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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死法 作者:王承军
序
这是我在去年的8月份定下来的篇名，至今已有5个月了，而今开始写，说句实话，也只是昨天夜里定下来的。而且也因为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前不久的计划似乎都得取消，我的《回龙》还没有完稿，我的《十二散记》还余三部分，我的试着去点校古籍及多看一些古籍的希望都很难在这个理应闲着的寒假去实现。
今年，我们村三社死了俩人，这事件，前几天我才从婆那儿得知，而又因为这事件，沉没在我脑海里的任务便再一次地出现在眼前。我生于农村，也长于农村，而且在将来也会扎根于农村。哪怕自己在一定的时候会游弋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或城市与农村之间，但是年老了，或者有了空闲，农村无疑是我的最终归宿。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农村有如此多的留恋，自己所写的大概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乡土气息。我不想去探讨这其中的缘故，而且如果我去探讨的话，于我而言，也只有一个理由，这理由便是我是农村人，不仅生于农村，而且这一生也会扎根于农村。
我知道现在有许多的生活在城市从农村出来的著名作家。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有了稿费，他们富了，所以富了，便住进了城市，住到了豪门竞逐的大都市。
有一部分的人，或者我应该直接地说是哪一部分的人。他们既然住进了城市，而又因为在城市里住久了，有了厌倦，所以他们便开始回想起自己在年青时或还没有发达之前在农村的滋味。而这滋味——以城里人特有的品位去品味农村那股在他们看来还十分原始且值得更多城里人或者看惯了听惯了阳春白雪的知识分子去追求去向往的田园生活。固然，这样的选择是聪明的城市文人固有的粉饰，也是聪明的从农村出去的城市作家的自然粉饰，而且也实在让许多人去回顾那农村的特有的气息。然而由于他们远离了农村，而且没有在农村生活的日子太久了，以他们的记忆去回忆农村，这样的记忆只是记忆而不是现在的现实。
城里的文人始终放不下城里的架子，以他们的眼光，农村人值得他们看得起的便似乎只有农村的人的老实,蠢，满身是力气。他们以为，而且也一直是这么看——农村的人低他们一等，而这便是城里人，或者城里的文人给农村的人划定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农村人进城去打工，城里人看到人家都会斜着头走路，如果农村人站到他们身边，他们便要装出个卫生、干净、文明的样,捂着鼻孔出气，好像农村的人天生就不爱干净，比他们臭一样。
曾几何时，城市还没有出现，农村的概念也不存在，从事农耕、游牧，以及因为农耕、游牧的发达而出现的集市交换，大家伙都一样，来自农耕或者游牧。然而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得让某些人去怀念了。
在城里生活得太久，这是农村出去的人对农村的留恋，他们希望回到农村，可是他们又不希望回到农村。记忆里有，因此他们便在记忆里搜刮，但是这种搜刮不是压榨，因为记忆的不健全即使再怎么压榨也还是没有用的。
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夜里开始写这听起来就让人产生恐怖的文章，似乎于我自己而言，提笔写也是在冒习俗之大不韪？——这可是在腊月，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个国家，喜庆的日子是不准许有不吉利的征兆的出现的。而我在这个时候写“死”，我不知自己会触犯什么，当然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在明年，今年年终之后我的不吉利不吉祥的开端了。
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已有我的年岁这么久，这么长，然而回过头去想一想，二十年如一日，农村给我留下的，或者刻录在脑海里的实在太多，而这“死法”，便也只是记忆里的笔头再现了。
我现在写这样的一篇名为《农村的死法》的文章，是在腊月十八的夜底下。我想如果我胆小，那么我应该去喝一点酒壮壮胆，可是我不会这么做，而且我的胆子也不小，能以这样的体裁内容来写，实属不正常的举措。
阎连科先生有一篇名为《乡村死亡报告》的文章，可惜我无法去看。不过不能去看也好。否则的话，如果我看了，那么便要受他的左右了。
农村的死人，在我的记忆里我只陪过两次死人，帮着守夜，陪着道士，为了玩耍。但是这种守夜与玩耍，到现在似乎只有在记忆里头去挖掘重整了。
我不写我的守夜与玩耍，因为这样的写法实在太过孤单。这些年来，在我开始有记忆而且能够记得以来，我们村里的死人是每年都有的，但是于死法却从来没有相似的，更不必说一样。虽然我自己也只有两次的陪死人的体验，但是生在农村，即使现在一年也只不过有三个月在农村，然而农村终就是我的扎根，我又有什么理由将它遗忘呢？
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家，记忆里的东西因为人家的死去在这个春节快要来临之际，我陷入了“死”的“死的”写作。《农村的死法》，似乎我也只能做如此的题记了，这题记似乎也只有我才能把它想出来然后行文于纸上。我有一个愿望，像我这篇文章正文中所写的“死法”,在农村，在我们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地少下去而不是多起来。
一、我同学的父亲的死去
1
我是在正月初一见到他的，而他也正是我上小学的同学。我再一次见，也即在我们分别之后的重见，是隔了好几个年头的。然而具体地说有几年,大概我是记不起来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和他还是同学，只不过到了初二他便没有继续读书了。而这，这之中的缘故，即使我和他是同村的也未必清楚，而且据我的记忆，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不读书的原因。
我再一次见到他，可他已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而且孩子还能说话了。
农村的习惯我还是比较清楚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样浅显的道理，我也还明白。他比我年长，上小学时曾降过两次级，先前和我大姐一个级，后来又与我二姐一个级，再后来便与我一个级了。
他到底有多大的岁数。这个，我现在去想一下，二十有五了吧。因为我曾听二姐说，他比她还大一两岁。
他姓赵,我村12社的人。他父亲的名字，这是我在前不久才知道的。我父亲认识他的父亲。不过我不认识，虽然是一个村的，是他的父亲，但是我还是不认识他父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死得较早，而且还是因为他父亲死时我和他刚成为同学，即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因为什么病而离开他及他母亲的，但是我知道在上完四年级之后，因我村没有办五六年级而转移到F村去读书，当时的新的那个班的全体同学及教我们的老师都知道他父亲的死去。
当然我是在他父亲死后的不久，大约是第二天便知道了的。在同一个村，而且我们这个村也不大，三四百来户人家，一千六七百人，死一个人，而且这一个也还没有到该死的年龄，四十刚出头，突然之间，这，无疑会成为村里人谈论的上好话题。
2
因为他，他的父亲的突然死去，无疑会给当时的他，他们家造成重大的影响，然而说到这影响，我也仅能从我知道的记忆里的点点滴滴来重组并且使它们变为黑字了。
因为我家在四社，而他家，前面就已经说了，所以他父亲的丧事我及我的父亲都没有去,又因此他父亲的丧事，我仅能道听途说，然而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倒希望那些都不是真实的，而是他人虚构出来的，让村里的人在饭后用来闲聊是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己不死不好意思。”这是骂人的话，然而这又不仅仅是骂人的话，在二三十年前，在农村，或者在我们这个国家，七十就好像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年龄数字。七十是稀罕的，可是他父亲的离去还远远不及七十。四十刚出头的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个十分有能耐的人。
他父亲在四十刚出头便因病离去了。他有哥，有妹。而他哥，根据那时的我的所知以及现在的我的确信，在那时也不过十七岁，而他妹，因为那时正和他也和我在同一个年级，所以和我的岁数差不多，十一二岁。
农村的丧事本来是即简单又繁杂的，该准备的，该做的，好像是一样都不能少。
然而对于他父亲的死，他及他的家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会如此早的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伤悲的，而黑发人送白发人是正常的。正所谓“先生先死”,这样的送法才符合生老病死的规律。
因为他父亲的突然死去，而且又因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们家里也不怎么宽裕，所以他父亲享用了他父亲的父亲也就是他父亲及他大伯幺爹为他的公所提前准备的棺材和坟地……
我直到现在都还弄不明白像埋葬他父亲时的“所作所为”。如果按某些习俗，似乎那样的所作所为应该遭到村民的非议。
