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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女囚鲜为人知的生活：女囚档案 作者：丁一鹤
序
总序一 真实的震撼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倪寿明
丁一鹤的这套《解密案卷》系列丛书，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真实不但是新闻的生命，更是纪实文学的生命。为了强化这种真实，丁一鹤向我们展示了案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最原始的材料，这些鲜为人知的供词、笔录，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真实得令人震撼！
法制纪实作品的生命就是真实！丁一鹤谈起他的法制纪实作品时，常常说他文章的情节“无一处无出处”，所有情节都来自于他采访的素材和案件卷宗。真实难吗？当然很难。有些新闻记者说，那个案件我也采访过，可没有发现丁一鹤所写的那些细节！其实不是没有！是你的采访不深入。丁一鹤关注一个案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无论旁听庭审、采访当事人、查阅卷宗、采访法官等等“功课”，他做得都很认真。熟悉丁一鹤的法官都知道，他是最不好应付的记者，他一定要看到卷宗、采访到当事人或者被告人才可以。当然，丁一鹤本人是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便利的条件，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法官的批准，查阅案件卷宗。这就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也为《解密案卷》系列中引用一些判决书和与案情相关的其他材料提供了方便。正是这些材料，在他的梳理下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案件发生和审理的全貌，让读者看了十分过瘾。
真实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作品好看好读，还要加上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和判断。一个线索，能从陈旧的表面现象背后看到新鲜独到的东西，这就是判断的功力！一个案件，你能从不同的线条中找到一个别致的主线，这就是选择的功力！把一件真事写得具有新闻性、传奇性、可读性，还要有提炼主题、选择角度和结构文章的能力！没有深入的采访和敏锐的触角，是难以做到的。这需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热爱，投入心血。在个别案件中，由于关注点不同，涉案人员的有些人生经历，法官不一定完全清楚，丁一鹤却要梳理清楚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和案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他在采访中常常挖出许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故事和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为他的文章增光添彩。
想要作品好看，足够的文字功夫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生活远比虚构的故事精彩，但具体到某个案例中，能够把案件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并且讲出点社会意义或者人性特点，这就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舞出精彩来。深入的采访、独特的角度、深厚的文字功底，是一个纪实作家必备的素质。
来自真实的震撼，加上理性的法律思考和人文关怀，正是丁一鹤这套图书的突出特点。
丁一鹤是我的朋友，嘱我为这套书写几句话，无法推辞，写上点滴感想，是为序吧。
总序二 人性的审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
丁一鹤的《解密案卷》系列丛书请我作序，我欣然接受。原因有三：一是我熟悉丁一鹤；二是我熟悉丁一鹤所写的这些案件；三是这些案件对读者对社会有借鉴意义。
我熟悉丁一鹤是在8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和政治部的工作。当时，按照上级要求法院要接收几个军队转业干部，在众多被挑选的人员当中，丁一鹤是入围的3人中最年轻的，而且在部队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当过连队干部，做过集团军和师、团的新闻干事，还担任过编辑记者和首长秘书，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能写会画，是一个不错的政工干部人选，当时我们已经决定要他。但是一个月之后，这小子却被高级法院挖走了，并创刊了一份法院的内部刊物《北京法官》。
这是我认识丁一鹤的开始，之后我调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依然分管刑事审判和政治部工作。这个期间丁一鹤在研究室工作，担任《法庭内外》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他在《法庭内外》工作的5年间，撰写了大量法制纪实文章，除了在全国上百家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外，还先后出版过11部法制纪实图书，这些图书很受读者欢迎，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多种丁一鹤图书的盗版，他的作品被很多报刊和门户网站连载转载。在新浪网的读书排行榜上，丁一鹤的《解密北京大案》和《死囚档案》两本图书，位居时政类图书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我愿意作序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熟悉丁一鹤图书中的这些案件。在《解密案卷》系列的图书中所涉及的案例，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件，有反映女性犯罪的《女囚档案》，有反映官员腐败的《落马官员档案》，有反映新型案例的《中国第一案》，也有反映知识产权审判的《知产名案》。书中的很多案件是我作为主管院长督导过的，也有些案件是我亲自担任二审审判长参加过审判的，其中很多案情当然熟悉。
丁一鹤撰写的这些法制纪实文章，全部取材于北京市各级法院审判的案件，其中刑事案件占了很大比例。我在高级法院担任副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分管刑事审判工作，也分管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所以对丁一鹤《解密案卷》系列中的很多案件，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解密案卷》系列第一部《女囚档案》中，马秀琴制造的京城最大贩毒案，打工妹吴金艳杀人无罪，童琇琳雇凶复仇后回国自首，都是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我愿意作序并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的第三个原因是，丁一鹤撰写的这些法制纪实文章，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法律研究者而言，都有借鉴意义。读者看了，可以在消遣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深思。而对法律研究者和工作者而言，这套图书囊括了近5年来北京法院审理的大案要案的全貌，并分门别类地通过纪实的方式展示给大家，可以清楚地梳理北京法院审判工作的特点。
我认为丁一鹤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感很强，很多扑朔迷离的案情令人震撼。这些震撼既来自于案件本身，也来自于丁一鹤的理性思考和对涉案人物的人性关怀。丁一鹤的长处和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于：他能够把对案件事实的刻画与深沉的思考融合得非常到位，非常自然，没有附加的痕迹。他的讲述看起来很平淡，却有人性的哲理，他的思辨没有戴着呆板的哲学家面孔，而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用草根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
善于思考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作品写出来也必然有深度。丁一鹤的法制纪实文章不仅仅是讲述案件本身，他最关注的是案件中的人，所以他在更多的笔墨落在“人”上，他善于用典型的动人的细节，凸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灵魂深处的本质感受。这是他的法制纪实作品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极其亲近感的根本原因。
法官是用法律的标准进行审判，丁一鹤是用人性的标准进行审判，这套图书在法律和人性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第一卷 花溅泪
第一章:手刃情夫,空姐血溅富商花溅泪
按照常规来说，一个案子终审判决之后就算尘埃落定，不该再去触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岁月烟尘。但是，5次追踪采访杀人空姐杨旸，却给我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记载着杨旸不同的心路历程。是泪，是笑，都犹如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
2006年11月，我再次在电视上看到杨旸的访谈，顿有恍若隔世之感。我没法不感慨，杨旸杀人案已经过去5年多了，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她。
我之所以首先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讲述空姐杨旸的故事，原因有很多，首先，她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之后采访的第一个死刑犯，也是第一个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女犯。其次是杨旸杀人案至今余波未平，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说不定杨旸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某个演出舞台上主持节目呢。
为了解杨旸的最新动向，我在网上键入“空姐、杀人、杨旸”这几个关键词，立即出现了上千条相关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的发布者大多是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传播比较广泛的主流媒体，甚至在网上还可以看到多家电视台对杨旸最新报道的几十分钟的电视画面。
我是最早也是最全面报道杨旸杀人案的新闻记者，先后多次采访过杨旸，也写下了关于杨旸几万字的文章。后来杨旸被改判，是我写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很多人把杨旸的改判归功于我的文章，甚至有位老先生在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专门提到我采访杨旸之后引发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法院的朋友开玩笑说，杨旸要是出狱，第一个就是找你谢恩。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无言以对，只好笑笑说，饶了我吧！
客观地说，很多人关注杨旸，是因为她是空姐，有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加上我在文章中对她的定位既是杀人犯，又是受害者，因此很多人怜香惜玉起来。我记得在第一次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媒体予以转载，当时杨旸杀人案尚在二审阶段，就有一位姓宋的先生辗转打电话给我，要通过我联系见杨旸一面。被我回绝后，这位宋先生非常执著，声称要亲自到法院找院长为杨旸求情，后来这位宋先生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到了杨旸亲友的联系方式，据宋先生说，后来他还真的跟正在服刑的杨旸开始了通信，似乎有鼓起杨旸生活风帆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怜香惜玉，也就罢了，但是还有更极端的。2006年3月12日《黑龙江晨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一些情况。这篇文章除了摘抄了部分我以往对杨旸的报道外，还找出一个很好玩的新闻由头，说是一个内蒙古青年跑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门口，哭着喊着要见杨旸一面，还说正是看了杨旸杀人的报道，他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在这篇名为《高墙内外的特殊对话，内蒙古痴情男子要见杀人空姐》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杨旸，一个柔弱而美丽的女子，在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后不能自拔，最后亲手杀害了自己所爱的人。2006年1月，杨旸的案件被央视报道后，一名叫杨军的男子(化名)来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要求见杨旸一面，声称自己与她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看到了杨旸的报道，自己早已将相爱10年的爱人杀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旸与杨军有着怎样的相似经历呢？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对话。
2006年1月底，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文艺监区副监区长孙淑娟的平静生活被一封来自高墙外的信打破了。内蒙古青年杨军在信中称自己看了杨旸的经历感触很深，“和我相爱10年的爱人喜欢上了别人，残忍地把我抛弃了，我以她的名义买的房子也被霸占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爱人怎么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呢？我恨她，我要杀了她和她的家人。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过完正月初七我就动手……”杨军说，杨旸的经历使他暂时将自己的“杀人计划”搁置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哈尔滨见一眼杨旸，如果能见到杨旸，他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见不到杨旸，他就杀了“那个狠毒的女人”。
杨军还在信中写道：“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坐火车来到了哈尔滨，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但门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见杨旸，我说那让我见见孙大姐也行，她是杨旸的监区长，但门卫仍然拒绝了我。”杨军在女子监狱门口站了4、5个小时，就为了能在孙淑娟下班的时候见到她，求她帮忙，让他见杨旸，但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警车从自己身边开过，杨军也不知道孙淑娟究竟在哪个车上。无奈之下，杨军只得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杨军回到内蒙古之后，便给孙淑娟和杨旸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孙淑娟的信中说：“孙大姐，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为改造杨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时，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就想听你劝我几句，许多大道理我都懂，但我就听你的……”孙淑娟看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她立即拿起电话按照杨军留的手机号拨了过去，结果对方却关机了。孙淑娟脑中浮现出了不好的结果：杨军是不是已经杀人了？他是不是正在逃命？难道他已经被逮捕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交织在一起，孙淑娟急得坐卧不宁。后来孙淑娟查到杨军单位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杨军休息，周一能上班，孙淑娟一听对方的口气很平静，便猜测杨军可能没有出事，于是暗暗松了口气。她告诉对方让杨军周一早上9点给她回电话。
周一上班后，孙淑娟一直等在电话机旁。9点整，电话铃声准时响了，孙淑娟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我是杨军，请问是谁找我？”孙淑娟告诉杨军自己就是他想见的孙大姐时，杨军在电话那边激动地哭了。杨军说：“姐，我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真的，太意外了！”孙淑娟告诉杨军，她和杨旸都看到了来信，她们都很担心，怕杨军一时冲动做了傻事。孙淑娟说：“杨旸还让我转告你，如果能从头再来，她一定不会做这种糊涂事的，她劝你别步她后尘，等到失去了一切才后悔莫及……”
孙淑娟的一番话让杨军感动不已，他答应孙淑娟暂时先把这些儿女情长放一放，认真工作。孙淑娟放下电话，心情既欣慰又担忧。欣慰的是杨军暂时放弃了“复仇”的念头；担忧的是，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究竟还有多少有过和杨旸一样经历的人，他们是否都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呢？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引用了我5年前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写下的关于杨旸杀人的前因后果，因为在下一步的讲述中还要说到，就不再重复了。杨旸被改判死缓后，因为她在
福建厦门的母亲已经远嫁国外移居加拿大，杨旸的父亲户籍所在地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所以杨旸被安排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关于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情况，是我没有采访到的关于杨旸的一些情况，且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据黑龙江女子监狱监区长孙淑娟讲，杨旸刚到监狱的时候，很孤僻，整天整天不说话，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为了解开杨旸的心结，孙淑娟想尽各种办法，让杨旸办报纸，主持节目，就是想让杨旸发现自己的价值。女民警侯晓曦性格活泼开朗，没事的时候她就主动找杨旸聊天，还教杨旸学吹长笛、弹吉他。在侯晓曦的影响下，杨旸也变得开朗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4年春节前，杨旸的母亲从国外回来。这是杨旸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杨旸说，母亲那次来的时候，穿的还是5年前的衣服，头发乱乱的，人苍老得不像样子了。更让杨旸无法接受的是，母亲是拄着双拐来的。原来在杨旸出事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因为膝关节坏死而截去了一条腿。母女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太多的语言，只是不停地流泪。杨旸说，她真想砸碎阻隔母女的大玻璃，摸一摸母亲的脸，握一握母亲的手，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母亲却无法感受到她的温暖，杨旸的心就如刀割般难受。
母亲走了，也带走了杨旸的心，就在这一刻，杨旸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最爱的就是父母，最爱自己的也是父母。后来，杨旸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女儿，自从你出事之后，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身体上的病痛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心里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日日夜夜对你揪心的思念才是我真正的痛苦……这次来看你是因为我马上还要进行一次大手术，这次的结果无法预测，我怕我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杨旸告诉记者，她在监狱中积极配合民警的工作，为文艺监区办报纸，写文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所有的人。而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能有机会早日出去陪母亲。
杨旸的努力换来了好的结果。2005年10月28日，杨旸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为无期徒刑。现在，杨旸是黑龙江女子监狱业余演出队的主持人兼笛子独奏员。
1997年，杨旸在某航空公司当空姐时，在飞机上邂逅了青年富商郭晓斌。一年后杨旸到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郭晓斌的追求下与之产生感情并同居。之后杨旸发现郭晓斌在老家早有了妻子并有了孩子，杨旸不能容忍郭晓斌欺骗她，要求郭晓斌离婚与她结婚。但郭晓斌双方都无法割舍，加上生活中的纠纷，杨旸与郭晓斌产生分歧后远赴瑞士逃避感情之后，回国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这些矛盾，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也打算跟郭晓斌分手并准备到加拿大读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
留学的签证。2001年6月27日晚上，杨旸到郭晓斌家，在查看郭晓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郭晓斌发生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旸杀死了郭晓斌。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杨旸提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旸死刑，缓期2年执行。
我最后一次采访杨旸是她被改判死缓以后，经过2年的审判，2003年8月8日，这一天对杨旸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被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意味着她可以活下来。宣判后，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从2002年9月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秦城监狱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次对杨旸进行了独家专访，并与杨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两次开庭，两次宣判，加上开庭期间的提讯，我见证和亲历了审判和判决的全过程。
