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一條討論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的微博獲得了超過一百五十萬的點贊。這條微博里提到一個真實發生的場景，醫生正在鼓勵患病的孩子「真用功」，但在一旁，孩子的媽媽補充了一句，「用功？假用功。」冷嘲熱諷的語氣讓醫生立刻急得跳腳。
這位博主接著寫道，在未成年人抑鬱症的病因里，「永遠有中式家長不可撼動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們本人不知道」。
作為一名專業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副主任醫師林紅認可這一判斷。作為一名擁有15年臨床經驗的醫生，林紅從2012年前便開始學習家庭治療，因為，「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個家庭困難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這整個家的病沒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個人是不夠的。」
在我國，未成年人抑鬱症的相關統計數據目前並不完整——《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中，唯獨沒有將18歲以下群體納入其中，而事實卻是，抑鬱症的發病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嬰幼兒時期。而在臨床，林紅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越來越多，號越來越難掛。2018年，北醫兒童發展中心曾發過一篇中國兒童自殺報告——《你知道中國是兒童自殺第一大國嗎》。報告中提到一則數據，在中國，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分鐘就有2個人死於自殺，還有8個自殺未遂。
在與《人物》的交流中，林紅反覆在強調一句話——孩子是社會單位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在社會的劇烈變化中，孩子也是最需要關注和保護的部分。兒童、青少年抑鬱症是一個複雜的結構性問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永遠都是家長。
關於如何養育和保護我們的孩子，以下是林紅的講述——
1
2020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很長的郵件，發件人是我們北醫的一個醫生，她上過我的選修課。郵件里，她說她家孩子上初一，疫情之後考試成績從年級十幾掉到了一百四十多。那段時間孩子經常發脾氣，說了很多讓人不理解的話，說她沒有快樂，每天都很痛苦，有時看著窗外就流淚，自己呆著會恐懼，說為什麼人要活得這麼累，是不是等她離開了就再也不會累了……還說她很抑鬱，覺得自己的身體得了很嚴重的病，心臟會突然劇痛，不敢呼吸。
這位醫生疫情期間單位也有很大的壓力，醫院家裡兩頭跑，她覺得自己也不容易。中間還發現孩子有早戀傾向，她自己先情緒崩潰在辦公室哭了半天，回家後開了家庭會議，她以為會有效果，孩子當時沒說什麼，之後每天也在認真學習，但成績依然在下降，考試連平均分都沒過。老師每天布置很多作業，孩子抱怨周末被占用，她就生氣地跟孩子講難道老師不用過周末嗎？覺得孩子不懂感恩。後來，孩子就開始發脾氣，歇斯底里地哭，情緒難以控制。
在中國，我們很多家長主要關注成績，不太關注孩子的情緒，還有孩子的人際關係，很多時候，孩子說「我心情不好」，家長就說「小孩有什麼心情」。往往等家長真的發現問題時，孩子的症狀也會更重一些。這位醫生來找我的時候就說，林老師，我無論如何都沒想到我的孩子可能會抑鬱，有心理問題。
其實，過去一年，我能感覺到孩子們心理治療的需求變大了。貫穿全年的新冠，這個全球性的突發事件讓整個世界都亂了，孩子們不能正常上學，天天待在家裡，師生關係、夥伴關係、親子關係全部都出現了混亂。疫情之後的學校，制度上也有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見過一些孩子就會特別不理解，怎麼和原來不一樣了。
其實，對於孩子們來說，同伴關係很重要，同伴是不是認可我接受我，是正常一個孩子發展人際關係的規律。但今年一切都變成虛擬的，人見不著，這些關係就沒辦法去維繫，孩子們沒辦法相互支持，所以就衍生出來很多問題。去年，我也接診了幾個因為上網課生病的孩子，他們本來跟同學關係就不是太好，一直呆在家裡面，人際關係就更成問題。
心理問題其實都挺複雜的。我們一般認為是生物易感性、成長環境和社會系統的綜合因素造成的。我在臨床上遇到過老師體罰學生，被體罰的孩子沒事，目擊者病了，這就是他個人的易感性。有的孩子天生就像蒲公英一樣，特皮實，怎麼都不容易有問題，但有的孩子就像蘭花一樣，很脆弱。
除了個人的易感性，社會系統的因素也很重要。因為小孩子的大腦特別是前額皮質還沒有發育成熟，不太能控制情緒，抵抗壓力。過去一年，整個世界都因為新冠停擺了，一切都不像過去那樣是相對確定的，家庭的壓力也增加了，整個社會的壓力水平都在變大。大的系統如果出現問題，孩子是最敏感脆弱的，就會更容易生病。
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的症狀和成年抑鬱症也很不一樣。很多孩子的心理問題，會表現為軀體的症狀，比如頭疼、牙疼、腳後跟疼等各種疼痛，還有的眼睛疼，發燒。家長一般都會帶他們在各大醫院檢查，花好多錢，拖了很長時間也不好，很久之後才意識到，這是心理或精神的問題。
成年抑鬱症的患者大多會很蔫，一點勁兒都沒有，但兒童、青少年的抑鬱症則可能正好相反，他往往不那麼打蔫，會很容易發脾氣，很暴力，跟青春期很不好區分。所以，這個診斷就挺難的，大多數專業工作者也不主張「戴帽子」，好多醫生會在診斷後面畫個問號。
