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林海
林海，福建省福州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現供職於中國證監會。
與佟柔、江平並稱「民法界三大泰斗」的謝懷栻已離世11年有佘。謝老的一生，見證了不同時代的法律變遷，並始終堅持自己的法律理念和法治理想。
為救國棄工學法
1919年8月15日，謝懷栻出生於湖北省棗陽縣。1937年高中畢業後，他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據他的女兒謝英回憶，抗戰爆發後，謝懷栻崇尚「從文報國」的思想：「他去問老師文科中哪個專業最有用，老師告訴他文科中法律專業最有學問。於是，第二年，他從清華大學退學，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選擇了法律專業。」
謝懷栻是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十期的學生。當時，該校校長由蔣介石親自擔任。進人中央政治學校第二年，謝懷栻面臨擇系的問題。為讓學生對各個系有所了解，當時，學校統一邀請各系的系主任一一介紹各系的情形。
對於這一場景，謝懷栻回憶道：「法律系的系主任梅祖芳（仲協）先生向我們介紹法律系。他講話的全部內容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只有一點，在60年後我還記得。他說，法律系培養法官和法學家，這些都是中國建國復興所必需的。而要成為法學家，在他看來，只會英文是不夠的，必須再學德文和日文。」
在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謝懷杖完成了法律教育，並以最優成績通過了司法考試。1942年畢業後，他於次年5月任重慶地方法院學習推事（見習法官）；10月，人中央政治學校公務員訓練部司法官組學習；1944年2月結業，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初試與複試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重慶地方法院推事（法官）。
據謝懷械回憶，自己「是當時最年輕的推事」，「按照當時的規矩，討論案子時，由最年輕的推事先發表意見，越資深的越靠後發表意見，以免資深的先發表意見後會影響資歷淺的，使其不敢獨立發表意見。這樣的做法很能鍛鍊年輕法官，使之很快成長」。
堅持法治理想因言受罪
1949年2月22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幾乎與此同時，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國新法學研究院於1949年9月招生，11月開學。當時，已是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謝懷栻作為「舊法人員」前往學習。在《畢業六十年》一書中，他回憶道：「畢業後不到十年，我就進入新社會。當時抱著激動興奮的心情，投身於改造和學習。」1951年，謝懷拭專門撰文《我怎樣擺脫舊法影響》，談及自己在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學習改造的經驗：「我的學習方法是遵照領導上的號召，先就新的規定研究，就具體的問題去體會新法的精神，然後轉頭來站在新的方面去看舊的理論。在一次民法討論中，我們討論一起汽車案件，我就絕不去想那些『理論』（如所有權、善意的保護等），只是想這個問題要如何決定才好。後來民法測驗，試判一起煤礦租賃案件，我也絕不去想那些『理論』（如契約之解釋、契約之終止等），也只想對這個案件要如何決定才好。結果，這兩次我都沒有犯大的錯誤。由此我體會到，在自己沒有力量對舊的一些理論為徹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談批判，最好不要去鑽那些理論，而只應該就具體的問題，站在新的立場，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體的解決。」
在現實面前，謝懷栻反思道：「以前我總不放棄那些理論，以為那些理論不會變，是因為自己離不了那些理論，恐怕離了它，沒法辦事。現在我丟開它，可以解決問題，並且可以解決得更好些。」然而，這只是他一時的想法。據他自己所說：「但是舊的東西糾纏著我，我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1958年，我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離開了工作崗位，去接受勞動改造。這一下就是20年。這20年中，我在新疆建設兵團度過了16年。」使他因言獲罪的，是在1957年他提出的幾點建議：一是我國應儘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無法可依，出現錯案；二是在政法幹部教育中應加強法律業務教育，不能以政治運動代替業務教育；三是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四是肅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應予糾正。
在今天看來，這些無可厚非甚至有先見之明的言論，當時成為導致謝懷栻20年牢獄之災的禍端。1979年2月，謝懷栻得以回京，恢復公職。江平教授曾經這樣說：「這箇舊法人員偏偏又愛多言，在整風運動中竟然指責黨『以政策代替法律』，希望『儘快制定法律』……他的執著一生就是追求『完善的立法』、『完善的私法』。這是法律人的最高人生境界。今天，這個道理我們已經看作是法律的『ABC』。但這個『ABC』，卻是像謝老那樣用一生的青春和血淚換來的！」
為新法學添磚加瓦
「1979年年底，我被分配到我的專業崗位，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這是謝懷栻的自述，聽上去平靜淡泊。對於苦難與不公，多年後的謝懷栻是平靜的。