的确，在他父亲下葬被埋掉之后的一段时间，在村里都时常听到村民们的闲言闲语。
村民们有着包容性，尽管习俗死死地被先辈们定下来，但是在知道了他家的无可奈何之后，更多的时候，在那一阵子听到的是村民们的同情与叹惜。
以后赵家可难过了，死了撑家的，这家可难撑下去了。村民们说。
自然在村里因为他父亲的死去而引起的村民们对死人的关注也不仅仅在于病的突然袭来。正所谓“病来如山倒”，村里人当然明白这一道理。而明白之后，更多的就在于思考那病——那要人命的病为什么就不能医治。是根本无法医治，是没有钱，是……。这，因为他父亲的死去，让村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时不时地想到病的可怕。
3
家里死了人，可死的那人不是单身汉，不是打光棍的。他有家人，有子女，有亲人，所以家里死了人不能带走一个家，也更不会因为家里死了一个人，而让那个家从此家破人亡。
他父亲死了，可他还有公,有婆，有母亲，有哥，有妹。
他父亲死了，可他的亲人都还必须活下去。
因此他父亲的死去不是他家的完结。他的母亲和他的哥在支撑。不过像那样的支撑，缺少了丈夫，父亲的支撑，始终是疲劳的，超负荷的。
我知道我的同学在那时十分懂事的，而且我更要说明的是，这儿的懂事是我现在回过头再去思考时下的评语。
他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过分地伤悲，似乎悲痛在那时他的心目中不是他非得因为父亲的死去而落泪。他一定没有落泪。父亲死后的第二天，他便请了假，回了家,做了当儿子应该做的孝顺事。
4
一位女性，如果在死了男人后她硬要撑住一个家的话，这，我不知道要多大的魄力。正好像“国不可一日无君”一样，一户人家死了撑梁柱，尤其是在农村，如果一家人死了丈夫，死了男人，这个家的何去何从的确值得现在的某些人士注意了。
他的母亲，在我的零星的记忆中也还是不认识。而因为不认识，所以关于她母亲的文字我也仅能和他父亲一样，相信别人的，不去自己臆造。
在他死了父亲之后的那两年，他的母亲起早摸黑，背着太阳过山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起早摸黑，背太阳过山，在农村本就是常事，而且大多的农民也正是以那样的方式生存的。不然地话，一年到头，除了支出便没了收入。
然而他母亲，他母亲的起早摸黑可不像村上的其它人。农忙农闲都得做，都得干。农闲想着农忙的活，能够在农闲时提前做一些农忙的活儿，他的母亲更是不要命地累死累活。
因为有了他母亲的蛮干，他们家勉强地维持住了生计，然而那个时候他及他妹的学费却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虽说那时的学费也不高，一两百块钱，但是他及他妹的学费加起来，一年下来也得花上七八百块钱。而这，这笔数字，对他，他们家，他母亲来说，压在他，他们家，他母亲的身上，无疑是会使他，他们家，他母亲喘不过气来。
上小学六年级。反正，我记得是，他的母亲改嫁了，嫁得不远。我听人说，那时，他母亲改嫁是为了他及他妹的学费，当然，这是真的，因为自从他母亲嫁与那人之后，他和他妹妹的学费算是有着落了。
他母亲的改嫁是生活所逼的，这也是真的。他母亲改嫁之后，他们家终于有了好转。然而，我又听村里的人说，
“姓赵的婆娘嫁二嫁还不是早先说好了的，姓赵哪是得病死的。”
我才不得相信这话，那年头在村子里又没有人无事去医院看病检查，有病不知道的人可多着呢。不知什么时候两脚一伸，便走完了在人世间的一遭的人也很多。
二、在街上卖杂货的李大爷的乘车风波
1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到底是十三年还是十四年，由于我记忆的模糊，我分辨不清了。
那时候我还小，未到十岁，对于死人，尤其是一个该死的人，于我而言，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奇且为之伤心的。再说，死的人又不是我的，我家的亲人，死去就死去，一天三顿饭可不会因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的死去而不去吃。
我听人家说，似乎也只有听人家说，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不会去打听别人是怎么死的，死得怎么样，难不难看。
听人家说，
站得高看得远，就这么回事。那李老头就这回遭了秧，以为骨头还硬，结果从车顶上摔了下来，来了个痛快，一命呜呼，完了。
李大爷的死是很痛快的，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家人不知道，村里的人也不知道。当然，他自己不知道是因为他早已习惯了为了节省钱把自己当杂货坐在车顶上，而他的家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因为乘车而出过问题，村上的人或许知道他那样做将要发生事故，但村上的人也知道李老头一生小心谨慎，所以也不知道，而知道以后都十分惊奇。
我认识李大爷，当然这儿的认识也仅限于我年少的记忆。我认识他，无非是因为他在街上卖杂货，而我又喜欢上街，上街的时候又想在他那儿占点小便宜。
他的杂货店，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在哪儿——就在现在的解放路67号紧靠和平路1号，而且直到现在他经营过的杂货店也只是更换了主人，改作了理发店，而且生意也不错。
我不认识在他以后的杂货店的主人。我仅认识他，八成是因为以后的主人既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他的熟人。我没有再去那杂货店，八成是因为他的死去，而我就不可能再去贪图与我不认识的新的主人的小便宜。
2
他从车顶上摔下来，因为年纪大，身子骨不禁摔，掉到地上时，有些肢离破碎了。
因为他的特别，因为车主本就不让他坐在车顶上，而他硬要往上坐，出了问题，或许在现在，近几年，可能会让车主承担一部分，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及村上的人都没有往这方面想。
其实，说到他为什么会从车顶上摔下来，我听人家说。当然，人家也仅仅是过路的人，无意间碰上了那么一桩惊心动魄的事。
他是在打瞌睡，但是因为坐着，没有躺着，再说他也不可能躺下，因为车顶上的东西本就很多了。他也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因为车顶上本就没有可靠的东西。
乘车是很容易打瞌睡的，这是许多乘过的人都知道的，他以前似乎都没有坐着，因为在他生前常对人家说,
“车顶上睡觉比在床上睡都还要好，一睁眼，时间便过去了。”
的确，而且本来就是——睡觉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然而那一次，他似乎没有想到，而且恐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阎罗王居然把手伸向了他。
那个时候的公路不像现在，是水泥路面，而是碎石路面。那路面不太平整，坑坑洼洼的，坐惯了车或坐了车的人都知道，就那路面，坐车也是享受。
是的，是享受，只要还喜欢孩童时代坐摇篮的安逸的人，我想，坐在那样的路面上开动的车上，无疑又会回到童年。
他可能正梦见自己小时候坐摇篮的经历，他也有可能梦到自己正在山路上行走。可是突然之间，摇篮翻倒在地，而他在地上大哭了起来，他走在山路上，可是一不小心，前脚落了个空，掉到了山脚下。
他可能是在做梦，只是他做的梦没有使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一看天上的太阳。
据见了他从车顶上掉下来的人说，他死得很安详，没有一丝痛苦。
有什么痛苦的呢？还在打瞌睡，还没有睡醒，没有醒来便去了，有什么可以让他产生恐惧呢？没有，大概他做的梦也仅仅是开始，后面的还来不及享受，他便提前地把后面的结局实现了。
他从车顶上摔下来，司机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在开车。不过他肯定知道，即使他的眼睛只看着路的前方。
车上乘客知道从车顶上掉下了个庞然大物，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距死神已经只有不到一秒钟的糟老头。
司机照样地开他的车，而乘客却大声地对他说,
“司傅，车顶上掉东西了，停一停。”
司机有些不情愿，但在三四十米外还是将车停了下来，下了车，与几个乘客一道向那——地上的东西走去。
那是什么东西，分明是个人嘛，过路的人也十分诧异，还以为车上掉下了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换几个钱，结果从欣喜中转过神来，妈呀，啥东西哟。
过路的人越来越多，有十来位，紧围着地上的那“东西”说个不停，也不时地向车开去的方向看去。
司机及几个乘客走了过去，围观的人便自觉地让开了，司机的表情也不怎么诧异，好像他早就知道，李老头那么做准会交“好运”。
3
村上的人及他的家人是在他死后不久知道他死的准确消息的。其实事发地点也快到他下车的地方了，仅几百米远，或者还不到三百米。命中注定他不该死在家里，村上的人都有相似的看法。
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农村，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情愿死在自己家里，即使是在医院看病，医治不了，或花钱过多，也会叫儿媳或请人抬回家，死在家里。
农村有一种说法，要是一个人死在外面，没有死在家里，做鬼都回不了家门，只得请道士做法事，而且即使尸体弄回了家也不能停放在屋里。
——这一种说法，大概当时的村上的人都知道，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习惯了农业文明，也习惯了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定居生活，在农村，或者现在以及为之不长的将来，死都要死在家里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