孩子們到醫院來，我們兒童精神科醫生會先進行評估，給一個初步的診斷，比如這孩子就是一個情緒行為問題，或者狀態學診斷，抑鬱狀態，焦慮狀態，而不是給一個疾病學診斷，抑鬱症，或者情感障礙等等。
但從神經的可塑性上來說，成人抑鬱症的治療會更慢，年齡越大，改變的可能就越小，而孩子的症狀調整起來可能會很快，越小的孩子，他們的症狀受環境的影響越大，你給他一點點理解和支持，他就好得特別快。
圖源《極限17滑魂》
2
2005年，我剛做兒童精神科的醫生時，很容易指責父母，覺得是父母把孩子逼病了，這是家庭的問題、學校的問題，最後卻讓孩子病了，會有很多身為媽媽的憤怒。但這樣就導致很多家長做著做著治療就不來了，因為父母覺得自己被指責了，還有的家長會覺得孩子就跟我親了，好像我把孩子搶走了。
2009年時，我開始轉向家庭治療。兒童、青少年的家庭治療最早興起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當時，醫生髮現傳統的治療有一個問題，孩子來醫院治療，差不多好了，出院回去沒多久又復發了，又來，治好了，回去又復發。還有一個現象是，孩子治好了，但媽媽自殺了。當時醫生們就想看看這些孩子的家裡是什麼情況，後來果然發現，很多孩子都是有家庭問題的，所以就把治療的目光集中在了家庭上。
家庭治療有系統觀，就是我們跟家庭一起從生物、學校、家庭和社會大的系統去看，我的孩子怎麼了，什麼時候開始抑鬱的，表現是什麼，誰先發現的，那你們各自的觀點是什麼，大家有什麼不同意見，讓大家一起去相互理解。
我們通常會先畫個家譜圖，爸媽，姥姥姥爺，保姆都畫上。有時候也會擴大成家庭幫助者地圖，跟孩子有關係的所有人都納入進來，例如老師、夥伴。起點是孩子有一些問題，我們要讓孩子改變，但是我們會和家長一起去看孩子的狀態可能跟什麼有關係，然後通過每個人自己的改變，來幫助孩子發生改變。
其實，主體還是父母去推動這些改變。但有些孩子的父母，真的病得很重。
我們的兒童病房裡，都是病得比較重的，大部分都是自殺傾向。他們普遍會說，我媽我爸比我病得重，把我送來住院，他們不來，讓我吃藥，他們不吃。
我有一個來訪者，上初三，他爸爸帶著來找我，說兒子病了。我們有一個治療的工具叫格盤，就是一堆小木頭人，讓孩子去擺，能很快看到問題在哪兒。
我讓那孩子擺格盤，他把自己擺在前面，旁邊站著一大堆同學、老師，看來他在學校人際關係挺好。但爸爸媽媽就離得特別遠，他爸當場一看就竄了，說你什麼意思，你把我擺那麼遠。我一看這樣，就判斷孩子的問題不太大，他爸爸問題更大。
我讓爸爸先出去，先跟孩子聊聊。然後就得知這個爸爸有暴力傾向，和孩子的媽媽離婚了，再婚後又家暴孩子的繼母。他帶孩子也是因為總覺得孩子跟他較勁，想讓我幫他把孩子變得老實。
我臨床上還遇到過一個孩子，才三年級，在學校常常跟老師鬧矛盾，鬧到不能上學了。後來了解之後我才知道，他爸爸常常在家打他媽媽，他知道要保護媽媽，每次爸爸打媽媽他就報警，報了好幾次，可是警察來了之後，他媽都說沒事兒，他非常生氣。最糟糕的是，他媽媽被打之後還老給他看，你看我這兒又紫了，就是你爸打的，兒子啊，你快好好學習，等你長大了，考了好大學，媽就跟你過，不跟你爸過了。
一個三年級的小男孩，每天這種環境，他受得了嗎？他就在學校跟老師打架。老師覺得特委屈，我正常批評，別人沒事，怎麼他就會暴怒？真相就是爸爸對媽媽的暴力，影響到了他在學校跟老師的關係。
我以前經驗不足的時候，特恨家暴，會說「快離了吧」。後來經驗豐富了，就明白了要尊重每個人自己的選擇，你要相信一個人在這段關係里一定有他的獲益。比如這個孩子的媽媽，她的選擇就和她的原生家庭有關，她自己的父親就打她母親，所以她習慣了，每次丈夫對她施暴後都會給她買禮物，兩人很快就變得特親，她還挺高興。
但我需要讓這位媽媽知道，這婚姻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但你不能老在這樣的一個狀態里，你利用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承擔了很多，孩子在學校和老師的關係背後，影響因素其實在家裡。
我也跟孩子說，你爸跟你媽的關係，是他倆的事，跟你沒有關係，你還小，你要怎麼保護好自己。後來，那對父母不會在孩子面前發生衝突了，媽媽也不會再去跟孩子訴苦了，過了一段，孩子就回去上學了。
我還遇到過家長，說給我十萬塊，把孩子交給我了，讓我給治好。我說這不是辦法，問題是他早晚還得回你家。
對於兒童青少年來說，父母的作用太強大了，父母如果不變的話，孩子的那點改變瞬間就消失了。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改變，父母變了，你理解他了，孩子的問題就消失了——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個家庭困難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這整個家的病沒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個人是不夠的。
圖源《小歡喜》
3
其實，在家庭治療方面，我們是有優勢的，因為中國家庭的關係比較緊密，之前德國的老師來中國教家庭治療，他們都會很羨慕中國的家庭關係，整個家庭對孩子的問題也都是很重視的。但在疾病意識方面，我們還比較缺乏，很多家長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特別晚了，孩子病得也很重了。
還有很多家長，會迴避孩子生病。有的孩子媽媽都帶著來看好幾年了，爸爸還覺得孩子沒病，其實是無法面對。也有的爸爸帶著來看，媽媽就受不了，覺得不要老往六院跑。我聽一位家長描述過，別人介紹她可以到北大六院來看看，「然後我站在門口一看這是精神專科醫院，我有多麼受不了，多麼難邁進來。」
即便進了醫院，還有一個大問題，這不僅是目前國內兒童精神科的困局，也是整個精神科的困局——精神科醫生的規範化培訓裡面，沒有心理治療的培訓。
在國內，很多是孩子得不到很規範的系統心理治療，特別是一些中小城市，精神科醫生都沒有，更別說兒童精神科醫生。大部分精神科專科醫生能做到的，只是給一個初步的診斷，如果無法靠自己調節過來，就開一些藥。或者不開藥，定期再複查，大部分也就做到這一步，沒有各個流派的心理治療。
