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外人口轉變與 經濟 增長的理論
(一)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 自然 增長率)向 現代 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過程中會依次形成年齡結構和經濟負擔不同的三個階段，用人口撫養比表示依次為：高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高老齡人口撫養比。在第一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金字塔形狀，人口撫養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重。在第二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橄欖形狀，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於總人口增長，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在第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倒金字塔形狀，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長期保持著低水平，人口撫養比以老齡人口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又加重。一般來說，在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第二階段，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則有利於經濟增長。通常把所有不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負債(簡稱「人口負債」)，而把那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紅利(簡稱「人口紅利」)。因此，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1．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紅利從三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價格比較便宜，如果充分就業，會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於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於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2．人口負債緩減經濟增長。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國民收入中用於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人的護理、醫療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儲蓄和公共投資減少，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下降。
因此，對一個國家來說，人口紅利為經濟 發展 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世界銀行在200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口紅利對發展 中國 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一人口轉變帶來的機遇，加快發展，縮小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
(二)經濟增長反過來影響人口轉變
經濟增長對人口轉變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般情況下，當人口數量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時，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刺激；當人口數量超越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消費總數後，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遏制。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壽命延長，人口增長呈零增長或負增長狀態。因此，人口轉變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係中，人口發展變化的 規律 性比經濟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要強，人口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比經濟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實施，它就是長期的，影響就是幾十年。經濟政策相對來說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為遠景目標。可見，在制定人口政策時需要有足夠的前瞻性。
二、東亞處理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經驗和教訓
(一)世界主要國家人口轉變過程
1．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轉變。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轉變是一個自發而緩慢的過程，伴隨著人口大規模的遷移和殖民擴張，大規模人口遷移減輕了本土上由於人口轉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人口壓力，而殖民掠奪則增加和充實了本國的國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間，共有5000萬歐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陸。可見，歐美已開發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利用世界資源獲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紅利，不但不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和就業壓力，反而借這股東風擴充了西方文明的勢力，使西方的人口、領土、 政治 、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最大值。
2．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當20世紀4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開始人口轉變的時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紀人口轉變時的外部環境優勢已不復存在，世界上的每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跡，世界已被瓜分完畢。發展中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多多少少面臨著資源環境壓力、就業壓力等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
3．東亞國家的人口轉變。二戰以後，東亞國家由於人口數量多，耕地和自然資源的數量相對貧乏，發展前景並沒有被普遍看好。當時，一些人預言資源豐富的非洲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40年之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僅克服了資源貧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且通過經濟起飛改善了人民生活，實現了社會進步。東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被譽為「東亞奇蹟」。有研究表明，這一奇蹟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人口轉變。東亞經濟的人口轉變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約1970年以前，當人口年齡結構處於高少兒撫養比階段時，其經濟增長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計當時東亞經濟的穩態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為2％。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人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根據估算，期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O個百分點…。因此，在整個東亞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東亞奇蹟」(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更高達1／3－1／2(1.5或2.0除以4.1)。
(二)「東亞奇蹟」的解讀
1．可借鑑的經驗。從東亞奇蹟可以看出：人口數量多、人均資源耕地少不但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利用人口數量、克服資源貧乏取得了經濟起飛。世界銀行從1991－1993年，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 台灣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全面 總結 ，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東亞奇蹟：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認為，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於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蹟」中2／3歸功於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1／3歸功於勞動生產率改善。這就告訴我們，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給我們提供的僅僅是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可以自動地獲取。能否抓住機遇，把潛在優勢變成現實，推動經濟起飛，還取決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選擇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場優化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並且把它們用於高產出的投資領域和掌握先進技術。日本為了配合社會轉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要，通過充分開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積累，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經濟基礎。如大力推廣「 工業 高中」制度，培訓社會需要的技術工人。在 農村 推行了一套職業訓練制度，加強職業介紹事業，並在各地建立許多職業訓練機構，鼓勵 企業 及社會團體對農村勞動力積極開展崗前培訓，使其獲得勞動所需的職業技術與技能，提高其適應環境能力。 韓國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機遇，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資金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在30多年的時間裡，將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萬多美元，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蹟」。中國台灣在人口轉變的同時，通過大力發展 教育 ，為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如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建立專門針對缺乏技術勞動者的培訓制度、設立職業學校和訓練中心、擴大實施教育部門和生產經營部門的合作等措施，培訓社會所需要的產業技術工人。此外，台灣地區還通過委託非政府組織設立並管理創業基金，為青年人創業提供低息貸款、技術指導等方面的服務。