卖东西的李老头死了。
怎么死的？
从车顶上摔下来死的。
什么时候？
将近中午。
在哪个地方？
……桥不远。
好像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我知道他的死去就正是用上面的话问知情的长辈的，而长辈又是以上面的答话回答我幼稚的问话的。
我没有去，当然这是指我没有去事发地点。因为那时我正准备和小伙伴们去玩耍，也就不放在心上。死就死吧。看杀猪杀鸭我还不怕呢，何况我又没有亲眼看见。
然而李大爷的死，尤其是那样特殊——开了先例的死，在村上及附近几个村很快传了开去，大多的人说，
“这站得高看得远也不至于要站在车顶上才会看得远吧。那老头，怕是该死的。”
4
其实，他是我们村三社的人，他的家距我家也不远，只有几分钟的路。
他的坟，其实也不远，就在我家房后的山坡上。只是如果要去也一定得花上近十分钟。再说，他的坟还不在我们社，而在他们社与我们社交界的他们社的某一家的草山里。因此，除非哪一天我有病，否则地话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走他的坟山旁边过。
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很容易的，十分正常的。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一只蚂蚁，或因为不慎掉到了有水的坑洼里，它便无处可逃了。或因为人或其它的比它们还要强壮的生灵无意或有意地要扼杀它们，它们也只有认为自己的命就是如此了。
人也一样，所以即使再高贵的人，哪怕他是天皇老子，生命对他与对其他的人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便没有了再活一天的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某些人都还在努力地使人类能够活到一百五、二百五、三百八，但是，我尚能明白他们本身对生命的渴望。
谁不想“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可是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又有谁真正能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呢？上古有彭祖，有……，大概只有他彭祖了，然而这仅仅是传说，不足为信。
活他这把年龄，六十有五，够了，算是死得体面，不遗憾了。在村上，那时候与李大爷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或相差较大的中年人都说李大爷已经够意思了，只是……，只是，恐怕也只有这只是让村上的人觉得有些为李大爷叹惜。
“想死也不要往车顶上坐，我又没有请他上去，他要上去，与我有什么关系，简直是胡说八道。”
那司机怒气冲冲而离开了人群，开着车走了。
三、两位民办教师的最后结局
（一）我们的福气
1
他是数学老师，更是一位民办教师。现今，我要写他，无非是因为在上小学时他曾教过我，使我的数学从加减乘除都不知道到知之甚多。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而这，似乎才是我写他的必要。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他可以为自己所爱的职业而献其一生，我想，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记住他呢？
他不是某些人所追求的完人，但是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完人，完完整整的把自己献给了村上的小学教育。
如果我不去写他，我的心，我的心将得不到安宁。在农村，或者小而言之，在我们村上，在以前，或在现在，有些老师，他们默默无闻，他们大多是农村人，而且大多是本村人。他们一边从事农业，一边到校教书。这，我想，在以前及现在，都是我们那儿的真实情况，只不过现在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的这个概念罢了。
他是诸多的他们中的一位，因为他，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个群体的特殊性而觉得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他们的不可缺少。
2
他的死，是在好几年前，然而由于我近些年大都在外读书，所以对于他的死，我也只是在他的死后才从村民那儿得知的。
一个人，如果他的死是因为他的所爱而死去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无所谓遗憾的。
的确，他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死在讲台上，是在孩子们都在认真听他讲课的时候，他突然倒下，倒在讲台上，而他的动作，他的神情，还在讲课，可是他从此便没有站起来了。
孩子们被吓呆了，不知所措，然而过了不久，胆大的走到了他的，他经常站的讲台上。
老师病了，老师病了，孩子们从吓坏中醒过来，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去挽救一个因为长期劳累而无法医治的病魔的对他的摧残。
他就那样地走了，走得很快，甚至村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他会那么快地走了。他才五十几岁，还不到六十，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其实，在那些年，我知道他是可以提前退休的，因为他已经教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如一日，他怎么可能不教书呢？尤其是他所教的都是充满期望的孩子，那一双双满是天真的眼睛。
他没有提前退休，而是继续地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长大之后不会再像他们的长辈，祖祖辈辈，大字不识一个。
3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在还没有转到F村去读书之前他曾经教过我。
他教我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也就是我上三年级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或在那之前，村上的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少，以至于现在的村小学都无法办下去。
那时，我们班有二十来位同学，而学校呢？也不在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方，而是在我家的对面，仅隔着一个池塘。
小学的我，虽然十分老实，但是却十分倔强，连长辈们都说我的脾气有些像我母亲，的确，我母亲的性格就有些倔强，凡是她所定下来的，无论人家怎么说，她都一意孤行。
我继承母亲的优点，所以小学的我虽然给他及其他老师的印象是老实之人，然而背地里或者发起火来，他及其他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的厉害。
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用老一套的先生教育学生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们。伸出手来，于是他们便拿起篾条来，打了起来，一、二、三、四……，还不许喊痛，把手缩回去。
我没有被他打，因为他本就没有打学生，尤其是打孩子们的习惯。
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他问我。
没什么，就是不想上课。我很倔强地说，还不时地向办公室外看。
怎么不上课？哪个老师惹你了，是不是？他说。
没有，都不是，就是不想上课。我回答。
都学懂了？他问。
没有，我回答。
那为什么不想上课呢？快去，快上课了。他说。
我不去，就是不去。我大声地说。
快去，快去，不然我就告诉你妈妈。他吓着我说。
我不信，我就是不去。我说。
去是不去？他说。
不去。我还是照老样回答他，
不去，那好，你不去，你长大了总会知道自己现在的错误。他说，说了许久，而我，现在所能够回忆起来的却十分稀少。
我去上了课，是他在那时开导了我，如果不是他，我现在也有可能与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回家务农，外出打工挣钱，然后到了现在，成家立室，为人之父。
4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教师，他一生引以为荣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为了自己，我想，直到今天教师的工资也不算太高，更何况是在十多年前，更何况他还不是公办教师。
那时村上的教师的工资是不高的，仅比种庄稼强。然而，作为村上的老师，他们还得靠农业养活一家老小，他也一样，教我的那一年，他与往常一样，往还于学校与家之间，一天四次，来回竟有十六七里路。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民办教师，他们的一生，到底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如果仅是为了生存，那么作为一位教师，作为一位民办教师，他们不教书也照样能够生存，他们文武皆能；如果是为了生活，那么家里的几分薄地照常能使一家老小维持平常之家的饮食起居。