很多醫生也不太會跟家長談，談著談著就容易變成指責。家長們接觸的，很多都是年輕的管床大夫，就覺得你這麼年輕，居然還說我，你的方式我接受不了。所以好多醫生的困擾就是，家長可太氣人了，說了也不聽。
還有一些家長來六院看了一兩回，沒掛上兒童的號，就掛成人的號。其實對兒童，成人方向的醫生經驗不是特別多，孩子們生病的時候又不會好好配合，這樣一來家長們對醫院的服務也不滿意，後來就不看了，覺得沒什麼事。結果後來發現孩子開始割腕、自傷，家長覺得不對，又開始看。
也有人問我，現在社會上也有很多心理諮詢師，他們是否也能給孩子們提供幫助？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這個問題也有它的難點——在醫院，精神科醫生缺乏心理治療的培訓，而在社會上，那些執業的心理諮詢師則缺乏醫學相關的知識。
一個心理諮詢師完善的培訓體系，應該包括心理學的培訓，有理論有技能的訓練，還要有醫學的培訓。在美國、德國這些已開發國家，他們都會要求心理諮詢師有在醫院工作一年以上的經歷，除了諮詢，這些諮詢師也是可以下診斷的。
對於一個心理諮詢師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學會鑑別哪些是疾病，什麼時候該止步了，然後把問題交給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去處理。但目前，中國的心理諮詢整個行業還不規範，體系也不健全，之前也有家長跟我反映說剛看了一個諮詢師，是政治老師出身，上來就說行了，交幾次錢，保你好，這就特別不專業。還有的諮詢師會污名化精神科醫生，說精神科醫生凈讓孩子瞎吃藥。
除了意識的缺乏，專業醫生、治療師的缺乏，在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還需要在制度上給孩子們更多的保護。
我們一些醫生經常說，明顯是家長的問題導致了孩子生病，但父母就是不配合。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德國，他們是有相關法律法規的，被鄰居舉報或者醫生舉報，說你的孩子有問題，政府就會安排專業人員上門來調查和治療，家長必須得開門。如果不配合，就有可能被取消監護權。
此外，當地還會有一些公益機構，由政府和企業出資辦的，那些在家裡遭受暴力的孩子，會被暫時放到那裡，避免更多的傷害，也能同時接受專業的治療。在學校，如果老師發現孩子受到家庭的影響，就可以幫忙聯繫這個機構。但在我們這兒，這個部分還是比較缺失的。
我遇到過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天天發脾氣，在學校和各種人衝突。爸爸帶他來找我，結束的時候，要約下一次見面，爸爸板著臉說，不用了，我看沒啥事，就是打得輕。
當時，孩子就在診室的桌子邊圍著我轉，不想走。我就看著他，想像5年後或者10年後，這孩子長大了會怎麼樣……我見到的很多小時候老被家長打的孩子，長大了就會有暴力傾向。
最後，我也只能看著他走。我在督導的時候，很多專業人員會很自責，覺得我沒有保護好這個孩子，但這是整個體制缺失的問題，我們只是其中的一環，也只能做好份內的事，我們總不能把孩子接回自己家，我們也沒有這個權限。我也在想，有沒有可能成立一些這樣的機構，就針對某一個特殊困難的群體去開展這種服務。
圖源《天空之城》
4
專業治療結束之後，很多時候還需要後續的康復治療，在這個方面，目前我們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我們跟德國接觸比較多，專門請德國老師來講過德國的系統式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他們談到，德國是從1975年開始精神衛生體系變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是推動社區精神衛生服務，讓那些大的專科病院，慢慢地變小。因為，我們治療的最終目標是要讓患者重新回歸家庭，真正地回到社會。
在縮小精神專科病院的同時，他們在擴大社區精神服務，患者出門就可以到社區配藥，那裡還有很多康復的活動，有社工，有各種治療師，患者們可以開始練習怎麼回歸社會。在德國，法律還有一項規定，叫「Home Visit」，醫生可以隨時去患者家裡家訪。當時，聽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學員就說，我們也想去，但被人家給轟出來了，不讓去。但在德國，這是有法律規定的。社工諮詢師上門，家庭必須得接待，你不接待，幾次之後，監護權直接就沒了。
相比較德國從1975年開始變革，我們的起步的確比較晚——從2015年開始，衛生部也出台了全國心理衛生指導意見，在我看來，這也標誌著中國的精神衛生開始得到重視。
對於兒童青少年來說，在整個體系健全之前，學校也需要承擔更重要的作用。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學校給老師做培訓，因為孩子最多的時間都在學校，老師相對容易發現問題。但老師跟家長說孩子有問題，家長有時會覺得老師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因為很多學校的機制是，如果孩子病了，考核就可以不算了，但也不影響老師的獎金，這就導致老師有時也挺尷尬的。
除了評估體系的問題，我們的老師也缺乏這方面的訓練，整個教育體系和衛生體系的合作是不夠的。孩子住了院，學習就無法同時並進。治療結束後，孩子們面臨的困難也很大，從疾病的角度來看，的確緩解了，但他要面臨學業上的困難。還有的孩子會有恥感，家長也不讓孩子說在六院住過，「要不然同學們都會笑話你，說你是精神病。」
我在德國時，去參觀他們的醫院，孩子生病了要住院，醫院和學校是有合作的，孩子在住院期間也有老師來上課，學業還是可以繼續跟進的。
但在我們這兒，很多孩子治療完可以去上學了，學校會說讓醫生寫個證明才能來上，要不然你來了之後跳樓的話，我們可擔不起責任。但寫證明就意味著得讓醫生擔責任，那我們也不能說他就肯定不跳樓，我們只能說他是好轉了——到最後就是誰都不想擔責任。