謝懷杖寫道：「看著現在我國法學界人才輩出、著作如林的繁榮景象，我並不認為我個人荒廢了30年歲月算得了什麼。看著我熱愛的祖國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們這一代從舊社會進到新社會的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實現，我感到無比高興。」
當時，探望謝懷栻的同事徐鶴皋「高興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謝老，經過20年之久的磨難後，依然顯得精神矍鑠，思維之敏銳不減當年。對於國家法制建設的前景他仍充滿希望，願意在有生之年，繼續為法學所研究和教學工作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當時，徐鶴皋將謝懷栻的情況反映給法學所領導，並隨即帶了一些供研究參考的德、日文法學資料請他幫助翻譯。就這樣，謝懷栻「經過徐鶴皋同志的力薦，調入法學所，重操舊業」。從此，他有了能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場所，安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從事法學研究工作，長達20餘年之久。
謝懷栻欣喜地看到，自己少年時接受嚴格訓練建立起來的法學知識，可以被用來彌補法學專業知識方面的空白。
據方流芳教授回憶，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法學還是一種法律的意識形態解釋，用意識形態話語講述空洞的法律故事。無論從教科書里，還是從課堂上，學生都很難獲得可以被稱為「專業」的知識。
1986年4月，謝懷栻應佟柔教授之邀，到中國人民大學講外國民商法課程。「然而，謝懷栻在人民大學的演講是一股衝擊波，局面由此發生緩慢改變……謝懷栻引導學生超越意識形態和形式邏輯，去思考法律、政治和民主、人權與社會公正的互動關係。」
謝懷栻所固守的學問，不但在課堂上傳道解惑，得以廣為傳播。而且，他作為法律實務出身者，在1979年之後，也緊密投身到法治進程中。
江平教授回憶說：「中國勞工在日本提出民事賠償的『光華寮案件』敗訴後，謝懷栻秉筆直抒，多方奔走。」改革開放以後的舉凡重要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海商法》《著作權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無不聽取謝懷栻的重要意見。
1989年，謝情栻退休後，繼續不斷地研究法律、寫作和講學；同時，他還擔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顧問和仲裁員，辦理了數百件經濟貿易仲裁案件。
2003年5月3日，這位經歷了近百年法治變遷路的見證人與親歷者終於在平靜中去世。謝懷栻的弟子易繼明對其評論說：他的一生，可以說「以少年之身，卓然躋身法門。雖久歷磨難，仍抱朴守常，激揚法治。泣血丹心，博學通鑑，乃法界一通儒也」。
林海，福建省福州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現供職於中國證監會。
與佟柔、江平並稱「民法界三大泰斗」的謝懷栻已離世11年有佘。謝老的一生，見證了不同時代的法律變遷，並始終堅持自己的法律理念和法治理想。
為救國棄工學法
1919年8月15日，謝懷栻出生於湖北省棗陽縣。1937年高中畢業後，他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據他的女兒謝英回憶，抗戰爆發後，謝懷栻崇尚「從文報國」的思想：「他去問老師文科中哪個專業最有用，老師告訴他文科中法律專業最有學問。於是，第二年，他從清華大學退學，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選擇了法律專業。」
謝懷栻是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十期的學生。當時，該校校長由蔣介石親自擔任。進人中央政治學校第二年，謝懷栻面臨擇系的問題。為讓學生對各個系有所了解，當時，學校統一邀請各系的系主任一一介紹各系的情形。
對於這一場景，謝懷栻回憶道：「法律系的系主任梅祖芳（仲協）先生向我們介紹法律系。他講話的全部內容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只有一點，在60年後我還記得。他說，法律系培養法官和法學家，這些都是中國建國復興所必需的。而要成為法學家，在他看來，只會英文是不夠的，必須再學德文和日文。」
在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謝懷杖完成了法律教育，並以最優成績通過了司法考試。1942年畢業後，他於次年5月任重慶地方法院學習推事（見習法官）；10月，人中央政治學校公務員訓練部司法官組學習；1944年2月結業，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初試與複試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重慶地方法院推事（法官）。
據謝懷械回憶，自己「是當時最年輕的推事」，「按照當時的規矩，討論案子時，由最年輕的推事先發表意見，越資深的越靠後發表意見，以免資深的先發表意見後會影響資歷淺的，使其不敢獨立發表意見。這樣的做法很能鍛鍊年輕法官，使之很快成長」。
堅持法治理想因言受罪