坐在我面前的杨旸，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主要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2年的羁押生活，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之前，杨旸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拒绝接受采访是她的人权。我尊重了杨旸所说的“人权”，但在接下来我与杨旸聊天时，明显感觉到杨旸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旸都一直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理由。在我与杨旸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她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她与情夫郭晓斌的情感历程。整个采访过程，杨旸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我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旸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杨旸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旸灿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我的后背还是感到直冒冷汗。
我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集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在第一次采访时，杨旸始终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杨旸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旸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旸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旸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旸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旸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旸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郭晓斌。杨旸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
杨旸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联合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旸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旸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旸，让她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旸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她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旸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旸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郭晓斌。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旸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旸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郭晓斌，这一年杨旸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旸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旸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郭晓斌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杨旸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旸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杨旸咨询。当时公司对空姐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郭晓斌挺诚恳地一再要求，杨旸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杨旸经常会碰到一些多情旅客的纠缠，她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儿。
后来到了厦门，郭晓斌就经常呼杨旸，约她见面、吃饭。这个期间，杨旸只回过一次电话，以没有时间推辞了郭晓斌。杨旸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郭晓斌每次来厦门都呼杨旸，但杨旸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没有理睬郭晓斌。
之后，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杨旸来到
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杨旸和郭晓斌相爱是杨旸到北京读书一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二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看电话的阿姨喊：“杨旸，你的电话。”杨旸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杨旸也“喂”了一声，杨旸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郭晓斌的名字。虽然隔了一年，但他的声音杨旸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旸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著，还记得自己。杨旸就问郭晓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郭晓斌告诉杨旸，是杨旸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旸时，杨旸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郭晓斌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杨旸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郭晓斌。
第二天，郭晓斌就开着奔驰轿车来北大接杨旸。一年多过去了，杨旸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郭晓斌时候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旸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
就这样，郭晓斌对杨旸展开了爱情攻势。郭晓斌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杨旸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杨旸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杨旸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郭晓斌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旸说：“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我要当中国第一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却让杨旸感到郭晓斌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
其实郭晓斌当时在
福建泉州老家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但当时他没有告诉杨旸自己已经结婚了。杨旸也一直以为郭晓斌是个
钻石王老五。
就这样，郭晓斌经常捧了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杨旸，因为他知道杨旸特别喜欢鲜花。郭晓斌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旸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郭晓斌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旸聊天，带她去十三陵。为了追求杨旸，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ABC开始学习。杨旸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旸也知道，郭晓斌到北大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郭晓斌来了两趟，实在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
只要不上课，杨旸就打电话给郭晓斌，让他开车来接自己出去玩，郭晓斌也成了杨旸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旸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她鲜嫩的手背上马上起了水泡，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她捂住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立即想到了郭晓斌，刚打完电话不久，郭晓斌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她去了
医院。
从医院出来后，杨旸真诚地说：“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生意，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郭晓斌听后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啊。”他的口气似乎是在保护一个小妹妹，让杨旸心里倍感温暖。
随着与郭晓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杨旸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每次看到郭晓斌，杨旸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执著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杨旸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有时候下课了，杨旸经常幻想郭晓斌会站在教学楼或宿舍楼的门口等自己，她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无论如何，只要能跟郭晓斌在一起，她就是快乐的。当然，杨旸知道自己跟郭晓斌的距离是很远的，人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青年富商，而自己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加上年龄也相差10岁，杨旸一下子还跨越不了这些心理障碍。尤其是陪郭晓斌出去应酬的时候，别人都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和郭晓斌敬酒，杨旸知道人家都是冲着郭晓斌来的。
杨旸从内心里并不喜欢郭晓斌的那些大款朋友，她觉得那些人俗不可耐。有一次她跟着郭晓斌去赶一个饭局的时候，轻声劝郭晓斌少跟他们来往。郭晓斌说：“我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
在杨旸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郭晓斌优秀的男人，但在他心目中他们跟郭晓斌相比都黯然失色。杨旸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郭晓斌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郭晓斌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杨旸心里融化成她对郭晓斌的爱恋，不可磨灭。郭晓斌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杨旸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求学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并喜欢郭晓斌对自己的关照。
有一天，郭晓斌突然让杨旸下课后去亚运村的
罗马花园。杨旸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旸近一点，郭晓斌在
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旸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杨旸很意外地见到郭晓斌的家里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杨旸一下子愣了，其实当时杨旸跟郭晓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郭晓斌这样做明显是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旸当时也默认了，郭晓斌跟杨旸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你就搬过来住吧，杨旸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的时候，提出给她拍几张照片。她在拍照的时候还摆了一些镜头感很强的动作，并且让我尽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2002年9月9日，杨旸的一审判决书下来了，作为法院工作人员，我事先知道了杨旸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因为一直关注杨旸的案子，我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监狱为杨旸宣判，想在杨旸得知判决结果后再次采访她。
初秋的阳光非常刺眼，进入秦城监狱后我却感到了丝丝凉意。说真的，虽然秦城监狱的名头如雷贯耳，但真正进入监狱内部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按照监狱的规矩走过层层关卡后，我跟随法警把杨旸从监号里带了出来，她知道我们是来给她宣判的，但她努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监狱大楼西侧的一所平房边上，这个地方是专门为死刑犯宣判的，宣判后警察会在法官的监督下为死刑犯戴上死囚特用的手铐，警察们说这叫“搋子”或者“死搋”，意思是说，如果死刑犯上诉没有被改判，将会带着这副“死搋”走上刑场。
一般手铐是戴上即可，而“死搋”需要用重磅油锤砸，就是在死刑犯的双手各套一个用钢筋制作的有铆口的铁圈儿，然后用钢筋楔子直接楔入铆口，靠人力是无法打开了，除非用锯条锯断钢筋才可以打开。
杨旸被带到宣判现场的时候，跟杨旸同时被宣判死刑的9名犯罪嫌疑人都被砸上了“死搋”，有的在哭喊冤枉，有的泪水长流，有的默默无言，现场气氛仿佛降低到了冰点。所有的警察和法官都严阵以待，唯恐某个死刑犯会突然闹事。显然，等待宣判的杨旸也注意到了这些，但她一直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杨旸跟我已经认识，在法官为别人宣判的时候，杨旸悄声问我关于她的判决情况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判的吗？”因为涉及审判秘密，在法官没有宣布之前，我不能向杨旸透露，只好轻轻摇了摇头。杨旸的脸上立即没有了表情。
2分钟后，法官开始宣布杨旸的判决。判决前，法官问杨旸对今天有没有思想准备，杨旸说有。显然，杨旸与同监号的女囚们不止一次交流过，也肯定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了刑法，她清楚自己的罪刑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怜香惜玉的法警唯恐杨旸听到判决结果后会晕倒，问她宣判时要不要搀扶，杨旸说不需要。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时，她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后转而坦然，我问她的感想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我做了，就会勇敢地去承担，但我要上诉。”
根据这两次采访的情况，我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女与尖刀》的纪实文章，发表在我供职的《法庭内外》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用了杨旸在监号里隔着铁窗的大幅照片。因为《法庭内外》杂志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国发行的法制新闻月刊，这篇文章在社会和法院内部都引起了一些反响。《文摘报》、《作家文摘》等媒体相继转载，还有一些读者专门打电话跟我交流“杨旸杀人案”的有关看法。在法院内部，杨旸一案也引起了很多议论。
当时，关于杨旸一审的判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旸死有余辜，原因是杨旸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又亲手杀死了情夫郭晓斌，手段太残忍；另一种说法是“太可惜”，理由是杨旸是被郭晓斌欺骗后成为郭晓斌情妇的，郭有错在先，杨旸杀人是在无奈之下的激情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大，应该给她生的机会。
由于此案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此案非常谨慎。杨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3月13日开庭二审杨旸杀人案。
庭审时，杨旸显然消瘦了许多，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在最后陈述中杨旸说：“我跟郭晓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告诉我他没有结婚我才跟他来往并成为他女朋友的。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去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
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据主审法官符忠良讲，本案改判的依据一是被害人郭晓斌隐瞒已婚的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杨旸恋爱并
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济南会议”中关于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中“慎杀”的意见。
先后4次庭审和宣判，我亲历了全过程，这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以来唯一全程跟踪采访的一个案件。在多次的接触中，杨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她的年轻漂亮，而是因为无论怎样挑剔，杨旸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极好的女人。她的话语和讲述几乎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包括她的泪与笑。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给我留下的印象超过了一切。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她为什么会这么理智和冷静？难道杀人也仅仅是畸形和偏执性格的原因吗？
因为法院已经终审宣判杨旸死缓时，她在哽咽之后，显然放松了许多。加上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她很坦然地接受了采访。尽管采访时法官和法警们都在场，她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
在谈到她羁押期间的生活时，杨旸说，监狱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锻炼身体一个小时，主要是做仰卧起坐和慢跑，2年的羁押生活都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杨旸告诉我，在监狱里主要是在读书，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外语上，希望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监狱里的每个房间都发了《法律通则》等法律读物，在被羁押的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当然，有时候她也读一些名著，比如林语堂的书。有时候到管教那里借书来看，管教也给她很多鼓励，鼓励她多设计一下自己将来的路，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杨旸告诉我，她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她想认真过好每一天。在监狱里，杨旸在排解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一点，杨旸说她有三个收获：一是在个人修养方面一定要加强；二是性格方面过于偏执，以后要磨炼自己的性格；三是要学习法律，以后遇到事情要求助于法律。杨旸说，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比较顺利，承受生活挫折的能力比较差，原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与郭晓斌的事情，如果早与父母商量一下就好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杨旸感到特别后悔，感到特别对不起家人。以后人生的步伐要稳健一点，生活上要有计划，不能因为生活的挫折改变追求的目标。
在监狱里，杨旸告诉自己一定要活得坚强。因为她对生总是抱着希望，杨旸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将来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杨旸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看守所这个地方。杀人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感谢党和法院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珍惜这次机会。终审判决等于让我获得了新生，下一步我一定要认真做人。对于父母，我是巨大的不孝，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改造。现在无法为父母做什么了，但我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别再为我操心，这就是我最大的孝心了。杨旸还告诉我，她父亲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上，时刻思念牵挂着她。