還有一些孩子，我評估完發現他生病的原因是老師體罰學生，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那怎麼辦，只能這個因素改變了，他才容易好。我就問家長，能不能換一個班，不要這個老師。家長就說，不行啊，現在一人一個ID號，你不知道換個班有多難。但是如果一方面我們給孩子吃藥、治療疾病，另一方面還要把他放在一個不斷導致他疾病的環境中，那效果是怎麼樣的，我只能打問號。
學校的規定也是一個問題。有的孩子終於可以回校園了，但一開始的時候，他肯定做不到從早上六點多去學校，到晚上九點多才回家，所以家長需要跟學校商量商量，先去半天，一點一點來，慢慢適應。但學校有學校的紀律，要來就得全天，要搞特殊就別來了。
總之，在治療內外，我們需要做到的還非常非常多。
圖源視覺中國
5
目前，全世界範圍內青少年抑鬱症的發病比例在20%左右。所以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是只有我們困難。
但很多國家，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十年來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發病率沒有明顯的增加，因為這些國家已經度過了那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社會發展是平穩的。反觀中國，最近三、四十年社會特別快地發展，物質財富積累也很快，很多問題人們來不及去消化，一下子集中爆發了。家長們面臨的壓力很大，而孩子們是社會中最弱小的那個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孩子面臨的挑戰肯定更大。
現在，我們醫院每年的門診量都漲很多。四年前，我參加過一個培訓，當時，那個老師讓我畫職業狀況，我記得特清楚，我畫得是我們醫院門口一堆人，院裡一大堆人，門診一大堆人，全是小點點，全是病人。我就跟病人一般大，都特小，淹沒在人群裡面。
最近在公眾號後台，有很多孩子的家長給我留言，包括同事、朋友也給我推薦患者，我覺得壓力特別大，因為你能做的很有限。看這些留言的時候，我就特別沉重，因為，作為一名普通醫生，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好在我們現在已經在國家層面上開始行動了，特別是疫情之後，已經在強調預防了。
我從事這項工作15年來，也能感受到一個變化——越來越多的孩子自己開始發出求救信號，他們會跟家長說我病了，我可能得了抑鬱症。他們會上網自己測，然後要求家長帶他們去看病。這在以前，是不常見的。
但比起孩子們，家長還需要更快的成長。現在，雖然越來越多的孩子會跟家長說我病了，但很多家長還是會說，沒事兒，咱扛一扛，休息休息就好了，出去旅遊旅遊就好了。直到最後孩子上不了學了，家長才覺得，哇，是個事了。
現在的孩子自傷割手腕的很多，這更像是孩子反抗的一個方式，因為他自傷之後家長才會害怕，然後會重視。還有一部分孩子割自己，是因為這樣會減輕他的痛苦。
我認識一個院士，他說他小時候放牛，沒機會上學，他的孩子被他安排到一所非常好的高中，但孩子不上。這個院士特別高傲，我覺得他的人文關懷是沒有的，他放牛娃出身，不斷地攀登，主要成就是在學術上，社會經驗其實很差，對孩子的要求也不夠合理。他覺得他給孩子的條件比他自己得到的好多了，他怎麼還怎麼怎樣，但實際上孩子有很多痛苦，他不肯聽的，也完全聽不懂。
社會壓力大，很多家長被巨大的壓力壓得身為人的本能沒了，所以去相信某一本書，然後就斷章取義地照搬。但實際上他還是不懂孩子的發展規律，不知道孩子各個階段什麼是更重要的，小學階段其實成績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身體健康，培養他的社交能力。
我在臨床上遇到很多孩子，小學時候沒玩過，也不會玩，等到中學開始受欺負，不會跟人交往，同伴就歧視他、孤立他，只要兩人一配對，他就落單。但這個時候他已經很難學會社交了，這就變成他的一個持久性的痛苦。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家長要關注孩子的一些先天特點，每個孩子生下來都是不一樣的，這個我們叫氣質類型不同。但我們的社會總是會貼標籤，你要活潑開朗，愛說話，這都好孩子。然後整天事那麼多，適應困難，到哪兒也不吭聲，內向的孩子就不好。其實我想說，先天的類型沒啥好壞。
作為家長，其實特別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的孩子，根據他的特點來養育，不是「我得把他養成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完全沒有想過孩子先天就不一樣。你得知道你的孩子什麼樣，然後順著他的那個樣去養，而不是擰著他，按自己的理想化去養。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養育的確需要遵循一些科學規律，但養育其實也是一種本能，所以一種正常的狀態應該是——我們去相信我們自己的本能，去感受本能的力量——養好孩子的前提就是你自己過得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們做家長的能把自己的焦慮放下，讓自己本能的那個部分綻放出來。如果你每天都活得很好，就是給孩子的一個很好的示範。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看著你、模仿你，你把焦點放在孩子身上，不如回到自己身上，你活好你自己，給孩子一個安全和諧的環境，然後去關注他有什麼困難，和他一起面對他的困難——這才是養育，它應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去年5月給我寫郵件的那位醫生，她的孩子在治療後恢復得不錯。幾個月前，我又收到了她的郵件。她說，這件事讓她意識到，在養育孩子的路上，她之前做得遠遠不夠，她說：「我和孩子的爸爸都很感慨，隨著孩子的成長，我們也要不斷學習不斷認知自我，才能做一個孩子喜歡的爸爸媽媽。」