然而他们的确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生活。他们把教书，教育孩子们看作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把教书教育孩子们看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风雨无阻，只要自己还有可以教的孩子，他们便会行使自己的职责。
5
他死在讲台上，无疑这样的死法是对他的肯定。也无疑这样的死法是他所希望的，不然的话，他死得不会那么坦然，那么宁静。
他可能有遗憾，这遗憾就是他还没有看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在知道他已经离他们，离自己远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的时候，全都哭了。
我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感人场面，也没有那样的福气。而且我也不配，也更没有脸面去见他最后一面，与孩子们一道为他——为他的死去送行。
“能有这样的老师，乡亲们，这是我们村，我们大家的福气！”
能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福气。
在现在，当我们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而感到痛心疾首的时候，想一想吧，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乡村，曾经有过那样一种人，他们为自己所钟爱的教育而奉献了自己一生。
（二）第二次退休之后
1
我又一次为了这活儿奋斗了，然而此时的“又一次”与前一次居然间隔了近半个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遗忘，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我的遗忘。近半个月来，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活儿思考。我不想随便执笔，故事是生动的，这是故事的本身，也是现实的真实，如果是因为我，我的没有道德的瞎编而造成不够真实或不大真实，让读者或让我及他们的后人产生诸多怀疑，那么此前的，此时的，此后的都将是满纸废言。
我在这儿写的，以及在此前写的，在此后还要继续写的，或由于我自己的不够博学，不够客观，造成了对当事人、当时人以及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的后代的不必要的亵渎，在此，我首先应该给他们道歉，致他们以良好且崇高的敬意——是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的对生活对生存的真实演绎，那么我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便只是我个人道德败坏的尤为显著的标识。
我不敢在已经逝去的灵魂面前撒下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谎言，即使这个或那个谎言是善良的，我也不敢在他们的灵魂监督下做出非他们经历过的“事实”。
这儿写的都是真实的，好像惟有真实才感人起来。我有许多事在已经过去的寒假没有做成，诚如序言所说，我放弃了一些，然而本应有的放弃却没有生产出本应有的商品，我大概是失职了，前两部分及这一部分之前半部分是在我的老家，我的床前，坐在床上记下来的，而后面的，在这个时候，灯光依然明亮地照着，而四周的人又是如此地多且显得这样安静的情况下，我想，怕只有在这个已经让诸多的我产生不满情绪的大大的学校里进行了。
这儿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与前面的及后面应该登场的一样，故事的本身，或者原型便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我没有把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死写成那样的“敢于直面惨淡的鲜血”，这无非是因为我自己的对鲜血的过敏。
我曾经在年少的时候，与二姐一道去宰杀一只已经活够了三四年的老母鸭，然而此次“屠杀”极不成功，由于我和二姐的粗心大意，那鸭子在还未流尽鲜血而我和二姐都以为它已经活不成的情况下，松了手，停止了继续宰杀。而那鸭子竞神奇般地飞快地奔向了跑到了池塘，也居然逍遥快活地活了一个月的命。
我是在此后不敢去伤害生灵的。动物的生命，比起人来，虽然是没有人自封的那么高贵，但是我以为，以人的快感去屠杀动物或者食用动物却不是首善的办法。
因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让我惨痛的值得一生刻记于心的事件，对于此文，我是不大敢于过分的详细的描述的，更何况我所写的还是我的同类，要挖心拿去食用也未见得怎样的高明。
2
如果有人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回答他，是我在小学时的不知道教没教过我的老蒋老师。
我是从婆那儿得知老蒋老师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的。婆那时说，老蒋老师这一生也够倒霉的，解放前的大学生，解放后还得在绵竹的一个极其偏僻的山沟里教书。
的确，婆说的是真实的。大姐上小学的那年，老蒋老师才退休回到我们村上，回到他的老家——我们村的八社，尼姑堰的尽头，一个靠在山脚下的小院子。
从绵竹的那个小山村里退休回来的老蒋老师，本来可以安心地过退休的日子，可是他不习惯离开了讲台离开了粉笔黑板及离开了孩子们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于是在回到村上之后，不久他便又一次走上了讲台，在教室里看到生气活泼的孩子们，而这就是我在此为什么将题目写作第二次退休之后的真正原因，而且也因为他——老蒋老师的又一次走上讲台，他这一走上讲台，一直持续了近十年，直到几年前才从讲台上退下来。
退休下来的他，没有离开学校，因为学校便在他家的对面，仅隔一条窄窄的河，五分钟都不到便可以走到学校。
他在退休之后没有像前一次退休之后一样，安安心心地活十几年，两年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了。
——我在这儿不是想说他有何等的伟大，又有何等的奉献精神，比如，我们的政府，时下，之前，甚至于此后还要做的诸多奉献的实例，我不敢恭维，惟有生活周围的，自己亲身体验的，方认为他是真实的。
3
我在这儿还得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会称他为老蒋老师，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村上有两位姓蒋的老师，如果在一起叫蒋老师便不好区分，于是村上的人聪明，便在年长的蒋老师前加上一个“老”以示区分。
好了，称呼的缘由，既然已经交代完毕了，那么正经事便不得不做了。
第二次退休之后，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照样地到学校，只不过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教孩子们了。他很少没有去学校，即使放了假，只要他还走得路，他就一定会到学校去转转，去看看，风雨无阻。
我们村上的小学，以前的已经拆了的有些像四合院。而新修的，也就是现在的，在我及村上的许多人看来，也不显得怎么有“风水”。因为那时学校拆迁，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教不出“人才”，而某些略带迷信的老师和村上的干部偏信这一套，所以拆了，迁了，重建了。
新建的村小学是有些在那时以为时髦的家伙的，比起老的来，卖零食的老大爷也安定了下来。因为学校的校门右侧便是小卖部。然而时下的人也聪明，药店及小卖部之空闲处便开起了近似于休闲但又说不上赌博的麻将馆。两三张桌子，十一二根凳子。生意好时还有诸多的站客。
老蒋老师因为真正退了休，因为不可能再去教孩子们，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满是无聊，所以更多时候他便在小卖部了，陪着小卖部的大爷聊天。不过有些时候，因为麻将桌上的人不够，少一个人，小卖部的大爷便不得不去陪那些瘾君子。于是乎，他就只有做真正的闲人了。
他不打麻将，这是真的。小卖部的大爷去了，他便什么也不做了，只是去看，但是至于看不看得懂别人可不知道，别人问他，他则是摇头，也不离去，像是入了迷。
“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一文中说“在乎山水之间也”。他也是，他去充当看客，看人家打麻将，无非是打发时间，消遣时间。
4
据说，他死后还留下了两万多块存款。这事，我没有去做详细的取证，但是我相信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工作近五十年的乡村教师，其一生，又何止两万多块钱。
我不知道他是为何病而死的。按惯例，在农村，一个人如果上了七十岁，小小的感冒便会夺去年老的性命。然而，听村上的人说，他不是因为小小的感冒而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在农村尚不可医治的而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可以医治的病才死去的。