杨旸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到了新的地方，在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的同时，希望能够再继续读书，将来在监狱里争取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她还会爽朗地笑起来；之后在秦城监狱，我见到杨旸时感到的却是木然甚至是淡漠，甚至宣判她死刑时她都非常坦然地抬起双手让法警给她砸上“死搋”。而在法庭上，杨旸每次都会痛哭流涕。问起这些泪与笑的变化，杨旸说，当初的笑是因为回忆起与郭晓斌曾经的美好爱情；之后在法庭上的哭泣是回忆起她在痛苦中度过的爱情和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以及犯罪之后的悔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不可亵渎，为自己的错误而哭泣；而现在哭泣是经过两年的羁押和一年多的审判，听到最终判决后激动和感激的哭，是感谢政府和法院给她一个改造的机会。
杨旸还告诉我，她在监狱里从来不哭，尽量保持愉快，不能因为哭泣影响他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由自己承担。杨旸还说，这2年来我考虑了很多后果，在我住的监室里，判什么刑的都有。但我认为我罪不该死，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在监狱里我就想，如果上诉后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的话，那说明我罪有应得，应该以生命赎罪，我决不会哭，而且一定会坦然赴死。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旸说，我要怀着一辈子感激的心情好好活着、好好改造，因为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这个社会以及我的亲人，我不能辜负社会和我的亲人。
杨旸与郭晓斌同居后，因为生活在一起，郭晓斌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她了。有时候郭晓斌用闽南方言打电话，杨旸隐约能听出来他一些事情瞒着自己。虽然杨旸在闽南长大，但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旸听郭晓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听出了异样。
有一次，郭晓斌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让杨旸无意中听到了。杨旸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和孩子。杨旸没有直接询问郭晓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郭晓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郭晓斌比较熟悉。但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不肯对杨旸说，只说：“郭晓斌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
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旸明白了一切。虽然杨旸爱郭晓斌，但她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对这件事情，杨旸非常生气。有一天，杨旸拉住郭晓斌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还没等开始说话，杨旸就呜呜地哭了。杨旸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郭晓斌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在杨旸眼里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的确令人动容。他对杨旸说自己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郭晓斌说：“我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得爱情，本来一直想
离婚，但后来有了孩子，离婚的事情就拖下来了，自从认识了你，我不想再跟妻子将就着过日子了，我会尽快离婚，然后娶你。”这一次，郭晓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旸之前曾经有一个女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郭晓斌。
杨旸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但现在有了个孩子，小孩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
郭晓斌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分。”杨旸见郭晓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杨旸怀了郭晓斌的孩子。因为她还是在校学生，又是第一次怀孕，她很害怕，但为了不影响学业，也不想因此牵掣郭晓斌，杨旸就悄悄地跟郭晓斌商量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旸都耿耿于怀。杨旸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这是后来她与郭晓斌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更深的矛盾是郭晓斌是否真正离婚，然后娶自己。
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
杨旸打胎后，郭晓斌加倍呵护杨旸。但每次杨旸追问郭晓斌离婚的事情时，他总是说：“我的孩子那么小，如果现在离婚的话，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杨旸只好说：“我给你一段时间，但只能是在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情人。”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只有22岁的杨旸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郭晓斌分手，而且杨旸也越来越离不开郭晓斌了。一是两个人都在北京，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杨旸上学期间没有收入，也无法独立生活，只好靠郭晓斌的资助来维持她的开销。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杨旸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说假如杨旸果断地离开郭晓斌，就不会出现后来杀死郭晓斌的情况了。对此，杨旸在监狱里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思，她深刻明白法官的话是非常理智的，但遗憾的是杨旸到了法庭上才听到。但反过来说，即使当时有人提醒杨旸，她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对于情窦初开的杨旸而言，她与郭晓斌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延续性，不可能割裂一段生活，重新开始另一个阶段。尤其是对于需要资助而又有些虚荣的杨旸，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美丽的花衣裳，都是杨旸所需要的。如果杨旸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初恋，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
现在看来，杨旸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后来的拔刀相向。
杨旸的情妇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但郭晓斌的妻子在杨旸心里一直是个疙瘩。一个刚刚开始初恋的女孩子，面对所爱的男人和他的家庭，情绪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杨旸在生活上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无缘无故地跟郭晓斌吵闹，但郭晓斌一直让着杨旸。
这个期间，郭晓斌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但她的存在，对杨旸而言是一种耻辱。郭晓斌多次对杨旸说，你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你是在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下与我相爱的，你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我事先欺骗了你。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杨旸跟郭晓斌一起回
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杨旸和郭晓斌到了厦门，杨旸催促郭晓斌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杨旸说：“你要自己作出选择，要么
离婚，要么我们分手。这次回去过春节，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了。不然我们就分手。”郭晓斌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对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
郭晓斌略带为难的表情还是被杨旸看出来了。当天下午，郭晓斌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杨旸为了坚定郭晓斌跟妻子摊牌的决心，就说：“我送你一段吧。”
郭晓斌答应了，两人开车离开厦门。当郭晓斌驾车快上
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杨旸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杨旸要跟着他到泉州去闹事，催促自己离婚。在车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杨旸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郭晓斌越让她下车她越不下。她赌气地说：“我今天就跟你回泉州，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其实，杨旸根本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她出门送郭晓斌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
没想到郭晓斌也不示弱，他恨恨地说：“走就走，一起去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在高速公路上，气哼哼的郭晓斌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杨旸要到泉州。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郭晓斌开玩笑。因为这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旸的存在。
一路上，郭晓斌告诉杨旸，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为了防止杨旸做出过激行为，郭晓斌劝慰说：“你要我跟赵丽晶离婚，我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
但杨旸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我们这个关系得弄清楚。你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这样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他们一路争吵着到了泉州，但杨旸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毕竟自己的身份很尴尬，郭晓斌只好把杨旸安排到酒店住下。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杨旸只好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杨旸咬着牙对郭晓斌说：“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着办吧。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泉州。
在杨旸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晚上郭晓斌跟妻子讲了杨旸的事情，提出离婚。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郭晓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大年三十的晚上，郭晓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郭晓斌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没想到，他们刚到北京，郭晓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随后赶来，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旸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郭晓斌的父母来北京后跟郭晓斌和杨旸一起住。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郭晓斌和杨旸吵架，郭晓斌的妈妈就说：“你们吵什么，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她不是对你好吗？这么好还吵架？”
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杨旸跟郭晓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郭晓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杨旸拿的，杨旸百口莫辩。这使得杨旸与郭晓斌两人冷战了一个多月。在父母面前，郭晓斌对杨旸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这次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旸伤害特别大。
杨旸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郭晓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杨旸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他们无法拆散郭晓斌与杨旸，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他们坚决反对郭晓斌跟赵丽晶离婚。
这是1999年的上半年，杨旸只有22岁。到了下半年，因为学业结束杨旸离开了北大，跟郭晓斌生活在一起。由于她与郭晓斌矛盾的出现，杨旸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杨旸出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是逃避她与郭晓斌的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杨旸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她的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他们也希望杨旸能够出去读书。对杨旸出国读书，郭晓斌也很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旸去了瑞士，在苏黎士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杨旸本来以为，这样远隔重洋，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冷静下来。郭晓斌的越洋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打到瑞士，有时杨旸正在上课，她的手机都会突然响起来。
杨旸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晚上杨旸把手机关掉，郭晓斌找不到，他能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打电话，直到找到杨旸。郭晓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杨旸同事喊杨旸接电话，杨旸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旸的时候，他就骗杨旸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正在机场呢，让杨旸同事满酒店里找她接电话。
杨旸到瑞士的第一个月，仅仅是打越洋电话，郭晓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这更使杨旸坚定地认为郭晓斌是深爱着自己的。杨旸在瑞士的学习是3个月一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郭晓斌就打电话给杨旸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杨旸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杨旸就回国跟郭晓斌团聚。杨旸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杨旸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当时杨旸和郭晓斌两个人虽然有点矛盾，但他们分开后还是互相想念，每次团聚都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杨旸眼里，身为商人的郭晓斌慢慢变了，他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杨旸回国都发现郭晓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质化，这大概是郭晓斌长期在商场拼搏沾染上很多商人习气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郭晓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
在郭晓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跟郭晓斌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郭晓斌的影响很大。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广州一个、深圳一个、香港一个，还有5个孩子。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杨旸不喜欢郭晓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郭晓斌经常在夜总会的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杨旸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恰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唱歌，杨旸看见郭晓斌把手放在歌厅小姐的腿上。杨旸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郭晓斌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郭晓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杨旸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杨旸很不给他面子，把自己的客户得罪了，非常生气。他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见杨旸还不依不饶，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她脑袋打过来，把杨旸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
慢慢地，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郭晓斌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在杨旸眼里完全变成了商人。杨旸很痛苦，有时候她问自己：“你是爱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但他现在已经变了，杨旸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在杨旸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她从瑞士回国看望郭晓斌。这一次仍然是不欢而散，两人心灰意冷地去机场的时候，郭晓斌在路上告诉杨旸，在杨旸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郭晓斌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
杨旸听后非常生气，觉得郭晓斌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但郭晓斌解释说：“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我们也不会吃亏，因为将来
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郭晓斌还告诉杨旸说，这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郭晓斌的父母提出来的。杨旸一听就明白了，郭晓斌父母的用意是让他们巩固夫妻感情。
杨旸伤心了，郭晓斌那么热情地把自己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恩爱，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情妇的角色。自己转身一走，郭晓斌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深爱着郭晓斌的杨旸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机场，杨旸催促郭晓斌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但郭晓斌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一副左右为难的神态。
就在首都机场，杨旸临时决定去泉州去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杨旸找了个借口让前来送行的郭晓斌离开机场，接着转身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泉州。
在飞机上，杨旸正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道。一下飞机，杨旸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赵丽晶喝下去。同时，在寻找接近赵丽晶借口的时候，杨旸想起郭晓斌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她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赵丽晶自己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
杨旸和赵丽晶见面后，赵丽晶询问自称是香港户籍办理人员的杨旸，如何办理移民香港的户籍。杨旸说移居香港要作身体测验，说完就给了赵丽晶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杨旸就让她喝了水银。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杨旸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飞回了北京。