這位博主接著寫道，在未成年人抑鬱症的病因里，「永遠有中式家長不可撼動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們本人不知道」。
作為一名專業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副主任醫師林紅認可這一判斷。作為一名擁有15年臨床經驗的醫生，林紅從2012年前便開始學習家庭治療，因為，「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個家庭困難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這整個家的病沒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個人是不夠的。」
在我國，未成年人抑鬱症的相關統計數據目前並不完整——《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中，唯獨沒有將18歲以下群體納入其中，而事實卻是，抑鬱症的發病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嬰幼兒時期。而在臨床，林紅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越來越多，號越來越難掛。2018年，北醫兒童發展中心曾發過一篇中國兒童自殺報告——《你知道中國是兒童自殺第一大國嗎》。報告中提到一則數據，在中國，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分鐘就有2個人死於自殺，還有8個自殺未遂。
在與《人物》的交流中，林紅反覆在強調一句話——孩子是社會單位中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在社會的劇烈變化中，孩子也是最需要關注和保護的部分。兒童、青少年抑鬱症是一個複雜的結構性問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永遠都是家長。
關於如何養育和保護我們的孩子，以下是林紅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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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很長的郵件，發件人是我們北醫的一個醫生，她上過我的選修課。郵件里，她說她家孩子上初一，疫情之後考試成績從年級十幾掉到了一百四十多。那段時間孩子經常發脾氣，說了很多讓人不理解的話，說她沒有快樂，每天都很痛苦，有時看著窗外就流淚，自己呆著會恐懼，說為什麼人要活得這麼累，是不是等她離開了就再也不會累了……還說她很抑鬱，覺得自己的身體得了很嚴重的病，心臟會突然劇痛，不敢呼吸。
這位醫生疫情期間單位也有很大的壓力，醫院家裡兩頭跑，她覺得自己也不容易。中間還發現孩子有早戀傾向，她自己先情緒崩潰在辦公室哭了半天，回家後開了家庭會議，她以為會有效果，孩子當時沒說什麼，之後每天也在認真學習，但成績依然在下降，考試連平均分都沒過。老師每天布置很多作業，孩子抱怨周末被占用，她就生氣地跟孩子講難道老師不用過周末嗎？覺得孩子不懂感恩。後來，孩子就開始發脾氣，歇斯底里地哭，情緒難以控制。
在中國，我們很多家長主要關注成績，不太關注孩子的情緒，還有孩子的人際關係，很多時候，孩子說「我心情不好」，家長就說「小孩有什麼心情」。往往等家長真的發現問題時，孩子的症狀也會更重一些。這位醫生來找我的時候就說，林老師，我無論如何都沒想到我的孩子可能會抑鬱，有心理問題。
其實，過去一年，我能感覺到孩子們心理治療的需求變大了。貫穿全年的新冠，這個全球性的突發事件讓整個世界都亂了，孩子們不能正常上學，天天待在家裡，師生關係、夥伴關係、親子關係全部都出現了混亂。疫情之後的學校，制度上也有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見過一些孩子就會特別不理解，怎麼和原來不一樣了。
其實，對於孩子們來說，同伴關係很重要，同伴是不是認可我接受我，是正常一個孩子發展人際關係的規律。但今年一切都變成虛擬的，人見不著，這些關係就沒辦法去維繫，孩子們沒辦法相互支持，所以就衍生出來很多問題。去年，我也接診了幾個因為上網課生病的孩子，他們本來跟同學關係就不是太好，一直呆在家裡面，人際關係就更成問題。
心理問題其實都挺複雜的。我們一般認為是生物易感性、成長環境和社會系統的綜合因素造成的。我在臨床上遇到過老師體罰學生，被體罰的孩子沒事，目擊者病了，這就是他個人的易感性。有的孩子天生就像蒲公英一樣，特皮實，怎麼都不容易有問題，但有的孩子就像蘭花一樣，很脆弱。
除了個人的易感性，社會系統的因素也很重要。因為小孩子的大腦特別是前額皮質還沒有發育成熟，不太能控制情緒，抵抗壓力。過去一年，整個世界都因為新冠停擺了，一切都不像過去那樣是相對確定的，家庭的壓力也增加了，整個社會的壓力水平都在變大。大的系統如果出現問題，孩子是最敏感脆弱的，就會更容易生病。
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的症狀和成年抑鬱症也很不一樣。很多孩子的心理問題，會表現為軀體的症狀，比如頭疼、牙疼、腳後跟疼等各種疼痛，還有的眼睛疼，發燒。家長一般都會帶他們在各大醫院檢查，花好多錢，拖了很長時間也不好，很久之後才意識到，這是心理或精神的問題。
成年抑鬱症的患者大多會很蔫，一點勁兒都沒有，但兒童、青少年的抑鬱症則可能正好相反，他往往不那麼打蔫，會很容易發脾氣，很暴力，跟青春期很不好區分。所以，這個診斷就挺難的，大多數專業工作者也不主張「戴帽子」，好多醫生會在診斷後面畫個問號。
孩子們到醫院來，我們兒童精神科醫生會先進行評估，給一個初步的診斷，比如這孩子就是一個情緒行為問題，或者狀態學診斷，抑鬱狀態，焦慮狀態，而不是給一個疾病學診斷，抑鬱症，或者情感障礙等等。
