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摘要 「規劃趕不上變化；規劃規劃牆上掛掛。」這無論是自嘲還是評語，都生動地描繪了規劃之蒼白和對其價值的懷疑。不滿於上述處境，所以又提出「規劃是龍頭」，以強調其權威與尊嚴。這兩點關於規劃的評論實際上都放映了人們關於規劃師和規劃的一個謬誤......
「規劃趕不上變化；規劃規劃牆上掛掛。」這無論是自嘲還是評語，都生動地描繪了規劃之蒼白和對其價值的懷疑。不滿於上述處境，所以又提出「規劃是龍頭」，以強調其權威與尊嚴。這兩點關於規劃的評論實際上都放映了人們關於規劃師和規劃的一個謬誤：規劃師是能卜未來定時事的，規劃師的規劃是正確無誤的，決策者必須服從。這實際上來源於人們關於規劃的理性與權威的謬誤。這些謬誤包括：
1.秩序和統一
秩序和統一是規劃師追求的目標，每一寸土地都必須經過規劃，歸屬與某種用途，達到某種效益，力圖在總體上達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嘆。而一個完全秩序和統一的規劃一旦實現，其結果又將如何呢？我曾住在一個被稱為規劃樣板而又完全安規劃建設的美國新城南加州的爾灣(Irvine)兩年，充分體驗到了所謂「規劃」可能達到的極至。那就是開車十分鐘，而且必須開車，你能買到一瓶湯料，再開車十分鐘可以去理髮店。整齊的街道、廣場和精緻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論何一個地方都 經濟 的狀態. 一旦有不符合規劃的行為發生(實際上經常在發生)，便有了規劃無用或規劃不受尊重是多餘的，若不是在一個經過嚴格設計的地方，你會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所措。在嚴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統一，生活將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實現嚴格秩序和統一的規劃實際上是一個謬誤；
2.追求最大效益
規劃師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優，基於成本效益 分析 ，把所有 自然 資源(資產)和人造資產都折算成貨幣單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價格體系，最優的規劃方案就可以制定出來。這裡規劃師就必須面對一個蘋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經典 問題 。理性的規劃師總是力圖在蘋果和橘子之間建立某種換算公式，以便求得一個總體的最優解。但是，無論多目標規劃的公式有多麼複雜，蘋果還是蘋果，橘子還是橘子，只有決策者才有機會在兩者之間作選擇，或給予不同的優先權，而這也只是暫時的。誰又能肯定導致某一種雜草滅絕的水庫大壩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還不如這種雜草呢？今天的雜草也許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藥。
效益最大這一理性的謬誤在於：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個合理的資產計價必須依賴於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最大效益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對資源與環境的持續利用來取得。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
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為指導的理性規劃實際上是一種謬誤。
3.自然決定論與生態最適
生態最適化模型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 科學 研究 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Davidoff 1965)。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957)。他認為人們在解決複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並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後再作決策。人類並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Satisficing)，並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儘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並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態最適的理性規劃即不可能，也難以實施.
「規劃趕不上變化；規劃規劃牆上掛掛。」這無論是自嘲還是評語，都生動地描繪了規劃之蒼白和對其價值的懷疑。不滿於上述處境，所以又提出「規劃是龍頭」，以強調其權威與尊嚴。這兩點關於規劃的評論實際上都放映了人們關於規劃師和規劃的一個謬誤：規劃師是能卜未來定時事的，規劃師的規劃是正確無誤的，決策者必須服從。這實際上來源於人們關於規劃的理性與權威的謬誤。這些謬誤包括：
1.秩序和統一
秩序和統一是規劃師追求的目標，每一寸土地都必須經過規劃，歸屬與某種用途，達到某種效益，力圖在總體上達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嘆。而一個完全秩序和統一的規劃一旦實現，其結果又將如何呢？我曾住在一個被稱為規劃樣板而又完全安規劃建設的美國新城南加州的爾灣(Irvine)兩年，充分體驗到了所謂「規劃」可能達到的極至。那就是開車十分鐘，而且必須開車，你能買到一瓶湯料，再開車十分鐘可以去理髮店。整齊的街道、廣場和精緻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論何一個地方都 經濟 的狀態. 一旦有不符合規劃的行為發生(實際上經常在發生)，便有了規劃無用或規劃不受尊重是多餘的，若不是在一個經過嚴格設計的地方，你會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所措。在嚴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統一，生活將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實現嚴格秩序和統一的規劃實際上是一個謬誤；
2.追求最大效益
規劃師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優，基於成本效益 分析 ，把所有 自然 資源(資產)和人造資產都折算成貨幣單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價格體系，最優的規劃方案就可以制定出來。這裡規劃師就必須面對一個蘋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經典 問題 。理性的規劃師總是力圖在蘋果和橘子之間建立某種換算公式，以便求得一個總體的最優解。但是，無論多目標規劃的公式有多麼複雜，蘋果還是蘋果，橘子還是橘子，只有決策者才有機會在兩者之間作選擇，或給予不同的優先權，而這也只是暫時的。誰又能肯定導致某一種雜草滅絕的水庫大壩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還不如這種雜草呢？今天的雜草也許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藥。
效益最大這一理性的謬誤在於：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個合理的資產計價必須依賴於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最大效益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對資源與環境的持續利用來取得。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
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為指導的理性規劃實際上是一種謬誤。
3.自然決定論與生態最適
生態最適化模型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 科學 研究 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Davidoff 1965)。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957)。他認為人們在解決複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並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後再作決策。人類並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Satisficing)，並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儘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並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態最適的理性規劃即不可能，也難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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