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角度看西部大開發的三個關鍵問題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長期滯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西部地區資本形成能力不足。
西部大開發的直接目標是解決西部地區資本形成能力不足的問題，深層動因則是解決由於產業分工、稅費負擔、交易費用等因素導致的西部地區資金利潤率偏低問題。當前西部大開發的討論中必須明確這些基本問題，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錯誤論調，警惕「開發陷阱」，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的平穩發展。
一、西部經濟發展滯後的主因
現代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是以資本形成為核心，數量擴張、結構轉換、素質提高三位一體的經濟成長過程。持續的高資本形成比率是改革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也是各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的主要成因。我們採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資料，分別計算沿海與內地經濟差距的成因。1995年，沿海與內地之間約9740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的經濟差距中，由最終消費所形成的差距為1717.8億元，占17.64％；由資本形成造成的差距約6606億元，占67.82％；由凈出口形成的差距為1415.76億元，占14.54％。1997年，沿海與內地的經濟差距中由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導致的差距占比分別為20.98％、58.59％和20.83％。考慮到資本形成不僅影響各地的最終生產消費與居民消費水平，還影響不同區域的出口能力，資本形成差距在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中的作用就更為關鍵。從典型數據看，1998年廣東、山東兩省資本形成總額6515.11億元，是西部十省區資本形成總額的126.4％，西藏資本形成額則僅及廣東的1.17％。正是由於資本形成能力存在巨大的差異，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才逐步拉大，並成為當前影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
西部地區資本形成不足，關鍵就在於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受到資本來源的強烈約束，使區域凈投資增長過慢。地區資本形成的資金來源不外乎三個：即財政投資（包括當地政府投資、中央政府直接投資及轉移支付投資）、企業投資和外商投資。先看地方政府財政性投資。改革以來，受長期經濟落後的累積效應的影響，西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一直十分拮据。1998年，西部10省區的財政收入僅是東部11省區的30.48％，年省均財政收入是東部省區的3.35％。西部各省區財力貧弱，基本都是典型的「吃飯財政」，不少地方連財政事業單位的工資都無力支付，更遑論靠財政投資加快地區資本形成，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了。1998年西部省區財政性基本建設投資僅為東部省區的34.19％，這意味著西部省區財政途徑年資本形成額只及東部省區的三分之一。次看中央政府在西部的直接投資及轉移支付投資。80年代以來，在梯度推移發展戰略指導下，國家投資向東部大幅傾斜，幅度之大，遠遠超過建國後的各個時期。1981―1989年，全國基建投資累計9000億元，其中投放在東部的占50.1％，中、西部僅為26.6％和16.3％，不分地區的占7％。90年代後，國家作出了開發浦東的重大決策，中央政府投資向長江流域尤其是浦東傾斜，西部地區中央政府財政性資本形成能力過弱的局面始終未能改觀。再看西部地區的外商投資及企業投資。在梯度推移開放政策作用下，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步伐一直較為緩慢，外資利用規模很低。1997年，東部地區利用外資共406.6億美元，占全國利用外資額的84.4％。西部地區僅19.7億美元，占全國利用外資額的4％。
至於企業投資，由於東、西部企業發展的規模、實力、上市公司融資能力等均存在較大差異，企業投資實力也有明顯的差距。1996年，東部省區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共29824億元，占全國的54.7％，西部省區9659.86億元，僅占全國的17.7％。同年，東部地區上市公司348家，占全國的65.7％，公司上市籌集資金1599億元，占全國的63.5％；西部地區上市公司93家，占全國的17.6％；公司上市籌資額343億元，占全國的15.7％。