但從神經的可塑性上來說，成人抑鬱症的治療會更慢，年齡越大，改變的可能就越小，而孩子的症狀調整起來可能會很快，越小的孩子，他們的症狀受環境的影響越大，你給他一點點理解和支持，他就好得特別快。
圖源《極限17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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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剛做兒童精神科的醫生時，很容易指責父母，覺得是父母把孩子逼病了，這是家庭的問題、學校的問題，最後卻讓孩子病了，會有很多身為媽媽的憤怒。但這樣就導致很多家長做著做著治療就不來了，因為父母覺得自己被指責了，還有的家長會覺得孩子就跟我親了，好像我把孩子搶走了。
2009年時，我開始轉向家庭治療。兒童、青少年的家庭治療最早興起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當時，醫生髮現傳統的治療有一個問題，孩子來醫院治療，差不多好了，出院回去沒多久又復發了，又來，治好了，回去又復發。還有一個現象是，孩子治好了，但媽媽自殺了。當時醫生們就想看看這些孩子的家裡是什麼情況，後來果然發現，很多孩子都是有家庭問題的，所以就把治療的目光集中在了家庭上。
家庭治療有系統觀，就是我們跟家庭一起從生物、學校、家庭和社會大的系統去看，我的孩子怎麼了，什麼時候開始抑鬱的，表現是什麼，誰先發現的，那你們各自的觀點是什麼，大家有什麼不同意見，讓大家一起去相互理解。
我們通常會先畫個家譜圖，爸媽，姥姥姥爺，保姆都畫上。有時候也會擴大成家庭幫助者地圖，跟孩子有關係的所有人都納入進來，例如老師、夥伴。起點是孩子有一些問題，我們要讓孩子改變，但是我們會和家長一起去看孩子的狀態可能跟什麼有關係，然後通過每個人自己的改變，來幫助孩子發生改變。
其實，主體還是父母去推動這些改變。但有些孩子的父母，真的病得很重。
我們的兒童病房裡，都是病得比較重的，大部分都是自殺傾向。他們普遍會說，我媽我爸比我病得重，把我送來住院，他們不來，讓我吃藥，他們不吃。
我有一個來訪者，上初三，他爸爸帶著來找我，說兒子病了。我們有一個治療的工具叫格盤，就是一堆小木頭人，讓孩子去擺，能很快看到問題在哪兒。
我讓那孩子擺格盤，他把自己擺在前面，旁邊站著一大堆同學、老師，看來他在學校人際關係挺好。但爸爸媽媽就離得特別遠，他爸當場一看就竄了，說你什麼意思，你把我擺那麼遠。我一看這樣，就判斷孩子的問題不太大，他爸爸問題更大。
我讓爸爸先出去，先跟孩子聊聊。然後就得知這個爸爸有暴力傾向，和孩子的媽媽離婚了，再婚後又家暴孩子的繼母。他帶孩子也是因為總覺得孩子跟他較勁，想讓我幫他把孩子變得老實。
我臨床上還遇到過一個孩子，才三年級，在學校常常跟老師鬧矛盾，鬧到不能上學了。後來了解之後我才知道，他爸爸常常在家打他媽媽，他知道要保護媽媽，每次爸爸打媽媽他就報警，報了好幾次，可是警察來了之後，他媽都說沒事兒，他非常生氣。最糟糕的是，他媽媽被打之後還老給他看，你看我這兒又紫了，就是你爸打的，兒子啊，你快好好學習，等你長大了，考了好大學，媽就跟你過，不跟你爸過了。
一個三年級的小男孩，每天這種環境，他受得了嗎？他就在學校跟老師打架。老師覺得特委屈，我正常批評，別人沒事，怎麼他就會暴怒？真相就是爸爸對媽媽的暴力，影響到了他在學校跟老師的關係。
我以前經驗不足的時候，特恨家暴，會說「快離了吧」。後來經驗豐富了，就明白了要尊重每個人自己的選擇，你要相信一個人在這段關係里一定有他的獲益。比如這個孩子的媽媽，她的選擇就和她的原生家庭有關，她自己的父親就打她母親，所以她習慣了，每次丈夫對她施暴後都會給她買禮物，兩人很快就變得特親，她還挺高興。
但我需要讓這位媽媽知道，這婚姻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但你不能老在這樣的一個狀態里，你利用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承擔了很多，孩子在學校和老師的關係背後，影響因素其實在家裡。
我也跟孩子說，你爸跟你媽的關係，是他倆的事，跟你沒有關係，你還小，你要怎麼保護好自己。後來，那對父母不會在孩子面前發生衝突了，媽媽也不會再去跟孩子訴苦了，過了一段，孩子就回去上學了。
我還遇到過家長，說給我十萬塊，把孩子交給我了，讓我給治好。我說這不是辦法，問題是他早晚還得回你家。
對於兒童青少年來說，父母的作用太強大了，父母如果不變的話，孩子的那點改變瞬間就消失了。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改變，父母變了，你理解他了，孩子的問題就消失了——孩子是最容易吸收整個家庭困難的，孩子病了，往往都是家病了，如果這整個家的病沒有治好，你只治其中一個人是不夠的。
圖源《小歡喜》
3
其實，在家庭治療方面，我們是有優勢的，因為中國家庭的關係比較緊密，之前德國的老師來中國教家庭治療，他們都會很羨慕中國的家庭關係，整個家庭對孩子的問題也都是很重視的。但在疾病意識方面，我們還比較缺乏，很多家長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特別晚了，孩子病得也很重了。
還有很多家長，會迴避孩子生病。有的孩子媽媽都帶著來看好幾年了，爸爸還覺得孩子沒病，其實是無法面對。也有的爸爸帶著來看，媽媽就受不了，覺得不要老往六院跑。我聽一位家長描述過，別人介紹她可以到北大六院來看看，「然後我站在門口一看這是精神專科醫院，我有多麼受不了，多麼難邁進來。」
即便進了醫院，還有一個大問題，這不僅是目前國內兒童精神科的困局，也是整個精神科的困局——精神科醫生的規範化培訓裡面，沒有心理治療的培訓。
在國內，很多是孩子得不到很規範的系統心理治療，特別是一些中小城市，精神科醫生都沒有，更別說兒童精神科醫生。大部分精神科專科醫生能做到的，只是給一個初步的診斷，如果無法靠自己調節過來，就開一些藥。或者不開藥，定期再複查，大部分也就做到這一步，沒有各個流派的心理治療。
