現 古代人的婚嫁年齡焦慮
從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古人也有婚嫁年齡焦慮，而這在宋以前尤為凸顯。早在先秦，《周禮》中就有規定稱「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東周時期，受傳統家族觀念以及社會、政治、生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早婚現象較為普遍，人們尚未有晚婚晚育的思想和認識。因此，男性二十左右、女性十五左右的婚齡現象是整個社會主流。
至漢代，社會婚俗仍延續先秦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傳統，例如《白虎通義·嫁娶》中記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農村嫁女圖》
但有學者研究認為，這只是漢儒對先秦禮制的倡導，而非兩漢真實的婚嫁年齡。相對而言，漢代盛行早婚，女子的初婚年齡在十三四歲至十七八歲之間，學者也藉助出土漢簡證實了漢代早婚民俗的歷史真實性。雖然兩漢社會的主流婚姻形態是早婚，但仍然存在女性「過時不嫁」的現象，而超過15-20歲的年齡段者即可視為「過時」。學者梳理史料得出，兩漢晚嫁群體主要有貧女、醜女、巫女、宮人以及殘缺家庭的長女等，她們受自身條件或社會身份的影響而不能適時婚嫁。兩漢官方認為這種現象對女性身心健康、社會秩序安定和人口增長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推進積極鼓勵民間百姓及時婚嫁的政策。
南北朝時期，婦女的結婚年齡更早。學者通過研究北朝女性墓誌得出，北朝的適婚年齡為14歲，但實際的結婚年齡參差不齊，從14-27歲不等，平均年齡應在16、17歲左右。北朝是門閥貴族統治時代，門閥貴族講究門第等級，重視家族利益，這反映在婚姻上就表現為極端封閉的等級制婚姻。相比唐墓誌中記載的女性普遍24歲後成婚，北朝的情況則呈現出早婚的狀態。早婚現象其實反映出北朝女性，尤其是北朝貴族階層女性婚姻年齡的不自主性，在北朝門閥貴族盛行門第婚姻之下，貴族女性大多是裙帶關係之樞紐。
至唐代，婚齡則與前代又有不同。學者整理墓誌資料總結出唐代婦女及男子的婚齡為：女子結婚期集中在13-22歲，而男子的結婚高峰期為17-30歲。相對而言，男子呈現相對晚婚的狀態，夫妻之間男大女4-8歲為常見。究其原因，學者認為男女婚嫁推遲主要是經濟原因，意在仕途的學子有可能推遲結婚，因此這些學子取得功名後，常有老夫少妻現象。
宋代的情況則與唐代相似，宋代司馬光等士大夫並不認同法理上的觀點，既否定「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規定，認為太遲，又反對唐、宋的法定婚齡，認為早婚也有弊端。因此，他們「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禮理，合人情之宜」，提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歲，女子年十四至二十歲」是成婚最合適的年紀。而出土文獻也證明了這一規定，學者研究墓誌統計得出，418位婦女的確切初婚年齡，並與其他歷史時期的女性初婚年齡比較，宋代呈現晚婚趨勢，並且，宋代婚姻的地域圈仍具有近距離婚姻的特色。
《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卷》
在民族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文化因素長期以來滲透在婚姻關係中。無論這些文化影響是大是小，是明是暗，婚姻關係都能反映出傳統文化的多面性。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政治經濟制度、倫理道德禮儀規範、宗教觀念、審美意識和社會風俗的變遷軌跡和特點，都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也影響著社會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狀態。
年齡焦慮 中國古代的文化特徵的反映
心理學認為，「焦慮」作為一種情緒狀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同緊張、焦急、恐懼和羞愧等感受相聯繫的情緒狀態，而且往往是人們因為對某種尚未發生的危險的預期而產生的不良情緒反應。據學者指出，個體普遍性焦慮感的原因是我們對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限制的一種反應，文化態度及社會所提供給個人的選擇決定著個人在社會中是否會受到強烈的心理折磨，因而焦慮實際上是具有社會屬性的。
因此，我們不妨將視線從自身的行為習慣移開，轉而看向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與特徵。眾所周知，古代中國以農業社會為根本，漫長的農耕文明奠定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們認識到農事與時間之間的聯繫，社會逐漸形成了農業與時間相關聯的觀念。在此影響下，人們對時間劃分的習慣延伸到日常生活，反映為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時間要求，繼而影響到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
無巧不成書，人們為農業生產活動的制定時間觀念進而「制約」了國家、社會與個人的行為準則。具體來看，「不違農時」才能獲得豐收的法則，國家的日常活動也要按照節令而動的觀點一起，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年齡觀。個人的生命因此被劃分為若干個節點，仿佛人必須要在最佳時間完成具體的事情。這種年齡焦慮也表現為人們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這是焦慮感在個體上的外在體現。
《農遷圖》
綜上所述，這種心態與文化背景呈現為一種現象：在生活中，人們也認為做某些事情都有最佳時機，比如在30歲之前結婚生子，在40歲之前事業成功，在60歲盡享天倫之樂等等。人們一旦錯過正確的時間就意味著被別人甩在身後，從而導致嚴重的後果。與之相反，人們積極進取的精神甚至可能造成一種對生活中沒有完成任務而產生恐慌和內疚感，變成了一種應該完成某事的壓力感，正向積極的情緒，例如責任感和使命感反而變成了焦慮的真正來源。因此，中國人年齡焦慮的深層次文化因素與中國古代社會，即農耕社會的結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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