他有存款，而儿媳们也乐意拿钱去医治。然而由于不可医治，于是就不想医了，以至于没有像现在仍然健在世上的但是又不能正常活动的甚至连说话、视力、听力都没有了的人那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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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死法 作者:王承军
序
这是我在去年的8月份定下来的篇名，至今已有5个月了，而今开始写，说句实话，也只是昨天夜里定下来的。而且也因为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前不久的计划似乎都得取消，我的《回龙》还没有完稿，我的《十二散记》还余三部分，我的试着去点校古籍及多看一些古籍的希望都很难在这个理应闲着的寒假去实现。
今年，我们村三社死了俩人，这事件，前几天我才从婆那儿得知，而又因为这事件，沉没在我脑海里的任务便再一次地出现在眼前。我生于农村，也长于农村，而且在将来也会扎根于农村。哪怕自己在一定的时候会游弋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或城市与农村之间，但是年老了，或者有了空闲，农村无疑是我的最终归宿。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农村有如此多的留恋，自己所写的大概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乡土气息。我不想去探讨这其中的缘故，而且如果我去探讨的话，于我而言，也只有一个理由，这理由便是我是农村人，不仅生于农村，而且这一生也会扎根于农村。
我知道现在有许多的生活在城市从农村出来的著名作家。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有了稿费，他们富了，所以富了，便住进了城市，住到了豪门竞逐的大都市。
有一部分的人，或者我应该直接地说是哪一部分的人。他们既然住进了城市，而又因为在城市里住久了，有了厌倦，所以他们便开始回想起自己在年青时或还没有发达之前在农村的滋味。而这滋味——以城里人特有的品位去品味农村那股在他们看来还十分原始且值得更多城里人或者看惯了听惯了阳春白雪的知识分子去追求去向往的田园生活。固然，这样的选择是聪明的城市文人固有的粉饰，也是聪明的从农村出去的城市作家的自然粉饰，而且也实在让许多人去回顾那农村的特有的气息。然而由于他们远离了农村，而且没有在农村生活的日子太久了，以他们的记忆去回忆农村，这样的记忆只是记忆而不是现在的现实。
城里的文人始终放不下城里的架子，以他们的眼光，农村人值得他们看得起的便似乎只有农村的人的老实,蠢，满身是力气。他们以为，而且也一直是这么看——农村的人低他们一等，而这便是城里人，或者城里的文人给农村的人划定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农村人进城去打工，城里人看到人家都会斜着头走路，如果农村人站到他们身边，他们便要装出个卫生、干净、文明的样,捂着鼻孔出气，好像农村的人天生就不爱干净，比他们臭一样。
曾几何时，城市还没有出现，农村的概念也不存在，从事农耕、游牧，以及因为农耕、游牧的发达而出现的集市交换，大家伙都一样，来自农耕或者游牧。然而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得让某些人去怀念了。
在城里生活得太久，这是农村出去的人对农村的留恋，他们希望回到农村，可是他们又不希望回到农村。记忆里有，因此他们便在记忆里搜刮，但是这种搜刮不是压榨，因为记忆的不健全即使再怎么压榨也还是没有用的。
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夜里开始写这听起来就让人产生恐怖的文章，似乎于我自己而言，提笔写也是在冒习俗之大不韪？——这可是在腊月，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个国家，喜庆的日子是不准许有不吉利的征兆的出现的。而我在这个时候写“死”，我不知自己会触犯什么，当然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在明年，今年年终之后我的不吉利不吉祥的开端了。
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已有我的年岁这么久，这么长，然而回过头去想一想，二十年如一日，农村给我留下的，或者刻录在脑海里的实在太多，而这“死法”，便也只是记忆里的笔头再现了。
我现在写这样的一篇名为《农村的死法》的文章，是在腊月十八的夜底下。我想如果我胆小，那么我应该去喝一点酒壮壮胆，可是我不会这么做，而且我的胆子也不小，能以这样的体裁内容来写，实属不正常的举措。
阎连科先生有一篇名为《乡村死亡报告》的文章，可惜我无法去看。不过不能去看也好。否则的话，如果我看了，那么便要受他的左右了。
农村的死人，在我的记忆里我只陪过两次死人，帮着守夜，陪着道士，为了玩耍。但是这种守夜与玩耍，到现在似乎只有在记忆里头去挖掘重整了。
我不写我的守夜与玩耍，因为这样的写法实在太过孤单。这些年来，在我开始有记忆而且能够记得以来，我们村里的死人是每年都有的，但是于死法却从来没有相似的，更不必说一样。虽然我自己也只有两次的陪死人的体验，但是生在农村，即使现在一年也只不过有三个月在农村，然而农村终就是我的扎根，我又有什么理由将它遗忘呢？
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家，记忆里的东西因为人家的死去在这个春节快要来临之际，我陷入了“死”的“死的”写作。《农村的死法》，似乎我也只能做如此的题记了，这题记似乎也只有我才能把它想出来然后行文于纸上。我有一个愿望，像我这篇文章正文中所写的“死法”,在农村，在我们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地少下去而不是多起来。
一、我同学的父亲的死去
1
我是在正月初一见到他的，而他也正是我上小学的同学。我再一次见，也即在我们分别之后的重见，是隔了好几个年头的。然而具体地说有几年,大概我是记不起来的。上初中的时候，我和他还是同学，只不过到了初二他便没有继续读书了。而这，这之中的缘故，即使我和他是同村的也未必清楚，而且据我的记忆，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不读书的原因。
我再一次见到他，可他已成家立业了，有了孩子，而且孩子还能说话了。
农村的习惯我还是比较清楚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样浅显的道理，我也还明白。他比我年长，上小学时曾降过两次级，先前和我大姐一个级，后来又与我二姐一个级，再后来便与我一个级了。
他到底有多大的岁数。这个，我现在去想一下，二十有五了吧。因为我曾听二姐说，他比她还大一两岁。
他姓赵,我村12社的人。他父亲的名字，这是我在前不久才知道的。我父亲认识他的父亲。不过我不认识，虽然是一个村的，是他的父亲，但是我还是不认识他父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死得较早，而且还是因为他父亲死时我和他刚成为同学，即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因为什么病而离开他及他母亲的，但是我知道在上完四年级之后，因我村没有办五六年级而转移到F村去读书，当时的新的那个班的全体同学及教我们的老师都知道他父亲的死去。
当然我是在他父亲死后的不久，大约是第二天便知道了的。在同一个村，而且我们这个村也不大，三四百来户人家，一千六七百人，死一个人，而且这一个也还没有到该死的年龄，四十刚出头，突然之间，这，无疑会成为村里人谈论的上好话题。
2
因为他，他的父亲的突然死去，无疑会给当时的他，他们家造成重大的影响，然而说到这影响，我也仅能从我知道的记忆里的点点滴滴来重组并且使它们变为黑字了。
因为我家在四社，而他家，前面就已经说了，所以他父亲的丧事我及我的父亲都没有去,又因此他父亲的丧事，我仅能道听途说，然而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倒希望那些都不是真实的，而是他人虚构出来的，让村里的人在饭后用来闲聊是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己不死不好意思。”这是骂人的话，然而这又不仅仅是骂人的话，在二三十年前，在农村，或者在我们这个国家，七十就好像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年龄数字。七十是稀罕的，可是他父亲的离去还远远不及七十。四十刚出头的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个十分有能耐的人。
他父亲在四十刚出头便因病离去了。他有哥，有妹。而他哥，根据那时的我的所知以及现在的我的确信，在那时也不过十七岁，而他妹，因为那时正和他也和我在同一个年级，所以和我的岁数差不多，十一二岁。
农村的丧事本来是即简单又繁杂的，该准备的，该做的，好像是一样都不能少。
然而对于他父亲的死，他及他的家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会如此早的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伤悲的，而黑发人送白发人是正常的。正所谓“先生先死”,这样的送法才符合生老病死的规律。
因为他父亲的突然死去，而且又因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们家里也不怎么宽裕，所以他父亲享用了他父亲的父亲也就是他父亲及他大伯幺爹为他的公所提前准备的棺材和坟地……