很多醫生也不太會跟家長談，談著談著就容易變成指責。家長們接觸的，很多都是年輕的管床大夫，就覺得你這麼年輕，居然還說我，你的方式我接受不了。所以好多醫生的困擾就是，家長可太氣人了，說了也不聽。
還有一些家長來六院看了一兩回，沒掛上兒童的號，就掛成人的號。其實對兒童，成人方向的醫生經驗不是特別多，孩子們生病的時候又不會好好配合，這樣一來家長們對醫院的服務也不滿意，後來就不看了，覺得沒什麼事。結果後來發現孩子開始割腕、自傷，家長覺得不對，又開始看。
也有人問我，現在社會上也有很多心理諮詢師，他們是否也能給孩子們提供幫助？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這個問題也有它的難點——在醫院，精神科醫生缺乏心理治療的培訓，而在社會上，那些執業的心理諮詢師則缺乏醫學相關的知識。
一個心理諮詢師完善的培訓體系，應該包括心理學的培訓，有理論有技能的訓練，還要有醫學的培訓。在美國、德國這些已開發國家，他們都會要求心理諮詢師有在醫院工作一年以上的經歷，除了諮詢，這些諮詢師也是可以下診斷的。
對於一個心理諮詢師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學會鑑別哪些是疾病，什麼時候該止步了，然後把問題交給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去處理。但目前，中國的心理諮詢整個行業還不規範，體系也不健全，之前也有家長跟我反映說剛看了一個諮詢師，是政治老師出身，上來就說行了，交幾次錢，保你好，這就特別不專業。還有的諮詢師會污名化精神科醫生，說精神科醫生凈讓孩子瞎吃藥。
除了意識的缺乏，專業醫生、治療師的缺乏，在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還需要在制度上給孩子們更多的保護。
我們一些醫生經常說，明顯是家長的問題導致了孩子生病，但父母就是不配合。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德國，他們是有相關法律法規的，被鄰居舉報或者醫生舉報，說你的孩子有問題，政府就會安排專業人員上門來調查和治療，家長必須得開門。如果不配合，就有可能被取消監護權。
此外，當地還會有一些公益機構，由政府和企業出資辦的，那些在家裡遭受暴力的孩子，會被暫時放到那裡，避免更多的傷害，也能同時接受專業的治療。在學校，如果老師發現孩子受到家庭的影響，就可以幫忙聯繫這個機構。但在我們這兒，這個部分還是比較缺失的。
我遇到過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天天發脾氣，在學校和各種人衝突。爸爸帶他來找我，結束的時候，要約下一次見面，爸爸板著臉說，不用了，我看沒啥事，就是打得輕。
當時，孩子就在診室的桌子邊圍著我轉，不想走。我就看著他，想像5年後或者10年後，這孩子長大了會怎麼樣……我見到的很多小時候老被家長打的孩子，長大了就會有暴力傾向。
最後，我也只能看著他走。我在督導的時候，很多專業人員會很自責，覺得我沒有保護好這個孩子，但這是整個體制缺失的問題，我們只是其中的一環，也只能做好份內的事，我們總不能把孩子接回自己家，我們也沒有這個權限。我也在想，有沒有可能成立一些這樣的機構，就針對某一個特殊困難的群體去開展這種服務。
圖源《天空之城》
4
專業治療結束之後，很多時候還需要後續的康復治療，在這個方面，目前我們也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我們跟德國接觸比較多，專門請德國老師來講過德國的系統式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他們談到，德國是從1975年開始精神衛生體系變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是推動社區精神衛生服務，讓那些大的專科病院，慢慢地變小。因為，我們治療的最終目標是要讓患者重新回歸家庭，真正地回到社會。
在縮小精神專科病院的同時，他們在擴大社區精神服務，患者出門就可以到社區配藥，那裡還有很多康復的活動，有社工，有各種治療師，患者們可以開始練習怎麼回歸社會。在德國，法律還有一項規定，叫「Home Visit」，醫生可以隨時去患者家裡家訪。當時，聽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學員就說，我們也想去，但被人家給轟出來了，不讓去。但在德國，這是有法律規定的。社工諮詢師上門，家庭必須得接待，你不接待，幾次之後，監護權直接就沒了。
相比較德國從1975年開始變革，我們的起步的確比較晚——從2015年開始，衛生部也出台了全國心理衛生指導意見，在我看來，這也標誌著中國的精神衛生開始得到重視。
對於兒童青少年來說，在整個體系健全之前，學校也需要承擔更重要的作用。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學校給老師做培訓，因為孩子最多的時間都在學校，老師相對容易發現問題。但老師跟家長說孩子有問題，家長有時會覺得老師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因為很多學校的機制是，如果孩子病了，考核就可以不算了，但也不影響老師的獎金，這就導致老師有時也挺尷尬的。
除了評估體系的問題，我們的老師也缺乏這方面的訓練，整個教育體系和衛生體系的合作是不夠的。孩子住了院，學習就無法同時並進。治療結束後，孩子們面臨的困難也很大，從疾病的角度來看，的確緩解了，但他要面臨學業上的困難。還有的孩子會有恥感，家長也不讓孩子說在六院住過，「要不然同學們都會笑話你，說你是精神病。」
我在德國時，去參觀他們的醫院，孩子生病了要住院，醫院和學校是有合作的，孩子在住院期間也有老師來上課，學業還是可以繼續跟進的。
但在我們這兒，很多孩子治療完可以去上學了，學校會說讓醫生寫個證明才能來上，要不然你來了之後跳樓的話，我們可擔不起責任。但寫證明就意味著得讓醫生擔責任，那我們也不能說他就肯定不跳樓，我們只能說他是好轉了——到最後就是誰都不想擔責任。