赵丽晶喝完水银后，见杨旸神色慌张地离开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立即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郭晓斌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马上明白是杨旸干的，郭晓斌当天立即飞回泉州处理。
而此时，杨旸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
回到瑞士后，杨旸一直忐忑不安，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而赵丽晶被杨旸下毒后，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医治，之后赵丽晶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但杨旸已经离开国内，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对郭晓斌渐渐失望了，打算跟他分手。恰好这个期间，杨旸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旸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
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杨旸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杨旸妈妈也强烈地要求杨旸跟郭晓斌分手。杨旸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将来在国外定居；二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三是逃避与郭晓斌的感情。虽然郭晓斌因为杨旸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旸，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郭晓斌为办签证的事情也是跑前跑后。
这时候，杨旸和郭晓斌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杨旸跟郭晓斌同居，现在郭晓斌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杨旸。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杨旸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杨旸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郭晓斌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郭晓斌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杨旸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郭晓斌回来，一见杨旸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杨旸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郭晓斌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杨旸没有走，郭晓斌把门打开，他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旸问了郭晓斌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杨旸，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杨旸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杨旸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杨旸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郭晓斌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杨旸摁在床上，疯狂地跟她做爱。
完事后，郭晓斌睡着了，但杨旸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杨旸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郭晓斌醒了，看到杨旸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一边抢夺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杨旸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追打杨旸的时候，郭晓斌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杨旸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郭晓斌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杨旸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杨旸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杨旸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杨旸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杨旸立刻把刀拔出来，他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郭晓斌突然把杨旸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
杨旸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郭晓斌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杨旸说：“我要带你一起走。”然后杨旸把郭晓斌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
杨旸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郭晓斌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杨旸把郭晓斌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杨旸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一个更大的箱子。
等杨旸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在打电话报警。杨旸知道是保姆发现了郭晓斌，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杨旸下楼到郭晓斌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几天后，杨旸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下来。直到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
2001年6月28日上午9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有人报称，郭晓斌被人杀死在家中。经法医检验，郭晓斌身上有十几处刀伤，死亡原因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导致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报案的5小时之前，也就是6月28号凌晨的4点钟左右。
发现死者并拨打110的，是郭晓斌家雇佣的清洁工。6月28日上午9点钟。当时，清洁工打开房门，准备对房间进行清扫时，发现郭晓斌倒在血泊中。在郭晓斌卧室的床上和墙壁上，有大量的血迹。
据报案的清洁工反映，这套住所平时只有郭晓斌一人居住，而且她一进屋就发现了异常并马上报了警，可是侦查员在勘察现场时断定：屋里的东西有明显的被整理和打扫过的痕迹。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了解，发现这个楼道陌生人很难进去，因为进入楼道需要房卡或者是按门铃楼上的人开门才能进去。从现场来看，房门和窗户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砸被撬的痕迹，另一方面现场死者穿得很少，仅仅穿了一条短裤，通过这些情况的分析，警方认为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郭晓斌被杀后，警方在现场提取了一枚足迹，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和判断，断定是一个女子的足迹。侦查员立即将调查重点转移到与郭晓斌接触的女性身上。同时侦查员调取了案发当天该楼的监控录像。在案发这段时间录像中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形迹十分可疑。 经过郭晓斌的家人对录像仔细辨认，这名女子就是郭晓斌生前的情人杨旸。
杨旸为什么会在案发的那段时间出现呢，案发现场的足迹会不会就是杨旸留下的呢？一系列的疑问在侦查员的头脑中汇集，侦查方向也逐渐地转向了情杀的范围。就在这时，郭晓斌的家人反映，郭晓斌平时驾驶的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灰色奥迪A6轿车不见了踪影，杨旸也联系不到了。警方初步判定，杨旸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1年9月23日，在案发的两个多月后，朝阳警方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对杨旸进行电视通缉，同时警方还征询郭晓斌的那辆银灰色奥迪A6轿车的线索。
就在《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警方接到了一名群众的举报，称有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银灰色奥迪A6轿车一直停在朝阳区双龙小区的停车场内。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车辆，果然这辆车正是郭晓斌生前驾驶的奥迪A6。
杨旸为何会将这辆车遗弃在这里，她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找到她呢，侦查员决定先将这辆车依法收缴，因为侦查员感觉，如果杨旸果真藏匿在不远的地方，她就一定会发现这辆车已经被警方扣留。在这种情况下，有过出国经历的杨旸，很可能会仓皇出逃。 于是警方就从出入境的关口上进行了布控。从火车站、机场、海关等各个方面加大了控制的力度。
2001年10月8日清晨，北京下起了蒙蒙的细雨，突然有人打来了举报电话，说杨旸准备去某使馆办理签证，侦查员火速赶到了该使馆门外。警方在蹲守的过程中，从使馆里走出了一名女子，经过警方分析和对照片的比对，应该就是警方所要寻找的犯罪嫌疑人杨旸，警方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侦查员，杨旸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慌乱，或许她早就意识到自己会落入法网。被带回刑警队后，杨旸始终是一言不发、低头沉思。也许杨旸怀着一种特别绝望的心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所以在警方的审讯中她一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一直保持沉默。后来经过很长时间，警方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慢慢地打消了她的顾虑，杨旸就一点点地交代了她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事实认定，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这起案件全部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可是，一到检察院，杨旸就推翻了自己在公安局的证词。
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案件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进行起诉。可是，到了检察院，杨旸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害郭晓斌，而是在与郭晓斌争执中，防卫过当才造成了郭晓斌的死亡。检察官对杨旸的每一点辩解都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在法院庭审当中，杨旸为自己辩解她是出于正当防卫，那么在正当防卫过程当中，不慎将郭晓斌杀死的。从被害人郭晓斌的伤情来看，刑事科学鉴定表明，他身体上受了十几处的刀伤，他的致命伤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 致左肺、肝脏破裂，失血性死亡，而杨旸身上的刀伤可以说没有，只是身体部位有一两处的划伤。另外从性别差异上检察官分析，杨旸是一个娇弱女子，在和郭晓斌打斗当中，如果是郭晓斌手中持刀，那么面对身强力壮的郭晓斌，杨旸是否有能力把刀抢过来，进行自卫呢？案发以后，如果是一种正当防卫行为的话，那么一般的公民的反应是马上报警，但是杨旸相反，从暂住地一直把东西运走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积极的办理出国手续，所以说她逃避法律追究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此根据这些客观情况，检察院和法院都认定杨旸犯罪不属于正当防卫。
就在检察官刚刚驳回了杨旸的辩解时，被害人郭晓斌的家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杨旸除了故意杀人罪以外，还涉嫌盗窃罪。郭晓斌的家人提出来，杨旸曾经开走过一辆帕萨特轿车，这辆车应该是属于郭晓斌的。
在查清了案情，补充了大量的证据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杨旸提起公诉。2002年9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杨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到判决后，杨旸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杨旸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人民币1.5万元。至此，这起案件从起诉，到终审判决下达历经一年半之久。
关于杨旸的性格特点，承办杨旸杀人案的李瑞明检察官对她的评价是：杨旸这个被告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感觉到她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杨旸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她将被害人郭晓斌杀死，她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她心里应该非常明知，但是杨旸非常轻松，情绪一点儿都不紧张，不排除她是用外表的这种轻松，来掩盖她内心的恐惧。第二感觉杨旸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一个人。因为无论怎么样，郭晓斌跟她保持了长达一两年的同居关系，但是在郭晓斌不能满足给她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她大动杀机。
对于杨旸杀人案件，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从杨旸的方面来考虑，杨旸作为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在发现了被害人有家庭的情况下，仍然是苦苦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从被害人郭晓斌角度来考虑，郭晓斌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却涉足于这种婚外情，所以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这个案件应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每个人来说，爱情、婚姻观它都应该是一种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这个义务体现到一种社会义务，和对他人家庭负责的义务。
而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杨旸，谈起自己的犯罪时这样说：“我母亲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我父亲非常朴实的，而整个家庭被我一下子毁于一旦了。我真的感觉我有罪，这种感觉无时无刻都横在我脑袋上面，我好像一抬头就能看到，时时刻刻提醒我，我使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陨落了……”
第二章:绝地反击,美女主持拘禁前男友
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的监号里走出来的24岁的高璐，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清新得像五月的铃兰，不带侵略性地翩然走来。让人无法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南昌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这个“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亚军，这个单纯得连犯罪都在所不惜的女孩，却在像罂粟一样充满诱惑的爱情面前，变得伤痕累累神魂颠倒。最后为了索要欠款，奋不顾身地和自己的新婚丈夫闫舒洋非法拘禁了前男友陈桦昕，因此而身陷囹圄。
2006年11月17日，在本文记者和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的两位记者对高璐进行独家采访了两个小时之后，朝阳法院法官向她宣读了以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一审判决。宣判后，由于难以相信和接受判决结果，高璐手持判决书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她甚至不愿意在宣判笔录上签字，但最终她还是用悔恨的泪水接受了现实。临别的时候，高璐搂着给她宣判的女法官刘葳抽泣了很久。在回监号的时候，高璐更是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朝我们张望着，并在进门的最后瞬间深深地给我们鞠了三个躬。
那一刻，我和刘葳的眼泪几乎同时刷地一下涌了出来。看惯了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刘葳法官能够为一名犯人而流的眼泪是极其珍贵的。而我采访过数以百计的被告人，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为一位吸毒的母亲，一次是为这个被爱情深深伤害了的高璐。
无论是我们的还是高璐的眼泪里的盐分，都无法清洗高璐所受到的爱情伤害，那是像罂粟一样的有毒的爱情。
给高璐带来爱情伤害的这个男人叫陈桦昕，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件中，他的角色最后却变成了“被害人”。
2005年9月，高璐不会忘记那个给她带来噩梦的夏天，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高璐应一家时尚杂志社之约，来到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广告照片。为高璐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是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30岁的年轻人。
在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不同造型之后，累了半天的高璐匆匆离开工作室赶赴下一个拍摄地点。因为高璐有着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很多时尚媒体都纷纷请她做模特，而高璐为了用自己赚的钱解决学费和平时的花销，也非常喜欢这种闪光灯下的日子，况且自己毕业后还没有最后确定工作去向，下一步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花销，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个性好强的高璐仍然不停地奔波着。
高璐刚刚走出工作室，没想到那个操着广东口音的摄影师却随后追了出来，并叫住高璐递给她一张名片。此时，高璐才知道，这个摄影师叫陈桦昕，正是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
外表精干的陈桦昕在刚才的拍摄过程中专注的工作状态，给高璐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当陈桦昕很绅士地索要她的联系方式时，高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陈桦昕。因为陈桦昕说：“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我这里，我愿意为你效劳，给你拍摄更多更好的照片，我跟很多时尚媒体有合作关系，可以把你的照片上封面。”
上封面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愿望，高璐也不例外，可在陈桦昕嘴里，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小菜一碟，这无法不使高璐感到快乐。她爽快地答应下来，而对于陈桦昕提出的给她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请求，高璐答应得同样爽快。
陈桦昕没有食言，自从这次见面之后，陈桦昕的电话和短信像大海涨潮的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早晨起床的时候，高璐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该起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早早睡吧，女人的美丽是睡出来的，梦里要梦到我”；即使是行走在路上，高璐都会收到一些满含着款款深情的温情提示，几乎句句都是高璐想要的贴心的话。
23岁的高璐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关心过。高璐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
离婚了，她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虽然在一家
房地产公司当老总的父亲也给予了高璐很多的关怀，但是父亲毕竟再婚了，不可能经常和她在一起生活。高璐无论是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要强，上大学之前，她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高璐生活上也非常独立，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尽管百万富翁的父亲和收入不错的母亲会争着给高璐很多钱，但她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节假日打工来赚钱养活自己，在上大学的4年里，高璐先后在很多不同的公司打过工，干过推销员、模特等等很多工作。
高璐的性格中除了有超出同龄人的坚强之外，还有超出同龄人的敏感。在高璐23年的情感旅程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陈桦昕这样对自己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快陷入了陈桦昕为她编织的情网之中。