我直到现在都还弄不明白像埋葬他父亲时的“所作所为”。如果按某些习俗，似乎那样的所作所为应该遭到村民的非议。
的确，在他父亲下葬被埋掉之后的一段时间，在村里都时常听到村民们的闲言闲语。
村民们有着包容性，尽管习俗死死地被先辈们定下来，但是在知道了他家的无可奈何之后，更多的时候，在那一阵子听到的是村民们的同情与叹惜。
以后赵家可难过了，死了撑家的，这家可难撑下去了。村民们说。
自然在村里因为他父亲的死去而引起的村民们对死人的关注也不仅仅在于病的突然袭来。正所谓“病来如山倒”，村里人当然明白这一道理。而明白之后，更多的就在于思考那病——那要人命的病为什么就不能医治。是根本无法医治，是没有钱，是……。这，因为他父亲的死去，让村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时不时地想到病的可怕。
3
家里死了人，可死的那人不是单身汉，不是打光棍的。他有家人，有子女，有亲人，所以家里死了人不能带走一个家，也更不会因为家里死了一个人，而让那个家从此家破人亡。
他父亲死了，可他还有公,有婆，有母亲，有哥，有妹。
他父亲死了，可他的亲人都还必须活下去。
因此他父亲的死去不是他家的完结。他的母亲和他的哥在支撑。不过像那样的支撑，缺少了丈夫，父亲的支撑，始终是疲劳的，超负荷的。
我知道我的同学在那时十分懂事的，而且我更要说明的是，这儿的懂事是我现在回过头再去思考时下的评语。
他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过分地伤悲，似乎悲痛在那时他的心目中不是他非得因为父亲的死去而落泪。他一定没有落泪。父亲死后的第二天，他便请了假，回了家,做了当儿子应该做的孝顺事。
4
一位女性，如果在死了男人后她硬要撑住一个家的话，这，我不知道要多大的魄力。正好像“国不可一日无君”一样，一户人家死了撑梁柱，尤其是在农村，如果一家人死了丈夫，死了男人，这个家的何去何从的确值得现在的某些人士注意了。
他的母亲，在我的零星的记忆中也还是不认识。而因为不认识，所以关于她母亲的文字我也仅能和他父亲一样，相信别人的，不去自己臆造。
在他死了父亲之后的那两年，他的母亲起早摸黑，背着太阳过山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起早摸黑，背太阳过山，在农村本就是常事，而且大多的农民也正是以那样的方式生存的。不然地话，一年到头，除了支出便没了收入。
然而他母亲，他母亲的起早摸黑可不像村上的其它人。农忙农闲都得做，都得干。农闲想着农忙的活，能够在农闲时提前做一些农忙的活儿，他的母亲更是不要命地累死累活。
因为有了他母亲的蛮干，他们家勉强地维持住了生计，然而那个时候他及他妹的学费却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虽说那时的学费也不高，一两百块钱，但是他及他妹的学费加起来，一年下来也得花上七八百块钱。而这，这笔数字，对他，他们家，他母亲来说，压在他，他们家，他母亲的身上，无疑是会使他，他们家，他母亲喘不过气来。
上小学六年级。反正，我记得是，他的母亲改嫁了，嫁得不远。我听人说，那时，他母亲改嫁是为了他及他妹的学费，当然，这是真的，因为自从他母亲嫁与那人之后，他和他妹妹的学费算是有着落了。
他母亲的改嫁是生活所逼的，这也是真的。他母亲改嫁之后，他们家终于有了好转。然而，我又听村里的人说，
“姓赵的婆娘嫁二嫁还不是早先说好了的，姓赵哪是得病死的。”
我才不得相信这话，那年头在村子里又没有人无事去医院看病检查，有病不知道的人可多着呢。不知什么时候两脚一伸，便走完了在人世间的一遭的人也很多。
二、在街上卖杂货的李大爷的乘车风波
1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到底是十三年还是十四年，由于我记忆的模糊，我分辨不清了。
那时候我还小，未到十岁，对于死人，尤其是一个该死的人，于我而言，是不觉得有什么好奇且为之伤心的。再说，死的人又不是我的，我家的亲人，死去就死去，一天三顿饭可不会因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的死去而不去吃。
我听人家说，似乎也只有听人家说，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不会去打听别人是怎么死的，死得怎么样，难不难看。
听人家说，
站得高看得远，就这么回事。那李老头就这回遭了秧，以为骨头还硬，结果从车顶上摔了下来，来了个痛快，一命呜呼，完了。
李大爷的死是很痛快的，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家人不知道，村里的人也不知道。当然，他自己不知道是因为他早已习惯了为了节省钱把自己当杂货坐在车顶上，而他的家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因为乘车而出过问题，村上的人或许知道他那样做将要发生事故，但村上的人也知道李老头一生小心谨慎，所以也不知道，而知道以后都十分惊奇。
我认识李大爷，当然这儿的认识也仅限于我年少的记忆。我认识他，无非是因为他在街上卖杂货，而我又喜欢上街，上街的时候又想在他那儿占点小便宜。
他的杂货店，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在哪儿——就在现在的解放路67号紧靠和平路1号，而且直到现在他经营过的杂货店也只是更换了主人，改作了理发店，而且生意也不错。
我不认识在他以后的杂货店的主人。我仅认识他，八成是因为以后的主人既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他的熟人。我没有再去那杂货店，八成是因为他的死去，而我就不可能再去贪图与我不认识的新的主人的小便宜。
2
他从车顶上摔下来，因为年纪大，身子骨不禁摔，掉到地上时，有些肢离破碎了。
因为他的特别，因为车主本就不让他坐在车顶上，而他硬要往上坐，出了问题，或许在现在，近几年，可能会让车主承担一部分，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及村上的人都没有往这方面想。
其实，说到他为什么会从车顶上摔下来，我听人家说。当然，人家也仅仅是过路的人，无意间碰上了那么一桩惊心动魄的事。
他是在打瞌睡，但是因为坐着，没有躺着，再说他也不可能躺下，因为车顶上的东西本就很多了。他也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因为车顶上本就没有可靠的东西。
乘车是很容易打瞌睡的，这是许多乘过的人都知道的，他以前似乎都没有坐着，因为在他生前常对人家说,
“车顶上睡觉比在床上睡都还要好，一睁眼，时间便过去了。”
的确，而且本来就是——睡觉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然而那一次，他似乎没有想到，而且恐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阎罗王居然把手伸向了他。
那个时候的公路不像现在，是水泥路面，而是碎石路面。那路面不太平整，坑坑洼洼的，坐惯了车或坐了车的人都知道，就那路面，坐车也是享受。
是的，是享受，只要还喜欢孩童时代坐摇篮的安逸的人，我想，坐在那样的路面上开动的车上，无疑又会回到童年。
他可能正梦见自己小时候坐摇篮的经历，他也有可能梦到自己正在山路上行走。可是突然之间，摇篮翻倒在地，而他在地上大哭了起来，他走在山路上，可是一不小心，前脚落了个空，掉到了山脚下。
他可能是在做梦，只是他做的梦没有使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一看天上的太阳。
据见了他从车顶上掉下来的人说，他死得很安详，没有一丝痛苦。
有什么痛苦的呢？还在打瞌睡，还没有睡醒，没有醒来便去了，有什么可以让他产生恐惧呢？没有，大概他做的梦也仅仅是开始，后面的还来不及享受，他便提前地把后面的结局实现了。
他从车顶上摔下来，司机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在开车。不过他肯定知道，即使他的眼睛只看着路的前方。
车上乘客知道从车顶上掉下了个庞然大物，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距死神已经只有不到一秒钟的糟老头。
司机照样地开他的车，而乘客却大声地对他说,
“司傅，车顶上掉东西了，停一停。”
司机有些不情愿，但在三四十米外还是将车停了下来，下了车，与几个乘客一道向那——地上的东西走去。
那是什么东西，分明是个人嘛，过路的人也十分诧异，还以为车上掉下了值钱的东西可以卖了换几个钱，结果从欣喜中转过神来，妈呀，啥东西哟。
过路的人越来越多，有十来位，紧围着地上的那“东西”说个不停，也不时地向车开去的方向看去。
司机及几个乘客走了过去，围观的人便自觉地让开了，司机的表情也不怎么诧异，好像他早就知道，李老头那么做准会交“好运”。
3
村上的人及他的家人是在他死后不久知道他死的准确消息的。其实事发地点也快到他下车的地方了，仅几百米远，或者还不到三百米。命中注定他不该死在家里，村上的人都有相似的看法。
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农村，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情愿死在自己家里，即使是在医院看病，医治不了，或花钱过多，也会叫儿媳或请人抬回家，死在家里。
农村有一种说法，要是一个人死在外面，没有死在家里，做鬼都回不了家门，只得请道士做法事，而且即使尸体弄回了家也不能停放在屋里。
——这一种说法，大概当时的村上的人都知道，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习惯了农业文明，也习惯了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定居生活，在农村，或者现在以及为之不长的将来，死都要死在家里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