還有一些孩子，我評估完發現他生病的原因是老師體罰學生，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那怎麼辦，只能這個因素改變了，他才容易好。我就問家長，能不能換一個班，不要這個老師。家長就說，不行啊，現在一人一個ID號，你不知道換個班有多難。但是如果一方面我們給孩子吃藥、治療疾病，另一方面還要把他放在一個不斷導致他疾病的環境中，那效果是怎麼樣的，我只能打問號。
學校的規定也是一個問題。有的孩子終於可以回校園了，但一開始的時候，他肯定做不到從早上六點多去學校，到晚上九點多才回家，所以家長需要跟學校商量商量，先去半天，一點一點來，慢慢適應。但學校有學校的紀律，要來就得全天，要搞特殊就別來了。
總之，在治療內外，我們需要做到的還非常非常多。
圖源視覺中國
5
目前，全世界範圍內青少年抑鬱症的發病比例在20%左右。所以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是只有我們困難。
但很多國家，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十年來兒童青少年抑鬱症發病率沒有明顯的增加，因為這些國家已經度過了那個高速發展的階段，社會發展是平穩的。反觀中國，最近三、四十年社會特別快地發展，物質財富積累也很快，很多問題人們來不及去消化，一下子集中爆發了。家長們面臨的壓力很大，而孩子們是社會中最弱小的那個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孩子面臨的挑戰肯定更大。
現在，我們醫院每年的門診量都漲很多。四年前，我參加過一個培訓，當時，那個老師讓我畫職業狀況，我記得特清楚，我畫得是我們醫院門口一堆人，院裡一大堆人，門診一大堆人，全是小點點，全是病人。我就跟病人一般大，都特小，淹沒在人群裡面。
最近在公眾號後台，有很多孩子的家長給我留言，包括同事、朋友也給我推薦患者，我覺得壓力特別大，因為你能做的很有限。看這些留言的時候，我就特別沉重，因為，作為一名普通醫生，我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好在我們現在已經在國家層面上開始行動了，特別是疫情之後，已經在強調預防了。
我從事這項工作15年來，也能感受到一個變化——越來越多的孩子自己開始發出求救信號，他們會跟家長說我病了，我可能得了抑鬱症。他們會上網自己測，然後要求家長帶他們去看病。這在以前，是不常見的。
但比起孩子們，家長還需要更快的成長。現在，雖然越來越多的孩子會跟家長說我病了，但很多家長還是會說，沒事兒，咱扛一扛，休息休息就好了，出去旅遊旅遊就好了。直到最後孩子上不了學了，家長才覺得，哇，是個事了。
現在的孩子自傷割手腕的很多，這更像是孩子反抗的一個方式，因為他自傷之後家長才會害怕，然後會重視。還有一部分孩子割自己，是因為這樣會減輕他的痛苦。
我認識一個院士，他說他小時候放牛，沒機會上學，他的孩子被他安排到一所非常好的高中，但孩子不上。這個院士特別高傲，我覺得他的人文關懷是沒有的，他放牛娃出身，不斷地攀登，主要成就是在學術上，社會經驗其實很差，對孩子的要求也不夠合理。他覺得他給孩子的條件比他自己得到的好多了，他怎麼還怎麼怎樣，但實際上孩子有很多痛苦，他不肯聽的，也完全聽不懂。
社會壓力大，很多家長被巨大的壓力壓得身為人的本能沒了，所以去相信某一本書，然後就斷章取義地照搬。但實際上他還是不懂孩子的發展規律，不知道孩子各個階段什麼是更重要的，小學階段其實成績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身體健康，培養他的社交能力。
我在臨床上遇到很多孩子，小學時候沒玩過，也不會玩，等到中學開始受欺負，不會跟人交往，同伴就歧視他、孤立他，只要兩人一配對，他就落單。但這個時候他已經很難學會社交了，這就變成他的一個持久性的痛苦。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家長要關注孩子的一些先天特點，每個孩子生下來都是不一樣的，這個我們叫氣質類型不同。但我們的社會總是會貼標籤，你要活潑開朗，愛說話，這都好孩子。然後整天事那麼多，適應困難，到哪兒也不吭聲，內向的孩子就不好。其實我想說，先天的類型沒啥好壞。
作為家長，其實特別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你的孩子，根據他的特點來養育，不是「我得把他養成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完全沒有想過孩子先天就不一樣。你得知道你的孩子什麼樣，然後順著他的那個樣去養，而不是擰著他，按自己的理想化去養。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養育的確需要遵循一些科學規律，但養育其實也是一種本能，所以一種正常的狀態應該是——我們去相信我們自己的本能，去感受本能的力量——養好孩子的前提就是你自己過得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我們做家長的能把自己的焦慮放下，讓自己本能的那個部分綻放出來。如果你每天都活得很好，就是給孩子的一個很好的示範。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看著你、模仿你，你把焦點放在孩子身上，不如回到自己身上，你活好你自己，給孩子一個安全和諧的環境，然後去關注他有什麼困難，和他一起面對他的困難——這才是養育，它應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去年5月給我寫郵件的那位醫生，她的孩子在治療後恢復得不錯。幾個月前，我又收到了她的郵件。她說，這件事讓她意識到，在養育孩子的路上，她之前做得遠遠不夠，她說：「我和孩子的爸爸都很感慨，隨著孩子的成長，我們也要不斷學習不斷認知自我，才能做一個孩子喜歡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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