高璐虽然个性坚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单纯得近乎透明的女孩，她坚信自己真诚的付出一定会收获别人善良的笑脸。但她却想不到，这场爱情却像罂粟一样，灿烂至极的鲜花背后，却是一种蚀骨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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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女囚鲜为人知的生活：女囚档案 作者：丁一鹤
序
总序一 真实的震撼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倪寿明
丁一鹤的这套《解密案卷》系列丛书，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真实不但是新闻的生命，更是纪实文学的生命。为了强化这种真实，丁一鹤向我们展示了案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最原始的材料，这些鲜为人知的供词、笔录，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真实得令人震撼！
法制纪实作品的生命就是真实！丁一鹤谈起他的法制纪实作品时，常常说他文章的情节“无一处无出处”，所有情节都来自于他采访的素材和案件卷宗。真实难吗？当然很难。有些新闻记者说，那个案件我也采访过，可没有发现丁一鹤所写的那些细节！其实不是没有！是你的采访不深入。丁一鹤关注一个案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无论旁听庭审、采访当事人、查阅卷宗、采访法官等等“功课”，他做得都很认真。熟悉丁一鹤的法官都知道，他是最不好应付的记者，他一定要看到卷宗、采访到当事人或者被告人才可以。当然，丁一鹤本人是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有便利的条件，能够相对容易地得到法官的批准，查阅案件卷宗。这就保证了作品的真实性，也为《解密案卷》系列中引用一些判决书和与案情相关的其他材料提供了方便。正是这些材料，在他的梳理下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案件发生和审理的全貌，让读者看了十分过瘾。
真实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作品好看好读，还要加上作者独到而细致的观察和判断。一个线索，能从陈旧的表面现象背后看到新鲜独到的东西，这就是判断的功力！一个案件，你能从不同的线条中找到一个别致的主线，这就是选择的功力！把一件真事写得具有新闻性、传奇性、可读性，还要有提炼主题、选择角度和结构文章的能力！没有深入的采访和敏锐的触角，是难以做到的。这需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热爱，投入心血。在个别案件中，由于关注点不同，涉案人员的有些人生经历，法官不一定完全清楚，丁一鹤却要梳理清楚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和案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他在采访中常常挖出许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故事和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为他的文章增光添彩。
想要作品好看，足够的文字功夫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生活远比虚构的故事精彩，但具体到某个案例中，能够把案件故事讲述得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并且讲出点社会意义或者人性特点，这就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舞出精彩来。深入的采访、独特的角度、深厚的文字功底，是一个纪实作家必备的素质。
来自真实的震撼，加上理性的法律思考和人文关怀，正是丁一鹤这套图书的突出特点。
丁一鹤是我的朋友，嘱我为这套书写几句话，无法推辞，写上点滴感想，是为序吧。
总序二 人性的审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
丁一鹤的《解密案卷》系列丛书请我作序，我欣然接受。原因有三：一是我熟悉丁一鹤；二是我熟悉丁一鹤所写的这些案件；三是这些案件对读者对社会有借鉴意义。
我熟悉丁一鹤是在8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和政治部的工作。当时，按照上级要求法院要接收几个军队转业干部，在众多被挑选的人员当中，丁一鹤是入围的3人中最年轻的，而且在部队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当过连队干部，做过集团军和师、团的新闻干事，还担任过编辑记者和首长秘书，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能写会画，是一个不错的政工干部人选，当时我们已经决定要他。但是一个月之后，这小子却被高级法院挖走了，并创刊了一份法院的内部刊物《北京法官》。
这是我认识丁一鹤的开始，之后我调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依然分管刑事审判和政治部工作。这个期间丁一鹤在研究室工作，担任《法庭内外》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他在《法庭内外》工作的5年间，撰写了大量法制纪实文章，除了在全国上百家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外，还先后出版过11部法制纪实图书，这些图书很受读者欢迎，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多种丁一鹤图书的盗版，他的作品被很多报刊和门户网站连载转载。在新浪网的读书排行榜上，丁一鹤的《解密北京大案》和《死囚档案》两本图书，位居时政类图书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我愿意作序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熟悉丁一鹤图书中的这些案件。在《解密案卷》系列的图书中所涉及的案例，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件，有反映女性犯罪的《女囚档案》，有反映官员腐败的《落马官员档案》，有反映新型案例的《中国第一案》，也有反映知识产权审判的《知产名案》。书中的很多案件是我作为主管院长督导过的，也有些案件是我亲自担任二审审判长参加过审判的，其中很多案情当然熟悉。
丁一鹤撰写的这些法制纪实文章，全部取材于北京市各级法院审判的案件，其中刑事案件占了很大比例。我在高级法院担任副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分管刑事审判工作，也分管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所以对丁一鹤《解密案卷》系列中的很多案件，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解密案卷》系列第一部《女囚档案》中，马秀琴制造的京城最大贩毒案，打工妹吴金艳杀人无罪，童琇琳雇凶复仇后回国自首，都是近几年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我愿意作序并向读者推荐这套书的第三个原因是，丁一鹤撰写的这些法制纪实文章，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法律研究者而言，都有借鉴意义。读者看了，可以在消遣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深思。而对法律研究者和工作者而言，这套图书囊括了近5年来北京法院审理的大案要案的全貌，并分门别类地通过纪实的方式展示给大家，可以清楚地梳理北京法院审判工作的特点。
我认为丁一鹤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感很强，很多扑朔迷离的案情令人震撼。这些震撼既来自于案件本身，也来自于丁一鹤的理性思考和对涉案人物的人性关怀。丁一鹤的长处和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在于：他能够把对案件事实的刻画与深沉的思考融合得非常到位，非常自然，没有附加的痕迹。他的讲述看起来很平淡，却有人性的哲理，他的思辨没有戴着呆板的哲学家面孔，而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用草根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
善于思考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作品写出来也必然有深度。丁一鹤的法制纪实文章不仅仅是讲述案件本身，他最关注的是案件中的人，所以他在更多的笔墨落在“人”上，他善于用典型的动人的细节，凸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灵魂深处的本质感受。这是他的法制纪实作品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读他的作品有一种极其亲近感的根本原因。
法官是用法律的标准进行审判，丁一鹤是用人性的标准进行审判，这套图书在法律和人性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第一卷 花溅泪
第一章:手刃情夫,空姐血溅富商花溅泪
按照常规来说，一个案子终审判决之后就算尘埃落定，不该再去触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岁月烟尘。但是，5次追踪采访杀人空姐杨旸，却给我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记载着杨旸不同的心路历程。是泪，是笑，都犹如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
2006年11月，我再次在电视上看到杨旸的访谈，顿有恍若隔世之感。我没法不感慨，杨旸杀人案已经过去5年多了，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她。
我之所以首先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讲述空姐杨旸的故事，原因有很多，首先，她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之后采访的第一个死刑犯，也是第一个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女犯。其次是杨旸杀人案至今余波未平，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说不定杨旸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某个演出舞台上主持节目呢。
为了解杨旸的最新动向，我在网上键入“空姐、杀人、杨旸”这几个关键词，立即出现了上千条相关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的发布者大多是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传播比较广泛的主流媒体，甚至在网上还可以看到多家电视台对杨旸最新报道的几十分钟的电视画面。
我是最早也是最全面报道杨旸杀人案的新闻记者，先后多次采访过杨旸，也写下了关于杨旸几万字的文章。后来杨旸被改判，是我写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很多人把杨旸的改判归功于我的文章，甚至有位老先生在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专门提到我采访杨旸之后引发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法院的朋友开玩笑说，杨旸要是出狱，第一个就是找你谢恩。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无言以对，只好笑笑说，饶了我吧！
客观地说，很多人关注杨旸，是因为她是空姐，有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加上我在文章中对她的定位既是杀人犯，又是受害者，因此很多人怜香惜玉起来。我记得在第一次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媒体予以转载，当时杨旸杀人案尚在二审阶段，就有一位姓宋的先生辗转打电话给我，要通过我联系见杨旸一面。被我回绝后，这位宋先生非常执著，声称要亲自到法院找院长为杨旸求情，后来这位宋先生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到了杨旸亲友的联系方式，据宋先生说，后来他还真的跟正在服刑的杨旸开始了通信，似乎有鼓起杨旸生活风帆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怜香惜玉，也就罢了，但是还有更极端的。2006年3月12日《黑龙江晨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一些情况。这篇文章除了摘抄了部分我以往对杨旸的报道外，还找出一个很好玩的新闻由头，说是一个内蒙古青年跑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门口，哭着喊着要见杨旸一面，还说正是看了杨旸杀人的报道，他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在这篇名为《高墙内外的特殊对话，内蒙古痴情男子要见杀人空姐》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杨旸，一个柔弱而美丽的女子，在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后不能自拔，最后亲手杀害了自己所爱的人。2006年1月，杨旸的案件被央视报道后，一名叫杨军的男子(化名)来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要求见杨旸一面，声称自己与她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看到了杨旸的报道，自己早已将相爱10年的爱人杀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旸与杨军有着怎样的相似经历呢？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对话。
2006年1月底，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文艺监区副监区长孙淑娟的平静生活被一封来自高墙外的信打破了。内蒙古青年杨军在信中称自己看了杨旸的经历感触很深，“和我相爱10年的爱人喜欢上了别人，残忍地把我抛弃了，我以她的名义买的房子也被霸占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爱人怎么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呢？我恨她，我要杀了她和她的家人。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过完正月初七我就动手……”杨军说，杨旸的经历使他暂时将自己的“杀人计划”搁置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哈尔滨见一眼杨旸，如果能见到杨旸，他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见不到杨旸，他就杀了“那个狠毒的女人”。
杨军还在信中写道：“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坐火车来到了哈尔滨，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但门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见杨旸，我说那让我见见孙大姐也行，她是杨旸的监区长，但门卫仍然拒绝了我。”杨军在女子监狱门口站了4、5个小时，就为了能在孙淑娟下班的时候见到她，求她帮忙，让他见杨旸，但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警车从自己身边开过，杨军也不知道孙淑娟究竟在哪个车上。无奈之下，杨军只得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杨军回到内蒙古之后，便给孙淑娟和杨旸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孙淑娟的信中说：“孙大姐，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为改造杨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时，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就想听你劝我几句，许多大道理我都懂，但我就听你的……”孙淑娟看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她立即拿起电话按照杨军留的手机号拨了过去，结果对方却关机了。孙淑娟脑中浮现出了不好的结果：杨军是不是已经杀人了？他是不是正在逃命？难道他已经被逮捕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交织在一起，孙淑娟急得坐卧不宁。后来孙淑娟查到杨军单位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杨军休息，周一能上班，孙淑娟一听对方的口气很平静，便猜测杨军可能没有出事，于是暗暗松了口气。她告诉对方让杨军周一早上9点给她回电话。
周一上班后，孙淑娟一直等在电话机旁。9点整，电话铃声准时响了，孙淑娟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我是杨军，请问是谁找我？”孙淑娟告诉杨军自己就是他想见的孙大姐时，杨军在电话那边激动地哭了。杨军说：“姐，我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真的，太意外了！”孙淑娟告诉杨军，她和杨旸都看到了来信，她们都很担心，怕杨军一时冲动做了傻事。孙淑娟说：“杨旸还让我转告你，如果能从头再来，她一定不会做这种糊涂事的，她劝你别步她后尘，等到失去了一切才后悔莫及……”
孙淑娟的一番话让杨军感动不已，他答应孙淑娟暂时先把这些儿女情长放一放，认真工作。孙淑娟放下电话，心情既欣慰又担忧。欣慰的是杨军暂时放弃了“复仇”的念头；担忧的是，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究竟还有多少有过和杨旸一样经历的人，他们是否都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呢？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引用了我5年前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写下的关于杨旸杀人的前因后果，因为在下一步的讲述中还要说到，就不再重复了。杨旸被改判死缓后，因为她在
福建厦门的母亲已经远嫁国外移居加拿大，杨旸的父亲户籍所在地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所以杨旸被安排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关于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情况，是我没有采访到的关于杨旸的一些情况，且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据黑龙江女子监狱监区长孙淑娟讲，杨旸刚到监狱的时候，很孤僻，整天整天不说话，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为了解开杨旸的心结，孙淑娟想尽各种办法，让杨旸办报纸，主持节目，就是想让杨旸发现自己的价值。女民警侯晓曦性格活泼开朗，没事的时候她就主动找杨旸聊天，还教杨旸学吹长笛、弹吉他。在侯晓曦的影响下，杨旸也变得开朗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4年春节前，杨旸的母亲从国外回来。这是杨旸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杨旸说，母亲那次来的时候，穿的还是5年前的衣服，头发乱乱的，人苍老得不像样子了。更让杨旸无法接受的是，母亲是拄着双拐来的。原来在杨旸出事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因为膝关节坏死而截去了一条腿。母女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太多的语言，只是不停地流泪。杨旸说，她真想砸碎阻隔母女的大玻璃，摸一摸母亲的脸，握一握母亲的手，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母亲却无法感受到她的温暖，杨旸的心就如刀割般难受。
母亲走了，也带走了杨旸的心，就在这一刻，杨旸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最爱的就是父母，最爱自己的也是父母。后来，杨旸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女儿，自从你出事之后，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身体上的病痛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心里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日日夜夜对你揪心的思念才是我真正的痛苦……这次来看你是因为我马上还要进行一次大手术，这次的结果无法预测，我怕我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杨旸告诉记者，她在监狱中积极配合民警的工作，为文艺监区办报纸，写文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所有的人。而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能有机会早日出去陪母亲。
杨旸的努力换来了好的结果。2005年10月28日，杨旸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为无期徒刑。现在，杨旸是黑龙江女子监狱业余演出队的主持人兼笛子独奏员。
1997年，杨旸在某航空公司当空姐时，在飞机上邂逅了青年富商郭晓斌。一年后杨旸到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郭晓斌的追求下与之产生感情并同居。之后杨旸发现郭晓斌在老家早有了妻子并有了孩子，杨旸不能容忍郭晓斌欺骗她，要求郭晓斌离婚与她结婚。但郭晓斌双方都无法割舍，加上生活中的纠纷，杨旸与郭晓斌产生分歧后远赴瑞士逃避感情之后，回国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这些矛盾，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也打算跟郭晓斌分手并准备到加拿大读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
留学的签证。2001年6月27日晚上，杨旸到郭晓斌家，在查看郭晓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郭晓斌发生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旸杀死了郭晓斌。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杨旸提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旸死刑，缓期2年执行。
我最后一次采访杨旸是她被改判死缓以后，经过2年的审判，2003年8月8日，这一天对杨旸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被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意味着她可以活下来。宣判后，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从2002年9月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秦城监狱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次对杨旸进行了独家专访，并与杨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两次开庭，两次宣判，加上开庭期间的提讯，我见证和亲历了审判和判决的全过程。