西部地區為什麼資本供給不足？除財政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東、西部自改革以來一直存在較大的資金利潤率差距。1997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金利稅率6.92％，產值利稅率8.40％，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91.28。西部省區除雲南、西藏外，資金利稅率、產值利稅率指標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貴州、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資金利稅率分別為6.90％、3.63％、3.72％、0.21％、4.26％、4.47％，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甘、青、寧、疆等資金利稅率尚達不到全國的一半。當年整體核算，重慶、陝西、甘肅、青海、新疆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凈虧損。1998年，西部地區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金利潤率平均為3.98％，約為東部的68.6％；百元固定資產實現利稅平均為4.15元，約為東部的49.0％；全員勞動生產率平均為29441元，約為東部的88％。要素回報率過低不僅使得區域外資金難以
流向西部地區，還導致西部地區大量資金外流。據統計，改革以來通過銀行內及銀行間資金拆借、證券市場、信貸市場、橫向投資及民間借貸市場由西部流向東部尤其是經濟特區及沿海開放城市的資金年以百億計。西部地區自我造血能力嚴重不足，加上長期「失血」，導致資本形成異常困難，這是改革以來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主因。
二、西部大開發的核心問題
西部大開發的直接目標是解決西部地區資本形成能力不足的問題，深層目標則是解決由於產業分工、稅費負擔、交易費用等因素導致的西部地區資金利潤率偏低問題。
西部地區資本利潤率過低的原因可以從產業分工、稅收傾斜和制度成本等角度去作探討。從產業分工角度看，西部企業以資源、能源企業居多，產業加工鏈較短，技術附加值低，產品受國家價格管制與市場過剩因素的雙重擠壓，使得企業利潤率明顯偏低。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地域分工中，中西部一直是東部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地，興建的大中型企業大多屬採掘和能源、原材料工業。中西部地區提供了占全國87％的原油、65％的天然氣、79％的原煤、50％的發電量（其中水電68％）、40％的鋼、71％的木材等主要的能源、原材料產品。在90年代中期之前，能源、原材料供給長期處於短缺狀態，國家一直實行嚴格的計劃價格管制。西部能源、原材料企業受價格管制的影響，自我積累不足。以甘肅省為例，全省資源、能源「兩源兼富」，礦產保有量居全國前6位的有22種，其中居首位的有6種，第3位的5種，鎳、鉛鋅、銻礦的儲量都高居全國前列。迄止1996年，原材料產品90％以上以指令性計劃調走，成為支撐國家政策投資雙傾斜政策的物質基礎。價格管制導致利益轉移，1986―1996年，甘肅只就所產11種主要原材料產品統配價與綜合市場價價差損失每年即高達35億元以上。90年代中期之後，從普通工業品到能源、原材料普遍過剩，國家逐步放開對能源、原材料產業的價格管制。西部能源、原材料企業由於受市場過剩擠壓及國外市場同類產品的競爭，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不少行業出現全行業虧損局面，企業的資金利潤率大幅降低。如具有「一黑一白」優勢的新疆1998年由於原油、成品油、棉紗、棉布等主要產品的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價格持續下跌，企業虧損面竟達68％，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回落31.8個百分點。
從稅收制度角度看，從80年代初開始，我國政府即推行區域梯度推移發展戰略，在對外開放、地方政府權限、稅收優免等方面對沿海開放城市進行強傾斜政策。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所得稅率為15％，沿海經濟開放區為24％，且擁有「兩優一免」的待遇。內地則除批准的開放城市、省會城市為24％外，其他地區均為33％，相差距離很大，成為影響地區資金利潤率的重要因素。
再從交易費用角度看，西部地區當地政府的支持及行政透明度、對外開放度、人力資源狀況、社會環境、交通狀況等一系列影響企業投資、發展及運行費用的制度因素均較東部為差。西部地區經濟落後，交通閉塞，開放遲緩，基礎設施落後，企業發展的制度成本和交易費用都遠高於東部地區。加上產業分工及稅收制度方面的差異，使得西部地區企業的要素回報率一直明顯低於東部，這成為西部地區資本形成能力不足的深層原因。