1949年2月22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幾乎與此同時，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國新法學研究院於1949年9月招生，11月開學。當時，已是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的謝懷栻作為「舊法人員」前往學習。在《畢業六十年》一書中，他回憶道：「畢業後不到十年，我就進入新社會。當時抱著激動興奮的心情，投身於改造和學習。」1951年，謝懷拭專門撰文《我怎樣擺脫舊法影響》，談及自己在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學習改造的經驗：「我的學習方法是遵照領導上的號召，先就新的規定研究，就具體的問題去體會新法的精神，然後轉頭來站在新的方面去看舊的理論。在一次民法討論中，我們討論一起汽車案件，我就絕不去想那些『理論』（如所有權、善意的保護等），只是想這個問題要如何決定才好。後來民法測驗，試判一起煤礦租賃案件，我也絕不去想那些『理論』（如契約之解釋、契約之終止等），也只想對這個案件要如何決定才好。結果，這兩次我都沒有犯大的錯誤。由此我體會到，在自己沒有力量對舊的一些理論為徹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談批判，最好不要去鑽那些理論，而只應該就具體的問題，站在新的立場，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體的解決。」
在現實面前，謝懷栻反思道：「以前我總不放棄那些理論，以為那些理論不會變，是因為自己離不了那些理論，恐怕離了它，沒法辦事。現在我丟開它，可以解決問題，並且可以解決得更好些。」然而，這只是他一時的想法。據他自己所說：「但是舊的東西糾纏著我，我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1958年，我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離開了工作崗位，去接受勞動改造。這一下就是20年。這20年中，我在新疆建設兵團度過了16年。」使他因言獲罪的，是在1957年他提出的幾點建議：一是我國應儘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無法可依，出現錯案；二是在政法幹部教育中應加強法律業務教育，不能以政治運動代替業務教育；三是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四是肅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應予糾正。
在今天看來，這些無可厚非甚至有先見之明的言論，當時成為導致謝懷栻20年牢獄之災的禍端。1979年2月，謝懷栻得以回京，恢復公職。江平教授曾經這樣說：「這箇舊法人員偏偏又愛多言，在整風運動中竟然指責黨『以政策代替法律』，希望『儘快制定法律』……他的執著一生就是追求『完善的立法』、『完善的私法』。這是法律人的最高人生境界。今天，這個道理我們已經看作是法律的『ABC』。但這個『ABC』，卻是像謝老那樣用一生的青春和血淚換來的！」
為新法學添磚加瓦
「1979年年底，我被分配到我的專業崗位，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這是謝懷栻的自述，聽上去平靜淡泊。對於苦難與不公，多年後的謝懷栻是平靜的。
謝懷杖寫道：「看著現在我國法學界人才輩出、著作如林的繁榮景象，我並不認為我個人荒廢了30年歲月算得了什麼。看著我熱愛的祖國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們這一代從舊社會進到新社會的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實現，我感到無比高興。」
當時，探望謝懷栻的同事徐鶴皋「高興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謝老，經過20年之久的磨難後，依然顯得精神矍鑠，思維之敏銳不減當年。對於國家法制建設的前景他仍充滿希望，願意在有生之年，繼續為法學所研究和教學工作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當時，徐鶴皋將謝懷栻的情況反映給法學所領導，並隨即帶了一些供研究參考的德、日文法學資料請他幫助翻譯。就這樣，謝懷栻「經過徐鶴皋同志的力薦，調入法學所，重操舊業」。從此，他有了能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場所，安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從事法學研究工作，長達20餘年之久。
謝懷栻欣喜地看到，自己少年時接受嚴格訓練建立起來的法學知識，可以被用來彌補法學專業知識方面的空白。
據方流芳教授回憶，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法學還是一種法律的意識形態解釋，用意識形態話語講述空洞的法律故事。無論從教科書里，還是從課堂上，學生都很難獲得可以被稱為「專業」的知識。
1986年4月，謝懷栻應佟柔教授之邀，到中國人民大學講外國民商法課程。「然而，謝懷栻在人民大學的演講是一股衝擊波，局面由此發生緩慢改變……謝懷栻引導學生超越意識形態和形式邏輯，去思考法律、政治和民主、人權與社會公正的互動關係。」
謝懷栻所固守的學問，不但在課堂上傳道解惑，得以廣為傳播。而且，他作為法律實務出身者，在1979年之後，也緊密投身到法治進程中。
江平教授回憶說：「中國勞工在日本提出民事賠償的『光華寮案件』敗訴後，謝懷栻秉筆直抒，多方奔走。」改革開放以後的舉凡重要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海商法》《著作權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無不聽取謝懷栻的重要意見。
1989年，謝情栻退休後，繼續不斷地研究法律、寫作和講學；同時，他還擔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顧問和仲裁員，辦理了數百件經濟貿易仲裁案件。
2003年5月3日，這位經歷了近百年法治變遷路的見證人與親歷者終於在平靜中去世。謝懷栻的弟子易繼明對其評論說：他的一生，可以說「以少年之身，卓然躋身法門。雖久歷磨難，仍抱朴守常，激揚法治。泣血丹心，博學通鑑，乃法界一通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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