卖东西的李老头死了。
怎么死的？
从车顶上摔下来死的。
什么时候？
将近中午。
在哪个地方？
……桥不远。
好像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我知道他的死去就正是用上面的话问知情的长辈的，而长辈又是以上面的答话回答我幼稚的问话的。
我没有去，当然这是指我没有去事发地点。因为那时我正准备和小伙伴们去玩耍，也就不放在心上。死就死吧。看杀猪杀鸭我还不怕呢，何况我又没有亲眼看见。
然而李大爷的死，尤其是那样特殊——开了先例的死，在村上及附近几个村很快传了开去，大多的人说，
“这站得高看得远也不至于要站在车顶上才会看得远吧。那老头，怕是该死的。”
4
其实，他是我们村三社的人，他的家距我家也不远，只有几分钟的路。
他的坟，其实也不远，就在我家房后的山坡上。只是如果要去也一定得花上近十分钟。再说，他的坟还不在我们社，而在他们社与我们社交界的他们社的某一家的草山里。因此，除非哪一天我有病，否则地话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走他的坟山旁边过。
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很容易的，十分正常的。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一只蚂蚁，或因为不慎掉到了有水的坑洼里，它便无处可逃了。或因为人或其它的比它们还要强壮的生灵无意或有意地要扼杀它们，它们也只有认为自己的命就是如此了。
人也一样，所以即使再高贵的人，哪怕他是天皇老子，生命对他与对其他的人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便没有了再活一天的可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某些人都还在努力地使人类能够活到一百五、二百五、三百八，但是，我尚能明白他们本身对生命的渴望。
谁不想“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可是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又有谁真正能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呢？上古有彭祖，有……，大概只有他彭祖了，然而这仅仅是传说，不足为信。
活他这把年龄，六十有五，够了，算是死得体面，不遗憾了。在村上，那时候与李大爷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或相差较大的中年人都说李大爷已经够意思了，只是……，只是，恐怕也只有这只是让村上的人觉得有些为李大爷叹惜。
“想死也不要往车顶上坐，我又没有请他上去，他要上去，与我有什么关系，简直是胡说八道。”
那司机怒气冲冲而离开了人群，开着车走了。
三、两位民办教师的最后结局
（一）我们的福气
1
他是数学老师，更是一位民办教师。现今，我要写他，无非是因为在上小学时他曾教过我，使我的数学从加减乘除都不知道到知之甚多。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而这，似乎才是我写他的必要。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他可以为自己所爱的职业而献其一生，我想，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记住他呢？
他不是某些人所追求的完人，但是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完人，完完整整的把自己献给了村上的小学教育。
如果我不去写他，我的心，我的心将得不到安宁。在农村，或者小而言之，在我们村上，在以前，或在现在，有些老师，他们默默无闻，他们大多是农村人，而且大多是本村人。他们一边从事农业，一边到校教书。这，我想，在以前及现在，都是我们那儿的真实情况，只不过现在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的这个概念罢了。
他是诸多的他们中的一位，因为他，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个群体的特殊性而觉得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他们的不可缺少。
2
他的死，是在好几年前，然而由于我近些年大都在外读书，所以对于他的死，我也只是在他的死后才从村民那儿得知的。
一个人，如果他的死是因为他的所爱而死去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无所谓遗憾的。
的确，他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死在讲台上，是在孩子们都在认真听他讲课的时候，他突然倒下，倒在讲台上，而他的动作，他的神情，还在讲课，可是他从此便没有站起来了。
孩子们被吓呆了，不知所措，然而过了不久，胆大的走到了他的，他经常站的讲台上。
老师病了，老师病了，孩子们从吓坏中醒过来，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去挽救一个因为长期劳累而无法医治的病魔的对他的摧残。
他就那样地走了，走得很快，甚至村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他会那么快地走了。他才五十几岁，还不到六十，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其实，在那些年，我知道他是可以提前退休的，因为他已经教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如一日，他怎么可能不教书呢？尤其是他所教的都是充满期望的孩子，那一双双满是天真的眼睛。
他没有提前退休，而是继续地教孩子们，让孩子们在长大之后不会再像他们的长辈，祖祖辈辈，大字不识一个。
3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在还没有转到F村去读书之前他曾经教过我。
他教我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也就是我上三年级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或在那之前，村上的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少，以至于现在的村小学都无法办下去。
那时，我们班有二十来位同学，而学校呢？也不在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方，而是在我家的对面，仅隔着一个池塘。
小学的我，虽然十分老实，但是却十分倔强，连长辈们都说我的脾气有些像我母亲，的确，我母亲的性格就有些倔强，凡是她所定下来的，无论人家怎么说，她都一意孤行。
我继承母亲的优点，所以小学的我虽然给他及其他老师的印象是老实之人，然而背地里或者发起火来，他及其他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的厉害。
他不像其他老师那样，用老一套的先生教育学生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们。伸出手来，于是他们便拿起篾条来，打了起来，一、二、三、四……，还不许喊痛，把手缩回去。
我没有被他打，因为他本就没有打学生，尤其是打孩子们的习惯。
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他问我。
没什么，就是不想上课。我很倔强地说，还不时地向办公室外看。
怎么不上课？哪个老师惹你了，是不是？他说。
没有，都不是，就是不想上课。我回答。
都学懂了？他问。
没有，我回答。
那为什么不想上课呢？快去，快上课了。他说。
我不去，就是不去。我大声地说。
快去，快去，不然我就告诉你妈妈。他吓着我说。
我不信，我就是不去。我说。
去是不去？他说。
不去。我还是照老样回答他，
不去，那好，你不去，你长大了总会知道自己现在的错误。他说，说了许久，而我，现在所能够回忆起来的却十分稀少。
我去上了课，是他在那时开导了我，如果不是他，我现在也有可能与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回家务农，外出打工挣钱，然后到了现在，成家立室，为人之父。
4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教师，他一生引以为荣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他为了自己，我想，直到今天教师的工资也不算太高，更何况是在十多年前，更何况他还不是公办教师。
那时村上的教师的工资是不高的，仅比种庄稼强。然而，作为村上的老师，他们还得靠农业养活一家老小，他也一样，教我的那一年，他与往常一样，往还于学校与家之间，一天四次，来回竟有十六七里路。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民办教师，他们的一生，到底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如果仅是为了生存，那么作为一位教师，作为一位民办教师，他们不教书也照样能够生存，他们文武皆能；如果是为了生活，那么家里的几分薄地照常能使一家老小维持平常之家的饮食起居。