(一)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 自然 增長率)向 現代 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過程中會依次形成年齡結構和經濟負擔不同的三個階段，用人口撫養比表示依次為：高少年兒童人口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高老齡人口撫養比。在第一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金字塔形狀，人口撫養比以少兒撫養比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重。在第二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橄欖形狀，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於總人口增長，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在第三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呈倒金字塔形狀，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長期保持著低水平，人口撫養比以老齡人口為主，人口的經濟負擔又加重。一般來說，在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第二階段，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則有利於經濟增長。通常把所有不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負債(簡稱「人口負債」)，而把那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紅利(簡稱「人口紅利」)。因此，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影響經濟增長。
1．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紅利從三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一是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且價格比較便宜，如果充分就業，會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於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會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於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
2．人口負債緩減經濟增長。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國民收入中用於非生產性消費支出如養老、老人的護理、醫療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儲蓄和公共投資減少，導致總產出和人均國民收入下降。
因此，對一個國家來說，人口紅利為經濟 發展 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世界銀行在200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口紅利對發展 中國 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一人口轉變帶來的機遇，加快發展，縮小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
(二)經濟增長反過來影響人口轉變
經濟增長對人口轉變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決定了人口的增殖條件和生存條件，通過改變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來影響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般情況下，當人口數量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時，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刺激；當人口數量超越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消費總數後，人口自身的再生產必將受到遏制。在現代生產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往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壽命延長，人口增長呈零增長或負增長狀態。因此，人口轉變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人口轉變和經濟增長的相互關係中，人口發展變化的 規律 性比經濟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要強，人口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比經濟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實施，它就是長期的，影響就是幾十年。經濟政策相對來說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為遠景目標。可見，在制定人口政策時需要有足夠的前瞻性。
二、東亞處理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經驗和教訓
(一)世界主要國家人口轉變過程
1．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轉變。歐美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轉變是一個自發而緩慢的過程，伴隨著人口大規模的遷移和殖民擴張，大規模人口遷移減輕了本土上由於人口轉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人口壓力，而殖民掠奪則增加和充實了本國的國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間，共有5000萬歐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陸。可見，歐美已開發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利用世界資源獲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紅利，不但不存在資源環境的約束和就業壓力，反而借這股東風擴充了西方文明的勢力，使西方的人口、領土、 政治 、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最大值。
2．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當20世紀4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開始人口轉變的時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紀人口轉變時的外部環境優勢已不復存在，世界上的每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跡，世界已被瓜分完畢。發展中國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多多少少面臨著資源環境壓力、就業壓力等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
3．東亞國家的人口轉變。二戰以後，東亞國家由於人口數量多，耕地和自然資源的數量相對貧乏，發展前景並沒有被普遍看好。當時，一些人預言資源豐富的非洲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40年之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僅克服了資源貧乏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而且通過經濟起飛改善了人民生活，實現了社會進步。東亞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驕人成就被譽為「東亞奇蹟」。有研究表明，這一奇蹟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於人口轉變。東亞經濟的人口轉變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約1970年以前，當人口年齡結構處於高少兒撫養比階段時，其經濟增長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計當時東亞經濟的穩態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為2％。隨著人口轉變的深化，年齡結構進人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階段，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促進了經濟增長。在1970－1995年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於其穩態增長率4.1個百分點。根據估算，期間人口轉變的因素貢獻了1.5－2.O個百分點…。因此，在整個東亞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東亞奇蹟」(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更高達1／3－1／2(1.5或2.0除以4.1)。
(二)「東亞奇蹟」的解讀
1．可借鑑的經驗。從東亞奇蹟可以看出：人口數量多、人均資源耕地少不但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利用人口數量、克服資源貧乏取得了經濟起飛。世界銀行從1991－1993年，組織有關專家對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 台灣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全面 總結 ，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東亞奇蹟：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認為，東亞經濟異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不僅來自資金和人力資源的高速積累，而且還得益於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預。「東亞奇蹟」中2／3歸功於投資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1／3歸功於勞動生產率改善。這就告訴我們，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給我們提供的僅僅是一個「機會窗口」和戰略機遇，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可以自動地獲取。能否抓住機遇，把潛在優勢變成現實，推動經濟起飛，還取決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選擇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場優化配置物質和人力資源，並且把它們用於高產出的投資領域和掌握先進技術。日本為了配合社會轉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需要，通過充分開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積累，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經濟基礎。如大力推廣「 工業 高中」制度，培訓社會需要的技術工人。在 農村 推行了一套職業訓練制度，加強職業介紹事業，並在各地建立許多職業訓練機構，鼓勵 企業 及社會團體對農村勞動力積極開展崗前培訓，使其獲得勞動所需的職業技術與技能，提高其適應環境能力。 韓國從自身基礎條件、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出發，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機遇，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資源、資金支持，有力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騰飛。在30多年的時間裡，將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萬多美元，創造了令人稱羨的「漢江奇蹟」。中國台灣在人口轉變的同時，通過大力發展 教育 ，為經濟起飛創造了條件。如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建立專門針對缺乏技術勞動者的培訓制度、設立職業學校和訓練中心、擴大實施教育部門和生產經營部門的合作等措施，培訓社會所需要的產業技術工人。此外，台灣地區還通過委託非政府組織設立並管理創業基金，為青年人創業提供低息貸款、技術指導等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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