坐在我面前的杨旸，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主要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2年的羁押生活，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之前，杨旸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拒绝接受采访是她的人权。我尊重了杨旸所说的“人权”，但在接下来我与杨旸聊天时，明显感觉到杨旸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旸都一直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理由。在我与杨旸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她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她与情夫郭晓斌的情感历程。整个采访过程，杨旸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我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旸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杨旸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旸灿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我的后背还是感到直冒冷汗。
我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集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在第一次采访时，杨旸始终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杨旸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旸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旸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旸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旸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旸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旸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郭晓斌。杨旸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
杨旸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联合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旸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旸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旸，让她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旸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她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旸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旸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郭晓斌。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旸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旸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郭晓斌，这一年杨旸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旸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旸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郭晓斌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杨旸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旸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杨旸咨询。当时公司对空姐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郭晓斌挺诚恳地一再要求，杨旸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杨旸经常会碰到一些多情旅客的纠缠，她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儿。
后来到了厦门，郭晓斌就经常呼杨旸，约她见面、吃饭。这个期间，杨旸只回过一次电话，以没有时间推辞了郭晓斌。杨旸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郭晓斌每次来厦门都呼杨旸，但杨旸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没有理睬郭晓斌。
之后，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杨旸来到
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杨旸和郭晓斌相爱是杨旸到北京读书一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二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看电话的阿姨喊：“杨旸，你的电话。”杨旸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杨旸也“喂”了一声，杨旸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郭晓斌的名字。虽然隔了一年，但他的声音杨旸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旸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著，还记得自己。杨旸就问郭晓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郭晓斌告诉杨旸，是杨旸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旸时，杨旸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郭晓斌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杨旸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郭晓斌。
第二天，郭晓斌就开着奔驰轿车来北大接杨旸。一年多过去了，杨旸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郭晓斌时候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旸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
就这样，郭晓斌对杨旸展开了爱情攻势。郭晓斌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杨旸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杨旸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杨旸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郭晓斌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旸说：“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我要当中国第一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却让杨旸感到郭晓斌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
其实郭晓斌当时在
福建泉州老家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但当时他没有告诉杨旸自己已经结婚了。杨旸也一直以为郭晓斌是个
钻石王老五。
就这样，郭晓斌经常捧了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杨旸，因为他知道杨旸特别喜欢鲜花。郭晓斌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旸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郭晓斌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旸聊天，带她去十三陵。为了追求杨旸，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ABC开始学习。杨旸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旸也知道，郭晓斌到北大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郭晓斌来了两趟，实在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
只要不上课，杨旸就打电话给郭晓斌，让他开车来接自己出去玩，郭晓斌也成了杨旸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旸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她鲜嫩的手背上马上起了水泡，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她捂住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立即想到了郭晓斌，刚打完电话不久，郭晓斌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她去了
医院。
从医院出来后，杨旸真诚地说：“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生意，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郭晓斌听后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啊。”他的口气似乎是在保护一个小妹妹，让杨旸心里倍感温暖。
随着与郭晓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杨旸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每次看到郭晓斌，杨旸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执著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杨旸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有时候下课了，杨旸经常幻想郭晓斌会站在教学楼或宿舍楼的门口等自己，她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无论如何，只要能跟郭晓斌在一起，她就是快乐的。当然，杨旸知道自己跟郭晓斌的距离是很远的，人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青年富商，而自己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加上年龄也相差10岁，杨旸一下子还跨越不了这些心理障碍。尤其是陪郭晓斌出去应酬的时候，别人都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和郭晓斌敬酒，杨旸知道人家都是冲着郭晓斌来的。
杨旸从内心里并不喜欢郭晓斌的那些大款朋友，她觉得那些人俗不可耐。有一次她跟着郭晓斌去赶一个饭局的时候，轻声劝郭晓斌少跟他们来往。郭晓斌说：“我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
在杨旸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郭晓斌优秀的男人，但在他心目中他们跟郭晓斌相比都黯然失色。杨旸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郭晓斌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郭晓斌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杨旸心里融化成她对郭晓斌的爱恋，不可磨灭。郭晓斌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杨旸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求学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并喜欢郭晓斌对自己的关照。
有一天，郭晓斌突然让杨旸下课后去亚运村的
罗马花园。杨旸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旸近一点，郭晓斌在
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旸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杨旸很意外地见到郭晓斌的家里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杨旸一下子愣了，其实当时杨旸跟郭晓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郭晓斌这样做明显是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旸当时也默认了，郭晓斌跟杨旸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你就搬过来住吧，杨旸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的时候，提出给她拍几张照片。她在拍照的时候还摆了一些镜头感很强的动作，并且让我尽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2002年9月9日，杨旸的一审判决书下来了，作为法院工作人员，我事先知道了杨旸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因为一直关注杨旸的案子，我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监狱为杨旸宣判，想在杨旸得知判决结果后再次采访她。
初秋的阳光非常刺眼，进入秦城监狱后我却感到了丝丝凉意。说真的，虽然秦城监狱的名头如雷贯耳，但真正进入监狱内部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按照监狱的规矩走过层层关卡后，我跟随法警把杨旸从监号里带了出来，她知道我们是来给她宣判的，但她努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监狱大楼西侧的一所平房边上，这个地方是专门为死刑犯宣判的，宣判后警察会在法官的监督下为死刑犯戴上死囚特用的手铐，警察们说这叫“搋子”或者“死搋”，意思是说，如果死刑犯上诉没有被改判，将会带着这副“死搋”走上刑场。
一般手铐是戴上即可，而“死搋”需要用重磅油锤砸，就是在死刑犯的双手各套一个用钢筋制作的有铆口的铁圈儿，然后用钢筋楔子直接楔入铆口，靠人力是无法打开了，除非用锯条锯断钢筋才可以打开。
杨旸被带到宣判现场的时候，跟杨旸同时被宣判死刑的9名犯罪嫌疑人都被砸上了“死搋”，有的在哭喊冤枉，有的泪水长流，有的默默无言，现场气氛仿佛降低到了冰点。所有的警察和法官都严阵以待，唯恐某个死刑犯会突然闹事。显然，等待宣判的杨旸也注意到了这些，但她一直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杨旸跟我已经认识，在法官为别人宣判的时候，杨旸悄声问我关于她的判决情况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判的吗？”因为涉及审判秘密，在法官没有宣布之前，我不能向杨旸透露，只好轻轻摇了摇头。杨旸的脸上立即没有了表情。
2分钟后，法官开始宣布杨旸的判决。判决前，法官问杨旸对今天有没有思想准备，杨旸说有。显然，杨旸与同监号的女囚们不止一次交流过，也肯定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了刑法，她清楚自己的罪刑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怜香惜玉的法警唯恐杨旸听到判决结果后会晕倒，问她宣判时要不要搀扶，杨旸说不需要。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时，她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后转而坦然，我问她的感想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我做了，就会勇敢地去承担，但我要上诉。”
根据这两次采访的情况，我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女与尖刀》的纪实文章，发表在我供职的《法庭内外》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用了杨旸在监号里隔着铁窗的大幅照片。因为《法庭内外》杂志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国发行的法制新闻月刊，这篇文章在社会和法院内部都引起了一些反响。《文摘报》、《作家文摘》等媒体相继转载，还有一些读者专门打电话跟我交流“杨旸杀人案”的有关看法。在法院内部，杨旸一案也引起了很多议论。
当时，关于杨旸一审的判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旸死有余辜，原因是杨旸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又亲手杀死了情夫郭晓斌，手段太残忍；另一种说法是“太可惜”，理由是杨旸是被郭晓斌欺骗后成为郭晓斌情妇的，郭有错在先，杨旸杀人是在无奈之下的激情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大，应该给她生的机会。
由于此案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此案非常谨慎。杨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3月13日开庭二审杨旸杀人案。
庭审时，杨旸显然消瘦了许多，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在最后陈述中杨旸说：“我跟郭晓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告诉我他没有结婚我才跟他来往并成为他女朋友的。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去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
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据主审法官符忠良讲，本案改判的依据一是被害人郭晓斌隐瞒已婚的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杨旸恋爱并
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济南会议”中关于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中“慎杀”的意见。
先后4次庭审和宣判，我亲历了全过程，这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以来唯一全程跟踪采访的一个案件。在多次的接触中，杨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她的年轻漂亮，而是因为无论怎样挑剔，杨旸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极好的女人。她的话语和讲述几乎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包括她的泪与笑。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给我留下的印象超过了一切。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她为什么会这么理智和冷静？难道杀人也仅仅是畸形和偏执性格的原因吗？
因为法院已经终审宣判杨旸死缓时，她在哽咽之后，显然放松了许多。加上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她很坦然地接受了采访。尽管采访时法官和法警们都在场，她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
在谈到她羁押期间的生活时，杨旸说，监狱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锻炼身体一个小时，主要是做仰卧起坐和慢跑，2年的羁押生活都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杨旸告诉我，在监狱里主要是在读书，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外语上，希望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监狱里的每个房间都发了《法律通则》等法律读物，在被羁押的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当然，有时候她也读一些名著，比如林语堂的书。有时候到管教那里借书来看，管教也给她很多鼓励，鼓励她多设计一下自己将来的路，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杨旸告诉我，她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她想认真过好每一天。在监狱里，杨旸在排解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一点，杨旸说她有三个收获：一是在个人修养方面一定要加强；二是性格方面过于偏执，以后要磨炼自己的性格；三是要学习法律，以后遇到事情要求助于法律。杨旸说，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比较顺利，承受生活挫折的能力比较差，原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与郭晓斌的事情，如果早与父母商量一下就好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杨旸感到特别后悔，感到特别对不起家人。以后人生的步伐要稳健一点，生活上要有计划，不能因为生活的挫折改变追求的目标。
在监狱里，杨旸告诉自己一定要活得坚强。因为她对生总是抱着希望，杨旸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将来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杨旸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看守所这个地方。杀人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感谢党和法院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珍惜这次机会。终审判决等于让我获得了新生，下一步我一定要认真做人。对于父母，我是巨大的不孝，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改造。现在无法为父母做什么了，但我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别再为我操心，这就是我最大的孝心了。杨旸还告诉我，她父亲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上，时刻思念牵挂着她。