然而他们的确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生活。他们把教书，教育孩子们看作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把教书教育孩子们看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风雨无阻，只要自己还有可以教的孩子，他们便会行使自己的职责。
5
他死在讲台上，无疑这样的死法是对他的肯定。也无疑这样的死法是他所希望的，不然的话，他死得不会那么坦然，那么宁静。
他可能有遗憾，这遗憾就是他还没有看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在知道他已经离他们，离自己远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的时候，全都哭了。
我没有亲眼见过那样的感人场面，也没有那样的福气。而且我也不配，也更没有脸面去见他最后一面，与孩子们一道为他——为他的死去送行。
“能有这样的老师，乡亲们，这是我们村，我们大家的福气！”
能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福气。
在现在，当我们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而感到痛心疾首的时候，想一想吧，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乡村，曾经有过那样一种人，他们为自己所钟爱的教育而奉献了自己一生。
（二）第二次退休之后
1
我又一次为了这活儿奋斗了，然而此时的“又一次”与前一次居然间隔了近半个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遗忘，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我的遗忘。近半个月来，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活儿思考。我不想随便执笔，故事是生动的，这是故事的本身，也是现实的真实，如果是因为我，我的没有道德的瞎编而造成不够真实或不大真实，让读者或让我及他们的后人产生诸多怀疑，那么此前的，此时的，此后的都将是满纸废言。
我在这儿写的，以及在此前写的，在此后还要继续写的，或由于我自己的不够博学，不够客观，造成了对当事人、当时人以及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的后代的不必要的亵渎，在此，我首先应该给他们道歉，致他们以良好且崇高的敬意——是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的对生活对生存的真实演绎，那么我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便只是我个人道德败坏的尤为显著的标识。
我不敢在已经逝去的灵魂面前撒下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谎言，即使这个或那个谎言是善良的，我也不敢在他们的灵魂监督下做出非他们经历过的“事实”。
这儿写的都是真实的，好像惟有真实才感人起来。我有许多事在已经过去的寒假没有做成，诚如序言所说，我放弃了一些，然而本应有的放弃却没有生产出本应有的商品，我大概是失职了，前两部分及这一部分之前半部分是在我的老家，我的床前，坐在床上记下来的，而后面的，在这个时候，灯光依然明亮地照着，而四周的人又是如此地多且显得这样安静的情况下，我想，怕只有在这个已经让诸多的我产生不满情绪的大大的学校里进行了。
这儿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与前面的及后面应该登场的一样，故事的本身，或者原型便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我没有把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死写成那样的“敢于直面惨淡的鲜血”，这无非是因为我自己的对鲜血的过敏。
我曾经在年少的时候，与二姐一道去宰杀一只已经活够了三四年的老母鸭，然而此次“屠杀”极不成功，由于我和二姐的粗心大意，那鸭子在还未流尽鲜血而我和二姐都以为它已经活不成的情况下，松了手，停止了继续宰杀。而那鸭子竞神奇般地飞快地奔向了跑到了池塘，也居然逍遥快活地活了一个月的命。
我是在此后不敢去伤害生灵的。动物的生命，比起人来，虽然是没有人自封的那么高贵，但是我以为，以人的快感去屠杀动物或者食用动物却不是首善的办法。
因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让我惨痛的值得一生刻记于心的事件，对于此文，我是不大敢于过分的详细的描述的，更何况我所写的还是我的同类，要挖心拿去食用也未见得怎样的高明。
2
如果有人要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回答他，是我在小学时的不知道教没教过我的老蒋老师。
我是从婆那儿得知老蒋老师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的。婆那时说，老蒋老师这一生也够倒霉的，解放前的大学生，解放后还得在绵竹的一个极其偏僻的山沟里教书。
的确，婆说的是真实的。大姐上小学的那年，老蒋老师才退休回到我们村上，回到他的老家——我们村的八社，尼姑堰的尽头，一个靠在山脚下的小院子。
从绵竹的那个小山村里退休回来的老蒋老师，本来可以安心地过退休的日子，可是他不习惯离开了讲台离开了粉笔黑板及离开了孩子们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于是在回到村上之后，不久他便又一次走上了讲台，在教室里看到生气活泼的孩子们，而这就是我在此为什么将题目写作第二次退休之后的真正原因，而且也因为他——老蒋老师的又一次走上讲台，他这一走上讲台，一直持续了近十年，直到几年前才从讲台上退下来。
退休下来的他，没有离开学校，因为学校便在他家的对面，仅隔一条窄窄的河，五分钟都不到便可以走到学校。
他在退休之后没有像前一次退休之后一样，安安心心地活十几年，两年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了。
——我在这儿不是想说他有何等的伟大，又有何等的奉献精神，比如，我们的政府，时下，之前，甚至于此后还要做的诸多奉献的实例，我不敢恭维，惟有生活周围的，自己亲身体验的，方认为他是真实的。
3
我在这儿还得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会称他为老蒋老师，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村上有两位姓蒋的老师，如果在一起叫蒋老师便不好区分，于是村上的人聪明，便在年长的蒋老师前加上一个“老”以示区分。
好了，称呼的缘由，既然已经交代完毕了，那么正经事便不得不做了。
第二次退休之后，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照样地到学校，只不过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教孩子们了。他很少没有去学校，即使放了假，只要他还走得路，他就一定会到学校去转转，去看看，风雨无阻。
我们村上的小学，以前的已经拆了的有些像四合院。而新修的，也就是现在的，在我及村上的许多人看来，也不显得怎么有“风水”。因为那时学校拆迁，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教不出“人才”，而某些略带迷信的老师和村上的干部偏信这一套，所以拆了，迁了，重建了。
新建的村小学是有些在那时以为时髦的家伙的，比起老的来，卖零食的老大爷也安定了下来。因为学校的校门右侧便是小卖部。然而时下的人也聪明，药店及小卖部之空闲处便开起了近似于休闲但又说不上赌博的麻将馆。两三张桌子，十一二根凳子。生意好时还有诸多的站客。
老蒋老师因为真正退了休，因为不可能再去教孩子们，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满是无聊，所以更多时候他便在小卖部了，陪着小卖部的大爷聊天。不过有些时候，因为麻将桌上的人不够，少一个人，小卖部的大爷便不得不去陪那些瘾君子。于是乎，他就只有做真正的闲人了。
他不打麻将，这是真的。小卖部的大爷去了，他便什么也不做了，只是去看，但是至于看不看得懂别人可不知道，别人问他，他则是摇头，也不离去，像是入了迷。
“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一文中说“在乎山水之间也”。他也是，他去充当看客，看人家打麻将，无非是打发时间，消遣时间。
4
据说，他死后还留下了两万多块存款。这事，我没有去做详细的取证，但是我相信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工作近五十年的乡村教师，其一生，又何止两万多块钱。
我不知道他是为何病而死的。按惯例，在农村，一个人如果上了七十岁，小小的感冒便会夺去年老的性命。然而，听村上的人说，他不是因为小小的感冒而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在农村尚不可医治的而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可以医治的病才死去的。
他有存款，而儿媳们也乐意拿钱去医治。然而由于不可医治，于是就不想医了，以至于没有像现在仍然健在世上的但是又不能正常活动的甚至连说话、视力、听力都没有了的人那样“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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