西部大開發的根本使命就是解決西部企業由於產業分工、稅收傾斜及制度成本等 方面原因造成的要素回報率過低的問題，增強西部地區的「造血」能力。可以想像，一旦西部地區的要素收益率達到或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各地的資金、人員等生產要素都會在利益引導下向西部回流，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階段。從國內外落後地區經濟開發的經驗看，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靠財政、金融分步運行，放鬆政策性管制、優化稅制、降低西部企業運行的交易費用三者聯動，全面推動西部地區要素回報率的提高。開發前期，主要要通過財政及政策性金融渠道籌措資金，加強基礎設施及基本環境建設，它既體現了國家的政策姿態，也能保證開發工作的計劃性。其次，要調整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長期以來，我們總習慣於通過差別性的稅收、信貸政策來支持特定區域的發展，其實，任何違反政策一致性的「特殊」都是對制度本身的破壞，筆者主張徹底停止區域差別稅收優惠政策，統一全國稅收制度，對西部地區可通過加大中央轉移支付的辦法進行重點扶持。再次，要放鬆政策性管制。如電信、鐵路、航空等壟斷性行業，可以在西部首先放鬆管制，允許民間投資介入，從而在西部地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拉動區域經濟的發展。管制政策的區域性放鬆一旦實行，將是我國區域發展政策新的嘗試，當前需要積極試點，謹慎操作，取得經驗。此外，西部地區政府要強化在意識、文化、社會環境等軟條件方面的建設，千方百計降低西部投資企業的制度成本，提高西部企業的要素回報水平。
三、西部大開發要警惕什麼？
西部大開發要防範「開發陷阱」，防止重蹈當年海南開發的覆轍。從目前情況看，最主要的是要防範新一輪金融炒作的爆發。當前學術界眾口一詞地主張國有商業銀行對西部大開發進行金融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張。包括：實施傾斜的貨幣和信貸政策，在西部地區的信貸管理要特事特辦，突破陳規；建立新的金融組織，如西部開發銀行、西部發展基金等等；針對西部企業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組建一個新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西部企業上市融資門檻，對西部企業上市進行特殊支持；直接增加西部地區的信貸額度，加大信貸投放，等等。這些政策主張目前幾乎成為輿論界主導性的聲音，對政府決策及社會各界都已產生廣泛影響。
其實，這些主張大多是並不可行的，甚至是相當危險的。比如組建西部開發銀行，假如該行定位為政策性銀行，則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我國三大政策性銀行經過幾年的運行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備較優越的設施條件和員工隊伍，政策性信貸完全可以委託它們去做。假如定位為商業性銀行，西部地區目前金融發展水平低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大量分支行都處在長期虧損狀況，正積極進行撤銷合併工作。全國城市商業銀行大多經營狀況欠佳，前景堪憂，要組建新的商業銀行，將面臨資金來源、網絡設備、服務質量、資金安全等諸方面的挑戰，使西部地區金融機構陷入更為嚴重的惡性競爭之中，也是不可取的。
再如採取特殊的貨幣政策的主張，也是難以行得通的。我們知道，三大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都是總量調控工具，而非針對某一行業或區域，區域貨幣政策傾斜的主張在操作上首先就是不可行的。至於降低存款準備金，目前銀行實行一級法人制，存款準備金由商業銀行總行在其所在地統一上繳，降低西部地區的法定準備金並沒有實際意義。如果硬要實行，只能回復到原有的各省分行各自為政的混亂狀態。在西部地區資金回報率過低的情況下，即使西部銀行資金充實，也會通過全國性的信貸市場或同業拆借市場流出。
再如降低西部企業信貸條件、降低再貸款條件、降低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降低企業自有資金要求或上市標準等政策主張，如果真正執行，只能鼓勵西部金融機構的冒險精神，形成更大的金融風險。區域經濟發展必須與全國經濟發展協調互動，不能以金融風險的累積為代價去追求區域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如果提倡、鼓勵商業性金融大舉進入，以西部大開發為題進行金融炒作，不僅將引起資源誤配置，還將帶來嚴重的後患。當年海南開發中，財政投資居於次要地位，金融機構蜂擁而至，在全國一度出現金融混亂局面，至今後遺症都沒有完全解決。海南開發的教訓必須認真汲取，西部大開發需要長期艱苦奮鬥，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依靠金融機構的鼎力支持一蹴而就的。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從實際出發，在嚴格按照「三性」原則發展西部業務，加快西部地區分支機構改革的同時，冷靜思考西部大開發的長期性、艱巨性，謹慎把握商業銀行的經營理念，防止受政策性鼓吹的影響，重走歷次「金融支持」各項政策目標的老路。尤其是在西部地區信貸需求旺盛的情況下，信貸投放更應講求質量和效益，防止通過信貸擴張「稀釋」不良貸款比率，造成更多的呆壞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