杨旸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到了新的地方，在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的同时，希望能够再继续读书，将来在监狱里争取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她还会爽朗地笑起来；之后在秦城监狱，我见到杨旸时感到的却是木然甚至是淡漠，甚至宣判她死刑时她都非常坦然地抬起双手让法警给她砸上“死搋”。而在法庭上，杨旸每次都会痛哭流涕。问起这些泪与笑的变化，杨旸说，当初的笑是因为回忆起与郭晓斌曾经的美好爱情；之后在法庭上的哭泣是回忆起她在痛苦中度过的爱情和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以及犯罪之后的悔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不可亵渎，为自己的错误而哭泣；而现在哭泣是经过两年的羁押和一年多的审判，听到最终判决后激动和感激的哭，是感谢政府和法院给她一个改造的机会。
杨旸还告诉我，她在监狱里从来不哭，尽量保持愉快，不能因为哭泣影响他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由自己承担。杨旸还说，这2年来我考虑了很多后果，在我住的监室里，判什么刑的都有。但我认为我罪不该死，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在监狱里我就想，如果上诉后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的话，那说明我罪有应得，应该以生命赎罪，我决不会哭，而且一定会坦然赴死。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旸说，我要怀着一辈子感激的心情好好活着、好好改造，因为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这个社会以及我的亲人，我不能辜负社会和我的亲人。
杨旸与郭晓斌同居后，因为生活在一起，郭晓斌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她了。有时候郭晓斌用闽南方言打电话，杨旸隐约能听出来他一些事情瞒着自己。虽然杨旸在闽南长大，但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旸听郭晓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听出了异样。
有一次，郭晓斌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让杨旸无意中听到了。杨旸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和孩子。杨旸没有直接询问郭晓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郭晓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郭晓斌比较熟悉。但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不肯对杨旸说，只说：“郭晓斌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
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旸明白了一切。虽然杨旸爱郭晓斌，但她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对这件事情，杨旸非常生气。有一天，杨旸拉住郭晓斌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还没等开始说话，杨旸就呜呜地哭了。杨旸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郭晓斌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在杨旸眼里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的确令人动容。他对杨旸说自己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郭晓斌说：“我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得爱情，本来一直想
离婚，但后来有了孩子，离婚的事情就拖下来了，自从认识了你，我不想再跟妻子将就着过日子了，我会尽快离婚，然后娶你。”这一次，郭晓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旸之前曾经有一个女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郭晓斌。
杨旸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但现在有了个孩子，小孩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
郭晓斌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分。”杨旸见郭晓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杨旸怀了郭晓斌的孩子。因为她还是在校学生，又是第一次怀孕，她很害怕，但为了不影响学业，也不想因此牵掣郭晓斌，杨旸就悄悄地跟郭晓斌商量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旸都耿耿于怀。杨旸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这是后来她与郭晓斌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更深的矛盾是郭晓斌是否真正离婚，然后娶自己。
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
杨旸打胎后，郭晓斌加倍呵护杨旸。但每次杨旸追问郭晓斌离婚的事情时，他总是说：“我的孩子那么小，如果现在离婚的话，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杨旸只好说：“我给你一段时间，但只能是在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情人。”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只有22岁的杨旸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郭晓斌分手，而且杨旸也越来越离不开郭晓斌了。一是两个人都在北京，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杨旸上学期间没有收入，也无法独立生活，只好靠郭晓斌的资助来维持她的开销。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杨旸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说假如杨旸果断地离开郭晓斌，就不会出现后来杀死郭晓斌的情况了。对此，杨旸在监狱里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思，她深刻明白法官的话是非常理智的，但遗憾的是杨旸到了法庭上才听到。但反过来说，即使当时有人提醒杨旸，她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对于情窦初开的杨旸而言，她与郭晓斌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延续性，不可能割裂一段生活，重新开始另一个阶段。尤其是对于需要资助而又有些虚荣的杨旸，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美丽的花衣裳，都是杨旸所需要的。如果杨旸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初恋，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
现在看来，杨旸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后来的拔刀相向。
杨旸的情妇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但郭晓斌的妻子在杨旸心里一直是个疙瘩。一个刚刚开始初恋的女孩子，面对所爱的男人和他的家庭，情绪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杨旸在生活上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无缘无故地跟郭晓斌吵闹，但郭晓斌一直让着杨旸。
这个期间，郭晓斌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但她的存在，对杨旸而言是一种耻辱。郭晓斌多次对杨旸说，你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你是在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下与我相爱的，你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我事先欺骗了你。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杨旸跟郭晓斌一起回
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杨旸和郭晓斌到了厦门，杨旸催促郭晓斌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杨旸说：“你要自己作出选择，要么
离婚，要么我们分手。这次回去过春节，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了。不然我们就分手。”郭晓斌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对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
郭晓斌略带为难的表情还是被杨旸看出来了。当天下午，郭晓斌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杨旸为了坚定郭晓斌跟妻子摊牌的决心，就说：“我送你一段吧。”
郭晓斌答应了，两人开车离开厦门。当郭晓斌驾车快上
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杨旸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杨旸要跟着他到泉州去闹事，催促自己离婚。在车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杨旸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郭晓斌越让她下车她越不下。她赌气地说：“我今天就跟你回泉州，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其实，杨旸根本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她出门送郭晓斌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
没想到郭晓斌也不示弱，他恨恨地说：“走就走，一起去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在高速公路上，气哼哼的郭晓斌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杨旸要到泉州。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郭晓斌开玩笑。因为这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旸的存在。
一路上，郭晓斌告诉杨旸，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为了防止杨旸做出过激行为，郭晓斌劝慰说：“你要我跟赵丽晶离婚，我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
但杨旸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我们这个关系得弄清楚。你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这样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他们一路争吵着到了泉州，但杨旸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毕竟自己的身份很尴尬，郭晓斌只好把杨旸安排到酒店住下。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杨旸只好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杨旸咬着牙对郭晓斌说：“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着办吧。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泉州。
在杨旸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晚上郭晓斌跟妻子讲了杨旸的事情，提出离婚。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郭晓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大年三十的晚上，郭晓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郭晓斌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没想到，他们刚到北京，郭晓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随后赶来，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旸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郭晓斌的父母来北京后跟郭晓斌和杨旸一起住。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郭晓斌和杨旸吵架，郭晓斌的妈妈就说：“你们吵什么，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她不是对你好吗？这么好还吵架？”
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杨旸跟郭晓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郭晓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杨旸拿的，杨旸百口莫辩。这使得杨旸与郭晓斌两人冷战了一个多月。在父母面前，郭晓斌对杨旸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这次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旸伤害特别大。
杨旸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郭晓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杨旸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他们无法拆散郭晓斌与杨旸，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他们坚决反对郭晓斌跟赵丽晶离婚。
这是1999年的上半年，杨旸只有22岁。到了下半年，因为学业结束杨旸离开了北大，跟郭晓斌生活在一起。由于她与郭晓斌矛盾的出现，杨旸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杨旸出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是逃避她与郭晓斌的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杨旸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她的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他们也希望杨旸能够出去读书。对杨旸出国读书，郭晓斌也很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旸去了瑞士，在苏黎士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杨旸本来以为，这样远隔重洋，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冷静下来。郭晓斌的越洋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打到瑞士，有时杨旸正在上课，她的手机都会突然响起来。
杨旸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晚上杨旸把手机关掉，郭晓斌找不到，他能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打电话，直到找到杨旸。郭晓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杨旸同事喊杨旸接电话，杨旸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旸的时候，他就骗杨旸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正在机场呢，让杨旸同事满酒店里找她接电话。
杨旸到瑞士的第一个月，仅仅是打越洋电话，郭晓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这更使杨旸坚定地认为郭晓斌是深爱着自己的。杨旸在瑞士的学习是3个月一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郭晓斌就打电话给杨旸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杨旸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杨旸就回国跟郭晓斌团聚。杨旸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杨旸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当时杨旸和郭晓斌两个人虽然有点矛盾，但他们分开后还是互相想念，每次团聚都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杨旸眼里，身为商人的郭晓斌慢慢变了，他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杨旸回国都发现郭晓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质化，这大概是郭晓斌长期在商场拼搏沾染上很多商人习气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郭晓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
在郭晓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跟郭晓斌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郭晓斌的影响很大。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广州一个、深圳一个、香港一个，还有5个孩子。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杨旸不喜欢郭晓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郭晓斌经常在夜总会的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杨旸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恰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唱歌，杨旸看见郭晓斌把手放在歌厅小姐的腿上。杨旸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郭晓斌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郭晓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杨旸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杨旸很不给他面子，把自己的客户得罪了，非常生气。他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见杨旸还不依不饶，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她脑袋打过来，把杨旸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
慢慢地，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郭晓斌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在杨旸眼里完全变成了商人。杨旸很痛苦，有时候她问自己：“你是爱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但他现在已经变了，杨旸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在杨旸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她从瑞士回国看望郭晓斌。这一次仍然是不欢而散，两人心灰意冷地去机场的时候，郭晓斌在路上告诉杨旸，在杨旸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郭晓斌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
杨旸听后非常生气，觉得郭晓斌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但郭晓斌解释说：“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我们也不会吃亏，因为将来
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郭晓斌还告诉杨旸说，这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郭晓斌的父母提出来的。杨旸一听就明白了，郭晓斌父母的用意是让他们巩固夫妻感情。
杨旸伤心了，郭晓斌那么热情地把自己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恩爱，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情妇的角色。自己转身一走，郭晓斌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深爱着郭晓斌的杨旸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机场，杨旸催促郭晓斌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但郭晓斌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一副左右为难的神态。
就在首都机场，杨旸临时决定去泉州去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杨旸找了个借口让前来送行的郭晓斌离开机场，接着转身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泉州。
在飞机上，杨旸正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道。一下飞机，杨旸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赵丽晶喝下去。同时，在寻找接近赵丽晶借口的时候，杨旸想起郭晓斌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她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赵丽晶自己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
杨旸和赵丽晶见面后，赵丽晶询问自称是香港户籍办理人员的杨旸，如何办理移民香港的户籍。杨旸说移居香港要作身体测验，说完就给了赵丽晶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杨旸就让她喝了水银。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杨旸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飞回了北京。
赵丽晶喝完水银后，见杨旸神色慌张地离开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立即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郭晓斌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马上明白是杨旸干的，郭晓斌当天立即飞回泉州处理。
而此时，杨旸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
回到瑞士后，杨旸一直忐忑不安，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而赵丽晶被杨旸下毒后，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医治，之后赵丽晶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但杨旸已经离开国内，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对郭晓斌渐渐失望了，打算跟他分手。恰好这个期间，杨旸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旸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
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杨旸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杨旸妈妈也强烈地要求杨旸跟郭晓斌分手。杨旸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将来在国外定居；二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三是逃避与郭晓斌的感情。虽然郭晓斌因为杨旸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旸，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郭晓斌为办签证的事情也是跑前跑后。
这时候，杨旸和郭晓斌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杨旸跟郭晓斌同居，现在郭晓斌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杨旸。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杨旸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杨旸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郭晓斌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郭晓斌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杨旸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郭晓斌回来，一见杨旸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杨旸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郭晓斌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杨旸没有走，郭晓斌把门打开，他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旸问了郭晓斌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杨旸，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杨旸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杨旸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杨旸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郭晓斌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杨旸摁在床上，疯狂地跟她做爱。
完事后，郭晓斌睡着了，但杨旸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杨旸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郭晓斌醒了，看到杨旸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一边抢夺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杨旸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追打杨旸的时候，郭晓斌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杨旸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郭晓斌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杨旸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杨旸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杨旸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杨旸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杨旸立刻把刀拔出来，他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郭晓斌突然把杨旸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
杨旸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郭晓斌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杨旸说：“我要带你一起走。”然后杨旸把郭晓斌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
杨旸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郭晓斌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杨旸把郭晓斌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杨旸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一个更大的箱子。
等杨旸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在打电话报警。杨旸知道是保姆发现了郭晓斌，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杨旸下楼到郭晓斌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几天后，杨旸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下来。直到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
2001年6月28日上午9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有人报称，郭晓斌被人杀死在家中。经法医检验，郭晓斌身上有十几处刀伤，死亡原因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导致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报案的5小时之前，也就是6月28号凌晨的4点钟左右。
发现死者并拨打110的，是郭晓斌家雇佣的清洁工。6月28日上午9点钟。当时，清洁工打开房门，准备对房间进行清扫时，发现郭晓斌倒在血泊中。在郭晓斌卧室的床上和墙壁上，有大量的血迹。
据报案的清洁工反映，这套住所平时只有郭晓斌一人居住，而且她一进屋就发现了异常并马上报了警，可是侦查员在勘察现场时断定：屋里的东西有明显的被整理和打扫过的痕迹。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了解，发现这个楼道陌生人很难进去，因为进入楼道需要房卡或者是按门铃楼上的人开门才能进去。从现场来看，房门和窗户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砸被撬的痕迹，另一方面现场死者穿得很少，仅仅穿了一条短裤，通过这些情况的分析，警方认为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郭晓斌被杀后，警方在现场提取了一枚足迹，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和判断，断定是一个女子的足迹。侦查员立即将调查重点转移到与郭晓斌接触的女性身上。同时侦查员调取了案发当天该楼的监控录像。在案发这段时间录像中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形迹十分可疑。 经过郭晓斌的家人对录像仔细辨认，这名女子就是郭晓斌生前的情人杨旸。
杨旸为什么会在案发的那段时间出现呢，案发现场的足迹会不会就是杨旸留下的呢？一系列的疑问在侦查员的头脑中汇集，侦查方向也逐渐地转向了情杀的范围。就在这时，郭晓斌的家人反映，郭晓斌平时驾驶的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灰色奥迪A6轿车不见了踪影，杨旸也联系不到了。警方初步判定，杨旸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1年9月23日，在案发的两个多月后，朝阳警方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对杨旸进行电视通缉，同时警方还征询郭晓斌的那辆银灰色奥迪A6轿车的线索。
就在《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警方接到了一名群众的举报，称有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银灰色奥迪A6轿车一直停在朝阳区双龙小区的停车场内。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车辆，果然这辆车正是郭晓斌生前驾驶的奥迪A6。
杨旸为何会将这辆车遗弃在这里，她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找到她呢，侦查员决定先将这辆车依法收缴，因为侦查员感觉，如果杨旸果真藏匿在不远的地方，她就一定会发现这辆车已经被警方扣留。在这种情况下，有过出国经历的杨旸，很可能会仓皇出逃。 于是警方就从出入境的关口上进行了布控。从火车站、机场、海关等各个方面加大了控制的力度。
2001年10月8日清晨，北京下起了蒙蒙的细雨，突然有人打来了举报电话，说杨旸准备去某使馆办理签证，侦查员火速赶到了该使馆门外。警方在蹲守的过程中，从使馆里走出了一名女子，经过警方分析和对照片的比对，应该就是警方所要寻找的犯罪嫌疑人杨旸，警方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侦查员，杨旸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慌乱，或许她早就意识到自己会落入法网。被带回刑警队后，杨旸始终是一言不发、低头沉思。也许杨旸怀着一种特别绝望的心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所以在警方的审讯中她一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一直保持沉默。后来经过很长时间，警方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慢慢地打消了她的顾虑，杨旸就一点点地交代了她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事实认定，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这起案件全部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可是，一到检察院，杨旸就推翻了自己在公安局的证词。
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案件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进行起诉。可是，到了检察院，杨旸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害郭晓斌，而是在与郭晓斌争执中，防卫过当才造成了郭晓斌的死亡。检察官对杨旸的每一点辩解都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在法院庭审当中，杨旸为自己辩解她是出于正当防卫，那么在正当防卫过程当中，不慎将郭晓斌杀死的。从被害人郭晓斌的伤情来看，刑事科学鉴定表明，他身体上受了十几处的刀伤，他的致命伤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 致左肺、肝脏破裂，失血性死亡，而杨旸身上的刀伤可以说没有，只是身体部位有一两处的划伤。另外从性别差异上检察官分析，杨旸是一个娇弱女子，在和郭晓斌打斗当中，如果是郭晓斌手中持刀，那么面对身强力壮的郭晓斌，杨旸是否有能力把刀抢过来，进行自卫呢？案发以后，如果是一种正当防卫行为的话，那么一般的公民的反应是马上报警，但是杨旸相反，从暂住地一直把东西运走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积极的办理出国手续，所以说她逃避法律追究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此根据这些客观情况，检察院和法院都认定杨旸犯罪不属于正当防卫。
就在检察官刚刚驳回了杨旸的辩解时，被害人郭晓斌的家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杨旸除了故意杀人罪以外，还涉嫌盗窃罪。郭晓斌的家人提出来，杨旸曾经开走过一辆帕萨特轿车，这辆车应该是属于郭晓斌的。
在查清了案情，补充了大量的证据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杨旸提起公诉。2002年9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杨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到判决后，杨旸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杨旸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人民币1.5万元。至此，这起案件从起诉，到终审判决下达历经一年半之久。
关于杨旸的性格特点，承办杨旸杀人案的李瑞明检察官对她的评价是：杨旸这个被告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感觉到她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杨旸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她将被害人郭晓斌杀死，她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她心里应该非常明知，但是杨旸非常轻松，情绪一点儿都不紧张，不排除她是用外表的这种轻松，来掩盖她内心的恐惧。第二感觉杨旸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一个人。因为无论怎么样，郭晓斌跟她保持了长达一两年的同居关系，但是在郭晓斌不能满足给她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她大动杀机。
对于杨旸杀人案件，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从杨旸的方面来考虑，杨旸作为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在发现了被害人有家庭的情况下，仍然是苦苦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从被害人郭晓斌角度来考虑，郭晓斌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却涉足于这种婚外情，所以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这个案件应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每个人来说，爱情、婚姻观它都应该是一种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这个义务体现到一种社会义务，和对他人家庭负责的义务。
而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杨旸，谈起自己的犯罪时这样说：“我母亲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我父亲非常朴实的，而整个家庭被我一下子毁于一旦了。我真的感觉我有罪，这种感觉无时无刻都横在我脑袋上面，我好像一抬头就能看到，时时刻刻提醒我，我使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陨落了……”
第二章:绝地反击,美女主持拘禁前男友
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的监号里走出来的24岁的高璐，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清新得像五月的铃兰，不带侵略性地翩然走来。让人无法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南昌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这个“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亚军，这个单纯得连犯罪都在所不惜的女孩，却在像罂粟一样充满诱惑的爱情面前，变得伤痕累累神魂颠倒。最后为了索要欠款，奋不顾身地和自己的新婚丈夫闫舒洋非法拘禁了前男友陈桦昕，因此而身陷囹圄。
2006年11月17日，在本文记者和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的两位记者对高璐进行独家采访了两个小时之后，朝阳法院法官向她宣读了以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一审判决。宣判后，由于难以相信和接受判决结果，高璐手持判决书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她甚至不愿意在宣判笔录上签字，但最终她还是用悔恨的泪水接受了现实。临别的时候，高璐搂着给她宣判的女法官刘葳抽泣了很久。在回监号的时候，高璐更是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朝我们张望着，并在进门的最后瞬间深深地给我们鞠了三个躬。
那一刻，我和刘葳的眼泪几乎同时刷地一下涌了出来。看惯了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刘葳法官能够为一名犯人而流的眼泪是极其珍贵的。而我采访过数以百计的被告人，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为一位吸毒的母亲，一次是为这个被爱情深深伤害了的高璐。
无论是我们的还是高璐的眼泪里的盐分，都无法清洗高璐所受到的爱情伤害，那是像罂粟一样的有毒的爱情。
给高璐带来爱情伤害的这个男人叫陈桦昕，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件中，他的角色最后却变成了“被害人”。
2005年9月，高璐不会忘记那个给她带来噩梦的夏天，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高璐应一家时尚杂志社之约，来到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广告照片。为高璐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是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30岁的年轻人。
在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不同造型之后，累了半天的高璐匆匆离开工作室赶赴下一个拍摄地点。因为高璐有着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很多时尚媒体都纷纷请她做模特，而高璐为了用自己赚的钱解决学费和平时的花销，也非常喜欢这种闪光灯下的日子，况且自己毕业后还没有最后确定工作去向，下一步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花销，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个性好强的高璐仍然不停地奔波着。
高璐刚刚走出工作室，没想到那个操着广东口音的摄影师却随后追了出来，并叫住高璐递给她一张名片。此时，高璐才知道，这个摄影师叫陈桦昕，正是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
外表精干的陈桦昕在刚才的拍摄过程中专注的工作状态，给高璐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当陈桦昕很绅士地索要她的联系方式时，高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陈桦昕。因为陈桦昕说：“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我这里，我愿意为你效劳，给你拍摄更多更好的照片，我跟很多时尚媒体有合作关系，可以把你的照片上封面。”
上封面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愿望，高璐也不例外，可在陈桦昕嘴里，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小菜一碟，这无法不使高璐感到快乐。她爽快地答应下来，而对于陈桦昕提出的给她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请求，高璐答应得同样爽快。
陈桦昕没有食言，自从这次见面之后，陈桦昕的电话和短信像大海涨潮的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早晨起床的时候，高璐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该起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早早睡吧，女人的美丽是睡出来的，梦里要梦到我”；即使是行走在路上，高璐都会收到一些满含着款款深情的温情提示，几乎句句都是高璐想要的贴心的话。
23岁的高璐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关心过。高璐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
离婚了，她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虽然在一家
房地产公司当老总的父亲也给予了高璐很多的关怀，但是父亲毕竟再婚了，不可能经常和她在一起生活。高璐无论是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要强，上大学之前，她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高璐生活上也非常独立，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尽管百万富翁的父亲和收入不错的母亲会争着给高璐很多钱，但她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节假日打工来赚钱养活自己，在上大学的4年里，高璐先后在很多不同的公司打过工，干过推销员、模特等等很多工作。
高璐的性格中除了有超出同龄人的坚强之外，还有超出同龄人的敏感。在高璐23年的情感旅程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陈桦昕这样对自己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快陷入了陈桦昕为她编织的情网之中。
高璐虽然个性坚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单纯得近乎透明的女孩，她坚信自己真诚的付出一定会收获别人善良的笑脸。但她却想不到，这场爱情却像罂粟一样，灿烂至极的鲜花背后，却是一种蚀骨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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